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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和会社会中重要意义
药剂1102 201118350218 吴云勇
摘要：法律区别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习惯、社会礼仪、职业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的首要之处在于，它是由国家创制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法律不但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且由国家保证实施。也即是，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的强制性，既表现为国家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制裁，也表现为国家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
关键词：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 先进文化 民主
一、法律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保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和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立法方面。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要求，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做保障，才能更好的引导、规范和约束公民和政府的行为，使之依法办事，循章而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2）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公正、高效的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司法往往被视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只有建立一个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真正形成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环境，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才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社会安定。同样，执法的公正、高效也是当然要求。
（3）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守法方面。社会成员遵纪守法，政府严格依法办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守法意识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要件。
（4）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法律监督方面。法律监督可以通过对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的作用来间接保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推进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多的一个部门。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使经济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太多，使本应属于企业、个人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犯，使法律赋予市场主体的权利不能实现。
所以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具体的说就是用法律的形式重塑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废除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职能，另一方面确定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职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因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践证明，政府职能不转变，自由、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就无法形成。其次，政府的执法行为要遵守职权法定原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凡法律没有规定的，政府就无权行使，这就是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传统的官本位的管理型政府强调的是企业的权利是有限的而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这种权力倒置现象最终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管理，使企业失去自由和活力。所以不注意政府权力的有限性而任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那么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破坏市场关系，损害自由竞争，漠视市场主体权利的恶果，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法律在文化建设方面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四、法律在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
一是强立法、弱司法。在我国，立法主体包括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司法机关虽然可以做出司法解释，但司法机关并不是形成法律体系的主体，司法解释并不能在法律之外创制新的原则和规范。也就是说，在我国只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才可能成为形成法律体系的主体，“法官造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完全不被认可的。从国家权力的实际配置看，司法权弱于立法权，不能审查立法，也不能审查违宪。尽管有行政诉讼制度，司法机关因此可以对行政行为做出司法审查，但司法权在事实上也明显弱于行政权。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我国形成法律体系采取的是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这使得我国法律实践中理性“逻辑”的分量重于日常“经验”的成分。
二是强国家、弱社会。从理论上讲，规则的产生有多种途径，立法和司法活动能产生规则，社会或共同体成员通过长期互动也能自发形成规则，因此，在法理上有“国家法”与“活法”、“立法”与“法”、“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区分。在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主导下，不仅司法在法律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抑制，而且，短短30年间，社会或共同体成员通过互动而自发形成规则也是不充分的。在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立法机关和政府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立法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法律移植以及基于国家立场对社会的变革和改造。这可能导致法律规则与社会对规则的实际需求不一致，或者说，法律规定与社会实际发生一定脱节。由此，法律实践中时常会出现法律快速而频繁的修改，而社会生活中那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的领域的法律秩序往往通过“治理”色彩浓厚的社会管理来实现。
三是强制定、弱执行。法律制定是一回事，法律是否得到切实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开放初期，在法制建设初见成效之时，法律执行问题其实已经显现出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此曾专门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有相当数量的群众，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经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此后，在诸多法律纷沓而出的同时，维护法制的统一以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强调。尽管如此，违法甚至违反宪法的行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执行难”仍然存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些权利和原则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就实践而言，不定期的执法检查、专项整治、“严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严格执行法律的常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健全。
四是强政治、弱法律。就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而言，政治需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和维护。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上，一方面，尽管与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相比，后30年政治和行政越来越转入法治轨道，但政治对法律实践仍有过大的主导作用和实际影响。例如，宪法虽为国家根本大法，但它仍是一部需要修改、而且事实上也是可以时常被修改的、改革时代的宪法；一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部门、行业等利益的影响和干扰；立法、司法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司法机关在司法职能之外还承担着大量政治、行政乃至社会职能等。另一方面，立法和法律实践在有些方面需要受到的常规化的政治影响还不够有力，例如，民主立法、立法的公众参与、立法监督等。
查阅文献：《思修道德修养与法律建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一、 法律具有明示作用。法律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法律所具有的明示作用是实现知法和守法的基本前提。二、 法律具有预防作用。对于法律的预防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明示作用和执法的效力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力度的大小来实现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们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禁止的，触犯了法律应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么，违法后能不能变通，变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这样人们在日常的具体活动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自觉地调解和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来达到有效避免违法和犯罪现象发生的目的。严格及时有效的执法也可以警示人们，未违法，违法必受罚，受罚不可变通也。这样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上建立起一道坚不可崔的思想行为防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收到欲方则方，欲圆则圆的良好的规范效果。三、 法律的校正作用。也称之为法律的规范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机械地校正社会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偏离了法律轨道的不法行为，使之回归到正常的法律轨道。像法律所对的一些触犯了法律的违法犯罪分子所进行的强制性的法律改造，使之违法行为得到了强制性的校正。四、 法律具有扭转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环境的社会性效益。理顺、改善和稳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和文明程度。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则是一个高度秩序、高度稳定、高度效率、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也是法制的最终目的和最根本性的作用。你再从没有法律会如何等角度再深入谈谈，其实有很多社会现象的，如中国食品问题，有法律规范还弄成这样，如果没有.....
................法律的作用事实上就是:预防犯罪，惩戒犯罪，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是维护社会安定，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作用！这应该够精辟了吧？不需要长篇大论吧？
逻辑的作用要对逻辑在法律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把握，需要从法理学的角度对逻辑在法律中的积极影响进行抽象概括。具体作用如下：1、逻辑为法律提供确定性。法律的适用有赖于对抽象法律概念和规则的逻辑分析以及从规则到具体判决的形式逻辑推理。这样，有法律程序保障和逻辑形式要求的形式性得以贯穿立法和司法的始终，法律的确定性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2、逻辑为法律结果赋予可信性。逻辑是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只要是思考推论或论证主张，就必定运用了某种逻辑，而我们可以透过形式逻辑的分析，来考察此种思考论证是运用了哪种推论方式。 以及这种推论方式是否合乎形式逻辑的规则。3、逻辑为法律提供正当性。尽管逻辑推理只是追求正义的工具，但却是论证的最关键工具。法学家的思考方式以推理为基础。它要求对决定进行诸如判决理由那样的正当化处理，以保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4、逻辑为形式正义和个人权利提供保障。在法治国家，逻辑上的严谨性是司法理性的一个外在表现。正是司法活动的逻辑性质，才使得法官的司法与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取得了一致性。同时，司法推理的逻辑性质还意味着“平等、无偏见地实施公开的规则”，而这正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摘要：准确界定法律规范的概念，是进行逻辑结构分析的前提。根据语义分析哲学对概念的功能论理解，法律规范作为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概念，应当强调它是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法律调整功能的最小单元。由于法律规范的“最小单元”性质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往诸种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各有利弊得失，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把“法律规范间的逻辑结构”（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逻辑结构”）误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这一误区导致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受到影响，不仅难以解释刑事法律规范的结构，而且很少在部门法中被实际运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应当采用新的“三要素说”：法律事实＋规范模态词＋法律效果。关键词：法律规范；逻辑结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是法学规范理论中的一个亮点，法律或法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一类具有较强“技术性”的理论上。这就更要求此类理论本身具有经得住推敲的“科学性”，进而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以这样的要求反观现有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我们会发现存在许多的混乱和不明之处。对此做出深入研究和必要的澄清，对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良性互动，提升法理学的科学性品质，具有基础意义。事实上，这一理论恰恰在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学术氛围中被长久忽略。由于法学理论中此类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内容并不多见，对它的忽视而导致的错误就更加损害法学的科学性品质和形象。我想，法学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雕虫小技”。本文将首先致力于分析“法律规范”概念的准确界定，然后总结归纳现行（含以往）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并对其利弊得失给予简要的分析评判，最后在上述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新理解。一、“法律规范”的准确界定法律规范[①]的界定，是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的前提。没有对法律规范概念的清晰界定，所谓的逻辑结构分析就没有明确的对象。对象不明确，则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讨论，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和有益的结论。但是复杂之处在于，对法律规范的界定实际上是以对其功能、作用的思考及其与相近概念（比如“法律规定”“法条”“规整”等）的关系的思考为基础和前提的，正如凯尔森所说：“我们对自己智力工作中想当作工具的那些术语，可以随意界定。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将符合我们打算达到的理论目的。”[1]（P5）因此，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学术语，法律规范的科学含义的确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反思的平衡”的结果（借用罗尔斯的术语）。这一过程可能较为复杂，其引发的思考带来如下启示：法律规范作为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是根据需要“建构”起来的，所谓需要，在这里就是我们确立一个概念的目的，即是让它发挥何种功能或作用。这与我们一般把概念当作“给定的”通常处理方式不同。这里需要克服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突破对概念的实体论的理解，而代之以“功能论”。对概念的实体论理解实质是一种“反映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它的用武之地，但显然不适于法律规范这类概念的界定。概念的本质问题是贯穿哲学史古今的一大课题，它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中世纪唯实论与唯名论的争执，简单地说，唯实论认为，共相（概念）是独立于具体、个别事物的实体性存在，“在人类思想的世界与外部现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对应。”[2]（P32）唯名论则认为，“概念只是一种名称，亦即称谓。这些称谓在客观自然界并没有直接的、忠实的复本和对应物”。[1]（P32）对概念的实体论理解实际是唯实论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传统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主线，由古希腊的柏拉图至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而登峰造极。按照这派的观点，概念是本原、实体，有固定的所指和确定的含义。而概念的功能论则与唯名论的根本主张一致，认为概念并不是抽象的实体，它的确切含义只有在使用中、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可见，概念的功能论理解比实体论理解更为灵活。随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分析哲学、实证主义以“拒斥形而上学”为旗帜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一次反叛。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和洞见为深刻理解“概念”的本质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野。维特根斯坦曾明言：“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3]（P31）这一思想在新分析法学的倡导者哈特那里得到重视，他在分析了“通常的定义模式并不适合于法律的领域”后，阐发了源自边沁的思想：“我们一定不能把这些词拆开了、孤立地去看，而应把它们放回到它们的扮演独特角色的句子中去，从而进行一个整体的衡量。”[4]（P29）这一思想可以说是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兴起、特别是20世纪分析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导特征以后，得到普遍认同的思想。“法律术语的意义是以这些术语被使用的语境、使用这些术语的人、以及运用这些术语的目的来确定的。”[②]在研究法律概念时，不要问某概念的本质是什么？而应问这个概念的功能是什么？[5]概念功能论的思想是深刻而富有启发的。根据这一思想，概念既是灵活的又是清晰的。“灵活”是说概念可由人意欲它发挥怎样的功能来确定，而概念的功能取决于学科建构的要求、需求、目的。“清晰”是说概念的含义一经由此确定，就应当一以贯之地加以使用。在此意义上，法律规范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而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反映论”的概念。在我看来，“建构”这一概念的核心目的，在于使“法律规范”承担起法律分析的基本单元的作用，正如“商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样，“法律规范”至少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承担着这种功能。而分析法学在概念或规范分析上的卓有成效的建树及由此体现出的方法论上的优势，对整个法学理论具有基础和前提性意义，“错也要错得清楚”实在是走向可能的正确的必经之途。以概念的功能论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对法律规范概念进行一番建构。据此，本文把法律规范定义为：作为法律的基本要素，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能够发挥法律的规整[③]功能的相对独立的最小单元（这是就形式方面给法律规范下的定义，就内容方面，法律规范无疑是以权利性、义务性或责任性法条为具体构成）。根据这一界定，法律规范的概念包括如下要点：第一，法律规范是法律要素之一，与通常所说的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要素。第二，法律规范在实定法中占有最大比重，是构成法律的主要成分，这一点可从绝大多数法律都以权利或义务性的规定为主要内容得到证明，而“是否授予权利或设定义务是检验一个法条是不是法律规范的标准。”[6]第三，法律规范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正是本文要论述的内容。第四，法律规范是能相对独立地发挥法律的规整功能的最小单元。对此作如下说明：（1）法律的根本目的或作用在于发挥对社会生活的规范、调整作用，因而法律规范作为法律的主要构成要素当仁不让地承担这一功能；（2）任何法律规范都是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都必须在与整个法律体系及其所蕴含的立法目的等价值因素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调整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绝对独立地发挥规整功能的“单元”，因而是“相对独立”；（3）之所以是“最小单元”，是基于理论上确立一个概念的目的就是用这一概念能够较为方便地建构或有效地解释整个的知识或文本体系，因此研究者必然寻求各种意义上的“最小单元”，正如生物学把“细胞”、马克思把“商品”作为其相关研究的“最小单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赞同龙卫球教授对“法规范”概念的理解和用法，他把“法规范”等同于“法律”；没有使用“法律规范”的概念，而以“法律规定”即拉伦茨的“规整”代替之。[7]（P37）我国法理学家对法律规范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规范作为构成法律的主要要素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8]（P91），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规定。[9]（P53）孙笑侠教授把法律规范定义为：通过法律条文表达的、由条件假设和后果归结两项要素构成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10]（P50）刘星教授将法律规范表述为：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职责的准则，或者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11]（P75）这是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几部法理学教材对法律规范的界定，它们的共同点是：第一，都强调法律规范是关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第二，都强调法律规范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尽管具体表述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定义都忽视了对法律规范是“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法律调整功能的最小单元”这一重要之点的强调，正是这种忽视造成了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的普遍误差。我们认为法律规范概念从功能要求上说，应当是构成法律的细胞，“相对独立”、“最小单元”应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二、现行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的分析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的核心，是对各种具体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进行抽象、分析、分解，进而得出所有法律规范共有的、抽象的“构成要素”，因此，这是一种通过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出的适用于所有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及其关系（即结构）的理论。以下本文对我国法学理论中关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代表性观点作简要述评。观点1：法律规则（规范）=假定+处理+制裁这一观点来源于前苏联法学著作。它认为法律规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假定、处理和制裁。按通常解释，假定是规定一定行为准则适用的条件的那一部分；处理是法律规范中反映行为规范本身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法律规范中规定允许、禁止或要求人们行为的那一部分。制裁是规定强制实施法律规范的可能性或违反这一规范所招致的法律后果的那一部分。评析：这一理论曾是前苏联和我国的法学理论中的通行观点，尽管现在已为“通说”所摒弃，但是在抛弃此说的理由即对其缺陷的指证上，本文与学界已有的分析不尽相同，阐述如下：第一，正如这一理论自己解释的那样，“处理”本身就是行为规范。我国著名法理学家沈宗灵教授明确指出：“处理就是行为规则本身，也就是法律规范中指出的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或者要求做什么哪一部分。这是法律规范的最基础部分。”[12]（P33）既然“处理”本身即行为规则，那么它怎么又同时是自身的构成要素呢？要素总是相对于系统或一定的结构而言的，但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一个要素（即其自身），显然就不能成其为系统，原因在于并未对系统进行“分析”，所谓的“要素”其实是换了一个称呼的“系统”。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作为法律规范下位概念，至少需有两个才能成立。因此上述对“处理”含义的解释固然正确，但说“处理”是“法律规范的最基础部分”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它是法律（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最基础部分。第二，如果不对“处理”进行特别定义，“处理”和“制裁”在语义上和实际上都可能重叠：所谓“制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处理”，即违背了法定义务而导致法律责任时的一种“处理”。第三，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相应的“制裁”性规定（尽管这一点常常被指为法律规定空白或欠缺），更非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制裁”性的。第四，在这一理论中，“假定”似乎只是法律规范的附属部分，甚至是在法律规范之外独立存在的部分，这意味着“假设”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没有适当的位置。观点2：法律规则（规范）=假定+处理这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假定指出了规范适用的条件，处理则是一个规范性规定。以“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这一法律规范为例，其“假定”部分是：如果一个人是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处理”部分是：此人无法律能力。评析：这一理论模型是对观点1的局部修正，克服了简单的逻辑缺陷，即取消了“制裁”。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制裁”并非一个必备要素，大量的法律规范没有“制裁”的内容。正如王涌博士指出的：“所谓法律规范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规范性陈述，它只包含假定与处理两个部分，制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规范的必要因素。而其中‘假定’就是对事实情境的设定，而‘处理’就是对特定的事实情境中的法律关系的规定。”[5]但是这一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同样是把“处理”理解成规范本身，观点1的缺陷仍有残存。观点3：法律规则（规范）=行为模式（权利、义务的规定）+法律后果的归结这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我国法理学界目前通行的观点。张文显教授分析了前述观点的缺陷，择其要点如下：第一，西方学者的两分法明显地忽略了合于或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这一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第二，苏联学者的三分法只注意到否定式法律后果，而忽视了肯定式法律后果。肯定式法律后果是合法行为的后果，否定式法律后果是违法行为的后果。第三，“假定”不是构成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独立要素。因为如果“假定”指规定该规范适用的条件和情况的那一部分，它就不是法律规范的内在构成因素；如果“假定”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权利之行使条件和方式或义务之履行的条件和限度，那它已包含在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其适用的条件、方式、限度是不可分开的。人为地将它们分割开，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五条：“订立经济合同，必须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如果把“订立经济合同”(所谓的“假定”)与后半句分开，后半句的规定就是莫明其妙的东西。鉴于此，张文显教授提出，任何法律规范都是由如下两部分构成的：(一)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二)法律后果的归结。法律后果分为否定式法律后果和肯定式法律后果两种。否定式法律后果是国家对违反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所抱的不赞许态度，对这一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责罚。主要的责罚形式有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肯定式法律后果是国家对于合于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所抱的赞许态度，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具体形式包括对一定状态的确认(如认定合同、婚姻有效)，对一定行为的奖励(如对发明创造的肯定和奖赏，批准专利申请等)，对不法侵害的恢复(如支持当事人的执行申请等)。［6］评析：张文显教授所代表的目前法理学界的主流观点认识到西方的二要素说和前苏联的三要素说有缺陷，特别是提出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在理论上具有重要贡献，但在指证缺陷的具体所在上可能有欠精准，论证如下：第一，依据两要素说没有“制裁”而断定这一理论模式欠缺“法律后果”，失之简单，有欠公允。如前文所述，“处理”本身无论在一般语义上还是在法学理论中都可以包含“制裁”这一“法律后果”。造成这种认识上差别的原因在于“处理”、“法律后果”等概念的确切含义有待澄清。我认为这两个概念用词不同，却有同等的意义。“法律后果”的概念，既如张文显教授所深刻认识到的那样不仅包括否定性的法律后果，也包括肯定性的法律后果，那么“肯定性的法律后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它并不限于或主要不是“奖励性”的、如同法律责任那样单独列出的一种法律规范。张文显教授指出，对合法行为的确认、肯定、保护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后果”，也就是一种“处理”。比如，《合同法》第77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其中“处理”和“法律后果”完全是不可分的。再如《公司法》第214条“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吊销营业执照。”其中的“吊销营业执照”既是“处理”，又是“法律后果”。对具体法律规范的分析表明，“处理”与“法律后果”（或“法律效果）是一个东西。第二，张文显教授深刻指出“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存在，补充了以往对法律后果的片面认识，这一理论贡献意义重大，它通过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表明：法律不仅是制裁性、惩罚性的，现代法律更是权利性的。但不得不承认，由于提出这一理论模型的背景和旨趣在于通过与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通常易见的“法律责任”“法律制裁”）的比较而构造全面、准确的“法律后果”概念，由于它关注和侧重的是上述宏观层面的问题，在“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存在形态上，这一理论并未作具体的探讨。人们对此也很少作进一步的追问，通常就把“肯定性的法律后果”简单地理解为与惩罚性法律后果相对应的“奖励性法律后果”，照此理解，笔者发现包含所谓“肯定性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寥寥无几。[④]这与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的特征相当不吻合。症结何在？把肯定性法律后果理解为“奖励性”法律后果的误导所致。在进一步的思考中，笔者发现“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存在不应作如此狭隘的理解，它的存在形态之多样和广泛，远超过“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因为，所有权利性规范都可以看作是具有肯定性后果的法律规范。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肯定性”与“否定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有较为复杂的意义：（1）“肯定”和“否定”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一个救济性法条（比如在一个侵权案件中作“恢复原状”的处理）既是对侵权人的“否定”，同时是对受害人权利的“肯定”。“肯定”和“否定”完全取决于对何种主体而言。（2）现有理论对“肯定”和“否定”的理解仅限于对当事人来说代表利益还是负担（或惩罚），但作为一般的法学理论，更应当从立法目的的高度理解“肯定”和“否定”的实质，无论是对正当利益的肯定还是对不义之举的否定，都是对代表着人民利益的立法者意志的“肯定”。第三，把“假定”融入“权利义务性规定”而不把它作为单独的法律规范构成要素，论证清晰有力，结论正确。但笔者注意到，在张文显教授2001年再版的《法哲学范畴研究》一书中（前述主张见于1999年版的《法理学》教材），又把这一结论改了回去，即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间、各种条件等实施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13]（P49）这一情况说明关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分析还需进一步阐明。同时，这一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观点表述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信息：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行为模式”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含义，这一点且容后面分析。第四，把“权利义务性规定”（行为模式）作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要素之一，与“法律后果”一起构成完整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这一观点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既然法律规范是能够发挥法律的规整功能的最小单元，并且法律是通过“权利或义务性规定”发挥这种功能的，但是如前所述，权利或义务性规定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法律后果，因为权利义务性规定本身已经是完整的法律规范，而不应当是它的一个要素！因此再加上“法律后果”就成为多余。这即是说，假如把“法律后果”与“权利义务性规定”放在一起作为法律规范的要素，是画蛇添足；假如只剩“权利义务性”规定作为“要素”，是同语反复，理由如前：只有一个要素就不成其为要素。第五，“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模式，难以解释刑法规范，尤其刑法分则以刑罚为内容的责任性规范。比如，“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在这一类刑法规范中没有“行为模式”，即没有关于权利义务的规范，只有对某种事实状态赋予一定的法律后果。固然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责任是第二性义务的理论[⑤]，把责任性规范还原为义务性规范，以此间接地解释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也适用于刑法规范，但对此类刑法规范毕竟难以直接应用现有理论给出便捷的解释，更重要的，依据本文对法律规范的界定，把一个责任性规范还原为一个义务性或权利性规范，这前后已经是彼此独立的两个规范，应当分别进行逻辑结构的分析。因此本文认为以“还原法”来解释刑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不能成立。刑法是一大重要法律部门，如果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不能涵盖、解释主要的刑法规范，显然其理论说服力将大打折扣。总之，目前法理学界的通说一方面把先前的“两要素说”收回到“处理”中的“制裁”，经过修改完善（补充了“肯定性后果”）以“法律后果”之名重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把“假定”从先前的“两要素说”、“三要素说”中收回来，融入一个新的概念：行为模式（权利义务性规定），形式有所变换，但以往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根本缺陷仍未被凸现和纠正。这一缺陷使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仅仅存活于法理学的范围内，稍微深入到部门法的规范分析，就捉襟见肘。以较为得到公认的通说为例，我们在部门法的诸多规范中，可以直观到“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权力性规范”、“职责、职权性规范”可以通过还原法归结到权利或义务性规范）、“责任性规范”，但是，除了在“责任性规范”中我们能看到符合我们想象的“法律后果”，在权利性、义务性规范中“法律后果”在哪呢？我们说这些规定本身就是对权利、义务的确认、肯定，也就是所谓的“法律后果”。这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法律后果”确实有出入。以《公司法》第138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为例，这一权利性规定本身已经是一种“法律后果”，并不需要在这一规定之后再加上一个单独的“法律后果”，比如“股东依法转让股份，受法律保护”等。更为要紧的是，即使现实迫切需要一个与之相关的责任性规定，比如“设置障碍限制股东股份依法转让的，应到受到处罚”，并且在制定法中列入了这样一条规定，但这已经是另一个法律规范了，尽管它与前者有关联——这种关联应当被视为是法律规范之间的关联（或结构），而不是法律规范“内部”的“结构”。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讨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能在“一个”规范的限定下来谈，而不能将其混同为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结构。如果把这种从反面规定违法责任的规范，与原规范联系起来讨论其“逻辑结构”，那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或逻辑结构，实际上是法律文本的逻辑结构，甚至是跨文本的法律的逻辑结构。前述把“制裁”“法律后果”作为法律规范的结构要素的诸说，共同性的失当在于混淆了“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与“法律规范间的逻辑结构”的区别。对此，我们以一个简化的法律规范的模型加以说明：“如果A，则B”、“如果非A，则C”，按本文的界定，这里已经呈现了两个法律规范，而不能因为二者的关联性就把二者视为一个法律规范。把“法律后果”作为要素，恰恰是把A当作“假定”，把B当作“处理”，把C当作“制裁”（法律后果）了。举例来说：公司法第172条规定：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第202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两个法条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规范，应当分别进行逻辑结构分析。而现行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把前条（172条）当作了“行为模式”，把后条（202条）当作“法律后果”。造成这种误差的根源在于忽略了法律规范的相对独立的“最小单元”的性质，而错误地把两个有关联的法律规范当成了一个法律规范。本文认为，不宜按这种理解进行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分析。原因在于：第一，如果按此种理解，则我们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无限制地扩展下去，进入法律规范间关系的分析领域，而有关联关系的法律规范不仅存在于同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还可能存在于多个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以及此种分析完全可能是“跨文本”的。第二，并非所有关于权利义务性的规定都有相应的责任性规定，在此情形下，按照通行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会得出结论：相当多的“法律规范”由于缺少“法律后果”，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规范，这与法律规范是占主要成分的法律要素的事实不符，是不妥当的。其实把没有责任性规定视为法律的缺陷是法律“命令说”的观点，“奥斯丁认为，不完善的法律，例如没有制裁规定的法律，是有缺陷的，是不具有命令特点的法律。”[14]（P15）“命令说”对法律的理解不仅为自然法传统所不能接受，也为奥斯丁之后的法律实证主义所批判，足见强调责任性规范为法律逻辑结构的必需组成部分的观点有片面性。
法律逻辑学一方面将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律和司法活动过程，另一方面结合法律和司法活动特殊性，研究思维活动的特殊思维形式和合理性规则现代法学，在两个方面已经不可避免地，必须以法律逻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一个是法律解释的方面，人们在争论法律推理是可形式化的还是不可形式化的。如果按照可形式化的观点研究，法律解释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化评价工作，形式平台是一样的，但是价值初始极其不一样，这种研究明确了形式和价值的区别。法律逻辑另外一个方向是，诉讼事实的论证问题，人们期待知道法律上的论证是何种性质的，证明的可能性怎么样，证明的技术和手段是什么，证据方面有什么是独立于逻辑规则甚至反逻辑规则的，以及这些变异何以可能的原因。首先，法律逻辑学是结合着法律工作者的实际思维过程和法律条文来研究人的思维形式结构和逻辑规律的，因此，它能为法律工作者提供更有针对性实用价值的逻辑知识及逻辑方法。学习逻辑学对于提高法律工作者的推理能力，从已知探求未知，进而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有其独特的作用。其次，学习法律逻辑学对于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表达能力，准确地表述思想和严密地论证思想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律工作者离不开说话和写文章，如写论文、著作、进行学术讨论;侦查员要书写侦查、讯问和询问材料;检查人员要提起公诉，参加法庭辩论;审判员要进行审判活动，制作判决书、裁定书;律师要撰写代理词、辩护书等等。如果没有很好的口才和书面表达能力，其工作质量就很难得以保障，甚至会出现冤假错案。法律工作者的思想表达和论证过程是否准确、严密，直接关系到法律的严密性和权威性，关系到涉案当事人的命运，关系到社会秩序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决不可以掉以轻心。再次，学习法律逻辑学还有助于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论辩能力与识别谬论、驳斥诡辩的能力。在法律实践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人故意诡辩，诡辩是通过违反逻辑规律或规则，散布貌似正确、实为谬误的言论，来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学习和掌握法律逻辑学的知识，一方面能使自己不犯逻辑错误，另一方面，能有效地驳斥别人的诡辩。
法律逻辑学是构成法律推理的基本要素，法律判断是构成法律推理的前提（在司法三段论中是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法律逻辑学必须研究法律判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恰当性，研究法律推理之大、小前提的选择和确定，使其正确地选择相应的法律规范，更能真实地断定案件的事实情况。如此，才能保证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有效性，保障法律行为活动的公平与正义。法律逻辑，更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智者，可以认为他们是天生的法律人，且以逻辑为主要学术工具。第一个智者普罗塔哥拉，他不仅为一个城邦立法，他还亲自教授学生以逻辑方法（按 罗素 的说法，“智者”差不多就是教授的意思）。一个流传广泛且至今难解的悖论是普罗塔哥拉悖论，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在罗马时代的《阿提卡之夜》里有记载，大意是说，他告他的学生不交学费，但是由于口头合同有约定：“在学生第一次胜诉的时候才交纳欠缴的学费”，结果师生产生了不同解释。其他智者更多的贡献是培养法律方面的学生。稍后，苏格拉底在价值分析方面，对现今的很多 法理学 术语进行了逻辑研究，他使用的问答法影响了美国现代的案例教学法，一般我们不得不称其为苏格拉底教学法。苏格拉底的弟子 柏拉图 贡献了 辩证法 ，其实也不过是定义和划分技术的发展而已，柏拉图对 法学 的贡献显然是 希腊 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亚里士多德 完成了 逻辑学 的集大成，同时他也是法学上的伟大贡献者，他的三段论直接产生了近代的司法三段论，他的《修辞学》比较成功地启示了人们对法庭辩论的研究。
我前几天刚好在写思修论文，有点关于法律的，看用得上不。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它代表着整个社会的风貌，而法律是做到了约束人们的作用，消磨人们的犯罪意识。法律为我们树立了正义的榜样，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是我们追求的正法，是我们受持的经典。我们一定要学好法律，按着法律的具体内容，为集体出谋划策，为社会注入善的力量。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很尊重法律，同时每个人都注重道德境界的提升。我们在向至高的道德境界迈进，即使风尘仆仆，大浪淘沙，咱们也心甘情愿，乐意行善。法律让这个世界更加光明，更加和平，更加安全。法律包藏着生机勃勃的文化与思想，我们一直都在学，而且学得很好，用得也好。法律给我们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因为法律约束着我们，我们在遵守法律中，实现了财务自由，财物安全，生命安全，以及人生自由。 法律对社会的各项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法律使文明的社会更加光明，温暖，和谐，富裕。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规范自己在劳动、工作、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同违法现象作斗争，以及遵守法律，保证法律实施等观念，也才能不断增强。这不仅对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巩固安定的社会秩序，而且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和权威，都具有巨大意义。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知法、懂法、自觉守法的好公民，必须要学习法律常识，把学法、增强守法观念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作为自己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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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作用事实上就是:预防犯罪，惩戒犯罪，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是维护社会安定，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作用！这应该够精辟了吧？不需要长篇大论吧？
论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这里所说的规矩不就是法律吗？在社会中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才能让社会和谐发展，那么法在现实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呢？这个看似很深奥的问提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法的作用泛指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法的作用可划分为法的规范作用和法的社会作用。这是根据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对法的作用的分类。从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看，法具有规范作用，规范作用是法作用于社会的特殊形式;从法的本质和目的看，法又具有社会作用，社会作用是法规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这种对法的作用的划分使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突出了法律调整的特点;同时，又明确了各个时期法律目的的差异。 法的规范作用可以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法的这五种规范作用是法律必备的，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于法律的性质和价值的不同，法的规范作用的实现程度是会有所不同的。 人类社会自从有法律以来，就对发的本质进行了诸多的探讨和研究。但只有在马克思斯主义产生之后，才有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剖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想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这一论断虽然是针对资产阶级法律而言，但是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一切类型的本质和特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虽然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原因在于：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因此，法律不可能超出社会发展需要“创造”或改变社会；法律是社会规范之一，必然受到其他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制约；法律规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的，有些社会关系（如人们的情感关系，友谊关系）不适宜由法律来调整，法律就不应涉足其间；法律自身条件的制约，如语言表达力的局限。在实践活动中，法律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法律的作用可以分为四点1.法律具有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不可做，此作用是实现知法和守法的前提。2.法律具有预言作用，此作用可以及时有效的警示人们，可以在每个人的心底建立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3.法的校正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执行力来校正社会行为中出现的一些不法行为。4.法律具有扭转社会风气，净化人们心灵，净化社会环境的社会效益。这是法律的目的和根本性作用。
1.当代法学杂志CSSCI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当代法学》(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由吉林大学主管、主办，吉林大学法学院承办。《当代法学》是法律学术理论刊物。旨在推动法学界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侧面的法学研究，提供对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让高层次法律研究人才脱颖而出。杂志在办刊中，突出以各部门法学前沿、热点问题研究为重点的办刊定位，突出自己的特色。
2.比较法研究杂志CSSCI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比较法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1月，是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纯学术性刊物。办刊宗旨：促进我国比较法学基本理论、方法的探讨和发展，及时深入地反映国内外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发展的新动态及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建立国内外法学界与法律工作者之间的思想沟通和学术对话，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具有启发性和可行性的借鉴和思路。
3.法律适用杂志CSSCI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法律适用》(月刊)创刊于1986年，由国家法官学院主办。是应用法学理论研究刊物。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重点案件审中的新型、疑难、特殊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展示法官学术研究成果。辟有特别策划、访谈、问题探讨、学术前沿、案例评析、新法新、国外司法、法律适用信箱等栏目、读者为法官、检查官、律师及政法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等。
《法律适用》杂志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着重对审判实践中的新型、疑难、特殊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突出法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特色，在法学期刊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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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杂志是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一本应用法学理论研究刊物。它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着重对审判实践中的新型、疑难、特殊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突出法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特色，本着探讨争鸣、完善司法精神，展示法官学术研究成果。2000年起先后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深受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律院校等各界读者的欢迎，在司法界和司法事务界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法律适用》为月刊，大16开，96页，每期定价10元，全年120(含邮费)，另有2007、2008、2009年合订本，定价140元。 订购方法：通过邮局和银行汇款，每月寄发杂志 电话、传真：、67559093、67559100
律师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务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律师职业道德对律师具有约束、导向和 教育 的功能。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律师的职业道德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我国现今律师行业职业道德问题》
摘要：近几年，随着依法治国的理念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其专业水平也越来越高，总体素质越来越焕然一新。但是，律师整体专业素质的提高，不能掩盖其职业道德水平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在某些地方，社会对律师的满意度并不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也许将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瓶颈。对此作为未来中国律师队伍的一员，本文认为了解律师行业的道德水平现状，找出问题，分析产生原因并提出一些浅薄的对策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律师;职业道德;法治社会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含义及特征
所谓职业道德，就是指在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规范、道德情操与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持久弥新的命题，尽管法律规范试图与道德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不可否认，道德作为法律的本源之一具有强有力的指引作用，即使是法律职业本身都有规定相关的职业道德。”律师的职业角色就是为社会尤其是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这个职业与法律、社会的接触面非常宽，在其执业过程中，律师通常可以起到宣传 法律知识 ，传播法律 文化 的作用。在运用法律为他人服务的同时，律师如何能够守住职业道德，使自己能够不为金钱所诱惑，这两者既相互结合，又相互矛盾。律师的职业性质与法律的关系决定了其所要求的职业道德水平要比其他职业高得多。律师职业道德除了具备法律职业道德的一般特征外，还表现为自身的一些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律师职业道德要求具备一般职业道德的规范，如诚实信用、遵纪守法等。同时，律师既然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其职业道德规范也就体现了法律职业的特点，也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而间接上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但同时，律师的行业性质又区别于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特性，如律师事务所具有公司企业的性质，追求企业利益是其重要木匾，律师作为其员工也是要追求企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这些都体现了律师职业道德具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二)强制性与自治性的统一
律师可以说是专业服务于委托人的“讼棍”，也可以说是与法官、检察官共同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的伙伴。在两种角色属性相互结合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不能成为当事人和金钱利益的奴隶，另一方面也要成为监督制约检察官和法官的一种独立力量。可见，律师的自治性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独立性和自治性对律师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较为严格的职业道德和惩戒 措施 是维护律师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统一
律师职业道德在具体表现形式方面，一方面是严格的法律规范，如《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的内容，此外还有大量的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如中华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除了这些以规范性的文件反映出来的职业道德规范外，还存在大量的非规范性的律师职业道德，如律师职业道德习惯、意识等。可以说，从形式上看，律师职业道德具体表现为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统一。
二、我国律师职业道德问题分析
虽然目前我国律师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律师道德水平，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依然困难重重。当前，我国律师职业道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律师的职业性质决定其与当事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当事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律师的“衣食父母”，但往往就是这种关系，反而成为律师职业道德素质低下的主要体现：
1.唯利是图，欺当事人。有的律师给委托人做出虚假承诺――以官司“包打赢”作为相互攫取案源的方式。同时为了多收取律师费，故意把简单的案子说复杂，捶胸顿足地保证案件胜诉绝对没问题，糊弄当事人。
2.不管不顾，“有活就干”。有的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咨询后，不管自己有没有接触过当事人委托的法律事务，也不管自己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能力，只要有足够费用，就接案处理。
3.相互扯皮、敷衍了事。有的律师在拍胸脯保证打赢官司，拿到律师费后，就不闻不问，一会让当事人送这个材料，一会让委托人跑那个部门。一旦无法解决问题，便想法设法扯皮推诿，敷衍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最近3年来关于律师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至2008年，各级律师协会共受理投诉案件7387件，给予行政处分762件，其中取消会员资格的有7件。”
(二)律师同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律师与律师同行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法律服务市场恶性竞争，律师职业的商业化倾向日趋严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恶性竞争以及过度商业化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律师整个行业的公信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争相向法官赠送钱财，买通关系。然后由法官向当事人推荐该律师作为辩护律师或代理人，以招揽案源;
2.诋毁同行，抬高自己。有的律师，在某些公众场合如讲座上过分贬低对手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借机获得案源;
3.借助新闻媒体炫耀或包装自己，夸大其词，实力有限却大包大揽各项业务，排斥同行：
4.通过向委托人、介绍业务人利益许诺或给予财物，违反职业道德排挤其他律师。
(三)律师与司法机关的关系问题
律师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本应该是同在法律屋檐下，同为法律人，应同做守法事，但当今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关系却表现为违规越矩，知法犯法、“花钱铺路”现象较为严重。律师的形象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影响力，社会大众一致把律师以及法官和检察官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但律师通过自身的专业素质钻法律漏洞，拉关系贿赂法官检察官，危害性十分巨大。“2006年阜阳中院、深圳中院、武汉中院腐败案牵涉到数名律师参与行贿，2007年广东著名律师马克东涉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08年9月商务部郭京毅涉嫌受贿并牵出数名律师。”除上述不良现象外，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之间也存在相互不尊重，如律师在法庭上藐视法庭纪律，无视法官存在;法官看不起律师，不愿意听取律师意见，甚至无端训斥律师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三、律师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探析
1.经济原因：由于律师职业本身的商业属性，随着律师人数越来越多，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他们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一旦竞争激烈，钱少了，分这杯羹的人多了，缺乏职业道德赚钱的律师、超越法律界限赚钱的律师、突破职业底线赚钱的律师也就越来越多了。经济层面上的原因会引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律师行业的两极分化问题。现如今律师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经济上无法独立，饭都吃不饱，怎么能要求他们在人格上，职业道德上洁身自好?
2.环境问题：此处特指法律环境。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司法体制下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执业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律师在法庭上被法官无视甚至无故训斥、因敢于为弱势群体辩护而得罪某些权要继而锒铛入狱、因为黑社会头目或贪污犯辩护而遭受公众贬抑和责难……。按照某种说法就是：中国律师……属于经济上相对富裕而又要疲于自我维护权利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裁判结果的不如人意和律师接触法律最多，代表法律形象最贴近百姓生活的事实相矛盾，这导致律师的职业压力很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国的司法制度环境决定了律师的某些不良行为可能无法得到迅速更正。
3.管理原因：司法行政部门监管不力、行业协会管理无力、律师执业机构管理无作为也容易导致有些律师钻空子，打着所谓大律师的旗号坑蒙拐，影响正常的司法秩序。
除上述三种原因之外，律师自身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自身缺乏自律，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等等道德素质不高的表现也极易导致误入歧途。因此加强自身修养，提高道德水平，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两手抓，无疑是一种正确选择。
四、提升律师职业道德水平的对策
综上分析，律师的职业过程会涉及多方面的关系，且每一方面都对其职业道德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提高律师职业道德，将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长期的系统的建设工程。要把这项系统工程建设好，最根本的在于正确认识律师的职业性质和使命，树立良好的职业理念，尤其要摒弃金钱至上的观念;最迫切的在于完善监管制度，切实落实各项相关措施。
(一)思想上要正确认识律师职业的性质和使命
《律师法》第二条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提供法律服务，通过专业劳动和技能赚取金钱，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律师法》同时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由此可知律师不能仅仅以赚取钱财为目的，学习法律最重要的使命还是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格依法办事，促进法律合理正确地得到实施，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律师铭记自己肩负这样崇高使命，在职业生涯中，就不会迷失方向，更不会因金钱而做出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
(二)内容上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法学院教育中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提前防患于未然;通过律师事务所自身定期组织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提升提高自身修养与素质，进而提高律师自律意识;目前我国设有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等，而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也应设立自己的律师学院。因此，可以通过设立律师学院，将其作为一个学习和培训的基地，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律师彼此的交流平台，扩大律师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和行业凝聚力。
(三)管理上加强监督与管理，严格惩戒制度
首先要规范律师事务所内部的管理：2004年4月我国开展了以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师行业整顿运动”，它从行业整体上对加强律师职业道德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律师事务所内部的管理问题。律师事务所是每一个律师执业的平台，其一切执业行为都要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就必须要受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和约束。
其次加大严惩力度，从严治律：具体方面有通过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法规，实行整改完善：如律师行业可学习当前法院系统开展的“五个严禁”，针对目前律师行业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几条禁令，通过行业大整顿和自我整改，接受全社会监督。对于触犯现有法律法规的害群之马，一定严惩不殆，轻则清除出律师队伍，重则追究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律师队伍的纯洁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律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并且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也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正在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律师行业仍存在很多问题。知道问题，并分析问题，才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但笔者相信，律师行业将会在民主法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席位，其所存在的问题也终将会被解决。律师行业的明天，还需要广大法律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为了法律职业的未来，继续努力吧!
注释：
①张善数.中国律师制度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②魏杰.我国律师职业道德之问题分析与解决路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2011年4月。
③六届全国律协亮点纷呈.中国律师.2008(11).第19页.
④刘桂明.律师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中国律师网.2008年.
⑤⑥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试论中国律师职业道德建设》
【摘要】律师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务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具有职业性、阶级性、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对律师具有约束、导向和教育的功能。
【关键词】律师，职业道德
律师这个行业在很多人看来是另人羡慕的一个行业，在业外人看来，律师收入高，相对自由。中国的律师制度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所以中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起步也是很晚，相对很是落后，并且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在律师与司法官关系中，一些非正常现象导致双方职业关系失衡;在律师与委托人关系中，由于律师业务能力和道德能力存在不足，委托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在律师与公众关系中，存在公众情绪干扰律师正常执业，传媒误导甚至影响司法公正;在律师与律师同业者的关系中，存在恶性竞争问题突出。为维护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强化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势在必行。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
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称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律师职业道德是由一定机构制定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具有现实约束力的思想信条和行为准则。
二、建设中国律师职业道德的意义
1、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市场中介组织要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并接受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律师事务所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介组织，律师职业作为律师业务的物质运行者，需要建立自律性规章，以切实约束律师客观、公正、廉洁地从事律师业务，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2、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一支力量。国家法律、法规虽然对于保证律师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规定难免存在漏洞，并且在某些方面是必须由律师职业道德加以弥补的。因它覆盖面广，概括性强，能全面进行调整，能最大限度地对律师提出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要求。
3、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律师队伍的建设。律师作为公民合法权益和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维护者，本身就应当是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楷模。但是，有一些律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违反法律、道德的事时有发生，给律师队伍的声誉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对于律师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律师职业道德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手段。规范化的律师职业道德对于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有利于律师队伍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更出色地完成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三、加强中国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律师荣誉意识的培养。西方律师业的早期，同样是由于社会民众对律师业的讥讽刺激了律师们，让他们意识到了职业荣誉的重要性。为了改变人们的评价，律师们开始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有时这种服务完全不计成本，此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为打不起官司的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演变成了今天的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如此，律师还剔除在职业队伍中的道德败坏者来提高自身的纯洁性。希望中国的律师可以建立起职业荣誉感，重视自身行为的修养和性格培养，从内心激发对行业的热爱，对荣誉的珍惜，进而提高律师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
(二)加大法律普及力度，让法制理念深入大众。如果说对抗制诉讼模式是律师的价值体现，那么现代法制环境的建立和大众对法律的理解就是律师存在的土壤，没有土壤的包容，任何存在都是不现实的。而我国法制现代化刚刚起步，可以说法制的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对律师职业道德的错误认识不可避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间的矛盾纠纷也日渐增多，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和法律打交道，这正是律师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只有让更多人真正的认识法律、了解法律，才会对律师职业道德的独特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律师执业的环境和前景才会更好。
(三)建立有效防控体系，预防权、钱交易。相比于明确的单极利益是律师追求案件胜诉的直接动力，付出和收获的不对等则是法官受贿的心理痼疾。大多数法官认为自己的付出多于律师，而收入却不如律师来的丰厚，无法摆正心中的天平使部分法官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为个人牟利，也有的法官会干脆辞去工作，成为律师后和原来的同事订立“协议”，钱权交易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为了打断这种违法的交易链，笔者认为以下措施是必要的：
1.提高法官的社会地位。
2.完善司法独立的体制建设。
3.完善关于律师和法官关系的回避制度。
4.建立更加严格的惩罚制度。
(四)明确律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
何为律师职业道德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问题，法律无法对此作出细致的规定。从现在理论界认为有三条基本原则可以作为律师执业道德的最低评价标准：一是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律师在从业的过程中要带头遵守法律法规，以身作则，以良好的形象为当事人服务，保持律师声誉。二是职业的独立性。律师执业中要保持独立，不得和司法机关或其他与案件有关人员进行不正当接触，不受司法机关干涉，不受当时人的意志左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执业。三是保持廉洁和清廉。这是对律师的双重要求，既要对自身保持清廉，也要做到不对法官行贿，做到对司法系统的廉洁。
参考文献：
[1]仓道来.《律师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2]《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1996年10月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第五资会议通过
[3]司法部1994年1月8日司发[1994]003号《司法部关于印发国务院批复通知和〈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的通知》
[4]陶髦等著.《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茅彭年，李必达主编.《中国律师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2年5月版
第一，律师精通包括实体法、程序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具有对案件如何进行调查的能力，不仅如此，律师还养成了从法律角度进行思考的习惯，能够把眼前的具体案件与法规范恰当地联系起来，通过法律推理提出具有一定客观性和说服力的主张，并及时提示给法院。第二，律师在其拥有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法律推理能力基础上，还能够根据具体案件对有利于自身委托人的论点和证据材料加以组织并以逻辑严密完整的样式来展开辩论，而且这样的辩论在不一定与律师个人所持有的信条或好恶有直接联系。第三，律师熟悉法律实务尤其是其中关于诉讼的实际事务。做一个好的律师，往往经过反复处理大量的案件而逐渐领会掌握了种种程序上的技术，这不单是个知识的问题，还包括经验和技巧。这显然是当事人所不具备的。第四，从与案件或纠纷本身的关联来说，当事人本人是直接的利害关系者，往往只能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上来对待诉讼，而律师则因案件本质上属于他人的问题，能够保持一定距离，较客观冷静地把握情况。第五，律师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制约。虽然他与法官同属从事法律专门职业，但律师毕竟不是司法机关的附属部分。他以一种中间的独立的立场参与诉讼
1、律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行中，应当对依法治国有一个深刻的把握，尤其是结合我国目前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国情来理解。2、在主题教育中应澄清两个方面的认识。1）、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尤其是各项改革与创新，在处理改革与创新时对现有的法律制度有所突破，这种突破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当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不是精致规避法律的专业人士。2）、在司法改革中尤其是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共同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来考虑问题时，不宜过分以经济作为考核其成功的标杆。3、律师在依法治国中的专题教育应当与司法改革结合起来，从内部进行剖析，从中发现律师队伍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借助于司法改革来解决一些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转变严格律师执业纪律和切实转变律师法律服务的作风，树立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