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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 萧红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从女性平淡的日常生活着眼,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生活,唱出了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和迫害。萧红虽然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视,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于女性人格尊严的重视,为了建立一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一个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萧红的女性意识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她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妇女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萧红的小说体现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探讨了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一、女性悲剧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二、女性悲剧探询 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 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 三、社会深层探索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这一论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1、自然层面2、社会层面3、文化层面自然层面 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生育这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笔下，却成为女性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 在《王阿嫂之死》中对生育过程做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描绘：“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扎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 “自然性别造成的劫难再加上男人的无知、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这种动物般的生存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写照。 萧红在她的十多部小说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问题，而且所涉及死亡描写基本上都发生在女人身上。《王阿嫂的死》中怀着身孕的王阿嫂产后和新生婴儿一起死亡；《生死场》中王婆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情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后遭到丈夫的折磨而死，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美丽多情的月英的惨死。“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生就的一双多情的眼睛”，常使人感到“落到绵绒里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在病魔的摧残和丈夫的虐待下，“她像一个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姣好的身体也只剩下“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这些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最终走向了死亡。 面对女性生命毁灭的悲剧，萧红的叙述是直白、平淡、客观的，没有进行多余渲染。对王大姐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遇着乌鸦的时候，就给冯歪嘴的女人送殡了。”对小团媳妇的死未作正面描写：“……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媳妇就死了。”）两个埋葬她的人回来，议论“酒菜真不错，鸡蛋汤也热乎”，关于埋葬小团媳妇的经过却只字未提。在这些貌似轻松淡薄的叙述背后，我们感到萧红内心深处的悲悯与不平，感受到由女性无声的死亡所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凉。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灾难，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求生。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奇巧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激烈的冲突，她只是写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片段，人人都必得经历的生老病死等等，然而她凭借用忠实地描写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涯和悲剧命运。社会层面 求生的艰难——《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绘了在贫苦生活、阶级压迫以及男性权威围攻下艰难求生的画面，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女性群体命运。 人格的践踏——《生死场》中，有不少细节生动描绘了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人的压迫。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生死场》中甜美温柔的农家女金枝怀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爱上了成业，但是成业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使她未婚先孕，不得不匆匆嫁了过来。她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被丈夫打骂。成业在外边生意亏本，回来就拿妻子当出气筒，甚至不惜摔死才一个月大的婴儿。成业死后，成了寡妇的金枝为了生活来到都市，又遭到男人的强暴，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的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艰苦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决定出家当尼姑，可是尼姑庵在日本军进来之后早已空了，孤独的金枝依然无路可走。萧红在金枝身上表现的则是男人如何诱惑女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把她们当成满足本能需要的工具和伏侍生活的奴隶并冷漠残忍的对待她们。 自然生理、穷困生活、社会压迫、男权权威等固然是造成女子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广大妇女却是在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害所虐杀了。萧红还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更为深刻的封建文化意识对女性的戕害。文化层面 千百年来，女性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温顺、服从、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12岁的“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发育良好，活泼健壮，因为个子高大，不知害羞，头一天到婆婆家一顿吃了三碗饭而被“热心”的邻居们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象个媳妇，婆婆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这些“热心”的邻居们还踊跃疯狂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这些顽固的愚众大都是女性，如赵三奶奶，杨老太太……身为女性她们当初也遭受到类似的痛苦，几十年陈规陋习都这样实施下来，她们把曾经的痛苦抛到九宵云外，已经自觉地把陈规陋习的条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为虎作伥，和它一道来镇压起姐妹们来。这些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本性是善良的，是照祖传的老例办事，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毛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她舍得花大把钱给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婆婆的残害与谋杀。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下，她们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她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统的人活在世上。她们的心已经死了，没有爱憎、没有活力、没有感情、没有人性。 在倡导男女平等长达一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认同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女性虽取得了与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工作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女性生活的两难处境依然普遍，矛盾更加尖锐——大量存在于文字之中体现男尊女卑的字眼依然在传递着封建文化意识的毒瘤，影响着下一代；大量语言中指向女性的花样繁多的骂人词汇，代代口耳相传，愈发骂得过瘾了；更为可怕的是，女性在长期沦为男权中心社会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如小团圆媳妇婆婆类的“异化现象”，她们已内化了男性观念。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意识形态，她们甚至还要面对因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的对男性特权的冲击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围剿。但我们不能把女性的奋斗归于无望…… 无数的当代女性已身体力行地支撑着女性天空，无数的当代女作家正在充实着女性天空，我们要奋力“浮出”沉沦于地表千年的“水面”，说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大胆创造自己的女性文化，涂抹女性天空。
不对呀，萧红作品乡土味道很浓的
我这里有很多，留一下QQ我可以打包发给你。
萧红是由鲁迅引荐进入文坛的，不管在生活上，还是他们共同从事的文学上，萧红都怀着着崇敬之情去拉近与鲁迅的距离。
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键词： 生命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论文摘 要： 本文对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女性自我生命主体意识觉解的历程。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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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也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本文在分析女性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该种意识对文学作品创造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女性意识；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理论界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通说观点认为女性意识应当包涵两个方面：
（1）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内涵；
（2）女性意识追求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内心情感、思维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就同样的事件她们具有与男性不同的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女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因此需要反抗。女性经验强调女性独特的生理、文化感受。生理感受主要是女性经历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的过程，正是因为女性经历了这些过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特殊。而正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性，也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许多挫折，比如怀孕的妇女被单位拒绝。正是因为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女性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
二、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很多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也都将女性爱情作为主线。当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之后，她们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婚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自己婚姻的途中，也出现自我迷失。将爱情想的过于理想，这也体现了改革初期女性意识发展并不成熟。在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都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爱情观也有区别，但都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性，开支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哦，香雪》作品中，作者铁凝在作品中描述了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也是作者对爱情的向往。到了后期的铁凝作品中，纯朴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以悲剧命运结尾，阐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生活。
（二）唤醒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一直在女性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最初体现在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在文学作品中也通过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来突破传统的女性地位。从性的角度分析，许多作品也通过描绘女性内心对性的渴望，来展现女性意识。比如在《岗上的世纪》作品当中，作者王忆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相练习，认为两者不可分离。如果单纯的描写男女的爱情，而不提及性，则无法充分体现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逐渐脱离男权主义
在当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逃离”是比较不变的现象。“逃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逃离现有的环境，奔向其它环境，这是女性在具备女性意识之后寻找的自救道路；
（2）确认女性地位，提高女性的自信心，这体现女性的自我发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逃离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对男权主义的抗拒。女性通过逃离男权主义的束缚，而增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逃婚现象，都体现了女性内心渴望自由，但结局通常是因为内心的过度封闭，带来了内心孤独感，这也是现实当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三、女性意识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实现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意味着男女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保持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男女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造。作家铁凝曾经提到过：当在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自己渴望通过“第三性”的视角来描绘男女之间的生活，使女性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只有摆脱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掘出女性的本质以及内在欲望。在铁凝的小说《对面》当中，摆脱了女性视角的束缚，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做出描写。作家王忆安同样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超越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寻找男女之间的平等性。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王忆安想探索的正式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双方如何保持平衡。在他的文学作品《兄弟们》当中，他指出女性不应当将矛头直接指向社会当中的男性，男女双方应当是处于统一战线，应当相互帮助。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男女双方才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互补。
（二）超性别意识的产生
随着超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种思想也逐渐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当中。作家陈染最早在作品当中提出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性别，既可以出现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性别群体中。陈染的这一观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他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男女双方因为性别的差异，应当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其次如果人们无法超越性别去看待任何时间，这种思想是低劣的、片面的。女性作品的写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经验的描述，以及男女之间对抗的描绘，这只会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作家陈染所提出的写作状态是:在尊周男女差异的前提下，彰显女性性别色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同情感，这种思想在9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结束语
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再屈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而是向传统发出挑战。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女性现代文学作品内容发生的改变。更多的作品开始以女性意识为主线，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现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洪珍，田兆山.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管窥[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7):20一22.
[2]李芳.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和非女性意识[J].文艺生活，2012，(12).
答 ： 不对内容摘要：萧红在小说中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重层面展示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与悲剧命运，并且多方面地深刻挖掘了女性悲剧的根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关怀”命题，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萧红小说 女性关怀 男权 Abstract:Xiaohong consistently keeps to the of women’s views and their experience of life in her shows the truth of existence about vast Chinese wonmen ,the tragwdian fata of them in many ways ,for example ,in the pain of existence and death ,in the torment of the soul and flesh. Morever she deeply uncovers the origins of women’s tragedy from every aspect. The Topic------“Loving Care for Women”in Xiaohong’s novels has the speci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20th Word: Xiaohong’s novels Loving care for women Men’s rights 人生来就分男女两性，整个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倘若缺少男性或缺少女性都不成其为人类社会。如此说来，在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应该地位平等，相互承认彼此的人格与价值，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利。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受到尊重，得到承认，享有话语权利，而女性则的沉寂的，她们一直处于沉默、无言的状态，不能也不会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愿望，其人格、价值与地位从来没有得到真正地承认，是一个被奴役被无视的群体。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蔡琰、李清照等少数几个女作家或女诗人，但她们很难在男性把持着话语权利的社会里，真正发出女性的心声。大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只是男性眼中的世界和男性说出的话语。所以，尽管中国女性在创造人类物质文明、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繁荣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她们在中国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学、文化中都几乎没有什么位置，不是被作为被动和否定的形象来塑造，便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某些论者所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和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中，大部分女性被除去在规定位置，用被假塑或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说话外，甚至从未浮出历史地平线。谁也不知道她们卸装后还是否在生存，如果是，那么势必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1〕只有到了近代，妇女解放的话题才被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确实如此，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是与中国女性的“浮出”密不可分的。她们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感应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逐步觉醒，从男性世界的阴影中挣脱出来，开始开口说话，拿起笔，把自己写进文本。尤其在“五四”以后，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庐隐、冯沅君、凌淑华、丁玲等，萧红也是其中一位，她们决然地拿起笔，以清醒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开拓了去国20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 但是，萧红与其他女性作家有着特别的不同。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生前她家久盼儿子以继承香火，她的降临使家人无比失望，女儿身带给她与身俱来的不幸，除了祖父的唯一关爱外，她倍受歧视与冷眼、束缚与压抑。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萧红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她把希望寄托在陆振瞬身上。当她离家出走，随陆振瞬去北京读书时，陆家对他们实行“经济制裁”，他们马上陷入绝境。陆振瞬向家庭妥协回到哈尔滨，她也只好带着“商人重利轻离别”的怨恨、返回呼兰家中。当她为了反对封建家庭专制，不愿接受和她“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再次从家里出来时，她又投入到未婚夫汪恩甲的怀抱，与他到旅馆去同居，可最后只落得被抛弃，落难在旅馆的悲惨下场。为了逃出旅馆，她又有“爱就爱，不爱便离开”的滥情主义的萧军同居。成名之后，为了反对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对爱情的不忠，又与端木蕻良结合，以至造成人生悲剧的结局。作为女性，她承受了父权、夫权社会所带给一个女人的所有不幸。这些都是其他女性作家所不曾遭遇的。但萧红的倔强的，她不甘示弱，不甘所遭受的“白眼冷遇”，在寂寞的生活中，她对女性的境况进行着沉痛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有其他女作家相比，其女性意识更强烈，“女性关怀”最执著。 这里的女性意识，无疑是女性对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人格的自觉确认和表现，是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积极体验有醒悟。而所谓的“女性关怀”，则是以女性意识来观照女性的生命状态，展示女性的生存本相，是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对女性价值的确认，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萧红从1933没开始创作到1941没病逝，在不到10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是以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以小说《小城三月》而终的，其中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以以及给她带来巨大成功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中长篇小说。在大部分小说文本中，萧红以强烈是女性意识，表现着她独特“的女性关怀”，她把笔触伸向中国的最下层社会，关注最普通的广大女性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重层面展示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并且还从多方面深刻地剖析了女性悲剧的根源。 在小说中，萧红写得最多也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女性生命的卑微、渺小、毫无价值，是女性身为女性的种种苦难，她从多方面展示了女性的生存本相。 1、爱情空缺 爱情，是文学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作品中描写最多的题材内容，但我们在阅读萧红的小说时，不难发现，萧红却偏偏避开了它，所有女性是爱情都是空缺的，不谈爱情竟成为她小说的一个特点。萧红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主人公翠姨的作家着力描写的女性，这位美丽娴静的姑娘朦胧的性爱意识被现代都市文明唤醒，却又被传统的封建文化压抑并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一切处在默默无言中，结果当然是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无望中，她只是以沉默表示对抗，同时也以沉默扼杀了自己的情感，最后抑郁而死。在沉重的精神锁链的扼制和现实的压迫下，女性只得默默将悲哀吞下。戚戚而生郁郁而死。生活环境比较优裕的翠姨的爱情尚且如此空缺，那些《生死场》中“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下层女性更不必说。金枝怀着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得到的却只是动物性野蛮的占有，她只是男人发泄欲望的工具，根本没有爱情可言；村中最美丽的月英就连丈夫的同情心与温情都得不到，更不用说爱情二字；麻面婆更是男人吆喝的对象，有奴隶无二，更不配谈爱情……是的，在漫长的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是天然的不幸者，萧红笔下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谈爱情未免太奢侈、太不现实了，所以对女性而言，爱情只能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萧红之所以关注并表现女性爱情的空缺，这是她在遭遇爱情的切肤之痛后，痛定思痛，对女性与爱情所作的深刻思考。 2、生育苦难 在表现女性的生存真相时，萧红着意描写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在《生死场》第六章“刑法的日子”中，萧红将经久不望的自身经验填充其间，以滞重之笔描绘了农妇们所受的这一“刑法”。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禁不住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者刑法”。五姑姑的姐姐的经历最为可怖，“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这位“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生边若眼毒药，她将吞下去”，“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生育时这痛苦的“刑法”还不止，有的女性因此还被判了死刑。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都没能逃脱生育带给她们的死亡。这里，生育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女性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值得骄傲与喜悦的 幸事，反而成了她们沉重人生的又一大痛苦与灾难，那血光与死亡昭示着女人所经受的是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她们怀孕与生产时都受不到呵护与照顾，反而得到 的是男人的蔑视与欺压。男人一看见女人生产就反对，用长烟袋砸向女人，把冷水泼向女人，仿佛女人怀孕、生育与他们男人无关，男人们在这里失掉了人性，女人们却因男人失掉人性而受苦受罪。我们还注意到，萧红在写女性的“刑法”的同时，还写到了鸟类及狗、猪等动物的繁殖、生产活动，从中我们不仅看到“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者死”的表象，而且也看到生育这一本来是女人的创造性业绩，却只停留在动物的水平面上和女性身为女性完全失掉了人格、尊严与价值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其中隐藏着女作家深深的思索与不平。 3、生存悲剧 《诗经·小雅·斯干》中有这样的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裳裼，载弄之瓦……”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生男生女的区别如此之大，人从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其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就已经确定了，若身为女性，那便是先天性“”！缺爱是孤寂，缺爱是悲苦，更为可怕的是，缺爱是死亡。萧红在小说中集中关注着女性，悲悯着女性，除了对女性爱情空缺，生育苦难的关怀之外,她还直面着女性其它种种生存悲剧。《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带者身孕为地主劳作，还要遭地主的辱骂和踢打；《牛车上》的五云嫂，丈夫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当逃兵后被抓去枪毙，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长大，饱尝了孤儿寡母是痛苦酸辛；《桥》中的黄良子，迫于生活给别人当保姆，对自己的孩子却不能给以母爱的温情，亲生儿子在无人呵护的情况下掉进水里活活淹死；《山下》中的林姑娘母女，被丈夫和父亲遗弃，整天辛辛苦苦也无法保证基本的温饱；《手》中王亚明因为出身卑微，两手黑污，受到别人的歧视凌辱，最终只有放弃受教育的权权利；《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甚至连生长、发育的权利也没有，就因为她长得大了些，不知道怕羞，头一天到婆婆家就吃三碗饭，人们就说她不像个小团圆媳妇，最后竟被活活整死；王大姑娘长得美丽健康，活泼能干，人人称赞，可就在她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与磨倌冯歪嘴子相爱结合后，其先前的一切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人们说长道短、造谣中伤，最终在人们的冷言冷语中寂寞死去；而整部《生死场》可以说是 用女人的呻吟和血泪谱写的一首凄婉的歌。每个女人，无论老少美丑，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血泪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老王婆 一生中经历的折磨与苦难数也数不清，丈夫的死，儿女的死，甚至连她自己的死，她都承受了，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女人悲剧命运的缩影；金枝怀者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而成业却只把她当作泄欲的工具，金枝未婚先孕屈辱地嫁给了成业，出嫁才几个月成业就已经对金枝冷淡厌倦了，无一点温情可言；而小金枝就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没有，出生才一个月，就被父亲活活地摔死，埋在乱坟上，被野狗撕扯得什么也没剩下；丑陋的麻棉婆像动物似的活着，受尽欺凌嘲弄，即使是最不像男人的二里半，也能在这个老婆面前大耍男人的威风，她除了软弱的哭叫别无他法；月英是打渔村最漂亮的女人，但是其命运并没有因美貌而改变多少，却更加悲惨，生病后，丈夫不给她吃不给她喝，打她骂她，甚至把炕的棉被都拿走，让下身腐烂长蛆的她卧在一堆烂砖上，整夜疼痛哀叫到天明，丈夫却理都不理，最后像鬼似的死在了冷漠与病痛中。这就是当时中国广大下层女性的生存真相。真是生不如死，连动物都不如。萧红就是通过这些惨不可言的血腥画面，揭示出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在萧红眼里，中国女性活着像猪狗一样卑贱沉重，像草芥一样渺小低践，死去则如蚂蚁似的无声无息，无论生或死，她们都毫无价值可言。中国女性的不幸就在于她们是女性，当她生为女性时，其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是社会、世俗、传统强加给她们的，与女性自己的品行德行才学并无因果关系。 4、战争中的创伤 战争，无论的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都给国家、民族，社会经济等等方面带来严重的灾难与损失，尤其给老百姓带来不可名状的伤痛与创痕。通过战争，表现女性的创伤，也是萧红“女性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特点。女性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倘若遇上战争，她们将会更加不幸。萧红在她的小说中，尤其是在《生死场》中，将时代内容与女性关怀结合起来，写了战争中女性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灾难。金枝迫于窘迫的生活在战争中沦为缝穷婆，流落街头，挨额受冻，时时面临着日本军的暴行，遭受丑恶男人的欺凌与强暴；北村的一个老婆婆，儿子被日本鬼子打死后，最后绝望地与三岁的小孙女一起上吊自身；王婆的女儿也被日本人杀害，使她承受心灵的痛苦；还有，在战争中，妇女失去了丈夫，女人们遭受着日本军人的羞辱与欺凌……萧红之所以写战争中女性的惨状，其中渗透着她对女人与战争、国家、民族关系的思考，战争中女人的不幸，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不幸，“在萧红看来女人本身的苦难，女人的生命体验是与全人类的苦难及其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关注女人就是关注人类，女人如果不能从被奴役被损害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全人类也不可能得到解放。”〔3〕 萧红除了对女性生存本相的展示与对女性所受的种种苦难的描写外，还对女性命运作了深刻的思考，对女性悲剧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这是萧红小说的女性关怀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当然，女性悲的根源决不是单纯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社会、文化、经济、战争的、又有女性自身方面的原因。正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才有林姑娘母女的衣食无保，黄良子与亲生儿子的分离；正因为战争的原因，才有金枝等人的流落街头；正因为女性自身生理特点的因素，才有女性独有的生育苦难。萧红对女性悲剧的根源的揭示是全面的，深刻的，下面本文将从社会、文化心理、女性个人等方面分析一下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在小说文本中，萧红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片断，揭示出中国女性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悲剧根源是男性的压迫与奴役。在萧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悲剧命运，这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的权威，女人的卑下是无处不在的，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就写到了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庙中的神像塑造以及人们对男女神像的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老爷庙中的泥塑“都是威风凛凛，气概盖世的样子”，人们对其也是“肃然起敬”，磕头时“心里比较虔诚，因为那泥像，身子高力气大”。娘娘庙的泥塑“那自然是很好的温顺的女性”，人们进了娘娘庙大殿也“不必害怕”，“虽然也磕头，但就是总觉得那娘娘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人们即使是到娘娘庙求子求孙，也先到老爷庙去报个到，最后还说“怪不得那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神像如此，现实生活中的妇女更是如此，《生死场》中的金枝、月英、王姑姑的姐姐、麻面婆等每天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来自男人的奴役与伤害，男权中心社会赋予任何一个男人统治压迫女性的天生权利，男人的女人受罪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一个深刻的思考与揭示。 萧红并没有仅从社会这一客观原因来挖掘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心理与女性个人的原因。前百年来，女人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三从四德、怒颜卑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着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穷困、阶级压迫、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固然是造成女性肉体生命被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另人揪心的是广大妇女在精神上心灵上已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化所虐杀，这比肉痛生命的虐杀更可怕，因为一些女性不但被传统习俗和封建礼教所吃掉，而且反过来也会成为封建道德的帮凶，成为吃人者，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男权意识不仅成为男性欺压女性的锐利武器，而且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已经“内化”为女性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婆婆，她只不过是按照传统的老规矩办事。她知道不达不骂是不会“规矩”出一个好人来的，因此对于小团圆媳妇她就狠狠骂，狠狠打，打出毛病后却又为她跳大神驱鬼治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婆婆为小团圆媳妇治病最终破了产，但结果却把她送到了死路上。这其中围观的女人们的推波助澜更是不容忽视的，她们与那位婆婆一样，本性是善良的并不想害人，但在封建思想的毒化下，她们的心已经死了，在摧残一个生命时，她们是无意识的，她们只是不能容忍违背传统习俗的人。对待小团圆媳妇是这样，对待王大姑娘也是这样。男权社会就是这样以一种杀人不见血发方式，把一个又一个女人摧残虐杀而死。这是男权文化的可恶，封建文化的可恶，萧红以她的深刻与清醒揭示了这一点。 在萧红的最后一部小说《小城三月》里，更是渗透着她对女性自身弱点的反思。翠姨作为一个温婉内向的女性，其身上体现了男权意识、男权审美规范对她的塑造与约束。她的娴熟、文雅、宁静、平和都符合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她的沉默与内向更是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结果。不能对所爱的人表露心迹，也不敢对家中给她的包办婚姻公开反抗，在沉默中郁郁而终。翠姨的悲剧不仅是社会历史的悲剧，更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封建礼教已把她变成了冰美人，她不敢有七情六欲，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拼命压抑摧残自己以求速死，这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啊！直到她死她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心事，人们也无从知道她的真正死因，正是封建礼教塑造了她软弱的性格，她甘心听任命运的摆布，不敢也不会争得自己做人的权利，也正是她软弱的性格注定了她悲剧的命运。 以上就是我所认为的萧红小说的“女性关怀”的全部内容。这种“女性关怀”的独特性就在于观察和描写的下移。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蓬勃崛起，“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时代风气，它庄严地向世人宣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历史结束了，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以不再缄默无语。”〔4〕陈衡哲、冰心、庐隐、苏雪林、丁玲等脱颖而出，她们都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以独特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格共同成就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辉煌。但她们的“女性关怀”几乎都很少触及下层社会，大多表现中上层社会女性的命运和情感。特别的1928年以后的革命文学中，她们的女性意识被阶级与政治意识淡化了。但于30年代出现的萧红却是个例外，尽管革命文学风起云涌，她始终坚持着表现强烈的女性意识，执著于“女性关怀”，把笔触伸向下层社会，伸向那些遭受深重苦难，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普通妇女。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萧红是真正代表中国女性的大多数，真正自觉地为最广大下层妇女代言的女作家也是自始至终关注并表现普通女性的人生悲剧，发出清醒、透彻、深刻的女性之声的作家。这也正好显示出萧红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从宏观角度看，她执著于“女性关怀”也无非的想争取女性话语权利没，建构女性 话语体系，反抗男权中心社会与男性话语，唤醒所有女性的醒悟与自觉，争取女性自己做人的尊严与地位，这与20世纪中国女性的解放潮流又是取同一步调的。 注释：〔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页第57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3〕 单元：《走进萧红世界》，第17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4〕 马超：《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述论》，第25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1〕 柴平：《女性的痛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 与伍尔夫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2〕 滕新贤：《论萧红的女性内审意识》，《呼兰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3〕 曾利君：《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小说创作的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4〕 熊峰：《“此恨绵绵无绝期”——萧红的女性意识》，《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5〕 吴爱月：《浓妆淡抹总相宜——萧红、张爱玲小说妇女问题之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6〕 刘丽奇：《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7〕 丁言昭：《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8〕 铁峰：《萧红文学之路》，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不对呀，萧红作品乡土味道很浓的
应该说是对的。不同的只在于揭示的角度不同：鲁迅是通过阿Q揭示了全民族心理深处的劣根性；萧红则是通过呼兰河揭示了民俗中愚昧的劣根性。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惜别 初二下半学期的时候，我们即将大考，而那时的初三，正要毕业。 于是就陆陆续续地，看着大我们一届的师兄师姐们完成毕业的程序。先是拍毕业照。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教室里正上着数学课，而我的视线却总被那一大群出现在操场上的人给吸引过去。看他们慢慢地排好队形，老师们零零落落地入座，摄影师调镜头。。。。就这样拖了好长时间。终于可以照的时候，我偷眶一眼窗：蓝天、白云和绿草坪，衬着这群五颜六色的少年，实在是幅美丽的风景。可不知为何，他们的脸上，并没有惯例的“笑”，而是很平淡，远远地看，甚至有点黯然。因为这与环境大不相称，我便失望地转回头听课了。后来，他们是怎样散场的都不知道，想是静悄悄的。 学期最末的几天，饭厅里突然摆出了许多张大圆桌子。我们正莫名其妙，后来发现那儿坐满了毕业生，说是他们毕业聚会。席间，镁光灯不停地闪。我看见，好几个女生把哭肿的眼睛藏到相机后面去。 再后就是放假、开学。我们却猛地到了他们的位置上。这时，我才明白，他们那时在照相机面前为什么笑不起来。 现在再体会当时的情景，我也不禁怅然。在经过拼搏奋斗，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未来后又怎能不面对这份离别？毕竟，小学时的毕业照还能写下一脸天真的笑容，而对于心智感情趋向成熟的中学毕业生来说，怎会如此轻松？ 也许，真的到了分别的那一刻，我会很伤感，或许会很平静。但倘在那时，我已经把握住了自己的未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那么，我就能够少一些难过，而多一些信心与希望。 于是我想，毕业时的别离虽然是忧伤的，但那毕竟是我们要走过的一段路。与其说那是一种伤感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希望的开始。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这样的分分合合又有几多？可不管怎样，在经历了欢笑与眼泪后，天空总有一道彩虹在静静地等着你，等着你继续走下去。 家乡的变化 闲暇时候，我和母亲坐在一起聊天，听她无意中谈起从幼年到现在的一些生活经历 ，从母亲不乏感慨的话语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 在妈妈小的时候，姥姥既要上班，又要送妈妈上幼儿园。姥姥不会骑自行车，不多的几路公 汽儿又没有一辆是通过我家附近的。所以每天早上，姥姥总要很早出门，领着妈妈走半个多 小时的路。遇到雨雪天气就更加困难了。有时姥姥要顶着风雪背着妈妈上班。妈妈说，那时 几乎看不见任何轻巧的机动车，对出租车亦是闻所未闻，至于现在这样既方便又经济的人力 车，那时更是想都不敢想了。 � 到了妈妈刚上班的时候，状况有了一些变化，上下班可以坐单位的“厂车”，平时出门也能 乘公共汽车了。可是坐公汽的困难又给她带来很大的烦恼。那时，由于交通工具比较单一， 大多数人出门要乘公汽儿，而车站的发车量是有限的，这一方面延长了人们等车的时间，另 一方面又造成了汽车的超载。妈妈说，要是运气不好，一辆车要等上几十分钟，上了车， 不但没有座位，而且车内水泄不通，甚至没有插脚的地方。她就曾经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弄 丢了五十块钱。可这又能怨谁呢?� 到了九十年代末的今天，家乡的交通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要说那挥手即停的出租汽 车川流不息，轻巧方便的摩托车疾驶如飞，单看那宽敞的马路和过街天桥，还有那等车人日 渐稀少的公汽儿站点儿，就知道家乡的交通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妈妈在阴雨天上班可以坐 人力车；全家出行可以乘环城旅游车；有急事出门，出租车自然是首选。家乡的交通在变化 ，家乡 的经济也在发展。作为交通要道的濒海重镇，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都要以便利的交通为前 提条件。� 路宽了，人们的心也宽了；速度快了，人们的干劲也足了。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家乡 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驻足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看车流如潮滚滚前进，深信家乡的明天会 更加美好。家乡的人变了，地变了，交通也方便了，电话什么的都有了。可是什么让这些变了呢？我正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两个妇女在谈笑风生。一个说：“还是政府好，我不重男轻女了。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女孩儿也是那么棒！”“我的女儿也是呀……”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政府的功劳哇！我想：假若到了未来，这里一定变得更美好 我身边的好榜样”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量。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这是在致雷锋日记的一段话，这句活虽然很简单，但却蕴含着很大的哲理。 为寻找我们生活中的小小螺丝钉、活雷锋、好榜样，弘扬雷锋精神。在校学雷锋周期间，学校大队部组织了，“我身边的好榜样”主题征文演讲比赛。大赛中，各班同学踊跃参加，积极投稿，征文中涌现了不少的感人事迹，有小到细致入微的小事，也有在同学总算的是轰轰烈烈的大好事，这都让我们感觉到了，在我们的身边却是存在着不少的活雷锋好榜样。在他们之中有很多是一向乐于助人经常受到老师同学表扬的，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在生活中默默无闻，却一直无私奉献的、不求回报的同学。 在我们这些同学身上也正体现了本次比赛的精神、意义，比赛并不是在于获得名次，而是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来帮助同学们更深刻的理解雷锋精神，将学习雷锋真真切切的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 雷锋说过：“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那么如果你是附中的学生，你是否帮助了你身边的每一位同学？ 尝试——当一回凯伦 假期中，读到凯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被她那份期盼与满足所打动。为什么她是那样的向往三天的光明？我终于耐不住性子，决定尝试当一回 "凯伦"。 星期三的清晨，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我站在阳台上，面对太阳，闭上眼睛，又蒙上了一条纱巾。眼前光亮的一切立刻消失了。凯伦能把太阳想象成什么样子呢？我现在又能把太阳在脑海中构想成一幅什么样的奇观呢？太阳，圆圆的，红彤彤的，光芒四射......嗯......还有......还有......日日都见的太阳此时在我的脑海中只是这样一个失去光彩的形象。那树呢？树叶是绿的，树干是青的......那再想一下云彩吧,洁白无瑕,四处慢慢飘动。尽管挖空心思地想着语文书本上那些优美的词句，但是这些日常就与我朝夕相处的景物竟像一块干干巴巴的白菜叶一样，形象不丰满，神韵在眼前的一片漆黑中逃之夭夭。此时此刻的我已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想睁开眼睛，取下纱巾，仔细看个够，然而我提醒自己现在是在尝试着当一回凯伦，凯伦现在是无法睁开眼睛看到什么的，于是又耐下性子继续尝试。 我感受到高尔基笔下的那座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然而此时的“凯伦“却只拥有漆黑、寂寞、苦闷与充满整个胸腔的热切：盼望光明，盼望光明！怎么办，凯伦当时是否在怨天尤人，是否垂头丧气，是否自暴自弃，是否丧失生活的信心？没有，凯伦有的是用整个生命去拥抱太阳，去充实生活，以坚强的意志去描绘自己黯淡的生命，使之肖耀生辉，照亮了别人，同时也照亮了我，消除了我对她气求、冀盼三天光明的不解，增加了我对她的崇敬。 此时此刻，我的心已平静了许多，我是在尝试着当一回凯伦，然而，光明却使我那么期盼。大约是半个小时了吧，或许是四十分钟，或许是更长的时间了......我急切地拉下纱巾，猛地睁开眼睛，万道光荒四射而来......眯着眼看看表，才过了十分钟。 十分钟，才短暂的十分钟，我却度分如年。就在这一瞬间，我懂得了凯伦的伟大。仅仅通过这一次尝试，我便认识到了“三天光明”的价值，也仅仅是通过这一次尝试，我才伸开双臂，想拥抱太阳，高呼：“太阳真好，生命真好！”此时竟使我不由得背育起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学会宽容别人，就是学会善待自己。怨恨只能永远让我们的心灵生活在黑暗之中；而宽容，却能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获得解放。 这一个周末我约了朋友去玩。那天，我穿了一条妈妈新给我买的白色运动裤，精神抖擞的去赴约。到了场地，朋友们都夸我这条白裤子，我心里得意洋洋的，觉得心里特别舒服。 这是，何仕豪提议踢足球。我由于兴奋，没有顾及到自己穿的是白裤子，便玩儿了起来。那时，我和几个男生正在踢足球，突然一个身影窜了出来，我没有看清楚，就把球传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求不偏不倚地砸在了他的衣服上，我定睛一看，何仕豪同学的浅蓝色衬衫上留下了一个烧饼大的黑印。我急忙道歉，可是他火冒三丈，朝我的腿上就踹了两脚，再看我的白裤子上也留下了两个深深的脚印。要是以往，我早就回敬他了，可是这次我却出乎意料地冷静下来，不知是什么力量抑制住了我内心的气愤，继续玩球……放学后，同学们纷纷回家。这是我发现有个同学在心急火燎地找东西。我热情地走过去，一看，正是何仕豪，我转身想走，可又一想：何必呢！就帮他一起找，留他在一旁尴尬。当我热情地伸手相助的时候，迎来的是那位同学感激的笑容，我的心里也荡漾着温暖和快乐。 人如果选择了计较，那么他将在黑暗中度过余生；而一个人选择了宽容的话，那么他能将阳光洒向大地。古语说：“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既然如此，面对一个人在无意中犯下的错误，我们为何不能宽容一下呢？ 当我们的心灵为自己选择了宽容的时候，我们便获得了应有的自由，因为我们已经放下包袱，无论面对朋友还是仇人，我们都应赠以甜美的微笑。宽容可以交友，当你可以以豁达光明的心地去宽容别人的错误时，你的朋友自然也就多了。让我们多一份宽容，让生活更轻松愉快，让我们有更多的朋友。 宽容别人，就是解放自己，还心灵一份纯净。感动那一刻 生活中总有一种力量，会震撼我们的心灵；总有一种感动，会让我们泪流满面.“真,善,美“始终是我们感动的源泉,是打开我们最真挚情感的大门,因为我们的感动是来自平凡的人,他们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 在我所经历的人生当中，有这样一件令我感动不已，至今都难以忘怀。 在我十岁那年的夏天里。骄阳似火，太阳刚一出来，天便热得发了狂，地上像下了火似的，一丝风也没有，使人觉得气闷。窗外的柳树耷拉着脑袋，马路也被太阳烤得直冒热气，人们的衣服同样几乎被太阳烤焦了。就在这烈日炎炎的夏天里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吹着空调、玩着电脑、吃着零食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王坤约我去打网球，我不好拒绝，就只好答应了他。 我们来到了网球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熬战，我通过“抢七”才艰难地战胜了王坤。此时，我们已经挥汗如雨、口干舌燥了。忽然，我听见网球场不远处有一卖冰棍的大姐姐正在吆喝：“卖冰棍了！谁要冰棍咯！”我们听见有人在卖冰棍后喜出望外——毕竟网球场周围没有商店，可当我一摸口袋后，便灰心丧气了——居然忘记带钱了。“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忘记带钱了呢？”我情不自禁地抱怨起来了。“就是啊，能在这种三伏天气下吃上一只冰棍，那真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王坤美美地说，不过背后还有一些失意的语气。就在这个时候，我无意间在一堆垃圾旁边发现了一张一元钱的纸币，但是等我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张半截的一元钱纸币，可那个时候我们哪还想这些啊？于是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奔卖冰棍的大姐姐那里去。 到了那里之后，我们便气喘吁吁了。我把事先折好的一元钱纸币给了那位大姐姐，说：“大姐姐，来两只冰棍。”“好！”大姐姐十分热情地说。不过就在此时，我的心情如波涛起伏，如滔滔流水，极不稳定，生怕大姐姐发现那一元钱是半截的，然后数落我一顿，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让我在众人面钱丢脸。不过还好，大姐姐一接过钱就把钱放在了衣兜里，然后给我们两只冰棍，之后，我们便迅速地跑开了。吃着以欺而换来的冰棍，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来，再看看王坤，他却吃得津津有味，还说：“这冰棍的味道真不错。” 吃完冰棍之后，我想看一看时间，却发现我的手表不见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只手表可是我的舅舅从北京给我带回来的呀，值好几百元呢，我心急如焚，不禁哭了出来，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一个熟悉的脚步声缓缓地朝我走来，回头一看，哟，这不正是那个卖冰棍的大姐姐吗？她手里还拿着我的手表。“小弟弟，这只手表是你的吗？”“是我的。”我惭愧而又高兴地说。“那好，还给你。”她说完便把那只手表还给了我。“大姐姐，真谢谢你啊，其实那......那一元钱是......是......”“好了，你不要说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不就是一元钱吗？我又何必为了那一元钱而伤了你的自尊心呢？不过你敢于认错还是一个好孩子。”她说完便离开了。此时，已经是傍晚了，我呆呆地站着，目送着她的背影从视野中渐行渐远。我仿佛看到漠漠的旷野中，正盛开着一朵美丽的百合花，是那样的博爱和至善至美。 那一刻，我感动了。 年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走亲访友，合家欢聚，其乐融融。朋友张海和我决定晨练――跑步。 大年初四的早上，我被一阵清脆悦耳的闹钟声吵醒了，我急忙坐起来，揉揉朦胧的睡眼。哎呦，现在已经七点半啦，该起来跑步啦！突然我感到了一丝寒意，便朝窗外一看，地面上已经铺了一层厚厚的雪，再看天上，雪还纷纷扬扬地下着。我心想：反正今天这么冷，就不去跑步了吧！便又钻进了热乎乎的被窝。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喊声：“老卓！老卓••••••”听声音就知道是那该死的老张。随着喊声，老张一头闯进屋来，只见他抖了抖身上的雪说：“老卓，快起来，跑步去！”我说：“老张，你不知道被窝里有多暖和，你要拿个鸡蛋来，我保证能孵出小鸡！”老张可不听我这套，伸手就把我从被窝里拉了出来。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向大街跑去。当我们跑到街上时，我们都呆住了，马路上的积雪都没有了，只剩下星星点点的雪花。难道是谁在马路上搭了个棚子不让雪掉下来？我正胡思乱想，忽然老张叫起来：“老卓，你看，‘雪人’！”我顺着老张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隐隐约约有一个白影在蠕动。我们便向前跑去。跑近了，看清了，原来是个活的“雪人”，手里还拿着一把扫帚在扫雪，哦，看清了，原来是个年过半百的清洁工人，他穿着“白色”的工作服，灰色的头巾上已经落满了雪，像真的雪人一样。看到这情景，我的脸上一阵阵发烧，难道他不知道什么叫寒冷吗？难道他不知道被窝的暖和吗？他为的是什么呢？我看看张海，他也在沉思。 天渐渐放亮了。上班的叔叔阿姨们走在没有积雪的马路上，谁能不打心眼里称赞这位清洁工人，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雪人”呢？俗话说的好：一日之际在于春，一生之际在于勤。的确，勤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少先队员和祖国的未来接班人，我们更应该具有勤劳的品质， 从小到大，我已经过了十个黄金周了。虽然每一次的黄金周都很愉快，但这一次是令我最难忘的，因为它带给我的体验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令我回味无穷……。 一、 大饱口福 节日的第一天，大街上人山人海，游人如织，很是休闲惬意。虽说是立夏，可是一点也不热，天上还飘着蒙蒙细雨，仿佛一块透明的布盖在气势磅礴的大厦上，使整个上海变得格外浪漫。上海的“沙市食街”是颇有名气的，但其实有名气的是它的特色“边走边吃”。 瞧，两旁的食摊不计其数，使人看了眼花缭乱，不知该从哪一样东西吃起。 其中，“韩国冷面”，吃起来光滑爽口，味道鲜美；“日本烧烤”，新鲜的粉嫩，极其诱人；“巴西烤肉”，只有吃一口，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南美风情。它们都令我馋涎欲滴，最后决定每样都吃一点。 二、 七喜贺寿 5号是外公的七十大寿。外公率先登入主座，大家也各就其位。吃饭了，真是满汉全席，一盘盘山珍海味展现在我眼前。我正吃在兴头上，刚想倒一杯七喜，大舅便把声音调到一百二十分贝，生怕有人听不见似的：“今天，卓锦超要以‘七喜’为题来庆祝外公的七十大寿！给他七十秒。”啊？我慌了手脚，七十秒，太快了吧！我紧皱双眉，苦苦思索了一会儿，便脱口而出：“大喜七十大寿，双喜福如东海，三喜寿比南山，四喜龙飞凤舞，五喜子孙满堂，六喜天增岁月人增寿，七喜春满乾坤福满门！”我话音刚毕，“哗”,台下一片掌声,“不蒸馒头争口气，喝一杯酒！” 大舅说着，就帮我倒满了酒。我可是滴酒不沾，今天给你面子。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今天真是大饱口福又让我出尽风头，不到七十秒就能想出这么好的“七喜”来，连我自己都觉得了不起呢！ 这种愉快而又温馨的感觉陪伴我度过了这个难忘的节日。 个漫长的暑假已过去,迎来的是一个美好的秋天.在这丹桂飘香,金秋收获的季节里,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又重新回到美丽的校园,开始了新一学期的征途. 在过去的旅途中,无论你是否拥有过欢笑,拥有个阳光,这都已成为永远的记忆,加上一把锁将它封闭起来吧!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新的,你看见了吗?新的生命正在破土而出.由于现实的残酷,我们将化身为一个个骑士,抹掉胸口上的创伤,拿上我们的武器,整装待发,新学期的目标你确定了吗? 也许你的目标是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也许你的目标是追赶上某位同学,目标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更重要的是有了目标后,我们一定要为此付诸行动,全力以赴,这些没有必要拿张纸唰唰大笔抹几下,但是在你的头脑中一定得有个奋斗目标,有个全套打算,没有目标就是没有终点,一个连自己终点,都不知在哪里的人,将如何完成这段旅程,当然这一路不会是一帆风顺, 所以首先，上课的时候，我要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不和同学交头接耳，要力争把老师课堂上讲的知识全部消化；对于疑难问题，要不耻下问，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其次，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做到一丝不苟。课堂作业当堂完成；课后作业和家庭作业也要按时独立完成。 第三，要做好语文课的课前预。对于预习字词，成语，要先查字典把它认会，弄懂意思；还要学会给课文分段，用最简短的语言写出每段的段落大意，然后总结课文的中心思想；对于每篇课文的课后题，要先试着去做；对于课文和课后题不理解和不会做的地方，要先把它在书上划下来或记下来，第二天上课时带着问题去听讲，还可以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 第四，要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继续参加奥数、英语，多读课外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要挤出时间，多干事。 总而言之，在新的学期里我要更加努力，争取每门功课都取得好成绩，当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学生 今年是2007年了，转眼就快要到十月了。 十月，是金秋传香的日子，亦是第12届特殊奥运会。 绿化心灵 为什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会越来越深，使和睦温馨的家庭矛盾重重？为什么昔日的挚友变得要反目成仇，拔刀相向？为什么越来越多地人对路边的乞儿不屑一顾，让人感到世态炎凉，人心冷漠？人们在各自心里筑起一道“围墙”，把心牢牢地裹住，“冷眼看世界”，那么这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 俞伯牙的琴声在山间缭绕，没有人能听懂，可是当悠扬的琴声拂过江面时，却使钟子期听得如痴如醉。那么深奥而又玄妙的琴声，竟被钟子期如此深深地领悟。俞伯牙慨叹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知音。他们不是用话语来交流，而是用音乐交流，用心交流。所以当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断琴而誓，不再弹琴。是啊，缺了知己，缺了可与之交流的人，存在的意义何在？这个故事曾在千百万华夏子孙的内心泛起波澜，它让人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正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 只有去真心的交流，你才能体会到真爱的神圣伟大，友谊的真诚可贵。是交流给心灵增添了一笔笔亮色，给世界带来了一片片温馨。心与心的交流本是一杯酣畅的美酒，为什么人们会逐渐关闭心灵的大门呢？人心是异常敏感的。当人们被迫需要面对竞争的时候，他们感到客观的无形的压力笼罩了世界。竞争像一个漩涡，圈住了一个又一个人，罩住了一颗又一颗心。当人们学会了分析利弊的时候就学会了选择利弊。“个人主义”在这个时代得到广泛的默认。它像一个个圈子，让人心在圈禁中变得冷漠了。 为什么现在楼越盖越高,网络越来越先进，而人情越来越淡漠？因为人心远了；为什么今天‘温室效应’愈演愈烈，却让人感觉无奈？因为人心冷了。 当无数矿工因瓦斯爆炸或透水而葬身井底时，当无情的大火吞噬了无数无辜的生命时，当假酒假药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时，你的心跳有没有加速？为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群众利益损失了多少？ 教训是惨痛的，为什么悲剧还要不断的重演？为什么不可以敞开心扉，让真心去交流，去呼唤？为什么不可以抛开一已私利，为了一份责任去互相交流。 交流就像柔柔细雨滋润着大地，一滴一滴默默地流坠，碾着时光的足迹，抚平了大地的创伤，滴穿了人与人之间如磐石般坚硬的隔阂。呻吟着的地球在呼唤着绿色的世界。而绿化世界，必先绿化人的心灵。只要人们都能奉献一点爱心，用真心去和别人交流,多一点爱心，多一份温馨,整个世界就会变成爱的绿色 交流 这个世界的人孤独得不得了，许多人蓄意保持距离，却希望别人先行靠近；许多人预计是否能够收获，再酌量付出；许多人渴望被人理解，却又将交流束之高阁；许多人想要被爱却又不肯主动去爱，仿佛爱已经成了不合时代的事…… 你呢？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同朋友联系了？反正我是，而且还总是习惯去罗列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为自己的疏忽开脱。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结果自然是“风萧萧兮易水寒，‘朋友’一去兮不复还”了。我曾寄希望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永远保持“牛势”，如今看来，可能只能算是觊觎了。 我曾做过无数的梦，我梦见过层峦叠嶂中袅袅腾腾的烽火狼烟，我梦见过古城栈道外馨香醉眼的驿路梨花，我梦见过一个身影，借着昏暗的烛光，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封飘洋而来的瓶中信。当然，我也梦到过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在虚与委蛇的应酬下，在纸醉金迷的漩涡里，在口水与广告纸的杂糅中，在灯红酒绿的觥筹交错间…… 也许是我落伍，跟不上时代，才感觉生活中．com 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由进出各种国际互联网的速度远要比中国加人世贸组织（WTO）的速度“奔腾”多了，据说其中不少人还成了线上的“猎情高手”。然而问网上情为何物？真叫我浑身麻木。因为想要在那里赚取一句真实性超过 70 ％的话可能比减肥更让人痛苦。于是面对尔虞我诈的网络天空，我也只好抱持一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态度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迷恋作水粉画，究其原因，竟是因为涮笔，因为每每看到几种单调的颜色在杯中与水调和幻化成另一种颜色，我都感到欣喜。同时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人本身，其实也只是代表一种颜色罢了，然而通过交流与交融又可以创造出许多奇妙的组合，丰富我们生活中的色彩。 我读过一篇名为《沙漠里的爱情》的小说，讲的是一个置身沙漠孤立无援的法国士兵，几乎奄奄一息，昏倒在岩洞里，待他醒来时却发现一只野兽躺在他的身边，原来是一头嘴上还沾着血迹的豹子。所幸花豹吃饱了，对他并无恶意。士兵原想用匕首杀死它，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用温柔多情的动作抚摸雌豹，他不仅同它友好相处，而且建立了感情，一同游戏玩耍。然而，士兵还是害怕，趁豹子睡熟之际逃跑了，但走不多远，豹子赶了上来，这时他已陷入流沙中，豹子咬住他的衣领，把他救了出来。文中最后，士兵杀死豹子也纯粹出于偶然，豹子轻轻咬他的大腿，他以为是要吃他，使用匕首刺进了野兽的脖子，花豹挣扎时居然毫无恼怒地望着他。文中主人公在讲到这段经历时讲到“我看哪里都比不上沙漠”，“那里没有人，只有上帝”。的确是这样，他在人类社会感受不到的东西，在沙漠里感受到了。 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个故事感动着，它向人们转述了交流的无限可能性，即使在人与兽之间，并且让我们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交流更有信心。同时，它又影射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公式化的现象——因为交流走到一起，再因猜忌彼此分离，又习惯将事件本身固于一种僵持的回忆状态。 社会是一张网，个人只是网上的点，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在以某种方式与别人发生关系。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成功也是他人际关系的成功，与人协作也就是认识别人的价值，借用别人的价值，哪怕是在最纯粹的理论研究领域，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觉得人生更像拼图，从生下来就在找寻所需要的那些部分，拼成家庭、邻里、同事、朋友……每一片单独的拼图或许都是残缺的，而它的每一次结合又都是令人欢愉的。并且，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拼合过程中，人们变得深刻，变得理智，变得成熟；同时，在这里，人们心灵中的四季也永远是绿色！ 找一篇就好了
在沈从文的笔下总会有那么一些可爱的乡村女孩。萧萧又如同翠翠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但是她们终究都逃不过命运。翠翠一个人等待那遥远的记忆，而萧萧呢？又重复着那不可更改的命运旅途。 也许只因为我生在这个平等自由的时代，也许只因为我受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无法深刻了解萧萧的悲伤，我只是为她感到悲哀。其实她也算是有觉醒意识的。因为她每次听说有女学生过路，就会像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也许那时候的她心里闪过那样一丝想法——随女学生去，随那自由去。可是她最后没有走出那一步，这不能怪她，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吧！当然沈从文先生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给萧萧安排一条“自由”或“革命”的出路。他只能那么写，他的“轻松”的幽默笔调是含着眼泪的苦笑，故意让读者咀嚼的是那带着涩味的苦趣。
智者信仰着真理选择桀骜不驯,勇者渴望超越选择了奋斗不息,善者祈祷和平选择了舍生取义.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选择,但无论是什么选择,我们都要让它成为我们的骄傲.择一颗炽热的心,可广交天下之友；择一颗平和的心,可以享受“采菊东篱下”的悠闲；择一颗博爱的心,可挑起万家忧乐的重任；择一颗不凡的心,可以作出惊世的创举.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选择了归园田居,享受着“飞鸟相与还”的乐趣；孟子面对生与义,主张“舍生取义”,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正义观.今天不少的大学毕业生,一走出校门便选择了落后的西北地区,这是他们的有价值的选择,是无悔的青春心!
去百科看萧红,她人生经历.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她的《呼兰河传》,朴实细腻,值得一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观《萧红传》有感2000字
几年前，我在《江山》的一个版块挂了个编辑的空衔，却没有真正地在那里投入过多时间，我就是一个闲散的玩文字的人，自娱自乐，没什么上进心，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宿州女孩燕儿，燕儿在《江山》小有名气，她吸引我的不仅是文字，更多的是她的个人经历。这个女孩身患重疾，瘫痪多年，几经生死，却凭着对生命的热爱，对文学的执着，活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精彩。
我想，我跟燕儿是有缘的，江山的偶遇注定我们会成为一生的好友，我们的缘分不仅仅是名字的相同(我的乳名也叫燕)，更主要的是我们在思想上是相通的，我总能在她的文字里读懂这个女孩的那颗敏感而灵动的心，她对社会的认识，人生的感悟，以及对梦想的追求，都是让人赞叹的。人一生，会遇见很多人，真正能成为朋友的并不多，而真正能成为知己朋友的更少之又少，所以，我很珍惜跟燕儿的这份缘，一直把她当成是另一个灵魂自由的我。
一直想去看燕儿，一直因为这样那样的琐事抽不开身，去年年底，燕儿新书《萧红传》正式出版，真心替她高兴，燕儿欣然答应送我一本，因这本书的缘故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宿州看望这位未曾谋面的挚友。
两个多小时的行程，几经周折，在宿州大店镇的一个十分偏僻的养老院里见到了燕儿，燕儿跟我想象中的燕儿几乎没什么两样，热情开朗，乐观豁达，容貌俊俏，眼睛里透着灵气，如果不是因为残疾，这个女孩将会有一个多么美满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是因为残疾，她将会赢得多少人爱慕的眼光，我看着她骨节变形的手和僵硬的身体，心隐隐地疼。
回到家里，并没有急着去看燕儿赠我的这本《萧红传》，事实上，我对每一本书都是怀着虔诚的心去阅读的，一部作品，就如同是作者的孩子，历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阵痛才诞生，它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对作品的尊重就是对作者的尊重，所以，我读书向来很慢，读得很仔细，逐字逐句地去琢磨，尽可能地去领悟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的心境以及所要想表达的思想和意图。
夜深人静时，正是读书时。每晚忙完琐事，我会坐在书桌旁，点一盏台灯，泡一杯花茶，静静地读几页，在淡淡的墨香里，在燕儿委婉缠绵的诉述里走进萧红的一生。如燕儿所说，但凡爱文字的人没有不知道萧红的，但真正深入了解过萧红的人却并不多，借着燕儿的笔我才有机会对萧红这位传奇的女作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萧红的命运一波三折，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女子在毫无背景下，每一步成长都是艰难的，即便这样，她也凭着一股倔强韧性和极高的天赋，短短几年在文学领域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想这一点跟燕儿是一致的，就因了这份惺惺相惜才有了这本《萧红传》的诞生。
燕儿的文字我是熟悉的，纯净朴实，带着乡土的气息，有着一尘不染的本真，但是，这部《萧红传》却一改过去的文风，文笔细腻温婉，深情款款，字字句句轻轻地敲击在心上，使人心生柔软。燕儿用优美的文字叙述了萧红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在跟五个男人的感情纠葛中，或爱或恨，或悲或喜，都被燕儿诠释的淋漓尽致。如果不是做过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是对萧红有着特殊的爱，燕儿不会有如此细致的了解，更不可能投入这么多的感情，让我佩服的不仅是燕儿生花的妙笔，更是这个女孩灵动敏锐的心思，她没经历过爱情，却对爱情有如此深刻的认知，这一点令我十分诧异。
认识萧红是从读《呼兰河传》开始的，萧红的作品受鲁迅影响，犀利深刻，大多写的是那个时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悲哀、愚昧、艰难、凄凉、贫穷的命运，这是让人内心很有感触的东西，作为一个女子，作为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萧红，她是怎样体会到人们的疾苦的呢，如果没有一颗悲悯的心恐怕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敏感和感性，她更不可能看得那么透彻，如果没有极高的特殊天赋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她也不可能描写的那么深刻。这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上的刚毅和执拗。所以，我的感觉是萧红不是弱女子，相反的，她有着男儿的气度，任性，固执，嫉恶如仇，从不向人低头，对一个女子来说，感情里参杂了这些东西是很可怕的，导致数次的感情失败也是必然。爱情里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两个人的相处，不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那么简单的事，有时候往往外在的因素是造成感情失败的最大原因，还有性格上的问题，作为一个女子，在男子面前切记太过于强势，要适当的示弱，学会撒娇，在人格独立的前提下去依赖他，甚至去崇拜他，这样的女子往往才能让男人视若珍宝爱不释怀。周国平曾在《我眼里的好女人》中说："我欣赏的女人，有弹性，有灵性。弹性是性格的张力。有弹性的女人，性格柔韧伸缩自如，她善于妥协，也善于在妥协中巧妙地坚持。她不固执己见，但在不固执中自有一种主见。"我想，萧红的灵性是有的，弹性还不够，至少她在处理感情问题上太过幼稚和草率，有些东西是天生的，学不来，性格决定命运，纵观萧红的一生，不得不让人感叹，一个在文学上面极富才华的女子，感情方面却是如此的懵懂无知，()她追求炙热的爱情，却被爱情弄的伤痕累累。唯有文字可以疗伤，唯有文字才是可以倾其一生去爱的东西，也唯独文字成就了她短暂而鲜明的一生，因为文字才让后人记住了她的名字。所以，爱情跟一个人的信仰比起来算不得什么，萧红真正爱着的是那个时代的劳苦大众，真正让她疼的是旧中国的战争，疾苦，和满目疮痍。萧红不是个自怜自哀的弱女子，她是个让人敬佩的英雄。
燕儿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到："写萧红是因为我崇拜她的才华，倾慕她的美丽。但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祭奠我自己，因为我和萧红惺惺相惜，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悲苦命运。但是，我又不如萧红幸运，她情缘坎坷，文学梦却顺愿逐心。她去过很多地方，阅历深，见识多，精神生活丰富。更重要的是她身体比我健康。"燕儿这段话里有对萧红的羡慕和对自己的无奈。我想说的是，燕儿，不要跟旁人比，你有你的优势，你能生活在这个年代就是最大的优越，你还年轻，今后的路会越走越宽，经验和阅历都会积累，爱情也会在不远处等着你，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他不嫌弃病弱残疾的你，他会包容你所有的缺点，欣赏你的才华和亮点，给你一个幸福的温暖的家，成就你当一个母亲的心愿。
观萧红书籍生死场有感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细细想来这句话也不无道理。
年少懵懂时，我们站在围城之外，踮起脚尖，用稚嫩的眼光窥探这个让我们魂牵梦萦的奇妙的世界——那里有薄薄香雾，花红柳绿，鸣鸟啁啾，让人倾醉的美景，更重要的是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是搔首踟蹰，俟于城隅的人儿，让人神往;当我们坠入爱情，走向婚姻，身处围城之中以后，我们才恍然醒悟，“婚姻就是扒开爱情的外衣，秀秀里面的疤痕和妊娠斑”，以往的杨柳河畔，灞桥玄水，薄雾掩盖下的诗情画意已如轻烟散去，无影无踪。我们甚至想逃离这严密封锁的围城，却被命运的缰绳缠得死死的——一时的冲动终酿成惩罚的恶果，只留下我们形影相吊，一声叹息……
这些观点似乎有些悲观，但在许多文学作品乃至身边的例子中我们都能找到原型。
看完《生死场》，有很多感触，而最让我吃惊的是里面对爱情悲剧的描写。金枝和成业相爱了——热恋当中，金枝摘柿子心不在焉，把又青又小的柿子摘了一筐;不顾一切地去河沿与心上人见面，并冲动地发生了关系(这给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成业充满激情与活力，给这个春意萌动的女子最渴求的温存，执意要提亲，不顾重重阻挠。而在他们终于冲破束缚走到了一起之后，悲剧才慢慢酝酿。由于物质上的贫穷，生活上的窘迫，原来如胶似漆的恋人已变得冷淡而麻木——成业回家经常和妻子吵架，抱怨自己还要养着这母子;金枝问丈夫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他睡而不答，金枝以为说错了话要挨打;悲剧达到高潮是成业烦于孩子的哭闹，一气之下亲手摔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而成业的这一举动实在让人震惊，他与金枝之间已没有爱情可言，婚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一时的冲动酿成了悲剧的结尾。
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看看我们的身边，当今的快餐爱情与闪婚现象，离婚率的提高，都反映出现代人爱情观与婚姻观的误区。爱情走向婚姻本是美好的，为什么总是有不幸的结局?一言以蔽之——“贫贱夫妻百事哀”。
《生死场》中的金枝与成业如此，《伤逝》中的于娟生与子君亦如此。初始的爱情只是飘在半空的失重的假象，当回到地面踏着实实在在的黄土地时，爱情的保持，婚姻的延续是要精神以外的物质基础的，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蜗居》中海萍曾义愤填膺地说过：爱情就是男人女人的鬼把戏。什么把我交给你，你将永远拥有我。那是他还只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光蛋，只能说一些甜言蜜语”。虽然这些说法有些偏激，但是却是现实，很实在。经济基础是一方面，性格上的差异也至关重要，恋爱时双方都处在亢奋状态，沉迷于其中，所谓当局者迷。甜蜜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只看到对方的优点，而婚后才看清那潜藏在光鲜外衣下的真实面目。还有从热恋的火热与激情到柴米油盐的平淡与琐碎，这种差异常常会让双方感情日渐冷淡……
总之从爱情到婚姻像是从仙境回到了人间，从理想回到了现实。如何让我们不受伤害，至少是少受伤害——我们要三思而后行，用理智的头脑去去寻觅人生的另一片风景;切忌过于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要知道冲动的抉择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爱情是不期而至的，不用过分追求，缘分到了自然会水到渠成。
席慕容说：友谊像花香，越淡才越持久。而爱情和婚姻有何尝不是呢?若即若离的感觉，充满思念的别离，有可能也会浅吟低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会乘着月光流照在远方人的身旁。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侩子手正是我们自己!我只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一句——冲动的爱情不会结出幸福的果实，而会受到命运的惩罚。
观《萧红》有感作文
假期里，我读了《小学生萧红读本》这本书，感到萧红笔下的文字是这样的美妙。
我感到萧红一生有多么的不安宁，也感到她笔下的文字多么美妙。 这本书讲的是萧红一生中写下的作品，这些作品让我百感交集。
萧红，原名张廼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年幼丧母 。
只在世间停留了31个春秋，在这一生中，她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的人生从来不想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直至萧军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其命运并引发他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老师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 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写下散文《孤独的生活》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萧红笔下的文字是多么的美妙!
第一次知道她是在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火烧云》一课中——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一遍遍读着这样奇妙的文字，我们感受着其中的奥妙。就好像身在其中，融入着这些颜色。在此，我曾怀疑萧红是画家。
接着，我又在《小学生萧红读本》里读到她的另一篇文字《太阳在园子里是非常大的》。这篇文章，让我十分羡慕——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飞上天了一样。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读着读着，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跑进她家的园子。跟着祖父一起，跟着萧红一起浇菜，拔草，栽花......那是多么好玩的事情啊!
在这本书里，萧红不仅提到了院子里的趣事，还提到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不仅是萧红的朋友，更是她的老师。萧红的一篇文字《回忆鲁迅先生》让我感动。
一，“你的裙子配的颜色”讲的是鲁迅先生对萧红的穿着的点评。在这里，我完全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对服饰颜色搭配也有这么深入的研究。鲁迅先生如果不当作家，说不定成为服装大师。文章里也体现了鲁迅对萧红的真诚，近乎父女之情。
二，“鲁迅于海婴”讲鲁迅与儿子海婴的情感故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鲁迅的诗句。在这篇文章中，萧红捕捉了鲁迅与儿子交往最平常的生活细节。娓娓道来，却有着无比感人的力量。爱，往往藏于平凡得小事中。
通过这本书，我深度了解了萧红和他的老师鲁迅先生。书中描绘了欢乐，难过，感人的种.种场景，也介绍了一首歌曲《传奇》。现在我想将这首歌曲送给敬爱的萧红和鲁迅先生：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
敬爱的萧红就是我们的传奇!
观《萧红》有感
“我本一无所恋，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话剧《萧红》不仅穿插了祖父与幼年萧红的场景，也加入了萧红小说《生死场》里的情节。只是演萧红的女演员太青春靓丽。
四年前的电影《黄金时代》，因为话剧式的叙述与承接饱受诟病，我想，或许对于萧红本身的争议与史料的缺失，真的很难将其一生真实又美好地呈现出来。不顾家庭与汪恩甲订下的婚约，选择与表哥陆哲舜私奔，迫于经济压力回来后又同汪恩甲生活在一起，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又与萧军相爱，欠旅馆一大笔钱趁洪水的契机偷跑掉，孩子一出生后就送人，怀着萧军的孩子时又同端木蕻良在一起…后半生二萧与端木的纠葛可以归结为感情，但前半生说是被命运作弄，但实在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三观不正”。
东兴顺旅馆里怀孕的萧红与萧军相见的一幕，直让我怀疑萧红的所作所为是否太不负责。对于前人的一切，总是有太多谜团。是美是丑，是善是恶，甚至是否真实存在于过去，都只是书中的一幕幕讲解，终究没法亲自验证。
此前，对于逝去的古人，我总是觉得很遗憾，那么精彩的人，怎么也会受命运捉弄，也会有生命的终结。假使时间是一个轮回，或许这些遗憾，本不该追究。
还记得当初喜欢萧红是因为在书上看到了她的遗言，“至此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让别人写了。”一个人一生的漂泊无奈跃然眼前，虽说人生是命运的安排，但个人却自愿成了命运的操盘手。
高三毕业那年看过《生死场》，看不大明白，金枝的故事早已忘却脑后，我更喜欢看萧红写简单的生活。今天又借机重温了一次，金枝和一个男人产生了爱情且怀了孩子，男人也很爱金枝且发誓要娶她。“男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心里才装得下女人，等她老了，就会打她，骂她”。婚后，男人的生意不顺，欠了很多债，吃饭都成问题，回到家就拿金枝和孩子出气，一次发怒中甚而想卖掉孩子还债。不过孩子没有卖掉，只是被男人摔死了。日本人也打了进来，金枝在亲人的劝阻下往城里逃命，上门给人缝被子时却会被人扯下裤子摁在床上，不从的话就要被打，回到住处还要被同屋的老婆子羞辱。死不好，生也不好。“人和猪狗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我想，等以后的生活越变越好，后来的读者，是不是不能切身理解，人性的黑暗不是只存在于贪婪的欲望中，而是根治于基本的饿与生存中呢?
话剧与《黄金时代》有很多相似的场景，东兴顺旅馆的初见，与鲁迅先生交谈，萧军出轨，临汾车站的分别，二萧与端木的纠葛，最后萧红临死前骆宾基的陪伴，当然还有祖父和萧红在后花园里的场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世上还有让我眷恋的东西。”“你知道我别无所求，我只想有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东西。”“有各式各样的读者，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我死后，我的文字或许会被遗忘，但我的绯闻会永远流传。”…
一个人一生的场景，或许很长，但仔细看，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几件事。四年前，《黄金时代》上映的时候，我从江苏跑去呼兰的萧红故居，在高楼大厦的簇拥下，故居仿古的旧房子尤为显眼，后花园或许还是那个后花园，虽然是东北的十月，但一切都生机盎然。在呼兰河的天边，残阳似血，孩子在河边无忧无虑奔走。四年了，在我身上也没发生什么，只不过是我毕业了，换了生活的地方，换了身边对话的人。
“去年的五月，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今年的五月，生活的滋味，犹如青杏般的苦涩。”那些苦涩，或许就是吸引我的东西吧。以前我不大相信命运，但现在的我会随遇而安。我想，就算命运很难更改，但生死轮回，有坏运，也总有好运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眼下开开心心地活着。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一、女性悲剧形象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二、女性悲剧探询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三、社会深层探索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美国学者葛浩文是研究萧红的专家 写过不少 还为她做过传记
去找萧军的学生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