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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1、法家思想简介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1. 1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1.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1. 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1.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1. 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2. 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2.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2. 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2. 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了当今的依法治国体制，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法家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文 / 淡水泉 法家思想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的奴隶制已经开始解体，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变革时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使奴隶制经济的瓦解，伴随着上层建筑的“礼崩乐坏”和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思想逐渐形成，他们主张打破传统的“礼治”，反对世卿世禄的奴隶制等级特权制度。分封的诸侯在建立自己国家的同时，都广开言路，改革创新以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随着商鞅变法在秦国的成功推行，春秋时期法家思想开始粉墨登场了。但是随着刘汉王朝的全国统一，为提倡修养生息和吸取秦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除汉武帝外的历代君王仍然比较喜欢推行儒家的思想，所以法家影响渐渐薄弱。但就西方而言，基本上都是依法治国，一切建立在法的基础上再讲究德。而在我国，二千多来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再讲究法。所以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在法家思想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相对于儒家可能会更为理想。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很多，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位最为著名，他们是商鞅、申不害与慎到等，其中韩非子的理论则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一般而言，法家思想有三个基本理论，首先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观 。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本来都是喜欢好东西，厌恶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要他人有良好的行为，就要奖励他；要避免他人的不良行为，就要给他一定的惩罚。用赏与罚来解决这一问题最为合适。例如，商人一般都是好利的，我们就为他提供良好的政策或是为他准备一个宽松的环境，商人就会在此追逐利润。同时，商人也有很多不良的行为，我们就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让他知道如果犯法，将会受到惩罚，这些惩罚和条文使得商人恶害，于是他便不敢去行害，因此只得做好事来追求利益。“好利恶害”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说法则制定的关键在于赏罚分明。多年前，我在街头看到一本书，叫做《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原则》，买回去看了看，是很薄的一本小册子，大概一小时就读完了。这本书中谈到什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原则，总结起来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四个字——赏罚分明。该赏的行为我们赏，此种行为就会被重复，因为被赏了，能得到好处，以后可能就会变为很好的示范；该罚的行为我们就应该罚，如果得不到惩罚，这种行为将会不断地延展下去，最后会导致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领导者必须赏罚分明。下面有一个故事，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从前有一个苏格兰渔夫，每日白天在湖泊上抓鱼，晚上把船板收拾干净，坐在船头上一面喝酒，一面欣赏月色。苏格兰人酿造的威士忌堪称一流，酒非常美味，月色也很漂亮，因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渔夫感觉非常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船头边喝酒边欣赏月色，突然间从水中冒出一条蛇，口里叼着一只青蛙，眼看这只青蛙就要变成蛇的美餐，青蛙就叫渔夫救他，渔夫大动恻隐之心，跟这条蛇讨价还价，说：“蛇，你干吗要抓这只青蛙呢？它多可怜，你把它放了吧。”蛇说：“奇怪，我累得半死终于抓来一只青蛙想吃掉，你却叫我放，那我放了它，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渔夫左看右看什么也没有，就说：“你把青蛙放了吧，我请你喝一杯威士忌。”这条蛇嘀咕着：“威士忌是什么玩意呀？不管他，反正下面还有很多青蛙，先放了它再说，先把你的威士忌喝喝看，到底好喝不好喝。”于是蛇把青蛙放了，然后就张着口在那边等着喝威士忌。那个渔夫很有信用，端起一小杯威士忌，往这个蛇的嘴里倒下去。金秋时节，这条蛇直肠直肚，一杯威士忌下肚，感觉非常温暖，于是就又沉到水下了。而渔夫觉得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对自己更加满意了，于是继续坐在船头，边喝酒边欣赏月色。 但是过了一会之后，那条蛇又上来了，口中又叼着一只青蛙。这条蛇对渔说：“来来来，我要喝威士忌。”这渔夫一看糟糕：刚才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没说只有一杯，如果这条蛇一直抓青蛙没完没了的话，那该怎么办？但是没办法，先救眼前这只青蛙再说吧。于是，渔夫对蛇说：“好，你把青蛙放了吧，我再请你喝一杯威士忌。”蛇就把青蛙放了，第二杯威士忌又喝了下去。这时候渔夫坐在船头想：岂有此理，如果这条蛇今天晚上来来去去，本人的威士忌岂不是要全送给它？正在他反复思量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上来的不是一条蛇，而是六七条蛇，每一条蛇口里都叼着一只青蛙，因为这条蛇在水中奔走相告，说：“抓青蛙吧，上面有一个傻瓜，每抓一只青蛙，都可以喝一杯威士忌！”这条蛇是喜欢抓青蛙，还是喜欢喝威士忌呢？当然是喜欢喝威士忌，因为它知道抓一只青蛙就会有威士忌喝，于是它不断重复抓青蛙的行为。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下属来帮我们擦皮鞋，擦皮鞋就是阿谀奉承，我们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在他的肩膀上拍两下说“好，好”。由此他可能每天都会来，每天都夸你几句，你高兴，他也高兴，如此下去，这个领导者就危险了，因为以后你的周围肯定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那些不好此行的人们全都会离你而去。所以，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而且你的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如果不该赏的我们赏，不该罚的我们罚，这种行为推而广之，将会非常危险。由此可见，法家的思想很注重实效，“好利恶害”即是赏罚分明，对那些不良的行为、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我们就要设定相应的惩罚制度，让人们不敢去做，从而引导他们向好的方面持续发展下去。其次是“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就是说要注重现实，不要一味地向以前学习。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切应以现实为主，与时俱进。例如，现在社会普遍认为死刑是不对的，是对人权和人性的抹杀，但新加坡就有死刑，除此之外还有鞭刑，一鞭打下去，定会皮开肉绽。所以，很多人批评新加坡的鞭刑不人道，但新加坡认为，这是本国的客观现实，对其有利就要去做。所以，法家最讲究实际，只要是能够防止那些不良行为发生，一些过激的手段仍要坚持去用，违法的成本越高，以身试法的人越少。不一定要以历史上或其他国家的做法为标准。再次是提倡“尚力”的国家观。春秋战国之时，法家的倡导者们都强调要加强国家的统治力量，他们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和税收制度，就是要使国家逐渐强大。所以，他们一般都强调国家要具备自己的实力，否则，很多事都难以完成。以色列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对抗所有中东国家，基本上就是“尚力”，我们要有法律，而且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在东南亚，除了越南之外，十多个国家战斗机的数量总和才是新加坡战斗机的数量。也就是说新加坡国家虽然只有小小的六百平方公里，但它的战斗实力相当强大，假如打起仗来，新加坡有着绝对的制空权，而且它的军事基地也不在本土，分别驻守在美国、法国、文莱和澳大利亚。因此，只要战争一开始，这些战斗机将会往回飞，如此便会产生一种威慑力，这就是“尚力”的表现。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实力，别人就不会把你当回事，这肯定是行不通的。当然法家的思想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善于从正面中得到启示，也要将不妥之处作为反面教训。总结而言，其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强调法治精神。企业价值观是开拓奋进、勇于创新、诚实经营、信用至上，强调企业精神，要勇争第一。这些是所谓的法治精神，即一切都要有法可循。笫二要强调恶性管理。要求管理上制度严密、惩罚严厉、执法严格。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对恶性管理的要求相当严格。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街上乱丢垃圾，被警察逮个正着，除了罚款之外，还要你礼拜天抽两小时到公园中去扫地，而且必须穿一套劳改服装，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如果你再丢第二次，抓到的话会扫两天，如果你愿意天天去扫地，那尽管丢垃圾好了。可见，新加坡已经形成了一套很严密的制度。其实，这也有其非人性化的一面，但新加坡政府认为这样做比较有效，有利于严格执法。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在新加坡犯了罪，破坏了很多公物，结果被判鞭刑，就是用皮鞭笞打。当时美国的舆论开始大做文章，说新加坡的规定不符合人性，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为此事打电话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是否可以免掉这个人的鞭刑，吴作栋的回答是：“不可以，这是法庭判决，有异议可以再上诉一次。”结果上诉之后，大法官终审裁定减少两鞭。但仍然要执行。第三要强调论功行赏。用人制度要因功授官、扬长避短、不拘一格、重在实践。这一点很关键，有功劳就会被授官，法家极为讲究论功行赏，只要你有功劳就会被重用，而很少考虑其他因素有时会因此失之片面。第四要强调企业家精神。在注重务实诚信，谨慎体道的同时又要有开拓创新和冒险精神。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法家也有它反面的教训，例如法家思想缺乏对他人的尊重，缺乏对他人合法权益的肯定和维护，不能够平等待人,缺乏仁爱之心和对人的关怀。除此之外，法家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有失法律的公平性，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儒家思想是最反对法家的，认为法家思想只是会用强硬的手段，使人民屈服于其制定的规则之下，而民生问题却得不到实质的改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全部要用仁义道德来管理肯定也是不行的，应该在建立法制的基础上再讲究仁义和道德，就会比较理想。
1.儒家的德治，强调“仁”和“礼”，所以，在学生管理中或许也应该做到“仁”和“礼”。真正意义上的德治，就是所谓“春风化雨”吧，可以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自己，认同你的行为。（1）“仁”：“仁者爱人”，真心爱你的学生，不求功利，真切的为了学生的成长，而不仅仅说是为了自己的职业需要和班级整体。学生会知道你对他们真的好。（2）“礼”：尊重学生，他们的天性，他们的喜好；不好的习惯给予纠正，耐心的扶正，避免粗暴行为和武断。2.法家的法治，强调制度规章的重要性。强调“法”“术”“势”相结合。（1）“法”：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使学生们都能够明确知道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什么行为是学校、班级制度不允许的，会受到相应处罚的。（2）“术”：有效管理学生、班级的策略和手段。良好的管理方法对班级和学生的管理、成长是有着莫大关系的。（3）“势”：老师的权威，纪律的威势。让学生们能够知道，纪律不能触碰，规矩不能违反。如果说“德”强调一种亲近感，那么“法”则需要有一种畏惧感。当然，法是必要，也是必然。3.道家的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即不违背规律、本性，让其自然发展，最后就可以达到有所作为，有效管理的目的。有些方面，可以让学生自律和自我管理，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无须太多干预，这也是现在教学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由此最终达到老师和学生的相互融洽、和谐。总之，学生管理中多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和有效应用，仅仅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学生的更好发展。最后，给你送上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段，或有启发：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让学生自由学习，不要以己之念去束缚他人的思想。勿以贵高而贱下，要等物相平。善者要善待不善者亦要善待。。。 法治则是要法则规律学生非恒治也。 老子的无为之治是要等物齐观，勿有高贵贫贱之分则使人心不乱没有任何贪念欲望，无知无欲则没有什么治不了。可以说就不需要治了。 治无治是以其治 大治也！善哉！
写作思路：可以从发展趋势、学科特点等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等等。
正文：
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
管理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管理者通过执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整合组织的各项资源，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它有三层含义：
管理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服务并服从于组织目标。
管理是一个连续进行的活动过程，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就是管理者执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的过程。由于这一系列职能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从而使得管理过程体现为一个连续进行的活动过程。
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在开放的条件下，任何组织都处于千变万化的环境之中，复杂的环境成为决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管理学是从一般原理、一般情况的角度对管理活动和管理规律进行研究，不涉及管理分支学科的业务和方法的研究；管理学是研究所有管理活动中的共性原理的基础理论科学，无论是“宏观原理”还是“微观原理”，都需要管理学的原理作基础来加以学习和研究，管理学是各门具体的或专门的管理学科的共同基础。
从管理内容上看，管理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它需要从不同类型的管理实践中抽象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思想、管理原理和管理方法，从影响管理活动的各种因素上看，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基本因素外，还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等，从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上看，它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都有密切关系，是一门非常综合的学科。
管理学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同时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才能显示出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强大生命力。
构成管理过程主要因素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都是社会最有生命力的人，这就决定了管理的社会性；同时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生产关系的特征，因此没有超阶级的管理学，这也体现了管理的社会性。
管理学是对前人的管理实践、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总结、扬弃和发展，割断历史，不了解前人对管理经验的理论总结和管理历史，就难以很好地理解、把握和运用管理学。
在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有关组织、群体和个体间冲突的研究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冲突研究和行为研究的融合促成了现代组织管理理论的雏形，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理论又把人际关系学说涵盖其中。
福列特关于冲突的建设性论述把组织看作是一种协作系统， 并据此认为组织管理不应该只重视人际关系的构建， 更应该注重员工间的合作状态；而且， 这种协作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此基础上， 福列特又提出了参与式管理。受梅奥、福列特等人的影响， 巴纳德将社会系统观点引入了正式组织研究， 并且对权力和权威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把组织看作一种社会系统， 而不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
在组织管理的具体方式上， 阿吉里斯的个性管理、麦格雷戈的人性管理、利克特的群体交互及适应行为研究、汤普森针对组织的系统研究方法都对传统的过程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而德鲁克注重实践的管理思想尤其是在如何整体提高组织效率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管理学正式进入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阶段， 特别是德鲁克所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已经包含了后现代管理思想的参与式管理和自我控制。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管理科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管理在功能、组织、方法和理念上产生根本性变化，从而使管理学研究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管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管理不仅是决定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且是现代生产力的首要构成要素。管理学的教育将会更加普遍，管理学的重要作用将会体现得更加充分。
第二，管理学发展的理论化、哲学化趋势。纵观管理的发展史，由管理活动而管理学，由管理学而管理学原理，由管理学原理而管理哲学，这表明了人类对管理认识深化的历程，也正是管理理论发展的总趋势。管理学的理论化趋势，表现在对各类管理之共同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并对这些规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与抽象。管理学的哲学化趋势，表现在从哲学的高度，对管理进行了最高层次的考察与解释，把管理与哲学沟通，终使一般管理学得以完整地建立。
第三，新的管理学分支的发展将更加迅速。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管理学分支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正在面临巨大的结构变革，进入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会发生质的变化。
管理工作将会要解决许多全新的课题，如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资本的管理，信息共享的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人力资本管理的创新，新型的组织结构，如学习型组织、战略联盟、虚拟企业等新型组织形式的管理，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对组织适应性的管理等，都将形成一些新兴的管理学分支，繁荣年轻的管理学。管理学发展的今天已经呈现出这样一些趋势。
第四，管理学将更多地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等紧密地结合。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发展除了管理实践的创新的不断推动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其他相近学科的发展，其中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等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都在管理学研究中得到了运用。今天，这些与管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发展十分迅速。由此可以预测，未来的管理学在管理方法上将更多地借鉴这些学科发展的成果，表现出与这些学科发展更紧密结合的特征来。
第五，管理学研究将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特色。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企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将越来越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因此研究如何充分地开发人的智力和体力，将成为管理学更为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将人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的研究将更为突出。
第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管理学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是管理的实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管理活动的创新，将会为管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研究对象和案例，也将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管理学理论。
另外，人们为了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避免管理中的失误，将更多地把管理置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之下。管理理论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重视，不仅仅是科学的研究会吸引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的兴趣，而是管理工作者将更加重视管理理论的作用，更加自觉地在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管理工作。由此不难推知，管理学与管理实践的结合将更加紧密。
管理学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调。
在一般意义上讲，它是通过采取某些具体的手段和措施，设计、营造、维护一种环境，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环境，使所有管理对象在特定的环境中，做到协调而有序地进行活动。
他们两人的家庭背景和时代背景十分相似。泰罗和法约尔，都出生在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为他们的求学生涯提供了保障。两人都生活在19世纪工业大发展的时代，时势造英雄，机器化大生产提供了泰罗和法约尔进行管理实践的广阔舞台。还有，两人都是实践中滚爬摸打锻炼出来的管理专家，他们的大师地位来自于管理实践而不是来自于学院书斋。所以，两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在管理发展史上，法约尔是与泰罗并驾齐驱的古典管理理论创始人之一，二人处于同一时代，且都有工程师背景。所不同的是，泰罗开始是作为普通工人进入工厂的，其后主要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作业现场上，从工业等级制的底层向上研究。法约尔则从进入企业开始，就参加了企业的管理集团，以后又担任了大公司的最高领导，并在法国的多种机构从事过管理方面的调查和教学工作，他集中注意于经理人员并向下研究。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泰罗对管理的研究是从工业等级的一端——车床旁边的车工开始的，而法约尔则是从另一端——办公桌旁边的总经理开始。因而也就决定了他的管理理论具有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明显不同的特色。正如日本学者占部都美所说：“泰罗是以工厂管理合理化这一具体目标为出发点的。因此，他的科学管理法是非常富有实践性的，但缺乏一般科学性。而法约尔是从实施管理教育的目的出发的。因此，他的管理理论是概括性的，也非常富有原则性。”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法约尔认为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是相互补充的，其目的是为了改进管理，只不过采取的分析途径不同。在法约尔与泰罗之间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首先，法约尔与泰罗都曾长期任职于重工业部门，在集中研究管理理论之前，两人都因技术研究和实验而出名；其次，两人都被看作对于组织管理采取机械方法的代表，尽管这种看法是对他们理论分析和政策建立的一种简化；再次，法约尔与泰罗的管理思想渊源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虽然他们都出生在相当富裕的家庭，而且都受过工程师教育，但是法约尔是在一个强调以传统为基础的法国文化环境中成长为管理雄才的，他通过遗传和长期、忠诚的服务取得成功。泰罗则是在新教徒的伦理（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是由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新宗派的统称，简称新教，或译为更正教、反对教，也经常被直接称为基督教，是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为广义上的基督宗教的三大派别之一。新教伦理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论。 “天职”观念，即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成为新教的核心内容。他抛弃了原来天主教那种禁欲主义的修行而超越尘世的空洞劝解和训令，而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 在韦伯看来，新教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还分析了新教的其他分支，特别是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和美国开放式文化环境中，从最低层，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而取得成功的；第四，法约尔没有遭到有组织的工人的敌视，他把自己的方法介绍给工厂，实施时从未遭到过反对，而且也从未在任何调查委员会上作证；第五，泰罗开始是一名工人，是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发迹的，而法约尔一开始就当上了副经理并参与到管理人员行列。泰罗首先在工场实施他的方法，然后从中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而法约尔是从经理的观点创立他的一般管理体系，然后将其应用于下一级的组织机构；第六，法约尔与泰罗的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分析层次上。法约尔主要关注上级指令的有效性，和指令如何影响整体组织功能，而泰罗主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和个人任务；最后，泰罗比较年轻时就去世了，而且他的理论引起了人们颇多的议论和争议。法约尔在世时间很长，直到75岁才发表他的主要著作，并没引起强烈的争论，他的理论比泰罗更有吸引力，因为他的理论更加抽象和更加容易接受。近来的管理理论学家把法约尔和泰罗概括为同样对管理运用过分理性化、机械化方法的学者，尽管这种观点发扬了继承者对他们观点的精确理解，但就法约尔的著作来说，这种认识是不完全正确的。法约尔把组织看成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学术里的“团体社会”，而不只是一架平稳运作的机器。他所提出来的原则是在不确定性存在下有效限制的指导方针，而非要完全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法约尔与泰罗处于同一时代，但在当时，泰罗所受到的礼遇是法约尔所不及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标志着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其划时代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虽然法约尔在1908年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之前就曾发表演讲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影响了其理论的总结；二是泰罗所处的美国在新技术革命中逐步占据上风，并成为新思想、新理论的策源地。这对泰罗制的推广应用和宣传是极为有利的；三是美国对法约尔的理论一开始存在偏见，迟迟没有出版英译本，直到1937年才在厄威克和古利克编纂的《管理科学论文集》中收录法约尔的一篇文章。1961年，孔茨发表著名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一书，指出从泰罗和法约尔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学派已发展成相互盘根错节的一片丛林，必须对此进行一番梳理。梳理的结果是六个管理理论的主要学派。到1980年，20年过去了，孔茨认为有必要对管理理论再来一次梳理，又发表了《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梳理的结果是已有11个管理流派了。但是，无论有多少个流派，在孔茨看来，真正正统的、完善的、有效的管理理论却只有“管理过程学派”一家，并指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法约尔。在他看来，这种管理理论不像其他理论将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全部包括进来，而是把管理看作是在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确定一些基础性的原理，并由此形成一种管理理论。再通过对原理的研究、实验和传授，来改进管理的实践。相对于管理过程理论，其他学派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法约尔认为，良好的管理不仅是提高产出、加强组织各部门计划的问题，它首先应是组织最高管理层进行更深入研究和更多管理培训的问题。这些论述无疑是泰罗本人所赞同的、而其继承者没能继承和发展的。在历史上，这种从事相同领域研究的两个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细节上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同时，他们的研究又存在如此巨大的互补性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区别了经营和管理，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包括在经营之中；倡导管理教育；提出五大管理职能；提出十四项管理原则。 法约尔区别了经营和管理，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包括在经营之中。
尽管法约尔早就提出了“管理能力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的思想，但今天，企业界的许多领导人仍然信奉“经验至上主义”，认为“实践和经验是取得管理资格的唯一途径”。
在企业运营中，他们推崇经验管理，墨守管理陈规，轻视管理培训;最终导致在企业快速成长阶段，管理能力不足和管理人才匾乏的并存局面。通过管理教育，可以迅速提升管理层的管理能力，也可以迅速造就急需的管理人才，这是世界级大企业的公认准则。
企业的所有管理人员均应该接受必要的管理培训，这也是企业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基准。接受正规商业教育的MBA的职业化成功，一定程度上将依赖企业界人土观念的转变。
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1841～1925），法国人，早期就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并长期担任企业高级领导职务。
泰勒的研究是从“车床前的工人”开始，重点内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法约尔的研究则是从“办公桌前的总经理”出发的，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
他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体系”；有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这正是其一般管理理论的基石。
法约尔的著述很多，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作，标志着一般管理理论的形成。
那就自己编把，哈哈
道家最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等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诸子百家、四库全书、商君书、申子、墨子、史记、韩非子、鬼谷子等书籍应该对你有用。其实你还可以看看《新大秦帝国》这部大学教授写的长篇历史小说，从战国初期开始写起，主线为秦国从将要亡国的阶段如何通过变法图强来达到强国的目的，并且持续发展，直到统一六国。
随着现代经济转型为知识经济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管理学家日益感受到以科学管理为基础的西方传统管理思想有其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忽视人的价值，缺乏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而道家管理伦理思想可以作为这一弊病的有效良方，因为它非常重视“人”的价值，所蕴涵的管理思想是真正的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强调注重人的道德化、社会化的意义不同，道家对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予以了更多的关注。道家思想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出发，推崇人和社会的自然状态，批判人的异化物对人的限制，肯定了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具有真正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在对于西方传统管理思想的弊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不少管理者和管理学家从道家思想里寻求哲学智慧和新的思维模式，把道家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组织管理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组织管理中，存在着“硬性管理”和“软性管理”两种管理方式。硬性管理强调组织运行过程中的严谨性与稳定性，着重点在组织管理制度的层面上；而软性管理则是以理性的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更加强调的是组织管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西方传统管理思想大多是一种硬性管理方式，重视制度而忽视人，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显示出其弊病，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化管理的需要。而在现代管理中，只有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即塑造正确的人的理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组织管理中其他具体的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因此，软性管理是一种更科学的管理方式，日益受到各组织的重视。道家管理思想很少谈及具体的管理制度方面，更多突出的是“无为”、“清静”等软性管理，而这正符合现代管理的趋势。于是，中国道家的一些基本观念如“物各有宜，顺性而为”、“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反者道之动”、“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等“软性管理”的管理方法，逐渐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管理学家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这是道家管理伦理思想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的原因。道家对人性的分析与假设奠定了道家管理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道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朴”，应该尽量保全人性中的“朴”，因此在管理中不需要有太多的人为干预，而要因顺人性之自然，按照人性合理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管理。这一思想非常深刻的体现在道家管理伦理思想中的个体行为、领导行为及组织行为等方面。本文主要是研究道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怎样的影响以及道家思想与企业之间的平衡发展。将从“无为思想”对现代企业的指导意义即现代企业的无为之道，现代企业的立业之道，现代企业的长存之道，企业的信仰之道，企业的管理之道，企业家的道德修养与应用来诠释。关键词： 道家思想；企业管理；影响第1章 绪论1.1 研究背景 随着现代经济转型为知识经济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管理学家日益感受到以科学管理为基础的西方传统管理思想有其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忽视人的价值，缺乏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而道家管理伦理思想可以作为这一弊病的有效良方，因为它非常重视“人”的价值，所蕴涵的管理思想是真正的人本管理思想。道家哲学虽然建构了一个以自然之道为基本框架的形而上学体系，但它所说的“道”实际上就是人道化的自然之道，人道问题是自然之道问题的理论原点和逻辑归宿。所以，人的问题始终是道家哲学的一个内在主题，而道家哲学对“人”的问题的探讨则渗透了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儒家强调注重人的道德化、社会化的意义不同，道家对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予以了更多的关注。道家思想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出发，推崇人和社会的自然状态，批判人的异化物对人的限制，肯定了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具有真正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在对于西方传统管理思想的弊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不少管理者和管理学家从道家思想里寻求哲学智慧和新的思维模式，把道家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组织管理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组织管理中，存在着“硬性管理”和“软性管理”两种管理方式。硬性管理强调组织运行过程中的严谨性与稳定性，着重点在组织管理制度的层面上；而软性管理则是以理性的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更加强调的是组织管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西方传统管理思想大多是一种硬性管理方式，重视制度而忽视人，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显示出其弊病，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化管理的需要。而在现代管理中，只有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即塑造正确的人的理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组织管理中其他具体的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因此，软性管理是一种更科学的管理方式，日益受到各组织的重视。道家管理思想很少谈及具体的管理制度方面，更多突出的是“无为”、“清静”等软性管理，而这正符合现代管理的趋势。于是，中国道家的一些基本观念如“物各有宜，顺性而为”、“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反者道之动”、“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等“软性管理”的管理方法，逐渐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管理学家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这是道家管理伦理思想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的原因。既然管理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那么对人性的认识就应成为管理认识活动和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前提。人类管理实践的发展表明，人性假设是每个管理者和每种管理模式在哲学和文化观念上的最高指导思想和理论前提。基于对人性假设的不同理解，管理科学在各个时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道家管理伦理思想之所以具有较高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能满足现代组织管理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它的人性假设从人道主义出发，自始自终充满着对“人世的关心，彻底以“人”为中心，完全迎合了现代管理人性假设的发展需要。1.2 研究意义以“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作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管理认为，人完全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是自利的，因而对人的管理必须采用严格刚性的管理制度。这一思想很长时间里占有主导地位，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企业组织奉行之。随着人性知识的发展，人本管理思想的普及，人们发现这一思想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注重人性的弘扬，讲究生命的质量，崇尚人格的完满，追求个体在组织和社会里的更大自由，向往“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显然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而道家对人性本“朴”的假设就比较符合现代人性发展的趋势。道家人性论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以“善恶”论人性，这一视角不同于其他哲学流派过于强调人性社会价值的倾向。这种人性假设，有一种追求自然质朴、天放自由和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伦理规范的特质和精神。道家更为重视的是生命的自得与自适，注重个体生命的自由和“性命之情”的满足。道家的人性假设可以很好地应用到现代人本管理当中来，因为其追求人性完满的精神与现代人本管理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现代人本管理理论认为，任何管理活动均出自管理行为主体，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努力管理的结果才能使得各种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因此，管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的本质就是如何对待人。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管理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道德价值和伦理性质，因为如何对待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善恶问题。管理韵道德价值也是管理本身值得珍视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为人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文化条件，自觉的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道家的人性假设始终充满着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也正是现代人本管理所要追求的。因此，将道家的人性假设应用到现代管理当中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第2章 现代企业的无为之道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同时，文化还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及人们运用文字、一般知识的能力。 由于文化是因人而生，因人而进步，因民族认识和习惯的不同而各异，是从深层次、从精神和意识方面反映着人类（以民族而区分）乃至个体的人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气质和风格。而企业是个体的人的企业组织，是基于明确的发展目标而将既有资源（包括人力）与整体利益相结合的组织。既然企业是人群组织，是将既定的发展目标与个体的人统一起来的组织。自然而然地，企业这个人文群体理应具备一定的“气质”和“风格”。这种气质和风格与个人相比，是经过碰撞、激荡、磨合、调谐和优化过的，是代表集体个性的，它并不是由个人意识来主导，而是需要用个人言行和意识来传递和表达这种集体的、组织的个性和风格,这就形成了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以经营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以企业的生产活动、经营活动、组织形式、规章制度、物质环境和企业行为、企业形象为载体的一种文化，由企业所创建的商品经济文化和市场竞争文化、市场观点和竞争观点，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策略、艺术等。 对于企业文化的内涵，美国学者阿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认为包含五个方面：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礼仪和庆典、文化网络。其中，企业环境是塑造企业文化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有着制约、决定性的作用；价值观则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全体职工的共同信念和追求，是企业领导和职工据以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英雄人物、礼仪和庆典、文化网络属于塑造企业文化过程中的艺术范畴。从这些方面来说，企业文化具有五个方面的作用，即导向作用、约束作用、凝聚作用、融合作用和辐射作用。 企业文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实践证明，企业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参与和整合，在企业中这就体现为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一种有效和稀缺的资源，对企业的管理作用是在企业产生时就产生了。它最初只是从属于企业管理，并且随企业管理而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只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才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和讨论的对象，并成为一门科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企业文化在西方得到迅猛发展。从企业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看，普遍认为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导向。 企业管理就是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让系统产生最大效能,即在扩大业务和利润率的同时，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从系统的各个环节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纵观世界目前的状况，企业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所以说企业管理本身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文化，是自己价值观、信念、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而企业管理的应用则涉及到世界各地区各行业的工、农、商等企业。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一种软件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发展有着相当的重要性。 企业在市场经济里生存，就必须考虑企业的运动，而研究企业兴衰和经济运动的规律，可以用道家思想来解读和研究，并得出准确的结论。因此，道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可以对企业文化建设管理有借鉴意义。但是，道家中的某些思想对企业管理也存在负面影响。2.1 “无为”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无为”思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无为”思想是道家学说的精髓，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道家管理思想的主旋律，也是道家学说提供给我们的为人、处世、办企业，乃至治国、兴邦、治世的一个基本原则。真正理解了“无为”思想，也就把握了道家思想的要领大旨。 “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道家管理思想的主旋律。道家的“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支配世界万物的根本规律，体现了矛盾的统一性——“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强调了事物的因果性——“必先有为而后无为”。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有人认为“无为”就是毫无作为，消极等待，只是听任命运的摆布，这实在是误解了老子的本意。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经济环境的营造是最该“有所为”的。它对道家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把“无为”思想运用到社会和企业管理上，要求领导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对道家来说才是真正的目标。 数千年来，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性格行为和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为”思想教人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以忘我与淡泊宁静的心态去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是因为它蕴藏着浩然正气、中正之气，积极地忍耐、坚毅，保持宽容和谐的人生态度。不带个人的偏见，去对待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规律，找出顺应的方法，融入自然与社会当中。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老子的“无为”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其价值本身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包含着对社会的有益启示，因而，老子的“无为”思想不仅有存在的价值，而且需要继续发扬。 道家认为：治国者首先要有热爱他人、利于他人、为社会谋福利的崇高心境，其次，治国者要以自己的模范的道德行为为表率，自己以身作则，如果自己不行正道，整个社会风气也将随之而败坏。所以，治国者要先修身，做到无为，修身无为是搞好政治的根本。只有先把自身修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乡里、邻里，然后才能谈治理国家。而这样的思想仍可以运用于当今企业的管理之中。 这样，无为而治的管理实际上构成了这样一个闭合圈：由无为到无不为再到无为模式。其中，无为而治的起点是用人，正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用人则是组织队伍，人不仅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做好用人工作，也就是把工作措施具体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即“君不善将兵，但善将将” 。在此过程中，管理者本身的工作素质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能将劣势防于未然，将优势大为发扬，即所谓的“四两拨千斤”。最后管理者通过考核评价施以控制，扶正纠偏，审视最初的规划及运行过程，从而开始新的循环。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讲求竞争的，有人便会提出质疑，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怎可讲究“无为”？然，市场经济的竞争其实理解为竞赛更为贴切。因竞争显得太过偏激，这样会让人有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感，而这样的竞争也只是满足了小部分人群的利益，对社会来说毫无益处。而以市场竞赛来代替竞争，则能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大家都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使其更加繁荣昌盛。而“无为”应用于此则恰倒好处。2.2 “无为”思想对现代企业的指导意义 老子“无为”思想所存在应用的年代距现在虽然已经十分久远了，但是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仍然有其借鉴和指导的意义。 对企业而言，要“无为”，方能“清静”，正所谓“清静无为，方有真花真果”。从社会角度看，企业界的清静无为，更有大利益可谈。大自然的清静无为，表现在万物各居其所，互不相争，同理，整个企业界大大小小的企业，门类不同的企业，如果都不知道本位是什么，都不安于本位，都处在无休无止的“妄为”之中的话，结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确实应当有一套运用起来灵敏、可靠的“宏观调控”机制。这套机制的作用就在于“调控”企业行为，其“调控”目标应当是，致力于保持企业的“清静”“无为”。 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是真无为。 而企业要做到真正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让企业行为归于正道。也就是说，企业应有“当为”和“不当为”，而这一切的依据，则来自于社会和公众利益。凡是对社会公众利益有损害的，即使自己做得到（而且还有利可图），也是不可为、不当为的。 无为其实说穿了就是究奉献，其它什么也不追求。所以我们说，“无为”的结果，恰恰是“有所作为”（有奉献）。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说：企业之道就是，奉献而不占有。这就是“真无为”。实际上，经济环境的营造是最该“有所为”的 。它对道家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把“无为”思想运用到社会和企业管理上，要求领导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 ，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对道家来说才是真正的目标。这样，无为而治的管理实际上构成了这样一个闭合圈：由无为到无不为再到无为模式。其中，无为而治的起点是用人，正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 之外” 。用人则是组织队伍，人不仅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做好用人工作，也就是把工作措施具体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即“君不善将兵，但善将将” 。在此过 程中，管理者本身的工作素质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能将劣势防于未然，将优势大为发扬，即所谓的“四两拨千斤”。最后管理者通过考核评价施以控制，扶正纠偏 ，审视最初的规划及运行过程，从而开始新的循环。第3章 道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影响3.1 到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有利影响3.1.1 利他：水利万物而流，企业利万众而立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是《道德经》中一个片段。从这个片段入手，我们来探求一下“企业经营之道”。 水的利益不在自己而在万物。“水善利万物”。“万物”都从水那里得到利益。因而万物都离不开水，万物都需要水，万物都不能没有水。这种“万物受益”与水的“利他”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现代企业的借鉴。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对公众和社会有一定的益处，而公众和社会自然就离不开企业，这样互惠互利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发展之道。相反，如果我们的企业不具有水的品质，我们所作所为对人类对社会没有“利养”作用，那我们就无从立足，也没有什么业可以立了。因为人们不需要我们，不在乎我们。 总之，水之道是：水利万物而长流；企业之道是：企业利万众而久立。3.1.2 不争：立于不争而无尤，立于不争而有成 除了“利他”这一企业立业的根本点外，“不争”是企业立业中的重要参照点，“不争”所包含的实质内容，也可以说仍然是在“企业立业之道”之中。 所谓“立于不争而无尤，立于不争而有成”，而不争正好又是水的另一个美好品质，老子曾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个“不争”，一是指水利养滋润了万物，而又并不从万物那里争取任何利益自己的东西，我理解其性质可叫做“无私”，没有私利可言；其二指的是“与世无争”，不仅是在被自己滋润了的事物那里不争，面对世间一切，它都不争，我理解，这就是“无欲”，对世间一切都无所求。然，这样的品质虽然历来备受称道，但是却不适合用于当今的市场经济之中。虽然这样的事实很无奈，但我认为却并不悲观，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待这一理论，将起作为一辅助点支撑点来引进。正如“立业当立于无竞争领域”。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看那些充满竞争的领域就明白了。一般来说，竞争起码应发生在两个相争者之间，因为不足两个的话，也就无从相争，没有对手，无以相争。现代商业竞争中，表现的趋势则是多方竞争，多头竞争。是比“两个”还要多得多的竞争局面。这是竞争的本质特征之一。竞争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则是：争斗必须是在同一领域，或者说，竞争各方所争的应是同一个东西，否则，就争不起来，也就没有竞争可言。这两个特征如果放到具体的企业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选择有竞争的地方来立业，那将会违背前述立业的两个根本点，违背企业的立业之道。 而现在怀念多人们眼中“一帆风顺”的企业大都包含“立于不争”的奥秘。他们同时印证了老子《道德经》中另一句话：“夫唯不争，故无尤”。3.1.3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即“道法自然”，它可以理解为“道性自然”，其原则是老子从万物中总结出来的体现“道”的精神，它是人们行为的依据，是人们要遵循的养生原则，反映了老子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告诫人们做事的道理，要求人们在养生活动中要顺其自然,也就是指人们做任何事情要遵循客观规律。所以老子认为应该效法大道、顺应万物的自然属性。顺应自然，才能让万物自由自在地发展，发挥各自的特点，达到“无不为”的境界。 道家思想中的人的本性是一种与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内驱力能量类似于“水”的特性，可依附一切而又无所不在、无处不至。在企业管理中，每个职工都有各自的特长和短处，领导者可对其加以引导，让其充分流动，顺应其自然本性。通过领导者的正确引导，按照不同职工的特点进行分工合作、扬长避短，才能够激发每一位职工对企业的热爱之情，发挥其特长，使企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3.1.4 居下 水的品质之三便是居下，正如俗语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水的这种谦下的品质，依然引用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企业“立业之道”。水的谦下品质可以作为我们企业立业的第二个参照点。这个参照点，从某种角度看，又是对前一个参照点（即“立于不争”）的补充和辅助。 前面我们有谈到“不争”，而“不争”的领域在“众人之所恶”处，恰恰是水自甘谦居的位置之所在。所以我以为水的谦下品质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企业立业的一个重要的参照。而水的谦下品质，对我们立业的启示，正是要甘于在人们不愿着手处立业，要甘于在人们挂不上眼的卑微处立业，要甘于从低处着眼，甘于从“众人之所恶”处着眼。这样才容易找到利益万众的途径，才不至于在竞争得眼花缭乱、心烦意乱的“高处”迷路，才有利于履行企业的天职，为人民服务。而有了成绩不骄傲，不居功，不沾沾自喜，不炫耀，始终自省自己还有哪些不是、哪些缺点、哪些与社会发展不符合的，然后加以改正，始终居下地自省自责，对任何人、任何事物均是大有益处；相反，攀高，形成头大脚小，基础不牢，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一旦跌下来，会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居下就是遇上挫折，跌下后，能不伤筋骨的立起来。 3.1.5 忍让.融通.知迂回.无损：流畅的立业之道 水的品质中，忍让，融通，知迂回，无损”都很有借鉴的价值。水是凭其本质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水往低处流，是使水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确定自身方向的根本依据。只要这个本性不变，水无论放在哪里，它都不会迷失方向。 企业也应当是如此，它必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一个不变的根本的选择，才能够真的象水那样，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中始终不失去自身的方向。而不变的方向正是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有功于社会，不居功、不骄横、不夸夸其谈，始终谦虚、谨慎，处低下的位置，这样的企业方能发展。3.1.6 流水不腐，本性不变 不断地寻找新的立业点，不断地更新为社会服务的方式，不断寻找"造福人类"的新的途径、新的路子，像水那样在从容不迫的“无为”中始终保持流动的活力才能长久的立足，否则，便会被淘汰掉。 但是，变化归变化，其中有一点是绝不能舍弃的，那就是始终坚持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为企业自己的本性。就不像水不能放弃了“水往低处流”的本性一样。企业以其本性的“不变”对应主客观条件的“万变”，这样就能一路流畅，融融通达而又不脱离"道"的轨迹。
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你得了解道家思想道德经，南华真经他指引社会走向太平，文明，和谐。他通过无为，不争，柔弱，守慈等等不为之为化解贪婪，邪恶，杀戮，争夺。现代社会更多的是武力加法律来治衡并控制这些问题道家思想更多的是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并在根本上化解这些问题。
这种东西你要先看一下才有的写吧。你要是想好好写一篇论文的话，就先把道家的代表人物的著作都看一下，看完了自然就有感想咯。如果还不行就看一些别人的研究成果，说不定会有启发。不过你要是只想应付过去，那就在网上找几篇论文粘一下就得了呗
这里，那么多，随你挑。
儒家基本可以说是破坏法制，秦以后的儒家为迎合统治阶层需求已经变异了，法治要求所有人全部依律法办事，但是儒家却讲求人治，是对法制的严重破坏和改制。
儒家法律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念。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1] 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2]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再如“民，神之主也”[4]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5]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他们所突出、关注的不是贵族威严，而是平民意志；不是贵族权益，而是平民命运。具体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表现在：首先，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6]， 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7].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甚至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污吏欺榨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认其政治地位的。其次，天命即人命，人民的意志便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比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定条件， 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9]这说明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第三，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摄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正所谓“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10].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1]“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12]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而“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是远比法律程序更为重要的因素。比较来看，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指导思想。而基督教以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为中心，上帝创造了人因而对人享有绝对权威。由此，上帝与人的纵向关系便是基督教关注的首位。儒家没有相应人格化的上帝，也没有任何相应的神或宗教，于是人们思考的注意力便越过神而直接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与基督教对来世的关注形成鲜明的对比，孔子对超自然性质的事物往往采取一种比较冷漠的世俗态度。正如他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 焉知死？”[13].由于人过早地确立了对天的实际优势，在天地人的三位一体中，人就成为比天和地更为活跃的因素。在《尚书。太甲》篇中就有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说法[14].在传统儒家思想看来，在人君上面的神，人君所凭藉的国，以及人君的本身，都是为民而存在的，可以说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应当说，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一种相当理性而早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早熟的文化，对于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太成熟的民族来说，人过早从神或超自然的畏惧中解放出业来，结果有可能使人滋生出毫无节制的欲望。没有外在权威的干预和牵制，人有可能毫无顾忌地充当权威，争权夺利。这样从结局上说并不能达到爱民的目的。另外“天意即民意”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没有民意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国家大一统后，百姓也无自由选择的可能，“民意”的表达便成了问题，统治者可以作这样的循环论：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便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也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无论个人还是人类，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进入文明。在人的自我约束还未充分发展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外界的权威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宗教来提供这一权威，那么必然有世俗的权威来取而代之。没有对神的畏惧，那就必须有对人的畏惧。因此在中国将个人神化，制造出一个人间神来，就是必然之事。因而，尽管孔孟提倡爱民、重民、以民为本；提倡贤人政治、仁政、德治；尽管其认为百姓在君王举措失当时可以替天行道，但是孔孟的民本思想不可以等同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民本与民主，虽一字之别，但涵义较远。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在于：首先，民本思想不必论证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问题或者说权力的产生方式问题，而这是民主所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民本思想也提到百姓在某些时候可以替天行道，但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民主的程序的权力产生方式，因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吉祥描画出一个宽慰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的循环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王朝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推翻一个旧王朝统治，但接下来他们建立的王朝也没有建立什么民主制度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民本思想把民框在既有的政权内，以政权的存亡继绝为基本参照，根本没有把民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更没有透过“民”来对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历史发展进行深刻的沟通，进而讲透民之所以成为政治之本的内在根据；它仅仅是把民当做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按照父母与子女的模式来理解君、官与民众的关系，以满足民在物质上和役力上的基本需求为上限，因而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比，可能有真正尊重民众的基本价值和权利，不可能演化出民自为主和赋民以权等内容。一句话，民本思想包含着“为民作主”的涵义，而民主思想则包含着“由民作主”的涵义。其次，民本思想，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很少从被统治者的地位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它是一种由上而下“发”、“施”、“济”的性质，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这与近代西方民主法治由下向上去推，由基层市民社会去争，形成明显对照。西方民主法律思想是以“我的自觉”为启动力。我的自觉，就是每一个人对他人而言，尤其是对统治者而言，都有自己独立的生存权利，有自己独立的个体自由。他们根据的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和互相同意的契约论。自然法与契约论，是每个人争取权利的前提或手段。所以 西方民主思想中第一步是争取个人权利，划定个人权利，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行使。在划定权利之后，第二步才是规定每个人应尽的义 务。又由于权利与权利相互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有一定的范围，才能维持秩序，于是西方法律发展的第三步便是与民主不可分 离的法治。当然儒家法律思想中的民本主义，仍有其合理的内核。对待儒家的民本主义，我们得注意培养整个民众的民主素质，使人民真正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使“民本”转而为人民自己站起来的民主。这样中国的民主法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法治的建立而复兴。──────────────注释：[1]《荀子。大略》[2]《尚书。皋陶谟》[3]《泰誓》[4]《左传》[5]《国语。周语》[6]《孟子。滕文公上》[7]《孟子。滕文公下》[8]《孟子。尽心下》[9]《孟子。梁惠王下》[10]《孟子。离娄下》[11]《论语。颜渊》[12]《孟子。公孙丑上》[13]《论语。先进》[14]《尚书。太甲》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法学院
这种东西，行情很高的，要花真金白银去买。在这里喊是没有用的。悬赏分给我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