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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1.1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1.2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2.1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2.1.1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2.1.2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2.1.3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2.1.4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3.1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3.2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3.3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3.4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暗恋桃花源》赖声川的著名舞台剧《暗恋桃花源》，描写的是两部本来毫不相关的剧情，却阴差阳错，在同一个舞台上排演，期间因争抢戏台而发生的一系列的好笑的故事。从总体上来看，全剧写的都是寻找爱情、理想的过程。在战争年代爱情是江滨柳、云之凡的信念,即使相隔千里，又或者过了几十年，依然还能彼此记挂着对方；桃花源，是陶一生都想回去的地方，只是最后仍然“未果”；刘子骥，是女孩一直在寻找的，最终却换来满心的绝望……《暗恋》在剧中是作为悲剧在上演。讲述的是江滨柳和云之凡在战乱中邂逅，相恋却又分开，四十年后终于再次相聚的故事。到了故事最后，倒有了几分喜剧的色彩，只是这时的时过境迁，会不会让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感到惋惜呢？相比《暗恋》来说，《桃花源》无疑是一部喜剧。剧中陶的不善表达和懦弱，春花的凶悍，袁老板的理想……一个个人物冲突相继展开。最后，陶再也找不到回桃花源的路。这使剧情具有了些悲情的成分。可以说，在整部剧中，导演做到了“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整出剧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随着故事的展开，情节发展环环相扣，再加上《桃花源》中不时的喜剧元素，倒显得有趣得多。同一个舞台是这两部剧中剧的纽带，刘子骥和寻找他的女孩，则无疑是贯穿两部剧的关键人物。从头到尾的寻找，直到最后的一连三次“刘子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中的情节与冲突刻画得很成功，两部剧导演之间的争斗，演员之间的摩擦……到后来为了节约时间共用同一个舞台时的语言之间的相互“交流”，两部剧演员的“互问互答”，故事之间的“交融”，显得很是滑稽却又恰到好处，仔细想来，导演在这些地方心思的运用，很好的把《暗恋桃花源》整部剧的主题表达了出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认为剧中对刘子骥与寻找他的女孩的刻画还应该加强一些，因为我是已经到了剧情快结束时才略微懂得了些这两个人物在剧中的作用，以至于以前的内容都有些不大能连贯起来。也许在导演眼中，正是他们这种若隐若现的姿态，才使得“寻找”这一主题更加深刻！
初读《雷雨》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当我一口气读完并合上最后一页时，仰头却发现天上的星星也在对我惨白地笑着，而我的心，已如夜一般黑，夜一般重。重读《雷雨》时，吸引我的就不只是它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了，而是曹禺用细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他对于这些形象的描述可谓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多一分则胖，少一分则瘦，真是恰到好处。一、 周冲周冲永远都是个孩子，他有着一切孩子的空想，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的代表。他勇于反抗封建，希望接受新的思想，并且单纯地幻想着“世界对于他来说永远都是美好的”。天真的他甚至认为连爱也是无私的，他甚至幻想能和他所爱的人——四凤永远在一起，当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他又幻想和四凤一起逃离这个没有爱的家。我觉得周冲从头到脚都是无辜的，他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最后连死也是无端端的，但是，周冲的出现，毕竟给灰暗的故事色调增添了一抹亮色。二、繁漪繁漪不是个平凡的人，她有着多重身份，因此，封建礼教下的她生活得好不艰难。繁漪是忧郁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她的眼光时常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绝望，她时常抑制着自己。她是一个受过一点儿新式教育的人，她文弱，明慧，对诗文有一定的爱好，但也有一贯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这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火一样热烈，恨起人来又像火一样把人烧毁，然而她的外表是沉静的，就像秋天的落叶轻轻落在你身旁。繁漪也许是《雷雨》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我喜欢繁漪。她是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她接受了封建礼教，也勇于反抗封建礼教，但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根深蒂固，她又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出彻底的反抗，所以她就在接受和反抗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特别在“吃药”和处理与周萍的爱恨关系上。我觉得用水来形容繁漪最合适不过了，繁漪，柔弱又坚强，像水一样，水至柔，柔肠百结，但也可水滴石穿；繁漪又是孤独的，虽然水滴石穿，可水穿后就无所谓水，因为水已没有了依靠；繁漪是可悲的，水执著得用一生来敲打石，可力尽了终生，也只能穿出一线小洞，最终也无力改变石；繁漪是可怜的，因为冰冷的水永远不会给繁漪带来爱的温暖；繁漪还是悲壮的，水滴石后即粉身碎骨，又如繁漪终究要凤凰涅磐。三、周萍和周朴园这是两个相似的人物，周朴园专横、自是、倔强，和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一样，在家里和下属面前都格外威严，不惜一切地剥削工人。周萍和他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人的自私和自以为是，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封建礼教，只不过周萍总有着昏暗的眼神，闪烁着迟疑和矛盾。他总是悔恨自己的错误，当一个新的冲动来了，他的热情与欲望就会像水一样淹没他。他那星星的理智，不过是卷在漩涡上的一段枯枝，这样，一个大错就跟着一个大错发生。他痛苦，悔恨，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而敢做坏事的人，他又羡慕一切能干一番“事业”并依循着上层人的“道德”做模范家长、模范公民的人。他佩服他的父亲，在他眼里，父亲除了有点冷酷和倔强外，是一个无暇的男子，但冷酷和倔强是他最喜欢的，因为这都是他自己没有的，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作者运笔的又一好处是安排了周萍父子相似的境遇，虽然对周朴园着墨不多，同样可知周朴园的卑劣之处，并由周朴园的行径揭露了资本家的罪恶本质。四、鲁贵和鲁大海虽然是父子，也许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缘故，二人性格截然不同。鲁大海是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受着多重压迫，反抗得就异常激烈。他的性格更是倔强的，他满蓄着精力，年轻的激情和热情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他的反抗精神被彻底地展现出来。而鲁贵，十分“懂事”，尤其是礼节。他又有点驮背，似乎永远都应该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是”。他恪守着“下人”的规矩，眼里还闪烁着贪婪的目光，但这贪婪和周朴园的贪婪绝不相同，周朴园的贪婪是张着狮子般的血盆大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而鲁贵的贪婪只能是市井小人的见钱眼开。五、鲁四凤同周冲一样，四凤是个很纯洁的孩子，可与周冲最大的不同是：四凤没有接受过教育，她不可能接受新思潮的冲击。她不会反抗，不会站出来和封建礼教反抗，因此而只能具有劳动人民的朴素的美德：善良、勤劳。总之，四凤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子，却又逆来顺受，听从别人对自己的命运的安排。六、鲁侍萍最后才谈到侍萍，侍萍的确让我不知怎么去评价，侍萍也是个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又有太多的偶然。应该说侍萍是个有骨子的人，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但是她又对周萍有所依托，所以她的反抗不会彻底，在对待周冲和四凤的问题上，她又主动妥协，用一味地退却和忍让来成全别人，牺牲自己。这就是《雷雨》中的全部人物，每个人都着实重重地涂了一笔灰暗的色调，于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八个人都露出了煞白的面孔。
《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第一本是“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是“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是“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是“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是“张君瑞庆团圆”。 在《西厢记》里，崔莺莺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她是一个从外貌到内心，从行为到思想都非常美的贵族少女。她聪明、伶俐、温柔、深情，既能坚决维护个人幸福，敢于反抗封建压力，必要时又勇于牺牲自己。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又知书识礼，因此必然受到封建礼教、文化的影响。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佛殿散心一定要无人时才能去，平时不告而出闺门便要受到严厉训斥。对于封建家长老夫人来说，爱女儿和用封建礼教管束女儿是一回事。但莺莺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不是一个安于约束，对封建家长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因此一开始她就以一个感时伤春的怨女形象出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妙龄女子与外界隔绝，又恰值残春时节，逝水流花，怎不引起她“韵华虚度，青春难留”的感伤之情。莺莺已经许婚郑恒，但并不为未婚夫郑恒即将到来而喜悦，反而“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可见她对这门亲事是如何不满了。正是由于对自己韵华虚度的感伤和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使她在佛殿上初次遇见张生，便敢于一见钟情。红娘告诉她“那壁有人”，催她回去，她却回顾张生，迟迟不愿离去： 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看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几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 她是这样犹豫、流连，对爱情的追求，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主动、大胆。《联吟》一折，当红娘告诉她张生在打听小姐消息时，她只嘱红娘“休对夫人说”。花园烧香，莺莺明知墙角吟诗的就是那个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却不避嫌疑，要依韵和一首：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诗意的显豁使得张生这个傻角也听出了“一字字，诉衷情，堪听”，以致大胆地“拽起罗衫欲行”，而莺莺也居然“陪着笑脸相迎”，红娘却不做美，及时提醒莺莺回家。以后虽然在“闹斋”时互相眉目传情，却不能亲近。张生固然为此懊恼，莺莺也是“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 从《寺警》到《酬简》是莺莺冲破阻力，与张生暗中沟通的阶段，正当莺莺盼望着向东邻通殷勤的时候，孙飞虎叛乱事件发生了。老夫人答应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张生一封书信，请来白马将军解围，这就使崔张姻缘由不合法，一变而为合法，得到了老夫人的许诺。谁知兵退之后，老夫人竟失信赖婚。让莺莺以兄妹之礼拜见张生。这时剧本一连用了好多支曲子，让莺莺用这种近于愤怒斥责的口吻，淋漓尽致地发泄她的怨愤。她敢于骂她的母亲是“即即世世老婆婆”，是“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来。这时莺莺的反抗力增加了，她冒着“夫人知道不是耍”的风险，派红娘去探望张生，了解张生的情况，主动去向张生“通殷勤”。而当红娘具体了解了张生的情况，带回来张生的情书之后，她又没有勇气承认了，在红娘面前装起“正经”来：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种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半截来。 （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道呵，甚么模样。 这是《闹简》中莺莺的“假意儿”。《赖简》中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她明明写下诗句约张生逾墙相会，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诗写得很好，一个封建时代相国门第的千金小姐，白纸黑字，敢于明确地约情人逾墙相会，这是向封建礼教所做的大胆的挑战。张生解诗也解得好，能够分毫不差地领会莺莺的诗意。但是，当张生如约赴会，跳过墙去之后，莺莺却变卦赖简了： （未跳墙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若不看红娘薄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 莺莺如此变化无常，是与封建舆论的强大压力，与自身所受封建教养的束缚，与封建社会里薄幸男子的负心行为密切相关的。这说明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贵族女子，尽管内心深处对爱情有迫切的追求，但在需要自己行动时，却是瞻前顾后，步履维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冲破礼教大防与张生私自结合了，这是莺莺性格发展上的一次飞跃。《酬简》这后，老夫人识破了莺、张私情，要找红娘来拷问，红娘问莺莺怎么办？莺莺求红娘遮盖，红娘则主张实说。当老夫人欲加罪于红娘时，红娘说：“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指出老夫人说“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岂不失策？然后又针对老夫人的心理弱点动之以利害：若不息其事，致至官司，既辱没相国家谱，又先得治家不严之罪，到底是自己吃亏？何况张生与小姐十分相配，不如成就了他们为上上策。一番话说得气势汹汹的老夫人不能不折服，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则是我孽障，待怨谁的是！” 到最后叫出莺莺和张生，又是骂，又是怨，又不能不在口头上答应把女儿嫁给张生。老夫人口头上虽同意将莺莺许与张生为妻，却又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条件，逼张生立即上朝应考，“驳落呵，休来见我”。“通试”的受害者是张生、莺莺，而最苦的还是莺莺：“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她对老夫人“逼试”很是不满：“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弟”，可是她无法抗争。送别时的莺莺心里充满着离愁别恨：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日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莺莺嘱咐张生注意水土饮食、早眠迟起等等。全都是生活上的关照，却只字不提中第寺魁之事。不仅不提夺魁，相反，她认为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远远要比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更为美好。《惊梦》一折，在张生的梦中，莺莺说：“不恋豪杰，不羡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写的虽是梦境，却真实地表现了莺莺的心地。她爱张生，并不是想凭借他的才学，做个夫人县君，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当她得知张生中状元之后，仍然因为离别太久而感叹“悔教夫婿觅封侯”，可以看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并没有与功名富贵纠缠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纯洁的一面。 老夫人明明提出“驳落呵，休来见我”的许婚条件，莺莺却嘱咐张生“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这表现了莺莺性格的新的内容，同时又是她反抗和叛离封建礼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明代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卓吾和汤显祖等对之作了很高的评价。李卓吾把它和秦汉文、六朝诗、唐近体诗并列为“古今至文”，称赞它是“化工”之作。金圣叹则把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并称为“才子书”，并详加评点为《第六才子》。 《西厢记》的巨大影响，也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恐惧。明清两代的封建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与之相配合，各种翻案续貂之作也纷纷出笼。妄图抹掉《西厢记》的反封建色彩。 《西厢记》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厢故事的内容本来不复杂，但作家却把它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变化。情节随着戏剧冲突的紧张与缓和而时开时合，忽纵忽收。《西厢记》的语言曲辞华美，诗意浓郁，尤善于继承古代诗词溶情入景、情景交融的手法，以描摹景物渲染气氛，从而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是一部历经千锤百炼的戏剧经典作品，由上海京剧院改编创演，是至今久演不衰的当家剧目。其中光彩照人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历经几代人传颂，鲜活的英雄形象久驻人们心底。著名谭派文武老生童祥苓在剧中成功地扮演杨子荣而一举成名，享誉国内海外。他在剧中乔装改扮土匪胡彪带着《秘密联络图》只身打入惯匪坐山雕的魔窟，凭过人的胆识，睿智的机敏，取得匪首们的信任，除夕夜，与战友里应外合将土匪全歼在威虎厅里。 他在只身打入匪巢的途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以充沛的激情，高亢的声腔，激越的旋律，刀刻斧凿般地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传唱不衰。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北滨河公园由市文化局、电视台联合举办“京评帮票友大赛”时，一晚上有五位参赛选手登台演唱此段，各展风采，气势夺人。难怪主持人风趣地说：“好家伙，今晚上一连打了五只虎！” 这其中的深厚内涵和艺术魅力可见一斑。伴随着一连串铿锵有力的“长锤”，引出了气势如虹地前奏。乐曲明快清晰，时而轻重有序，时而缓急有致，裹挟着一段悠扬雄浑的号声，奏出该剧的主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变奏曲。随后惟妙惟肖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伴奏乐如波斓起伏，层层推进，为英雄出场作足铺垫。“二黄导板”“穿林海”一出口犹如异峰凸起，先声夺人。“跨雪原”尽显含蓄深沉，“气冲”二字不失委婉细腻。此时观众在聆听演唱时或通过荧屏的展现，或通过镜头的摇曳 欣赏到茫茫雪原、密密的林海那壮观的北国风光，衬托出英雄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气概。“霄汉”则唱得响遏行云，始终在高八度音域里延展，以京剧中特有的“擞音”演唱得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展现杨子荣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英雄情结。每每唱到此处，演员淋漓尽致地发挥必定得到观众的“满堂彩”和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在弹拨乐的引导下，伴随着顿挫有力的锣镲声和恢宏交响乐，改换装束的杨子荣扬鞭催马疾驶而出，观众眼前为之一亮，英雄形象羽翼丰满地呈现在台上。矫健的骑马舞蹈生动地表现英雄驰骋在林海雪原之上，此时有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剧照，那就是杨子荣在舞台上勒马、上山、等一系列舞蹈动作后，猛然大幅度跃起，右手持鞭，左手后甩并被敞亮的大衣雪白色羊皮里遮盖，在空中劈叉大跳的同时扭头回身亮相，造型潇洒，动作漂亮，再加上杨子荣背后那挺拔的参天青松，强烈的几缕阳光 穿过密匝匝的林海斜射下来，通过镜头的仰拍，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倍增英雄气概。随着伴奏乐嘎然而止，只见英雄手一挥，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马的嘶鸣裹挟着锣响引出一句“回龙”。“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拖腔顿挫简洁，直抒胸臆。“原板”中“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中的“海”字唱得委婉含蓄，真情流露。“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唱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表现出英雄为了人民为了党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中的“恨”字稍有力度连带着“得”字唱得清新别致，引发出英雄为民剿匪的迫切希望。此句中间的过门及“散板”“迎来春色”后的伴奏交响乐如烘云托月般地奏出孱孱溪水声,仿佛将人们带进春光明媚、流水淙淙的美妙意境,让人心驰神往。“换人间”则从“人”字开始音调逐级上升，直至归韵到“间”字时拖长凸起，高亢悠扬，彰显英雄对美好世界的无限向往。后半段的“西皮快板”可谓是声腔创作者对京剧声乐一大贡献，大段唱腔里由“二黄转西皮”是打破以往的程式化，独巨匠心的声腔革新，以节奏紧凑的“西皮快板”表现主人公坚定的剿匪信念。“党”字拉长但不拖沓，突出党的重要性。“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围剿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誓把坐山雕，埋葬在山涧，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教它”，这速度极快的68个字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入耳，字字铿锵有力，传递着英雄人物内心激荡的情绪，听来动人心弦。“地覆天翻！”则唱散，节拍自由地拖长，起伏跌宕一气呵成而达到高潮，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英雄的壮志情怀。这段从童祥苓那慷慨激昂、高低自如的首唱到几十年后流派纷呈、名家荟萃 的今天，各名家对这段经典唱段都赋予不同的神韵。我品味过当红杨派老生于魁智的宽厚酣畅、隽永质朴；领略着余派名家耿其昌的委婉细腻、激越悠扬；也欣赏过“海派”著名老生关栋天那清朗高亢、潇洒飘逸。各自的韵味，不同的神采都使我如醉如痴，百听不厌，从而领略京剧那博大精深的深刻内涵与无穷魅力。不仅丰富和陶冶了我的文化生活，也增强了弘扬民族艺术，让国粹薪火相传的信心。
罗马雕刻家除了表现统帅、英雄人物、全家群像、夫妇合像、单人墓碑像外，还在罗马的建筑、广场、纪念柱等上面装饰了许多圆雕和浮雕。三世纪较有名的建筑为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凯旋门和卡拉卡拉的公共浴室。古罗马雕塑是西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现实主义雕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历史上一般称欧洲的封建社会为“中世纪”，艺术史上把古罗马以后到文艺复兴前这段时间的西方艺术称为“中古世纪的艺术”，它延续了1200年左右。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成为封建统治的有力支柱。因此，欧洲中世纪的雕塑主要为基督教服务。中世纪盛期的文化艺术，经历了罗马式时期和哥特式时期。教堂建筑成为当时主要艺术载体，许多优秀雕刻家从事教堂建筑的装饰雕塑和内部陈列的圆雕工作。法国的安高莱姆教堂，康城的三圣教堂，德国盖因拉德的圣基列阿教堂中的许多雕刻，都具有代表性。 罗马式教堂以其坚厚、敦实的形体显示教会的威力，哥特式教堂以其灵巧、尖挺的上升力量控制观者的精神感情。教堂建筑中彩色玻璃窗画的明暗变化，各色各样轻巧玲陇的雕花图案和壁上的雕塑，都有助于加强宗教神秘的气氛。哥特式教堂代表了中世纪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沙脱尔教堂、理姆斯教堂等，都是哥特式教堂。而哥特式雕塑则基本上代表了中世纪保守落后的宗教艺术。 14世纪的法国雕塑中，哥特式艺术反映现实倾向增强，对人物姿态、表情、形体等方面开始夸张强调，为宗教服务的哥特式雕塑开始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艺术的萌芽。中世纪的雕塑有精华有糟粕，许多作品中充满迷信、荒诞的宗教内容，但从艺术遗产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雕塑家们也创造了不少属于人民的、有积极因素的好作品，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一直16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欧洲许多国家产生和形成。在欧洲的许多先进国家里，文化艺术达到了高度繁荣，文艺复兴掀起了欧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文艺复兴文化是反对封建宗教的文化，提倡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起领导作用的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继承并发展了希腊、罗马雕刻艺术的传统，使雕刻艺术达到了高度繁荣，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刻家，差不多都集中在佛罗伦萨。最先出现的雕刻大师是季培尔蒂，佛罗伦萨洗礼堂的两扇青铜大门上的装饰浮雕是他的代表作。伟大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把这两扇大门赞誉为“天堂之门”。同一个时期的伟大雕刻家还有多那泰罗、委罗齐奥等。而米开朗基罗的出现，则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艺术发展到了最高峰。他们以写实的手法，用准确的人体解剖学，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的形态有很强的力度感，以雕刻的艺术语言塑造传神的形象和高度的技巧手法。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艺术对后期的雕刻家有极大的影响。 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油画多有于取材古希腊神话(及其发展--古罗马神话)的，而在西方雕塑发展史上，古希腊雕塑代表着一种美学高度。希腊艺术家确立规范和原则，对后世西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和新古典主义的雕塑艺术就以其为标杆。古希腊的艺术家确定了最美的人体的原则。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古艺术家波利克里托斯是第一个“规范”了“美”的艺术家，他从纯数学理论角度，计算出一个做为人类身材范本的男士应该具有的身材比例。他是“黄金分割律”的鼻祖。并且，评判他人、修炼自己的身材仪容也成为古希腊人的习惯。“苏格拉底一贯认为：凡是身材不佳、仪容不整的人都是没有公共精神、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在苏格拉底的眼里，公民身材肥硕问题属于公共事务的范畴，而肥胖也是政治问题。”尼采就曾说过，要在“身体上做一个古希腊人”。有意思的是，如果不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侵印度，将雕塑艺术带到恒河流域，恐怕流传到东方各国的佛教也就不会有后来繁荣不已的造像艺术(云冈，龙门，莫高窟，巴米扬大佛...)，甚至在佛教、道教(借鉴了佛教的传教形式)的寺庙里也不会供奉着偶像。因为，古印度的宗教传统里是不崇尚偶像崇拜的。坦胸露乳的佛像，恐怕也只能来源于古希腊的文明吧！
豫剧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被列为除京剧、评剧、越剧、黄梅戏之外的五大剧种之一，除了它具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沉淀之外，它的传播广度、受众数量、剧本质量以及在唱腔、舞台表现力等方面着实有着其它戏曲种类所不具有的优越性。豫剧产生的具体时间已无可考，自清代乾隆朝以后开始大面积的衍生、发展。豫剧的产生与发展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草台班社阶段。如果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至少昆曲、秦腔乃至汉剧、徽剧等这些老的剧种已经为豫剧的形成做好了程式和样板，所以说，豫剧产生的起点是比较高的。第二个阶段为半职业到职业艺人的产生阶段。豫剧开始有了“书会”、“社会”的构成，艺人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优秀的剧本不断产生，艺术形式不断翻新，唱腔被不断改良，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三个阶段为旧戏向新戏的转变，也就是戏曲改良阶段。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以樊粹庭、王镇南为代表的改革家将豫剧中的低俗成分逐渐摒弃，提高了剧种品质。（有完整的）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源远流长，是我国的经典，不同地方的戏曲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它让人赏心悦目，其情节有的催人泪下，有的振奋人心，多姿多彩，出神入化。 小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父母看戏曲时，我总认为他们实在太老土，赶不上潮流，打死我我都不会去看那老掉牙的玩意。 俗话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亲口尝尝。”不尝不知道，一尝吓一跳呀！今天的语文课上，当我珍惜仔细欣赏了中国别具一格的戏曲时，我真是为之震撼，原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戏曲是那么的有艺术魅力呀！我真是井底之蛙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外国人又怎么能比得上？难怪呀，老一辈的人都是那么的热衷于这些戏曲，那么喜爱戏曲。 我现在才感受到什么是“不看戏曲的人，枉做中国人”。不是吗？这些戏曲，就像我国的一部部历史，只有懂得欣赏它的人，只有懂得关注它的人，只有懂得挖掘它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戏曲是我们的国宝，戏曲是我们的国粹，戏曲是我们的国剧呀！我们怎能忘记它们？如今的社会，我们这些青少年们的视野，已经转移到流行音乐、影视和网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其实，当我们细心的欣赏我们的戏曲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犹如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将历史的画卷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将我们带入了历史的隧道，让我们身临其境，让我们感慨不已。 戏曲的艺术魅力，我们怎可忘记？我们要多去欣赏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让它永远永远放光芒，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不知道在{世界文学研究}或者{艺术研究快报}等等这类期刊上面有没有你说的这类型的文章~反正论文的大体多差不多~你可以多看下了解下吧~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初读《雷雨》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当我一口气读完并合上最后一页时，仰头却发现天上的星星也在对我惨白地笑着，而我的心，已如夜一般黑，夜一般重。重读《雷雨》时，吸引我的就不只是它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了，而是曹禺用细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他对于这些形象的描述可谓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多一分则胖，少一分则瘦，真是恰到好处。一、 周冲周冲永远都是个孩子，他有着一切孩子的空想，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的代表。他勇于反抗封建，希望接受新的思想，并且单纯地幻想着“世界对于他来说永远都是美好的”。天真的他甚至认为连爱也是无私的，他甚至幻想能和他所爱的人——四凤永远在一起，当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他又幻想和四凤一起逃离这个没有爱的家。我觉得周冲从头到脚都是无辜的，他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最后连死也是无端端的，但是，周冲的出现，毕竟给灰暗的故事色调增添了一抹亮色。二、繁漪繁漪不是个平凡的人，她有着多重身份，因此，封建礼教下的她生活得好不艰难。繁漪是忧郁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她的眼光时常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绝望，她时常抑制着自己。她是一个受过一点儿新式教育的人，她文弱，明慧，对诗文有一定的爱好，但也有一贯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这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火一样热烈，恨起人来又像火一样把人烧毁，然而她的外表是沉静的，就像秋天的落叶轻轻落在你身旁。繁漪也许是《雷雨》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我喜欢繁漪。她是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她接受了封建礼教，也勇于反抗封建礼教，但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根深蒂固，她又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出彻底的反抗，所以她就在接受和反抗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特别在“吃药”和处理与周萍的爱恨关系上。我觉得用水来形容繁漪最合适不过了，繁漪，柔弱又坚强，像水一样，水至柔，柔肠百结，但也可水滴石穿；繁漪又是孤独的，虽然水滴石穿，可水穿后就无所谓水，因为水已没有了依靠；繁漪是可悲的，水执著得用一生来敲打石，可力尽了终生，也只能穿出一线小洞，最终也无力改变石；繁漪是可怜的，因为冰冷的水永远不会给繁漪带来爱的温暖；繁漪还是悲壮的，水滴石后即粉身碎骨，又如繁漪终究要凤凰涅磐。三、周萍和周朴园这是两个相似的人物，周朴园专横、自是、倔强，和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一样，在家里和下属面前都格外威严，不惜一切地剥削工人。周萍和他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人的自私和自以为是，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封建礼教，只不过周萍总有着昏暗的眼神，闪烁着迟疑和矛盾。他总是悔恨自己的错误，当一个新的冲动来了，他的热情与欲望就会像水一样淹没他。他那星星的理智，不过是卷在漩涡上的一段枯枝，这样，一个大错就跟着一个大错发生。他痛苦，悔恨，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而敢做坏事的人，他又羡慕一切能干一番“事业”并依循着上层人的“道德”做模范家长、模范公民的人。他佩服他的父亲，在他眼里，父亲除了有点冷酷和倔强外，是一个无暇的男子，但冷酷和倔强是他最喜欢的，因为这都是他自己没有的，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作者运笔的又一好处是安排了周萍父子相似的境遇，虽然对周朴园着墨不多，同样可知周朴园的卑劣之处，并由周朴园的行径揭露了资本家的罪恶本质。四、鲁贵和鲁大海虽然是父子，也许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缘故，二人性格截然不同。鲁大海是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受着多重压迫，反抗得就异常激烈。他的性格更是倔强的，他满蓄着精力，年轻的激情和热情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他的反抗精神被彻底地展现出来。而鲁贵，十分“懂事”，尤其是礼节。他又有点驮背，似乎永远都应该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是”。他恪守着“下人”的规矩，眼里还闪烁着贪婪的目光，但这贪婪和周朴园的贪婪绝不相同，周朴园的贪婪是张着狮子般的血盆大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而鲁贵的贪婪只能是市井小人的见钱眼开。五、鲁四凤同周冲一样，四凤是个很纯洁的孩子，可与周冲最大的不同是：四凤没有接受过教育，她不可能接受新思潮的冲击。她不会反抗，不会站出来和封建礼教反抗，因此而只能具有劳动人民的朴素的美德：善良、勤劳。总之，四凤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子，却又逆来顺受，听从别人对自己的命运的安排。六、鲁侍萍最后才谈到侍萍，侍萍的确让我不知怎么去评价，侍萍也是个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又有太多的偶然。应该说侍萍是个有骨子的人，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但是她又对周萍有所依托，所以她的反抗不会彻底，在对待周冲和四凤的问题上，她又主动妥协，用一味地退却和忍让来成全别人，牺牲自己。这就是《雷雨》中的全部人物，每个人都着实重重地涂了一笔灰暗的色调，于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八个人都露出了煞白的面孔。
《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第一本是“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是“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是“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是“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是“张君瑞庆团圆”。 在《西厢记》里，崔莺莺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她是一个从外貌到内心，从行为到思想都非常美的贵族少女。她聪明、伶俐、温柔、深情，既能坚决维护个人幸福，敢于反抗封建压力，必要时又勇于牺牲自己。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又知书识礼，因此必然受到封建礼教、文化的影响。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佛殿散心一定要无人时才能去，平时不告而出闺门便要受到严厉训斥。对于封建家长老夫人来说，爱女儿和用封建礼教管束女儿是一回事。但莺莺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不是一个安于约束，对封建家长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因此一开始她就以一个感时伤春的怨女形象出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妙龄女子与外界隔绝，又恰值残春时节，逝水流花，怎不引起她“韵华虚度，青春难留”的感伤之情。莺莺已经许婚郑恒，但并不为未婚夫郑恒即将到来而喜悦，反而“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可见她对这门亲事是如何不满了。正是由于对自己韵华虚度的感伤和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使她在佛殿上初次遇见张生，便敢于一见钟情。红娘告诉她“那壁有人”，催她回去，她却回顾张生，迟迟不愿离去： 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看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几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 她是这样犹豫、流连，对爱情的追求，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主动、大胆。《联吟》一折，当红娘告诉她张生在打听小姐消息时，她只嘱红娘“休对夫人说”。花园烧香，莺莺明知墙角吟诗的就是那个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却不避嫌疑，要依韵和一首：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诗意的显豁使得张生这个傻角也听出了“一字字，诉衷情，堪听”，以致大胆地“拽起罗衫欲行”，而莺莺也居然“陪着笑脸相迎”，红娘却不做美，及时提醒莺莺回家。以后虽然在“闹斋”时互相眉目传情，却不能亲近。张生固然为此懊恼，莺莺也是“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 从《寺警》到《酬简》是莺莺冲破阻力，与张生暗中沟通的阶段，正当莺莺盼望着向东邻通殷勤的时候，孙飞虎叛乱事件发生了。老夫人答应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张生一封书信，请来白马将军解围，这就使崔张姻缘由不合法，一变而为合法，得到了老夫人的许诺。谁知兵退之后，老夫人竟失信赖婚。让莺莺以兄妹之礼拜见张生。这时剧本一连用了好多支曲子，让莺莺用这种近于愤怒斥责的口吻，淋漓尽致地发泄她的怨愤。她敢于骂她的母亲是“即即世世老婆婆”，是“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来。这时莺莺的反抗力增加了，她冒着“夫人知道不是耍”的风险，派红娘去探望张生，了解张生的情况，主动去向张生“通殷勤”。而当红娘具体了解了张生的情况，带回来张生的情书之后，她又没有勇气承认了，在红娘面前装起“正经”来：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种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半截来。 （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道呵，甚么模样。 这是《闹简》中莺莺的“假意儿”。《赖简》中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她明明写下诗句约张生逾墙相会，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诗写得很好，一个封建时代相国门第的千金小姐，白纸黑字，敢于明确地约情人逾墙相会，这是向封建礼教所做的大胆的挑战。张生解诗也解得好，能够分毫不差地领会莺莺的诗意。但是，当张生如约赴会，跳过墙去之后，莺莺却变卦赖简了： （未跳墙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若不看红娘薄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 莺莺如此变化无常，是与封建舆论的强大压力，与自身所受封建教养的束缚，与封建社会里薄幸男子的负心行为密切相关的。这说明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贵族女子，尽管内心深处对爱情有迫切的追求，但在需要自己行动时，却是瞻前顾后，步履维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冲破礼教大防与张生私自结合了，这是莺莺性格发展上的一次飞跃。《酬简》这后，老夫人识破了莺、张私情，要找红娘来拷问，红娘问莺莺怎么办？莺莺求红娘遮盖，红娘则主张实说。当老夫人欲加罪于红娘时，红娘说：“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指出老夫人说“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岂不失策？然后又针对老夫人的心理弱点动之以利害：若不息其事，致至官司，既辱没相国家谱，又先得治家不严之罪，到底是自己吃亏？何况张生与小姐十分相配，不如成就了他们为上上策。一番话说得气势汹汹的老夫人不能不折服，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则是我孽障，待怨谁的是！” 到最后叫出莺莺和张生，又是骂，又是怨，又不能不在口头上答应把女儿嫁给张生。老夫人口头上虽同意将莺莺许与张生为妻，却又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条件，逼张生立即上朝应考，“驳落呵，休来见我”。“通试”的受害者是张生、莺莺，而最苦的还是莺莺：“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她对老夫人“逼试”很是不满：“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弟”，可是她无法抗争。送别时的莺莺心里充满着离愁别恨：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日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莺莺嘱咐张生注意水土饮食、早眠迟起等等。全都是生活上的关照，却只字不提中第寺魁之事。不仅不提夺魁，相反，她认为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远远要比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更为美好。《惊梦》一折，在张生的梦中，莺莺说：“不恋豪杰，不羡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写的虽是梦境，却真实地表现了莺莺的心地。她爱张生，并不是想凭借他的才学，做个夫人县君，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当她得知张生中状元之后，仍然因为离别太久而感叹“悔教夫婿觅封侯”，可以看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并没有与功名富贵纠缠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纯洁的一面。 老夫人明明提出“驳落呵，休来见我”的许婚条件，莺莺却嘱咐张生“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这表现了莺莺性格的新的内容，同时又是她反抗和叛离封建礼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明代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卓吾和汤显祖等对之作了很高的评价。李卓吾把它和秦汉文、六朝诗、唐近体诗并列为“古今至文”，称赞它是“化工”之作。金圣叹则把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并称为“才子书”，并详加评点为《第六才子》。 《西厢记》的巨大影响，也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恐惧。明清两代的封建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与之相配合，各种翻案续貂之作也纷纷出笼。妄图抹掉《西厢记》的反封建色彩。 《西厢记》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厢故事的内容本来不复杂，但作家却把它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变化。情节随着戏剧冲突的紧张与缓和而时开时合，忽纵忽收。《西厢记》的语言曲辞华美，诗意浓郁，尤善于继承古代诗词溶情入景、情景交融的手法，以描摹景物渲染气氛，从而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