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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再开人殉葬制的恶例唐宋王朝的皇帝以人殉葬史见数例，但规模较小。这种野蛮的葬制在明代又形成大气候。朱元璋是首开人殉恶例的一代雄主。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他的次子秦王早逝，太祖下令两名王妃生殉。他本人死时，亦令众多妃嫔、宫娥一起入葬孝陵。《明史·太祖本纪》说：1398年闰五月初十，太祖“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其嫡孙朱允_即位，史称建文帝。小皇帝七天内即将太祖丧事办完。强令后宫众多妃嫔中未生育者“皆令殉葬”。具体殉葬了多少人?明人笔记上说殉葬妃嫔40人，其中二人先期病亡，余38人均在治丧期勒令“殉节”的。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殉葬妃嫔30多人，生殉的女子被埋葬陵区的东井、西井中。所谓“井”，即无隧道而直下的深坑。《朝鲜李朝实录》记录明朝史事云：朱棣的殉葬者为“杀殉”，即取“吊死”的手段。在上吊前，主事者安排一顿丰盛的酒饭，身份高贵者于单间进食，余者集中一室给餐，俗称“催死饭”。被迫从死者惊恐不可名状，往往捶胸顿足，失声恸哭，“闻者肝胆震颤”，饭毕，引入一室，“给白绫吊之”而死。朝鲜籍李姓妃子不愿从殉，哭爹喊娘请求回籍“侍奉父母”被拒，将其杀殉从葬。朱元璋、朱棣的从葬者大多抗拒，主事者则令太监强行“自缢”。也有给她们灌食水银的，汞有巨毒，下肚即刻毙命，据说尸体多年不腐。另一种办法就是灌“乌头酒”，此酒大毒，是为药杀从殉。明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以开明白诩。曾宣称：“山陵制度务从俭约”，“身后不宜厚葬”。正是这两位倡导“山陵俭约”的帝王，驾崩时也用人殉葬了。仁宗的献陵有七个妃嫔从殉；宣宗的景陵有10个妃嫔在他人葬时被“杀殉”。这10人中一女子名郭爱，进宫还不到一个月，就被选中为殉葬者。大明王朝于1368年开国，至1436年，英宗朱祁镇登基，已历六帝。英宗在明代是位经历特殊的帝王，他曾被瓦刺虏去成为囚犯，明代宗将他从敌方接回来后又予以软禁。身边唯一服侍他的贴心人是为他已哭瞎双眼的钱皇后。此情此景使他饱尝了人世的炎凉和辛酸。明英宗后来在武清侯石亨和内监曹吉祥等人的策划下，成功发动了“夺门复辟”行动，一举重登大宝。有此苦难的经历，他体恤身边妃嫔是与皇位荣辱与共的，下决心自己在百年之后决不让她们再为夫君殉葬。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成书的《稗事汇编》披露：明英宗临终时立嘱：“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为止，后世勿复为。”此后，明初以来所实行的殉葬制度，至此由明转暗了。来源：文史天地
第一：实行活人殉葬制度是朱元璋时期定的，目的是推行封建统治第二：废除是朱棣的儿子开始的，这时期主要是推行仁政
明朝之所以实行活人殉葬制度，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朱元璋害怕自己的后宫起火，危害自己的统治，所以说朱元璋在活着的时候实行了这项制度，但是这项制度在他的儿子那里才得到实施。1，防止后宫作乱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后宫作乱的事情，后宫是皇帝的后宫，虽然说他们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因为他们是皇帝的女人，所以说她们拥有着一些隐藏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后宫的女人干涉朝政，导致王朝灭亡的事情。所以说很多皇帝都对自己的后宫是有着一些防治措施的，而朱元璋也不例外，他为了让自己的后宫不干扰到自己的统治，实行了残忍的殉葬制度，就是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后宫的妃子殉葬，这样的话她们就不会凭借着自己的权利去危害到自己国家的政权。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却又显得非常的残忍，缺少一种人道主义，这种残忍的制度在很久之前就被废除了，在明朝时期才又被翻出来重新使用。2，被废除的原因
这种制度之所以被废除，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的残忍性，这个制度是要把活人拿去殉葬，这样的事情虽然说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但是从人道主义上来说是非常残忍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也想拥有给自己生命抉择的权利，所以说当时有很多人并不支持这项制度，在明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王朝都没有用到殉葬制度。综上所述，这个制度之所以会被使用和废除，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当时要看统治者是怎么抉择的。
殉葬制度是封建社会最罪恶的陋习之一，殉葬顾名思义就是在古代王公贵族或者达官贵人去世后，他们的家人在殉葬他们的时候会连带他们的妃子、小妾陪葬，更有甚者会找平民子女殉葬。而作为封建王朝最有权力的人，皇帝的葬礼更是格外隆重，而殉葬的妃子数量也更多，电视剧大明王朝曾播出一个历史史实：朱元璋死时，总共有46名妃嫔和宫女陪同朱元璋下葬，包括38名竟然被活活勒死，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不仅如此朱元璋的后代也继承了殉葬的做法，明朝历任皇帝殉葬的时候都会陪葬嫔妃宫女
明代是 历史 上汉族政权的一个鼎盛时期。
明朝廷统治期间，疆土辽阔，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了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
如此繁盛的明朝，在户籍制度上却与大众印象中的大有不同。
明朝的户籍制度十分特殊！
这种户籍制度中包括三种主要类型，即军籍、匠籍、民籍。
明代的匠户分为住坐工匠和轮班工匠。
① 住坐工匠 在固定的地点应役，但是仍需轮流承担繁重的解运任务； 轮班工匠 则需定期前往指定地点服役，归工部主管。
如果按其是否隶属军籍来看，还可以将住坐工匠分为 住坐民匠 和 住坐军匠 。
住坐民匠 的主管机关主要是内府的内官监，但匠籍的经营和工匠的征调仍归工部。
住坐民匠按其应役地点分类，可以分为在京住坐民匠和在省住坐民匠。在京住坐民匠，附籍于京师或京师附近的大兴、宛平；在省住坐民匠可能归各省布政司主管，但不能肯定。
住坐军匠 则隶属于军籍，归属都司卫所管辖。
② 轮班工匠 需定期前往指定地点服役，归工部主管。
明代匠籍制度是中国明代政府将手工业者编入其中的一种特殊户籍， 社会 地位低下。 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
匠籍制度听名字与印度的贱籍制度（种姓制度）十分相似，都是固定职业，永生永世不能改变，而这些职业往往是卑贱的 社会 底层。
统治者利用这种制度使得阶级固化，由此奴役民众，稳定自己的统治。
但是匠籍制度和贱籍制度又有本质上的一些不同，那就是属于庶民阶层的匠籍可以通过参加科举等方式求取功名变成贵族，而贱籍制度却不允许。 （此处仅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实之处敬请告知。）
一个人如果是贱籍，那么他是无法摆脱的，他的后代也无法摆脱；
但是匠籍更多的是赋予一个人一份匠人的工作。类似于政府设置一个匠户，为了避免匠户无人上岗，便会在一开始强行选定某户人家，但是匠户作为一项职责性的职位，可以由几户人家同时承担，类似于征收徭役。
几户人家合在一起轮流充当匠户是当时的一个常见场面，而且人员并不固定，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
匠籍制度既然在明朝的户籍之列，那么它一定有自己的管理制度。
在管理上，匠籍制度显示出一种多样性。
首先，明代的管理制度在乡推行里甲制，在城推行坊厢制。坊厢制，厢分十甲，甲有长，择丁力优者统之，甲长统十户，每厢选一长。
当时在京的住坐工匠应该是按照坊厢制实行管理，但是在省的住坐工匠却不一定。
根据学者刘永华的推测，当时在省的住坐工匠很可能是采用总甲制来管理。总甲制即一总甲辖二小甲，一小甲辖二十五名服役人员。
明朝时期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军籍制度，从明朝开始到明朝灭亡，前后流弊三百年，扰民之至！
这项制度就是清勾制度。 清勾制度分为勾军与清军。
勾军即在役军人死后，勾取其直系或旁系亲属充军。
这项制度产生的由来是明军卫所逃亡人数过多，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军籍世袭制度，几近于种姓制度！
勾军条例规定，在役的正军老疾或逃亡后，即到原籍勾取继丁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以保证卫所军伍不致缺额。
由以上的条例可以看出，除了种姓的弊端外，它还有违背个人意志南北互换等极不合理的弊端。
清勾制度的另一项是清军。
清军， 即根据军黄册籍清核军伍，以防范军伍空虚和军籍混乱。负责清理军伍并执行勾军事务的官员称之为“清军官”，所以清军与勾军经常并提，简称为“清勾”。
在明朝 历史 发展的大趋势下，清勾制度也渐渐发生着演变。
① 朱元璋洪武时期 ，边境局势相对稳定。这一时期吏治清明，明廷以军隶卫，以屯养军，但是军士逃亡现象时有发生。
《明史》记载，“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
朱元璋一开始将军士逃亡的责任都记在各级军官头上，通过惩罚军官，来让军官约束军士，避免军士逃亡。
可是这种方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于是在此之后，面临士兵大量逃亡的情况，他便以“速逮缺伍士卒”的方式替代仅仅惩罚军官的方式。
由此，开启了明朝清勾行动的开端。
此后于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又命人制定了“军籍图册”和“军籍勘合”。“军籍图册”和“军籍勘合”既标志着军籍黄册制度的建立，也象征着清勾制度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清勾制度虽然已经成熟，但还未正式确立，至宣德时期清勾制度才基本确立。
② 宣德时期 ，一系列的清勾条例被制定。同时，明廷还设置了专职的清勾官员，并明确了各自的职责。
③ 到了正统至弘治年间 ，清勾制度又进一步走向完善。
此时明朝已经发展至明中叶阶段，贪腐滋生、朝堂腐败，清勾官员多有以清勾之名公开盘剥勒索的。
军士备受剥削，缺粮缺饷，逃亡不绝。
正统时期清勾制度还增添了不少新内容，首先就是军伍起解。军士受征召时，必要令妻子随行，以尽量防止其绝后，以至于无兵可用。
这项制度是基于军籍世袭制度发展出来的陋制，反映出封建王朝统治者完全不将人民当人看的本质。
其次就是清军官专务清勾，受到 社会 发展的影响，征兵渐渐困难，明廷为了使卫所的清勾制度更有效率，便令清军官免除此前的繁杂事务，专务清勾。
④ 及至天顺到弘治年间 ，清勾制度的侧重点放在加强对清勾官军的考查和文册的查造上。
此时因为明廷的腐败，加强清勾制度的执行已经变成了明廷唯一的提高征兵效率的方法。
⑤ 到了正德年间 ，明朝已经过渡至了明后期。此时明朝国运开始衰落，卫所军的作用渐渐被募兵所代替。
清勾制度伴随着卫所军制的破坏，也逐步地消亡。
清勾制度逐渐崩溃，其原因在于一个恶性循环，即法益严，民益扰；民益扰，则军士奔逃。
这一时期除对卫所前期的清勾条例进一步补充外，侧重点也在于对军士册单类管理的严密化和制度化。
清勾制度的发展历经三百年，几乎可以说是明朝最不得民心的制度。
民籍即民户，是属于庶民阶层的一类。 其他同属庶民的还有军户、匠户、站户、陵户等等数十种，但最主要还是军户、匠户、民户三种类型。
民户是明朝 社会 中人口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个户类，包括了庶民地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佃户，也归于民户，他们正是明朝 社会 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
赋役黄册将这些人户划分为上户、中户、下户之类不同的户，使其分别担负不同的差役。 针对于上、中、下户的划分，不同地域是有所差别的。
明朝 社会 里，一里之中上户、中户均占少数，且多为里长户，而占绝大多数的是下户，且多属甲首户。
黄册里甲的编制，每10户里长加上100户甲首编为一里，称之为“正管”，都属于应役人户。
此外每里之中还会有一些鳏寡孤独，被划分为下下户，属于不任役者。
总之，明代的户籍制度和现代多有不同。
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 的福利肯定是一点点往上涨的。这对于当局人来说可能不容易察觉，但是当与 历史 相对比时，当前 社会 的优越性立马就显现了出来。
[1] 刘永华. 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 2014(02):55-62.
[2] 冯志华. 明代卫所军制下的清勾制度[D]. 厦门大学, 2007.
[3] 李艳芝. 明朝户籍制度研究[D]. 山东大学.
法律分析：明朝户籍制度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
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这一职业户制度，继承自元朝的“诸色户计”。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第三条 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
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分散居住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
居住在军事机关和军人宿舍的非现役军人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连年的战乱导致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补充兵源，朱元璋先后推行“户贴制度”和“黄册制度”，建立了明朝独特的户籍制度，对明朝乃至以后，有重大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户贴制度从洪武三年全面推行，到洪武十四年，“洪武之治”已经显现，百姓安居，此时朱元璋开始推行 “黄册制度”。“黄册”制度相比于户帖制度，有了近一步的完善。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即朱元璋你把明朝百姓分为军、民、匠三类，并且每110户为一个“里”，每个“里”设有10个甲，把每个“里”的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送给户部，每十年更新一次。因为送到户部时要用黄色的纸包裹，因此被称为黄册。
在黄册制度的规定下，每个“里”中的人口，所承担的赋税是均等的，极大的避免了赋税集中问题。同事，若某一户家庭出现问题，同“里”的其他家庭需要共同承担这一户的赋税任务，这样就保证了朝廷的赋税收入。
黄册制度也就是明朝执行最长的户籍制度，也是朝廷赋税役的依据，也被称为明朝经济方面的基本制度。
由“户贴”到“黄册”制度，是明朝在社会探索中明显的进步，但也有其局限性。
1.明朝户籍制度的地域性限制
2.不管是“户贴”还是“黄册”，都体现出户籍制度的等级差异。在明朝，同为大明臣民，但户籍身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是宗室等级，第二是官绅等级，第三是庶民等级，第四是贱民等级。
3.明朝户籍制度的世袭原则
推行的影响：
第一，明朝户籍制度对稳定明朝初年的社会环境有积极意义。
第二，明朝的户籍制度，对全国人口的合理分布，有一定积极意义。
第三，明朝的详细户籍制度，是全国的赋税役的基本依据。
第四，明朝户籍制度所衍生的“里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黄册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户籍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立。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令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人口。洪武十四年推行里甲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人口按所从事职业，主要分为民、军、匠三类，进行造册登记。以户为单位，每户详列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在册。因送给户部的一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按规定，黄册10年一造，每册一式4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及省、府、县有关机构。
的主要来源是从卫所官中抽调。由于卫所官调任为营官很普遍，卫所官职中的都指挥使司一职，为营制借用。卫所制中的都指挥使司，为地方卫所的最高官员，但都司一职作为营官，职别则相当低，仅高于守备一级，在总、副、参、游以下。来自于都司中的营官，被革职后，即回到原卫所。明代的营兵制是一种不成熟的兵制，有明一代，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直到清代，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清代的绿营兵制即是对明代营兵制的直接继承。 募兵作为救急良策在全国广泛采用，人数众多，在明朝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嘉靖东南倭患，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数十余万。这一时期募兵与政府是雇佣关系，因此，嘉靖以后的募兵已不再像明中期的募兵用免户丁徭役和免租粮的形式进行优免了，而且只免本身差徭。募兵不等于营兵，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但有部分募兵隶于卫所。由卫所官召集的募兵一般隶属卫所，卫所官负责召募，经督抚批准即可。隶属于卫所的募兵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入卫所军正额，由卫所代管，二是卫所军被抽调到别处使用，以募兵来补足原额。 ，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上而至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及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为流官，由世职卫所官及武举选授。卫所军及官属军籍，携带家属，世居一地，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总之，卫所制下权力分散，兵将分离。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府之权，五府官变动虚衔。兵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兵一般不世袭，但由卫所军转为兵者例外。兵无户籍的规定，兵服役期限不长，一般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但在重要的军事防御卫则常川戍守。营兵不随家属，更接近现代兵制。营伍官无品级，有者则是卫所制下的官品，无定员，不世袭。营兵与营将相习，战时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总副参游统带出征。将权相对提高后，兵可由将自行召募，召者与被召者关系密切，甚至在主将发生变故时，兵即散去。军与兵在饷给形式及数量上也不相同。军饷由屯田解决，屯田废坏后，补以盐课及民运，后亦部分取给于京运年例。而兵之粮饷全数取足于京运年例银，或加派之新饷。数额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马价、衣装、器械等银，月粮也较丰厚，而军只有月粮，战时或出征时才有行粮。军与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渐渐取代了军的作用。兵主战，军主守、主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但兵并没有彻底取代军的地位，卫所制一直到明朝灭亡。清初改卫所军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军的职能，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而卫所作为一个地理单位而行政管辖机构取消的时间则更晚。明营兵制与卫所制官职常有同用之情况。一般(不很严格)地说，总兵、副总兵由公侯伯等勋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参将、游击多由都指挥使等官充任，守备、把总则由卫指挥及千、百户充任。洪武年间的48卫所还只是一种备操编制，到永乐以后72卫所的五军营和以前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不仅是备操编制，同时还是战斗编制，如永乐八年以后的北征。参将、游击将军等职，早已有之。太祖北伐之时就在正将军、副将军下置，为出征体制之常设官（常以总兵加将军衔之举）。只不过明初出征之兵常由卫所调发，待中叶以后营兵制成，乃分两途，殊不为怪。明中叶以后卫所军逃亡甚大，正统二年九月兵部统计，天下都司卫所逃亡军士达120万人，相当于全国额定兵员的一半左右。而至正德，据兵部尚书王琼估计卫所逃亡数已占额数的十之八九。逃亡者多为精壮，未逃者尽是羸弱，故卫所军毫无战斗力，不难理解。镇戍兵的营制看来没有统一，从总兵到把总均可独立成营，人数参差不齐，编制规模悬殊。比如：《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中言：“五十人为队，队有管帖二人。五百人为司，司有把总一人。千人为哨，哨有干总一人。三千人为营，营有中军一人。”同书中的卷二五二中又言：“伍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员。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何良臣的《阵纪》里称：“臣之编法，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干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嘉靖年间，山东镇戊军基本上以3000人编一营。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议推，将山东民壮快马步精选六干，分为二营”。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议准，山东民兵自四十三年正月为始，务选足三干之数，推参将一员训练”。戚继光在隆庆年间(1567年一1572年)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以其步兵营为例，即按部、司、局、旗、队序列编制。以12人为一队，每队设队长1人；3队为一旗，每旗设旗总1人，全旗官兵37人；3旗为1局，每局设百总1人，官兵共112人；4局为一司，每司设把总1人，官兵共449人；2司为一部，每部设千总1人，官军共899人。3部为一营，设将官1人，中军1人，火器把总1人，加上部以下官兵2697人，总计全营2700人。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兵学兴盛的时期，也是古代兵书出版数量最多的时期。比较著名的有《续武经总要》、《火龙神器阵法》、《筹海图编》、《阵纪》、《纪效新书》等。明初的兵书不多，后来有不少兵书伪托刘基所著，实际上刘基并未写出多少军事著作。《火龙神器阵法》是明初关于火药、火器技术的兵书，约万余字。题为东宁伯作。一说为永乐时宁国人都督焦玉，一说为天顺时受封的蒙古人焦礼。该书记述了火药制造、火器种类、性能及使用方法，反映了明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它将四十多种新式火器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类，其中有毒剂、炸弹、地雷、水雷、旋转火炮、多发火箭等，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书中要求“知药性之宜”，“得火攻之妙”。“上顺天时”，使风火相助，“下因地利”，以便发扬火力。各类武器要远近协调，“用之相宜”，“随机应变”。只有火器、兵力、阵法三者配合才能克敌致胜。《筹海图编》是筹划沿海防务的专著，总结了明初以来的沿海防卫经验。作者郑若曾（1503-1570）江苏昆山人，曾随总督胡宗宪御倭，作成此书。该书二十六万余字，一百一十四幅图，记叙了沿海地理形势等内容。它注重地理形势，认为“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并针对当时军备废弛，提出了选兵、择将、加强训练的主张，认为选兵应注重“乡野老实之人”，练多兵，寓兵于农，首要在练心，使“人心齐一”。它提出了海陆策应、攻守兼施的沿海防御方略，基本思想是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市的多层防御。如提出“防之于海”，“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沿海各府“协谋会捕”，击敌于将至，在要害处设寨，击敌于将登。严守要害之城，坚壁清野，击敌于疲困，歼敌于城下。但书中反映的天朝大国闭关自固的思想，应予摒弃。《阵纪》作者何良臣，浙江余姚人，生活于正德至万历年间。青年时代即投笔从戎，嘉靖年间任蓟镇游击将军。著有《军权》、《阵纪》、《利器图考》、《制胜便宜》等书。《阵纪》主要论述练兵之法，共四卷。明中叶武备废弛，边境多事。作者积极主张革新军制，变用古法，强调以选练为先，所列机要，亦多为中原野战立说，论述比较切实近理，很有创造性、针对性，且少迷信虚妄之说。在治军问题上，他主张治军与治国相结合，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募选和训练相结合，练胆和综艺相结合。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军事哲学思想的结晶。《纪效新书》写于1560年在浙江任参将时，主要总结了在南方抗倭的经验。《练兵实纪》是1568年以后，他在蓟州任都督，总理四镇时所写，主要总结了在北方练兵，防止蒙古入侵的经验。从军事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军事哲学思想是富有创造性的，堪称我国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军事哲学思想的结晶。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我记得东汉,隋唐以及明清的军事制度是值得研究研究的.
军事制度（包括兵民合一的制度）一、府兵制（西魏——唐中期）1、起源：府兵制原为西魏、北周的兵制。府兵为职业军人，兵士都由军府统领，不列入州县户籍，家属也随营居住，编为军户。特点：军民异籍、兵农分离；胡汉分治。2、隋文帝的改革：（1）措施（2）特点（实质）：（3）影响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成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3、唐太宗的调整、健全：（1）措施增加军府数量，三分之一驻守在关中，利于中央集权；兵将分离，将率不易拥兵自重；府兵服役期间，免征税庸调，但出征时自备武器、粮食，军费负担加在农民身上。 （2）利弊4、崩溃：唐玄宗开元年间（1）原因：根本原因：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失去赖以推行的经济基础； 因战事频繁，兵役繁重，兵士逃亡者多；府兵社会地位下降，贵族、官僚用府兵为私家役使，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二、募兵制（唐中期以后）目的：增强军事力量。区别：（1）府兵按规定由农户出丁，而募兵是自由应募； （2）府兵已有田亩，募兵是应募后授田； （3）府兵自备资粮，募兵由官府发给； （4）府兵制下兵将分离，募兵则是职业兵，兵将隶属关系比较固定。影响（利弊）：（1）减轻农民兵役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2）增强了军事力量； （3）是产生军阀割据的根源。思考：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的军事制度经历了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变化，试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及其变化的原因。三、更戍法、保甲法、将兵法（北宋）四、猛安谋克制（金）五、八旗制度（清）
清朝则依旧沿袭明朝在巡视制度上的大部分内容,由监察御史和提刑按察使共同负责对地方进行巡视。
明代的巡按制度，作为其监察制度当中的重要部分，弥补了之前监察制度当中的不足，是中央和地方之间联络的桥梁。巡按制度，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而且还能够为地方社会带来一定的监督发展作用。但与此同时，巡按制度当中存在的人治因素，使得"党同伐异"成为其代名词，甚至后期对巡按官员的权力滥用，也对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地方社会的退步以及明代官场更严重的腐败。
1、《伟大的“四五”革命精神万岁——纪念天安门革命活动三周年》《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2、《论魏忠贤专权》 《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3、《“为国家爱养人才”——略谈张居正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 《阜阳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4、《隆庆万历初年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5年第11期对该文作了介绍，本文论点收入大型专业性文摘《中国史研究文摘》（1984年7-12 月）]5、《三杨荐贤小议》《光明日报》1980年3月19日（本文选入天津人民出版社《论智力投资》一书）6、《黄宗羲丧事从简》 《光明日报》1982年2月1日7、《“宰相之杰”张居正》 《文史知识》1984年第10期[本文收入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中华人物 志》（政治人物部分）一书8、《张居正家法》 《安徽史学》1985年第6期9、《论徽商的抗倭斗争》 《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本文为提交1985年10月在黄山召开的“ 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会后《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对本文作了专题介绍。文章 发表后《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年）也对本文作了专题介绍。）10、《读书种子方孝孺》 《文史知识》1986年第12期（本文收入台湾《国文天地》杂志社出版的《中华人物志》一书）11、《“自分一腔热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的方孝孺》 载《中国历代名臣》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12、《“冷面寒铁”公——周新二三事》 载《廉吏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13、《殚心体国的理财家——周忱》 （同上书）14、《正直刚方一尚书——王翱》 （同上书）15、《兴利除弊、关心民瘼的年富》 载《廉吏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16、《夏燮生卒年月考》 《安徽史学》1990年第3期17、《知识性读物中的知识性错误》 《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4期18、《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 《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中国历史学年鉴》（1991年）对本文作了专题介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1年第1期全文 转载]19、《“左儒右贾”辨—— 明清徽州社会风尚考察》 《安徽师大学报》 1991年第1期， [本文获1991 年安徽省社会科学期刊优秀作品三等奖，《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1年第3期对本文作了介 绍。《中国历史学年鉴》（1992年）对本文作了介绍]20、《悔罪改过、著书传世的朱橚》 载《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1、《两度被废、一进暴亡的朱榑》 载《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2、《一代贤王、众藩楷模的朱椿》 载《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3、《怙恶不悛、人称恶藩的朱桂》 载《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4、《密谋反叛、自取灭亡的朱橞》 载《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5、《明代的巡按御史》 《文史知识》1991年第10期26、《以杀立威、以酷行贪的王温舒》 载《贪官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27、《贵倾公卿、贿累巨万的淳于长》 载《贪官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28、《贪婪专横的刘瑾》 载《贪官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29、《贪婪无比、狼狈为奸的严嵩和严世蕃》 载《贪官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30、《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 《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独撰31、《夏燮的史学》 《史学史研究》 1993年第2期 独撰，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3 年第7期全文转载32、《明代的巡按御史》 载《中国历史百题》（第二分册） ，中华书局出版 独撰33、《论明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演变》 《明史研究》第2辑 独撰34、《明清时期徽商的公关艺术》 《文史知识》 1994年第12期 独撰35、《明初削藩的悲喜剧》 《文史知识》] 1995年第7期 独撰36、《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 《安徽师大学报》 1994年第4期 独撰，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5年第6期全文转载37、《明史·代王传辨误》 《安徽师大学报》 1994年第4期 独撰38、《明初削藩的悲喜剧》 台湾《历史月刊》 1996年第5期 独撰39、《朱元璋惩贪果真“剥皮实草”吗？》 《北京日报》 、《论徽商的商业道德》 《光明日报》 、《论徽州典商的盛衰》 《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9年第5期全文 转载42、《张海鹏与徽学研究》 《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43、《张海鹏与徽学研究》 《安徽日报》2001年9月21日C版44、《让学生学会研究性学习》 《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45、《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读本·前言》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年9月版46、《树立优良学风 繁荣史学研究》 《安徽日报》2002年8月9日B4版47、《徽商与长江文化》 《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第3期全 文转载48、《徽商精神与现代经济》 《安徽日报》2003年4月11日B4版49、《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4年第3 期全文转载50、《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5年第2 期全文转载51、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2005年第3期 全文转载获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52、《双子星座：徽商、晋商比较研究》，《安徽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6年第2 期全文转载。53、《徽商：商业社会的精神关照》，《北大商业评论》 。54、《论徽商对“三农”的贡献》《学术界》, 《新华文摘》进行论点摘编55、《一文钱创大业》，《青年徽商》创刊号（）。56、《信心与黄金》，《青年徽商》。57、《文化是徽商之魂》，《徽商》。58、《徽州典商：与惩的故事》，《徽商》。59、《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学术界》,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60、《徽商与戏剧的不解之缘》，《徽商》。61、《徽商与收藏》，《徽商》。
明太祖朱元璋
贪官污吏损害百姓利益的现象，在古代封建社会当中一直存在着。因此，古代的统治者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也就是古代的监察制度，用以弥补官僚制度当中的漏洞。在这其中，明代的巡按制度，的确是最具有特色以及发展的较为严密完善的一种监察制度。明代的巡按制度，通过赋予巡按官员监督地方的权力，从而促进地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的同时，也因为其蕴含的人治色彩，为明代的地方官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明代巡按制度发展成熟，促进了明代监察制度的系统性发展
作为一种发展较为成熟的监察制度，明代的巡按制度补充了之前监察制度当中的不足，促进了当时的监察制度的系统性发展。而明代巡按制度的完善发展，主要体现在立法和管理两个层面上。
立法层面的成熟——为监察制度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巡按制度在永乐时期正式成立，到了弘治年间才发展到比较成熟的地步。在这个时期，巡按制度已经在当时的主要法律当中有所呈现，并且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规划。
明代官员
当时的法律主要规定了巡按制度的实现程序以及巡按官员的权力程度。明代的主要法律《大明律》也对当时的巡按制度有了一定的呈现，并且对于巡按制度的实施细则也进行了规定。
《明史》当中也记载了巡按官员巡视地方的具体考核标准："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而当时其他的地方性的法律，同样也规定了当时的巡按制度的实施礼节和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为《大明律》当中的规定提供了一些补充。因此，从这一个方面来看，巡按制度立法层面上的完善，其实也为当时的监察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管理层面的发展——避免了管理不善带来的漏洞除了在立法层面上的完善之外，明代的巡按制度还在管理层面上有了一定的发展，能够弥补以往监察制度当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官员办案
当时的巡按制度的出行程序和具体的官员权力内容，都有了具体的规定。首先，在于出行程序方面，巡按官员要想出行，必须先去申请备案，回来之后也要报备；其次，在巡按官员的具体权力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禁忌性内容，包括出巡礼仪和一些规范性行为等等。对于巡按官员的出行程序和官员权力的规定，能够将巡按官员的权力量化，弥补巡按制度当中存在的一些管理漏洞，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巡按制度的完善，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发展
巡按制度作为明代监察制度当中的重要部分，与其他的监察制度相互配合，不仅仅维护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皇权的集中，而且也能够促进地方的各方面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助力。
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促进了中央权力中心的政权稳定对于中央来说，巡按制度能够保证中央对地方实行严密的控制，巡按官员也就是中央权力的化身，所以巡按制度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央的权力。
官员巡视
当时的巡按官员出巡到地方，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是上传下达。巡按官员在到地方下达中央命令和制度安排的同时，还要去直接进行考察工作，了解地方发展状况，从而监督地方政策的落实，达到中央监控地方的目的。
因此，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联络桥梁，巡按官员能够及时将地方状况上传到中央，有利于中央及时加强和调整对地方的管理政策。巡按制度能够让中央及时了解地方的状况，从而能够进一步强化中央权力，避免地方势力的壮大威胁到中央。
巡按制度中的监察因素，能够对地方政权发挥有力的监督作用除了能够对中央产生积极作用之外，巡按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监察因素，还能够对地方政权发挥有力的监督作用，从而能够促进地方的发展。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巡按制度对于治理地方的贪官污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巡按官员在各地的巡视考察，能够及时帮助中央识别一些贪官污吏，从而能够整治地方的官场风气。
"两袖清风"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当时的巡按官员于谦的，于谦本人十分清廉正直，在其任巡按期间，对地方的社会氛围有着很大的改善作用。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巡按制度能够对地方的贪官污吏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打击作用，及时整顿地方官场风气，从而促进地方发展。
于谦
法治还是人治？巡按制度强烈的人治色彩，带来了权力的滥用
除了带来的积极作用之外，因为巡按制度当中蕴含着非常强烈的人治色彩，因而也带来了巡按官员的权力滥用，从而带来了权力异化的现象，反而带来了巡按官员的腐朽现象。
代表中央权力的巡按制度，具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人治色彩巡按制度的出现，其实也代表着皇权的加强，从而也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人治色彩，而巡按官员的权力，其实也就来自于皇权。巡按官员作为一种监察性质的官员，相当于“中央特派员”，下基层考察，其实就代表着皇帝的眼睛，因此巡按需要皇权的保护。
巡按需要到地方进行巡视，那么必定需要皇权的保护才能够保证其作用能够被重视，而巡按如果需要对地方政务进行干涉，也需要皇帝的旨意。那么这种存在于法律层面上的巡按制度，其实全权就受到了皇帝一人的管理，因此巡按制度成为了皇权的一种呈现。
明代文官
《宪纲》中规定："凡纠举官员，生杀予夺悉听上命。若已有旨发落，不许再劾。"
如此一来，巡按制度也就成为了人治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了皇权滥用的正规名头。"党同伐异"是对当时的巡按制度的过度利用的最好形容词。
巡按官员监察权力过大，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滥用除此之外，巡按官员作为皇权的代表，其权力是非常大的。据《明经世文编》记载:"两司见御史，屏息屈躬，御史出入，守令门跪"。可以说，巡按的权力完全大过于其他两司。
虽说明朝历史上存在着许多清廉正直的巡按官员，为地方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其实更多的是被权力腐蚀的一些巡按官员。巡按官员对地方官员进行弹劾，能够使得地方官员被撤职，如此大的权力使得一些巡按官员也开始铤而走险，收取贿赂。
而地方官员为了满足对巡按官员对贿赂，也会从百姓身上克扣赋税，从而带来地方经济的退步。巡按官员的权力滥用，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监察权力的滥用，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倒退，带来不利影响。
明末起义
巡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地方政治风气，在后期失效
巡按官员的权力滥用，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地方官场的风气，这也就使得巡按制度的监察作用，在后期完全失效。
对于巡按官员的管理不够完善，对地方官场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巡按官员的权力直接来自于皇权，所以极少有来自于其他方面的限制，从而对于巡按官员的管理也不够完善，从而造成了后期的巡按官员对地方事务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大的后果。
最后甚至造成了，巡按官员的一己之言就可以评估地方官员的好坏的后果。这种权力对极度扩大，也导致了相当多的巡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在位不司其职的巡按官员没有承担一定的工作责任和义务，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监察作用和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而且还搅乱了地方的政治风气，给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巡按制度无法确保巡按官员的权力能够被合理利用，失去作用也正是因为巡按官员的腐败现象的产生，巡按制度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监察作用，沦为一种表面形式，在后期失去了应有的效用。地方官员对于巡按官员的贿赂在巡按制度发展的后期已经达到了顶峰，而这种受贿的盛行，也使得巡按制度失去了应有的效用。
官员巡视
本来是用来根治腐败的巡按制度，却因为巡按官员本身的权力滥用，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地方吏治的腐败现象，也造成了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腐败。最终的巡按制度也无法确保巡按官员的权力能够被合理利用，反而造成了巡按官员的权力异化，最后也失去了其原本所应有的监察作用。
总结
明代的巡按制度，作为其监察制度当中的重要部分，弥补了之前监察制度当中的不足，是中央和地方之间联络的桥梁。巡按制度，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而且还能够为地方社会带来一定的监督发展作用。但与此同时，巡按制度当中存在的人治因素，使得"党同伐异"成为其代名词，甚至后期对巡按官员的权力滥用，也对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地方社会的退步以及明代官场更严重的腐败。
是毕业论文还是发表的论文呢？
法政系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参考选题一、 经济法类：1. 试论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2. 企业集团反垄断问题探讨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探讨4.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问题探讨5. 试论我国自由贸易区立法6. 浦东新区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律问题探讨7. 浦东开发中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法律问题初探8. 税收担保问题探讨9. 反避税的法律对策10. 出口退税问题探讨11. 社会保险税问题探讨12. 证券税收问题探讨13. 加强证券市场管理法律对策14. 资产评估立法中相关问题探讨15. 论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的若干法律问题16. 涉外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初探17. 试论我国出口加工区立法18. 建立我国涉外反倾销法律制度探讨19. 略论经济犯罪案件的查账20. 论论审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作用21. 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探讨22. 试论我国劳动保险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23. 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法律思考24. 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思考25.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思考26.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执法的思考27. 论建立我国的技术开发区法律对策28. 商品销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9. 期货立法若干法律问题探讨30. 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31. 试论反暴利立法的必要性32. 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法律思考33. 房地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研究34. 我国投资立法初探二、商法类：1. 论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2. 论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3.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4.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究5.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6. 论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7. 论公司瑕疵设立制度8. 论公司内部监督制度9. 论控股股东的义务与责任10. 论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11. 论公司股份回购制度12. 论保险的功能--兼论与侵权损害赔偿功能的比较13. 论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求偿权14. 保险业现金运用法律监督的问题研究15. 论强制保险制度16. 保险费管理法律问题初探17. 论消费保险合同18. 论信贷合同的担保19. 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0. 试析票据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21. 试论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22. 论自然人破产制度三、民法类�1.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2. 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思考3. 论法人越权行为性质及效力--评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十条4. 论尸体的法律地位--兼评我国遗体及其器官捐赠与移植立法5. 论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6. 浅析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7. 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8. 由“借腹生子”所引发的思考--论民法中的身体权9. 试论名誉权--兼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10.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11. 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及其价值研究12. 不动产物权顺位登记及其价值初探13. 论公信原则及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14. 简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15. 简论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及效力16. 试论我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的完善17. 添附规则与其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18. 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19. 试论商品房抵押及效力20. 商品房预售法律问题初探21. 在建工程抵押若干问题思考22. 共同抵押及其效力探析23. 最高额抵押的设定及效力24. 股份出质的设定及其效力实现25. 商品房按揭与让与担保制度的比较研究26. 论代位权的效力：兼评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0条27. 关于我国代位权与代位权执行制度整合之研究28. 债权人的撤销权与破产法上撤销权的整合研究29. 债权人撤销权要件中的善意分析30. 论保证合同的无效及其责任的承担31. 试论担保物权与保证的竞合32.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及效力33. 浅析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34. 论无权处分合同：兼论《合同法》第51条35. 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比较研究36. 论预期违约责任--兼谈与不安抗辩权的区别37. 论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38. 论可预见性规则及其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作用39. 论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40. 转租的性质及效力思考41. 浅论租赁权的物权化及其法理依据42. 浅析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43. 浅议租赁物上增设物的归属44. 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法定抵押权分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45. 浅议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安全保护义务46. 货物联运合同中的责任承担初探47. 见义勇为的报酬请求权--从完善无因管理相关规定谈起48. 雇主责任浅析49. 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保险与赔偿50. 医疗风险防范与损害赔偿的协调51. 试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52.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53. 简论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54. 关于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55.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56. 论人格权的法律保护57. 试析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58. 论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构建59.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60.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61. 网络音乐著作权问题探析62. 论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63. 试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64. 略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65. 论发行权穷竭原则66. 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限制制度67. 网络言论自由及其法律规制68. 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探析69.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四、诉讼法类：1. 论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不足与完善2. 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3. 试析民事诉讼的第三人制度4. “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探究5. 审判监督程序利弊谈6. “小额消费诉讼”的法律问题探析7. 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保护8. 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探究9. 论民事诉讼中的抗辩10. 地域管辖中的若干问题探究11. 举证妨碍问题探讨12.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探析13. 浅谈行政听证制度14. 论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15.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16.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17. 民事诉讼陪审制度改革初探18. 论民事诉讼中调解程序制度的完善19. 论遗产继承中的共同诉讼人20.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辨析21. 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若干问题探讨22. 论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制23. 论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的改革24.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25. 试论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26. 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探究27.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探讨28. 沉默权问题研究29. 试述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五、刑法类：1. 论特殊主体犯罪2. 论挪用公款罪3.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及不足4. 论罪刑法定原则5. 商业贿赂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之比较6. 略论正当促销手段与贿赂罪7. 安乐死问题探究8. “非法经营罪” 探究9. 网络犯罪问题探究10. 新型金融犯罪问题探究11.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12.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研究13. 论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14. 论不作为犯罪15. 浅谈股票贿赂案犯罪数额的确认问题16. 论投案自首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17. 试论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18. 结果犯及其形态探究19. 浅析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 死刑存废问题探究21.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完善22.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23.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探究六、宪法、行政法、法理、法史、国际法类：1. 试论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影响2. 浅析中国近代宪政立法3. 论沈家本修律与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4. 试析汉代法律的儒家化5. 论君权、父权、夫权与中国古代法律6. 谈无讼与息讼7.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调适8. 论法律职业化与司法改革9. 行政执法难成因探究10. 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思考11. 论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12. 我国宪法司法化探析13. 司法审查制度探究14.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15. 论法的时代精神16. 论国家主权豁免17. WTO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探究18. 试析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19. 对反倾销立法及其适用的法律思考20. 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21. 试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的方法22. 论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23. 论我国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三、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与一物一权主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突变都会使既有的制度体系受到冲击和挑战，因为绝对所有权分离与裂变而直接受到冲击和挑战的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一物一权原则。在这场变革中，不乏学者挥洒笔墨质疑一物一权原则，认为，一物一权的原始涵义是一物之上只存在一个所有权，因此，自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产生之后，尤其是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产生，在任何一个不动产上都可能存在多个物权，甚至是多个所有权。一物一权原则在历史上也许很必要，但现在已经彻底过时了。而且，作为法学的概念，一物一权原则非但不科学，还常常对实践发生误导。故应当废除。也有学者站在相对的立场上以否定双重所有权为基点坚决捍卫一物一权原则，认为近代大陆法的所有权制度之所以选择了罗马法的模式，而没有选择日尔曼法的模式，即从西欧中世纪的双重所有权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物一权，是人类社会摧毁以身份等级为特征的封建制度清除财产上的封建身份束缚所做的重要努力。如果今天我们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这种二元结构的所有权制度一旦建立，现存的所有权制度即会因所有权的肢解而丧失其逻辑支撑以至崩溃。没有一物一权精神的物权决不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物权，否定一物一权，即否定物权概念、物权制度本身。当然也有学者采折衷的态度，认为股东和公司两种形态的所有权的分离是以公司的存在为根据的，公司有可能因为法定原因发生终止，一旦发生终止，权利分离的根据丧失，清算后的财产要返回股东，从而使所有权的权能完全复归于股东，这种返回正是所有权弹力性的表现。因此，多重所有权的存在与一物一权主义并不发生矛盾，在法人存续期间并存的两种所有权仅仅是一物一权的例外现象和特殊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从大陆法上所有权发展的轨迹来看，其确实经历了从日尔曼法的双重所有权到罗马法的绝对排他所有权的变革历程，而且确实通过确立所有权制度废弃了封建的身份关系的束缚，张扬了所有权人的人性与自由。但如果仅以此作为论据，就导出“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便是历史的倒退的结论，这一结论其实是欠缺必要的前提而不能成立的。因为绝对所有权的分割与碎变并非由封建身份关系所致，亦非导致封建身份关系束缚之结果，恰恰相反，它是绝对所有权人对其权利的自由表达，表明基于契约关系而各司其职的所有权主体各方地位完全平等，不受任何身份关系的束缚，决不是简单地向封建所有权制度的回归。肯定所有权自由分割的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法制的倒退，而是法制的前进。物权具有排他性，这也是物权法的本质属性所在，否则，物权法就不称其为物权法。但是，物权的排他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同一物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所有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以及担保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就是相容性的最好例证—物权兼具排他性与相容性双重属性。如果片面夸大物权的排他性，而否定物权的相容性，同样就如同否定物权的排他性一样，将使精心构筑与设计的大陆法物权体系遭致毁灭性的灾难。经过分割而在同一物上存在的多重所有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与相容性，相容性决定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重所有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在买卖标的物上存在的出卖人法定所有权和买受人的实意所有权即所有权相容性使然;而排他性又决定在同一物上不可能存在性质相互冲突的两个所有权，出卖人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只能为出卖人一人所有，在同一出卖物上，不可能存在两个以上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同理，在同一出卖物上也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实意所有权。物权的排他性与相容性是对立的，但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构成物权的完整属性。因此，只要我们依然坚持物权的排他性，尽管承认物权的相容性，承认在同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双重所有权，反映排他性的一物一权原则仍然可以在物权法中占据重委的地位。易言之，承认双重所有权与捍卫一物一权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大可不必谈虎色变，诚惶诚恐。一物一权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正视所有权的当代发展与变革又坚持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对此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在保持原有一物一权概念的基础上，将双重所有权解释为一物一权的例外或特殊表现;其二，在现代法的语境下对于一物一权予以全新的阐释。国内外学者在阐释法律原则时颇有共识:“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是法律制度的原理和机理。”任何一项规则、制度及规范都不得和法律原则的精神相悖，因此，法律原则是对各项制度、规则和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原则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有份量，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与平衡。”每一项原则均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它所追求的价值，当某一个具体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原则将有不同的结果时，就需要在不同的原则之间进行平衡和衡量，适用价值最大者。原则之间可以相互冲突或相互衡量，但原则项下不可以有例外，否则，法律原则不称其为法律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不称其为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则与法律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有例外或特殊表现形式，很难想象那应当是怎样的例外或怎样的特殊表现形式。一物一权原则既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同样不应该有例外。显然，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本意在于解决矛盾，却又将自己陷人新的矛盾之中。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谈及概念之演变时，以德国学者的名句作为论据:“法律必须随时间经过而演进，始能符合因时间之经过而变更之社会，应无疑义。其结果，构成法律规定之概念，自与法律同样常有历史性的时间结构，必须随历史之变迁而演进。”[41]“没有一个法律概念，在教条上是完全不变的”，[42]现代法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使得一物一权等物权法上的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样一来，第二种方法似乎才是最符合逻辑的。中外学者对一物一权的界定，文字的多寡不同，但就其所揭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冲突的他物权。[43]实际上，我们无须浪费太多的文字，只要将“内容、性质相互冲突”这一修饰语放在更准确的位置上，传统的一物一权概念便会有相当大的改观:在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排斥的物权。这一概念具有两重含义:1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个物权，包括一物之上可以存在两个所有权、所有权和他物权，或所有权和若干他物权。就是说，物权可以竞存，前提是，各种物权之间具有包容性，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包容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当潜在的物权排他性终于按耐不住物权的包容性而从骨子里进发出来时，竞存的物权便发生生死存亡的激烈冲突，解决冲突的手段是物权与生俱来的，或法律后天赋予的优先效力。物权优先效力的价值就存在于物权排他性取代物权相容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也造就了物权的优先效力;当然，所有权(母权)与自所有权中分离出去的他物权或自所有权中分割出来的它种意义的所有权(子权)[44]之间竞存的解体与优先效力无关，而由子权最终要向母权回归的本性所决定。2.性质或内容相互排斥的物权，即不相容的物权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这是一物一权原则的本质内涵所在，是物权的排他性使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任何物权相互之间只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就不可能在同一物上竞存，一个权利在某一实在物上生成了，另一相斥之权利则自始不能生成:取得质物占有之人成就了质权，未取得占有之人不可能成就质权。当然，转质可以生成另一质权，但是转质权必须以原质权的有效存在为前提，依附于原质权而存在，原质权消灭，转质权随之消灭，转质权实际上是原质权的衍生物，在质物上存在的原质权与转质权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质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一经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买受人的实益所有权即产生，同一标的物上不可能同时存在另一实益所有权。这期间，如果由于出卖人一物二卖，抑或买受人将自己的实益所有权出让他人而导致再行转让的实益所有权成立，那么，原实益所有权将于次实益所有权成立之时自行消灭。[45]这种天然的排斥性来源于物权本性与内容的同一性，正所谓“同性相斥”。典权可以与抵押权并存，但不可以与另一典权并存，因为两个典权同以占有为要件，并具有相同的使用、收益之内容。同理，基于信托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所有权可以与受益人的实益所有权并存，但在信托财产上决不可以再设定他人相同内容的法律所有权。总之，无论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会给所有权，乃至于整个物权体系带来怎样的变化，一物一权原则不容置疑。注释:尹田:《论一物一权原则及其与‘双重所有权’理论的冲突》，载《中国民法学精萃》2003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美〕托马斯·C.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高新军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参见欧阳坷:《人性光辉下的所有权》，吉林大学2004年民商法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陈华彬:《外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梅夏英:<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0页。前引〔2〕，王利明书，第286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9页以下。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289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16页以下。肖厚国:《所有权的兴起与衰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以下。GottfriedDietze，InfnseofproPer，ThejohnsHOpkinsPress，1971，.参见【日」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页，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94页。宋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担保意义—从大陆法系责任财产角度》，清华大学2005年法学博士学位论文。谢哲胜:《台湾物权法制发展》，《财产法暨经济法》2005年第2期。申卫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诸种形式的所有权保留做了详细论述。简单的所有权保留指卖方将标的物交付给买方，在买方支付该特定标的物的价款前，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由出卖人保留，其保留所有权的客体仅限于根据本合同占有的特定的标的物;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购买标的物不是用于消费或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将标的物转售他人，或者是对标的物进行加工、添附后再行出售，为了保证卖方的价金债权，卖方保留所有权的客体可以延长到买方的转售所得或加工物之上。在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在完全支付价金后方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全部价金交付之前，买方有权对标的物进行处分。扩大的所有权保留，是指当事人约定当买方不仅清偿了全部价金，而且清偿了出卖人与买受人基于其它生意而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债务后，买方才可以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参见申卫星:《期待权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8页以下。沈达明:《法国/德国担保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参见前引〔20〕，申卫星文，第51页。转引自前引〔2的，申卫星文，第91页。转引自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页。笔者曾经主张，所有权保留中存在双重所有权，卖方所保留不是实益上的所有权，只有在买方没有按照约定交付价金时，这种所有权才具有意义，成为出卖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买受人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使用标的物的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只是这种所有权于买受人未按约定交付价金时终止而已。故可以借鉴英美法的经验，将两种所有权分别称为取回所有权和附条件的所有权。参见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上的土地现实所有权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王利明:《论公司所有权的二重结构》，载前引〔2〕，王利明书，第78页。前引〔l〕，尹田文，第249页以下。梅夏英教授在他的论文《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中也认为:“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包含的一切权能，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就个人对物本身权利义务的描述，法人作为一个法律构建的实体，本身便是一个团体的概念，这种由团体占有形成的法律上的主体本身便与’绝对所有权’的个人主义隐喻相悖”。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2页。前引〔7〕，梅夏英文，第84页。以所有权保留为例，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金的，其所有权终止，并回归于出卖人，出卖人的所有权由法律所有权转变为完整意义的所有权，有权利向买受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买受人依约支付价金的，价金一经交付，出卖人的法律所有权自行终止，买受人的所有权转变为完满状态的所有权。前引〔1〕，尹田文，第252页。121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这种抽象的所有权的结果”。GyorgyDiosdi，nersnPinAneetanre一classcazRomaLaw，、133、134.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75页。傅静坤:《论美国契约理论的历史发展》，《外国法译评》1卯5年第1期。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前引〔1〕，尹田文，第249页;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79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第72页。同上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年版，第13页。[41]Laren:，Meth记enlehrede:Reehtswissenschaft，，;GerhartHusserl，Reehtundzeit，1955，s一off.，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42]前引〔41〕，黄茂荣书，第83页。[43]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所言:一物一权主义是指一个物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的有体物，在同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物权，尤其不能设立两个以上所有权。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同样的表述，一物一权原则指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物之上不得设定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他物权。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44]为行文方便，我们在此将所有权称为母权，分离或分割后产生的物权称为子权。[45]实意所有权指不具有所有权的法律责任，但具有所有权本质属性的所有权，亦称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或实质上所有权，英美法上相应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与此对应的是法律所有权，指由法定公示方式表征的所有权，又称为法律上所有权，或形式上所有权，英美法中相应为普通法的所有权。
民商法学毕业论文选题（一）民法总论 1、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研究 2、意思表示研究 3、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研究 4、间接代理制度研究 5、两大法系代理制度比较研究 6、诉讼时效的效力研究 7、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研究 8、法人的本质研究 9、我国合伙制度的完善 10、我国合伙的法律地位研究（二）物权法 11、我国物权法体系研究 12、法人财产权性质研究 13、企业法人两权分离制度研究 14、国家所有权制度研究 15、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 16、占有制度研究 17、物权行为研究 18、我国民法上抵押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19、无权处分行为研究 20、法定代表人越权原则研究 21、我国民法上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22、相邻关系研究（三）债法 23、我国买卖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24、非典型合同研究 25、旅游合同研究 26、一物二卖效力研究 27、转租之效力研究（四）商法总论 28、商法的本质 29、商事登记制度研究 30、商法的价值 31、商业名称制度研究 32、商法的基本原则研究 33、论商法与交易安全保护 34、商法总论对分论的指导意义 （五）公司法 35、论公司资本制度 36、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 37、大股东对小股东的责任或义务 38、论股权 39、论独立董事制度 40、董事的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 41、公司有限责任研究 42、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43、公司收购中对广大中小股东的保护 44、一人公司研究 45、破产重整制度研究（六）证券法 46、承销人的尽职调查责任 47、公开披露制度的意义及其研究 48、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 49、我国证券法民事责任现状研究 50、搅拌现象研究 51、我国证券法调整的证券关系（七）海商法 52、论海运保函的法律问题 53、论提单中的并入条款 54、略论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问题 55、论海运货物留置权 56、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责任期限探析 57、论提单的物权性 58、论我国海上承运人责任制度 59、船舶优先权研究 （八）票据法 60、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61、论票据对价 62、票据的无因性研究 63、论票据法的近因原则 64、论票据代理制度 65、票据伪造制度研究 66、论票据追索权 67、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 68、论票据保证 69、论票据时效 70、论票据背书 （九）保险法 71、论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 72、论保险利益原则 73、论保险代位求偿权 （十）知识产权法 74、论知识产权与物权。 75、论入世以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变革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76、论全球化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影响 77、论知识产权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78、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 79、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80、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1、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 82、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司法保护 8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84、论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方式 85、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平行进口的研究 86、论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87、论知识产权中的间接侵权 88、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立法的思考 89、论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90、论著作权与邻接权 91、论计算机软件保护及法律适用 92、论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 93、论数字化作品的知识产权问题 94、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95、试论电视综艺节目的知识产权保护 96、论计算机软件保护的法律问题 97、超链接的知识产权问题 98、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问题 99、模仿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100、企业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01、中文域名与相关知识产权保护 102、论域名的知识产权属性与立法、执法框架 103、论中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保护机制 10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105、论新闻侵权 106、论有关大众传播的法律问题 107、论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108、论商标与商号 109、论驰名商标的保护 110、论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与商标保护、著作权保护的区别 111、论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 112、论商业方法专利 113、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114、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性质分析及法律对策 115、大型体育竞赛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16、论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问题 保险法参考题目 117、试论投保人告知义务 118、试论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及存在时间 119、论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 120、论我国《保险法》中代位权制度的完善 121、论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 122、论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您的法学专业论文具体是什么题目呢有什么要求呢论文是需要多少字呢开题报告 任务书 都搞定了不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