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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秦汉散文1、秦代国祚短促，可提及的散文家只有李斯一人。他的作品主要还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 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记》 《汉书》等史传作品，汉代散文的创作主流就 是政论文。它们的文风朴实厚重，内容切近时事。四百年间风格历经数变：西汉初贾谊等情 感浓郁，饶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 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行文用语在东汉后期也向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 期还出现了不少抒情、叙事的散文。2、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公元前 239 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 将其门人文章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魏国有信陵君， 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 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3、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谏逐客书》。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文辞整饬 简洁，气度宏伟对后世碑铭文字影响甚巨。据《史记》记载，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邹峄山刻石文》、 《琅邪台刻石文》 、 《之罘东观刻石文》、 《琅邪刻 石文》、 《碣石刻石文》、《会稽刻石文》等。秦刻石为后世碑文之祖。4、贾谊与晁错 贾谊是汉初年轻的政治家。他的作品集中收录在《新书》中，可分为专题 政论文、疏牍文和杂论三类。 《过秦论》三篇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贾谊疏牍文的代表作 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晁错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是汉初另一个著名政论家。《论 贵粟疏》是其代表作。5、董仲舒与刘向等 董仲舒是儒家大师，对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贡献 巨大。其《天人三策》对后世集权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和文献学家， 他为许多古籍写的叙录不少是出色的散文作品，如《战国策书录》。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叙写个人情志，情感浓郁，言辞痛切，又别是一种风格。6、王充的《论衡》是东汉代表性的政论散文。王充、王符和仲长统是东汉散文的三大家。 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 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历史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汉文学，特别是汉代文学，是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秦代文学园地虽然荒芜，但秦代为后代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汉代文学就是在大一统的封建盛世中产生的，无论诗歌、辞赋、政论散文、传记文学、小说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戏剧与文学批评也开始起步。 这些都决定了汉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为后世文学，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春秋时代的！！题目可以写（退避三舍）就是春秋时晋楚争霸的故事，你可以从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开始写~后来流亡到楚国受到楚庄王的照顾，最后重耳答应他，等回晋国做了国君，一旦晋楚两国爆发战争，我一定退避三舍以报其恩~~结果后来不幸言中了~~晋国和楚国开战争夺霸主的地位~~晋文公（重耳）信守诺言退避三舍，报答以前楚庄王的恩情！！写这篇文章你可以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做人要知恩图报，信守诺言）2）也是春秋时代的！！题目可以写（卧薪尝胆）就是越王勾践努力报仇灭到吴王夫差的故事所谓（苦心人，天必佑，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写这篇文章中心思想可以表达（只要努力一会得到回报）3）战国时的故事！！题目叫（商鞅变法）写写战国时商鞅变法强大秦国的故事（这篇文章你可以把商鞅比喻成邓 小 平 同 志把变法强秦国比喻成改革开放富强我国~~）（拍拍领导马屁会吧？？？）第三种方安不推荐啊~~~写好了大家都高兴~~写不好就惨了~~~
你可以同世界近现代史联系，研究国际关系与角逐以及地球统一的问题，以下可以参考，具体史实自己罗列、核对，我非历史专业，不过见得比较多。可能有帮助，也可以讨论，JY3375@126近现代史列强争霸的春秋战国本质“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又总是如此的作弄天下人，原来我们早已处在这慌乱的春秋战国乱世之中了。 美国--秦国，地处西鄙，东为黄河、华山崤山函谷关天险，南有秦岭阻隔，其他中原强国难以成功致命攻击，北、西皆为戎狄之地，南为巴蜀，构不成威胁，反而成了秦国的战略预备空间；美国地处美洲，东西皆为大洋所隔，极占地利，其他各列强难以致命攻击使其灭国，北美南美皆是小国弱国，难以构成威胁，反而成了美国的后院，别国休要染指；起家之路：秦国靠勤王有功，美国靠两次世界大战；结局很难预料。 俄罗斯--楚国，地处南蛮之地，不被中原各国认同，独自在南方发展，开疆拓土，以致能问鼎于周，称王，后灭吴、灭越，东至于海；而俄罗斯地处欧洲北方苦寒之地，从莫斯科公国四处征伐，北出北冰洋，西见波罗的海，南开黑海北岸，东方越过乌拉尔、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沿岸。一直不被欧洲各国看重认同，二战后能同美国叫板，不知以后能灭掉现在的吴越不？拭目以待。 德国--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四出扩张皆未果，对内被同出于晋的赵韩牵制，在外被齐楚燕秦围困。而德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中心，四战之地，四出扩张，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在大陆上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围困，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于东方尚未陆上接壤。现在被美国军事上控制住。 法国--赵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向北扩张成功，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韩牵制，在外被齐燕秦围困。而法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拿破仑时代进攻德意志、俄罗斯，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其中差点灭国，在大陆上有德国、意大利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东方尚未陆上接壤。 意大利--韩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赵牵制，在外被齐燕秦楚围困。而意大利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两次骑墙，在大陆上被德国、法国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较远尚未陆上接壤。 英国--燕国，地处北疆，北为燕山、东至辽河流域，西南同赵国接界，东南同齐国交土，可惜没能抓住时机向上天赐予的内蒙古草原、松嫩平原拓展，造成没有战略空间的窘境。而英国隔海相望与法国、德国，其他面皆为大洋，抓住时机击败西班牙舰队称霸海上，在非洲、美洲、亚洲、澳洲成功经营，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齐国，地处泰山之北、东，东、北皆临大海，富产盐铁，贸易而富足，北有燕国（事实上灭齐一次），西有赵魏、在西边秦国更是阴谋百出，南边隔着泰山与鲁国为邻，修着齐长城防备鲁国，可见是肘腋之患。再南边楚国野心勃勃。春秋五霸之首，可叹没能及时南灭鲁国、并淮泗诸国，灭吴、越，西占宋、郑进而占据中原，统一中国。中国也是这样的，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北、东，东、南皆面海，富产磁丝，靠世界制造、贸易发展壮大，北有强敌俄罗斯熊视耽耽，东有日本垂涎三尺，相隔中亚、东南欧小国与德、法、英向望，东边远隔重洋的美国暗施诡计，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南印度蠢蠢欲动，中国时刻警惕，只差没修（齐）长城了。最久远的文明古国，宏图的秦汉帝国，大唐帝国，令世界战栗的蒙元帝国，七下西洋的明帝国，到晚清后来败落，列强瓜分，日寇蹂踏。现在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并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 日本--吴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邻齐国，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越国，吴越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日本地处亚洲东北端海上，北与朝韩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北邻俄罗斯（楚国），东边是其又敬又恨的的美国（秦国），差一点在称霸后灭掉中国（齐国），多次殖民朝韩（越国），只是天不予时。被同盟国击败。 朝韩--越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吴国，越吴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朝韩地处亚洲东北端半岛上南与日本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共山水，北邻俄罗斯（楚国），再东边是其救星的的美国（秦国），多次被日本殖民，在美国（秦国）、俄罗斯（楚国）、中国（齐国）扶持下独立发展强大，与日本角斗，而美、俄、中壁上观角斗，使其势均力敌，不一方独大。 另外还有：印度--鲁国，隔着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泰山）与中国（齐国）相邻，对峙。 土耳其(扼亚欧非之枢纽)--郑国(扼守中原），中亚、西亚、东南欧各国如春秋战国的淮泗小国，东南亚澳洲如汉水小国，南美如秦国西部的戎狄，非洲如百越诸国一样，（只就形势，并非贬诋他国）不一而道... ... 大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现在中国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不明兴替，不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南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警醒吧！ 也许我杞人忧天吧，但愿我没洞晓这现代版春秋争霸战国决雄的残酷现实，也许还活的轻松些。不知所谓，不要见笑！
首先，你应该理解这个主题，理解这个主题的答案，并且不要写下这个主题。其次，语言应该合乎逻辑，思想应该写得简单明了。这类问题通常是为了测试你对知识的运用和语言的逻辑。只要你不离开答案的中心，这篇文章就应该逻辑清晰，简单明了，不要说太多，因为批改老师没有时间具体阅读。
你可以去看下（历史学研究）~里面已经发表的论文你可以看下论题，好好学习参考下
张爱玲小说的中心思想：在女奴时代谢幕的今天，女性角色的归属所在，张爱玲否定当时女性的生存方式，希望女性能挣脱文化的，历史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诸多枷锁般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 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出生，她的外婆是小妾。裹着小脚。她的母亲和父亲离婚了，父亲娶有小妾并且和小妾吸食大麻，最后败坏家产。母亲离婚后去欧洲。张爱玲的父亲几次说要杀死张爱玲，张爱玲从父亲那逃到母亲那，母亲对张说：“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爱玲缺乏父爱，因此有恋父情结。这也是以后她和汉奸胡兰成恋爱的原因之一。 别人都说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张爱玲却说“我是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张爱玲三岁便把唐诗三百首拿下，七岁时开始写自己第一部小说。她曾经犹疑是要做一个钢琴家还是画家。她是一个天才。但生活的琐碎中她的自理能力却可以说是个白痴。后期帮香港电影公司做编剧，并且参加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家。一生作品无数。 张爱玲的自传中说到自己创作的《倾城之恋》拍成电影后，好多女人喜欢。原因：人都说二八年华，而《倾》中的女主人翁白流苏年近三十还能找到一个有钱又帅气又风流倜傥的男人范柳原，这给了很多女人一个梦。而流苏也在看不起自己的家人面前出了口气，又给大龄单身或离婚过的女人们“争一口气”。但张爱玲自己说，《倾》并不是个好的圆满结局。流苏的家人嫌流苏是个离婚大龄女人，处处刁难流苏。家里一片的女儿，把小的宝络嫁给从国外回来年轻有为的富豪范柳原成了家人的首要事情。而最后范看上的居然是流苏。窥见上海这家子的生存法则后，从故事一开始到结束这就是个悲剧。柳原不想让任何女人束缚住自己，包括他爱的流苏。柳原不要婚姻，他惧怕婚姻。而流苏有脑子，她要的就是名份。但流苏也不想成为其他那些太太那样无所事事，整日吸食大麻。在男女主人翁斗智斗勇几回合后，发生了香港沦陷，身处在战争的爱情，在历经考验后，柳原终于在危难之际害怕失去真情，害怕失去流苏，也怕自己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终于娶白流苏当了正式的太太。要是没有了香港沦陷，也就没有这“圆满”的结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张爱玲说了，两人都不是在大时代中的英雄，他们没有去参加反抗侵略。而流苏和她的家人以婚姻做生存的理念只会成为妇女永远的悲剧。 《连环套》和《金锁记》就直接凸显了旧社会没有文化女人靠婚姻生存的悲惨结局。《连环套》中的霓喜从小被卖给个印度商人做妾，为了做正室，几经波折，最后被丈夫雅赫雅赶出家门。之后又找了几个男人跟他们“完婚”，有的是有结婚，有的是没结婚。“汤姆生两手按着桌子站立着，茫然看着她，就像是不记得她是谁。霓喜忽然觉得她自己的大腿肥唧唧地抵着写字台，觉得她自己一身肥肉，觉得她自己衣服穿得过于花哨，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汤姆生的世界是浅灰石的浮雕，在清平的图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块，浮雕变了石像，高高突出双乳与下身。她嫌她自己整个地太大，太触目。汤姆生即刻意会到她这种感觉，她在他面前蓦地萎缩下去，失去了从前吸引过他的那种悍然的美。”当女人认为肉体是自己的本钱的时候，她也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她笑道：‘发利斯比我小呢！年纪上头也不对。’那印度妇人顿了一顿，微笑道：‘年纪上是差得太远一点，他的意思是……瑟梨塔……瑟梨塔今年才十三，他已经三十一了，可是他情愿等着，等她长大。你要是肯呢，就让他们订了婚，一来好叫他放心，二来他可以出钱送她进学校，念得好好的不念下去，怪可惜的。当然弟弟妹妹也都得进学堂。你们结了这头亲，遇到什么事要他帮忙的，也有个名目，赛姆生太太你说是不是？’霓喜举起头来，正看见隔壁房里，瑟梨塔坐在藤椅上乘凉，想是打了个哈欠，伸懒腰，房门半掩着，只看见白漆门边凭空现出一只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发站起身来，僵硬的膝盖骨咯啦一响，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女人老了也就没人要了，她的女儿还是可以利用的。 《金锁记》中的七巧悲惨的一生就被她名存实亡的婚姻所控制，不单害了自己，还连带去害自己的子女们。七巧也是个瘾君子， 大麻是她生存下来唯一感觉到幸福快乐舒心的溯源。七巧是无知的，是典型的旧社会婚姻奴隶，被婚姻的大锁锁了一生，即使离开争夺财产的婆家那所宅门，她也被锁得紧紧的，世代锁下去。 《花凋》和《琉璃瓦》也是两部有相似之处的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翁们被家人要求找婆家分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揭露了丑恶的旧社会当时民众的生活艰难以及想靠攀附资产家庭的可悲现象。《琉璃瓦》中的家庭偏偏生的都是女儿，父母张罗女儿们一个一个嫁了“好人家”，偏偏到了小女儿心心这儿，来了个“不听话”，玩上了自由恋爱。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男主人翁佟振保也还算老实，出生草根，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个好工作。但人家的艳福也不浅，有着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有其他灯红酒绿的地方各式的花朵们。女人们最后都是老了，都会腻的，男人却仍可以在社会的宽容下继续猎奇。当然，为了不辜负社会对他的期望，振保结果还是选择重新做个好人。 《色．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写照了。《色》是张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创作的。一个爱国的，要杀汉奸的女大学生王佳芝却被“汉奸”俘虏了心，临杀老易时放他一马。而汉奸易先生却为了自己的生存选择了杀掉女大学生王佳芝。在杀易先生的路上，佳芝一直在想老易是不是真心爱他。而老易“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男人在感情上是理智而又自私的，女人在理智下，还是会为了感情而自我毁灭的，这是男女对待感情的一个不同。也是女人“劣根性”的一种。 没有特别，最爱的还是《十八春》，又名《半生缘》。《半》中的女主人翁顾曼桢是迄今为止我最佩服的女人之一，在旧社会的种种“陋习制度”下她决不屈服，靠自强自立，一天做三份工养家，也决不步姐姐顾曼如的后尘做舞小姐。而最后嫁给祝鸿才也不过又是女人的“劣根性”作祟，她误以为赵世钧已经和翠芝结婚了，她就故意把自己毁掉，“自杀”嫁给祝鸿才，做了生平最错的一件事。后来就费尽周折和祝鸿才离婚，自己带着儿子继续独立。曼桢也是少有的不虚荣的女人，一点也不怎么打扮，自然清新。而翠芝作为一个富家出生的小姐，读大学也是为了嫁给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少爷。因为作为一个富家女，决不能出来抛头露面工作。翠芝也曾说过羡慕曼桢那样在外面做事，能够自己独立，充实。而翠芝和世钧结婚后整天就是和无知的富太太们攀比财富、打扮和奢侈的消费，世钧也从来没爱过翠芝这样的女人。最能和曼桢对比的是姐姐曼如。曼如是个可恨又可怜的旧社会产物，她为了维系自己赖以生存，但又摇摇欲坠的和祝鸿才的婚姻，居然设计让妹妹曼桢被姐夫鸿才强暴并关押起来产下儿子。故事最后，鸿才还是没改恶习，并没对曼如好。旧社会牺牲了曼如，曼桢成为鸿才这类人的玩物，牺牲了世钧和曼桢这对情投意合的男女的真爱，我每每看《十八春》都要哭，在曼桢那悲惨的命运中好像和她一起在经历这种撕心裂肺的惨痛人生。 姐姐曼如为了婚姻，取悦丈夫祝鸿才，去牺牲自己的妹妹曼桢的终生幸福，让人替曼桢唏嘘不已之余，对万恶旧社会女卑男尊的社会制度、地位感叹。 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都会有一夫多妻的段落，而这样的家庭面临的都是没有真爱，而只能又是为家产争夺而最后酿成悲剧。现实中，张看得太多了，自己的父母也是旧社会婚姻的牺牲者。 《流言》和《传奇》是张爱玲的名著，而张爱玲自己本来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段传奇呢？ 胡兰成就是在一次看到张爱玲的《封锁》后想认识这个女孩。张爱玲旺盛的创作时期都是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另人诧异一个少女会有如此的思想。她被誉为鲁迅之后又一个追寻人类真谛的人。她的曾祖父是清末大臣李鸿章。后来胡兰成抛弃了她。她第二任丈夫是美国的赖雅。
有关对女性文学的认识为：女性文学虽然也称为女性解放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但根据郑英子（韩国文学批评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都只是女性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
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女性文学充分表达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奇特理念，完善人性本身精华，展现各阶段女性充当的角色，挖掘出灵魂最深处的独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那些呐喊、那些彷徨、那些轻浮、那些坚强，体会着女性独有的信仰理念。
女性文学研究其价值：
1、审视现代社会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在性别意识、性别观念、性别文化、性别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很多不和谐因素。
2、对性别文化解构和建构，对父权社会制度解构，并建构新的性别文化，既体现男性价值观也体现女性价值观，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地发展。
3、发现和展现女性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女性在感知、认知和评价上具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魅力，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独特的美学价值。
4、女性以自身的性别意识和生命体验探讨人类和社会的问题，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途径，从而更好地完善人类文化建设。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著作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如你所说的《氓》叙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受虐到被弃的过程，感情悲愤，态度决绝，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和损害。虽属叙事诗，但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仍然能看出这个女子的洒脱和倔强，“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就能够体现这一点。 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以后，不可避免地，男性作为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社会地位在不断升高，而女性因为先天的原因无法如男人般适应社会对于力量和效益的要求，所以日益攀附于男性。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然，连鲁迅先生都曾经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过“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这也就证明了中国女子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是饱受欺压的一方，但是色彩鲜明的女子以及中国文学史对于她们的肯定也是有的，就如你所说的花木兰，当然，也应该看到，花木兰之所以能够如此盛名，也是因为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女性的身份，是作为男性角色扬名于世的。 而古代有很多小说，就曾将才貌双全，德艺双馨的女子视为反面教材，将不幸沉湎于男欢女爱之中的错误全部归到她们身上，因果循环，重男轻女的思想尤为严重。尤其是一部中国思想史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从礼仪中提及的三从四德开始，到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再到宋明理学的出现，一步一步束缚妇女的言行，牵制了人们的思想，而若是女子稍有出格，则后果可想。可见，中国文学史对于女子的要求和看待还是相当苛刻的。 当然，凡事都应具体看待，何况女子本身就有好坏之分。像飞燕合德之流确是为人不齿，但也有红拂，秦淮绝艳等出尘女子。 欢迎阅读《作文:抓蝴蝶》，“查字典”每日为您更新更多优秀的“一年级作文”，请随时关注！ 这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到楼下院子里去玩，来到小花园里，我发现枇杷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枇杷果，樱花树和樟树又长高了。
不要选概念太大的题目，否则会不得要领。最好是找一个比较新、研究的人相对比较少的题目，比较有开拓性。实践性的案例题目比纯理论的要简单些
我写的是法制史的题目其实不是好不好写的问题，是有没有兴趣的问题选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写起来自然也就轻松很多一般的本科论文不难 ，多找点资料，截取精华，自己编个提纲，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还有，选题目不如选老师，因为论文的负责老师不同，选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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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3年再版（1982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5年再版。3．《中国古代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简犊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版。5．《秦汉社会文明》（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6．《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7．《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8．《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9．《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10．《秦汉简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3．《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4．《长江文化史》（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文章1．《批判〈中国田赋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3期。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3．《怎样看待农民战争的“伪降”》，《人民日报》1964年8月19日。4．《略论社文秀之死》，《历史教学》1964年。5．《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6．《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7．《试论商勒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8．《井田和爰田》，《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9．《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10．《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11．《“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12．《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13．（秦国华阳夫人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14．《悼念陈直教授》，《考古》1980年第5期。15．《秦公钟、铸铭文释读中的一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6期。16．《论秦穆公》（合作），《考占与文物》1980年第6期。17．《古代法制杂谈》，《随笔》1980年第11期。18．《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19．《萧将军瓦和前将军萧望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20．《秦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1．《秦代法律制度初探》，《法律史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22．《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23．《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25．（周公东征与嬴姓西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26．《支那称谓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27．《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28．《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专刊，1982年。29．《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30．《陈直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1．《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史学〉论文选》（光明日报专刊丛书，光明日报社1984年版）。32．《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史论文选》（第一分册），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33．《汉代法律管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34．《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合作），《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参考资料》，辽宁省社会科学学会、辽宁省历史学会。35．《秦代中央官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36．《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37．《“隶臣妾”并非奴隶》，《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3年版。38．《秦汉时代的市政》，《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5期。39．《1983年秦汉史研究概况》，《光明日报》1984年3月21日。40．《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人民出版社版社1984年版。41．《中国历史的魁力》，《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84年第2期。42．《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1985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3．《秦佣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年第3期。44．《怎样学习秦汉史》，《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5．《怎样理解文明这个概念》，《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46．《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习月刊》1984年第10期。47．《研究古代史亦应重视信息》，《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0日。48．《理财家桑弘羊》，《天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6期。49．《秦涌之谜》，《文博》1985年第1期。50．《张汤评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51．《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52．《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53．《刘向》，《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4．《范晔》，《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5．《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56．《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研究生能力培养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57．《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历史资料——介绍我国秦汉简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1期。58．《历史的经验与现行的政策——兼论〈论秦的兴亡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期。59．《秦涌主题何处觅：〈秦涌之谜〉之二》，《文博》1986年第2期。60．《〈三国演义〉中丰富生动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吗？》，《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61．《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合作），《文博》1986年第5期。62．《中国出士简研究近况》，《史滴》第7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86年）。63．《西安古代军阵研究》，China Daily Jan．26，1987。64．《〈居延汉简研究〉评价》，《光明日报》1987年3月4日。65．《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66．《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精华：介绍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光明日报》1987年7月22日。67．《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68．《以君主意志为法权的秦法》，《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69．《如何学好秦汉史》，《中外历史》1987年第3期。70．《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光明日报》1987年7月14日。71．《陈直（居延汉简研究）评介：兼谈历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72．《中国秦汉史研究近况と展望》，[日本]《古代文化》1988年第2期。73．《秦人的开拓精神和秦国的开放改革》，《陕西日报》1988年5月11 日。74．《秦人观与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75．《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年第3期。76．《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合作），《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秦始皇陵兵马涌博物馆论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77．《秦赵同源新证》，《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78．《国家与社会的统———与唐德刚教授隔洋对话》，（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79．《涌魂惊窘宇，歌舞颂强秦——评舞剧〈秦涌魂〉》，《西安戏剧》1988年第1期。80．《汉长安城的未央宫》，《旅游博览》1988年第2期。81．《〈中国版刻综录〉简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197期（1988年 9月）。82．《秦涌的价值》，《秦陵秦诵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83．《秦佣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年第4期。84．《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85．《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86．《中国人学者によるの[日书]研究の现状》，《史滴》第11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90年）。87．《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88．《咸阳古道音尘绝：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介绍》，《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互、2期。89．《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与婚姻家庭：从〈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说起》，（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90．《秦汉政策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91．《“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92．《秦简〈日书〉校补》，《文博》1992年第1期。93．《评何兹全教授〈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94．《朱雀楼札记》，《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5．《〈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6．《台湾秦汉史学者研究概况》，《秦陵秦佣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97．《〈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98．《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99．《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100．《将我的思想和情感灌注到秦汉史研究中》，《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101．《求长生而致短命——秦始皇死因考》（合作），《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02．《秦始皇的恚恨》，《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103．《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104．《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105．《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106．《一孔之见，借以续貂》，《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07．《西汉史研究的又一硕果：〈汉人秘史〉（〈西汉兴亡史〉）序》，《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108．《千年难解始皇谜：评〈秦始皇帝评传〉》，（文博）1996年第5期。109．《汉乐府〈焦仲卿妻〉的爱情悲剧及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第3期，台北，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