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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东京大学 刘文君摘 要：关于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国际上一直存有很大的争议。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60年代，我国在经济起飞的80年代，都制定了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本文试对日本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高中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变化进行分析，并探讨日本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关键词：职业教育，经济发展；日本经验，启示关于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国际上一直存有很大的争议。兴盛于，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通过进行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多项指标中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最大的是中等技术人员的数量，由此得出了为实现经济的发展必须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结论(Harbison、Myer，1964)。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倾向。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职业教育所发挥的实际效果提出了质疑。比如，福斯特通过其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指出，接受职业教育实际上并不是高中生积极主动的选择，即使接受了职业教育，毕业后也往往学非所用，职业学校实际所发挥的作用与人们的期待存在很大的差距(Foster，1965)。并且萨卡罗普洛斯从经济学的视点，运用“费用一效益”分析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费用大于社会效益(George，1986)。金子在系统地分析有关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指出，职业教育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和经济背景(金子，2001)。并且，援助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机构——世界银行，也在政策报告书《职业技术教育与训练》中，表明了援助的重点由职业学校转向社会职业训练机构的政策意向(WorldBank，1991)。因此，无论是着眼于理论研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对经济发展中的职业教育进行实证性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60年代，我国在经济起飞的80年代，都制定了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在我国，普遍认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这种认识也对我国自80年代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制定中等职业教育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对于经济高速增长期职业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尽管在日本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争议，但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实证研究；那么，日本的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关系，高中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变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并且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受到哪些启示?本论文试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和分析。一、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一)高中教育的迅速发展在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对教育需求的提高，日本的中等及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高中入学率在50年代急速增长，由1950年的40％多到1960年上升为近60％，而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临近尾声的70年代中期达到了近90％，高中教育实现了普及化。同时，6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在国际上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理论正处于兴盛时期，这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经济计划中，将教育放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最有代表性的是1960年制定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提出了加快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特别是中等技术人员的要求，并根据未来产业发展的预测制定了具体的人才培养计划。具体包括在高等教育阶段扩大理工科的规模和在高中阶段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关于高中教育提出了普通科与职业科在校生比例由原来的6：4变为5：5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60年代初正值生于战后所谓第一次出生高峰期的一代人升高中，作为高中生迅速增加的应急措施，各地纷纷设立高中，而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选择设立费用相对较少的普通高中。结果，实际上到70年代初为止，普通科和职业科的在校生一直是保持着6：4的比例，平行发展。而70年代之后，职业科趋于衰退，普通科逐渐上升。(二)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如上所述，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高中的普、职比例保持了一定的比例，但是，分地区来看，各县(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由图2可以看出，各县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呈负线性相关。如果将散点图分为4个象限来观察的话就会得知，第1象限和第Ⅳ象限集中体现了上述关系，即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低，而经济发展水平高；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对这一现象，大概可以作如下解释，即在60年代，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为了解决人口稀少化及地区差问题，各自制定了地区开发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是，通过自己培养人才来招引工商企业。因此，当时最积极响应国家职业教育扩充政策的，是处于第1象限的南九州和东北部的后进县。而处于第Ⅳ象限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由于升大学的需求较大，带动了普通高中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的比率相对较小。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两种类型，即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也高(第Ⅱ象限)；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也低(第Ⅲ象限)。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多样化的。为避免将两者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化，需要对各地区应届高中毕业生、职业科毕业生就业的区域间流动状况进行分析。二、高中毕业生就业的区域性流动(一)对高中毕业生区域性流动的分析。在这里不以单纯的经济所得为指标，而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以产业构成等多项指标划分的1960年日本各地区经济产业开发度为基准，将各都道府分为 6个地区群，并以此设定6个哑变量，然后通过回归分析，对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开始的1961年和结束的1975年，不同开发度地区和高中毕业生的流出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表1是对各变量的说明。由表2中对1961年的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低开发地区的哑变量A和工哑密集度高的发达地区的哑变量F，前者为正的有意相关系数，而后者为负的有意相关系数。这表明在经济增长初期，低开发地区的高中生大量流向了工业密集度高的发达地区。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对职业科和普通科毕业生的流动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但根据低开发地区经济计划中的记载，高中毕业生的流出率，职业科特别是其中的工业科远远大于普通科。而高中毕业生流出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像所预期的那样，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技术人才而达到招致企业到本地安家落户的目的，相反培养出的技术人才由于在本地区难以学以致用，而大量流向急需人才的工业密集度高的发达地区。从1975年的回归分析结果看，低开发地区的哑变量A和工业密集度高的发达地区的哑变量F仍然是处于两个极端。而从绝对值看，与1961年的回归分析的结果相比，哑变量A的系数增大，而哑变量F减小，而且在1960年相关系数有意的哑变量C和哑变量D其绝对值变小且失去了统计上的意义。由此可以得知，在经过了经济增长期的1975年，工业密集度高的发达地区对流入的高中毕业生吸收力趋于减少，而低开发地区的高中毕业生的流出尚未得到缓解，有可能流向哑变量A以外的其他地区。(二)高中毕业生区域性流动的意义那么应该怎样看待上述高中毕业生的区域性流动呢，这样的流动具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上述分析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而由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直接得出两者具有因果关系，是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对于经济发展中职业教育的作用进行分析时，应对高中毕业生特别是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劳动市场状况、高中教育机会市场，以及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等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做全面的分析。第二，由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向经济发展地区的高中毕业生，特别是职校毕业生的流动，一方面，从经济落后地区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扩大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的发展，而且如果不能提供接受毕业生的劳动机会的话，还会造成教育资金和人才的相对浪费。但另一方面，从全国整体来看，正是由于这样的流动，缓解了工业密集度高的发达地区的人才的不足，使人才供需趋于平衡，而避免了人才的“绝对浪费”。三、对我国的启示众所周知，我国高中教育自70年代末以来经历了巨大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历程大概可以分为职业教育的“恢复、振兴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扩大期(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以及“调整期(90年代后期～)”三个阶段。在第一个时期，根据《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1980)的精神，通过部分普通高中改组为职业高中，开始恢复和振兴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中等职业教育。在第二个时期，随着《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1985)、《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务院，1991)、《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的公布，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所占的比例由1980年的18．9％迅速上升，到1993年超过了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在 1995年达到了高峰56.8％。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也就是第三个时期后，职业学校的“招’生难”、“就业难”问题日益显著，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比例也开始下滑，特别是由于9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扩招，对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加大，而职业学校的处境更加艰难。纵观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其兴衰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迅速培养人才这固然是首要目的，但是通过各阶段毕业生的“三级分流”，缓解高考的激烈竞争，也是重要的课题。因此，制定了在经济发达和高中教育升学率高的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大于经济发展落后和高中教育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倾斜政策。职业教育在上述两个方面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对人才需求水平的提高和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提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职业学校“就业难”和“招生难”的状况。在思考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时，上述日本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首先，应该认识到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制定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时，不应仅以经济发展水平来笼统地制定发展目标，而应以各地的产业发展的特点和水平等为依据，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目标。而且，不仅需要对劳动市场的供需还应对教育机会市场的供需双方进行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过于强调职业教育的比率，一方面可能会造成职业学校毕业生相对过剩，同时还会由于高等教育迅速扩大和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滞后，而造成高等教育选拔质量降低。第二，从包括日本和我国在内的各国职业教育的实际状况都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往往追赶不上现实中技术革新的发展及产业的调整，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与劳动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而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通过高中毕业生的区域性流动，弥补或减少了这样的差距。因此，在高速经济增长期日本的高中生特别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出现就业难的问题，这大概也是日本对这一时期部分地区的职业教育问题虽给予了关注，但总体上并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的原因所在。而在我国，尽管高中毛人学率在2005年仅为52％，远远低于60年代日本高中教育发展的水平，为什么却出现了高中毕业生特别是职业高中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以认为是高中毕业生劳动市场缺乏流动性。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地域间的人口流动本身受到限制，而且即使这种限制减少了，而由高中毕业生、职业学校毕业生资源过剩的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流动也非易事。而且在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也存在各种限制，除了户籍制度外，不少地区还明文规定拒绝接受外省、外市大学学历以下的应届毕业生。实际上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高中毕业生、职业学校毕业生资源过剩，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只是相对过剩，在现实中，一方面中等技术人员不足，而另一方面职业学校学生就业难，原因之一就是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市场所需技术种类的错位，如果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相互隔断的高中毕业生劳动市场能够敞开{将大大有益于高中毕业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高中生的就业问题。当然，自80年代开始，技术人员流动状况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高中毕业生的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并非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但通过上述分析，至少应该认识到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复杂性，以及高中毕业生的流动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制定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并逐步改善高中毕业生的就业环境。（文见《教育与经济》2007年第2期）
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一。 引论：主导未来中国教育的基本力量文字的历史似乎表明，人类文明自（孔子、释伽、苏格拉底提出‘启蒙’问题的）‘轴心时代’以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无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及自己的世界观开启蒙昧和施行教育。农业时代行农业的教育，工业时代行工业的教育；保守的社会张扬传统价值，变革的社会鼓吹观念创新；先进扩张的社会敢为‘坚船利炮’提供社会达尔文主义道德观，落后挨打的社会尝以‘科技至上’试图救民族于危亡。真如德里达所感叹：“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Egea－Kuehne，1996）。于是，教育不能不体现特定社会对自己特定生存状况的理解和把握，此即教育的‘殊相’。另一方面，道枢所指，人文所及，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教育都贯穿了‘人’之为‘类’所分享着的同一种精神，即对自然的尊敬和对自由的追求。前者是‘天命’，是‘必然’，是‘神意’；后者是‘问天’，是‘欲求’，是‘人性’。于是，出于‘类’的性质，教育便非要同时在两个方面开启人性：（1）格物以知天命，（2）正心以安身性。前者是康德所论的‘Verstand’（可译做‘认知’或‘认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又可译做‘理解’或‘工具理性’，参见汪丁丁，2000a），后者是康德所论的‘Vernunft’（可译做‘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又对应于‘知性’，或可依王国维译做‘理由’或‘智性’）。此即教育的‘共相’。今天，中国的教育及其改革是面向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教育和改革，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这是中国当下教育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它的‘时代特征’。二十一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我愿意用两个特征来概括：（1）技术的迅速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2）全球的西方化（海德格尔所谓“地球的欧洲化”），或曰“全球资本主义”（参见汪丁丁，1999）。这两个特征表明，一百多年以来的‘西力东渐’运动仍在继续，并且要将二十一世纪纳入它的余绪。福柯在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时指出：“…〔这一学派〕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始于16世纪的，与历史性地和地理性地被界定为‘西方的’那种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的诸种后果。而西方人若不假以此种强权的理性，则永远无法获得今天这样的经济与文化成就”（Foucault，1978）。事实上，当鲍德里亚和福山宣告‘历史终结’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源自希腊的‘逻各斯’精神最终实现了全球化扩张，无处可去亦无以自拔（汪丁丁，2000b； Fukuyama，1989，1993；Baudrillard，1992）。面对这样的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我曾反复论述过的（汪丁丁，1995，1996），中国社会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1）中国社会是‘发展经济（developing economy）’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将‘过剩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得以维持和改善未来‘稳态人口（steady－state population）’社会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根本问题’其实起源于社会的‘人口生育率变迁（demographic transition）’，而后者则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知识积累过程的效果之一。由于发展问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发展便成了‘硬道理’，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领域中占了优先位置；（2）中国社会是‘制度转型’的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内，既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和行为规范、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都以较以往时代快得多的速率发生变化。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转型期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诸种行为都表现出‘短期化’倾向，或者‘末世情结’；（3）中国社会是正在经历‘文化危机’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这一危机缘起于百年以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撞。就内因而言，这一古老文明渐渐地，连续地，从它的鼎盛期（‘子学时代’），经过‘中兴’（大致可谓‘经学时代’），进入‘停滞期’，以致黑格尔意识到“中国似乎永远停留在历史以外”（《历史哲学》）。但是‘停滞’绝非静止，文化传统的‘多元性’（the plurality of tradition）在例如伽达墨尔看来是文化传统的绝对特征（Gadamer，1975）。只要传统保持着多元的特征，传统的生命就不会完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一方面是“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又可译做“知识就是权力”），是尼采和福柯揭示出来的‘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 掩盖下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将‘自然’的达尔文主义转变为‘自由意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是自由了的意志对‘无根’的自由状况的反省，是原本艺术的多元文化的人生对‘单相度’的技术人生与一元文化的世界观念的奋起反抗。‘知识’与‘价值’，由这两方面的冲突所构成的‘张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从根本上主导中国教育及其改革。 二。 作为‘过程’的教育及其内在困境教育是一个‘过程’。在考察了各主要学派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理论之后，我觉得作为过程的‘教育’概念是与各种理论相容的一个出发点。从这一出发点可以导出如下两点理解：（1） 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方法’、‘内容’，这三者构成‘同一’的不同侧面。换句话说，‘目的’，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阐释的那个为运动（过程）所趋向的静止不变的‘善（Good）’，不再具有柏拉图体系中‘理念（Idea）’所占据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过程的教育不应当按照先定的‘目的’来铺设其‘内容’，再根据‘内容’寻找‘方法’。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过程的参与者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当中逐渐明确和演变的。（2） 教育过程是教育的参与者之间就每个参与者，不仅是‘受教育者’的，而且是教育者的认知发展（cognitive development）与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所展开的对话和不断阐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内容－－－以基本概念的集合为主体，教育的方法－－－以人的不同特征为根据，教育的目的－－－对特定教育过程所应当实现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度’的界定，教育的参与者对教育的这三个方面的理解以及产生了这些不同理解的不同认知传统与道德传统的不同‘视界’之间的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所有这些方面的演变都以社会交往为实践基础。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教育的内容，例如，几何学的‘点’概念，就不应当由“不包含任何局部”（《几何原本》卷一）来定义，而应当由与‘点’的体验有关的一系列对话与阐释来‘定义’。于是与其它概念一样，‘点’这一概念有了自己的‘历史’－－－认识主体对概念的理解过程，而历史中的‘概念’是有独立生命的概念，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和停留在历史之外的概念。借用康格海姆的科学史思想：处于‘历史’过程中的科学概念与‘科学’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预设了概念在未来的可变性，从而预设了创新和批判性思考的语境（Canguilhem，1988）。如果数学概念的演变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话，那么经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阐述的物理学概念的演变史充分说明了批判性思考（critcal thinking）所要求的‘历史’语境的重要性（Lecourt，1975）。事实上，至少一项权威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人类‘概念体系’中绝大多数概念是通过与其它概念相‘类比（metaphor）’获得局部理解的，从而绝大多数概念只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被充分理解（Lakoff and Johnson，1980，第12章）。同样清楚的是，在上述理解框架中，教育的方法，例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建立，便难以像本质主义教育学派（essentialism）所设计的那样，首先确立教师的权威，然后向学生灌输‘正确的’经典理念。类似地，斯科纳（B。F。 Skinner）倡导的行为主义学派（behaviorism）和杜威倡导的渐进主义学派（progressivism）的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部分地变得可疑，因为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价值观念，典型如康德所定义的‘道德’或者詹姆士研究过的‘宗教观念’，其建立过程往往不依赖于‘激励－反应’行为链条，也不依赖于‘兴趣’诱导过程。最后，教育的‘目的’，同样是演变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对他们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博弈达到均衡时的结果的预期。就理想境界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开启每个人的潜在能力（cognitive development）和潜在价值（moral development）。而这一终极目的意味着具体教育过程的目的设定必须以教育参与者的‘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谓“有教无类”，所谓“个性化教学（individualized education）”，所谓“多智能开发”（multiple－intelligence development，Gardner，2000），所谓“自然教学法”（natural learning，Abbott，1999a）或者“去正规教育”（de－formal education，The Education 2000 Trust，1997）。但是，另一方面，以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设定的教育的终极目的，在教育过程由以发生的那个具体生存状况中，总是受到教育成本的限制（见下节的讨论“教育的经济学问题”）。正规教育以及教育的其它形式的‘标准化’节约了教育成本，从而可以部分地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从而教育的目的才变得现实可行。美国的渐进主义实验学校的失败在于使标准服从个性的渐进从而为懒惰和失职提供借口（Gardner，1991，页195－199）。如果教育过程可以被划分为阶段，例如‘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那么，作为‘社会交往过程’的教育也可以按照交往的侧重面不同而划分为不同阶段。例如对‘学校教育’来说，比物质生产实践更加主要的教育部分是‘符号交往（symbolic interaction）’的实践，虽然符号交往也是生产过程的观念创新的主要形式（参见汪丁丁，2000c）。与物质生产的交往实践相比，教室里的符号交往实践的特征在于它基本上是围绕‘文本（text）’展开的社会交往行为，而符号交往的语境便是上面论述过的文本的观念史。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们从自身生存状况出发对符号的意义加以阐述并从其他人的阐述中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视界融合）。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的教育理论（existentialism）比其它诸种理论更加贴近符号交往的现实语境，更加有可能激发教育参与者的热情，所谓“投入的理解（committed understanding）”或者“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命定的自由选择，“doomed to be free”），因为它不相信任何‘他者’替‘我’作出的选择（由于‘理解的艰难’或者由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固执着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包括‘perennialism’）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后者固执着人类作为‘类’而分享的核心价值（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核心能力（感觉、语言、理解力）的开启所‘必须经历’的那些教育过程。于是，表现在教案设计（curriculum design）理论中，前者强调教案的灵活性，后者强调教案的经典性。上述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的矛盾恰恰表明了我所理解的作为过程的教育的内在困境－－－autonomy v。s。 authority ，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应当指出，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在其它教育理论中没有在“作为过程的教育”理论中来得尖锐，因为，例如对古典主义的教育理论来说，其经典著作和经典著作阐释者的权威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又例如对存在主义教育理论来说，生存的个人的自主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只有当教育参与者的自主性与教育者的权威性同时被教育过程本身决定时，才会发生上述的基本的内在困境。受教育者的‘自我（self）’意识，不论从发生心理学角度还是从进化认识论角度看，只要是不断演进的，就意味着‘自主性’的确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存在主义的教育方式，例如‘契约教育制度’，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在与老师订立教学契约之前，学生应当独立选择学什么和怎样学，可是学生的选择往往受到老师和家长意见的影响。德里达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文化认同不应当被〔多元化运动〕肢解。另一方面，文化〔生命〕又不能被局限于任何权威所定义的核心里面”（Egea－Kuehne，1996）。德里达所描述的困境也是教育的权威性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里，教育者和文化的权威阐释者，一方面，为了维护文化传统，必须坚持培养学生对既有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为了开启文化的生命力，又必须鼓励学生对既有文化做批判性的思考、重新阐释、和观念创新。 因此，在作为过程的教育中，自主性与权威性这两个演进过程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这使得学生和老师在‘符号交往’中的关系变为艺术的，而非机械的和可以预先确定的。也因此，上述的教育的内在紧张又同时是推动教育过程演变的内在动力。三。 教育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教育的经济学问题导源于上一节指出的在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教育所受到的生存状况的制约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表述为如下的教育经济学基本问题：“就特定的教育参与者群体而言，以最小成本实现每个参与者的个性的最大程度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在这一‘教育经济学基本问题’中，“个性的最大程度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这一目的同时也界定了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作为教育的内容而包含在‘认知发展’中的若干重要范畴是：（1）知识，尽管当代各国教育改革的实践都强调了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过程，强调了当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储存已有知识的能力（《中国教育报》2000年10月13日；Ritchhart，2000；郑金洲，2000a，2000b，2000c；Abbott，1999b）。但‘知识’仍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学生通过知识基本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而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Paul，2000），并且，如第一节所论，时代特征和发展的紧迫感往往使得当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学习的首要内容；（2）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的培养。教育的这一职能已经成为英美教育改革的共识（Paul，1992），也正在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李建平，2000）。不论是规范化地还是个性化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都要求建立一些外在的可观测标准，例如思考的逻辑性，清晰程度，精确性，深刻程度，以及思路的开阔程度等等，当然，这些准则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们本身必须是可以改变的，演进的（Elder and Paul，2000）；（3）使用各种人际交往手段的能力。如我在其它论文里论述过的，人际交往是观念创新的社会场所，没有这一场所，没有社会舞台为个人提供的表演和反思的机会，个体的思考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Habermas，1992；汪丁丁，2000e，2000f）。因此，阅读和写作能力、听和表达的能力、绘画和表演能力、表情以及身体语言的开发、计算机语言和互联网交往手段的利用，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都与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开发密切相关。在教育的目的中，作为教育的内容而包含在‘道德发展’中的若干重要范畴是：（1）社会实践能力，即康德所论的‘实践理性’。“不知礼，无以立也。”从‘小学’知‘洒扫进退’，至‘大学’知‘明明德’。家庭、社区、学校，三者结合起来，提供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环境；（2）品味修养。此即康德所论的‘判断力’及‘美感’，又与叔本华之‘意志’的磨炼有密切关系。例如，幽默感的培养有助于增强学生承受苦难的能力，而壮美的感召常常激发出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所谓“诗言志”，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品味修养使教育不仅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生产性投入’，而且成为人生幸福或‘效用函数’的‘参数’，当参数改变的时候，即便投入没有变化，效用（幸福程度）也会极大地增加；（3）终极关怀，或可谓‘神召’、‘天道’、‘浩然之气’。没有这种宗教情怀，便难有“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古往今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视为成就大学问家的第一层境界。以上便是从教育的终极目的引申出来的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一个极为庞大的基本概念的集合，而且其中的每个概念又必须被放在观念史的讨论和阐释中去理解。这些‘文本’知识再加上述的诸种道德实践的内容，要求学生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掌握。由此便导出教育的目的如何实现，这样一个教育经济学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家们根据大量的反复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在多数社会中都大大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意味着教育投资长期低于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水平。于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问题转化为？quot；是什么因素使得教育投资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经济学家对上面的问题给出了不少回答，可能的原因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利他主义精神不足“，”教育贷款市场不完备“，”劳动力市场关于能力的信息不对称“。这些研究为各国政府的教育与劳动政策提供了政策基础。教育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投资的增长所能够改变的，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状况。这一生产过程内部的转换效率则是教育经济学必须研究的课题。 教育作为‘生产过程’，包含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配置学生的有限的注意力使得教育的目的所涵盖的各种教学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被理解？首先是对认知主体的注意力资源的增长（或消耗）和注意力配置方式的经济学描述，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图景（见汪丁丁，2000d）。其次，需要描述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符号交往关系，例如老师的权威性与学生的自主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后是对教学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描述。只有基于对所有这些复杂关系的理解，教育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为教案设计理论和教学标准设置提供经济分析的基础。在理想情况下（完备信息假设），从学生注意力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描述出发，由社会博弈的均衡给出学生愿意配置在特定的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注意力总量（参见汪丁丁，2000d）。以此为根据，教案设计和标准设置的任务是：按照学生注意力沿时间的配置方案，在给定的教育投资（技术、师资、设施、等等条件的）制约下，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使得学生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发展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一般而言，给定了学生的注意力配置方案，教学的内容越密集，所需的其它投入的密度也越大，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同样，以个性化教育与规模经济效益之间的权衡为基础，标准的设置越严格，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在完备信息假设下，总可以找到均衡的内容与标准使得教育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成本限制下的‘最优’。必须假定存在着关于这一动态优化问题的最优解，所谓‘标准’的有效性或‘效率损失’才是可以定义的。因为，由最优解决定了一套最优的标准，从而任何现实标准对最优标准的偏离都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在现实中，已如前述，除了社会博弈的均衡格局完全无法预先确定外，学生注意力沿时间的配置方案也无法预先确定。因此，教案设计与标准设置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演变的复杂的‘自适应过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是一种艺术，而把握这一艺术的人便是‘老师’。 转
原创我有也不愿意写啊，一出来就马上出来被N多人复制……
很少有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内以中国的速度保持着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2019年中国的GDP增长为6.1%，是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一年。即便不考虑冠状病毒带来的冲击，2020年中国经济也将面临着减速。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会发生减速？下面将会对此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信贷增长的加速、人民币估值过高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都导致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放缓。过快的信贷增长近几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增长来自于信贷的扩张。为了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保持着宽松。由此带来的，便是中国债务总额的增长。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的债务总额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4％跃升至300％。为了缓和债务供应，中国通过放宽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来增加需求。这一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目前，中国国债有8%被外国投资者持有。但是，随着信贷的不断扩张，很多新创造的信贷并未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被房市、股市、债市吸收，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从而形成信贷与实体经济的脱离。这导致信贷对经济传导的失灵。这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的高估除了信贷问题，中国还存在货币高估的风险。多年来货币供应与负债的高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银行系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19年第三季度末，中国银行系统总资产为40.57万亿美元，已经是美国的两倍。2008年以来，中国银行机构的总资产增长到此前的近5倍。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融资总额的统计数据。社会融资总额反映了经济体的信用水平，并考虑了表外融资或“影子银行”，包括首次公开募股、信托公司的贷款和债券发行。截至2019年12月底，中国未偿社会融资总额为36.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这表明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债务增长正在加速。这意味着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高估会制约经济增长，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房地产市场的高估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于资本投资的吸引力要高于金融市场。中国与香港的房地产总价值已经占到全球的25%以上，而人口占比不足20%。2017年，根据搜房网发布的中国百城市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中位数为每平方米1.4万元，相比美国的每平方英尺278美元的价格，还高出了38％。从历史上看，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增加值占GDP四分之一以上。由于政策收紧，2015年以来投机性购房行为被控制。2020年，中国的房价增长水平将达到五年来的低点。这也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问题。
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由以前的高速增长变化成中高速增长状态。从全球范围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以后，由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或者低速增长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
所以，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一个经济体必然需要经历的结果，符合发展规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进入了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随着我国经济在较长周期内进入经济增速放缓阶段，增速放缓对企业发展形成的压力日益增加，为了稳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保证企业维持收入增长，我国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下的经济增长困难。
扩展资料：
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GDP的年增长率保持稳定，国内经济环境是在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的。经济由高速向中高速的转轨，不应该完全视为一个问题，也可以认为将经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所以，国家应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加大高素质人才培养，鼓励高质量、高新技术企业改革发展。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所谓的教育在“东方”文化中，“教育”由“教”和“育”结合而成，即教书育人;而在“西方“文化中“教育”它起源于拉丁文Educare，即被理解为采用一定手段，把某种本来潜藏于人身上的东西引导出来，从一种潜质变为现实。[1]由此可见，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教育是伴随人类生产而生产，发展而发展，将永远存在于社会之中。因而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互依赖。
【关键词】教育 社会 概念 关系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 -0247-02
1、前言
教育是一种大到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国家在国际当中的地位;小到可以增长个人文化水平，提高自身素质的现代文化技术。它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2、教育
2.1教育的概念
要弄清教育的概念，首先要明白“教育是什么”。那么教育是什么呢?各个学者和大师由于他们身处的环境不同，因此对教育所下的定义也就不同了。17世纪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说“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人才能成为一个人”;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德国思想家康德认为“人只有依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又如中国古典《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如此等等，这些各种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教育看成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活动。而没有从教育的本质去看待教育的概念，那么综合各家“教育”概念之认识，对“教育”概念之界定为：教育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促进个体社会化合社会个性化的活动。[2]
2.2教育的本质
有的人认为教育的本质属于上层建筑，有的人认为教育的本质则是生产力，或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力，还有的人认为教育的本质太复杂，干脆把教育的本质定义为特殊的范畴等等。关于对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讨论虽然加深了对教育本的认识，但是却把教育本质的讨论局限在探讨教育的功能上。[3]不具有对教育实质的讨论。没有明确的定义。
3.社会
3.1社会的概念
社会，汉字本意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社会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为了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人的联盟，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其中形成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文化以及传统习俗。微观上，社会强调同伴的意味，并且延伸到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自愿联盟。宏观上，社会就是由长期合作的社会成员通过发展组织关系形成的团体，并形成了机构、国家等组织形式。
3.2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社会结构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是核心。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重要特点。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该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的重要特征。
社会功能在调节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的交流和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
4.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4.1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
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上：
教育与人口质量的关系：教育的作用不只是培养出各种人才，而且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人口的质量体现在，人口身体素质、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人口质量影响着教育质量，也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手段。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有很多途径，但教育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就变得切实可行。要提高国民素质，首要需要关注的对象就是青少年儿童，对提高人口素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此我国要抓好对基础教育的建设以及农村教育，以此来保证我国国民的素质基础，对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4]
教育与人口结构的关系：人口结构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其中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是人口结构中比较突出的问题，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我国的人口数逐步增多，这个增长趋势对教育也产生了供不应求的影响;人口年龄也趋于老龄化，中国老龄人口(65岁以上)比重已达7.6%占全世界老年人的五分之一。如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也制约着教育发展。其次，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根据1988年统计，全国有275万儿童未入学，其中女童占82.9%，女童流失率占70%～80%。[5]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提高素质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促进社会、个体的发展。
4.2教育对培养社会人才的作用
教育对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如何进行育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人。而教育对培养社会人才的作用主要在于，如何培养出一名优秀的人。因此需要从儿童时期开始，要从生理发展、心理发展、社会发展着手，因材施教，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因此教育对人的发展越来越大。
4.3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在教育的社会的功能上，教育的一方面受到社会发展制约，另一方面表现出对社会的作用，教育主要通过育人功能而实现社会功能，功能主要是推动社会变迁与促进社会流动。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来协调教育与社会的共同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流动功能上。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现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方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结束语
教育从各个方面都促进的社会的发展，教育作用与社会，社会也可以反作用与教育。教育的价值在社会中得以实现，一个民族的兴旺体现在民族的教育发展水平上，应当结合经济文化水平，努力发展国家教育，是实现国家民族富强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2]朱德全，《教育概论》
[3]李吉芳，陈新宇《论“教育是什么”“与什么是教育”[现代教育学・普教研究]2011年第1期
[4]叶澜，《教育概论》
[5]《基本教育与国家发展：中国四十年历史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本，第58页
制约作用？，，，， 主要该是促进作用吧。晕，刚才打了半天没传上来？？？ 制约就谈副作用吧。先简单肯定促进作用，话锋一转，进入副作用探讨。1、网络等技术在促进教育方式手段进步的同时，带来沟通上的隔膜，出现抄袭，模仿，知识存贮不受重视等现象。2、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价值观改变，如金钱观价值观的改变，功利主义等的影响3、知识爆炸的影响。4、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目前其发展落后于社会基础的发展，可以说是互相束缚，理论上再探讨下结束。根据你专业看哦，论文要体现专业素质的，你说是吧。 所以仅供参考。
合我的工作和兴趣，考虑两三个与教育、经济或管理相关的论
据学术堂了解,经济学毕业论文可以写的方向有很多,比如: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统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交通运输经济、企业经济、文化经济、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服务业经济、贸易经济.这些都是很好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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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论文题目
管理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管理经济学为经营决策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又有逻辑的分析方法。下面，我为大家分享管理经济学论文题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管理经济学的教改实践与总结
2、怎样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与效率——基于校企知识转移视角
3、人事管理经济学:一个述评
4、管理经济学教学模式研究——基于会计专业硕士(MPAcc)教育角度
5、“管理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法探索与研究
6、管理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7、对管理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8、从管理经济学角度分析阶梯电价制定策略及其效益
9、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下的重大医疗纠纷成本控制
10、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淘宝商城“双十一”案例分析
11、对《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
12、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
13、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小米科技公司成长性分析
14、《管理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初探
15、企业运作中管理经济学的启示作用分析
16、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淘宝“双十一”成功分析
17、管理者的经济学——谈《管理经济学》的定位与发展
18、中国管理实践情境与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改进
19、管理经济学教学中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20、构建适于中国应用的管理经济学新体系
21、人本管理经济学探索
22、企业运作中管理经济学的启示作用分析
23、管理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局限性
24、基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案例教学满意度研究——以“管理经济学”课程为例
25、浅析管理经济学与企业、市场的关系
26、管理经济学视角下创新人才培养问题
27、课程分野、定位与案例的选择——公共管理“视角”下管理经济学教学的探讨
28、管理经济学中数学模型思想的'应用
29、浅析案例教学法在《管理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30、论管理经济学在监理企业工作中的应用
31、医改与管理经济学研究分析
32、基于高职教育的管理经济学课程体系研究
33、《管理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
34、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小米科技公司成长性分析
35、企业管理中管理经济学的应用
36、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运用研究
37、学校管理经济学的性质与边界
38、人本管理经济学探索
39、企业运作中管理经济学的启示作用分析
40、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动漫品牌价值评价与管理体系研究
41、海洋综合管理的经济学基础研究--兼论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创新
42、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学分析
43、煤矿安全事故致因因素经济学分析与风险管理方法
44、信息安全的经济学分析及管理策略研究
45、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美国高等学校教师管理制度研究
46、我国林业生物灾害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研究
城乡规划一体化存在的现状与经济问题分析，城乡一体农村经济论文
“十三五”是建设全面小康的重要时期，需要推动我国经济产业转型，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现代化农业、工业发展，实现城市化、城镇化水平提升，加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为：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等战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缓解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最终实现城乡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1]文章主要针对我国城乡规划一体化存在的现状与经济问题展开分析，报道如下。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一)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
城乡统筹发展不协调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
多数农村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但我国农业不同于发达国家，属于弱势产业，其劳动生产率不高。
相关文献指出，虽然近些年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异[1]。
(二)城乡劳动力素质差异较大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人才资源的作用远高于物质资源。
文化水平是衡量人才力量的重要指标，从我国目前的受教育水平分析，由于农村文化人才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乡人才资源差异较大。
从相关统计学调查分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人员中，小学及以下人员所占比重高达45%，远超过第二(15%)、第三(20%)产业[2]。
(三)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较大
城乡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及增值速度方面。
2010年我国城镇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值为253.65亿元，而农村地区的投资值仅为城镇的18.9%，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值的绝对值差异不断增大。
(四)城乡土地资源收益差异较大
从实际收益分析，我国土地资源分配方面实行的是“以乡补城”政策，但农民在土地资源开发中获得的利益却很低。
在城乡土地开发过程中，政府通过征收农民手中的土地以获取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和出让费用。
截止到2015年，我国土地出让金超过2.15万亿元。
并且随着现代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地价不断提升，但在土地收益分配方面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导致农业的切实利益受损。
有学者指出，在征收农民用地的权益分配中，当地政府能够获得60～70%收益，村委会能够获得25～80%收益，而农民仅能获得5～10%收益。
目前城市用地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点，但是政府对于农村用地以及房屋市场化仍存在许多限制。
农民住宅无法买卖，农民工无法将房屋变现，导致其缺乏资金、无法在城市安居。
(五)城乡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主要来源于教育投入差异以及基础条件方面的差异。
从教育投资分析，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事业费以及公用经费均显著低于城镇学校;从基础条件分析，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城镇，导致当地政府财政收入无法分给教育过多资金。
此外，城镇中的高学历教师比重显著高于农村，导致农村教学效率和质量受到影响。
(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一定的提升，并且近些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列政策推动农民收入增长，但是总体而言，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
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大。
二、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现阶段中，统筹我国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土地规划一体化、城乡公共资源分配均等化等战略措施。
笔者以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以下几个措施，为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可参考依据。
(一)推动城乡规划一体化发展
在城乡统筹规划过程中，坚持“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以人为本”的原则，结合城市与乡村发展目标进行规划设计以及战略布局，摒弃传统的二元发展理念，提升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有效性;提升城乡规划的衔接性，从而实现城乡布局规划、城乡统筹控制、乡镇规划建设、产业体系发展、教育、交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覆盖。
(二)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主要是为了实现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进而为农业增收提供基础建设。
推动现代化农业生产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这就需要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改变传统的耕种技术，进行产业化、区域化、集群化农业生产，加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
此外，要重视城乡的生态环境保护，摒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
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经济要素特点，选取优势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城市以形成工业为主的产业机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农村则以推动轻加工业发展，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
(三)推动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提升城镇化发展的科学性，要坚持大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重视大城市的规模效益、聚集效益以及辐射效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要充分调动小城市在加快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流通作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而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民经济收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加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
加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仍处于弱势群体，目前许多地方仍存在农民工子女读书难、看病难以及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因此，要加紧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让城市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②增加对农村资金投入，加紧农村、农业建设，推动农村基础建设，例如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③加强对村支部的监督与管理，保障资金的合理利用。
(五)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进而推动现代化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通过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能够改善其精神思想，提高农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树立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先进意识，激发农民自力更生、积极致富的精神。
同时，不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以及技术培训建设，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专业素质;加强农村的科普活动，破除封建迷信，提升农民的民主意识以及维权意识，增强对政府的信任感，进而提高农村组织水平。
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但约有超过60%人口为农村户口。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为了赶超西方国家，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实行城乡分离发展政策。
但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重工轻农”得到一定的改善;此外，以城带乡等理论的出现也缓解了城乡发展之间的差异。
但政府仍需重视城乡发展之间的差异，通过城乡规划一体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文章首先针对城乡规划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旨在推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
[2]发展农村经济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增长较快、效益比较好，但经济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城市，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农民收入比较低、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民贫富差距大、农业投入相对少等现象。
这不仅制约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
鉴于农村经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研究发展农村经济问题就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探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有效对策，尽快解决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
一、发展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占世界近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存在诸多问题，限制其快速发展。
近年来，国内常常出现某某国有企业年底盈利涨幅超过多少多少的新闻，而民营企业却在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可以说，民营企业解决了大部分中下阶层的就业问题，然而，最近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生存越来越难的文章比比皆是，中小企业借贷难、融资难、生产难、发展难，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但金融危机是外因，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个内因才是问题的根源。民营经济在政府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小企业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成本大幅增加，中小企业的生存的确面临很大的困境。就企业贷款而言，银行本身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它的借贷第一准则当然是以能否为其创造经济利益优先。就借贷风险来说，作为国有企业，有着政府背景的当然更容易借到贷款。国企、政府、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体制内的循环，大量中小企业依附于这个“体制内”，在夹缝中、在灰色地带中谋求生存。由此可见，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就很明显了，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的，中小企业只有依附于那些国有企业才能生存下来中小企业从来都是一个国家最具活力的组织，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资源型企业，而是大量提供创意、走在市场最前沿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最先感知社会的变化、客户的需求，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企业，国家要发展，靠的就是创新，但这种应用型的创新必须是由中小企业打头阵。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机遇，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继续在原有思维与体制内打转转的后果是经济的崩盘，软着陆也好、硬着陆也罢，单纯靠依靠大干快上“铁工基”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全民的收入分配模式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必须改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才能真正地做到战略突围：1、认清趋势，大胆转型。现在不管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加工出口型、贸易型企业的日子越来越差，没有核心技术，缺乏独立品牌，依靠低成本赚钱的企业肯定日子越来越难过。如果认不清形势，还想着过去那种赚钱的思路，是维持不下去的。2、提升管理、拥有核心技术。作为一个长远发展的企业，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不是一味抄袭照搬国外的技术。在管理和技术这一块要加大投入。3、中小企业一定要有战略规划，要有新思维。很多小企业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根本没有闲心去考虑公司长远发展。没有长远规划的小企业永远长不大，不知道经济转型、不懂管理、不重视人才培养的企业做不大，也很难做久。中小企业在管理战略规划、管理提升、企业文化、人才培养方面必须舍得花钱。其次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监管者------政府，必须在教育和培养相关高端技术人员等这些方面加大投入。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前高等教育的落后，政府在教育这一块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就我们而言，我们的专业目前所学的东西早已跟不上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次，政府应该为一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提供一些资助，而不是一味的搞垄断。政府应该逐渐减少对一些相关产业的干预。
美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像"布里丹的驴子""布里丹的驴子"指徘徊於两垛草之间无从抉择的驴子.美国经济一年来的表现,仿佛掉入了"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二00二年是人们寄望美国经济完全走出衰退并强劲复苏落空的一年.大企业丑闻接二连三,股市失血不止,吸引外资大幅下降等,导致经济增长似有若无.岁未年初,利空消息频仍,对伊动武的紧张气氛四处弥漫,经济真正复苏当有一段长路要走.美经济怪象频仍,令分析家大跌眼镜美经济现状至今仍未明朗,自衰退以来,复苏步伐形同"牛步",各种增长动力和反作用力交织呈现,互为消长,经济乱象不断,被普遍认为是一场"奇怪","危险"和"不完整"的复苏股市"熊市"为战后所仅见.美股自二000年三月开始下跌,已落入连跌三年的境地,今年一月份仍没有明显回升,连黑四年,这种情况即使在大危机年代也未曾有过.如从高峰值计算,迄今总市值已经跌掉7万亿美元.经济衰退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并存.与以往经济周期的表现不同,美劳动生产率在衰退中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一直超强增长.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9%,而二00一年的最后增长率却高达5.6%,二00二年首季更一跃增长8.6%,居19年来之冠.据摩根士坦利估计,从二000年底到二00二年底,美国劳动生产率累积增长5.6%,显示美经济潜力未可低估.美元贬值与贸易赤字增长同步.美元在去年随股市一度滑落不上,汇率贬幅最高曾达20%.但由於国内对进口消费品需求持高不低,加上美元价位被认为过於高估(摩根士坦利认为高估15%),美元贬值并未减少美巨额贸易逆差.二00一年贸易赤未高达3,583亿美元,二00二年则继续扩大,前10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年率计算仍高达4,200亿美元,比二00一全年猛增了17%,创历史最高纪录.经济复苏与失业率"复苏"相伴.此现象为战后所仅见.美经济缓慢复苏没有反映在劳工市场,去年失业率达到了6%,是美国近8年来的最高纪录,意味著在全美近1.4亿劳工中,失业人数已超过800多万,其中167万人失业逾半年.商业信心持续下跌和个人消费支出强劲共存.一方面,制造业订单大幅下滑,企业利润持续走低.今年甚至出现了10年来首次整体亏损,企业破产数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美多年形成的消费模式并未因信心受挫而改变.股市下跌的"负财产效应"并不明显,民众继续消费.商务部报告显示,当前,住房,汽车和家用电器继续成为刺激人们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几年来,美经济反常表现让人"雾里看花",也令业内人士的预测"大跌眼镜"(广东方言,喻意料之外),近期<>著名专栏作者,经济学家罗伯特.萨缪尔森断言美经济进入"新滞胀"时代引起普遍关注,作者指出"新滞胀"有别於"复苏"或者"持续衰退"的经济状况.美去年经济增长2.3%左右,但这一增幅根本不足以带动就业和企业盈利增加,相反,有些数字甚至显不出经济衰退的情况.因而在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持续高涨的房市也将退潮.或许用"布里丹的驴子"来形容现时美国经济较为恰当,与这头徘徊於"两垛草之间"无从抉择的驴子一样,由於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一年来的表现,仿佛掉入了"进两步,退两步"的模式,这实施上意味著美国经济荣景已经远去,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的调整或低速增长期.新经济计划源於政治需要布什政府对美国经济现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月七日,布什政府急於推出大规模减税为主的经济振兴计划公布,该项跨期10年,涉及6,740亿美元的经济计划基本是一个著眼於民生的计划,意在为竞选连任铺路,主要包括救市和增加就业两方面内容.首先,大幅削减直至废除股市利得税以推动投资是最大方案.减税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股东,白宫称将有1亿人从中受益,但民主党坚持认为主要还是富人和大公司受惠,预计25%的减税因此将惠及年收入一百万美元的家庭.其次,创造就业旨在使低下及中等收入阶层选民从中受惠.方案中包括36亿美元的就业训练计划,延长失业救济法案以及对能够增加就业的新兴事业投资进行租税减免等.布什声称此举可使美"工人阶级"受惠,达到穷人和富人间的平衡与公平.分析认为,该项计划由国会通过后,最快将於今年见效,仅就从争取选民的角度看,这无疑为明年的布什竞选连任铺平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选在此时通过经济振兴计划,显示布什政府已经意识到把经济带入快速复苏的时间所剩不多.目前,一连串刺激经济的政策和计划正逐步展开,在上月刚刚完成经济班子改组,本月就公布新的振兴计划,显示政府治理经济已由幕后转到台前,反映布什政府急於走出经济困境,拉抬经济复苏的迫切心态.美国以往的经验表明,每当经济出现问题,立法变革总是走到前列.如果说去年先后通过的<>,<>是布什政府旨在振兴经济的"中医疗法",意在治本,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托梁换柱"改革,那0此时的新经济计划则可称为"西医疗法".新经济振兴计划能否有效,效果如何,还应放到美国经济大背景下去观察.当前经济隐忧不减反增,攻伊战争又增新变数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围绕股市转动,股市泡沫破裂并暴跌改变了美经济的宏观环境和增长态势,不仅使美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或加剧,还使美经济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隐忧,但遗憾的是此次振兴计划并未涉及到美经济的潜在问题,因此,即使美经济走出衰退,短期内也走不出困局.贸易和财政再现巨额"双赤字".二00一年美贸易赤字高达3,583亿美元,二00二年则继续扩大,前10个月,美贸易逆差以年率计算仍高达4,200亿美元,比二00一年猛增了17%,创历史新高.而美财政也在连续4年盈余后再次进入赤字时代,且来势凶猛.二00二财年(截至去年九月三十日)赤字达到1,590亿美元,与二00一财年盈余1,270亿美元形成鲜明对比.而此次大规模减税加上战争费用支出必然使本已尾大不掉的预算赤字更加恶化.外资流入趋降.全球资金"选美"的趋势持续下降.二000年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高达3,010亿美元,二00一年急剧滑落到1,240亿美元;进而再滑到二00二年的440亿美元.在全球企业兼并活动中,美在去年仅有24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与一九九八年至二00一年间平均1,000亿美元的净流入形成鲜明对比,意味著美经济的外部金融支持已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债务负担空前严重.美政府,公司和私人债务有增无减,成为经济的沉重包袱.去年底,美净国民储蓄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6%首次掉到2%的新低,意味著美经济将严重依赖外部借贷,并由此加深其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地位.新隐忧浮出台面.在所有资产泡沫中,除了企业泡沫破裂外,其他诸如消费和房地产泡沫仍在持续"发酵",经济陷入双底的可能尚不能完全排除.美经济此次反常复苏,预计去年经济增长只有2.3%,根本不足以带动就业和企业盈利增加,市场认为美经济低通胀率,低增长态势基本确立,通货紧缩隐忧因而挥之不去.当前,正值中东战鼓频催,油价高企和强势美元地位出现松动之际,各界对这一刺激经济计划以及今年经济复苏发展仍存很大疑问.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反恐与打伊最为关键.市场关注的是,美国经济是否经得起与伊拉克一战以及随后的反恐态势发展.一九九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股转趋下跌,然而"沙漠风暴"开打后,美股就会出现触底迹象,而在战事胜利后便开始反弹,美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正是由此开始的.不过,这次美经济前景和计划竞选连任的布什能否有这样的"好运"相信尚存变数.目前,鉴於美打伊在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调低今年对美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预估大致在2.6%左右.如果准确,那意味著美国还要过很长一段"苦日子".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