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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围城》这部小说的主题意旨：既表面上是叙写了关于婚姻、恋爱、职业等人生追求的彷徨与失落，进而暗示了人生如围城，人类因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对欲求的向往终究是逃不掉失望的结果，从而最终引导人们对于人生感受的哲理意蕴的探索。 再推荐一篇文章给你，请你参考：《 ,围城》的主题有三个方面，分别是： 一：从生活描写层面来说，揭示了抗日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了站在时代大潮以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和苦闷。这部分主要从第一章至第四章体现出来，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中作者不仅写了方鸿渐和苏文的爱情纠葛，这围绕着他们写了十里洋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物，如在美国人开的华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叫他JIMMMY的张居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诸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性古典主义诗人的曹元郎，以及错认方鸿渐为情敌枉费心机的赵辛楣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一一显示了自己的性格本相，无论宴饮还是会客，谈诗还是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都表现了他们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和庸俗不堪。 二：文化反省方面，通过写新“儒林”飞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第六章中以三闾大学为舞台，使堂堂学府里的各式人物依次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斯文扫地的闹剧，上字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学员和学生家长。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在这些人中有的是混迹学界的学术家官僚，有的是市秽，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的满口任意道德。满口男盗女猖、唯官是务、唯钱是亲的无耻文痞。也有内心龌龊，伪造学历的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还有像汪太太那样痕迹学府，却只有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芳斗艳的大家闺秀......总之，活跃在这性“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不再用八股文当敲门砖。但却都扯起一面自以为是的旗子，将真面目掩盖起来，使出周身解数，以求新进身之价。 三：哲理方面。对人生和现代人命运进行了思考。在围城中着重写了一群浮游于尘世之外，只顾职业和婚恋问题而进行勾心斗角的典型人物，虽不见硝烟，却有情场，，这也是一场战争，虽没有伤亡，却有灰色的生活蚕食着人们。。这不是人们的错，这是社会的错，错就错在随处都可以使人陷入的“鸟笼”和“城堡”。但哪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之的出路呢？这应该是这部小说向读者提出的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不仅如此，小说更深的层次在于，作者借着对人物命运的描写、生动的表现了造成这些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向人们宣告，要改变人们的命运，就需要改变环境
《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
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
《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是“新儒林”中尚有正义感的人物，他的出国留洋，目的是“光耀门楣”，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正是传统文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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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特色：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围城
《围城》的思想意蕴具有多层次性。第一层生活描写层，描写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的世相，对当时的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进行尖锐的讽刺，批判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第二层文化批判层，通过对一批留学生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的描写，揭示中西文化的畸形对接所带来的深刻矛盾。第三层哲理思考层，表达对于生活的真正价值的哲学思考，揭示人生的真谛——在绝望孤独中超越自我。《围城》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佳作。它是行将崩溃的旧社会的一幅生动而真实的生活图画。小说以方鸿渐镀金回国之后的求职、求偶的人生经历为中心展开描写，逐渐显示出人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抗战前期的国统区和上层知识分子社会，揭示方鸿渐恋爱、婚姻、就业的悲剧命运，批判特定时代丑恶和腐败的社会现实。
1、“围城”体现了一种对于婚姻的看法，粗浅地说就是“外面的想进去里面的下面那个出来”。但是深了看就是所有的处境虽然被不了解的人羡慕，但是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个中滋味。 2、在一路上的事还有职场之事剖析了人世间的百态，包括人心的浮动还有势力。剖析了人心中丑恶贪婪的一部分。有一种对于这种阿谀的世风的嘲讽。 3、对于当时一些留学现象的嘲讽，也揭露了教育界的腐朽现象。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
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
《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是“新儒林”中尚有正义感的人物，他的出国留洋，目的是“光耀门楣”，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正是传统文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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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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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杂文)不错，或者是现在读者的阅读倾向
抱歉，偶大学时是学数学的，汉语言毕业论文确实不知道如何写。但我想，道德即文章，用良知去做文章便好。一个进步的时代总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社会总有一种积极的主流，如何通过你的手敲击键盘，用文字的力量去唤起向上的精神、引领积极的主流，便是我们习文的责任。唯有民魂最可宝贵，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唤醒民魂。相信自己，静下来，用心写好你的毕业论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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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嘻哈pop123 见习魔法师 二级(406) | 我的贡献 | 我的消息(0/0) | 百度首页 | 退出 新闻 网页 贴吧 知道 MP3 图片 视频 百科 帮助 添加到搜藏 返回百度百科首页 编辑词条围城目录 【词语原义】 【背景搜索】 【主题象征】 【内容提要】 【文化批判】 【人物形象】 【犀利讽刺】 【心理描写】 【精彩片段】1 【精彩片断】2 【阅读指导】 【电视剧 围城】 【电影围城】 【歌曲围城】 【精彩片段】1 【精彩片断】2 【阅读指导】 【电视剧 围城】 【电影围城】 【歌曲围城】 围城 wéi chéng 围城原为汉语中的词语名，但围城一词更多的是以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而著名，另外也有同名歌曲,同名电影和由钱钟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编辑本段【词语原义】 （1）〖encircle a city；lay siege to a city〗包围城市，围攻城市。 “（宋江）猛然想起围城已久，不见有救军接应。”——《水浒传》第六四回 （2）〖be sieged city〗为敌军所包围的城市、城邑。 “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战国策·赵策三》 “他们的命运，如此地吸引着我们，仿佛就是在围城里派遣出去求救的送信人。”——田野《火烧岛》编辑本段【背景搜索】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其父是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父亲的影响和督责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其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 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牛津留学。 1937年获副博士学位。然后到法国，进入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 1938年，清华大学破格聘他为教授，九、十月间回国，当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故从香港，转昆明前去任教。后在父亲要求下，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他到上海小住，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困于上海，直到抗战胜利。在这沦陷的孤岛中，他迎来了一个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 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1942年写成中国古诗评论集《谈艺录》初稿， 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编辑本段【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6年 ISBN：702002475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本段【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编辑本段【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编辑本段【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