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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发表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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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发表题为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红旗》改为《求是》的主要原因是为适应改革新形式的需要,而以求是为刊名,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更符合理论刊物的性格。

1988年5月30日,中央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

是年6月16日,《红旗》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7月1日《求是》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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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每期封面都是同一个面孔,白色铜版纸上印着邓小平题写的红色“求是”二字,没有文章目录,各期封面的唯一区别就是出版日期。白底红字象征着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办刊方针: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办刊理念:党刊为本、思想为王。

办刊宗旨:《求是》担负着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总结宣传各地各部门实际工作经验,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任务。

红旗杂志改求是不仅仅是改了名,还把原来的红字黑拼音改成黑字红拼音。这和人民公社改乡是一个目的吧

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年代,也大量发表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文章说,为什么不改人民日报的名字?求是杂志还应该改委红旗,我们应该高举红旗,我们国旗市红的,我们有红旗牌轿车,所以红旗杂志还应恢复。

红旗杂志为何改为求实杂志

“求是”指探究自然、社会和人本身运动的奥秘以及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

“求”追求、探究;“是”,真也。(《说文》)引申为真谛、规律、本质。陶行知先生有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党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今天,做人、做学问、做事情求真求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无论学校整体,还是学校中的每一个成员,只有求真求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求是》杂志

《求是》的前身是1958年《红旗》杂志创办的;1988年6月底,《红旗》停刊,并于7月1日创办《求是》杂志,委托中央党校主办;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以后,《求是》改由中共中央主办,恢复了党中央机关刊的地位。据2014年8月统计,《求是》在中国国内发行量154万册,在中国以外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2018年6月7日中国知网显示,《求是》共出版文献12068篇、被下载总量1791813次、被引总次数69624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求是杂志社内设有办公室、总编室、政治、文化、科教、国际编辑部、评论部、红旗文稿编辑部;下设红旗出版社、红旗画刊社、小康杂志社、事业服务中心等部门。

赞同你的观点,把火车改成汽车不伦不类。

把红旗改为求是,令人想起了水浒里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堂。多么惊人的相似

就是不让社会主义的红旗,飘下去。

红旗杂志目录列表

1958年6月1日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红旗》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且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展开全部内容-->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红旗》。

《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谢觉哉主编。

《红旗》在其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11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创办背景: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并亲自题写刊头。当年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后上报。

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刊头,“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独具一格的“红旗”二字。而取代《红旗》的《求是》,则由邓小平题写刊头。

那个年代著名的“两报一刊”,指的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堪称为中国理论第一刊。“两报一刊”经常联合发表社论或文章,很有权威,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非常关注和支持。

毛主席不仅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发表。他还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亲自精心修改。毛主席的《红旗》情结非常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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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1958

1958年6月1日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红旗》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且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展开全部内容-->

月刊。红旗杂志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总期数《红旗杂志》三十一年完整 一套全544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31日终刊31年共计出版544期 523本(总第1期至第544期)编辑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出版红旗杂志社页数31年总计页开本16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红旗》。

《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谢觉哉主编。

《红旗》在其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11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创办背景: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并亲自题写刊头。当年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后上报。

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刊头,“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独具一格的“红旗”二字。而取代《红旗》的《求是》,则由邓小平题写刊头。

那个年代著名的“两报一刊”,指的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堪称为中国理论第一刊。“两报一刊”经常联合发表社论或文章,很有权威,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非常关注和支持。

毛主席不仅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发表。他还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亲自精心修改。毛主席的《红旗》情结非常深厚。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红旗杂志创刊

1958年6月1日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红旗》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且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展开全部内容-->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红旗汽车的红旗两个字是借用的毛主席为1958年5月创刊的《红旗》杂志的封面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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