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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的人犯罪负刑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酒后伤人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经鉴定达到轻伤及以上的，追究刑事责任。属于轻微伤的按治安案件处罚。还要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分析】醉酒犯罪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的能力，即行为人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危害程度和刑事违法性，并在此基础上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向、实施时间、地点和程序，从而对自己所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能力。根据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程度的不同，又可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不同的分类，对于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应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反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介于二者之间的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生理性醉酒犯罪因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自然应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而病理性醉酒犯罪是由于行为人饮酒引起精神病发作，对自己的行为无辨认和控制能力，这已经超出了醉酒的范围，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除此之外，复杂性醉酒和慢性酒精中毒者犯罪就当负责任。病理性醉酒的责任：既然病理性醉酒属精神疾病，不负刑事责任能力，那么实践中应严格注意病理性醉酒犯罪与其他醉酒犯罪的区别。病理性醉酒从表面看是一种醉酒状态，实质上是属于饮洒引发的精神病，属精神病范畴，是一种病态反映;其它类型的醉酒仅仅是一种酒精中毒，而非病态反映，不会有本质的不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八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摘要: 刑事司法对于规制醉驾行为之罪名“争”多“论”少,洞见其症结乃是处罚醉酒犯罪的刑事立法过于粗疏所致。醉驾肇事行为的定性,依托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结合醉驾行为人所处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状况之不同,区别对待,力求主观罪过之精确认定。基于完善立法的考量,可在交通肇事罪中增添加重情节条款,将醉驾、飙车、无证驾驶等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以达至一举多得之功效。 关键词: 醉驾行为;交通肇事;醉酒犯罪;公共安全 现代性已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形成一种崭新的“风险社会”形式。[1 ] 以交通运输为例,社会为快捷而选择了现代交通工具,在不遗余力的发展中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其带来的损害风险。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也试图运用规范制度以将风险控制在“允许”、“容忍”的范围内,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之目的。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爆发性增长,交通肇事带来的严重危害后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2008 年公安部的统计为例,2008 年我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 起,直接财产损失10. 1 亿元。因交通事故导致73484 人死亡,304919人受伤。严重的后果一再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其中,醉酒驾车肇事更是人神共愤,对其刑事规制乏力也就被广泛诟病。分析现行刑法对醉驾规制手段的缺陷,探求应对之策略,无疑是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课题。 一、当前刑事规制醉驾肇事行为之困境 我国刑法第18 条第4 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简明扼要地规定了醉酒行为人应当对其醉酒期间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对行为人醉酒期间之责任能力丧失亦或明显减弱的情况下能不能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故意或过失)以及能否减轻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却缺乏规定,充其量只是以自然法感和刑罚功利性目的实现为基础,规定醉酒人犯罪的可罚性,多有“事后诸葛”之嫌。由于缺少详细法理支撑,造成了目前醉驾肇事司法认定的疑惑和混乱。 (一) 可罚的醉酒类型范围尚未明确 我国刑法仅规定了醉酒人犯罪的可罚性,却缺少详细界定醉酒犯罪行为人之类型。广义之醉酒包括生理醉酒、复杂醉酒和病理醉酒三种。而在实际司法操作中,为证明是何种醉酒类型,就需要解析行为人在醉酒期间的精神资质并推断其刑事责任能力。对此,有观点认为,由于复杂醉酒是生理醉酒与病理醉酒的中间状况,而且复杂醉酒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只是削弱并非完全丧失,故刑事责任可适用生理醉酒予以解决,而病理醉酒可归类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之认定当中,亦没有在法条上区分之必要。[2 ] 然而,否定具体区分醉酒刑事责任类型的理由亦是以行为人在醉酒期间的精神资质区分为基础的,同“因”却逆“果”,有逻辑之谬。更为重要的是,区分醉酒类型之目的在于防止“一刀切”的刑罚扩大化。通说认为,病理醉酒状态(尤其是首次) 的行为人应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如追究刑事责任是过分苛责的,司法实务中一般将其做暂时性的“精神病”对待,但立法之遗漏使实务操作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进而需要思考的是生理醉酒之后同样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人又该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理由又为何? 由此推断,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的刑事责任能力之有无问题无法在动用刑罚的合理性论证过程中予以回避,此为限制刑罚权恣意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我国刑法没有细化行为人醉酒是自愿性还是非自愿性。非自愿性醉酒多表现为被胁迫、等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之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参照英国立法,对非自愿醉酒的限制较严格。如果被告人明知其喝的是酒,他不能仅仅因为自己低估了饮酒量或者喝酒对其的影响而宣称醉酒是非自愿醉酒。只有在被告人没有意识到他正在饮用酒类饮料,或者在特定的案件中一个人因为服用了医疗处方上的药物(假定含酒精) 而陷于醉态,才是非自愿醉酒。[3 ] 以醉酒驾车为例,非自愿性醉酒对醉酒本身绝无认识,事前亦无驾驶车辆造成损害之故意与过失的主观心态,而在其后若醉酒驾车,并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了危害行为,则应当不承担刑事责任;如若是处于限制责任能力下实施的,需依据实行行为的情形认定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进而明确刑事责任轻重。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阙如,使复杂情况过于简单化,具体到醉驾肇事的主观方面,也就难免众说纷纭了。 (二) 醉驾肇事认定罪名之困境 刑法上醉酒规定之粗疏,不仅体现在应罚的醉酒行为人范围尚未明确上,亦体现在所指向的构成要件之认定上。在目前公开的判例中,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在司法审判上亦涉及“交通肇事罪”抑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争议。① 虽然各案例中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然而对于行为人醉酒实施行为之主观方面分析的争议却从没停息过。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肇事”,从本来意义上,“肇事”既有过失引起事故的含义,也存在故意挑起事端的意思。而现实生活中的酒后驾驶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很多场合更可能是故意放任所为。[4 ]此种观点认为,醉驾行为在法律上明令禁止、舆论反复声讨的情况下仍层出不穷,体现了行为人对危害风险是可以认知的,而对危害结果是否发生采无所谓之态度,即并不反对危害风险的现实发生,与间接故意的放任心态相契合,从而在定罪上偏向“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此种观点从重塑法秩序价值、着力维护法益出发,若交通肇事罪仍以行为人主观过失为构成要件,则主张对醉驾行为规制予以提前并配合重罪量刑,即不以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为启动追诉刑事责任的要件,而以交通肇事之过失结果犯变更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发现醉驾行为即可认定造成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没有实现即为未遂,若实现了危害风险则成立既遂,量刑提高至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当前,对于醉驾行为重罪重判的观点是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的。而在其支持之声音以外,还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坚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醉驾行为人之主观方面仍然是过失,其对于醉酒行为的危害结果虽具有认识,但是轻信其有能力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且在主观上并不希望结果真实发生,与间接故意之对危害发生持无所谓的心态相去甚远,是故在定罪上仍然坚持以“交通肇事罪”认定,而对于交通肇事发生之后具有规避责任的行为,如逃逸过程中又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可根据具体情况再做判断。[5 ] 对于醉驾行为人主观方面认定的观点争鸣,杂糅了刑罚目的、刑罚实施效果等刑事政策的考量因素。但由于缺少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应罚性之分析,故有将行为人对醉酒的态度与行为人对醉酒后的实行行为的态度相混淆之虞,重新陷入功利性认定酒后行为构成犯罪之穴臼,使得对醉驾的处罚更多地受到自然法感的牵扯,而出现同类案不同罪,多种观点争论难息的状况。 二、醉驾肇事主观方面认定之厘清 如前文所述,醉驾行为出现规制乏力之重要因素在于刑事法自身“阵脚混乱”,由于没有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与实行行为关系做出明确法理梳理,从而出现遇到“醉酒”就忽略特定状态下刑事责任能力之具体认定,直接判定主体适格。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条将“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而“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直接规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样就逆向确定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存在且罪过形式只能为过失;对于为何能够对醉酒后的肇事行为认定为犯罪,逆向寻求答案为基于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规定;而刑法总则规定对醉酒行为人处罚的法理依据何在,再度逆寻答案为刑罚目的之需要,那么既然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为何不以更为严苛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规制醉驾肇事行为,就出现了以醉驾行为人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之争议的表象,将行为人对“醉酒”与“行车”两个分开阶段的行为模糊为“醉酒行车”之统一行为项下予以考察其主观心态,造成了司法争议上的简单盲目化和双方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混乱现象。是故,厘清醉驾行为人之主观方面,应当撇除表象而追本溯源,从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的行为责任能力程度认定,以及支撑处罚特殊状态下之实行行为的法理依据为着手。 (一) 醉驾行为人之责任能力状态 以现代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观察、研究表明,在生理醉酒状态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兴奋期,一般在饮进的酒精饮料中纯酒精量达20～40 毫升后急速出现,此时饮酒者自制能力有降低,爱与人争论,情绪不稳定且易于激动;第二时期为共济失调期,多在饮酒量较大时出现,醉酒人此时呈酩酊状态,言语增多,口齿不清,步态不稳,辨认能力降低,共济运动趋于失调即控制行为能力明显减弱;第三时期为昏睡期,在饮进的酒中所含纯酒精量达到100 毫升以上时,饮酒者可出现酣睡、知觉丧失、昏迷等表现,严重时可因呼吸中枢受损害而死亡。[6 ] 而依据我国对于机动车驾驶员酒精在血液中的含量认定,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 P100ml 、小于80mgP100ml 的驾驶行为为饮酒驾车;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P100ml的驾驶行为为醉酒驾车。机动车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高低亦与饮酒人自身身体素质有关, ② 从而有可能出现自认为头脑清醒之行为人,比头脑已经糊涂之行为人具有更高的酒精血液浓度之情形,是故在醉驾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兼具有限制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转向无行为能力以及无行为能力转向限制行为能力四种责任能力状态的可能性。其对于行为人刑事责任之相关影响将在下文分析之。 (二)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能否适用醉驾肇事行为 当醉驾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之时,其所实施之行为是否可因其行为能力瑕疵而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是无法回避之问题。据此,大陆法系之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于其已有详细之探讨。原因自由行为系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造成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7 ] 行为人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之行为,称为原因行为;而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基于行为人对于设定原因行为具有自主决定之能力,故以原因自由行为相称。该理论之孕育旨在作为“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的例外,通过追溯行为人制造限制或者无行为能力之主观恶性,达到规制醉酒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目的。然而随着理论细化,其理论自身亦围绕着如何解决“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之行为所指为何”[8 ] 之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9 - 12 ] :其一,间接正犯构造说。这种观点侧重于从原因行为入手,类比间接正犯理论,利用原因行为寻找实行行为的主观依据,并坚持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的原则;其二,行为意思决定说。这种观点侧重于从结果行为入手,某种程度上忽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以结果行为溯及行为人在原因行为时的最终意思决定能力,即以事前之控制力指代整体行为的责任考察;其三,相当因果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联与责任关联,就可以追究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于原因自由行为之相关论点仍在不断争论发展当中,论点间的交锋已超出本文主旨范围,在此不做赘述。而在醉驾肇事案件中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其意义在于区分了“醉酒”与“驾驶”两个阶段的行为,相较我国相关内容之法理,对于明晰行为承载之主观责任更具贡献。 (三) 主观责任之分类确定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作为论证特殊状态下的实行行为应罚性之法理,应当得到肯定。只是正如否定原因自由行为应罚性之观点所指摘的那样,“心神丧失后与丧失前的心理关联性已完全断绝,不能想象在正常精神状态下所作的决定,在心神丧失时能有意识地依原定的计划进行。倘若仍能依计划进行,即可证明心神未丧失,行为人自不能免除刑责;如谓已心神丧失,即应无责任”[13 ] ,面对__否定论的质疑,原因自由行为无法令人信服地予以释疑,不免遗憾。但是对于认定醉驾行为之责任认定已为足够。由于行为人可能在结果行为阶段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故在原因行为设定之时与结果行为具有相当因果联系时可适用原因自由行为论证行为人之主观责任关联,而在相当因果联系并不明显时即可直接认定行为人之主观责任。此为相当因果行为说之优势所在,笔者也持此种观点,即结合行为人醉酒后所处之行为能力与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共同研析。 1. 醉驾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该类行为人在结果行为开始时,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直至实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此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之能力,仅是醉酒使得其观察或控制能力降低,处于非正常行车之状态。正是基于其尚未完全灭失行为能力,是故支撑实行行为之主观故意与过失是存在的,并应结合先前饮酒行为区分为故意饮酒+ 故意行为、故意饮酒+ 过失行为、过失饮酒+ 故意行为、过失饮酒+ 过失行为四种情形。前者对自陷于限制行为能力之状态具有故意与过失两种心态,而在处于该状态之后的实行行为亦存在故意与过失之心态,既包括原先之故意在限制行为情形下较难予以扭转,也包括新生之故意心态亦或对危害发生之过失心理。 其一,在故意饮酒+ 故意行为之情形下,饮酒之故意弱化于实行行为之故意,行为人自陷入限制行为能力状态可能仅为最终完成实行行为的步骤之一,也有可能是在故意酗酒阶段无犯意或持A 犯意,而在实施醉驾行为时形成B 犯意,是故前者之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在犯意连续之时关系紧密,前心态可被后行为之主观心态吸收。例如,行为人为了实施伤害而故意酗酒并陷入醉态,但实施醉驾行为时产生了杀人的故意,此时,直接依照行为人在醉驾实行行为时之故意心态认定行为人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其二,在故意饮酒+ 过失行为之情形下,基于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不可能对自陷行为之事前恶意在认识或控制能力仅为一定程度削弱的状态下,转变为对危害结果持否定态度之过失,只可能存在自陷行为时无犯意或持A 犯意,而行为人在实现行为阶段对B 结果持过失之心态。此时之原因行为为结果行为发生之始然,若无原因行为则无结果行为,可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若故意醉酒为实施A 犯罪,则应认定为A 犯罪未遂并与过失之犯罪B 共同处罚。例如,行为人为杀A 壮胆而酗酒,在前往作案现场时因醉驾肇事致路人B 死亡,则行为人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预备) 和交通肇事罪;若故意酗酒时无犯意,仅仅因醉驾过失引起结果的,则以过失犯罪认定之。 其三,在过失饮酒+ 故意行为与过失饮酒+ 过失行为之情形下,虽然行为人对于陷入限制行为能力为过失,但因为行为人处于责任能力有所限制的状态,故对醉驾引起的结果仍以通常的方法予以考察,行为人在醉驾时对危害结果持故意态度的,则以故意犯罪认定,反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过失之心理的,则以过失犯罪认定。 2. 醉驾行为人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此时行为人已丧失辨认或控制之能力,在此种状态下行为人主观不应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主观故意或过失存在,即实行行为与责任是相脱节的。然而,从自然法感出发又需要对故意或过失陷入无行为能力之行为进行应罚性衡量,应当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论证在自陷行为之时对于实行行为之主观认识程度。基于此,也应分为故意饮酒(故意行为) 、故意饮酒(过失行为) 、过失饮酒(过失行为) 三种情形。前者为自陷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之主观意愿,括号中为行为人对后续实行行为在自陷行为实施时所持之态度。其如同琴键之黑白,白键为原音,黑键为加强音,单个键均不能涵盖和弦之音域,是故需两键同时按下,方可求得“应罚”之音律。 其一,在故意饮酒(故意行为) 之情形下,行为人追求陷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并对驾车行为具有认识,而采取希望或放任之态度时,其主观应当综合认定为故意。在故意心态中,直接故意之态度较为显见,而持间接故意之放任态度需要综合认定。 其二,在故意饮酒(过失行为) 之情形下,如甲到餐馆用餐,故意饮醉(因心情不好想要酩酊大醉) ,甲没有意识到他稍后必须开车回家,就在回家的途中撞死乙。甲在处于原因设定之时,追求无行为能力状态为故意,却并没有开车撞死人之故意,只是其对即将开车上路可能会出事的结果是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的,具有疏忽大意之过失。[14 ] 在这种情形下,其主观罪过应当综合认定为过失。同时,行为人对于结果行为亦可能持过于自信的过失,如具有多年安全醉驾“经验”的行为人“意外”地造成了事与愿违之结果,基于其深信自身能够避免危险结果,故在主观上也应当综合认定为过失。需要注意的是,在行为人故意陷入醉酒并在实行行为阶段完全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其对于结果行为之主观认定为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是较为困难的。例如,同样造成了人员伤亡,如若是行为人第一次醉酒行车即被推定为持放任态度之间接故意,那么似乎难以解释上述习惯性醉驾之行为人为什么不是基于轻信自身能力而成立过于自信之过失。[15 ] 否则会演变成为认定主观恶性小之过失取决于越轨行为的发生次数以及经验之积累,显然违背逻辑。过于自信之过失作为交通肇事类案件的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广泛而真实存在的,需要结合行为人醉酒之具体成因,醉酒中实施危害行为时之言行,对于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后的反应,酒醒后及案发后的反应等综合分析,才能做到区分情况认定。[16 ] 其三,在过失饮酒(过失行为) 之情形下,行为人对于自陷于无行为能力之状态为过失,故并不存在其对于醉酒驾车的后续行为具有主观故意的状况,而只能在原因__设定阶段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故在主观上应综合认定为过失。 3. 醉驾行为人由限制行为能力发展为无行为能力。酒精对责任能力的影响常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醉驾行为人在驾驶途中亦可能出现行为能力之转变,如在开始驾车时为限制行为能力而在一定时间之后发展为无行为能力状态,并最终在该状态下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则该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应如何认定? 理论上的分析认为,只要是在限制行为能力之状态下实行行为已经进行了的,出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后行为虽然在主观认识上与前者发生断绝,但是实质上后行为的相关行为样态与前者具有同一性,那么就不必以原因自由行为为媒介,而可直接认定责任,[17]即以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下的故意与过失统领限制行为能力以及无行为能力阶段行为之主观认定。 4. 醉驾行为人由无行为能力转向限制行为能力。醉驾行为人在实现行为开始阶段中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而由于突发事件转化为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之情形在现实当中也存在。如行为人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醉驾,肇事后猛然刺激神经,从而在“酒醒”状态下驾车逃窜又连撞数人的,可依两种不同阶段的行为分别处理,即前者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依照前述2 之情形判断,而后者“酒醒”实为仍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之下,是故考虑其重新获得有限的认识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即可直接认定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③ 据此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15 条第1 款的规定定罪处罚。”[18 ] 此认定是符合此类行为人主观特征的。 三、醉驾规制之刑事立法完善 交通肇事类犯罪之认定屡被争议并非偶然,从上文分析可见,对于醉驾行为之主观认定出现“故意派”与“过失派”之争,均失之于绝对。醉酒驾车仅为社会生活之白描话语,而行为人之刑事责任在进入醉酒状态出现的限制行为能力与无行为能力中该如何认定才是理论分析的焦点所在。故并非醉驾就不能认定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故意饮酒至无行为能力之前对实行行为持故意之心态抑或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时之主观出于故意,即可认定之。而在其余之情形下均应认定为主观为过失交通肇事犯罪。但是,精细的分析仍然抑制不了司法实践为达至功利性效果的冲动,只有补足我国刑事法规对于交通肇事类犯罪的立法缺失才能最终实现规范判定此类犯罪的目的。 (一) 相关立法建议之评析 1.对交通肇事罪进行立法修改之建议。有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之主观心态应当包括间接故意,醉驾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放任还是排斥的态度很难在其意志不清的情况下予以认定。是故在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情况下,应判定为故意,但是毕竟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追求的态度,因此不能认定为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19 ]此观点将对交通肇事罪之构造产生巨大改变而不仅只表现为增加了一种主观罪过,是不足以采信的。首先是故意仅选择间接故意在条文表述上之不便。其次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之故意态度容易与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法律法规行为本身之态度相混淆。行为人对于交通法规之违反完全可能是明知故犯,即众多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行为将严重压缩甚至实质上排除了认定行为人主观过失之心态。第三,仅为“攘外”并未“安内”,即依据违反法益之特殊性撇除其他罪名对规制交通肇事类案件具有更为直观的意义,但对于例如醉驾行为的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持间接故意还是过失仍没有在交通肇事罪内部予以解决。 另一方面,有观点主张,可以单独针对醉驾行为,在交通肇事罪中增设特别条款,并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幅度。[20 ] 我们认为,这是比较中肯性之意见。目前刑法中对于醉驾行为认定刑事责任仅依照总则第18 条第4款以及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第2 条中的内容确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只要行为人没有逃逸行为,普通交通肇事依法量刑为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也仅处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当说,仅仅将“酒后驾车”作为“定罪情节”在评价体系上是残缺不全的:其一,在第一量刑幅度中,在同样导致“死亡1 人或者重伤3 人以上”的情况,是否属于“酒后驾车”在量刑上没有任何差异。其二,在第二量刑幅度之中,即“死亡2 人以上或者重伤5 人以上”的“情节恶劣”的交通肇事案件之中,是否属于“醉酒驾车”在量刑上没有任何区别。[21 ] 特别“是以往,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70 %以上被法院判处缓刑,有的法院达90 %以上。因此,实_______践中,往往给民众产生一种错觉,出事赔了钱,就能了事”,[22 ] 直接让刑罚规制醉驾行为出现威慑力不足的情况。故可在交通肇事罪中明确分列醉驾行为条款,并以低门槛配以高量刑,在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中发现系醉酒驾车的科以“特别恶劣情节”档位之刑罚幅度,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配以最高档位量刑。 2. 设立中间罪名之建议。由于醉驾行为的危险性,有观点提出,在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还缺少一个过渡的罪名。即可在罪名的设定上,将其设定为危险犯、行为犯,如只要喝了酒,汽车一启动就可以处罚。[23 ] 此种观点以搁置前述两罪在主观方面之争议,而着手解决醉驾行为本身的需罚性问题。问题是由于类似之行为犯原为行政处罚之科处范围,若将其全部入刑,有刑法万能主义之倾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条规定的科处醉驾行为也包括暂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罚款、拘留等手段。保留对醉驾行为的处罚层次性,有利于增加行为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以及减少社会“抗药性”的程度,刑罚之猛药若广为适用,则在未来只有更为严苛之处罚才能维护秩序价值,而无舒缓之可能性。 (二) 我们的主张 以最高法院2009 年9 月9 日公布的两起醉驾肇事判例为标本,以“依法严惩醉酒驾车犯罪”为政策导向,实务中出现了治乱用重典的传统思维导向。实务中有人提出:“对于醉酒驾车犯罪,以后可能不用再争论以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了———以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惩治醉驾犯罪,基本成为了共识。”[24 ]但事实上,如果对醉驾行为完全从功利性的刑事政策考量,只简单考虑严重后果而不明晰和充分细化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将自身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实现行为应罚性,可能有动摇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根基之虞,毕竟处于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醉酒人犯罪与未醉酒人犯罪主观苛责性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是故,刑法理论应重新厘定风险社会下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界限,刑事政策应当以法的合目的性与合稳定性为宗旨,刑事司法应以醉酒行为阶段之应罚性着手,仔细认定行为人主观过错。就立法完善而言,为避免醉驾行为主观认定的困难,我们主张,完全可以在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将醉驾、飙车、无证驾驶等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对这些“马路杀手”设置可达10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如此立法,可收到一举多得之功效:一是适应了风险社会强化刑法规制的需要,满足了社会严厉惩治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期待;二是淡化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在量刑上的巨大差异,避免司法纠缠于主观方面而犹疑不决;三是统一法律适用,纯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坚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使执法机关的罪名适用少一些随意性。只有那些明显表现出故意的醉驾肇事行为才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四是减少社会公众对“同案不同罪”、“同案不同罚”的选择性执法之质疑。
这好像是 法学专业的作业题之类的 我会 可是好不容易 从学校熬出来了 不想再受那个苦 所以 自己努力吧 网上找的 老师都应该 事先看过 经验之谈来的
第二问很简单啊，先简单阐述一下犯罪主观方面内涵，然后分析酒驾者是其中哪一种（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再分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酒驾的关联性。最后得出结论最高院以此罪定罪是英明神武的，OK。
醉酒驾车，是现而今社会的一大弊病，损人不利己。人在醉酒的情况下驾车，无疑就是置自己的生命于危险中，并且置公共安全于不顾，严重点说，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公务人员醉酒驾车理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公务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国家的脸面。公务员醉酒驾车损害的不仅是公共的利益，更是国家的颜面。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查处酒后驾驶案件3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去年第四季度，公务员醉驾事故又频频发生。由此引发酒驾和醉驾问题的颇多争议。据某报载，关于醉驾一律以犯罪论处问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中，有的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会使国家公务人员在犯罪后面临开除公职处分，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亦有委员认为公职人员应率先垂范，模范的遵守法律。本人认为，暂且不论单位会如何处分公务员，至少对他的处罚应该与百姓等同起来。有的公务员倚仗自己的职位优势，在醉酒驾车之后，安然无恙，这不禁令百姓对法律寒心，对社会失望。我国的法律提倡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对公务员法外开恩，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可取的。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记6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记12分。至于对公务员醉酒驾车行为，一般的处理方法处理以上所提以外，还有单位对他的处罚，以此来端正社会风气。现在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醉酒驾车不仅触犯了交通法规，而且有可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量刑有本质的区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本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只有端正社会风气，才能减少醉酒驾车的数量。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一个一个字打的。。。。。。很辛苦。。还不是因为我写过一篇类似的论文。。。。。
1.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的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 2.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对光、声刺激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功能发生障碍，因此，无法正确判断距离、速度。 3.视觉障碍。饮酒后可使视力暂时受损，视像不稳，辨色能力下降，因此不能发现和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和标线。同时饮酒后视野大大减小，视像模糊，眼睛只盯着前方目标，对处于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难以发现，易发生事故。 4.心理变态。在酒精的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地估计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干出一些力不从心的事。 5.疲劳。饮酒后易困倦，表现为行驶不规律，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行车，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制动器的动作中间的反应时间为0.75秒，饮酒后尚能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2-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为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但是按照现行法律，一般性的酒后驾车如果没有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否则就构成交通肇事罪），主要是经济处罚；即使是情节严重的酒后驾车，最严重的也就是治安拘留15天。而全球有不少国家把酒后驾车认定为犯罪，如英国。美国也有一些州对酒后驾车者判刑。 西安交通大学马治国教授认为，随着家用汽车的逐渐普及，人车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而酒后驾车致人死亡的事故频频发生，也足以说明其社会危害性之大。因此，他认为可以讨论增设酒后驾车罪。如果驾车的人饮酒达到了一定的度（可以通过血液中酒精浓度的检测确定），就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青少年犯罪存在着：结伙作案多，严重犯罪多，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手段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龄化，及反复性强等特点。青少年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采取自身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等多种预防方法，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难题，有人将其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称为“世界三大公害”。有资料显示，我国近10年来的犯罪增长率已过24%（尚不考虑1992年起将立案标准上调的因素）（1），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据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1980—1989年的10年间，14—25岁年龄段的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自1990年以来的近10余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5%左右。（2）这中间，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我们在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上，也经常看到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其中不少是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案件。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得到了我国有关部门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3），我国也已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可以说，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但结合新的社会实际，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成因，进一步深入探析预防对策，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根据省律协刑事法律业务委员会的选题安排，笔者就此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仁。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青少年犯罪主要是依据人的生理年龄所作的犯罪类别划分。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对“青少年”的概念未予明确的界定。就其词义而言，“青少年”即指青年与少年的合称，“青年”是指人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段，“少年”指人从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年龄段。（4）理论界对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指从刑事法学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概念所下的定义。它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5）它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广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是指6—25岁年龄段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触犯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和违反道德规范的不良行为。（6）这种定义，是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将矫治的行为扩大到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不道德行为或可能引起犯罪的行为），并将这个年龄段的下限予以降低。对这个下限存有不同意见。有学者提出，应当定在10岁比较合适。其理由在于，从实证的角度，青少年犯罪人口中一般从10—12岁开始有劣迹，13、14岁开始走向社会进行违法犯罪，14—17岁进入犯罪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犯罪研究。故而指出，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7）笔者对此予以赞同。这一概念包括了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罪和已满18周岁不满25周岁的青年犯罪。前者和刑法上规定的“未成年犯罪”的范围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未成年犯罪”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而“少年犯罪”则是一个宽泛的社会学、犯罪学概念；后者的“青年犯罪”也指年轻的成年犯。（二）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犯罪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人类学家曾尖锐地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文明趋向于更高，或许还是更有价值的目标时，社会性越轨（犯罪）的可能就越大。”（8）“任何一个国家既然以现代化为自己的社会目标，不管其社会个性如何，恐怕均不能幸免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9）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犯罪的严峻态势并不奇怪。我们对待青少年犯罪亦是如此。除了前述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外，与青少年自身存在的普遍生理、心理特点（如机体需要增多、性成熟，和心理不成熟、容易感情冲动、模仿、猎奇等），以及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总体上偏年轻（10）的客观情况，使得我国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率较高。我们应针对这一犯罪现象，探讨、总结青少年犯罪的特点：1、共同犯罪、结伙作案多，带有“黑帮”性质的团伙犯罪亦有增加趋势。这是由青少年年龄小、思想不成熟和依附性强等特点所决定的。他们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胆怯心理，总感觉一个人作案势单力薄，所以就纠集多人，形成“作案氛围”，一轰而上，既能互相壮胆，又能分工合作。据报道，今年9月在安徽合肥市易山区法院不公开审理一抢劫案件，18个被告中，只有一个19岁，其他均为未成年，最小的才15岁。这是一群在城市游荡的孩子，一没钱就几个人凑在一起，窜到街上，见人峰拥而上，先打后抢。（11）更有甚者，近几年来不断有青少年组成的带有封建帮会色彩和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团伙，净干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抢劫、敲诈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有的甚至称霸一方。2001年，在北方某城市公园发生了一桩血案，一年仅14岁的少年被捆绑双手，身上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案告破后，挖出了一个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共有32人，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12岁，他们成立了“好汉帮”、“神龙教”，还有敢死队，其中有“老大”、“军师”、“打手”等。少年“黑社会”已露端倪！（12）2、严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较野蛮和凶残，往往是不计后果。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生理发育很快，但心理发展却比较慢，在思想上表现为不成熟性，容易走向歧途；并且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产生感情冲动，走向极端。这些人或行凶杀人、严重伤害，或暴力抢劫，或实施强奸，犯罪手段恶劣，带有一定程度的疯狂性。比如，据报道，去年上海市一名17岁的少女因母亲对其管教太严，竟用刀将其母亲砍杀致死。在日本，2001年初，神奈川县一所中学的两名学生因不满老师的耐心规劝，居然动手“修理”了8名老师长达1小时，造成2名老师下鄂骨折，一名怀孕女教师险些流产。时隔不久，日本西北部一中学生因不满老师的训斥，放学后用一把小刀连刺老师十刀，致老师惨死刀下。（13）3、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由于青少年年龄小，社会经验少，考虑问题比较简单，犯罪动机单纯，很少预谋，突发性犯罪比较多。笔者曾办理的一起郑××故意杀人被害人代理案（案发于1999年8月15日），仅仅是两人因打台球发生口角，郑××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将被害人连捅四刀而致人死亡。笔者还承办过一起李××抢劫案，李××是一个高中学生，平时在班上表现、学习都不错，在一天打台球时，仅仅是因跟随一个同学找另外一学校的学生出气，主犯在打人过程掏走了30多元钱，结果李××因构成抢劫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4、犯罪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龄化。在青少年犯罪中，不少犯罪手段成人化，且有不少是智能犯罪。我们所曾办过一起强奸案，三个被告均为未成年人，一个才15岁，但在对付舞厅小姐实施强奸时，显得非常“老练”。另据报道，2001年2月8日，北京海淀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本市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报案，该公司在交纳上网费时，发现在北京电报局的163上网帐号被人盗用，累计损失达40余万元。经公安部门认真排查，终于将本市第一个黑客——年轻的在校大学生卢某抓获。（14）实际上，现在很多制造病毒的“高手”都是青少年。再者，犯罪的低龄化也比较突出。13、14岁的小孩动辄拿刀伤人、杀人，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5、从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改造情况来看，反复性强，再犯的犯罪率上升。青少年模仿性强，犯罪学得很快。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既有可塑性强、易于改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反复性。在看守所、监狱的“交叉感染”，使其学会了更多的犯罪“技术”，由以前的“一面手”变成“多面手”，并且胆子更大，反侦查性更强。这恐怕是重大、恶性案件在青少年中不断发生，并且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浅析犯罪原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各种犯罪因素按其作用层次、力度及其作用机制所构成的能引起犯罪行为发生和犯罪现象存在与变化的罪因系统。狭义的概念，是指处于犯罪原因系统中，具有较大致罪力量，能够相对独立地引起犯罪结果发生和犯罪现象变化的现象及过程。（15）但“犯罪行为是一系列因素的表现，这些因素既是个别的，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并且交织在一起，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就一定会歪曲其性质。”（16）“任何孤立的引起犯罪的决定性因素，都不能发生犯罪，犯罪的产生不仅要具备许多决定性的引起犯罪的因素，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个人的人格特征，尤其是不同类型犯罪的巨大差异。”（17）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就是不良的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要对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便探寻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科学、有效对策。（一）自身原因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这里谈的“自身原因”是内因，后面要谈的家庭、学校、社会原因，是外因。青少年自身素质的好坏是决定其是否违法犯罪的关键。一些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其自身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事生非的不良嗜好和品行，自身性格的缺陷，幼稚的心理，以及自身生活需要、人格尊严得不到满足，加上法制观念的缺乏等等，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刺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二）家庭原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正如古人所言：“养不教，父之过。”这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不会管，出了问题，往往棍棒相加，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二是子女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性，父母管不了，因为没有从早期教育入手、管得晚了；三是父母对子女丧失信心，不愿管，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四是父母离异后，孩子无人管，为了自己而不顾及或无暇顾及孩子，使之浪迹社会；五是父母自身行为不端直接影响孩子，使之效仿父母，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人们总结的一句话：“问题家庭出问题少年”，确实不无道理！前文谈到的我所曾承办的三名未成年人强奸案，三个被告人的家庭都是离异家庭，其共性是对孩子缺乏关爱。法庭教育时，这三个父母都痛哭流涕，说对不住孩子，表示以后要加强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三）学校原因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学校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一些青少年流向社会、走向犯罪的重要因素。现在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导思想。尽管我国早已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有“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很多学校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一个地方教育工作的好坏，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一个学校领导的政绩如何，一个教师的水平怎么样，都要由“升学率”来衡量，来体现。学校有快、慢班之分，学习好的学生往往受到青睐，可以吃小灶，学习差的学生则受到歧视和排挤，结果是差距越拉越大。好学生一旦考试落榜，则感前途无望，万念惧毁；差学生则破灌破摔，厌学、辍学，这两种情况都容易出现问题。他们一旦流向社会，受到不良因素的诱发和影响，就会发生违法犯罪行为。2、对学生处分缺乏慎重考虑和处分后对处分生放弃教育。对违犯校规校纪的学生进行处分，是教育、挽救学生的一种手段，若运用得好，可以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起到警告、震慑作用，使之不敢、不会再犯；若运用不好，则会使受处分的学生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从此自暴自弃，在邪道上越走越远，从而滑向犯罪的泥潭。一个18岁的黑帮“老大”——王海，在其自述中谈到：“有一次上课迟到，老师罚我在教室的角落里举砖头，我心里发狠就用砖头一下砸在一张课桌上。 老师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我和他打了起来。就这样，我被学校记大过处分。我认真学习的日子也随之结束了。我和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混在一起，整天寻衅滋事。”（18）3、法制教育的缺乏或者流于形式。学校缺乏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违法犯罪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青少年学生不知什么是违法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常识，不知法、不懂法，更谈不上遵纪守法。前一段时间，笔者办理的刘×抢劫案，被告人刘×在学校、网吧门口强行向其他学生索要钱财，以满足其上网消费。他感觉这些都是小事，压根没有和犯罪联系起来。（四）社会原因社会不良现象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现在人们所说的“黄色”、“灰色”和“黑色”“三色污染”，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为甚！1、文化市场的“黄色污染”。低级、庸俗的文化会侵害、腐蚀人们的灵魂。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及其它不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其中，“黄色污染”对青少年的腐蚀则最为严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明确规定：“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有关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可一些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网吧老板，利欲熏心，贪图眼前利益，致使一些青少年沉湎于此，心灵遭受毒害，理想被严重扭曲，他们为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和感官刺激，而逐步走向犯罪。笔者曾办过一起赵××奸淫幼女案，赵××只有15岁，就“糟蹋”、奸淫了8名女孩，这些女孩小的仅有4岁，大的才11岁，赵××年纪不大，但却花样翻新，手段残忍，这些都是他看黄色录像学来的。他经常光顾的录相厅老板也因此案被判刑。正像一位中学校长所发的感叹：“课堂教育一个钟头，不顶录相厅一个镜头”，“老师苦口婆心讲一天，抵不上学生书摊转一圈”。2、以腐败现象为代表的“灰色污染”。腐败现象对下一代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走后门拉关系，使一些青少年也耳濡目染。他们受家庭环境影响，相信“权大于法”，依靠自己的家庭势力而违法犯罪，有些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3、带有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的“黑色污染”。这几年来，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称之为“涉黑案件”）也越来越多。一些比较具体的宣传报道，虽然有正面的法制教育的作用，但过于细致的宣扬和描写，使一些青少年纷纷模仿，讲“哥们义气”，跪拜结盟，打打杀杀，危害社会。对此，前文已作了例举。有专家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类少年犯团伙极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势力”。（19）（五）司法原因这里主要谈的是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及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犯罪人的改造措施所致犯罪的因素。1、刑事诉讼制度及其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朝着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迈出了一大步，但仍存在一些缺漏和尚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比如，“沉默权”的问题，羁押措施的限制和完善，等等。还有，在执行刑诉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刑讯逼供”、“律师会见难”和“超期羁押”等“老大难”问题。这些都可能使受到不公正对待和遭受枉法追究的人，产生逆反、继而对社会进行抵抗甚至敌视的犯罪心理。对于青少年来说，更容易产生这种心理。由此，加强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尽量减少对其羁押，显得更为重要。2、监狱的“交叉感染”。关于“监狱”的致罪性问题，经过犯罪学家的长期研究和讨论，其结论应该是肯定的。正如法国当代犯罪学家所指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包括法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执行监禁刑的可悲现状，验证了监狱具有致罪性的论断。”（20）日本犯罪学家研究后指出：“我国现在的监狱劳动，是用极少量的奖金来约束服刑人的身体……其实际用意不过是避免和防止犯人逃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犯罪人得以改善和更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已坐过监狱的人中，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又成为再犯者，重新回到监狱。”（21）监狱对青少年犯罪的“交叉感染”作用更是突出，因为他们的抵抗力更弱，模仿力则更强。对此，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三、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一般认为，预防犯罪是一个综合多种力量，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措施，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及重新犯罪的举措体系。（22）这是一种广义的犯罪预防的概念。当代犯罪学的概念更侧重于“预防”，即把先于犯罪的实施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视为预防活动，即更注重“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基于“预防”的本意，“预防”在汉语中的基本词义就是“事先防备”（23）；在英语中“prevent”也是指“防止”、“妨碍”（24）。这就是从狭义的角度所理解的“预防”的概念：“是指以消除或限制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为唯一的或主要目的的各种措施和行为的总称。”（25）其实笔者以为，我国一向贯彻执行的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既要重视罪前预防，但也不能忽视罪后治理，以防再犯。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我们更应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正像《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第2条）所提出的：要成功地预防少年违法犯罪就需要整个社会进行努力；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条）也明确指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针对前文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分析，试总结以下预防对策：（一）自身预防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增加抵御犯罪感染的能力，应该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性措施。尽管他们还处于识别能力和自控能力都比较差的阶段，但对于真善美与假恶丑还是有一定的分辨能力的。我们应当培养他们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自尊、自律、自强的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当然，这需要和后面要谈的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相结合，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二）家庭预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遏止青少年犯罪，首先应从家庭抓起。1980年联合国第三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理大会的有关材料指出：“家庭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影响青年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家庭是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媒介。”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子不善，则是父母的罪恶。一个家庭的环境，父母的教育方法、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都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对孩子良好品行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教育得当，能够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有效地防止其犯罪心理和行为的产生。搞好家庭预防，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父母自身素质，优化家庭环境。为人父母者，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爱好，给孩子做好表率。同时，这也是社会有关部门需要做的一项工作，要提高婚姻质量，加强对父母（家长）的培养，不仅要提高这些家长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且要教会他们培养、教育孩子的方法。2、注意家教方法，因人而教。父母教育方法不当，过分溺爱和纵容，不仅教不好，反而把孩子推向邪路。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武汉一酷爱玩网络游戏的16岁少年徐某，拿起菜刀向熟睡的母亲砍去，其目的是索要8000元钱。母亲的脸、腰上被砍了6刀（后经抢救脱离危险）。当他逃离现场时，母亲还追着喊：“伢，你把毛线衣穿上，莫冻着了！”（26）可怜天下父母心！这都是娇惯、纵容种下的苦果。作为父母，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吃穿，更要注意教他们如何做人，经常观察、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关心什么事，结交什么人，要平等地与他们沟通，多一分体贴，少一些训斥；多一分爱护，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少一些专横。对于失足、犯错误的孩子，更应给以家庭的温暖，绝不可弃而不管，放任自流。3、教子不力，应承担相应责任。我国《婚姻法》第23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都规定父母应当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所承担的教育义务和预防未成年犯罪的职责，但并未规定父母教育不力所应承担的严厉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49条只是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责令其严加管教”，但不管教怎么办？尤其是对父母已经离异（且已另外组合新的家庭）的孩子。法律应增加规定教子不力的“拘留”、“罚款”等行政责任，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英国就有“孩子逃学、父母坐牢”的做法。一位母亲因为女儿经常逃学，而被判监禁60天，她上诉后，尽管刑期减半，但仍要执行30天的监禁。（27）在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有委员就曾提出建议：针对青少年犯罪，建议在法律责任中加入对父母的处罚条文，以督促父母教育好自己的子女。（28）看来，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很有必要。（三）学校预防学校作为家庭的延伸，对青少年的成长教育和预防青少年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在《综合性预防犯罪措施汇编》第10条中写到：“学校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儿童的发育成型有许多年是在为了满足他们的教育和社会化需要而设立的各种机构中度过的。……学校能提供种种机会来倡导社会平等、文化多元性和个人的亲密关系，并帮助青少年获得道德标准、社会技能和公民的责任感。更具体地说，学校能指导学生了解他们应尽的公民义务、犯罪的性质、遵守纪律的重要性、犯罪的种种后果、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情况以及预防犯罪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在青少年时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情操高尚，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人；否则，如果学校教育不力或不利，他就有可能走上歧途，甚至违法犯罪。笔者以为，学校的教育工作应该主要做到：1、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抓好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第1款）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做法，真正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学校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第一位的。学校应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培养学生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做一个高尚的人；然后才是“授业解惑”，传授各种知识，增强将来为社会服务的本领。那种只“授业”不“传道”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尤其应注意抓好“后进生”、“双差生”的教育。对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一般来讲，这些只是一些方面、一时的“差”，并不代表全面、永远的差，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和教育，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先进生”，成为将来对社会有益的人 或者国家的栋梁之材。2、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尤其注重教师政治素质和师德的培养。“为人师表”！教师对学生的模范表率和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有些影响是终生受益的。这方面不乏其例。要想使学生懂法，教师必须先学法，要想使学生做好人，教师必须先做好人，这就是：“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这须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我国现已开始实行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应大胆改进教师制度，使教师能进能出，对那些品质低劣、不能为人“师”的人，要及时将其淘汰出局；对于那些歧视学生，动辄体罚学生的教师，要予以严厉处罚，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3、要抓好学生的法制教育。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法制课要作为必修课，配备专门的法制课教师，不仅要搞好课堂教学，同时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丰富多采的法制教育活动。笔者作为三门峡市依法治市讲师团的讲师曾被邀请到学校给青少年讲法制课，结合自己所办案例和青少年生活实际进行讲解，反映效果良好。通过这些法制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什么行为是社会提倡和法律允许的，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做到知法、懂法和遵纪守法。（四）社会预防社会预防，主要是指净化社会环境，给青少年创造一个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以控制和减少青少年犯罪。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加大打击力度，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黄色”、“灰色”和“黑色”这“三大污染”对青少年的感染和侵害，坚决禁止含有色情、暴力等音像制
刑事责任年龄（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是法律规定的行为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也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条件之一。根据人的生理与心理发展成熟度及社会化水平确定。依照刑事法律规定，凡达到一定年龄、精神正常者实施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阶段。[1]中文名刑事责任的年龄外文名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拼音xing shi ze ren nian ling释义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遵循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快速导航年龄阶段 年龄认定法律规定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处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这八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突破这一界限。具体规定1、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3、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6、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7、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犯罪时的年龄没有查清，而又关系到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公诉案件，应当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8、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及死缓。9、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0、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年龄阶段确定什么年龄开始负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刑事责任年龄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之一。从我国的刑法规定来看，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二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刑法规定的八类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三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中国刑法之所以规定这样的犯罪年龄阶段，其目的是有效地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他们发生危害行为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着重于教育、改造、挽救，即使对极度少数非处罚不可的进行处罚，其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因此，中国规定的犯罪年龄不但是科学的，而且是合理的。相对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因此，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近年来，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青少年犯罪现象日趋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总结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提出预防对策，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青少年犯罪，是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2009年1月-10月，定远县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青少年犯罪案件17件24人，占总人数的7%，比去年同期增长50%。在涉案罪名方面，抢劫2人、盗窃3人、寻衅滋事4人、故意伤害9人、放火罪2人、交通肇事罪2人、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2人。一、青少年犯罪主要特点1、犯罪主体男性化和犯罪动机贪利性。在24名涉案人员中，男性占90%以上，这与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是息息相关的。侵财性犯罪超过20%。有些青少年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收入的差距，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影响，陷入对物质利益的极端追求从而走向犯罪道路。2、 暴力化倾向严重。青少年涉及暴力犯罪的领域有扩大化的趋势，并且主要集中于抢劫、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三类犯罪类型,共占青少年犯罪总人数的60%。犯罪过程中，通常表现为作案方法简单、手段残忍、不思后果。如，15岁的小学生王某放学途中只因小事与女同学发生争吵，一怒之下竟持刀将其捅成重伤，一时冲动，葬送的是自己的大好前程。3、犯罪人员低文化。数据显示，在24名涉案青少年中，小学文化水平占30%，初中文化水平占50%，在校学生6人。由此可见，具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者最多。而在事实上，他们的实际文化程度还不及于此。二、青少年犯罪主要原因1、自身原因。青少年处于身心发育阶段，心智尚不完全成熟。一是逆反心理强。抗拒社会道德和法律，往往与成人的要求、学校纪律对着干；二是盲目模仿心理强。暴力网络游戏、武侠小说、言情影视片都有可能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三是报复心理强。利己心理作祟，这也是青少年犯罪中较常见的一种心态；四是缺乏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理性认识薄弱，逞强好胜，偏激任性，法律意识淡薄。2、家庭因素。家庭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理所当然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到耳濡目染的作用。在青少年违法犯罪中，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缺乏关爱及家庭教育方法不当，使正处于身心发育阶段的青少年缺乏应有的辨别是非能力，尤其在心理和情绪上极不稳定，容易感情用事。反映出青少年认识问题片面，不健康的心理和不计后果的心态。3、学校教育。学校的教育、教诲，对于青少年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品德的养成与人格的塑造具有重大影响和作用。但是，从近年来的现实状况看，确实有一些学校在管理教育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使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对“差生”关心爱护不够、法制宣传意识淡漠、青春期教育、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方面教育不够等。 4、社会影响。社会上不良风气和不良文化，特别是黄、赌、毒和暴力文化的影响，以及网吧、录像、歌舞厅、滑冰场等管理疏漏的公共场所，使辨别是非能力弱、抵抗力差的青少年深受其害，客观上助长了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和蔓延。有些青少年对银幕上、荧光屏中、新闻、画刊内的优秀人物及健康、使人上进的东西不学，反而对其糟粕毫无选择、不加思索地加以吸收。
预防措施：1、家庭和学校携手，关心孩子心理健康，加强青少年心理引导。2、净化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孩子像树苗，健康的环境是土壤，不健康的事物就是病毒。3、完善救助机制，建立专门处理青少年犯罪的组织，能够尽快和完善的处理突发事件。4、加大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培养孩子的同情心。5、注重青少年罪犯的改造，防止交叉感染，疏导青少年罪犯仇视社会的情绪。
给您另外选题了,如果符合您的要求,还望采纳哦!浅谈教唆犯罪立法重构 内容摘要：近代刑法学中，各国学者一般将教唆犯置于共同犯罪中进行研究，虽然把教唆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很多方面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可以脱离共同犯罪理论，在刑法中增设教唆罪，将教唆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加以讨论。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对教唆犯的性质、概念、成立要件以及定罪量刑进行探索性设想，希翼对教唆犯罪有进一步认识。关键词：教唆犯 教唆罪 共同犯罪A brief talk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Abstract: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he scholars of all countries generally put the abettor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complicity. Although the abettor being regarded as a kind of special complicity has some rationality, it is difficult to justify oneself in many aspect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can break it away from the complicity theory, and set up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in criminal law .we can regard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as the independent crime type and discuss it. 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abettor’s nature, conception,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with unique visual angle .The author wishes that the text can help us to realize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further.Keywords: Abettor; Crime of Solicitation; Complicity.近现代教唆犯理论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发展起来的，近代刑法学之鼻祖费尔巴哈对此起了开创的作用，为教唆犯理论研究提供了经典的哲学范式。但实践证明，将教唆犯置于共同犯罪中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将教唆犯独立出共同犯罪，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进行研究（暂称为独立类型说），建议在刑法典中增设教唆罪，具体设想如下：一、教唆罪的概念脱离了共同犯罪的范畴，可以将教唆罪定义为故意教唆他人实施严重违法行为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此概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教唆者必须是出于故意。由于对教唆犯的惩罚是对教唆者主观恶性的惩罚，教唆人在主观上应带有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引发他人危险性的主观意图，正是他的这种意图使教唆行为具有可罚性。而过失犯罪则不存在这种期盼他人危害社会的意图，主观恶性极小，因此不宜在刑法中加以定罪量刑。而且，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强调了两个以上的人“故意”犯罪，脱离了共同犯罪模式的教唆犯认定则有必要对“故意”加以强调。其二，教唆者教唆的是违法行为而非仅是犯罪行为，即除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外，教唆内容还包括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一点与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有很大差异。笔者认为，教唆者多次教唆多个被教唆人实施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如不够成盗窃罪的小额偷窃，这种行为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影响极差，只要符合教唆犯的构成要件，就应该受到刑法的追究。正是因为现行刑法的这一缺憾，使得不法分子在车站、码头教唆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偷窃得情形屡打不尽。其三，作为教唆对象的“他人”应包括所有人。传统观点认为“他人”是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包括完全责任能力人和在其有意识和意志范围内行动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教唆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犯罪的，被教唆人仅视为犯罪工具，即成立间接正犯，教唆者以被教唆的罪定罪量刑。笔者认为，既然设想教唆罪是独立的罪名，无论教唆人教唆被教唆人犯罪还是从事违法行为（未达到犯罪标准）情节严重的、需要刑法处罚的，教唆犯都按教唆罪定罪，“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这一对象特殊性并不影响教唆犯本身的成立与否，被教唆人是否受刑法追究也与之无关，但可作为量刑情节。其四，教唆犯本身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危险性，只是它的实质侵害是通过犯罪行为人这一媒介表现出来的，教唆行为并不受实行行为的制约。被教唆人是有独立思维能力、辨别能力的人，教唆者的犯罪意图可以止于被教唆人，可以不产生实质侵害。教唆罪是对教唆行为的惩罚，而不论被教唆人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因此，在定义中无必要强调教唆结果，即“致使或者没能致使他人犯罪”这一要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教唆犯进行刑罚处罚脱离被教唆者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这一要素，而是将它放到量刑情节中考虑。其五，教唆方法和手段有众多表现形式，包括授意、一般性威逼、乞求、劝说、煽动、收买、怂恿、引诱等行为。有学者认为这些行为可以归纳为“怂恿”和“指使”两种。{1}笔者认为，“怂恿”和“指使”又可被概括为“教唆”，而且这种归纳意义不大。将这些行为归纳为“教唆”比概括为“怂恿”和“指使”更符合立法简明概括的要求。二、教唆罪的成立要件西方资产阶级将“教唆犯的成立”问题同样置于“共犯的成立”学说中进行讨论。关于共犯成立主要有三种学说，即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和共同意思主体说。笔者认为，应该从教唆罪本身的独立性出发，科学的提出教唆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1、教唆犯的客体要件为社会管理秩序，而非被教唆人实施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但被教唆人实施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可视为间接客体。而教唆时，间接客体是否存在则在所不问，如教唆孕妇在其分娩后杀害出生的孩子。“广义的社会管理秩序，包括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等，凡是犯罪行为，无不侵害某个方面的管理秩序。……，狭义的社会管理秩序，特指刑法分则其他各章规定之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以外的社会管理秩序。”{2}教唆行为使社会管理秩序遭受破坏，鉴于教唆行为所侵害客体的广泛性及其与传授犯罪方法罪在客体要件上的同一性，我们可以得出教唆犯的客体要件为社会管理秩序。2、客观方面要件为行为人实施了足以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情节严重的教唆行为。客观方面又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1）、教唆行为的内容，除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以外，还包括刑法没有规定的其它严重违法行为，后者可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学者认为这里要排除部分内容，如刑法规定的煽动型犯罪（即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等，由于刑法已将其单独规定为具体罪名，所以应将其排除在教唆犯的教唆行为的内容之外。此外，刑法分则规定的引诱型犯罪和教唆型犯罪，如“引诱幼女卖淫罪”等亦如此。笔者认为五种煽动型犯罪本身并不成立教唆犯，因为被教唆者必须是特定的人，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人，而煽动型犯罪是指对不特定人实施的鼓动，一般是对多人实施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五种煽动型犯罪成为教唆犯成立的教唆内容。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为例，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而乙教唆甲实施该犯罪，两罪都有作为，乙的行为符合教唆犯的成立要件，仍构成教唆犯。至于“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煽动型犯罪又有所不同，它本身成立教唆犯，但鉴于刑法单条列出，可将“幼女卖淫”排除在教唆内容之外，但该“引诱幼女卖淫罪”不能排除在外，理由同上。教唆的内容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如唆使母亲不给婴儿喂奶使其饿死，则成立对不作为犯的教唆。（2）、教唆行为的方式只能为积极的作为。关于教唆行为的方式我国有两大主张：一种是积极说，认为作为和不作为都是教唆行为的方式，可以构成教唆犯的不作为犯；另一种是消极说，认为教唆行为只能以作为实施。如果成立教唆犯的不作为犯，那么必有一前提，即教唆人负有因其先行行为而产生的防止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教唆人教唆他人的先行行为已经构成了教唆罪。至于教唆人防止被教唆人犯所教唆之罪产生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只能作为量刑情节。（3）、教唆的行为的强度，应是“足以引起被教唆人犯意的”教唆行为。教唆强度可以视为教唆行为的内在性规定在成立要件中加以规定即可。（4）、教唆对象为所有人。这一点在概念中已作说明，故不在赘述。3、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即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上文已经提到李希慧教授对主体要件的观点。笔者认为，李教授的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的共同犯罪论基础上的，教唆罪作为独立的罪是主观恶性较小的，与刑法规定的八种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限制责任能力人也要承担责任的暴力犯罪不能相提并论。4、主观方面要件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教唆者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进而实施犯罪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里的教唆故意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教唆犯自己必须以故意犯之方式为之；再者，其教唆之行为，亦必须以使他人故意实施犯罪为目的”。{3}综上，只要满足了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的要求，即成立教唆罪。三、教唆犯的定罪量刑在共同犯罪体系下，各国刑法通常已所教唆的罪确定罪名。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意大利刑法典》第115条规定，在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教唆已被接受，但犯罪没有实施，不予处罚。但是，在被教唆的是某一重罪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适用保安处分。如果教唆没有被接受，并且属于教唆实施某一重罪，对教唆人可处以保安处分。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要坚决避免用牵强附会的共犯观点来处理教唆犯罪案件，对教唆犯决定刑罚时应综合考虑教唆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所谓教唆情节包括所教唆犯罪的性质、内容、教唆对象、教唆方法、教唆次数等方面。社会危害程度是指教唆行为对社会实际产生的危害轻重，主要考察被教唆人是否实施被教唆行为，被教唆的行为本身是否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等方面。只有全面分析教唆行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才能正确把握量刑。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1、由于教唆者一旦着手实施教唆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犯罪。因此，教唆罪无既遂与未遂之分，被教唆人是否实施实行行为并非确定教唆罪既遂还是未遂的标准。教唆完成后，作为教唆对象的被教唆人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变化，成为犯罪既遂形态。由于举动犯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预备形态，犯罪中止形态之别。笔者认为，鉴于谦抑原则和其社会危害性，对于教唆犯的预备犯、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应不予刑事处罚。2、关于被教唆人的身份是否影响对教唆人量刑的问题。若无具体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实施犯罪的，被教唆人因特定身份导致“从重处罚”或“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不得及于无此身份的教唆者。例如普通群众甲教唆国家工作人员乙非法拘禁，如乙因其身份需从重处罚，不得据此情节加重对甲的处罚。3、应明确间接教唆犯的刑事责任。间接教唆犯，是指教唆犯经过其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有教唆犯罪故意的第三人为中介，将教唆他人犯罪的教唆内容间接传递给他人的情况。间接教唆犯，有教唆故意，又有教唆行为，其具有刑事可罚性是不可置疑的，但持续三次以上的间接性教唆是不可罚的。对于其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直接规定，教唆教唆犯的，按教唆犯处罚。四、结语综上所述，对于教唆犯，应取消其在《刑法》第29条共同犯罪中的规定，同时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增设教唆罪。在量刑上，建议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同时，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应有严格限定，如仅限于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的暴力犯罪等，这样既惩罚了教唆犯，也与教唆犯的性质相一致。同时还应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外，鉴于教唆犯的性质，对于教唆犯尤其要加强教育改造。参考文献：[1] 魏东.教唆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2]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305-324．[3] 马克昌.关于共犯的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15.[4] (日)山口邦夫,19世纪德国刑法学研究[M].东京：八千代出版股份公司,1979.92.[5] (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65-272.[6] 苏俊雄.刑法总论：犯罪总论[M].台北：台湾大地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1998.443.[7] 吴振兴.论教唆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8]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8-100.[9] 高明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33.[10] 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J].法学研究，1982（1）.[11] 李希惠.论教唆犯的概念及构成要件[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86，（3）：15-19.[12] 李兰英.论教唆犯的几个问题[J].现代法学，2003，（5）：52-55.[13] 魏在军，王雪峰.教唆犯的定罪问题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27-30.[14] 郝守才.论未遂教唆与教唆未遂[J].法商研究2000，（1）：98-104.[15] 魏智彬.教唆犯的概念与成立要件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0，（3）.66-69.[16] 周密.中国刑法史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0.[17] 马克昌.论教唆犯[J].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5）：20-25.[18] （日）牧野英一，陈承泽译.日本刑法通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65-272.[19] （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 [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492-493.注释：{1}魏东.教唆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5.{2}高明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33.{3}苏俊雄.刑法总论：犯罪总论[M].台北：台湾大地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1998.443.
确定题目时应注意用词恰当,使用正确的专业术语,并尽可能流畅易懂,避免使用空泛和华丽的词藻,避免错别字、俚语和已淘汰的术语。下面是我带来的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一) 1.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2. 再论牵连犯 3.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4.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5.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6.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7.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8.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9.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10.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11.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12.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13.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14.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15. 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16. 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17.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18.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19. 论计算机网络犯罪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二) 1. 关于刑法修正案的思考 2. 侵占不法原因受托之物的行为定性 3. 支付11万,劝退竞标者 五人围标串标获刑 4. 累犯从严量刑适用实证研究 5. 解构与续造: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罪的区分研究 6. 也玩大数据 你遭遇信息了吗 7. 从一起案例看职务侵占罪的构成 8. 简议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9. 刑法中从业禁止的具体适用 10. 刑法报应主义之正当性研究 11.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12.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13.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14. 试论网络共同犯罪 15. 关于网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6.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17.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18.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19.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2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兽药违法行为判定条件及处罚规定 21. “埋”不住的罪行上海食品犯罪走向“链式作业”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三) 1. 中立的帮助行为 2. 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 3. 关注海南首例污染环境罪 4.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政治影响、政治空间与防范 5. 破坏性不当注册行为及其刑法应对--以互联网信息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为例 6. 合肥求职女连喝四场酒身亡 老板被批捕 7. 无力支付只要逃匿便可成罪 8. 广州设立食品相关犯罪侦查支队 9. 被索财未获不正当利益的定性 10. 网销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的形态认定 11.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窃电的行为定性 12. 私分国有资产并侵吞其收益的行为定性 13. 合同与合同纠纷刑民界分的规范性思考 猜你喜欢： 1.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2.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目录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刑法 4. 刑法热门毕业论文 5. 刑法本科毕业论文
婚姻法也许比较好写一点,只是感觉吧
刑法具有保护价值与保障价值,而刑法保障价值作为刑法保障功能之价值彰显,具体表现为刑法保障国民利益价值和刑法保障被告人特定利益价值。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刑法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工业和城市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前，超标排水、排气、排污、重金属污染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给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 ，打击环境犯罪，用法律途径惩治环境犯罪行为，促进我国社会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将在分析当前我国环境犯罪相关刑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环境犯罪刑法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为打击、惩治环境犯罪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法;问题完善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保障，然而当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已经给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相关刑法，既能充分发挥刑法在惩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的 教育 、震慑、惩治作用，又有利于帮助人们树立环保意识、规范环境保护行为。然而当前我国相关的环境刑法还不完善，其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彻底。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相关刑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由于人类前期的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索取和破坏，导致当前雾霾、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很多国家纷纷走上了通过立法来打击环境犯罪的路子。因此，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是保护我国当前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当前生态环境。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一些环保策略，对改善生态环境有所帮助但效果有限，导致我国的生态环境仍然在不断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正逐步由城市向农村扩展，污染程度也在不断加大。研究表明，生态环境破坏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水土流失、酸雨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给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想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犯罪行为，离不开环境犯罪刑法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环境相关法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进一步促进我国相关刑法的完善已经迫在眉睫。
二、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客体、保护范围不明确
在对我国当前环境犯罪相关法律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我国法律中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的界定十分不明确，有时甚至存在无法确定环境犯罪客体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离不开传统的立法模式，由于当前我国相关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采取传统的立法模式，而环境犯罪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最终导致环境犯罪客体界定模糊的问题。此外，我国环境犯罪的保护范围也不明确，我国当前的环境犯罪刑法虽然对常规的环境违法行为做了相应的规定，然而却对水土流失、噪音污染、非建筑引发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处理一些环境犯罪行为过中出现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问题。
(二)归责不科学
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归责方面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并缺乏有效的追责机制。虽然我国社会各界对环境犯罪行为都普遍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对环境犯罪的惩治方面仍然存在低限度处罚的问题，甚至对于一些环境破坏行为就采取警告、行政处罚、经济制裁等措施一了了之，而没有严格的明确责任。这些现都，不利于保护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反而为一些个人和企业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带来了可乘之机，必然会导致我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犯罪行为的不断加剧。
(三)对环境危险犯规定不足
一般而言，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是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法律来界定环境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然而由于环境犯罪具有持续时间长、行为持久性等特点，必然导致以此来惩治环境破坏行为不但根本无法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目的，而且还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及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扭转的影响。当前，我国这种事后处理的环境犯罪刑法模式使得刑法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方面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危险犯方面的规定，明确环境犯罪的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立法不完善、可操作性差
在充分调查和研究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刑法将环境犯罪行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同等对待处理，这根本无法满足打击和惩治环境犯罪的实际需求。从本质上而言，环境犯罪行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环境犯罪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要比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因此，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这一规定根本无法体现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决心和重要威慑力，导致对环境犯罪的处理可操作性差。此外，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对一些环境犯罪行为的相关罪状存在描述迷糊、界定不明确等一些纰漏和问题。
三、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关思路
(一)进一步明确界定保护客体及保护范围
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当前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保护客体、保护范围界定模糊的现象，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首先要明确界定犯罪客体和保护对象，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在保护当前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职能和有效作用。其次，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还要进一步扩大对环境保护的范围，特别是针对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的破坏环境的问题。环境犯罪刑法只有，不断的从保护生态环境的层面寻找新的突破口，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和有效性。
(二)明确环境犯罪的相关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环境问题不断突出，一些个人和企业环境破坏行为和环境犯罪屡教不改，部分社会个人和群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这些现象的存在与环境犯罪刑法打击力度不够、归责不明确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导致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根本无法充分的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的作用。因此，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必须进一步明确对环境犯罪的相关责任，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效果。
(三)增设危险犯的规定
危险犯，即“以行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没有对危险犯的相关规定，而增设对危险犯的规定可以有效地预防以破坏结果来规定犯罪而带来得对环境破坏不可扭转的损失。在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增设危险犯的规定，能充分发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预防作用，可以在环境破坏最终结果发生前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环境破坏行为进行遏制，以达到达到惩治环境犯罪的目的。
(四)设置独立立法体例
通过对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并没有对环境犯罪设置独立的犯罪类型，而将环境犯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混为一体，这必将会影响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和惩治力度。因此，我国必须采取对环境犯罪独立立法的相关措施，基于环境犯罪的本质及特点出发，通过独立立法来加大环境犯罪刑法的威慑力和法律效力，以充分发挥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环境犯罪刑法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针对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的系列问题，我们必须不断的完善环境犯罪刑法才能够应对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环境问题，才能真正的起到提高人们环保意识，打击、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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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丽.分析我国环境犯罪立法完善的重要性[J].江苏经济管理学院，2011，13(05):118-125.
[3]王关媛.我国环境犯罪的几个基本问题[J].吉林财经学院，2012(07):120-126.
[4]徐梅玉.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着力点论析[J].湖北工商学院，2012，13(11):119-124.
[5]李立旺.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完善的有效途径探讨[J].浙江经济学院，2011，11(15):132-136.
一、将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犯罪既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食品安全犯罪则主要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考察，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对公共安全的破坏显然重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因此，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符合其罪质，符合刑法对于食品安全保护的目的，实践中能更有效的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打击。
二、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行为
《食品安全法》在食品的包装、加工、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环节设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义务，对有可能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而目前刑法中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刑事责任只体现在生产、销售环节，其他方面在刑法中并没有体现。实际上在食品流通的其他环节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从单一的生产、销售行为扩大到包括包装、运输、贮藏等一系列行为上，从而更好的全方位对食品安全进行刑法保护。扩大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打击范围。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形态包括过失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公共安全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食品安全犯罪普遍遵循这个原则。这种责任原则不要求原告明确证明缺陷的存在，并且原告不需要证明产品缺陷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在我国，故意犯罪占较大比例，因为绝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是由不法生产经营者为谋取暴利而人为造成的。但是因过失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食品安全犯罪不能只惩罚故意犯罪。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外，因重大过失引起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只能间接适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过失，那么，我们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
四、细化罚金适用标准
《食品安全法》中罚款标准是根据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的不同而确定不同幅度的罚款。采取特定数额制和倍比制两种立法模式，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也可考虑采取同样的立法模式加以规定。
(1)设置食品安全犯罪罚金的最低数额。原则上罚金的数额应高于食品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数额。(2)对罚金刑量刑幅度细化，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客观行为、危害后果以及犯罪人是否为累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防止出现量刑的畸轻畸重，实现食品安全罪责刑一致。(3)针对自然人犯罪与法人犯罪设置不同的罚金刑体系。法人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数额要高于自然人犯罪的罚金数额，以区别对待，实现不同的惩治效果。
五、增设资格刑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犯罪分子从事食品安全犯罪的可能性，必须增设相应的资格刑。《食品安全法》中虽规定了资格处罚措施，如吊销卫生许可证、停止生产经营等。这种打击和威慑效果明显不足:行政处罚措施力度小，且没有具体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期限的限制。
鉴于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是滥用自身的某些资格和优势实施，因此，对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进行设置时，从业禁止等资格刑可适用于生产经营者;强制破产可适用于单位。根据犯罪的情节不同和危害后果严重程度，对食品安全犯罪人处以禁止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的不同期限的刑罚。在具体设置资格刑时，要针对不同种类的犯罪，选择相适应的资格刑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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