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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是契丹贵族建立的政权，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两套官僚机构：一是北院，掌管朝廷大政及契丹本部事物；另一是南院，掌管境内汉人州县等事。俗称北面官、南面官。北面官设有北、南枢密院，有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等为其长官。北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类似唐朝的兵部；南枢密院掌管铨选、丁赋等政。枢密院下还设北、南宰相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宰相”作为正式官名），北、南宰相都由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所把持。此外还有北、南大王院、宣徽院、敌烈麻都司、夷离毕院等。《辽史??百官志一》说：“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南面官多仿唐制，也有三省六部、各台、院、寺、监、诸卫等官，多用来安置汉人的，但是并无实权。地方的燕云十六州等汉人居住区，实行州、县两级制，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县）、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徒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导语：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在内地和港澳地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一国两制”方针，这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创新性尝试。而事实上早在1000多年的中国辽代就已经出现了一国两制的雏形——辽代南北面官制度。南北面官制度的定义及设立的目的那么，何为南北面官制度呢？《辽史》：太祖分迭剌夷离堇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皆分北、南，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语辽官制者，可不辨。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卿，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幅员万里的大辽帝国根据辽史记载，在辽太祖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南北面官制的萌芽。至辽太宗时灭后晋，并取得幽云十六州之后，改“契丹”国号为“辽”，辽朝成为了幅员万里的大帝国。帝国囊括了汉、契丹、女真、突厥、蒙古、奚族等众多民族，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也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辽史》：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适应不同的民族和生产方式 , 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和巩固北方的统治, 辽太宗确立了一种“因俗而治”的行政原则,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一国两制）。并依此形成了南北两套行政体系，在中央设置北面官和南面官的双规统治机构，这就是正式的“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以“国制” (辽的旧制)统治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 机构比较简单, 是根据契丹部落的传统建立起来的。因其官署驻地在皇帝御帐北面，由此得名“北面官”。北面官系统一律任用契丹贵族。官署下设：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皇族帐官以及北面诸帐官和北面宫官等。元好问雕像北面官系统是辽朝政权的重心所在。在这种制度下，中央官僚机构被分为南、北枢密院，南、北宰相府，南、北大王院（《天龙八部》里面的乔峰就曾被封为南院大王，记起来没？），南、北宣徽院等14个政府办事机构。其中宰相府和枢密院都是辽朝中央和权力的核心机构，这其中尤以北、南枢密院为重，是辽朝最高行政机构，也称南北衙。北枢密院主管兵部，南枢密院主管吏部。“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这是元好问对南北衙职能分工的生动描述。南面官则实行汉制（继承了唐朝官制）来统治汉人和渤海人，由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共同 “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其实就是辽朝统治者以汉制管汉人的统治机构。这套制度主要是仿自唐朝，在中央设枢密院和三省、六部等机构, 地方上则实行京、府、州(军)、县(城)系统。较重要的机构有汉人枢密院（史学界有关于汉人枢密院是否即为北面官之南枢密院的争议，这里依据《辽史》原文记载，不做进一步讨论）和尚书省，由于决策权掌握在北面官机构，所以南面官中的中书省、门下省等机构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南北面官制下的辽代官员《辽史.百官志一》记载：“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 ”。由此可见，北面官虽无六部之名, 却有六部之实, 北面官的权力是远远大于南面官的。南北面官制度对于辽朝统治的影响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是辽代统治者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建立的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制度，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于辽朝的统治和国内的安定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关于其主要影响力试总结以下几点：一、民族关系方面：在“因俗而治”的大原则下建立起来的南北面官制度，对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妥善的处理民族事务，进一步巩固辽朝的统治都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南北面官制除了在中央官分南北外，在地方官制当中，也是两套制度并存，这就是部族制和州县制，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用部族制，而汉人和渤海人则使用唐朝时用的州县制。针对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特点，在地方上“因俗而治”，设立了不同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巩固统治。通过战争虏获的人口组成了辽代的头下军州如辽朝设立的头下军州，就是把契丹的头下制与中原的州县制相结合，而创立的一种制度。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头下军州民户的来源大多是战争俘户、私奴以及部下牧人等，以战争俘户为主。头下军州是一种新的，把本族头下制和中原州县制相结合而产生的综合的统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为数不多的契丹族统治者管理着人数远远大于他们的各族老百姓，通过掌握头下军州刺史的任命等手段来进行有效统治。二、政治方面：南北面官制度对于两宰相府的权力以及契丹族的世选制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在弱化宰相权力的同时加强了皇权。尤其是契丹北枢密院的建立，标志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也反映了契丹族对于中原制度的吸收和改造曾任过辽国宰相的张俭在契丹原先的官制中, 在北、南枢密院设立以前 , 南北两府宰相是最有实权者 , 其主要工作是辅佐契丹皇帝处理军政要务。而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的铨选原则, 实行的是“世选制”。 在这一制度下, 两府宰相只可能出自皇族和国舅族，这就容易造成皇室宗族把持朝政，且不能保证宰相的执政水平，不利于辽朝的统治。而通过南北面官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枢密院制的确立，不但完善了对国内各种不同文化和习俗的部族的统治、也加强了皇权。最最主要的是建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皇帝，统揽军政大权的决策机构。而且，契丹北院枢密使的铨选，在注重民族性的同时还要符合皇帝的意志和要求，要具备一定的经邦治国才能。这就有力的保证了辽朝中央集权统治，也提高了统治高层的执政水平。三、经济方面：南北面官制度促进了辽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辽朝在建国以前，主要采取的是奴隶制的掠夺式经济。以游牧为主，兼以狩猎。民众大多过着吃兽肉，穿兽皮，以车帐为家，近似于原始人的生活，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落后。靠放牧和打猎为生的契丹人建国以后，尤其是在采取南北面官制以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在汉人和汉文化的影响下，均有了长足的发展。例如，畜牧业本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在辽朝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特别是南北面官制度实行以后，由于幽云地区大批汉人逃亡或者被掠到契丹境内，由此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这就促使辽朝的农耕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农耕的发展则为牲口提供了丰富的饲料，又进一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契丹骑兵而畜牧业发展的目的，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滋蕃群牧，务在戢[jí]兵”，意思是畜牧业的发展根本是为了保证国防和军队力量的加强，畜牧业发达了，综合国力提高了，那么军队力量也会增强，进而巩固了辽朝的国防，同时也为辽朝的东征西讨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四、文化方面：南北面官制的确立，对于辽朝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南北面官制度促进了辽朝学习和借鉴汉文化，而汉文化又反过来对契丹族的行为文化和礼仪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辽太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曾依照南北面官制的原则定下了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表现在服饰方面，就是在朝堂上的皇族和大臣有一部分是穿汉服的，另一部分则穿着契丹族传统的“国服”。“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其次，受南北面官制影响，原本信奉佛教的契丹人转而开始信奉儒学。为了扩大儒学的影响，辽朝统治者不仅在本国设立了国子监、国子学等，聘请汉儒为其讲学；还倡导“华夷同风、汉契一体”，主张尊孔重儒。萧观音在这种氛围之下，辽代的贵族都以精通汉学为荣。中原文化也逐渐发展成辽朝的主流文化，在社会观念上也逐渐的以正统自居。比如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就深受中原汉文化熏陶，具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有一次萧观音随道宗秋猎，到了一个名叫伏虎林的地方，受命赋诗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其诗文慷慨豪迈，大气磅礴，表现了北方女性粗犷豪放的性格，也体现出了她高超的汉学造诣。最后，南北面官制还促进了辽朝制度文化的发展。例如:契丹统治者仿照中原王朝设立丞相、司徒、节度使、团练使等官职，对北方故地的契丹人进行管理,并征收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封建制赋税。结语：综上所述，南北面官制是在辽朝这个特殊的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符合了多民族国家统治的需求，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于辽朝的统治是具有积极地意义的。辽朝统治者通过对中原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促使自身的契丹文化与中原的优秀文化有效融合，从而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契丹的奴隶制瓦解并向封建制转化，到辽圣宗时南北面官趋于统一，这充分说明辽朝的封建制已经逐渐完善，而这正是辽代政治开明的结果。正如日本历史学家白鸟库吉所言:“契丹人的双轨官制，良好的回避了自身的与众不同，同时发扬了中原的长技，合国家一体于二百余年”。参考文献：《契丹国志》《辽史》《双轨制与辽文化》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是柚子爱历史，关注我，带你一起了解更多历史趣闻。）
我要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包括察举制、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早在秦代，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就曾说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法者，编著之图藉，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确了法是由国家制定的、成文的和公开的。如今，作为中国法现时渊源的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以及国际条约。尽管现在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定期发布案例，还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刊物登载案例，但由于我国立法者并未认可判例制度，以上案例只具有指导性，不具有规定性，没有法律约束力。 2.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 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有了罪过，比照对同类罪过进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在秦代有“廷行事”，即法廷成例。 2.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 在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多次提到“廷行事”，这说明“廷行事”在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原律文之外可兹援引的成例。至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律》中就有“决事比”、“法事科条，皆以事类相比”的规定，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了“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此后的宋朝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例即断案的成例，且宋徽宗曾对断例进行编纂。明代则实行律例并行，“除以大明律及大诰为依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的‘以例断案’的传统”。在清代由于例的形式灵活，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以后遂成定制。后又规定“即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清未变法修律，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当时的大理院创制了大量的判例，《法院编制法》规定，“凡大理院所作出之判词，都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不得争论”。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历史上，判例法与成文法具有极高的亲和度，在成文法的框架内，判例法弥补着成文法的漏洞，缓解着成文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如果说制定法的调整方式是由一般到个别，那么判例法的调整方式则是由个别到一般，这二种调整方式有机地结合，使法律的确定性和适用性相统一，这既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也是优点。 2.2法律由此被看作是须由解释者补充完成的未完成作品，是必须由人操作的机器而不是自行运转的永动机，法律的外延由此成为开放性的 从现实的角度讲，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导致我们往往在颁布一部成文法典后不久，有关部门又要针对该法的空白和漏洞发布法律解释。特别是“两高”为解决司法实践部门在法律适用中遇到的问题，近年来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但这些解释的方式仍是从一般到一般，从抽象到抽象，而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人或事，其本质依然是抽象解释，是静态地解释静态的法律，其本身仍具有模糊性，只能有限的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其解释的结果不可避免的仍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法律适用中还需要法官进一步的解释才能被掌握和运用。而且，“两高”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往往突破了现有法律的规定，有的甚至与之相冲突，具有准立法之嫌，违背了我国的宪政体制。可见，当前仅凭加强法律解释，是不能解决成文法所固有缺陷的。 3.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世界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 3.1判例的效力 即立法首先应当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判例在法律渊源中的效力等级。我国现行司法审判习惯于从一般法律规则到具体个案的思维方式，而且判例在我国的主要功能将是具体解释法律、填补制定法的漏洞、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等以弥补制定法的缺陷。因此，把判例的效力等级定位于现在的司法解释这一层次上是比较合适的，即判例的效力低于制定法，不得与宪法和法律、法规相违背，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应尽量依据已有的制定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只有在缺少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才可以遵循先例或创制判例进行裁判。其二，判例相互之间的效力关系。即我们耳熟能详的“遵循先例”原则，而这也正是判例制度得以存在的价值所在，其含义是，“当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做了一个判决后，则本院和下级法院在处理与该案件相似的案件时，必须根据该案件的判决来判决。所以，一旦一个法院就一项事务做出了一项判决，其下级法院必须遵从”。但上级法院的判例具有“因缺乏注意”或“失效的规则”之情形时，可不予“遵循先例”。 3.2判例的发布 即立法应当解决判例由谁作出。有学者认为，地方法院无权发布判例，主张为了维护案例的权威性和法律的统一性，发布案例只能实行一元化，不能实行多元化，即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发布，如同司法解释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统一作出一样”。笔者不赞成此观点，相反法律应当授权中级以上法院有权发布判例，理由是：第一、判例与法律解释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律解释是抽象解释，而判例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实现对法律规范的补漏与具体化，是具体解释，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空间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具有个别性强的特征；第二、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各地的自然、地理、社会条件有着天壤之别，这就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判例制度，以适应这种国情；第三、中级法院辖区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然、社会和人文、地理的行政区域，是政治经济文化最接近、最相容的一个共同体，而且中级法院是二审法院，具有较高的法官素质和物质装备条件，由其发布判例指导本区域的司法裁判是适宜的；第四、如果只有最高法院才能作为判例的发布法院，那么不仅将大大提高判例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判例制度的运行效率，而且也与国情不符，不能很好地发挥判例制度的效用；第五、由中级以上法院发布判例，并不会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因为判例是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反映出的是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例如，在内陆青海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其赔偿标准肯定要低于在沿海广东发生的同类型案件。 3.3判例的制作与筛选 即立法应当解决判例如何产生。笔者认为，判例制度是建立在优秀裁判文书基础之上的。 3.3.1构建中国式的判例制度，其首要任务就是，“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 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促进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能就法律推理的过程、结论作出详细、完整的论述，并在形式上保持文书结构完整、条理分明、逻辑严密。 3.3.2一份充满法理论证的裁判文书制作完成之后，并非都能荣膺“判例”地位，这需要一个筛选过程。 其标准是：在形式要件上，应当具有典型性，即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类型、适用法律难度较大的案件；案件的法律问题存在争议；案件的裁判必须已经生效等。在实质要件上，应当具有法律解释的内容。判例实质上是“具体法律解释”，是在结合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法律规范作出的合理解释和运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法官才能从判例所示的具体范例中得到启发，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的精神实质，进而准确地将抽象模糊的法律原则适用于具体个案。而判例需要解释的问题，可源于法律规范文字含混不清，或文字与立法意图不合，或拟适用的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或法律缺乏对特定问题的规定等。 3.4判例的运用 同样的案件受到同样的对待，是一般正义的要求所在，如卡多佐所言：“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的实质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因此，立法应当规定判例的运用方法，即运用判例的过程是一个类比推理的过程，必须将待处理案件的要点与判例中的要点进行对比，找出其中具有本质联系的法律规则，而这不是一个机械地比较异同的过程，它不仅是一门“比较”的科学，还包含了解释艺术，从个案中提取原则的艺术。往往一个待处理案件可能需要若干个判例要点的集合才能找出法律规则，最后依据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念作出裁判。 3.5判例的清理与废止 判例所确立的法律规则，是司法机关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一旦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固定，判例就实现了从司法到立法的转化过程，其使命即告完成。或者上级法院作出了与判例结果相反的新判例，那么它也将失去拘束力，为新的判例所取代。所以，立法应当规定发布判例的机关，必须及时地对原有判例进行清理，将失效的判例向社会公开废止。 笔者希望，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以单一成文法为渊源的现状能得到突破。人类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判例的引入，将与成文法共同编织出社会严密的“法律之网”，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汉承秦制：秦汉制度异同 两汉时代，是统一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再次重建时期，也是继秦朝之后法律制度发生转折变化时期。从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来说，“汉承秦制”， 秦汉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但就其立法思想和法律制度而言，秦汉之间既有继承发展，又有改进更新。西汉初年，推行休养生息、宽省刑罚的黄老无为政策，社会经济迅速恢复起来，但社会问题也急剧增多。针对严峻的政治现实，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继承了西周时期以礼为法、礼刑并用的传统，将儒家所倡导的礼仪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制度，确立了引礼入律、礼法合流的原则，使西汉法律制度的发展开始了儒家化的进程，影响和决定了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方向。因此，汉朝堪称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
一、引言“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司法官根据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其应起源于汉以前，并盛行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遇疑难案件应以儒家经义来决断，实际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决狱”的明显案例到唐代基本结束。中国法律人对“春秋决狱”多有诟病，但笔者认为其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断案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春秋决狱”的精神要义植根于中国法律的深层土壤，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无疑有较大的借鉴价值。本文简要阐述“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评价其积极作用，结合现代司法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分析，寻求汉代春秋决狱与现代法制的渊源联系，进而试图思考中国现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二、“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一）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备法律化的条件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职、没有实践儒家政治抱负的条件有关系。孔子本人长期在多个国家间巡游讲学，同时也寻求做官机会，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个官职，但终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游学生涯直到68岁，5年后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仅存在于民间，原因还可能是当时那么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儒家“仁、礼”等思想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确实，秦王赢政以韩非的“法、术、势”法家思想纵横天下，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为后来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大一统奠定了理论依据。法家治国，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张用重典、轻罪重罚，这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灭埋下了伏笔。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横征暴敛，终至百姓揭杠而起。（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及“春秋决狱”的提出秦灭后，由于法律的延续性及统治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汉代法律多抄袭秦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逐步趋于稳定，这样的酷刑就不能再适应当时社会，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民间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张，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人逐渐进入到封建官僚队伍中。汉朝初期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曾宣布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并采取“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等积极措施。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志在探索新的治国之策，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选拔人才，使越来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选拔到高层。董仲舒在参加人才选拔的“求贤良策问”中，以“《春秋》之义大一统”为题参加策问，取得汉武帝的赞赏后被提拔重用，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过大中大夫、江都相、胶西相等职，就连辞官回乡之后，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会去请教，使其有机会、有条件更多地参与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为统治思想，必将以极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任何领域。既然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那它就必将成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而实现统治思想法律化，使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好比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的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法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因此，“春秋决狱”虽为董仲舒提出，可他无非就是顺应了当时政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三）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一般用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适用儒家经典义理决断，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时，如果某个案件的审判如果适用法律时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违背，那么，儒家经典义理就有高于法律的权威。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经》等，其中放在特别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经》。为了后人决断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选232个典型案例编辑《春秋决事比》，司法官以《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在《春秋决事比》中没有类似案件时，再以儒家经典义理判决。《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现多以遗矢，但仍能从尚有记载的几个案例中管窥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原则。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么即使他的行为产生了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使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仍然可以处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亲和别人发生口角而斗殴，对方用刀刺杀父亲，这时，儿子用棍子相救，本来要打对方，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件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有司法官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当时的法律规定殴打父亲必须处死，因此这件案件中的儿子应判处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认为儿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故意殴打父亲，儿子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会有“正当防卫”、“过失伤害”等思维，司法官们觉得很为难，因此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疑难案件报给董仲舒来处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相反是为了救父亲，还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即使同样的案件发生在今天，当今的各国法官们的判决结果应该和董仲舒所处理的差别不大。二是“亲亲相首匿”，即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其犯罪行为，除非是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权。《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没有儿子，从路上拣了个婴儿乙并把他养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匿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要受到重罚。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三、“春秋决狱”的影响与价值董仲舒首先倡导的“春秋决狱”无疑是具有较大负面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第一，导致了封建司法腐败。由于当时法律十分的不完善，许多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春秋》等儒家经典又有较大的解释空间，还有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且《春秋决事比》作为当时的判例法，仅200多个案例，更是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全部，这就为封建司法官根据自己的好恶解释儒家经典提供了方便。第二，不利于封建法制的完善。笔者认为，汉朝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这本身并无坏处，可无论成文法还是判例法，均没有以应该有的速度继续完善、充实，如果说没有“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那么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后，不按照儒家经典来决断的话，虽然会暂时增加审判难度，可也会逼着司法官们去思考如何完善现有法律的问题，从而促进法律的修改、充实、完善。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司法官们可依据儒家经典决断，这就给司法官们带来了思想和实践上的极大惰性。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对“春秋决狱”同样应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评价。实际上，“春秋决狱”的贡献和价值远远超过其缺陷，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亦可为现代司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对古代司法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推动法律儒家化、纠正法律人性化不足、缓和社会矛盾、推动了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等方面，笔者则从促进了社会和谐、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对现代司法的一些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促进了社会和谐从法律制度上来分析，汉朝初期法律由于在很大一部分范围内抄袭秦朝的法律，即“汉承秦制”，致使当时的法律过于严酷，继续使用黥、劓、宫、斩左右趾等肉刑，对劳役刑亦无明确固定的刑期规定。严刑酷法在战乱纷争的年代或许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也肯定有其明显弊端），有利于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安宁。可随着汉朝的大一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酷法就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人们必然对其十分仇视，从而引发社会动乱。经过汉初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犯罪现象大为减少。残酷野蛮的刑罚制度，愈来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废除酷刑，改革刑制，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许多繁酷的法律应该废除而没有废除之前，董仲舒适时提出“春秋决狱”的法律主张，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儒家倡导的“仁、爱、孝”等思想，具有相当的人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严酷的法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纠纷。从“春秋决狱”的审判实践上来看，以儒家经典义理审判的案件多以“从宽”为主，这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比如，《春秋决事比》中记载的一个案例：甲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乙送给了别人，乙长大后，甲对乙说“你是我儿子”，乙一气之下打了甲。按照当时的法律，乙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应判决死刑。如果真的判乙死刑，那么，矛盾纠纷就“升级”了，乙的养父、妻儿等与甲就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同时也导致他们仇视法律。董仲舒不按照死板的法律条文来决断此案，董认为甲生了儿子不抚养，其父子关系已名存实亡，所以乙不应处以死刑。实际上，甲作为乙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处死刑，因此，笔者认为该案是一个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典型案件。从社会制度上来分析，汉初吸取秦朝苛捐杂税繁多而逼民起义的深刻教训，以老子无为思想为指导，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长期的休养政策，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非常富裕的商贾和地主，富裕商贾和地主的子弟多无法无天、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目无尊长，导致纲常败坏，社会矛盾越发突出。汉王朝比较清醒地看到了这点，顺势“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纲常理论在当时确实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春秋决狱”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儒家的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发挥了司法对政治、社会应有的作用。因此，“春秋决狱”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均有十分重大的贡献。（二）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从多个方面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是尊重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儒家特别强调亲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为了亲人而做的某些虽然不合法的事情也应该体谅，即“亲亲相隐”等。在前面提到的养子杀了人，养父把养子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应处以重刑，但董仲舒考虑到父子之间的亲情，在任何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难以选择的，因此他认为养父藏子是人之常情，不应判罪。二是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诗经》中说：“食色，性也”，也就是把食、色作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春秋决事比》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不依据法律规定，而可能是根据这句话来决断的。有个年轻女子的丈夫在坐船时掉到大海里，找不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这个女子的父母做主将女子改嫁。按照当时法律，在丈夫的尸体未安葬前改嫁应判处死刑，当时就有司法官这样认为。法律的原意是惩罚女子的淫荡和为了财富等私利而改嫁的行为，但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属于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无罪。董仲舒判女子无罪，可能是从如下三个方面考虑：1、该女子的丈夫尸体掉到大海里，根本找不到，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尸体很显然是永远找不到了，那么，该女子就得永远守寡，不得再改嫁吗？很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唐的，所以该女子无罪。2、该女子改嫁是遵从父母之命，儒家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反而说明该女子遵从孝道，显然不是为了私利。3、“食色，性也”，这也应该是人家的基本生理需求吧。这个案例显著的反映了“春秋决狱”的尊重客观实际和朴素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三）结合现代司法的一些思考从2006年起，中央政法委决定在全国政法系统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领导”，就是说全国政法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我们的提法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之上，只有法律”等，这话本来是不错的，但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新情况新问题迅息变化，法官在审判中往往遇到根据法律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来处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依靠党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而不仅仅依靠法律。当前，通过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大学习”活动，各级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机关深刻认识到：不能仅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而要寻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例如在许霆恶意取款案中，许霆在自动取款机程序出错的情况下，恶意取款17.5万元，广州中院依照《刑法》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案件在全国影响了许多思考、轰动，在媒体及广大法律人和群众的关注下，此案二审广东省高院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广东省高院的判决，许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此案在一审中不得不机械适用法律，但广东省高院顺应民意，判处许霆法定刑以下刑罚，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结合“春秋决狱”来思考现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初期，我们强调的是“严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严打”制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央适时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意思是“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但在实际操作中注重“宽”的一面，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执行方式由枪决改为注射及缓减免诉讼费用、实行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制度，则表明法治的人性化方面。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全国各级政法官员和司法机关负责人反复强调不要死搬法律条文，要注重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这总体是好的，有利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同时，我们也要借鉴因“春秋决狱”而导致司法腐败的教训，尽量避免主观办案现象的发生。【参考文献】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2、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 2003年2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3、《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Z]。4、赵晓耕，《春秋》与“春秋决狱”，2003年1月13日《人民法院报》
同：1都有专门的律法篇章 2统治者都推崇 3刑罚都比较严厉 4刑罚阶级分明异：1主导思想不同。秦律的颁布是废除百家思想，仅保留法家。汉律采用无为而治，尊儒崇法
1、在唐朝被进一步完善，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2、扩大了官员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通过科举参加政权3、把读书和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提高了官员的4、把选拔官吏的权利集中到了中央政府，增加了中央集权。5、被后世历朝沿用，影响深远。唐朝吏部选官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上，重视被选者的仪表气质和语言表达、书法、文字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这反映了当时国家和社会对官员基本素质的要求很高；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但选官标准中没有关于人的品德方面的要求，应该是其不足的方面。
唐朝你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度，它是随朝科举制的继承和完普，文有学榜，武有武科，都是皇帝御点的状元，对我国封建五朝的选拔人材，提供了合理的渠道
三省六部制。相互制约，提高行政效率。
我要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包括察举制、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
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有两个：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后来人们逐渐有了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知道父死子继这种制度对于皇朝政局的稳定来说是有益的。唐代大多数是遵循着父死子继这一条继承制度的，如李渊——李世民；李世民——李治；李亨——李豫；李豫——李适；只不过有的不是先皇的长子或者是嫡子。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也有“母以子为贵”的传统，即使太子母亲不是皇帝的皇后，她可能是他的妃子。如唐宣宗的母亲是唐宪宗的一个妃子，据说感情还不错，原来是一个宗室亲王的一个妾。郑妃的一生事迹颇具一定的传奇性。后来，唐宪宗就有了第十个儿子，后来的宣宗。宪宗去世后，他才十岁。宣宗是在特殊情况下即位的。唐代的皇位继承制度也是源于早期王朝的传统。在继承制度上也比较灵活，如果一个皇帝没有自己的儿子，或者他的儿子早夭，那么就会选定宗室成员——与皇帝血缘最接近的人。如唐敬宗、唐武宗、唐文宗三位皇帝都没有男性继承人，只好选定唐宪宗的儿子唐宣宗为皇帝人选。不管怎样，父死子继对于封建王朝的稳定和治理还是很有益的。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论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
高一就需要论文了？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