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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筑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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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筑研究论文

我是强。我说看着咋那么熟悉呢,原来是铭铭提的问题啊,下面的答案好像不太够啊····我们还要在努力了····

隋唐凡三百二十七年(581年-907年),经过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国力强大,声威远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唐文化也因此呈现出一派繁荣自由的景象。在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整体文化氛围中,唐代人创造出一种真诚、豪迈、富有独创精神的建筑艺术风貌,建筑装饰艺术也具有质朴、多样而不失精美的特点。之后的五代十国(907年-979年),由于事,经济处于萎缩阶段,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虽大多仍袭唐制,但比较粗糙,远不如唐代的大方浑厚与精致。作为建筑装饰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柱子装饰也因此产生出富有时代气息又符合自身特点的艺术风格。通过对国内现存的石窟、墓葬、佛寺等的柱子装饰实例和敦煌壁画、绘画中所表现的柱子装饰形象,以及古代文献中对柱子装饰的记载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柱子装饰具有以下诸多特点。1、此时,彩画已成为柱子装饰的主要手段,雕刻柱子的作法还在一些佛寺、宫殿等高级建筑中有所保留,但已不普遍。其他装饰手段,如用金银、织物、铜镜等包裹柱子的方法,虽在极个别的建筑中还在使用,但主要是作为彩画的一种样式而存在,即用彩画模拟金银织物包裹柱子的形象,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柱子彩画样式。敦煌唐代壁画中的大量建筑形象上,柱子常饰有这种彩画,柱身中部约当全柱高度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一段绘团花图案,上下以水平线道为界,好似织品围裹的效果(图2)。2、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虽不能动摇隋唐时期相当完善的木构体系,却为建筑装饰带来了丰富新颖的颜料色彩、装饰纹样和构成方法,比六朝时期更有发展。此时流行的团花、连珠、莲瓣、卷草等图案都是外来纹样与本土纹样结合的产物,并在柱子彩画上均有体现[18]。团花大量使用在中唐时期的柱身上,卷草花卉图案则在唐末和五代时期被广泛用作柱身遍地花纹。连珠纹一般用作水平饰带,将柱子分成几段,或作为仰覆莲的束腰。莲纹继承南北时时期雕刻柱子的做法,柱头用覆莲瓣,柱脚用仰莲瓣与柱头对应,柱中则用束莲。3、隋及初唐时期,柱子的形象比较质朴,即使是比较重要的建筑,如宫殿、佛寺等,大多亦仅通刷丹、朱、赭等红色系列[19],与大片白墙形成“朱柱素壁”的对比效果;也有在柱头、柱中、柱脚处稍作装饰的(图3)。到中唐以后,柱子彩画逐渐繁丽起来,柱子中段往往绘有织物包裹的形象,以交错布置的团花图案为多,并以水平线道为界。到晚唐五代时期,柱子彩画更是华丽,柱身不再分大约均等的几段,而是将整个柱子分成柱头、柱脚、柱身三个部分[20],与北宋《营造法式》中的构图方式已颇为类似,柱身满饰卷草花卉纹样,产生遍地华的彩画样式,个别也有绘天王等人物形象作装饰的[21]。4、隋唐五代的柱子彩画,大多是以朱赭之色为地或通刷,呈暖色[22],偶也用黑色涂刷柱子[23],但也已出现了青绿冷色柱子彩画的萌芽[24]。5、柱子彩画已广泛采用晕染手法[25],但叠晕手法还很少用,更没有建立成熟的叠晕制度。6、彩画中典型的构图法“双破”[26]与“一整二破”在柱子上也被广泛使用[27](图4)。以上仅是对国内非常之有限的实物与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免失之偏颇,由于唐代建筑艺术对日本的影响非常之大,又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因此对日本奈良、平安、镰仓时代唐样建筑柱子装饰的研究[28],可以弥补以上分析的不足。现对上面的总结作以下几点补充:1、此时日本建筑的大多柱子也是涂刷单一的色彩,常用朱红色或素木色,偶有黑色[29]。特别重要的建筑,如当时的阿弥陀堂内部的中心四柱,往往装饰华丽[30],色彩除了呈现暖色调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出现青绿冷色调倾向[31](图5)。可见在唐代中国本土也应该已有青绿柱子彩画的出现,这为上述第四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日本建筑的柱子彩饰常用连珠纹复合而成的横向带饰将柱子分成几段,结合中国本土的实例,可以看出隋唐时期柱子上的横向带饰,非常富有特色。早期横向带饰由上下两列连珠纹组成[32];到了后期,不再用连珠纹,仅用上下两道线道围合花草图案形成横向饰带[33];直至宋代,横向带饰则完全简化为线道了。3、横向带饰将柱子分成几段,两道横向带饰之间的区域,绘圆窠,内坐佛像,这应是源自于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寺中的龛柱。唐代也很可能除了柱头、柱中、柱脚绘莲瓣而将柱分成两半或柱身遍地华的柱子彩绘构图方法外,还有这种通过横向饰带将柱身分成多段,每段绘有圆窠,内坐佛像的构图法。综上所述,从隋、唐到五代十国柱子彩画艺术经历了由隋与唐初的质朴大方到中唐时期的华丽精致再到唐末五代的繁复粗糙的发展过程。隋和唐初为初创时期,柱子彩画承接南北朝时期的风格,唐末五代国力衰弱,开启了宋代小巧雅致的艺术风格。唯中唐柱子彩画艺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大方自然、浑厚精致、绚丽华美的总体艺术格调。四、宋元明清时期的柱子装饰宋代的建筑艺术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宋代的文人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超越了以前任何时代,他们所欣赏的审美趣味使得整个时代的建筑风格趋向细腻秀美,而少了唐时的豁达壮阔。而城市经济的发达又使人们逐渐关注现实生活,艺术中融入了许多世欲化的东西。统治两宋的理学思想更使宋代的艺术风格趋向严谨含蓄合理,但也失去了唐时的创造力。柱子彩画也受到了宋代总体的艺术格调的影响,表现出典雅平易的特点。研究宋代柱子彩画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现存原实物;二是《营造法式》。对所能找到的仅有的实物遗存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柱子彩画也呈朱红暖色调,有以下几种情况。1、柱子通刷土朱,偶而在柱头上饰植物花纹、云纹等[34]。2、柱头上绘有各种花纹,以仰覆莲为主,柱身则在红地上满饰植物花纹[35];或柱头与柱身连为一体,在红地上绘各种图案,以植物纹样为主[36]。3、在通刷土朱的柱子上,于柱头、柱中柱脚三处,绘莲花图案作箍头[37](图6),这种装饰继承唐代的风格,在宋初时有所见,之后则很少出现,为遍地华样式所取代。《营造法式》对北宋时期不同等级的柱子装饰作了系统的总结,使我们能对宋代的柱子样式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营造法式》中描述了柱子彩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营造法式》柱子彩画,基本分成柱头、柱身、柱脚、柱四个部分进行区分和彩绘,用线道界分。柱彩画只有五彩遍装、碾玉装、青绿叠晕棱间三个高级别彩画才有,多作叠晕莲花,这可以使得本柱身与石柱础之间在视觉上有一个顺畅的过渡。2、柱头之长度与入柱额同高,而柱脚大多与柱头同高,其余为柱身,是柱子的主干,柱身通过叠晕线道与柱头、柱脚相隔。3、柱头之花纹为细锦、方胜等几何纹,取其静势,以衬托柱身的主体彩画,柱脚彩画只有五彩遍装与解绿装有,纹样与柱头基本相似,碾玉装与柱身连成一体,直接落于柱之上。而丹粉与黄土刷饰的柱脚与柱头相通,一律刷丹。4、建筑装饰的等级制度鲜明地体现在柱子彩画中[38]。5、柱身彩画是柱子彩画的主要装饰部位,以五彩遍装为例。柱头作细锦与琐纹,柱脚仅作细锦,柱质为青、红叠晕莲花,这些都是铺垫,规则的几何纹与莲瓣等静态纹样,以衬托柱身华丽而富于动态的装饰图案。柱身为海石榴花等一品花纹,花纹中还间杂以飞凤等鸟类图像,还有用四入、四出等窠内,间以龙凤、化生等图样。其中龙凤、化生等动物、人物纹样才是柱子彩画的中心主题,柱身内的植物花纹,一般也只起到界定与衬托作用。其他几个品级的彩画,亦是如此。6、柱子彩画中,除了丹粉与黄土刷饰外,基本是以青绿冷色彩画为主[39]。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宋代柱子彩画的整体印象。1、彩画是柱子装饰的最主要的手段,雕刻柱子还偶有出现[40]。其他金玉、珠翠、锦绣等几乎不再用于柱子装饰。2、在唐代开始出现的青绿冷色调柱子彩画的萌芽,到北宋已相当成熟,并迅速发展到高峰,被记录在《营造法式》中,但未有实例支持《营造法式》的记载,之后迅速销声匿迹了。3、此时柱子彩画的叠晕已有明确的制度,不似唐代,还以晕染为主。4、大约以十世纪与十一世纪之交为界,前期彩画的施用几乎包括柱子的全部,它继承了唐代的诸多特点,并再向着繁丽华奢的方向发展。后期逐渐发展为只施用在梁架上,柱子全为通刷红色,不作彩绘,使建筑彩画艺术,繁简有所对比,强调了屋身的坚实感,突出檐下阴景部分丰富的光、色、形的变化,是彩画渐趋成熟的表现。元是宋与明清之连接点,历史不足百年,其柱子彩画多传承于宋代,但保持其蒙古族本身的文化特征。其强盛的国力,支持其建筑装饰的繁在方和略显粗糙。元大都大明殿内的大柱,也是通刷朱红。大明殿两侧的配殿,用“镂花龙延香间白玉”饰柱。广寒殿柱上刻有蟠龙,使“矫蹇于丹楹之上。”[41]山西黄城永乐宫的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的柱子也是通刷朱红。可见元代的柱子施以通刷朱红为主要保护装饰手段,只是在统治阶段的宫殿内,柱子上有奢华的装饰,如金银铜等金属装饰、玉器、木雕刻等材料装饰柱子,但已不是主流。而柱子上已不作青绿冷色。经过元代到了明清,建筑整体艺术发展到其巅峰状态。而柱子彩画发展到此时,北方官式做法柱身已不作彩画,只通刷土朱,柱头彩画只作为额枋的延续而存在,图案、色彩与额枋统一考虑。于是建筑彩画就限定在檐下上架部分。柱身素平,而显得有力量,才能在在视觉上支撑庞大的屋顶,而实际上,柱子间距加大,柱身增高,截面积变小,若再其上刻绘花纹,就会有繁琐、纤弱无力支撑之感。以上回顾了我国古代建筑柱子装饰的发展历程,可知柱子上用颜料进行涂刷和彩绘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到隋唐成为柱子装饰的主流,宋以后更是取得了一统的地位。在整个柱子彩画的发展过程中,朱红色一直是基本色调,除了在早期(春秋时代),用不同颜色涂刷柱子外,只有《营造法式》中记载了大量以青绿为主的冷色调柱子彩画。柱子彩画经历了由早期的质朴到唐宋的华丽,再到明清的简单的过程,宋代是它的顶峰。柱子装饰的另一种主要形式雕刻在秦汉和南北朝时期最为盛行,然后逐渐走下坡路,但由于其强烈的装饰效果,在皇宫、佛等重要建筑中得以保存,一直处于衰而未绝的状态之中。其他,如金玉、锦绣等材料对柱子的装饰仅在特别华丽的建筑中所有出现,从来不是柱子装饰的主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柱子装饰在早期与上架部分连为一体,后来逐渐有所分离,柱子装饰的独立性也逐渐表现出来,到了明清,二者便完全分开了

唐朝的美学思想对唐朝建筑风格的影响摘要:通过对唐代美学思想的介绍,联系唐代建筑的风格特征分析了唐初美学思潮对整个唐代建筑的影响,总结了唐代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以提高人们对唐朝建筑的认识

唐代宫殿建筑研究的论文

如果要文言文的话,可以参照阿房宫赋 两都赋和铜雀台赋,这里给你一些现代文写的

一弯新月划过精致的角楼,给高墙内洒下一片朦胧昏黄的光,故宫里显得神秘而安静.

远远望去,那一座座深红的宫殿像嵌在雪地上一样.

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金色的岛屿.

华清宫那华丽的楼阁被华清池池水环绕,浮萍满地,碧绿而明净.

那飞檐上的两条龙,金鳞金甲,活灵活现,似欲腾空飞去.

好大的一座宫殿似的建筑,金黄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在湛蓝的天空下,紫禁城那金黄色的琉璃瓦重檐殿顶,显得格外辉煌.

隋享国三十七年中,凭藉统一后的有利形势,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建设。

它创建了大兴(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座有完整规划、规模宏伟的都城。隋建东都,吸收南朝建康的优点,把南朝先进的规划和建筑技术引入北方,促进了建筑的发展。

唐惩于隋亡教训,建国之初在宫室建设上较为谨慎,宫室沿用隋代之旧,新建离宫用草顶。隋在大兴未建城楼,在洛阳未筑正式外郭墙,这两件事唐在公元654年和公元692年才分别完成,上距唐立国已三十六年和七十四年。

唐自高宗、武后时起,至玄宗前期(650~740年),经济持续发展,文化科技成就辉煌,国势进入极盛期,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公元662年,唐高宗在长安东北方的高地上兴建新宫大明宫。

这是唐代所建最大的宫殿,比现存的北京明清紫禁城大四十四倍。汉代以来,历朝都以建明堂为国家盛典,然而自汉武帝后,以后各朝均未能兴建。

武则天不顾儒臣反对,在洛阳宫拆除正殿建立明堂。明堂方300尺(88米),高294尺(86米),是唐代所建体量最大的建筑物。

唐代为控制建筑规模,订立了法规,称《营缮令》,其中规定哪一等级的官吏可以建什么规模的房屋,使用什么样的装饰,在居宅上表现出尊卑贵贱的关系。隋唐大规模建设也促进其建筑的标准化、模数化。

洛阳遗址表明,隋代在规划时已以四坊为一组,每坊方一里,极有规律。史载隋唐各城市之周长也表明,各类城市的规模按坊数分级。

隋洛阳宫、唐大明宫以及唐乾陵遗址都表明,在规划时按方100步(50丈)的方格为控制网。大明宫、洛阳宫、渤海国上京宫殿,都把主殿建在全地盘的几何中心。

现存唐代建筑都以材高为模数,以一层柱高为立面、断面上的扩大模数。这些情况表明唐代已有一整套从城市规模至单体建筑设计的模数设计方法。

隋唐对外交往广泛,西境一度到帕米尔以西的中亚一带,商业活动远及阿富汗、波斯、大食,并间接与东罗马来往。外来文化,包括宗教、绘画、雕刻、音乐、舞蹈,以及器用、习俗纷纷传入,建筑自难避免。

但此时中国建筑体系已发展至成熟阶段,并与国家礼制、民间习俗密切结合,完全可以满足使用需要,成为稳定的建筑体系,外来的建筑体系已不能动摇它。只有外来的装饰图案、雕刻手法、色彩组合诸方面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

很多外来装饰纹样,经过用中国手法表现,已经中国化,如当时盛行的卷草纹、连珠纹、八瓣宝相花等。隋唐立足本国,放手吸收外来影响,表现出一个强大、向上、有生命力的建筑体系的稳定性和自信心,而吸收这些外来影响也使隋唐建筑更加绚丽多彩。

夜晚,躺在床上,恍恍惚惚地进入了梦乡,梦里,我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看着周围的景象:亭台楼阁,高墙阔院,我惊讶的发觉,我回到了唐朝。

走在大街上,踏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四周,很美。有山,有树,有花,也有草,望着远处正在一点点下沉的太阳,已是黄昏。

店铺都准备打佯了,再晚,就回不了家了。太阳一点点的下沉,终于,完全落下了,只有我孤寂的走在那条青青的小路上,寂寞、孤独,一下子都袭向了我。

突然,我来到一座皇宫,这里,灯火通明,隐约,有歌舞的气息,我疑惑的走进去,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宫里,皇帝坐在龙位上,面前,是一群正在跳舞的女婢,舞姿,很优美,我不禁轻笑了一声,为唐朝的繁荣昌盛而笑。

我出了皇宫,沿着小路继续走着,不久,天亮了,我猛然发现,我来到了另一个时代——唐朝的中期。 道路两旁,仍旧是店铺,只是比先前萧条了许多;山还是那座山,只是比先前苍老了许多;树还是那棵树,只是比先前长大了许多;花还是那片花,只是比先前凋谢了许多……就好像现在的唐朝,虽曾百年辉煌,最终也摆脱不了历史的命运,现在的唐朝,是一朵面临死亡的花,表面虽美,而内心已经空虚。

沿着小路,走到皇宫,天色渐黑,宫里传出一阵歌舞的声音,我走进去,龙位上已经换了一个人,面前,却还是那群舞者,听到的,还是那首乐曲,只是今天听来凄婉了许多。 我出了皇宫,沿着小路继续走,不久,天亮了,我发现,我又来到了另一个时代——唐朝的末期。

走在小路上,四周,没有人,有的,只是战火的硝烟,四周,有的只是战争,唐朝这个历经了数百年岁月的朝代,它正在衰老着,马上,就会死亡,但人民却还在顽强抵抗,我看着战争,轻笑到,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唐朝注定要灭亡,何必做无畏的挣扎。突然,觉得身子越来越轻,梦要醒了吗?不,不可以,我还没有走到这条唐朝的历史路的尽头,于是,我迈这步子,一步一步,很艰难的走着,向着这条历史路的尽头走着。

一路上,陪伴着我的,只有战争,只有死亡,那是唐与梁的战争,衰老的唐朝正在尽最后的力量抵抗,可是,城楼上却换下了唐的旗帜,取而代之的是梁。唐终于灭亡了。

梦回唐朝,走在那条悠悠的历史路上,我目睹了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全过程,我仿佛懂了许多:国家追求的不应只是财富,而应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幸福。

唐代是中国古代建筑成熟时期,这时期的建筑,在继承两汉以来成就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了外来的建筑影响,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

这个体系由都市建筑、宫殿建筑、佛教建筑等方面组成。就唐代宫殿建筑而言,大明宫、兴庆宫和华清宫最具代表性,有着鲜明且彼此不同的文化特征。

唐大明宫地处唐长安城东北的龙首原前沿,地势高旷。从考古发掘可知:大明宫的平面北部呈梯形,南部呈东西长方形。

宫城内除了三座正殿———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外,另外还有门下盛中书盛翰林院、御史台、命妇院等近臣、机要官署建筑。同时唐玄宗还置“左右教坊于蓬莱宫侧”。

宫城以丹凤门至紫宸殿为中轴线,中轴线上建有三座主殿,在中轴线两侧建有对称的殿阁楼台。宫城的中部有太液池,太液池周围诸殿是皇帝后妃居住之地。

而宫城东西又对称地辟有专门供皇族游赏的园林佳区———内苑。这种建筑组群方式,使大明宫有着明显的建筑分区———即皇帝办公议事的办公区,供皇族居住的居住区以及游乐区。

办公区内的宫殿庄重典雅,居住区又沿太液池而建,而游乐区又以园林为主。这种既有区域的明确区分,又构成统一整体的布局,主从分明、左右对称的建筑组群方式,反映了盛唐建筑师独具匠心的设计风采,更体现出我国唐代皇宫建筑以正殿为主而又突出皇宫园林特色的文化特征。

唐大明宫在平面布局上有着显著特点:三座主殿,把用于皇帝会见外国使节,举行国家庆典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含元殿建在最前面,其后是日朝宣政殿和常朝紫宸殿,这种排列方式既符合实际需要又能体现封建等级观念;把举行国宴和游乐活动的主殿———麟德殿置于太液池西岸的高旷之地,距左银台门和翰林院仅90多米,这样,既便于参加饮宴的文武百官、皇族贵戚出入,又能突出皇族权威,同时也使饮宴的喧闹之声不影响办公和居祝由此可见大明宫在平面设计上,既体现出封闭性的“空间”艺术布局,也反映出统治者高高在上的统治思想。 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也是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

从构图布局分析,这座殿利用龙首原做殿基,突出了殿基的高大。阁基又高于殿基,犹如鼓风欲翔的两翼,加上上殿的坡道所谓龙尾道的设置,更增加了该殿的凌空感和宏大气势。

整个含元殿建筑群面对一个开阔的广场,似巨鹰从天而降,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宫殿建筑所呈现出的壮丽、雄浑、大气的风格。此外,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建筑遗物可知:含元殿的墙面是白色的,殿顶的覆瓦是黑色的,屋脊是绿色的,柱子是红色的,斗拱是赭黄色的,这种色彩配合使建筑物显得庄严而素净,突出了中国建筑以“厚”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麟德殿由前、中、后三殿组成,殿西建有西亭和结邻楼,东建东亭和郁仪楼。三殿相连,翼以两楼二亭,并周绕严密,构思精巧。

这种用楼亭衬托中央大殿的组合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在庭院与组群建筑的布局上,采用左右均衡对称借以突出中央大殿的建筑特色。这在甘肃敦煌唐代壁画上也有所反映。

同时,麟德殿的建筑,还开创了三殿相连的建筑形式。 总之,大明宫在建筑艺术方面多有创新,体现出我国中古时代宫殿建筑艺术追求雄浑大气、和谐统一之美的文化特色,堪称中国建筑史上里程碑式的建筑。

兴庆宫乃盛唐时期所建,占地面积2016亩,它是唐代园林与宫廷建筑相结合的典范,宫内的主要建筑如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等多呈楼阁式。这些楼阁式建筑所显示出的艺术形象,是高台基,大屋顶,大屋顶的垂脊呈弧形,屋檐也微微翘起,整个坡面呈“旋轮线”形。

“旋轮线”是最速降线,如遇大雨,屋顶上的积水可以最快速度流走。同时“旋轮线”形,不仅屋面形象很美,还起到一个重要的平衡作用,加强了柱子的稳定性,对房屋结构有利。

这是艺术与科学的巧妙结合,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屋脊的两端饰有“鸱尾”,使整个建筑更加壮观,更富有神采。

兴庆宫的建筑还采用硕大的斗拱,挺拔的柱子,绚丽的彩绘,高高的台基,有机地结合为统一体,显示出尊贵、豪华、富丽、典雅的建筑文化特色来。 华清宫是唐代帝王游乐的离宫,因此选在京城长安近郊的骊山建筑。

这座离宫依山临水自然风景优美。在平面布局上,许多殿阁分布在山上山下,掩映在花丛树林中,突出了自然风光的美韵,给人以宽松清新之感,以满足皇族贵戚来此休憩的需要。

这座离宫,主要是为皇族贵戚来此沐浴温泉而建。因此宫内建有浴殿汤池多处,正如晚唐诗人陆龟蒙所写:“暖殿流汤数十间,玉渠香细浪回环。”

为了突出山林野趣,这些浴殿建筑所呈现的外观形象精巧秀美,规模也小,而浴池外观装饰则极尽豪华。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皇宫和离宫在建筑上的不同:皇宫突出宏大的气势,庄重雄伟的风格;而离宫突出园林风光,建筑分散,多呈小巧秀美的特色。

但都达到了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统一,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宫殿建筑的文化特征,既希望人们对古城西安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也是为给今日西安建筑突出古城风貌提供资料,使古城西安能更显示出世界历史文化。

上好的白玉铺造的地面闪耀着温润的光芒,远方似有袅袅雾气笼罩着不真切的宫殿,檀香木雕刻而成的飞檐上凤凰展翅欲飞,青瓦雕刻而成的浮窗玉石堆砌的墙板,一条笔直的路的尽头一个巨大的广场随着玉石台阶缓缓下沉,中央巨大的祭台上一根笔直的柱子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与那宫殿上的凤凰遥遥相对……

只见寝殿内云顶檀木作梁,水晶玉璧为灯,珍珠为帘幕,范金为柱础。六尺宽的沉香木阔床边悬着鲛绡宝罗帐,帐上遍绣洒珠银线海棠花,风起绡动,如坠云山幻海一般。榻上设着青玉抱香枕,铺着软纨蚕冰簟,叠着玉带叠罗衾。殿中宝顶上悬着一颗巨大的明月珠,熠熠生光,似明月一般。地铺白玉,内嵌金珠,凿地为莲,朵朵成五茎莲花的模样,花瓣鲜活玲珑,连花蕊也细腻可辨,赤足踏上也只觉温润,竟是以蓝田暖玉凿成,直如步步生玉莲一般,堪比当年潘玉儿步步金莲之奢靡。如此穷工极丽,凌月倒还是第一次见呢。

接着凌月推开珊瑚长窗,窗外自有一座后园,遍种奇花异草,十分鲜艳好看,知是平时游赏之处。更有花树十六株,株株挺拔俊秀,此时夏初,风动花落,千朵万朵,铺地数层,唯见 *** 如雪初降,甚是清丽。一弯新月划过精致的角楼,给高墙内洒下一片朦胧昏黄的光,故宫里显得神秘而安静。远远望去,那一座座深红的宫殿像嵌在雪地上一样。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金色的岛屿。华清宫那华丽的楼阁被华清池池水环绕,浮萍满地,碧绿而明净。

正红朱漆大门顶端悬着黑色金丝楠木匾额,上面龙飞凤舞地题着三个大字‘风雅涧’。

天阶夜色凉如水,窗内红烛摇曳,窗外细雨横斜,积水顺着屋檐悄然滴落,在地面晕开一圈涟漪,似叹息似挽留。我熄了烛火,推开吱呀的窗,抱着膝盖坐在床沿,凝视窗外飘飞的雨丝。

描写古代宫殿的句子如下:

1. 大殿的四周,古树参天,绿树成荫,红墙黄瓦,金碧辉煌。

2. 殿内金碧辉煌,金身大肚弥勒佛正在捧腹大笑,两边四大天王身躯魁伟,栩栩如生。

3. 宫殿金顶、红门,这古色古香的格调,使人油然而生庄重之感。

4. 好大的一座宫殿似的建筑,金黄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5. 琥珀酒、碧玉觞、金足樽、翡翠盘,食如画、酒如泉,古琴涔涔、钟声叮咚。大殿四周装饰着倒铃般的花朵,花萼洁白,骨瓷样泛出半透明的光泽,花瓣顶端是一圈深浅不一的淡紫色,似染似天成。

6. 这些大殿的内柱都是由多根红色巨柱支撑着,每个柱上都刻着一条回旋盘绕、栩栩如生的金龙,分外壮观。

7.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住的地方,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8. 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金色的岛屿。

9. 那飞檐上的两条龙,金鳞金甲,活灵活现,似欲腾空飞去。

10. 殿柱是圆形的,两柱间用一条雕刻的整龙连接,龙头探出檐外,龙尾直入殿中,实用与装饰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增加了殿宇的帝王气魄。

11. 大殿由一百六十根楠木作为主体而构成,金黄色的琉璃瓦铺顶,两侧高耸盘龙金桂树,雕镂细腻的汉白玉栏杆台基,更说不尽那雕梁画栋。

12. 殿中宝顶上悬着一颗巨大的明月珠,熠熠生光,似明月一般。

13. 大殿四周装饰着倒铃般的花朵,花萼洁白,骨瓷样泛出半透明的光泽,花瓣顶端是一圈深浅不一的淡紫色,似染似天成。

14. 华清宫那华丽的楼阁被华清池6261696475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1333363396334池水环绕,浮萍满地,碧绿而明净。

15. 这里不仅宽阔,而且还很华丽,真可谓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殿的四角高高翘起,优美得像四只展翅欲飞的燕子。

隋唐宫殿:隋代营大兴城,于宫城前创建皇城,集中官署于内。宫内前朝一反汉至南北朝正殿与东西堂并列,即大朝与常朝横列的布置,追绍《周礼》古意,比附三朝五门南北纵列的布置方式,在中轴线上,于宫南正门内建太极、两仪两组宫殿。唐承隋制,仅改殿门的名称。唐长安大内以宫城正门承天门为外朝,元旦、冬至设宴会,颁布政令,大赦,外国使者来朝等,均在此举行。门内中轴线上建太极、两仪两组宫殿,前者为定期视事的日朝,后者为日常视事的常朝。五门依次是:承天门、嘉德门、太极门、朱明门、两仪门。这种门殿纵列的制度为宋、明、清各朝所因袭,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宫殿布局的典型方式。唐高宗时在长安城东北外侧御苑内建大明宫。前部中轴线上建三 组宫殿,以含元殿为大朝,宣政殿为日朝(又称“正衙”),紫宸殿为常朝(又称“内衙”)。内廷殿宇则自由布置,并和太液池、蓬莱山的风景区结合,这是汉、魏以来宫与苑结合的传统布局。隋、唐两代,离宫也很兴盛,重要的有麟游仁寿宫(唐改为九成宫)、终南山太和宫(唐改为翠微宫)、唐时的华清宫等。在赴离宫的沿途又建有大量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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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美学思想对唐朝建筑风格的影响摘要:通过对唐代美学思想的介绍,联系唐代建筑的风格特征分析了唐初美学思潮对整个唐代建筑的影响,总结了唐代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以提高人们对唐朝建筑的认识

唐代建筑论文参考文献

建筑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接地气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毕业论文是每个大学生都必须通过的,毕业论文是一种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怎样写毕业论文才更能吸引眼球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建筑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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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建筑学毕业论文选题

1、室内外气温对建筑围护结构吸收太阳能的影响

2、鲁西南地区门墩石造型、纹样初探

3、室外气温和保温层位置对间断供暖房间能耗特征的影响

4、极少主义室内光环境设计研究

5、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6、老年人建筑的自然光环境设计初探

7、杨凌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研究

8、襄城县古城墙遗址保护公园规划设计

9、光导管照明系统的配光及应用研究

10、BIM技术在钢结构工程建设阶段的应用

11、民营建筑企业项目团队核心利益相关者冲突管理研究

12、市政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应用研究

13、长春七天酒店(火车站店)装饰工程的成本管理研究

14、国学中心项目施工成本控制研究

15、黑龙江移动枢纽楼建筑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研究

16、呼和浩特市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发展战略研究

17、包头市A装饰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18、南京国际金融中心续建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19、国有施工单位材料采购管理研究

20、基于互联网+的PMIS的运维管理研究

21、建发集团观澜丽景二期项目工程造价管理研究

22、俄侨文化影响下的中东铁路建筑及其历史价值研究

23、建筑艺术表现在房地产经营销售策略中的应用研究

24、吉林鼎鑫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25、湘黔古镇聚居文化和建筑空间形态研究

26、“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税负影响分析

27、BIM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28、基于FIDIC合同条件的承包商索赔研究

29、基于分项计量的空调系统能耗诊断的实用研究

30、基于VE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研究与应用

31、建筑施工项目安全文化建设研究

32、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系统在独立式住宅中的应用研究

33、青岛地区农村钢结构住宅热桥的热工分析

34、英谈村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研究

35、我国建筑业营改增相关问题研究

36、延长油田中心化验室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37、低气压下噪声环境对人体舒适感影响机理的研究

38、青岛市住宅建筑室内热环境的实测与研究

39、晋鲁地区民居烟囱的建构技术与文化意义研究

40、挣值法在中铁一局二公司项目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41、我国工程承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对策研究

42、冯坪办公楼项目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研究

43、ZHGY集团管道安装项目预算控制研究

44、延长石油南区采油厂办公楼建设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45、NK集团土地整理项目的成本管理优化研究

46、延长油田崖里坪住房小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47、基于公司战略的建筑企业多项目管理研究

48、注册造价工程师诚信评价体系研究

49、HCE集团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50、K公司固定资产质量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

51、基于BIM的框架结构参数化设计研究

52、智能型太阳能LED路灯控制器的研究

53、青岛里院建筑保护与改造模式研究

54、基于博弈分析的绿色住宅发展研究

55、青岛市大型公建能耗现状评估与预测研究

56、符合被动式围护结构热工标准的“抬梁式”农村住宅构造方法研究

57、我国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58、基于可操作性目标的城市色彩设计方法研究

59、基于BIM的规则建立在建筑设计阶段应用研究

60、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61、工程招投标中违规行为分析与监督机制完善

62、BIM技术在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63、商品房住宅项目成本管控的研究

64、以“美居购”网为例探析家居软装电子商务经营

65、建筑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66、“营改增”对建筑业税负影响分析及对策

67、北方寒冷地区农村住宅保温结构一体化设计研究

68、北戴河新区国家级绿色建筑示范区创建研究

69、河北省建材产业物流指数研究

70、挣值法用于建筑工程成本控制的研究

71、高层住宅小区风环境数值模拟研究

72、绿色建筑运营阶段隐性成本估算模型研究

73、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工程项目人工成本优化研究

74、工程项目供应链材料采购成本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

75、高温影响的舒适度模型研制及在我国南方城市的应用

76、唐华清宫景区气候适宜性空间格局初探

77、施工现场建筑工人作业疲劳的影响因素研究

78、基于热管置入式墙体的小型建筑能耗数值分析

79、中铁咨询集团公司财务与资本运营子战略研究

80、某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研究

81、ZH公司CM科技园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82、风险理论在工程安全监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83、某研发中心与产业基地可行性研究

84、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85、青岛中山路商业街历史建筑保护修复研究

86、某市建筑节能检测平台建立与运行维护研究

87、基于BIM技术的建筑性能辅助商品房定价

88、建筑企业隐性知识转移影响机制研究

89、建筑施工企业工程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研究

90、现代建筑空间与水要素研究

91、算量软件在建筑工程上的应用及问题探讨

92、政府项目代建制合同管理体系研究

93、建筑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探讨

94、建筑供应链环境下的材料联合库存优化研究

95、建筑材料“暴露”手法在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96、虚实相生对空间意境营造的作用机制研究

97、基于Matlab对DEA工程建设项目评标模型的应用研究

98、西方文艺复兴绘画名作中建筑图景及其历史价值研究

99、房地产开发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100、建设工程合同信用对合同管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附:建筑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摘要:在今天的企业施工过程中,为了保证工程的效率性,做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合理地制定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条约,加大监督的管理力度,将工程的质量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保证了建筑本体的安全性,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本文针对建筑工程质量方面缺乏的相关法律条例、建筑企业质量监督的态度浅薄以及监督人员的专业素质差异过大进行讨论,根据此情况对提高工程质量的监督能力、加强施工单位的监督作用以及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政府能够大力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得到有效根治。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难题;管理方式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刺激了城市化进度的加深,作为城市化标志之一,建筑工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质量监督方面的问题。对此,国家与建筑业相关部门开始对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进行深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方面的尽力配合,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使得建筑工程的一些管理模式得到优化,也成功解决了一部分难题,但是对于日益增多的建筑工程项目来说,这些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我们保持关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问题的基础上,对于在工程进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解和归纳,总结出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保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安全性,也对建筑工程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存在的难题

(一)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当前我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是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去制约建筑工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而一部分的法律政策太过片面,监督力度明显不足以约束一个庞大的建筑工程。所以,在进行建筑工程项目时,如果施工方不遵守规定,在施工质量上大打折扣,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也没有一个专门细致的惩处管理条例。为了改善这种不良环境,我国应该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措施,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相关法律,政府在宏观上加大对工程的监督力度,一个官方的、完整的约束条例对于建筑工程的需要来说,已经是迫在眉睫。

(二)建筑企业质量监督的态度浅薄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之所以疏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负责监督的企业专员对待质量监督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缺乏监督的意识,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相关的工作无法进行。同时,企业部门对于这种消极的影响也放任不管,一个工程项目的整体都缺少相关的监督措施,导致监督体制最终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态,使得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力度越来越小,也就无法保证工程的效率。

(三)监督人员的素质差异过大

从某个方面来讲,负责质量监督的人员素质也决定了建筑工程质量监督能否有效开展。在今天,一些工程项目中安排了专门的人员进行质量监督,但是这些监督人员的专业素质有高有低,在面对质量问题时,一些人会严把大关,另一些人可能会有所放松,这种情况使得政府的监督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所以,如果负责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人员素质过低,不仅难以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也会使得政府的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二、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方式

(一)制定建筑工程质量监理制

工程质量监理制度的实行,能够大大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力度,对于工程的正确实施有着推动作用。所以,政府在大体方向上监督的同时,也要加强建筑工程监理制的规划,使得建筑工程监理制得以健全自己的形势内容,而且把监理制合法化,加强负责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的认真态度,使这些工作者负责的工程项目与法律挂钩,一旦玩忽职守就意味着违法。对于建筑工程质量监理的专门人员要进行精挑细选,这些人在工作时一定要遵守工程项目的监理机制,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对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的监督力度

建筑工程里许多的组合因素中,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建筑工程在正式开工前,对于设计人员的来历要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对于指派他的企业或者组织要进行深刻的调查,确保人员的选择没有问题。然后,对于设计人员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仔细研究,多次检查其合格性,一旦发现任何不妥之处立刻要求其做出修改,保证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完整性,对建筑工程起到决定的作用。

(三)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相关的工作者综合素质必须要高,对于工程质量要时刻进行监督,才能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方针得到有效实行。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只把重点放在怎样获取较高的经济利润上,忽视了建筑工程的质量,使得建筑工程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措施,其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在未来更加难以解决。所以,企业在挑选管理人员时要制定相应的选拔规则与制度,对于施工人员也要仔细选择,确保每一个工作位置都要有任务、有效率地进展,对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定期开展相关知识方面的工作,加强管理人员的质量监督意识,使他们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为建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语

通过以上几大方面可知,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体系对于建筑工程来说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着较多的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分散于各个施工单位或者个人,如何集中这些因素并进行妥善处理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一大难点。所以负责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者要处理好自己的工作重心,对于工程项目中实行的监督管理监制要大力提倡并严格执行,政府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对于单位及个体要及时加大监督力度,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将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在良好的监督作风下,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建筑物才能够被安全地放入市场中,人们对于建筑成品的使用才能感到放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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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论文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唐代报纸研究论文

1、中国古代报纸主要有三类:朝廷官报邸报,非法民报小报,合法民报京报。 2、对唐代“开元杂报”有详细记载的是唐代孙樵的《经纬集》的《读开元杂报》一文。 3、报房京报从崇祯末年以后才普遍使用活字印刷。 4、我国唐朝出现的古代报纸是有史料为证的,约发行于887年的敦煌“进奏院状”的发现,提供了研究古代报纸的第一个原始材料。 5、宋朝从宋真宗咸平二年起开始实行定本制度。 6、“小报”在北宋末年再现,盛行于南宋,当时被称为“新闻”。 7、中国近代报刊上出现的第一则消息是关于“月食”的,刊载于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报创刊于1815年8月5日,主编是米怜,地点是马六甲。 8、第一个打入中国本土创办中文近代报刊的西方传教士是郭士立,1833年8月,他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4年,该报上刊载的《新闻纸略论》,是中文近代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论述西方近代报纸的专文。 9、1838-1840年间,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编译外报,这些材料后人称之为“澳门新闻纸”。 10、1822年9月在澳门创办的葡文《蜜蜂华报》,被认为是我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份外文报纸。 11、英文《字林西报》是1864年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拥有人是字林洋行。1882年,字林洋行又创办中文报纸《字林沪报》,1897年,该报创办附张《消闲报》,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声。 12、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是1857年11月在香港出版的《香港船头货价纸》。 13、1872年,路透社首先在上海设立远东分社,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通讯社。 14、中国第一份政论报纸是创刊于1872年2月4日的《循环日报》,第一个报刊政论家是王韬。 15、《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美查。我国最早的白活报是申报馆于1876年创刊的《民报》 16、在北京出版的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是《万国公报》。戊戍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报纸是《时务报》,报刊宣传家是梁启超,“时务体”就是以他的政论文章为代表。戊戍政变后,改良派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宣传阵地是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清议报》,由梁启超主持编务。戊戍政变后,得以继续出版的维新派报刊是《知新报》(澳门)。 17、太平天国设立的“刷书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所办的第一个出版宣传机关。 18、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阐述他的报刊思想的第一篇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首次提出了“耳目喉舌”论。 19、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妇女报是《女学报》,是上海女学会的会刊。 20、维新时期重要思想家严复的重要译文《天演论》和《群学肄言》(部分)最初发表在《国闻汇编》 21、1911年7月,《大江报》发表了两篇著名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是詹大悲。 22、《苏报》易帜后,开设了“学界风潮”专栏,集中报道学生革命团体活动的消息。 23、兴中会办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是1900年1月25日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第一任社长是陈少白。 24、黄远生的采访四能是: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25、1872年外国传教士在北京创办了中文月刊《中西见闻录》。 26、于右任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州主等。所谓“竖三民”是指他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27、香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两家英文报纸是《德臣报》和 28、同盟会在海外创办的最重要的机关报是在东京出版的《民报》,首任主编是胡汉民,后由章太炎主编,与在横滨出版的保皇派报纸《新民丛报》展开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的大论战。 29、中国在清代末年才开始有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和《大清报律》(1908年,第一部新闻法) 30、我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是美国人奥斯邦于1923年1月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国人自办电台最早的是1926年的哈尔滨电台。 31、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其原名为《中国教会新报》,由林乐知于1868年创刊。 32、五四时期著名刊物《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主编陈独秀。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最初即发表在《新青年》上。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的第六卷第五号《新青年》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陈独秀写的《谈政治》一文,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这表明它的改组基本完成,由启蒙报刊转变为无产阶级报刊。为及时进行政治宣传鼓动,《新青年》同时创办了小型政治报纸《每周评论》,1918年-1919年在北京出版,宣传了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参加该报编辑的三位文化名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周作人。 33、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第一个党的日报是《热血日报》,主编是瞿秋白。《热血日报》办有副刊《呼声》,刊载评论、通讯和文艺作品。 34、由周恩来领导组建的延安新闻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开始试验播音,呼号XNCR,1945年9月5日正式播音。 35、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红中社”,1937年1月改为现名,1939年初,与《新中华报》分开而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第一任社长是向仲华。 36、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共产党的《译报》停刊后的第二年,改名为《每日译报》出版,以英商的名义发行,此类报纸被称不“洋旗报”。 3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是《先驱》。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创办《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的机关报,该报23年10月创刊,第一任主编为恽代英。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常用的笔名有但一、天逸、稚宜等。《青年实话》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7月,在动员苏区青年投身革命方面做出了贡献。 38、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中国记者。 39、《大公报》最早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的名义复刊出版了《大公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时,曾声称“四不”,指的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以后成为《大公报》的社训。 40、《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是戈公振,该书出版于1927年。 41、194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在沈阳创刊。 42、1926年被奉系军阀杀害的两位著名新闻工作者是邵飘萍和林白水。 43、1947年,在解放区新闻战线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运动,打击了新闻报道中虚夸不实的报道作风,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 44、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了《新青年》月刊和《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党进行思想和理论准备。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主编是李达。 45、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于1932年3月20日。 46、毛泽东1919年7月曾主编《湘江评论》,发表了一篇连载的大文章,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主办的《政治周报》于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毛泽东主编,编辑了前四期,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等文章,以子任的笔名为《政治周报》的“反攻”专栏写了一系列的犀利杂文。 47、邓小平1933年5月曾主编《红星报》 48、《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社长是潘梓年。抗战时期,周恩来曾兼任《新华日报》的董事长。1945年11月和1946年4月,《新华日报》曾先后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和《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两篇文章,与《大公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49、复旦大学新闻系于1929年正式组建,首任系主任是谢六逸。 50、长征中,红一军团的《战士报》曾详细报道红军抢渡大渡河的事迹。 51、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创办了公开机关报《解放》。 52、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进步新闻工作者曾开展拒检运动。 53、1948年,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阐述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文献。 54、陕甘宁边区面向群众的报纸是1940年创办的《边区群众报》。 55、1918年10月,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成立。 56、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两个报纸合并,改成大型的《解放日报》。1941年5月,中共中央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创刊,第一任社长是博古,第一任主编是杨松。该报于1942年改版,进一步加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无产阶级党报经验的文章,其中1943年9月1日发表陆定一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新闻学研究。 57、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社长、总编是邓拓。1950年到58年,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58、拒检运动中,国统区第一本拒检出版的书籍是《延安归来》,作者黄炎培。 59、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倡导集纳批判,目的是批判反动新闻事业,建立代表大众利益的新闻事业。 60、1948年6月,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61、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以写作新闻通讯著称,他曾反对孙中山,但对袁世凯某些专制和卖国行为表示不满,1915年12月27日在美国遭暗杀。其著作后人编成四册。 62、旧中国报业家史良才,曾任《时报》主笔,1912年10月接办《申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倾向抗日,革新《申报》,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3、五四运动时,周恩来在天津学习时,主编革命报纸《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组织革命团体,1920年1月创办《觉悟》革命刊物。 64、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中国自撰的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学的著作,于1923年出版。 65、1931年,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红星报》,由邓小平、陆定一先后担任主编。《红星报》在长征中继续出版。 66、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主编出版《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大众生活》周刊等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在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67、解放前,《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在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发表了大量的旅行游记,后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68、五四前后,我国报纸著名的四大副刊是《觉悟》、《京报副刊》、《晨报副镌》和《学灯》。其中上海的两大报纸副刊是指《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其余两刊则在北京出版。 69、成舍我所办的《立报》之所以能创当时报纸发行的最高记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大众化”。 70、著有《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通讯集的范长江,在采写这些通讯时是《大公报》的记者。 71、徐宝璜所撰的《新闻学大意》,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 参考资料:

关键词:;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 *** 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

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是中国报纸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因此,对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的综述显得尤其重要。要综述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首先要知道中国古代报纸是什么,有何特征。中国古代报纸是指在唐代出现的有确证的专门用以传播新闻的媒介而其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形式和发行与传递不同于现代报纸。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始于唐代的“报”与“状”至清代报纸。总括一千二百多年,其中既有相当发达的宋代报纸,也有尚存疑的元代报纸,明清两代的报纸各具特色,但都更加趋于为统治者服务(一)中国最早的报纸——唐朝的官报中国古代的报纸起始于唐朝。最先问世的是唐朝政府发行的官报(内容是宫庭动态,读者是首都官吏)。“开元杂报”出版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已知的最早的一份官报。唐人孙樵所写的《读开元杂报》一文,是关于这份古代官报的最早的记载。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邸报”(内容是通报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臣到朝廷索要符节的经过情节),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被发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现存的古老的报纸。(二)宋朝的“邸报”和“小报”封建官报在宋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称为“邸报”、“朝报”、“邸钞”、“进奏院状”、“状报”,“邸报”是其中最流行的称呼。“邸报”的发行机构是各地派驻首都的进奏院。“邸报”的发行制度:门下省编定,给事中判报,通过进奏院的各地进奏官“报行天下”。“邸报”的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帝的起居言行,封建政府的法令、公报,有关官吏任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重大军情)。“邸报”的新闻发布工作受到封建政府当权派的严密控制。宋朝的新闻检查制度:“定本”制度。(新闻检查制度。公元999年。为控制新闻发布,进奏院要把编好的样本送枢密院审查,通过的样本叫“定本”)宋朝的“邸报”大部分是手抄的,其中的小部分可能使用雕板印刷。“小报”起始于北宋末年,流行于南宋,被当时的读者隐称为“新闻”,是一种非官方的报纸。“小报”的内容以“邸报”所不载的大臣章奏和官吏任免消息为主,也发表过一些要求抵御金兵入侵的议论。“小报”的发行人是一部分进奏官,中央部门的中下级官员和书肆的主人。它的出版,受到当时政府的查禁。(三)明清两朝的官报和民间报房所出版的报纸明朝的官报由通政司负责传发,清朝的官报由通政司和提塘官负责传发,官报的内容经常受到皇帝和当权大臣的控制。清朝末年,通过官书局等单位,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政府官报,其中主要的有《官书局报》、《政治官报》等。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混称“邸报”。报房在京城,又从京城向外传发。内容由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官吏的奏折三部分组成)。报房出版的“京报”有报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以后,普遍使用活字印刷(明末邸报的活字印刷是我国新闻传播技术一大进步)。出版和派送京报,从明朝中叶起,成为一项公开的职业。明末的“京报”曾经刊载过社会新闻。但在官方的严密控制下,清朝的大部分“京报”只能刊载一些官方允许发布的文件和消息。清朝入关后,北京的报房曾经达到十家以上,它们所出的报纸仍称“京报”。内容与明朝后期的“京报”相近。(清末《京报》和近氏报有相似处)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我们分别对唐代,宋代,明代及清代初期中期报纸的几点认识可以分别概括为以下几点:关于唐代报纸的几点认识(一)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中国早期的报纸,始见与唐代.和现代的词义已经十分接近的"新闻"①,"编辑②"等新闻事业的常用词汇,也都始于唐代.(二)出现与唐代是最早的报纸,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三)由诸道邸吏向地方传发的时事报状,其起始时间,大约不晚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即公元8世纪初.(四)唐代已经具备印刷报纸的条件,德宗,文宗前后,不少时宪书及日历等,都已广泛地使用雕版印刷.(五)唐代的报状,是一种从官文书游历出来的原始状态的报纸.(六)唐代的报状,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介,从一开始就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控制,是后者协调封建中央和地方关系,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关于宋代报纸的几点认识(一)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代.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二)宋初的进奏院报状,由各路州郡自行委派长驻首都的进奏官分别向地方传发,其性质和发报的体制和唐代相同.(三)邸报这一名称开始见于宋代公私文献,成为当时社会上对封建官报最流行的称呼.(四)小报起始于北宋,风行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办报纸.关于明代报纸的几点认识(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闻事业到明代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更加完善.渊源于宋代小报的民办报纸获准公开出版,办报成为社会上的一项公开职业,并且出现了使用活字印刷的报纸.(二)明代官报的抄传发行活动,经过通政司,六科,提塘等三个环节.(三)明代中叶以后明间的报房获准公开营业,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送邸报为业"的人和以办报博锱铢之利的"报房贾儿".(四)明代邸报的读者,主要为朝野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五)明代的封建统治者主要通过限制抄传这个环节实行对邸报的控制.(六)明代的起义农民曾经利用揭贴,旗报,牌报等新闻传播手段来传递信息,进行对敌斗争.这些新闻传播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报纸的作用.关于明代报纸的几点认识(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闻事业到清代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走完了它的最后一段历程.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趋于定型.(二)清代官报的抄传发行活动和明代一样,经过通政司,六科,提塘等三个环节.(三)提塘在清代的新闻事业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四)清代的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五)除北京外,清代地方各省会的新闻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六)清廷对提塘和民间报房的发报活动进行了严密控制:禁止传报未经批发的奏章,禁止探听写录科抄以外的新闻,禁止不实报道,禁止伪造题奏和御批.目的都是为了的防止朝廷机密外泄和维护封建治体.严密的控制使各类报房所办的报纸日益僵化,缺少生机,在与近代化新报的激烈竞争中逐渐趋于没落.综上所述,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报纸作一个历史评价: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先民们曾经为世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和现代新闻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就首先发明于中国.世界新闻事业(特别是其中的报刊部分)得以发展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首先提供的.世界新闻事业史上最早的报纸也出于中国.最早的写在纸上的报纸和印刷在纸上的报纸都诞生于中国.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2年)出现的开元杂报,不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报纸,也是世界新闻史上最早的报纸.北宋末年(公元11,12世纪)出现的印刷报纸,不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印刷报纸,也是世界新闻史上最早的印刷报纸.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悠久,内容的丰富,是任何西方国家都难以比肩的.中国古代的报纸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古代的报纸,不论是官方的邸报,还是民办的小报和京报,都必然要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联系,受他们的制约.官方的邸报固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的宣传工具,民办的小报和京报也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下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封建统治者绝不允许可以自由报道一切消息和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报纸存在.中国古代的报纸在为当时的读者提供朝野政治和社会信息方面确实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始终没有摆脱统治阶级的掌握.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封建统治阶级掌握传播媒介,控制舆论工具,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中国古代的邸报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小报有近千年的历史.民间报房出版的邸报,京报有近400年的历史.它们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算短,但发展不快,形式内容的变化不大.在消息量和新闻的实效等方面,都难以和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新型报纸相比.这些报纸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各王朝限制报纸出版的文化政策,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安土重迁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秦人视越人之肥的封闭式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状态,都不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产生对信息的数量和实效要求较高和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的报纸.民末清初,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一度出现过这类报纸的契机,但很快就在日益激化的阶段和民族矛盾面前被当是的封建统治者扼杀了.古代报纸长期发展不快变化不大的状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以后才有所改变.但当时,旧式的邸报和京报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完全僵化,适应不了改边的要求.正像人是猴子变的,而今天的猴子却不能再变成人一样,它们已经无力实现这一历史的变革,它们只能逐渐地为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这就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后结局.① 参见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刊于1989年2月号《新闻大学》。② 编辑一词始见于初唐人李延寿所写的《南史·刘苞传》:“家有旧书,手自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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