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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浅谈俄国文学的文章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浅谈俄国文学的文章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整理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主，尽管他有“黄金一般的心灵”，却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虽然他在心中已经制定出了种种整顿自己领地的改良计划，可年复一年始终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现实了。他整天躺卧在一间既当卧室、又当书斋和客厅的房子里。他的书架上放着两三本发黄的书，壁上的图画牵着蜘蛛网，镜子照不出东西来，由于灰尘多，可以把它当做记事牌。笔和纸都干枯发黄了，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伸下去，说不定就会有只苍蝇嗡嗡地从里面冲出来……他虽然只有32岁，却没有年轻人的朝气。或者却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后，这位善良，有教养而又懒惰的、被现在人称作“废物”的人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称为“多余人”的最后代表——奥勃洛莫夫。 在文学史上，“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这类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跃现于俄国进步作家的笔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余人”系列形象。以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为“始祖”，此后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当代英雄》）、赫尔岑的别里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等形象无不脍炙人口。 这种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现状不满，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无奈没有出路。“他们永远站不到反动统治者一边，也永远站不到人民一边。”他们渴望爱情，常常以自己的才华与堂堂的仪表点燃少女的爱情之火，但当爱情真的到来时，却又退缩不已。他们不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也不认真对待别人的生命甚至爱情、友谊，正可谓一种多余的人。但是，他们绝不是浑浑噩噩的庸俗之辈，他们对现实、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对自己的内心与行为，则习惯于做公正而步伐深刻的剖析和几乎残酷的拷问。正如当代英雄毕巧林所说：“我早就不是靠心活着，而是靠头脑活着。”他们甚至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内心永远也不会满足，精神的'痛苦永远也不会摆脱。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痛苦究竟从何而来？ “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当代英雄》）这正是“多余人”痛苦的原因所在。他们的痛苦来自完全超越物质生活需要的形而上的纯粹精神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和痛苦不可能脱离“多余人”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是黑暗、窒息的农奴制社会扼杀了他们的理想、热情和行动的能力；是农奴制改革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动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加剧了他们的精神焦虑和探索。 “多余人”之所以是多余的，就在于他们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改变现实，既不愿与贵族统治集团同流合污，却又不能与贵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彻底决裂，更无法挣脱贵族阶级的种种偏见的束缚。但是从“多余人”共同的独立表现来看，譬如与周围环境的隔膜，于社会责任的游历，对爱情和婚姻的拒绝，对待生命包括死亡无所谓的态度等等，其“多余”并非客观意义上的真正的多余，而是表现为一种主体的主观态度：对社会生活持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是缘于找不到生活目标、人生意义而对自身存在产生怀疑进而对社会、对人生产生一种“多余”感。就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费嘉·拉夫列斯基以无限惆怅、悲愤的心情对自己喊到：“烧完吧！无用的生命！”（《贵族之家》） 正是“多余人”自视多余这种主观态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种种言行，使周围的人们也理所当然的视其为“多余人”，将其排斥于世俗的生活之外，以致他们成为真正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多余人”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同时，又处在俄国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落后环境中，身上带有思想启蒙者和农奴主的双重性质。他们一方面是“对俄国的官场和他们出生的社会环境（通常是贵族社会的环境）的疏远，对于这个环境中自己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优越意识”；另一方面是“心智的疲惫、深刻的怀疑、言行的脱节、对社会的消极性”。 这两方面不同的性格特征，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彼此消长，构成了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而“多余人”也就是在这对矛盾的冲突中产生和演变的。当先进思想刚刚影响到贵族中的先进分子，而绝大多数人还在“深受其害而不自知”的蒙昧状态时，“多余人”作为言语和思想的“巨人”的性质，是鲜明而且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旦要求他们表现在行动上时，他们就显示出了固有的局限性。 从奥涅金的忧郁苦闷，到毕巧林的以恶抗恶，到罗亭的言行脱节、拉夫列茨基的懒散淡漠，再到奥勃洛莫夫的彻底毁灭，俄国文学忠实地反映了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觉醒、迷惘、求索、没落的过程，同时，也生动地记录了“多余人”二重性冲突的产生、发展、激化、消失的演变。他们并不是作者的简单臆造，而是俄国优秀现实主义作家根据真实的现实生活创造的属于俄罗斯的时代典型。 “多余人”之所以成为“多余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二重性冲突。这种冲突具体在文化的冲突、先进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冲突、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知识分子通常都是联结进步文化与人民的桥梁。他们往往是最先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因而，在19世纪初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俄国的时候，贵族的先进知识分子就成了这两种文化冲突的首当其冲的体现者。 他们一方面很好的吸收西方文化及其所代表的生命的创造、乐观主义、积极精神、秩序以及对个性和劳动的重视。另一方面，其文化意识的深层却又无法克服本土文化中由农奴制、封建专制的社会以及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所作为、无个性的群体性文化以及懒惰、软弱、空想等的先天不足。 因此，尽管他们的俄罗斯文化旧有的群体性已经被西方文化的个体性打破，但是，这种个体性在俄国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又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加之西方文化本身的不完善，使得它不可能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深层文化意识中形成一种可以转化为行动的变革力量。 “多余人”正是介于“上层”与“底层”之间的过渡带，他们既不是完全“上层”的，也不是完全“下层”的，而是兼两者特点共有的中间阶层，是二者交流与相互作用的作用者。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所处阶级的腐朽和行将幻灭，但苦于受到本阶级固有思想、经济和历史诸多原因的束缚，使他们无法完全脱离出来，而只能在社会边缘游离。社会一方面对贵族知识分子提出了行动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发展到可以使他们实现历史使命的成熟阶段。最终造成了“多余人”的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他们是“欧洲思想和俄国秩序之融合”的产物，注定只能成为“聪明的废物”。 “认识你自己”这一赫然镌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金顶上的箴言，表达了人类的一个古老执着的夙愿。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类在物质文明的高速膨胀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一次次空前严重的社会灾难面前再次失落了“自我”。“多余人”正是众多寻找灵魂的觉醒者中的一位。 “多余人”的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过渡人物，他们在表现自我的迷惘和痛苦的同时也体现了那些有着深刻觉悟意识的知识精英们的探索和彷徨！他们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端，是后来俄国文学出现新人形象的一个开端！或许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来说他们是多余的，但对俄国文学甚至整个世界文学来说他们那深入人心的形象是不可替代的。 ;
浅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形象，汉语词语，意思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或姿态。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摘要： 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 共同特征 发展与演化 现实意义
正文：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x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形象，出现在当时诸多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中。虽然“多余人”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中，但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而这一类人物形象也在文学家的笔下越来越丰满。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到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尽管这些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个性气质和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空有抱负却没有用武之地，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使他们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不朽的“多余人”形象系列。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别林斯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奥涅金》可以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奥
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朽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文学中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然而，奥涅金虽然集中了 “多余人”的特征，但他“冷漠而懒散”的心灵在觉醒之后发生的新变化并未导致他性格的根本改变。他对上流社会憎恨也好，厌恶也好，但并没有脱离和抛弃。他从彼得堡来到乡下，也从没想过要过社会底层的生活。他归顺了空虚无聊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也接纳了他。最后在小说结尾处奥涅金还是在彼得堡将军家的舞会现身了。因此，奥涅金还不足以是“多余人”，顶多是“多余人”的前身。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是一名富有、英俊、机敏、强健的贵族军官，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空虚伪善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生活消磨了他所有的奋斗热情。他把真诚和善良深藏在心底，而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因穿梭于高加索匪帮的枪林弹雨之中而倍感兴奋。在他的心里没有任何可珍惜的东西，包括生命。但他勇于自我剖析在梅丽公爵小姐面前坦露了自己，交待了自己精神幻灭的过程。毕巧林和奥涅金一样：都难以抵挡封建专制农奴制的巨大腐化作用，当他们上了年纪之后，便就成了平庸的地主老爷，归顺了上流社会。但毕巧林更胜奥涅金一筹，毕巧林有深刻的洞察力，能严厉地审视自己和批判环境。尽管毕巧林更有思想，有剖析能力，想与上流社会划清界限，却无力划清。虽然与“多余人”的形象更加接近，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
赫尔岑184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谁之罪》，主人公之一别里托夫是富家子弟，留学回国，本想干一番事业，却处处受阻，一事无成。而他在克鲁齐费斯基和柳芭卡的爱情中，却又无意成了多余人，使三人都陷入了痛苦，最后再度出国。别里托夫没想投靠社会下层，也不想与上层社会妥协，因此他选择了去国外逃避社会的现状。小说据此揭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停滞、愚昧与专横，回答了造成他们悲剧的社会根源。所以别里托夫应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形象。
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形象。罗亭是一名优秀的贵族青年，受过良好教育，善于辞令，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罗亭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言语和行动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人们常称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这个评价需要推敲。他未必是“言语的巨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他不可能与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卢梭、康德、歌德等相提并论，他只不过是在俄国发表了一些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启蒙思想，充其量可以说是西欧思想在俄国的传播者。他也未必是“行动的矮子”。他勇于向周围的人阐述自己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先进思想，他也勇于行动，只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起初帮助一个地主在领地里实行改革，后来打算疏通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后当了一名教员，想进行教育改革，但这一切
都完完全全的失败了。在专制农奴制的俄国社会，他的灿烂的思想和卓越的才华毫无施展之处，他无法与这个压迫人的社会妥协，也无法与思想和视野闭塞的普通民众沟通。他游荡在社会各阶层之外，找不到自己的灵魂、精力、才智的方向，迷惘、困顿。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他从小有农奴服侍，吃穿不用自己动手。他懒惰成性，精神极度空虚，极端无能，不能思考任何实际问题和处理任何日常事物，哪怕贵族少女的爱情也不能使他振作起来，最终还是缩到平静的安乐窝里去。这个“多余人”形象表明，到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二阶段，以往的先进贵族已经丧失任何作用，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了，这反映了俄国贵族阶级革命性的终结。
结语：
“多余人”之所以会“多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是令人惋惜的。这些典型形象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的社会环境，却有其相同的特征，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我们也看到专制农奴制对人性的压制与迫害，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了专制农奴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应该指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成为社会的 “多余”，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奋争和反抗精神，以及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思想情绪，对社会后世是一份优秀的遗产。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2)《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新思考》(《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3)《罗亭》(屠格涅夫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摘要： 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奥涅金、毕巧林、罗亭都是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他们都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社会思潮激烈动荡的时期，具有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形象特点。
关键词： 多余人；形象特点；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意义
俄国文学中形象系列可谓多种多样，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多余人”形象，出现在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早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在其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描写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而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也都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经典的“多余人”形象。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因而也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他们都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社会思潮激烈动荡的时期，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受到新思想熏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阶级是否还有希望产生怀疑，他们厌倦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意识当中开始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憧憬和向往另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些复杂的性格因素或悲剧色彩。奥涅金，毕巧林以及罗亭等人的形象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出身高贵，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西方某些文明的影响。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作品的开头就对奥涅金显赫的出身作了介绍：父亲曾位居高官显位，伯父死后还给他留下了巨额财产，使他有资本穿梭于上流社会；毕巧林是出生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军官，从小就享受着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欢乐；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地主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上流社会的座上客。
（二）具有先进的思想，能够批判地看待社会，所以性格都有矛盾的一面。
虽然成长于上流社会之中，却不愿意虚度此生，不愿意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
厌烦了上流社会的奥涅金非常渴望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摆脱了“社交界的重负”，“抛弃了空虚和浮华”，告别熙攘的城市来到僻静的乡村，想让自己在人自然的怀抱里重新振作起来然而，然而乡村生活同样不能排遣他胸中的郁闷，他和那些庸俗、无聊的地主邻居们更是格格不入甚至只要听到他们来访他都要悄悄逃走，避而不见；他试图用读书排遣内心的苦闷，但不知为什么而读，读来读去，他丢开了书本，觉得全都毫无道理；他想写作，可拿起笔来就打哈欠。
毕巧林清醒地看到现实中最走运的人胸无点墨，往往靠耍手段获取成功；他想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人理解他，于是就学会了恨；他说实话，没有人相信，于是就开始欺；他的“掩藏在温文尔雅与善意的微笑下的冷漠，少气无力的绝望情绪”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形成的精神残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躯体里并存着两个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的含义，另一个则在思考，判断着这个人。”
罗亭是一个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具有广博的知识，锐利的思想和演说家的才能。小说的开头就展现了罗亭的聪明善辩，他以富有哲理的语言和思想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他唤醒了娜塔利娅，使她成为一个憧憬自由、藐视一切传统势力的新女性，受罗亭思想的影响，出身贫寒的青年知识分子巴西斯托夫将其视为自己的导师。虽然罗亭具有这种激励人的精神力量，但却一事无成，罗亭对此有自知之明，他对列日涅夫坦率地承认：“我缺乏毅力，……我从来不善于创建任何东西。”
（三）人物角色的悲剧色彩。
尽管他们出生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注定有一个悲剧的人生。他们的悲剧性并不是外在的有形的痛苦，而是蕴含在他们无形的精神磨难之中，具有精神悲剧的性质。
他们作为贵族青年，假如他们满足于生活现状，像奥博洛莫夫那样整日无所事事，没有理想和追求，那么他们也会幸福地生活下去，命运可以为他开拓恬静而又快乐和安宁又和谐的生活道路，他也可以顺着这条生活道路一直走下去，享受荣华富贵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会有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而他们代表的是进步的社会力量，不愿意与腐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整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试图逃离或改变，但是，他们所要撼动的是整个旧社会的力量，进行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结局可想而知。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意志薄弱，思想矛盾，徒有批判精神，却没有行动的勇气和毅力，都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悲剧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多余人”形象具有巨大的魅力，除了蕴含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内涵外，还来自于形象中所包含的复杂而深邃的哲学和美学意义。尽管“多余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每一个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多余人”，他们徒有才华和理想，不能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位置，整天以灰色的眼光看待人生，却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变这种状态，只能在郁郁寡欢中虚度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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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什么、如何发掘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关于人才的作文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关于人才的高中议论文精选范文两篇，供大家查阅参考。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智商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而现代研究表明，人才成功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智商，还有情商。
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研究机构调查了188个公司，测试了每个公司高级主管的智商和情商，并将每位主管的测试结果和该主管在工作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对来说，情商的影响力是智商的9倍。智商略逊的人如果拥有更高的情商指数，也一样能成功。
李开复说，情商意味着：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可以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度量接受不可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他十分认同“要建立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情商不是靠背书、考试能学到的。在中国传统背考模式的影响下，情商的培养受到了长期的忽视甚至忽略。应试心态造成了不少中国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追求好成绩当做惟一人生目标，没时间交朋友，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培养。而中国学校的“名次”造成了一种“零和”心态（每班只有一个第一名，学生都彼此当作竞争对手）。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逐渐把学生培养成为情商很低的人。
总而言之，良好的教育中藏着巨大的情商因素培养空间。如果教师在整个家庭教育过程中始终以塑造孩子的心灵为本，从情感上关心孩子，从人格上尊重孩子，从日常行为规范上教育孩子，让孩子从高层次的教育中领悟其中的道理。那么，这些接受情感教育的孩子不会只成为学习的机器。
智商是用以表示智力水平的工具，智商的高低反映着智力水平的高低。情商是表示认识、控制和调节自身情感的能力，情商的高低反映着情感品质的差异。情商对于人的成功起着比智商更加重要的作用。智商和情商，都是人的重要的心理品质，都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所以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人士，不但应该学习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技能，也应不断的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情商水平，它可以影响其他能力的充分发挥。
在冷兵器时代，千里马是一名战将所梦寐以求的。有了一匹千里马，在战场上就会如虎添翼，马不好就会影响战斗力。如吕布、关公的赤兔马、秦琼的黄骠马、呼延灼的踢雪乌骓都为他们建功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当今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日新月异的今天，马已失去了以往的意义。除了在草原和一些旅游景点，以及一些交通特别不便的地区，骑马的人非常少见。自然界中的千里马自然也就失去了识别和寻找、保留的意义。
但人们通常都是以“千里马”来比喻人才的，人才是每个时代，每个单位都需要的，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人才兴、事业兴，没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单位说他们不需要人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能否找到真正的人才，留住人才，让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怎样寻找人才、留住人才，每个单位却做得并不一样。不是找不到人才，就是留不住人才。甚至是造成人才浪费而不自知。
不是吗？有的单位在招聘人才时，看的是学历而不是能力。将高学历做为硬指标，将人招聘回来后却又束之高阁，让其从事一些不需高学历也能很好地完成的一般性工作。甚至让其从事一些与他们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还美其名曰是让其全面发展，成为复合型人才。至于一般大学生毕业后从事与其专业不对口工作的更是比比皆是。这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与用人单位的用人理念也有更大的直接关系。这就好比找到了千里马，却不让它当坐骑跑长途、冲锋陷阵，而是让其从事拉车、耕地、驮重等与其不相适应的工作，又怎能有利于人才发挥专长，进而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也有的单位对人才是口头上重视、工作上支使、待遇上忽视、培养上轻视，造成人才留不长、留不住，给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就好比是自己先一步找到了千里马，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出于种种考虑，基于各种原因。不能或有能力也不满足千里马一食或尽粟一石的要求，工作标准要求对方高，给对方各方面的待遇却很低。甚至是对方因工作消耗办公用品多、快也感到不满意。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吃草。形成了千里马食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常马等不可得的局面。这就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压制人才、埋没人才，使人才一辈子在小圈子里默默无闻，怀才不遇。二是留不住人才，导致人才一有机会就外流，本单位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为外单位，甚至是为外国、特别是敌对国家所用。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如现在单位之间频频发生的跳槽即是明证。
1、奥涅金
奥涅金作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一个贵族青年的典型代表，具有贵族出身带来的各种缺点，并不是当时贵族青年的先进人物。作者从奥涅金身上体现了—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即俄罗斯进步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这也是十二月党人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奥涅金的性格是真实的，他不仅代表了贵族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忧郁而又无能为力，而且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情绪，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多余人”心中的“多余感”具有民族性特征。
奥涅金的“多余感”是俄国旧文化与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产物，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一方面，贵族阶级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特别是黑暗腐朽的专制政体、愚昧落后的农奴制以及适应这种制度的旧文化；另一方面，欧洲启蒙思想文化的传播促使俄国的知识者去思考。在这场俄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博弈中，西方文化以压倒优势撞击俄国文化。
2、毕巧林
毕巧林看透了社会与世俗，也看穿了自己，他是一个孤独悲凉的先觉者，是英雄。他每每想通过对外部的征服证实自己的力量和价值，然而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他想对世界进行报复，然而受到报复的却最终是他自己。他的每次害人，终以他的灵魂的被伤害而告终。
真诚、壮美与悲凉正是英雄美的本质特征。毕巧林未能超越对社会的拒斥，未能超越“多余”，他缺乏一种幡然觉醒的彻悟和积极进取的行动，而这正是时代局限所造成的人格缺陷之所在。
3、罗亭
罗亭作为“多余人”有一十分重要的性格特征便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总是在人面前夸夸其谈，他常常讲到崇高、事业、劳动、光明，但是当谈到自己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时，却说是如何的不容易而不肯去实干。
这也是导致罗亭不能成功而成为“多余人”的原因，列日涅夫也说“你没有毅力”，也是正中要害的，这些都是罗亭作为“多余人”与其他小说中“多余人”相比独特的特征。
4、别里托夫
别里托夫出身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理想主义的教育，可踏入社会之后却四处碰壁，在宦海中浮沉了十几年始终一事无成。他到NN城参加贵族选举，结识了克鲁采弗尔斯基一家，并深深地爱上了柳波尼加。
克鲁采弗尔斯基为此痛苦万分，在郁闷之中成了一个酒徒。柳波尼加也因为对两个男人的爱而深深自青，一病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别里托夫只好放弃了自己对柳波尼加的爱情，悲伤地离开了故乡。
5、奥勃洛摩夫
奥勃洛摩夫，是最后一个“ 多余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 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1、叶甫盖尼·奥涅金
普希金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小说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也算是一个饱学之士。
父亲病故后，奥涅金的家产被债主分割殆尽，恰好此时他得到了刚死去的伯父在一个村庄的巨大家业。
于是，对上流社会日益感到厌倦的他搬迁到了这个村庄，并认识了少年诗人连斯基，由此结识了其未婚妻奥列加一家。奥列加的姐姐，沉默秀丽的达吉雅娜对奥涅金一见钟情，禁不住写了一封情信给他，却遭到了后者冷漠的拒绝。
奥涅金应邀参加达吉雅娜家中举行的宴会，心绪不佳的他故意和奥列加亲热而激怒了连斯基。感到受辱的连斯基与奥涅金进行决斗，结果死在奥涅金的枪下。懊丧的奥涅金离开了村庄。
达吉雅娜不久也离去，后来嫁给了一位将军。婚后一年，达吉雅娜与奥涅金在社交场合上重逢，此时的她已是一个善于交际的贵妇人。
奥涅金无可救药的恋上了她，并写信给她，然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我爱你，但我已经嫁给了别人，我将一辈子对他忠实。
2、别里托夫
别里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的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斯基 大学毕业后，到退职将军涅格罗夫庄园当家庭教师，与将军的私生女柳芭卡恋爱而结婚，过着独立而平庸的 小康生活。
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从国外回来，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 一事无成，可却因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芭卡的爱情，而他自己也恋上了柳芭卡.克鲁齐费斯基得知后，非常痛苦，整天绝望地向上帝祷告， 借酒浇愁。
别里托夫则感到破坏了他人家庭幸福，十分懊悔，重又远走国外；柳芭卡亦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作品通过克鲁齐费斯基的家庭悲剧。
以及对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揭露了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停滞、愚昧、专横的俄国社会 生活方式及其封建 农奴制基础.作品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出色地塑造了又一位“多余的人”别里托夫的 典型形象。
3、毕巧林
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 ”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4、罗亭
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
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战中牺牲了，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
5、奥勃洛摩夫
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是最后一个“ 多余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 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
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反映了当时俄国生活的停滞，以及社会上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多余人
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收入了他在1924至1925年创作的11个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些篇什，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是软弱无力、一事无成的。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彷徨》比起《呐喊》来尽管多了些忧郁的情绪，但笔法更冷峻，现实主义的力度更深刻，对于旧社会的分析与批判也更成熟、内在了。 当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观点。此外，他还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了大家：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不！绝对不可能！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了：子君妄图扯紧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了。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的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他彷徨，探索。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小说把批判寄托在事实的描述和感情的抒发里。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形象。《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的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的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反映了革新势力与传统势力间的尖锐对立，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的沉重历史气氛。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由3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组成，作者称之为“激流三部曲”。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它创作于30年代初，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作为同样的一位青年，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却保护了他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大少爷” ）的地位，使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对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形象——“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 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他是小说《二月》的男主人公。《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出版于1929年11 月，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了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的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结果，这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的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同时，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终，孤儿的夭亡、文嫂的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二月》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对其相当不错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肖涧秋的同情过多，而对他身上的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的出路来。 在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旧时代之死》中，柔石还塑造了另一位“多余人”形象—— 朱胜yǔ＠①。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初稿写成于1926年春夏，1929年8月经鲁迅推荐而得出版。它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8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其主人公朱胜y ǔ＠①原来就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的家道衰落，导致他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恶它，想对它发起抗争。但是，朱胜yǔ＠①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后来朱胜yǔ＠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其中的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的人生哲学。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朱婚妻自尽以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了。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合，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作者把朱胜yǔ＠①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寄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亡”。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是，对他的脆弱、悲观和厌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柔石在作品中揭露和控诉旧时代的罪恶的同时；还通过主人公自杀前的呐喊等形式，透露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对革命前程的探求。小说《旧时代之死》尽管仍存在基调低沉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的启发与教育作用的。它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称它“总算是一部……优秀之作。”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4个重要的“多余人”。《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它以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生活经历作为线索，形象地再现了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倪焕之是个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由于受辛亥革命的启蒙，倪焕之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他还受到了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代替革命。“五四运动”的狂潮把他从家庭、学校推入了社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教育至上”的严重错误。他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是，由于仍然没有脱离二元论的窠臼，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凭借”。“五卅运动”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肯定了工农的伟大作用，喻其为“万古煌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倪焕之身上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了左派革命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然而，他脑海中潜伏的“教育至上”观并未得到彻底清算，不时阻碍着他的进步；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他却闭起门来起草乡村教育计划，将发展乡村师范当作一帖 “能收百效的药”。而当起义胜利之日到来时，他依旧固步自封，没想到要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仅仅对原有的教育体系作些措施、方式上的细枝末节改革，也便暴露了其改良主义的危害性与反动性，因此，到了小说末尾，与将介石磨刀霍霍扑向工农政权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之际，倪焕之一下子堕入了苦闷的深渊，消沉、颓废，对前途丧失信心与希望，郁郁病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倪焕之的人生故事，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历程中，其艰难、曲折、复杂。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潮流对一个人的有力影响。倪焕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叶圣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对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就同作者本人过去的某些改良主义认识作了彻底的否定、摒弃、清算。所以，这部小说是不同寻常的。 第5大中国“多余人”形象是曹禺剧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是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第一部剧本，这也是作者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矛盾、复杂的人际关系。剧中的周萍是一个悲剧式人物。他是周朴园的长子，按理说应该成为家里的宠儿、周朴园事业上的当然继承人。然而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朴园与当年周家侍女鲁侍萍的私生儿，生活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尽管他在物质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则是十分的苍白，空虚、苦闷、压抑。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与威信，维护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诅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轨行为直接破坏父亲的声望，损害周家的利益。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他一时感情冲动，占有了自己的后母繁漪，乃铸大错。可是，为了自救，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遗弃，却把同父异母的妹妹四凤给诱，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苦闷的深渊。他企图继承乃父的衣钵，但又缺乏乃父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他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兴家立业时的“雄心”，却有其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劣根性，还有封建没落时期的颓废和消沉。他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不幸生活在封建势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资产阶级亦日益腐朽、软弱无力的衰亡时代。这个时代，绝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改良现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灭亡而告终。正如作者所云，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周萍是其父亲周朴园罪恶的产物，同时也是周朴园罪恶的延续与代价。故作者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他创作这部剧本，就是为了“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典型，主要就是涓生、觉新、肖涧秋、倪焕之、周萍这5个。从涓生到周萍，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越来越黑暗，矛盾越来越激烈，“多余人”也变得越来越羞耻、可恶。这与俄罗斯的同类现象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此外，前文提到的魏连殳、吕纬甫、朱胜yǔ＠①3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多余人” 形象。在下文中，笔者想再谈及几个较重要的人物。 茅盾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927年前后的《蚀》三部曲，是由《幻灭》、《动摇》、《追求》3个中篇小说组成。其中的《追求》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从革命队伍中游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时代中一小卒”张曼青、“半步主义者”王仲昭，以及曹志、章秋柳等人）的生活、思想与精神状态。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苦闷、彷徨。可是，他们仍不甘心消极，还要继续努力，希图对社会有所贡献；但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其追求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得不处处受阻。他们都是人生的迷途者，其命运必然是可悲之极，或消沉厌世，或盲目乱闯，或任性放荡，或自甘堕落，而演绎出一幕幕“幻灭”的悲剧来。 郁达夫小说《沉沦》（1921年出版）的主人公“他”也是一个“多余人”典型。“ 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性格忧郁孤癖，同时又多愁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这个“弱国子民”沦落在异国他乡，在强烈的民族歧视气氛中，他那强烈的爱情要求又遭到压抑和扭曲，因而失望、忧伤、羞怯、悲哀，最终发展为性变态。“他”先是手淫——“被窝里犯的罪恶”，继而偷窥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去野外偷听男女幽会时的私语，直到本人跨进妓院，结果是投海自杀。“他”始终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怀着恶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背脊上，瞧不起他，故而感到十分孤寂。而这都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在心里喊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在最后投海自杀时，他又运眺祖国方向，撕心裂肺地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分明是作者本人在喊，而非一个变态患者。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反映民族歧视心理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主人公自己性格上的矛盾、冲突，这不能不说是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身上包含着作者郁达夫突出的“自传”色彩。郁达夫在创作完《沉论》之后还回忆它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政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向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见《忏余独白》）。 郑振铎早期的短篇小说《淡漠》（1923年）很有些近似于鲁迅的《伤逝》。一对“ 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文贞与芝清，因志同道合而实行自由恋爱，并各自摆脱了原有婚姻的束缚。但是，由于他俩彼此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态度各不相同，再加上文贞把恋爱看得超过了一切，太过理想化，必定酿成最后的悲剧。其同居的开始，亦正是其分手的起点。《男方芝清》经过生活的磕碰，变得现实、世故、随波逐流起来。对此，文贞深表不满，由挚爱他而淡漠、消极、悲观，以至于幻灭。这时她认为：他俩已生活在 “两个绝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分手不可避免。 沙汀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长篇小说《困兽记》，大规模地反映了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遭遇，描写他们蜗居于四川某小城镇中，在时局扭转后的苦闷、抑郁、愤怒和追求。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当他们重新筹备演剧活动时，却因为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之失败。小说以此情节为主线，还穿插着因生活苦闷而发生的爱情纠葛。在这群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浓浓的“多余人”性格：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力量弱小，并且内心彷徨，结果一事无成，纵使有激情，如果缺乏实干精神，优柔寡断，脱离群众，而又眼高手低，岂非徒留笑料？ 总之，通过以上众多“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类似，由于作家们自己的出身、经历、思想也相近，创作出了一批与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多余人”典型大同小异的文学形象来。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们之间在产生、表现、结局上尚有些许的差别，而各个人物也有具体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们还是出入不大的。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启发，汲取精华，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其杰出的贡献。这一批光彩夺目的“多余人”典型，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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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然后由他们对科研课题进行评议。亦可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再由科研管理部门综合评议的意见，确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一。研究方案，就是课题确定之后，研究人员在正式开展研究之前制订的整个课题研究的工作计划，它初步规定了课题研究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研究方案对整个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我们科研经验较少的人来讲，一个好的方案，可以使我们避免无从下手，或者进行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的情况，保证整个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可以说，研究方案水平的高低，是一个课题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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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写法：
1、明白开题报告的含义与作用：开题报告是在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确定之后对课题进行的论证和设计，阐述这个课题有什么价值、应该怎样进行研究，提出研究方案，以保证整个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也就是说，确定了的开题报告是研究工作的行动指南，尽管可以随时修正，但不能随意推翻。
2、开展充分的调查研究工作：开题报告不是凭空写出来的，动笔写之前要做到大量的工作，包括广泛地阅读文献，熟悉导师或师兄师姐做过的工作，落实实验室工作条件，摸清楚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3、认清开题活动的作用：开题活动是集思广益的学术交流，其作用是从同行那里获取更多有益的帮助。通过开题活动，让更多同行——导师以外的其他老师，课题组以外的其他同学——在短时间里听懂、看懂自己要做什么，并给予具体的建议。自己的开题报告写得不清晰，同行不知从何帮助，开题活动也就沦为走过场。
注意事项：
题目就是文章的眼睛，要明亮而有神，是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是整篇论文的研讨中心，题目就是告诉别人你要干什么或解决什么问题。
因此，论文题目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题目应当精练并完整表达文章的本意，但切忌简单的罗列现象或者陈述事实。
文章题目不宜使用公文式的标题；文章题目要体现研究的侧重点，要呈现研究对象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的对象和研究内容一定要在题目呈现）；论文题目要新颖、简洁，字数最好不超过20个字，如果确因研究需要，就采用主副标题。
工商管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工商管理是研究工商企业经济管理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的学科，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和内部行为管理两个方面。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工商管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题目：论内部控制理论创新研究
一、课题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是：就新环境下，信息技术对企业内部控制要素的影响，分析企业内部控制的特点，探讨内部控制理念的创新，以期达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二、课题研究意义
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现代企业理论和管理实践表明，企业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从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开始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虚拟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提高起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势必要强化其内部控制。现如今，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广泛和深入，在企业中也是如此，利用信息技术来管理企业已变成主流，因此，对内部控制的理念创新研究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背景
XX年7月，财政部相关部门成立了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着手建设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同时，证监会、国资委、上交所、深交所、银监会、保监会等单位也纷纷着手内部控制标准的制定及研究工作。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被置于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是，我国对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与国外相比，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较大差距。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迅速，手工管理方式在企业管理等需要大量事务处理的应用中已显得不相适应，采用信息技术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势在必行。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内部控制理念中的控制活动由对人控制转变为对人、机共同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控制理念中有所创新。
四、课题研究内容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1.内部控制理念发展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展望;
2.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分析;
3.内部控制理念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
4.内部控制理念创新：
(1)企业内部的观念创新：包括内部控制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注重企业人员的素质培养、注重企业文化的灌注、创造开发思维的学习环境等等。
(2)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如因环境的改变对原有不和谐的制度加以删除、改革，在原有的制度上加以创新等。
(3)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如管理层次、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等等。
(4)科学技术的创新：系统开发的控制、系统安全的'控制、系统维护的控制、防治病毒的控制等等。
5.内部控制观念创新之后对企业的影响。
五、论文提纲
前言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和经营管理的重要举措，在企业发展壮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及实施情况的好坏，是企业生产经营成败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企业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剧增，单纯依赖原有的内部控制理念已难以应对激烈多变的市场经济，会计信息化环境下的内部控制的理念需要得到创新。
一、内部控制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一)内部控制的内涵
(二)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
1.控制环境
2.风险评估
3.控制活动
4.信息与沟通
5.监控
二、内部控制的发展简史
三、我国内部控制的现状
四、信息技术对企业内部控制要素的影响
(一)控制环境得到改善
(二)控制风险加大
(三)控制活动发生变化
(四)信息与沟通方便快捷
(五)监控任务增加
五、内部控制理念的创新
(一)企业内部的观念创新
(二)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
(三)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
(四)科学技术的创新
六、创新点
1.建立信息技术运用到内部控制的理论体系与方法。
2.针对信息技术，建立新的内部控制制度。
七、参考文献
1.王利彦、张继东 《企业内部控制》 机械工业出版社 XX年年8月出版;
2.示嫣红 《企业内部控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
3.颜梦玉 《浅谈企业内部控制》 《企业家天地》XX年年第11期;
4.李连华 《企业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链接与互动》 《会计研究》 XX年第2期;
5.张岳麓 《企业内部控制的创新》 《企业改革与管理》 XX年10月;
6.邹 歆 贤 《浅谈企业内部控制》 《大众科学》 XX年年第16期。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零余人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因此充满了失意和颓伤的情感。这些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这些主人公的灰色人生也使小说的格调偏于低沉。
1、身份不同
多余人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局外人中层人士，有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零余人士落魄的知识份子，属于底层人物。
2、抱负不同
多余人有心有力，却无心与上结交，无力替下担忧，只想动动嘴皮子，不想花费巨大力气行动。局外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零余人想行动，想为社会国家作贡献，但是有心无力，没有人能提供一个机会。
扩展资料
外国文学史的基本概况：
外国文学史以欧美文学史为主。包括古代至19世纪文学。在跨学科平台整合外国文学史知识体系。跨学科教学资源包括电影改编的视听资源、西方音乐歌剧视听资源、西方美术视觉资源、西方历史文化视听资源、中国文化视听资源，以及制作语言表述的视觉图。
通过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与歌剧改编的互文性、与美术作品的互文性，以及艺术虚构与科学真实的互文性，拓展和深化外国文学史教学。
在讲授外国文学史的时候，勾勒出一个简略的西方文化史、西方电影改编史、西方绘画史、西方建筑史、西方音乐史、西方歌剧史的发展线索，改变外国文学史的资源和知识结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外国文学史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这4个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廖瓦的堕落、彼得罗维奇的逃避，利扎文的失望与挣扎，乃至米拉舍维奇的精神放逐都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因为，知识分子脚下的立足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的价值是精神上的……本领、知识、方法、技能和才干只是游移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财富。” 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因此而失望、逃避、精神放逐，成为多余的人。但是，他们的“多余”又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余人”不尽相同。19世纪上半期的“多余人”不具有形成一种坚毅的性格所必要的力量，无法从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脱身出来，不得不浪迹于上流社会。后现代语境下的“多余人”则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呈多元化发展。在前面分析的4个主人公中，廖瓦与传统的“多余人”形象最为接近，他对现实不满，尽管多次尝试却依然无力从其周遭的环境中逃离出来，只能被动地苟活于世间。因此，有批评家称“廖瓦是比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是毕巧林和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的杂糅”。他的“多余”呈现在无助的个人与蛮横的专只当局间的冲突之中，其实质就是无力改变现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逃避、失望的心理。他与奥涅金、毕巧林等人物一样，成为时代的“多余人”。相形之下，马卡宁笔下的彼得罗维奇就显得理智而独立，他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去感悟世界，当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与他不相容、而他又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他选择了躲避1切，成为边缘人。哈里托诺夫笔下的利扎文是这个4个主人公中最具自我意识的形象，一方面，他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多余状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想。他的身上似乎永远具有两个悖论似的特征：其一是外界使他成为“多余人”，其2是他自身又在不断地消解这种“多余人”特征。正是这种悖论让他成为一个后现代化“多余人”。米拉舍维奇则深感自己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并因此而逃避和遁世，完全与现实世界脱离开来，陷入理想世界之中。他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制和弊端无可奈何，只好选择处在“多余人”的状态，独善其身，冷眼旁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和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参考，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在自己与现代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因此，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多余人”在自己的生存状态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观色彩。诚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跟着时序的流驶，跟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这个典型也在改变它的形式，对于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获得新的意义。”
零余者”，又叫“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塑造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形象。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在中国，“零余者”形象的典型是郁达夫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主人公形象。代表人物有《胃病》、《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W君”、“伊人”、“Y君”等。这些主人公大都是五四时期追求人性解放、追求真挚爱情和忠诚友情，却被社会、家庭、生活排挤的知识青年。这些“零余者”,他们或是先进思想的传承者，或是旧制度的残存人，又或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局外人，他们都与当时的社会分道扬镳，处在社会潮流的对立面，他们有的拿起武器斗争，有的在旧思想旧观念的扼杀中连脚步也没迈开，也有的以独特的形式反抗，但他们的斗争也罢，反抗也好，由于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强大黑暗的社会的联合绞杀，他们的梦想都如昙花一现一般，归于尘埃。一、“零余者”的形象特点（一）“零余者”的软弱性和矛盾性1.性格的软弱性“零余者”们大都出身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或是封建旧地主家庭，在异国他乡求学，社会上没有优越的地位，经济上穷困潦倒，精神上没有依靠，有前顿之食而无后顿之餐，生活上没有着落。因此，他们在遇到困境时心里发虚，不能据理力争，不能直起腰杆子为自己拼一下。这是造成他们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现实生活，没有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勇敢斗争的气魄，面对被欺压、轻视的局面只有忍气吞声，宁事息人。因此，这些人性格上都存在有无法摆脱的软弱性。《沉沦》中的“他”下课后看见“同学说笑的说笑，聊天的聊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哪里作乐。”那“他”呢？他也渴望有人交谈，但自己又不敢主动与同学搭讪。接着，“他”在回旅馆的路上迎面碰到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生，原想与她们说上一句话，但他却没有那个胆量，只能匆匆跑回旅馆里进行自嘲自骂。再比如“他”心里非常喜爱旅馆主人的女儿，但当她来到他面前为他送饭或是铺展被褥时，却没有胆量把心中的浓情蜜意一吐为快。在偷看主人女儿洗澡之后，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总是害怕见着旅馆主人及其女儿，最后只能匆匆逃离旅馆，甚至在路上遇到农夫时也还是心有余悸。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人公性格的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样的懦弱性格，最终将导致他们的人生悲剧。
我国新闻传播缺失人文关怀摘要: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现实表明我国当代传媒对受众的确有了重新认识和重视，但客观地讲，传媒对受众现有的人文关怀与受众所需的人文关怀相比是相当微薄的，尽管它已经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关心大众的生存状态。不可否认当代传播中对人文关怀的表达可以说既不充分又不深刻。主要原因在于传媒自我定位存在一个悖论，在理论上自知是大众的引导者和教育者，但在实践上却徘徊于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和亦步亦趋、满脸堆笑的服务生之间，实际上这个悖论产生的根源是传媒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对人文关怀缺乏理性思考，由此造成新闻理念的偏颇和肤浅。然而只有当传媒以真正的人文关怀即科学而理性的人文关怀为复归和基点时，才会正确地自我定位，才会具有最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也才能最成功地完成引导和监督的责任。我国传媒在注入人文关怀、“突现人”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在市场利益的趋势下，在传播中大量运用视觉新闻，极尽渲染之能事，强烈刺激人的感官，这种“不得不为了金钱而进行的精神活动，会使人感受到对完整的人的本质的否定。”这种传播是将受众仅仅看作自然的人、本能的人，对大众缺乏情感的疏导和理性的提升，显然这是对人的简单理解，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是有悖于人文关怀的原则的。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传播对作为受众的“人”缺乏深刻的哲学把握。马克思曾就人的概念论述过：“‘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那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它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简言之，人的本质规定性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有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性，作为社会活生生的人，必然会有理性和情感的矛盾，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矛盾，个人与其他社会人及与周围环境的矛盾，他们是种种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当代传媒要全面的看待人，要从人的本质规定性出发，实现对人的理智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的全面尊重，真实客观地把外部世界呈现给受众，倡导回归人类真善美，树立起健康积极的社会观念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互助。当前媒体在对人的关怀中做得更多的是同情人、关爱人，但往往在这种所谓善意的关怀中随意侵犯他人隐私，忽视新闻人物和受众心理，对受众造成实质上的伤害。这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和隔靴搔痒的关爱，让人感到更深的冷漠，与真正的人文关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爱和善意的表达，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泛爱精神，不仅仅是眼泪和同情，它所揭示的是平凡的人的内在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所弘扬的是蕴于其中的质朴、坚韧、善良和互助这些美德，而这正是人文关怀所坚守的人本身的真、善、美，这样一些道德价值的存在正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之必要。有一种叫作“新闻本位”的新闻观。执行这种观念的人，把事实、传播者、接受者、传播通道、新闻信息等看成新闻传播中的各个环节，而以新闻信息为本体。于是，新闻传播者在选择新闻的时候只是以事件是否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即是否具有非常性和猎奇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能否引起轰动效应作为标准，甚至一味地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最终导致媒体品味的下降，也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诚然，新闻追求新奇，渴望引起轰动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新闻理念的指导下，新闻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往往被忽略了，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事态的发展而无视扮演主体角色的人的感受。阅读（收看、收听）新闻的人们也只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旁观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信奉一条原则：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夸张的说法无外乎是想强调新闻事件的新奇性。据说真有国外媒体曾报道过人咬狗的事件，且不说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单从事件本身来看，这则报道对当事人来说有何意义呢，难道从中他（她）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而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吗？相反，也许当事人从此会被别人当成疯子来对待！另外，这对广大的受众来说又有何意义呢？！难道他们因为获得了奇闻怪谈而感到真正的欢乐？或从中感悟到人生的意义或真谛？多半的可能性是长此以往受众的欣赏趣味会下降许多。我国新闻传播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 人文关怀的泛化和简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界、思想界开展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些术语纷纷涌现，从社会精英阶层“下凡”到人间，几乎妇孺皆知。新世纪伊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后，“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泛滥开来，形成了“言必称关怀”的奇怪局面。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被严重地泛化了。例如，对有些属于权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也大加颂扬，便是人文关怀泛化的一种表现。据《北京晨报》2005年1月6日报道，日前，河南省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被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姜国仕当庭对检察院表示感谢，因为在查案中，许昌市检察院充分体现出人文关怀和司法诚信。那么检察院是怎么做到“人文关怀”的呢？报道说，“在查案中，考虑到姜国仕年纪较大，有关节炎和高血压，检察院专门为他安排了一间较好的号房；天气凉了，检察官及时给姜国仕送去被褥、衣服。在搜查姜国仕家时，检察官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一位叫“气横西北谁人剑”的网民疑惑不解，在论坛上问道：“难道这不是检察院应该做的吗？如果不讲‘人文关怀’，在工作中就应当让一个上年纪的嫌疑人（不管他是贪污还是伤人）住‘较坏的’号房？就应该让他在天凉时无衣无被吗？就不去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如果把这样的工作也叫做‘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公安局不打骂嫌疑人、监狱不虐待犯人、乡干部征税不抓人，不也可以叫作‘人文关怀’吗？自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后，‘人文关怀’就迅速成为一个流行词。以前，每听到这个词，总让人感到一些温暖，可是现在随着它的被滥用，我们只感到乏味。”（新华网2005年1月6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没有关怀的生存环境了，现在有人“大发慈悲”施舍了一点“关怀”，我们反而受宠若惊，感叹社会确实进步了。若仅仅是普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倒也情有可缘，而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媒体却也在歌颂这些“宝贵的人文关怀精神”，难免让人觉得悲哀。（二） 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便被媒体遗忘了。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媒体留给社会弱势版面和频道太少，报道力度偏小。比如，对进城农民工的报道就很少，我们只能看到零星的、琐碎的报道，而且大部分报道范围也只停留在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对农民工整体生存情况没有作全面深入的调查，报道的层面很浅。对下岗职工和新失业群体也是如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很多（应该说是大部分）记者报道政府关怀困难群众的时候往往是跟在各级领导人送温暖的队伍后面，报道的重点不是弱势群体的困难，而是领导的关怀，处处突出党和政府的亲民爱民的形象，弱势群体的困难只是突出这一形象的辅助物。这种摆拍的矫揉造作的镜头、照片我们看见的还少吗？这是真正的关怀吗？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见，我们媒体还没有真正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放在重要的地位，这很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神圣职责的。另外，近年来媒体对社会黑暗面的报道很青睐，纷纷采取暗访、卧底的方式对社会底层的黑暗面大加揭露，执法队伍到哪儿我们的新闻记者就跟到哪儿。关于黑心棉、黑香肠、地下性工作者的报道层出不穷，甚至对乞丐、流浪人员有损城市形象也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而没有深入探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现象，难道仅仅是因为弱势群体贪财、无耻、没教养吗？最后，新闻报道的内容本身往往也漠视弱势群体。南京一家电视台的社会新闻栏目《服务到家》曾报道过一位农村老大爷身患怪病，需要不停地走，否则一停下来就会呼吸加重，甚至晕倒，连打吊针吃饭都要在行走中由家人帮忙才能完成。多方求医也无法治愈。节目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不是从为这位老人想方设法治病的角度展开，而是以猎奇的眼光、调侃的语气报道新闻，新闻中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竟然是一首摇滚歌曲，并且将病人边行走边吃饭的镜头用快放式播放，似乎是记者编导们觉得那种样子很滑稽好笑。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再请看另外一家地方电视台的一则名为《市区开展清除整治算命、测字人员行动》的新闻：警车开到一栋大楼前停下，执法人员下车，走到楼前的一个算命摊，拉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头吓得瘫坐在地上，苦苦哀求，而执法人员“义无反顾”地架起老头拖向十几米外的警车。其他执法者当场没收算命、测字工具，并焚毁。而这个身体瘦弱的老头嘴里一直在哀求：“我改，我改，放过我。”从这则电视新闻来看，很明显，电视台是站在执法人员一边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这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的记者有没有想过，老者那么大的年龄为什么不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却做出这等有伤风化的事情；老者的工具被焚烧后，他该如何生活下去；除这个老者外，其他从事迷信活动的人的情况又怎样；为什么现在文明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愚昧迷信活动。问题太多了，可有几家媒体认真思考过了？！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没有就此深入采访调查下去，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太普通了，没有新闻“价值”。而这样的想法本身不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往往过多地强调个人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而无视个体生存发展的合法权利。（三） 对隐私报道不慎重通常情况下，隐私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1我国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主要涉及公众人物和未成年的隐私。前者，比如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曾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破口大骂某娱乐媒体，原因是这家媒体公开刊登他家详细地址，以致他家屡遭陌生人上门骚扰，干扰了其正常生活。冯氏声称要诉诸法律手段加以解决。这是媒体侵犯“名人”隐私的典型事例。更严重的，有些媒体对去世的公众人物也不放过，对他们的死以及生前的情况捕风捉影、妄加猜测，不顾死者家属的痛苦，对其生前的私密信息恶意挖掘、大肆炒作。对歌星高枫之死的报道就是典型一例。这不仅是对死者及其亲人的不尊重，从根本上说也反映了社会对人的不尊重。另外，媒体对未成年的隐私保护也做得不够。关于未成年人的报道，正确的做法是未经当事人同意，新闻不得披露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地、家庭住址以及一切可能推算出其真实身份的信息。还要注意不得暗含受指控的人与少年儿童本人关系的内容。例如，2003年1月20号，某报以《14岁少女身染五种性病》为题，报道一名尚未满14岁的女孩外出打工误入淫窟而身染五种性病的事件。报道中虽然使用化名，对图片也做了相应处理，但不经意间流露了一些相关信息，如事件发生地点、时间等，同样能让某些“有心人”比较容易地推断出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他们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伤害。我们的媒体一定更要慎之又慎，不能对他们造成再次伤害。2其实尊重公民的隐私权是新闻媒体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当，那就更不要奢谈什么人文关怀了。（四） 灾难报道缺乏人性化关怀当前我国媒体对突发重大事件报道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隐情不报，认为灾难性事件容易给受众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报道会造成社会恐慌，等事件过去以后再报或者干脆不报。二是报道不及时、不充分，对一些重大事件迟报、缓报、简报，难以满足受众对事态发展的关切。媒体往往把灾情简单地表现为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经济损失这些没有生命力的数字，这说明缺乏对生命的真正敬畏。三是过于注重从政府立场说话，灾难发生后不是把镜头对准正在忍受苦难的群众，而是大力渲染党和政府怎样关心受灾群众，社会各方怎样慷慨解囊，高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赞歌，把灾难的起因、发展、损失、灾情严重程度、灾民的情况却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四是采访报道方式不当，不顾受灾群众的感受，缺少对人的精神和感情的关怀。例如，“5、7”空难第一个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情景被拍摄下来，被很多媒体所采用。照片显示，当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时候，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虽然记录的是实情，但是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遇难者亲人看到欢呼的场面后会怎么想。还有的记者采访遇难人家属的时候，伸过话筒就问：谈谈您失去亲人的心情好吗？灾难新闻报道出现人文关怀缺失与错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现实利益的驱策，也有传统传播理念对人文关怀的漠视，还有缺乏理性约束，有的是技术上的失误，但归根到底还是传播者人文精神的缺失。比如满足受众知情权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和人文精神无关，但是知情权是当代信息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权力之一，因为信息是最重要资源，如果受众不能及时充分地获知应该获知的、与自身、他人、社会有关的重要信息，实在是媒体的重大失职。不夸张地说，满足受众知情权是新闻媒体首要的、最大的人文关怀。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再多的关怀都是多余。（五） 对女性的不尊重关于女性的新闻报道问题更多也更突出。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女性的报道数量很少，说明对女性的关怀不够重视。《人民日报》2000年3月要闻版涉及女性的报道仅占4.5%，而涉及女性问题的就更少。其次，对女性的形象定位有歧视。据2002年12月28日金羊网报道：华坤女性调查中心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八成被调查女性认为“对女性的宣传报道娱乐性、生活性居多，而事业性少”，“女性处于弱者地位的题材多，强者形象少”，“有关妇女的新闻报道很难摆在国内重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而且“女性作为配角的题材多，作为主角的题材少”。第三，宣扬落后的贞操观。贞操观是男权社会所产生的帮助男性从肉体到灵魂上占有女性的精神枷锁。如今，这种落后的封建的贞操观仍然有市场。1997年，四川姑娘唐胜利因为不愿做三陪小姐而跳楼受伤致残。媒体抓住这个事件争相报道。但是有些文章不是强调她维护人权与尊严的可贵精神，而是她“宁死不做三陪女的刚烈行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说什么她“用献血维护自己的清白”。这些错误的思想导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时间，各地不断出现类似“唐胜利”的事件，很多妙龄少女落下残疾。媒体的责任太大了。第四，存在污辱女性的报道。其中最典型的言论莫过于什么“女祸论”。这原本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把朝廷腐败、民风败坏的责任推卸到女性头上的反动历史观。然而这种愚昧可笑的观念在如今的新闻报道中仍然存在，着实可悲。比如，很多媒体把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归结到官员家属身上，报道为党组织一把手的妻子办学习班以培养“廉内助”的新闻。《大河报》还用了一个言词粗俗的标题：好女人是所学校，好干部老婆熏陶。甚至有的女性刊物都说：“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廉政形象好不好，与其配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果枕头风常吹，领导干部势必先替个人或小家庭打算，假公济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多么荒唐的言论！3新闻媒体一般主要以事件本身是否具有传统的新闻价值来选择所要报道的新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人反而被放到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很显然，这违背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不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总之，新闻不能只见事不见人。注释：1张宝新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2张菊样 ：《传媒应重视人文关怀——对当前某些新闻报道的反思》，《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3马守敏 ：《新闻报道中的性别歧视》，《新闻记者》2000年 第6期
论《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当中，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最具代表性、文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
他的作品在对英国社会抱着乐观态度的前提下，对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他抨击物质主义，揭露资本家对工人和劳动者进行的残酷剥削，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他被誉为“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英国的巴尔扎克”。作为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
《双城记》写的是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地的故事。
法国大革命前，一个在巴黎开业的、名叫曼纳特的外科医生，因为向政府揭发埃弗瑞蒙德兄弟将农村的一对兄妹无端迫害致死的罪行，被持有贵族特权的埃弗瑞蒙德兄弟陷害。
曼纳特医生平白无故地被投入巴士底狱，在那里整整被囚禁了18年。
后来，埃弗瑞蒙德侯爵失去了恩宠，曼纳特医生才获释出狱。曼纳特医生在狱中时曾设法记录了自己受迫害的过程，并立誓要向埃弗瑞蒙德家族和他们的后代报仇。
曼纳特医生出狱后，和女儿露西在伦敦居住。露西邂逅一位法国青年查尔斯·达尔内。她不知道查尔斯·达尔内就是把马奈特医生送进监狱的埃弗蒙德侯爵的侄子。
曼纳特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撇开对埃弗瑞蒙德家族的个人恩怨，同意露西与达尔内结婚。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替达尔内在法国管理事务的盖白勒被革命法庭逮捕。
达尔内为了营救盖白勒出狱，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来到法国。
当年被害的的兄妹的姐妹德伐日太太认出了达尔内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后裔，决心要把他送上断头台。
曼纳特医生和露西闻讯后，立即赶到巴黎组织营救，但是在法庭审判的关键时刻，德伐日先生和太太出示了曼纳特医生隐匿在巴士底狱的控诉书。
于是达尔内被判死刑。临刑前夜，热恋着露西的卡尔登由于和达尔内面貌酷似，换出达尔内。当驿车载着达尔内夫妇和曼纳特医生远离巴黎时，卡尔登英勇地走上了断头台，为他心爱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双城记》中，狄更斯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同情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愤怒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恶行，在他的笔下。
乡村是一个萧条的地方，而贫困的原因不是土地的贫瘠，更不是农民的懒惰，而是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封建贵族们用各种苛捐杂税榨取农民的血汗。
作者愤慨地说：“倘使有一村不被鲸吞的精光，那到是怪事。”不仅农村如此，城市的居民也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
而当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那些贵族老爷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作者通过对比，说明了人民饥饿贫困的原因正是贵族的压榨，而这又必然激起人民的仇恨和反抗。狄更斯不仅描写了贵族地主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而且揭露了贵族对人民欺凌的种种罪行。
他曾对一个美国奴隶主说过：“残忍和专权的凌辱是人性的两大病症。”在这部小说里，他似乎有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埃弗瑞蒙德侯爵是一个极端荒淫之徒。
为了抢到德伐日太太美丽的姐姐，他不惜将她的丈夫折磨致死，而后又将她的弟弟刺死，最后这位年轻的少妇不堪凌辱而死。
曼纳特医生目睹了这家人家破人亡的过程，愤然写信向朝廷大臣控诉，但被埃弗瑞蒙德发现。于是医生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整整十八年，出来时已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活尸，一架只会埋头做鞋的机器，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感情。
这说明封建专制所施之于人的远非皮肉筋骨之苦。
狄更斯从心理和精神层次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残害。由此可见狄更斯关心人民疾苦、痛恨剥削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