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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参考选题1. 论我国体制改革时期刑法观念的转变2.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3. 论邓小平的刑法思想4.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5. 论主客观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6. 论罪行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关系7. 论我国刑法的协调完善8. 论“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刑法适用9. 论“引渡制度”条件下的刑法适用10. 论刑法的溯及力11. 论刑法的时间效力12. 论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补充修改权13. 论加强刑法的立法解释14.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及其完善15. 论刑法的立法编纂16. 论刑法体系结构的完善17. 论刑事判例制度的建立18.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关系19. 犯罪客体性质确定的内在依据20. 论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21. 论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22.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形式23. 论犯罪结果的客观形式及量刑意义24. 论“明知”的范围和程度25. 论间接故意的动机、目的问题26. 论“认识错误”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27. 论意外事件的实际判定28. 论刑事责任年龄分期的完善29. 论刑事责任的依据30. 论刑法中的特殊主体31. 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32. 单位犯罪主体的理论探讨与司法适用33. 对刑法中几种法人可以构成犯罪的评价34. 法人犯罪的比较研究35. 法人刑事责任能力探讨36. 论防卫中的不法侵害37. 论防卫不适时38. 论假想防卫的法律性质39.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性质40. 论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41. 论犯罪预备的特征与结构42. 论犯罪预备刑事责任的根据探讨43. 论“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44. 放弃重复性侵害行为的性质45. 论犯罪既遂的形式46. 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探讨47. 共同犯罪人种类的划分依据探讨48. 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原则探讨49. 论主犯的认定标准50. 论从犯的认定标准51. 胁从犯能否成为独立的共犯种类52. 论教唆犯罪的性质53. 论教唆犯罪的未遂54. 论教唆犯罪的量刑原则55. 论结合犯56. 论结果加重犯57. 论牵连犯的争议及完善58. 论连续犯59. 论吸收犯60. 论举止犯61. 论持续犯62. 论想象竞合犯63. 论法条竞合犯的适用原则64. 论刑法中的混合罪过形式65. 论数罪并罚制度的完善66. 论共同犯罪中的中止问题67. 论刑罚目的与综合治理（刑罚有效性研究）68. 论刑罚权的理论基础69. 经济改革与刑罚体系的完善70. 论管制刑的发展趋势71. 论拘役的发展趋势72. 死刑存废论评析73. 论罚金刑发展趋势74. 论剥夺政治权利的完善75. 论没收财产刑的完善76. 论特别自首的认定77. 论自首的量刑原则78. 论自首与立功79. 论累犯制度的完善80. 量刑中个人情感评析81. 量刑平衡探讨82. 量刑情节的重叠与选择适用83. 论死缓的适用84. 论缓刑的发展趋势85. 同种数罪应否并罚86. 论假释的立法完善87. 论刑法的时效制度88. 罪名立法研究89.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体系研究90.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91.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92. 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93. 论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94. 论重大责任事故罪95. 经济犯罪概念探讨96. 论走私罪的立法完善97. 论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98. 论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的认定”99. 安乐死探讨100. 强奸罪若干问题探讨101. 刑讯逼供罪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102. 诬告陷害罪刑事责任103. 侮辱罪、诽谤罪的人格名誉范围104. 论报复陷害罪105. 论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106. 论刑法中的财产关系与财物性质107. 论盗窃罪的数额问题108. 论侵占罪109. 盗卖技术资料的定罪问题探讨110. 论罪111. 论合同纠纷与犯罪112. 论敲诈勒索罪113. 论贪污罪的主体114. 贪污罪的立法完善115. 论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116. 论妨害公务罪117.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若干问题探讨118. 论脱逃罪119. 论窝藏、包庇罪120. 论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立法完善121. 卖淫、嫖娼诸问题探讨122. 金融犯罪具体问题探讨123. 证券犯罪若干问题研究124. 计算机犯罪的认定及其法律适用125. 期货犯罪研究126. 淫秽物品犯罪研究127. 论毒品犯罪128. 论破坏文物古迹犯罪129. 论偷越国边境罪130. 论重婚罪131. 通奸问题探讨及立法完善132. 虐待罪、遗弃罪若干问题探讨及立法完善133. 渎职罪主体探讨134. 论贿赂罪的若干问题135. 论泄露国家秘密罪136. 玩忽职守罪的立法探讨137. 军职罪若干问题研究138. 污染犯罪研究139.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140. 不正当竞争犯罪研究141. 商业贿赂犯罪研究142. 论挪用资金罪143. 假币犯罪研究144. 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民法学》参考选题1. 试论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2. 地产制度研究3. 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5.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转让6. 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7. 证券交易法律问题研究8. 完整我国证券制度之管见9. 完整我国地产制度之管见10. 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研究11.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研究12. 如何完善我国的票据制度13. 期货交易与期货市场14. 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研究15. 竞业禁止论16. 市场经济与民法17. 民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18. 论我国民事判例法制度的创设19. 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20. 论法人财产权的性质21. 论反不当竞争22. 试论隐名合伙23. 略论民法中对推定的适用24. 试论债与民事责任的区别25. 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性质与内容26. 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探讨27. 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初探28. 论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的特点和作用29. 诉讼时效制度初探30. 论我国所有权制度31. 论我国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32. 试论我国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33. 试论我国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34. 我国公民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35. 论我国合同制度的完善 36. 试论我国保险合同的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37. 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38. 代理制度初探 39. 试论知识产权的范围及法律特征40. 试论我国结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41. 试论著作权的几个问题42. 论我国的发明制度43. 专利制度初探44. 论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45. 民法与经济体制改革46. 如何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47. 论合伙48. 私营企业的法律调整49. 个体工商户的探讨50. 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研究51. 劳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探讨52. “两权分离”初探53. 论融资租赁54. 谈对股票、债券的管理55. 物在民法中的作用56. 民事责任研究57. 谈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认识58. 法人赔偿制度研究59. 谈产品责任60. 论我国商标法的形成与发展61. 论商标的专用权62. 论商标注册63. 论商标的侵权行为及处理64. 谈商标的保护范围65. 论外国商标法规的特点66. 谈出口商标的使用67. 引进技术中的商标68. 谈我国的商标管理69. 论商标的国际保护70. 论版权71. 论侵犯版权行为72. 谈版权的国际保护73. 论我国的版权制度74. 论我国继承制度的原则和特点75. 论社会主义财产继承问题76. 论法定继承中几个问题（如法定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继承份额等）77. 论遗嘱继承中的若干问题（如遗嘱的有效条件、遗嘱的变更和撤销、遗赠抚养协议等）78. 论代位继承79. 遗嘱制度的特点与意义80. 民法典体系探讨81. 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研究82. 企业破产法律问题研究8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研究84. 联营各方利益与责任问题研究85. 公民人身权的法律保护86.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87. 悬赏广告法律性质初探88. 股份制度初探89. 科技成果转让与协作的法律问题《婚姻家庭与继承》参考选题1. 马克思主义论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2. 婚姻家庭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 试论婚姻的基础4. 论婚姻自由（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5. 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6. 试析婚约问题7. 事实婚与重婚问题研究8. 结婚仪式与结婚登记制度9. 论通奸10. 旧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批判与研究11. 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研究12. 试论婚姻的无效与撤销问题13. 婚姻的法律效力14. 夫妻财产制度与配偶继承权15. 离婚中的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 16. 论我国社会主义离婚制度17. 离婚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 18. 外国离婚法的比较研究19. 家庭职能与家庭建设20. 我国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法21. 试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伦理秩序22. 亲属制度研究与亲属的法律效力23. 试析家庭领域中的财产纠纷24. 收养制度研究25. 监护问题初探26. 涉外婚姻的法律调整27. 论我国的收养制度 28. 老人婚姻问题研究29. 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30. 对离婚纠纷的调解31. 谈离婚诉讼中的几个问题32. 如何正确掌握离婚标准33. 浅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管理 34. 论别居《刑事诉讼法》参考选题1. 经济改革与刑事诉讼法2.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特征3. 论我国刑事诉讼学的体系4. 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性5. 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体现6. 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7. 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8.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体9. 关于赋予刑事被害人回避权的探讨10.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体11.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12. 论刑事诉讼法各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13. 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14.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15. 疑罪从无原则16. 庭审辩护是刑事辩护的重心17. 公开审判论18. 在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必须与群众结合19.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诉讼地位20. 两审终审制21. 辩护律师职责22.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23. 如何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24. 论指定辩护与拒绝辩护25.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26. 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27. 论职能管辖与职权分工的关系28. 如何正确适用变通管辖29. 在刑事诉讼中怎样贯彻回避制度30. 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31. 如何正确适用拘传32. 如何正确适用逮捕33. 论刑事拘留的正确适用34. 如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35. 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36.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37. 论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特点38. 客观性是我国刑事证据的最本质特征39. 试论证据的法律性40. 试论刑事证据的关联性41. 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42.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承担43.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44. 一切证据必须查证属实45. 谈谈判断证据的主观条件46. 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方法47.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48. 谈谈对书证的审查判断49. 怎样运用间接证据50. 论证人制度51. 怎样正确对待鉴定结论52. 刑事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与证明责任53. 怎样正确理解“基本事实、基本证据”54. 谈谈我国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55. 谈谈我国证据制度56. 自由心证是否适用我国的刑事诉讼57.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特点58. 论立案监督59. 如何正确适用取保候审措施60. 关于律师参与诉讼适用回避的探讨61. 视听资料的法律属性及运用规则62. 试论我国的预审制度63. 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原则64.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65.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66.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67. 试论我国的公诉制度68. 存疑不起诉的适用69. 相对不起诉的适用70. 我国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反诉71. 论刑事诉讼中的撤诉72. 刑事自诉案件的诉讼特点 73.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74. 试论我国申诉制度75. 论书面审理方式76. 论第二审程序中的直接审理77. 谈谈侦查实验的适用78. 刑事诉讼与综合治理79.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探讨80.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81. 试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82. 人民检察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处理权的探讨83. 刑事诉讼中怎样正确适用提审84. 关于司法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85.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86. 司法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和作用87. 论死刑复核制度88.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探讨89. 如何正确适用并案处理与另案处理90. 正确掌握自诉案件与损害赔偿案件的界限91. 怎样对待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92. 论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93. 论证据和证据材料94.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任务95. 论证据在法学理论上的分类96.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二审程序的特点97. 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的探讨98.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时限99. 评无罪推定100. 评有罪推定101. 马克思主义论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参考选题1.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特点2. 民诉辩论原则探讨3.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4.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优越性5.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6.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7. 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8. 律师在民诉中的地位和作用9. 论仲裁中的自愿原则10.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代理11.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12.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13. 论我国申请再审制度的特点14. 简单民事案件与简易程序15.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特殊地域管辖16. 试述财产保全制度17.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执行18. 特别程序审理案件范围的扩大19. 论我国的公证制度20. 解决民事纠纷同综合治理的关系21. 调解在仲裁中的地位和作用22. 我国民事诉讼法任务23. 论协议管辖24. 试论我国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25.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法律性质26. 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7. 试述我国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28. 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29. 论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适用30. 试论督促诉讼的特点31. 对民事诉讼代理人法律责任的探讨32. 论反诉33. 涉港、澳、台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34. 海事法院管辖权研究35. 试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般原则36. 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司法协助的适用37. 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问题探讨38.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比较研究39.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40. 破产还债程序若干问题探讨41. 论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42. 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43. 对当事人范围的探讨44. 对民事执行几个问题的探讨45. 试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管辖46. 论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的运用47. 论执行担保制度48. 关于被告不出庭的思考49. 涉台民事诉讼法规的调整与适用50.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51.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权52.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特点53. 认真贯彻执行程序与有效解决“执行”的作用54. 论仲裁协议的有效性55. 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行政法》参考选题1、 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2、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3、 论加强行政立法4、 论对行政规章的审查5、 浅谈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6、 关于建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构想7、 试论行政上的授权8、 试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9、 论我国行政许可制度10、试论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
海商法的行吗？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强奸罪。强奸罪中由于采集证据极度困难，而大多侵害方均会紧紧抓住受害方是自愿而不会进行不利于自己的口供，由于强奸罪现场没有人证，故而以口供为线索和证据是不现实的，这就加大了对物证的要求，从而会严重影响到判罚和量刑。还有危害公共安全罪，范围太大，根本就无法定性。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 在我国,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犯罪率不断上升。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不断增多,办案压力越来越大。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方案存在的问题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改革探索,立法机关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吸收到立法草案中,《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增设了一章。建立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 ，有利于社会安定，生活稳定，这项制度的研究更减少了不必要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案件的发生。
没什么的，多参考一下其他相关论文就ok了。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论文选题哪个好，首先刑法涉及内容比较多。刑事诉讼法是诉讼程序的有关内容，具体可以结合你对两个部分的了解程度进行选写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一、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之研究目前虽然我国还没有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立立法上的依据，但它的精神实质无论是从社会的稳定、矛盾的化解、法益的保护还是从刑法的目的、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都是与立法的意图相符的，具体而言：第一，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当前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精髓不在于用法律的手段制裁犯罪嫌疑人，而在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考验，协调好其与被害人及社会上其他主体的关系，以一定的条件作约束，鞭策其走上正轨，只要犯罪嫌第 1 页商铺售后返租-『不返租金』-业主应该如何维权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专门代理烂尾楼案件，15年办案经验，代理全国烂尾楼纠纷。面临商品房买卖纠纷?烂尾楼，商铺包租，分割拆零，虚假宣传等一站式商品房法律服务。点击立即咨询，了解更多详情咨询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 广告疑人能够切实履行，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更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二，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和督促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必要保障。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情况下，一般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不是很严重，被害人一方在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损失也不是很大，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在被害人法益已经受损的情况下，如何将损失减到最小、如何把损失进行挽回才是最重要的，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受损的法益，并以此为条件督促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应的补偿和义务，有利于被害人法益的恢复，同时，给予犯罪嫌疑人一次改过自新机会，有利于其反省自身行为，认识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接受监督、感化和教育，重新步入正轨。第 2 页
试析民事诉讼不起诉契约
不起诉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在诉讼提起之前合意约定在民事纠纷发生后,不得提民事诉讼、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该民事争议的契约。下面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试析民事诉讼不起诉契约论文，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看,不起诉契约系民事诉讼契约多种表现形式的一种,也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新型诉讼契约,其效力争议性较大,且我国尚无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予以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根据传统诉讼法学理论否认这种通过诉讼契约放弃诉权行为的效力。本文认为应顺应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的趋势,从尊重的当事人处分原则视角出发,出台相应法律规范以明确赋予双方当事人的不起诉契约相应法律效力。
关键词： 不起诉 诉讼契约 诉讼法学
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其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有这种环境。但事实上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而这法律却依然有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4月颁行以来,显然,难以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虽然全国人大于2007年对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的再审与执行程序进行了局部修改,但整个制度设计仍然存在诸多弊端,许多学者仍呼吁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特别是部分学者呼吁植入契约化理念,笔者也认为这已是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学界对民事诉讼契约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对民事诉讼契约的内涵、性质、效力、救济、存在的理论基础等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特别是不起诉契约这种新型的诉讼契约的认识不到位,故笔者拟以不起诉契约为题,对我国不起诉契约的效力发表相关见解,以期对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不起诉契约的界定
不起诉契约是诉讼契约的一种。诉讼契约主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外或者在诉讼中对于现在或者将来之一定纠纷,就民事诉讼有关行为所达成的旨在对诉讼程序之进行发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合意。不起诉契约则是指当事人之间在诉讼提起之前合意约定在民事纠纷发生后,不得提民事诉讼、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该民事争议的契约。它是私法自治精神的反应,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体现,是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需要。我国学者一直呼吁尽快在民事诉讼法中植入诉讼契约制度包括不起诉契约,但目前尚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效力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我国学界对于不起诉契约的认识也不够深入,笔者认为,要深刻理解该制度,需要注意其如下特点:
第一,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起诉契约名为契约,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其作为和解协议中争议解决条款约定,由于不起诉契约是关于程序方面的约定,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益处分约定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将其作为争议性解决条款,赋予其效力上的独立性,因此,这种条款不因其它条款甚至整个协议的无效而受到牵连。如认为该不起诉契约无效需由司法机关对其进行专门性认定。
第二,既可以在诉讼之前形成, 也可以在诉讼之中形成。不起诉契约作为和解协议中的争议条款存在,则其形成时间一般也就是和解协议的形成时间。我国现在的和解制度通常包括诉讼外和解和诉讼中的自行和解。前者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根据民法上的自愿原则,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行为。后者则是在法院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以解决已经发生的民事纠纷为目的,就彼此间的争议作出妥协或者让步,而达成的诉讼法意义上的一种合意。当事人达成诉讼外和解所形成不起诉契约一般是在诉讼前就相关实体问题达成合意并约定该纠纷不得起诉。而在诉讼中则是当事人达成诉讼上和解协议约定原告撤诉。需要注意的是在法院判决之后如执行过程中,就没有达成不起诉契约的可能和实际意义。
第三,性质不同于实体契约。虽也系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但其本质上是对争议解决方式进行的约定,不涉及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仅仅属于附随性的条款。从本质上而言,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过程就是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用民事实体法对案件进行实体裁判的过程。因此,不起诉契约本身不可能成为诉讼标的,不能作为法院审理裁判的对象。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仅能作为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理由,是否成立即不起诉协议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仍须法院依法裁量。
第四,不具备最终效力。在民事实体法领域,原则上是“法不禁止皆自由”,法律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但不起诉契约本质上涉及的是诉讼权利的处分,以及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的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了公权力范围,因此其效力具有较大的争议,我国现行法律也无任何相关规定。因此,我国现行条件下的不起诉契约仅仅是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存在,是否会再行起诉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诚信程度,以及利益考量。如果当事人一旦行使诉权之后,该协议并不一定为法院所认可。
二、不起诉契约的效力争议
虽然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一部分学者开始呼吁在民事诉讼法中植入诉讼契约理念,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该理论无任何相关规定,导致学者们对不起诉契约的效力认识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存在有效说和无效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笔者详细阐述如下:
(一)不起诉契约无效说
认为不起诉契约作为诉讼契约的一种,应当无效的观点主要从程序安定性和公法不可随意处分的角度进行论证,代表学者有邵明教授和沈冠伶教授等。
1.程序安定视角下的论证
程序的安定性是指民事诉讼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具有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安定包括程序规范的安定和程序运作的安定。程序规范的安定性是指程序规范应当尽量确定、具体和清晰,而不宜过多的存在不确定、抽象和模糊的规定。邵明教授认为,根据民事诉讼安定性原理,禁止法官和当事人“任意诉讼”,即禁止法官和当事人任意变更诉讼程序,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行为要件来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不起诉契约系当事人对法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变更,显然违反了程序的安定性要求,因此从我国尚需树立正当程序保障意识的角度考虑,应当要求法院和当事人严格遵守具有安定性的诉讼程序,否认不起诉契约的效力。
2.公法不可随意处分视角的论证
传统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典型的强行性规范,在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授权当事人可以处分的情形下,当事人擅自订立不起诉契约,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有违民事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不起诉契约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该观点还认为诉讼法主要是规定当事人对法院实施的行为,这就要求这种行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要求,而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如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则不能在诉讼程序上发生效力。
(二)不起诉契约有效论
该观点的代表学者为陈桂明教授,陈教授认为: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不起诉契约的效力,但不能因此而当然否定其合法性。这种行为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应当从民事诉讼的目的进行考虑,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 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当事人达成不起诉契约时,使得诉讼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这种实效最终符合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不起诉契约不应当为法律所禁止。
三、不起诉契约的效力应当立法确认
不起诉契约的法律效力在于对诉权的限制,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在诉权权利人信守约定不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其效力如何;另一方面当权利人在纠纷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形下执意向法院起诉,另一方以不起诉契约作为管辖异议的理由,该不起诉契约对当事人和法院是否具有约束力?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没实际行使诉权时,不起诉契约发挥着实际法律效力,没有必要从法规层面上否认这种实际存在的效力。而当事人将纠纷诉诸于法院之后,从民事诉讼制度发展趋势看,应承认其作为管辖权异议的法定事由。笔者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未行使诉权时,不起诉契约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合意处分的程序事项分为两类:一类为诉讼法上明文赋予当事人处分权限的规定,另一类为当事人在非程序上的权限范围内对规范进行处分,具体又可分为任意性的规范和强制性的规范。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与不起诉属于诉讼法上明文赋予当事人处分权限。“诉讼行为与私法不同,原则上采取表示主义, 即诉讼行为的有效性或者法律效果的产生以表示行为为准,不以‘意思真实’为生效要件”,只要当事人不愿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其不会产生对当事人诉权进行限制的效果。即使严格公法角度审查认为这种不起诉契约存在效力问题,由于当事人自愿接受,就已产生实际上的法律效果,也就没有从法规层面上否认这种已经实际存在的效力。因此,笔者认为,权利人不行使诉权时,不起诉契约应当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二)行使诉权后,不起诉契约的效力
“最大限度的扩大人们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环境制约自由是公正的法律赋予人类真正伟大的善事。”契约理念植入民事诉讼法已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这是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转型的必要。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1年,反映的是当时计划经济的观念需求,带有较多的职权主义色彩,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当事人主义已经成为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契合的重要民事诉讼制度理念。这不仅要求承认当事人的实体处分权,也要求扩大当事人的程序处分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并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而和解制度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赋予不起诉契约相应的法律效力是发挥和解制度定纷止争功能的关键。另外,赋予不起诉契约相应的法律效力也不会造成不公正,因为当事人合意约定不起诉的正义性在于当事人完全出于自愿,这种抉择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图和利益追求所作出的整体考虑,对其自己而言不存在不公正。
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针对一定的诉讼行为,在本文中主要指可诉性的排除或限制,即不起诉契约,只要该行为具有实践的可能性,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之规定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均应当承认其合法性。具体而言,其效力应当为:按照不起诉契约排除诉权的设计目的,当一方当事人在争议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诉诸于法院,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可以以此作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如果法院经审查没有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则应承认该不起诉协议的效力,不予受理,其实体争议则按照原签订的和解协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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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 在我国,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犯罪率不断上升。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不断增多,办案压力越来越大。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方案存在的问题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改革探索,立法机关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吸收到立法草案中,《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增设了一章。建立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 ，有利于社会安定，生活稳定，这项制度的研究更减少了不必要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案件的发生。
摘 要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法律对其具体适用条件却规定不清，以致于在实务中司法人员适用混乱。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悔罪表现”的不同适用规定以寻求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解释方法。其次，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其盲从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活动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只有当实体法与程序法达到协调状态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制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关键词 未成年人 案件 附条件不起诉 悔罪表现作者简介：霍婷、周仪，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冲击了传统社会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成年犯罪率的飙升就是突出的热点之一。社会环境迫使大批走投无路之人实施犯罪，也逐渐松动了报应刑论所坚持的行为人具有完全的自由意识因而有罪必诉的基础观点。在司法改革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坚守刑罚并非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才是良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创新起诉制度以实现非犯罪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也曾分析得出温和的、社会化的矫治方法更有利于降低重复犯罪率的结论 ，这也印证了此项制度的可行性。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三项要件即罪名、可诉性和悔罪表现。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悔罪表现在此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实体法亦或是程序法都未对此明确规定。由此可见，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对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一、悔罪表现具体内涵的选择冲突对于何为“悔罪表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张明楷教授认为是指在犯罪后以一定的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悔恨 ，但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认罪与忏悔，因此悔罪表现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并希望改正 。更有人提出，悔罪表现不应该只停留在主观心理感受层面，必须以客观行动表示出来，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这种种说法，检察院在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三要件时，究竟要以谁为准？由于案件本身的差异以及地区不同，司法官员基于自己的认知所做出的选择无可避免的具有差异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则更多的趋向于将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悔罪表现直接与《刑法》第72条缓刑中的悔罪表现相等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悔罪表现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证明嫌疑人没有再犯的危险，所以可以等同适用，这是诉讼法与程序法衔接的一个体现。但笔者认为，其一，由于两种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即使指向同一目的，也不可以等同适用。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即缓刑是独立的刑种，由法院宣告，实行社区矫治。而附条件不起诉是一种独立的起诉制度，体现了检察院的出罪权。其二，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标准应低于缓刑的要求。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刊登的某案例为例 ，17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宇在工作过程中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吵，将被害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后小宇投案自首，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悔罪态度始终不好，表示不道歉。若按照缓刑中悔罪表现的标准来衡量此案，则无论如何小宇也无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可如果对小宇的生活经历简单了解后，我们将很容易得知其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不管不教，因此性格倔强冲动，不善与人交往的结论。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极端，但由于年龄小，则很容易通过教育来纠正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法律仅是冷冰冰地给予惩罚，反而会助长逆反心理，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之衔接冲突除了上文所论证的悔罪表现上的冲突，《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衔接问题的另一冲突点则体现在如果根据《刑法》第37条，由于具有法定量刑情节，未成年人在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但是如果依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只有在符合罪名限定、悔罪表现、考察合格等种种条件后才能不受起诉。从这一角度看，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不符合立法宗旨。此制度本来旨在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对其进行挽救，而不是为其重返社会增加难度。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之一是放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限制。既然后者在符合重重条件后才能达到与前者一样的结果，立法者则应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原则，适当降低后者的罪刑要求，例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可略重于相对不起诉的要求，以寻求法律上的平衡，也真正的将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落到实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出台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大致分为两种学说即独立说与包含说 。随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独立说成为了主流学说，如陈卫东教授认为，相对不起诉是在符合法律规定后的不起诉，其本质是不起诉；而附条件不起诉是在符合罪名与悔罪条件后的不起诉，在条件达致以前，其实质仍为起诉，因此两者独立。 笔者也赞成独立说，理由在于两种不起诉的关注点不同，相对不起诉侧重点在于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客观方面，而悔罪表现所占比重不大；而法定不起诉则更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检察官可以主动设置考察来行使裁量权。三、完善衔接问题的建议目前在立法层面对于悔罪表现没有具体地、可操作性的规定，而司法实践又急需此方面的指导以防止裁量失衡，减损司法机关的权威。笔者认为，在缓刑制度中，悔罪表现可以犯罪后是否积极返还原物，是否真诚的向被害人道歉，是否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亦或是在羁押期间是否守法为标准。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则应降低标准，将悔罪表现看作形式要件，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罪名、可诉性的实质要件且愿意接受考察，均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原因在于，其一，缓刑的适用对象是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而附条件不起诉的刑罚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虽然两者都是特殊预防，但是显然后者的刑罚条件更严格，因此为了达到内部平衡状态的，应当适当放宽其他要件；其二，如上述案例，青少年处于心智成长阶段，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通常表现出暴躁、盲从、容易极端的特征。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是由法制观念淡薄、在社会中交叉感染所致，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此外，也无需担心此制度将放纵犯罪，因为在考验期内，检察院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接受矫治和教育，一旦嫌疑人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检察院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既然这样，何不给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法律网，足以将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嫌疑人收入网中，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平衡。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冲突问题的解决措施本文在前文已做出回答，此处不再赘述。四、结语程序法与实体法虽然都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但只有当两者协调统一时，才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冲突与摩擦胡导致体系的混乱，只有平衡才能促使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刑事案件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每位法律工作者对之都必须慎之又慎。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设计一个完美的制度来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这不仅是未成年人需要的，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如果毕业论文的题目太长，一行写不完的时候，建议将毕业论文的题目进行浓缩，并且可以加副标题。因为现在很多毕业论文都有副标题的，副标题可以更加详细的说明你的论文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一篇论文的精华所在。
把标题写成两行，尽量让两行的字数差不多，但注意分开写的时候，不要把一个词组分成两行。在格式上。注意把标题居中，这样有助于卷面美观。
答题卡上有标明每一题得题号的，只需要对号入座，写入答案即可。每一题之间答题卡上已经留足了空白的位置，所以无需计划留出空白“答”字可写可不写，根据答题卡上的空白，直接布置好答题的内容，要让改卷老师能清楚的看到答案，如常用的分条作答。
写作文要会刻画细节：
写人，要抓住人物的特点才能把人物写得形象生动。
要写好人物，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各式各样的人，对人物的言谈举止、外貌心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都要细心观察，熟悉他们，了解他们。
比如所在的那个班级，四五十个同学，各人的面貌不一样，脾气、性格和爱好也不同，有的憨厚实，有的机灵淘气，有的说话像机关枪打连发，有的说话一板一眼，慢条斯理。
不需要输入标点符号，直接换行就行了。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大学教科书的排版方式就行了，教科书上也没有标点符号。
不用，直接回车就行
直博北大学生涉嫌论文抄袭，一般来说，论文是可以引用和借鉴的，但如果全盘抄袭就属于剽窃他人知识成果，也就是侵犯作者的知识产权，作者可以向法院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一直博北大学生涉嫌论文抄袭引发关注，抄袭论文这一行为是违法的。一般来说，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是可以引用和借鉴其他论文的，但是如果直接抄袭他人的论文是违法的，属于剽窃他人知识成果，侵犯原论文作者的知识产权，在法律上抄袭论文是一种侵权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抄袭他人作品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如果抄袭论文后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且给抄袭者带来一定声誉的，原作者可以要求抄袭者支付精神损害等赔偿。
四川大学的一名硕士生在个人社交媒体公开举报，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一名学生抄袭了自己的论文，而且对方抄袭的手段十分简单粗暴，对方只是将自己的论文翻译了一遍，抄袭痕迹非常明显。对于改名硕士生的举报，抄袭论文的学生表示很委屈，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自己是和一家论文辅导机构买的论文，这家机构并没有说论文有原作者，且自己这篇论文在国内普刊发布，并没有构成保研加分项。
这件事在网上也引起了不少热议，很多人表示自己辛辛苦苦写的论文也被别人抄袭过。新闻中的学生作为顶级名校的本科生，应该明白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的严肃性，其不应该花钱从机构购买论文，这种行为本来就是对学术研究的不负责任，本科生发表论文应该是自己的成果，而不是抄袭他人的成果。现在很多论文机构为了牟利，直接在网络上下载别人发布的论文，然后转手卖给别的学生，这种行为本来就是违法的，抄袭别人论文也是违法的。
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抄袭他人的论文，如果借鉴他人论文中的某个观点是可以的，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如果直接剽窃他人的论文，很可能让自己吃上官司。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使用、出售他人作品，或歪曲、篡改、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行为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民办高校被学生起诉，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对待权利”并“为权利而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们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的问题。高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招生方面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他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就拿平等权来说，众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国各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不一致。当然，要求分数线完全一致的那种绝对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却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为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我国各个省份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故像江苏、山东等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高于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应属正常，符合实质正义的标准。但是，对于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发达程度和国家对其教育投入的经费来说，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来理解，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但情况却正好相反。因此，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正义上来理解，对北京地区考生的高考低分录取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考生来讲都是不公平、非正义的。现在，北京地区高考虽改成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他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公平录取问题的办法。另外，平等权还要求对所有考生自身来说在录取时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对考生的身高、视力、健康状况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当然，一些特殊的专业对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当的。例如播音、表演等专业对考生的形象、气质、音质等作出要求，染整专业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应属于专业本身性质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对从性质上来讲对于那些根本无须进行任何特定限制的专业而对考生进行了限制，或仅仅因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录取或录取后取消其入学资格，那么高校就会有对考生进行歧视和滥用职权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嫌。二、对学生管理、尤其是在处分学生方面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前国家教委分别于1989年与199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兴趣上各个高校的校园网页去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各高校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处罚性条款——尤其是对学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的规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有高校学生守则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给予的处罚是：自动停学一年，回家参加劳动，到期后凭家庭所在地基层组织或父母单位出具的证明回校继续学习。这种变相的“劳教”或“劳改”的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高校根本无权作出这类规定。再如，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学校规定，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上大学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规定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胜诉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过严，对学生处理过重。在高校对学生管理中最经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头疼和敏感的是对大学生偷食禁果的处理问题。虽然在对待是否准许大学生谈恋爱问题上，我国高校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严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堂而皇之地设置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但在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对待学生中偷食禁果者的处理问题上，高校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一经发现则对之予以勒令退学或者开除。高校对学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这样的处分，其依据的是《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准则》第8条规定，大学生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男女交往，举止得体；第13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异性，而《规定》第63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是，对于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品德极为恶劣”或“道德败坏”的问题，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出解释，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包括被处分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余地。另外，对于“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中的“学校纪律”同样应作如上一段的理解。此外，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还涉及到对被处分学生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稍一不慎，很可能会有侵犯被处分学生的隐私权而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三、学术管理问题学术是高校的灵魂、生命和品牌，对于学术管理问题，任何高校都应从严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一个虚假学术泛滥的时代更应如此。但是，实践中高校学术管理自主权与依法治校之间却经常会发生冲突。一般情况下，法律不宜直接干预学术，学术主要依靠高校的自律与学者的良心来维持，故对高校来说，建立保证学者良心自由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出现了良心问题，法律无法解决，但如果高校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如果从实体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由于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规定而自身合法权利被侵犯的当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济的请求，那么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想取得学位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毕业论文须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第二关是毕业论文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后，还要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按照《学位条例》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还规定了其下可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因此，从以上的规定来看，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实践中其一般也是由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刘燕文诉北大案中，刘燕文的博士论文经答辩委员会通过后，但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因赞成票未过半数，故北大按学校的规定作出不授予其毕业证书及博士学位的决定。但事实上，北大以上规定的本身即与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不相符合。该《规定》第33条规定了颁发学位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获得学位并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故北大以上规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因此，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北大对刘燕文所作的决定，责令北大依法对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但对于是否颁发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可能是主审法官认识到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审内行论文制度的荒谬，故在“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的问题上，采纳了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作了一个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解释，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的论文重新予以审查决定是否授予刘博士学位。事实上，对刘的论文，贺卫方教授也坦然承认连题目他也看不懂。因为博士生所研究的东西是非常精、深、钻的，对之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专家。而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虽然个个都是专家，但对于某一个特定专业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外行。但按《学位条例》的规定，这些外行却有权审查内行的论文并对之作出生死判决，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故贺卫教授主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应改实质审查为程序性审查，笔者认为其建议是符合实际的。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规定，该校文科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须被sci转载论文三篇以上才有论文答辩资格。重压之下，博士生们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该高校在国内、国际刊物上所发表和被转载的论文数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遥遥领先，该校因此也声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传于是也纷纷效仿，甚至所作出的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问题是，国内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让博导们在三年内在同类的刊物上发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对相当数量的博导们来讲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国内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专家、“专业户”所“垄断”或“包揽”。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作出诸如此类的规定，而且扩招政策将使我国的博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最后让这些博士们到哪里去发文章？博士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硬性指标？我想，如果该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学术越来越虚假、浮躁和腐败，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或者是博士们拿不到学位与学校发生矛盾而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两种结果兼而有之（想起报载钟敬文老先生生前经常语重心长地劝弟子们要少写点东西多读点书的谆谆教诲，实令笔者感慨万千！朱老先生是属于上一代的著名学者，他可能不知道时代已变迁了，如果他的弟子们没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和不能显示出强大的“科研能力”，可能毕业时找工作都成问题啊）。还有更不理性简直是恐怖的规定！为了整肃校风学风和强化对学术的管理，某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还有的高校硬性规定了该校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必须按入学人数淘汰15%！这些规定的荒谬与非理性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教育是所谓的合格教育，其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规定，事实上与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恶果是不但使学生的行为失去了可预期性，将在学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发生那种，用刘大生先生的话来说，对于那些“特招”的明星们、有权有势的“在职攻读学位者”们、官宦子弟们、港澳台的学生及外国留学生们因种种“政策的”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能被淘汰，最终被淘汰的只能是像爱因斯坦、哥白尼、布鲁诺、梁漱溟、马寅初、顾准这类的“不听话”的学生！事实上，对比一下当今国内的一些高校纷纷忙于“办班”、变相出卖文凭以及各高校的系主任专心致力于搞“创收”的现状，及一些高校在对待“仕而优则学”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态，所谓加强学术管理之说实属自欺欺人。作为号称社会良心与社会先导的高校居然会出现以上种种可能只有在为神学所统制的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才会出现的荒谬的非理性的现象，对于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荒谬、浮躁与非理性的现象也就丝毫不觉得难以理解了。写到这里，特别怀念母校吉林大学，当初在母校读书时，母校并没有这一类的规定，而且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几位导师对待弟子视同自己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故在母校读研三年时光中一直沫浴着爱和温暖，充分享受了读书与自由思考的乐趣。不知道现在母校会不会也作出了这一类的规定，上帝保佑千万别有。但母校却终不能免除时下时髦的高校合并的恶俗，五所大学已合并为一所从外表上看去庞大无比的新的吉林大学了。四、与教师的关系高校与教师的关系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因为职称直接与工资、住房、福利挂勾（先评上职称对这些就有先占的优势。例如广为我们法律后进者们所景仰的朱苏力先生也曾坦言他过得很累，因为不得不忙于住房等俗务。对北大我不敢妄言，但如果苏力先生在其他的一些高校，因为他92年才入高校工作，因为他除了学术之外可能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及“关系”，他的住房极有可能不如学校中的一个可能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专职处长，在一些地方性高校中，甚至还可能不如一个科长），而且还涉及到是否有资格带硕士、博士的问题。当然，成了教授、硕导、博导身价自然就不一样了，君不见有些热门专业的博导们虽然带了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但弟子们一年内却难见导师尊容几次，导师正在国内飞来飞去忙于讲学、“顾问”，大把地挣银子呢。而且一旦成了教授或某某“导”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还从未听说过哪位教授或导师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职称或资格。故发生那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师从未管理过人力资源及导师根本导不了弟子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还会发生南方某高校总务处长被评上博导的天下奇闻。既然职称如此重要，那么职称评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于是便造成了我国学术空前“繁荣”与腐败的局面。虽然没有统计数据来证实，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从“拨乱反正”至今才只有区区二十多年时间，但在中国教授、硕士、博士数量应属世界之最这一点上，可能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其数量之和绝对超过一些小国的人口数量。明年开始又要扩招研究生了，可能到时我们“高级人才”的数量又要创世界新高纪录了（中国的读书人身上本来就有着浓浓的“进士情结”，再加上现行体制对学历的要求，其结果就是读书人都在玩命似地忙于“考研”、“考博”，将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考完就忘的外语上了，甚至还发生了博导考博的闹剧。但不考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如果在当今，梁漱溟、陈寅恪是绝不可能进北大、清华教书的，鲁迅好像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吧，想评教授？那绝对是在痴人说梦）。但可悲的是，据报道，就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引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而另一则材料则指出我们大学的科研能力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作品，看看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想想那个曾经在一个迷惘少年的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教授的形象已变得如此具体而庸俗，只能借用尼采的比喻，悲愤地呐喊一声“教授”死了。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话题上来。因为职称如此重要，但评职称往往有“指标”限制（中国是“口号”与“指标”的大国，对所谓的“口号”大国的说法，诸位肯定都深有体会，上街去看看，满街都是“口号”。“指标”大国诸位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们是“指标”大国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动摇的。我们往往做什么事都喜欢事先搞个“指标”出来，在这些事先搞的“指标”中，如钢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等预先确立“指标”是可以理解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但如果过了，也会造成大练钢铁、浮夸风盛行的恶果。但对于“反右”等运动中的对“右派分子”等预先确立指标则显得十分荒谬。现在有的地方规定执法也有“指标”，如规定执法人员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的最低罚款数额等，于是便有了“处女嫖娼案”的发生），因为职称“指标”的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职称评定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可能是出于为了避免矛盾或其他的考虑，因此职称评定的过程有如按祖传秘炮制灵丹妙药那样秘不示人，最终参评人为什么被评上或没有被评上，及评委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再如人事流动。由于体制的原因，进了高校工作如同进了保险箱。对于庸才，不管其学术、工作责任心等情况如何，是极难清退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优秀人才想流动也极为困难，像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例如鲁迅先生先后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而不必担心“档案”、“户口”等问题，已永远地成了历史。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对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将其“档案”死死扣住，如此一招，如同点住其死穴使其动弹不得。很多高校为了留住人，还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规定。原国家教委1982年发布的《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第5条规定，“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凡是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生，所在单位应予支持（现役军人除外）。”但是，对于以上的规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对合同期满后提出报考博士申请的教师还予以种种刁难，其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更有侵犯报考者依据我国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权之嫌。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高校来说，在人才流动问题上，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因为只有人才流动学术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创新，长期静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滞息的后果。事实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对待人才流动的问题上，只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办理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对于违约者，依造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就可以了。契约应当被遵守在古罗马时代就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对此，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约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从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结合近年来高校被诉的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两个问题。1．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尚未改变，直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报载某位同学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在国家教委为此专门给该校发文，指出其对该生处分不当之处的情况下，该校的某位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他。我实在不知道这位负责人说这话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但从语气与内容上来看，其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从中完成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作风。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例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学校当初对田永的处分决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辩、申诉的权利。再如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当初武汉大学因黄政审不合格作出不予录取让其跟读的决定时，亦并未告知黄申辩、申诉的权利和途径，也未告知其“跟读”的具体含义。而且，既然田永当初已被“取消”了学籍、黄渊虎并未“取得”学籍，那么学校就不应该让他们一直在学校读到毕业，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时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处分的程序，直接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于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的规定。而武汉大学对待黄渊虎问题上亦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诉讼中，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例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而在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武汉大学庭审中也没有提供对黄渊虎进行政审的记录、决议、及政审后的通报过程等证据。2．高校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在学位评定、职称评定、研究生导师评定、处分学生、招生等普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招生方面，透明度更低。现在高考录取招生，一般采用网上录取的方式，减少了腐败的机会。但对于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条的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学资格所要求的是 “经考试合格”。这里其规定的是“合格标准”，但对于有数个上了分数线的“合格者”是否必须按名次录取的问题却没有规定。于是，便出现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时，同导师的“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甚至圈内人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语；二是考“关系”。而且对考研、考博的考生来讲，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绩，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成绩和自己考试成绩在其中的排名情况，权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还蒙在鼓里。由此带来一个思考是：硕导、博导招收弟子涉及到学术传承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讲当然希望招收那些在性情、品性甚至文风上与自己相投的弟子。但问题是，这毕竟不是自己私人开馆招生，研究生招生属国家教育体制序列，研究生培养占用的是国家的资源，因此，对所有的考生来讲，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应择优录取。怎样在导师的喜好与择优录取方面平衡值得进一步研究。其实对研究生招生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多的是由导师的良心来决定的。但不管怎样，录取的过程应该是透明的。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常遇到的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对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高校管理的体制不完善以及长期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惯性等原因所造成的。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发展，要求我们不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及社会文明开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大学普遍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的形势，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笔者认为，对高校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如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管理体制等，但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确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理念，努力革除陈弊与积习，使高校真正成为学术及社会良心的诞生地，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和同学）研究学问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