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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一体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30多年前，改革的巨轮首先从农村破冰，奏响了新时期的时代强音。但直到今天，城乡之间仍然好似隔着一道“藩篱”，二元格局依然存在。只有推倒这道“藩篱”，改变这种格局，让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才能建成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有条件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动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共进的良好局面。规划“一张图”。发展要协调，规划须先行。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发展规划主要是针对城市，而忽略了农村规划，或者城市一张图、农村一张图，人为割裂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在城乡大视野中进行谋划，通盘考虑、合理布局。应统筹城乡产业发展规划，科学确定产业发展布局。统筹城乡用地规划，合理布局建设、住宅、农业与生态用地。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使城乡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建设“双驱动”。当前，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持续提高，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必须坚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既推进城镇建设，也把农村建设好。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园。政策更惠农。“好风凭借力，惠农正当时。”要坚决落实中央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给农民送出更多“大礼包”。中央明确提出，2011年财政支农的总量、增量、增幅、比重均有提高。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将达到亿元，比2010年增加亿元。对农民的生产补贴继续增加，粮食最低收购价要大幅提升。乘着强农惠农政策的东风，农业、农村将进一步插上腾飞的翅膀。改革要联动。发展活力源自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应深化农地经营、集体林权、农村金融、农垦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挖掘农业自身潜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同时， 建立健全促进城乡互通、开放、融合的体制机制，在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推进现有制度的城乡接轨、城乡融合。
谈谈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具体案例分析，以某城市为例（需要反馈过程），发展的结果分析（需要分析问题）发展的策略。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但是，目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突出，影响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促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着重探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
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广阔的农村有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乡村的繁荣发展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进入新时代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如何破解日益严峻的乡村问题，成为事关人类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论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把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日，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为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描绘了路线图、确立了时间表。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也要看到，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
《意见》的出台，就是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
《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既着眼于现实，也图之长远；既有战略部署，也有具体路径。《意见》提出3个时间节点：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
为此，《意见》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改革的要求，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的抓手，是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路。
无论是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还是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民增收机制，本质上都是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上，守住底线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始终坚持土地所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守住乡村文化根脉，就是要高度重视防范各类风险，用城乡融合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作用。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之后，关键在于落实。《意见》对落实机制也作出了创新安排，提出“把试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两级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有明确战略蓝图，有具体改革路径，有高效落实机制，相信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定会不断健全完善，为城乡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西藏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西藏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所谓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城镇与农村、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在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都相差甚远。即使在一个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二是群众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一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不能进入城市中小学就读;国家助学体系尚没有覆盖普通高中教育;残疾儿童受教育水平远落后于普通儿童;部分地区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同一所高校在不同省市录取分数线差距较大等等。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使教育软硬件建设的投入存在差距，从而导致区域间教育发展存在差距。二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不足。当前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仍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求，这就严重制约了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展。三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随着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优质资源进一步集中，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四是教育政策不尽合理。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率不公平，给一些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学生接受平等教育造成阻力，人为地加大了城乡、区域差距。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保送生”“专升本”等，也是制造教育不公平的源头。五是人民群众教育需求日益增长。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人们对教育越来越看重。现在的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寄予孩子很大的期望，希望孩子能“上好学”，这就必然造成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不断增长与供给短缺的矛盾凸显。在深入分析这五个方面原因基础上，《七个“怎么看”》提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思路与对策：一是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党和政府先后印发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各级政府把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转到均衡发展上。二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从2001年至今，党和政府通过采取下发文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但有些地方仍存在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高”、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学质量低等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发挥公办学校主渠道作用，尽可能多地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扶持社会力量办学，在经费和师资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促进其办学质量的提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使其子女真正享受“同城待遇”。三是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得起学。“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通过采取扩大资助范围、提高自助标准、落实资金保障、动员社会力量等一系列措施，确保每一个学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论文摘要：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解决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难题，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财政投入；端正办学思想；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办好家长学校，关心留守儿童的成长和教育。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面临多种挑战。
一、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经费问题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贫富差距拉大，造成城乡教育的严重差距。其直接反映就是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贫乏。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但是，据有关专家调查分析预测，当前教育经费投入又一次呈明显下降趋势，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约100亿元。经费严重短缺直接阻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经费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农村教育已经负债累累，教师几乎没有福利、奖金，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公用经费入不敷出。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实行一费制之后，有些学校几乎没有经费来源，学校正常办公经费无法开销，加上财政应拨的办公经费不能及时到位，学校运转更加困难。
（二）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农村教育条件无法与城市比，先进的教育手段、教学设施、教学器材、教学条件无从谈起；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差越来越悬殊，致使农村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同时，由于城乡教育差距的存在，使得不少农村家庭将子女送到城市学校就读，既减少了农村生源，又降低了生源质量。
（三）师资问题
一方面，农村教师不配套现象严重，不少学校聘请临时代课教师，无法保障正常开课和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一批学历低、素质较差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导致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年龄结构也不合理。农村课程改革对目前的农村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角色行为必须实行全方位的转变。由于农村教师队伍年龄、资历、学识能力、身心状况差异较大，因此转变过程困难很多。
（四）留守儿童对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严峻挑战
近年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显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留守儿童大约有2000万。留守儿童由于平时缺乏父母管教，加之老人溺爱，极易出现学习困难、缺课、逃课甚至辍学倾向。
（五）“城市取向”的课程不适应农村基础教育
新课程标准主要是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不切实际和偏难，致使部分农村学生难以胜任，成为学业的失败者，最终失去学习兴趣而被迫辍学。
（六）农村基础教育不能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
由于条件所限制，面向升学仍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取向。农村基础教育偏向优秀学生，忽视大部分学生，同时也没有办法把办学的注意力集中到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身上。
（七）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盛行
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农民送子女上学目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即考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而目前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学费增长速度快，相对居民收入标准太高。而且，当今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由于缺少有关社会关系，更不容易找到工作，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农民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与其到时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还不如不上学早点去打工挣钱，这是一般农民的普通心理。
二、对策
（一）解决经费难题，改善办学条件
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调整转移支付机制。农村税费改革后，政府加大了农村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目前一些地方农村教育经费仍存在不小的'缺口。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不同地区中央、省、地 、县几级政府的财政分担比例，保证教育经费按时、按量落到实处；其次要建立教师工资由中央、省、地、县几级政府分担的机制，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另外，对于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可以在资金投入方面采取特殊措施，创造条件更早实现义务教育“免费制”，切实保障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1. 为农村教师提供培训机会，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改善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保证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解决好代课老师工资待遇低的问题。
2． 利用有关鼓励大学生支教、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有关政策来带动师资队伍水平的提高。
3. 加强城乡教师交流。安排城市优秀教师、特级教师定期到农村学校任教，特别到贫困地区学校任教，帮助农村教师尽快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努力实现教育理念、教师角色、教育能力、教育评价的全面转变。
（三）端正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思想
农村基础教育要转变观念，必须面向全体农村，注重培养全体学生，不应把为高等学府输送人才作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唯一目标。要端正农村教育的办学思想，真正把农村教育的重点转移到素质教育上来，转移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上来，使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都能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需要。
（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在教育经费投入上，应当特别注重对区域内部薄弱农村学校的扶持，通过设立薄弱学校建设专项资金，使薄弱学校建设资金优先安排、重点保证，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通过建立“城乡教育共同体”，使城区学校与农村学校建立起相互对应、相对固定的实体，促进城乡学校之间的联手合作，实现城市和乡村优质资源共享。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的监督评估，有效规范中小学的办学行为，使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设备和师资等条件大体相当。
县(市、区)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建立完善政府问责制度，加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力度。要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监测制度，定期对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间的差距进行监测和分析。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和教学指导体系，逐步开展学生综合素质的试点工作，不断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
（五）办好家长学校，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学生的教育需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社会和学校要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办好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观念，掌握科学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村，突破口也在农村”，这是崔琳委员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提出的。农村活，全局活，而教育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要切实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就必须正确认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问题，要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裕起来。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讲，不提高大多数人群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存情况，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和谐。和谐社会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权的平等和对生命的珍视，民主、平等、和平、发展，等等，这些都应以每一个公民最基础的教育为前提。因此，我们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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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③王 菲.论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C].中国农学通报,2006,2:456~458.
④文家庭.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OL].中国网,2004-03-08.
“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南京人。融入的感觉，真好！”李玉连声感叹。来江苏南京打拼七年，她从一线工人成长为销售经理。积分落户政策，让她实现了梦想。“80后”的经济学硕士，毕业不进写字楼，却选择回乡种地。在河北省固安县周家务村，胡世丹和同学共同创办的休闲农庄里，瓜果正飘香。城市吸纳人，乡村吸引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国家的强盛既离不开城市的繁荣，也离不开乡村的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之路。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城市、乡村并肩前行，融合发展会给城市和乡村带来怎样的机遇？新型城乡关系该如何实现？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看现状——发展要素流动加快，城市向乡村敞开大门，乡村变身城市“后花园”“现在城里机会多哩，只要有本事，收入肯定差不了！”在湖北武汉当育儿嫂的陈月琴正准备考中级育婴师，“这个证一拿下，每月工资7000元打底。”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蜻蜓村里，盛放的薰衣草宛如一片紫色海洋。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张月富回到村里，和友人合伙开起农家乐，“开张第一天就来了20桌客人，营业额6000元！”两个“小账本”的背后是人才要素在城乡间加快流动的现实。“长期以来，农村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这个问题不解决，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就无从谈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要推动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看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已达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数超过亿人。与此同时，返乡创业人数也在增加。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过800万人回到乡村开启职场新篇章。看资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说，工商资本已成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工商资本每年投入乡村产业的资金都在万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我国民间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增速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要素流动加快，带来城乡发展新活力。城市这一头，门户越开越大。就业机会稳定——今年年初，广东和四川首次合作，开通入粤返岗免费专列，1800多名川籍务工人员节后顺利返岗。组织招聘、搭建信息平台……各地的“春风行动”积极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如今，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半，外卖、快递、家政服务等成为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新阵地。落户门槛降低——在青海西宁，外来务工人员可“租房落户”；在广东广州，城市公共服务特殊艰苦岗位人员可获得单列落户指标；在山东，城镇落户限制全面取消……目前，全国已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仅去年一年，就有近1400万人进城落户。公共服务共享——“拿着居住证，也能享受市民待遇。”来山东济南务工半年的韩林对居住证的含金量很满意。办理游园年票、申办工商营业执照、子女入学、医保报销……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日益健全。城市大门大开，而乡村这一头，面貌也日新月异：基础设施更畅——“足不出户就能购物，生活和城里没两样！”河北保定夜借村村民谭子壮享受着网购的便利，他开的网店红红火火。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城乡间“无缝连接”，拉近了城乡距离。截至去年底，全国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的乡镇通了客车，95%的建制村连接了4G网络。保障网络更密——“多亏了大病保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关镇的村民李栓柱因患直肠肿瘤住院，1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报销后只需自付2万多元。近年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截至去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亿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月70元提高到88元，3700万名农村学生吃上免费营养餐。乡村环境更美——“以前村里啊，鸡鸭满地跑、厕所臭熏天，哪留得住人呀。”江苏省淮安市五里镇村民苗华感叹，经过几年的统一规划，现在环境干净多了，亲戚回乡都愿意多住上几天呢。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以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在“室内现代化，室外开鲜花”，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城市“后花园”。看机遇——扩内需，乡村潜能加快释放；补短板，城乡关系更趋协调当前，我国还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有人提出，是不是把城市发展好，让农民都进城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现代社会里，城市和乡村都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们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整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城和乡具有不同的功能，乡村的功能发挥不好，城市也很难发展好。那么如今的乡村又拓展了哪些新功能呢？消费大市场——“刚刚建了新房，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也置办全乎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下塘村的谭民义笑得很开心。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市场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亮点。今年前5月，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超过万亿元，同比增长，高于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幅个百分点。农村电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据淘宝大数据平台显示，5月份食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24%。就业新天地——白云深处，福建建瓯市东际村风光秀美。村民游生其返乡创办了生态种养合作社，种养的高山蔬菜、土鸡土鸭走俏市场，年产值500多万元，带动全村农户年增收20%。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民工返乡创业正由“星星点点”向“星罗棋布”转变。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介绍，截至去年底，“返乡创客”中农民工人数达540万，占70%。返乡下乡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带动农户经营收入平均增加67%。产业新基地——四川成都的白领何明喜欢采摘，他说：“亲手摘的水果，恁个好吃。乡村空气清新，风景养眼，一天下来，巴适得很喽！”串联起一二三产业，乡村旅游成为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据测算，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超过3000万亩；主食加工业营业收入达2万亿元……如今，一批彰显地区特色、体现乡村优势、乡土气息浓厚的产业，正在农村成长壮大。从乡村发展的现实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推进城镇化。有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95%，农村为22%；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7%，农村仅60%；城市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人，农村仅为人。“城乡之间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等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说。我国还有近6亿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农村还会有4亿多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如果一边是越来越发达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带有标志性的硬任务。看前景——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实现城乡发展“一盘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会不会耽搁城镇化发展步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直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不意味着应该放缓城镇化步伐。恰恰相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架构中推进，通过‘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工带农’，实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好城乡“一盘棋”，需要多点协调，共同推进。增供给——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制度供给，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重庆忠县，35万亩柑橘林延绵在青山绿水间，作为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规划总投入30亿元，建立从“一个柑橘”到“一杯橙汁”再到“一片美景”的全产业链，让22万人走向富裕。支持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城乡融合公益性项目；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创新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金融产品提供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更多真金白银流向农村。2013年至2017年，仅农林水支出科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就超过8万亿元。2018年，农业投资更是比上年增长，增速快于全部投资个百分点。“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将为城乡融合增添更多发展新动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促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为城乡融合发展打通了堵点。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以300多万元的成交价将村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作为酒店用地。“这既解决了企业用地难题，又让村集体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红利。”酒店负责人赵建龙说。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主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农村土地改革，“稳”是基础，“活”是目标，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三块地”改革，实现征地范围缩小、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等，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活力。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三块地”改革在33个试点县（市、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1275宗、18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1万余宗，面积9万余亩；腾退出零星、闲置宅基地约14万户、万亩，办理农房抵押贷款万宗、111亿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截至2018年底，仍有亿城镇常住人口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郑风田说，“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据了解，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大城市也已计划放宽落户条件。强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添活力。“改种优质辣椒品种，上马辣椒酱加工项目，产品身价实现从每斤1毛5、1块5到15元的三级跳。”在广东雷州，绿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志德带动300户社员靠种植辣椒鼓起腰包。小麦、稻谷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把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农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向农民股金分红……一项项好政策充实着农民的“钱袋子”。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由2007年的倍下降为2018年的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国强说，“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势头，让他们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成熟定型。
城乡融合主要是指城乡一体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80年代末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隔离发展，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出现，城乡融合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城乡融合方面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人们对城乡融合的理解有所不同。
结合社会实际，谈谈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与结果，3000字论文相当的不好写，谢谢你的问题，祝您的顺利。
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目前做得较好、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是重庆。
中国定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包括在重庆西部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促进更多资本及生产要素流向农村，增强农村发展动能。
笔者援引学者的话说，试验区将为西部地区探索新发展模式，让农村与城市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进一步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本月发布后，重庆市发改委发消息称，规划纲要中15项重大事项直接提及重庆，涉及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等方面，其中重大改革举措即包括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年2月初已批复，原则同意在重庆西部片区、四川成都西部片区等11处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这11个试验区基本都位于都市圈或大城市群内，显示中国希望借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能级，推动城镇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等辐射农村。
据笔者了解，重庆西部试验区聚焦11项任务，包括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
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成渝两座核心城市之间的走廊地带有大片农村地区。试验区能“一箭双雕”，去除城乡隔阂、激发区域间生产潜力，同时也让成渝走廊发展壮大，日后跻身成渝经济圈副中心。
还有专家指出，重庆西部试验区旨在实现“中部崛起”，同时助力中国在“十四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他说，西部农村、农民数量太大，要在西部实现共同富裕，须另觅与过去不同的发展道路；城乡融合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化。
专家表示：“要在保证乡村农村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仍能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富裕……通过城市经济的能量带动乡村经济，但乡村继续保持是乡村，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路。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浅谈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对立论文
关键词：
叙事，对立，城乡，文化，空间
简介：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
内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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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太洋[2]安徽农业科学.2006,34(24).-6605-660717/100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中优化布局无中国农村教育.2006(12).-F0004-F000418/100江苏推广焚烧技术有效处理城市污泥王华城乡建设.2006(11).-38-3919/100江苏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问题及对策李泽楼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5(5).-39-4120/100江苏省城市化水平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刘耀彬[1,2]生产力研究.2006(10).-110-111,14121/100生产要素市场化与江苏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吴莉娅地理科学.2006,26(5).-529-53522/1001996年～2004年江苏省县市城市化水平空间演变分析欧向军[1] 吉婷婷[2] 蒋田南[3] 史冬防[3]规划师.2006,22(9).-56-5923/100关于中小型城市道路交通发展规划的探讨——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杨二俊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6(20).-83-84,10824/100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马晓冬[1,2] 徐建刚[2]世界地理研究.2006,15(3).-68-7425/100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浙江义乌、江苏昆山为例饶宝红 徐维祥 陆央央 沈阳松经济问题探索.2006(9).-149-15226/100城市化进程中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创新机理探析——以江苏省无锡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例陈志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4).-76-8027/100江苏省区域城市化水平评价徐梦洁 孙雁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6(2).-18-1928/100江苏、上海城市化战略的调整及对浙江的影响张才方今日浙江.2006(11).-38-4029/100城市化中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江苏无锡为个案志新求索.2006(5).-76-7830/100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特征及机制——以江苏省为例刘耀彬[1,2]经济地理.2006,26(3).-456-46231/100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靠什么？——江苏省华西村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任博当代陕西.2006(5).-26-2732/100江苏全面小康指标无江苏对外经贸论坛.2006(1).-34-3433/100江苏省城市化发展与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相关性研究刘坚[1] 黄贤金[1] 赵彩艳[2] 翟文侠[1]水土保持研究.2006,13(2).-198-20134/100城中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以江苏无锡市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例陈志新江苏农村经济.2006(4).-48-4935/100基于SD的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情景分析宋学锋[1] 刘耀彬[2]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6,26(3).-124-13036/100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赵翠薇 濮励杰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15(2).-169-17337/100流动人口的数量及其分布特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黄润龙西北人口.2006(2).-15-18,2538/100江苏：投资450亿元用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无中国工程建设通讯.2006(4).-18-1839/100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性分析——以江苏省为例刘耀彬[1] 宋学锋[2]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35(2).-182-187,19640/100江苏人口城市化空间结构研究周玉翠江苏商论.2006(2).-11-1241/100江苏省县市城市化水平差异研究欧向军现代城市研究.2006,21(3).-45-50,5542/100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集体产权的界定——以江苏无锡市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例陈志新江苏农村经济.2006(1).-55-5743/100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规律分析刘耀彬[1] 李仁东[2]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1).-47-5144/100浅谈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投资——以江苏省为例程征贵[1] 林子文[2]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2).-208-20945/100江苏村镇建设工作思路张泉小城镇建设.2005(12).-33-33,7746/100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张婷 杨山 梁丹安徽农业科学.2005,33(11).-2138-213947/100外资集聚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以江苏为例的研究程进上海经济研究.2005(11).-116-12148/100江苏省城市照明设施防盗情况综述罗庆道路照明.2005(4).-45-46,3949/100江苏城市化的科学发展观思维戴军 张京祥 曹荣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4).-100-10450/100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陈志刚[1,2] 王青[2]生态经济.2005(11).-42-4451/100江苏省房地产市场形势的分析判断无江苏楼市.2005(10).-8-1152/100透视当前江苏城市发展问题赵志凌江南论坛.2005(10).-10-1253/100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在江苏省政协九届九次常委会上呼吁：政府要高度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无前进论坛.2005(9).-10-1154/100江苏城市化：现状、问题与对策白先春[1] 朱龙杰[2]江淮论坛.2005(5).-49-5355/100从德国城乡建设的经验看江苏省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傅阳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5(A01).-265-27156/100江苏小城镇发展构想王志强小城镇建设.2005(8).-91-9357/100全球化、外资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江苏个案研究吴莉娅[1] 顾朝林[2]城市规划.2005,29(7).-28-3358/100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动力研究王志强城市规划.2005,29(7).-34-3859/100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江苏省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及其人文驱动因素分析刘坚[1] 黄贤金[1] 翟文侠[1] 赵彩艳[2]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05,23(2).-223-22760/100小城镇唱响城市化的和谐主旋律——江苏吴江市震泽镇见闻徐得立 李坤民中国城市经济.2005(4).-72-7461/100江苏：今年城市化进程提高两个百分点无中国城市经济.2005(4).-83-8362/100江苏人大代表呼吁修改《土地管理法》无江苏农村经济.2005(4).-11-1163/100村庄建设与城乡统筹——江苏村庄如何建设？丁国华小城镇建设.2005(4).-100-100,2564/100城市化中的用地问题——一组来自江苏的报道——积极稳妥推进江苏沿江地区农村城市化王荣炳中国城市经济.2005(2).-8-1065/100江苏沿江开发中失地农民的出路与建议张启祥中国城市经济.2005(2).-16-1866/100江苏新一轮城市化形势分析与战略思考周游江海学刊.2005(2).-70-7567/100区域人口城市化的趋势分析——以江苏省为例白先春[1] 凌亢[1] 郭存芝[2]人口与经济.2005(1).-39-4368/100江苏城市竞争力的对比评价与提升途径方维慰学海.2005(1).-124-12769/100城市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_以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为例白先春[1] 凌亢[1] 郭存芝[2]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6).-91-9570/100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欧名豪 李武艳 刘向南 谌明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13(5).-408-41271/100苏南乡村经济精英流向城市现象考察——江苏扬中个案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姚俊社会.2004(5).-12-1672/100异地城市化——缩小江苏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选择黄雪琴[1] 张士杰[2]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1).-21-2673/100江苏省城市化物元模型综合评价张丽霞 施国庆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5(2).-210-21474/100江苏：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两个率先”牟维旭 郭奔胜半月谈.2004(2).-27-2975/100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若干对策——以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为例杜殷兴 陈谋勇 钱莉莉城乡建设.2004(2).-31-3276/100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差异及其特征分析孙亚范[1] 余海鹏[2]南京社会科学.2004(1).-91-9677/100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测度方法探讨——以江苏无锡市、泰州市为例李爱军[1] 谈志浩[2] 陆春锋[1] 张一飞[1]经济地理.2004,24(1).-43-4778/100江苏省城市化区域差异发展研究王志宪 虞孝感经济地理.2004,24(1).-53-56,6679/100共创品牌 协同发展——访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汪杨上海经济.2004(1).-10-1180/100农村人口转移的空间选择——以江苏南京为样本的研究报告赵小谛 郭霖唯实.2004(10).-25-2781/100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以甘肃省和江苏省为例牛星 欧名豪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4,39(6).-729-73482/100海外华文媒体联袂解读江苏张圣荣华人时刊.2004(11).-2-283/100绿色江苏新亮点——发展江苏城市森林的思考谢友超[1] 王欢[2]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3).-85-8884/100小城镇污水规划应因地制宜科学实施——以江苏无锡硕放镇为例周巍峰小城镇建设.2004(9).-98-9985/100未来江苏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对接略论贺文瑾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0(3).-47-5086/100当前江苏城市发展面临的五大问题赵志凌改革与开放.2004(7).-6-787/100规划引导，统筹协调，加快推进江苏城市化周游中国改革.2004(5).-71-71,7388/100倾力打造文明进步的新江苏周描坤华人时刊.2004(5).-4-689/100城市化是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王芳[1] 王景东[2]审计与经济研究.2004,19(3).-61-6390/100城市化进程的实现途径与制度创新——以江苏南通为例刘建芳小城镇建设.2004(4).-45-4791/100小城镇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以江苏江都市邵伯镇为例张新华小城镇建设.2004(4).-52-5392/100江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研究陈彬 杜玉兰 封潇江苏商论.2004(3).-106-10893/100江苏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黄卫城乡建设.2003(3).-42-4394/10021世纪初的江苏经济：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黄健江苏经济.2003(12).-8-995/100“第一方阵”勇争先——江苏与广东经济发展的比较吴权江苏经济.2003(9).-68-6996/100“绿化”江苏经济——江苏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综述徐山瀑 王鲁沛 余宏霞 马恩兵江苏经济.2003(8).-4-797/100关于江苏省中等城市发展的思考马继刚 沈正平 沈山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9(3).-117-12198/100江苏城市化与城市规划的趋势和任务顾小平江苏建筑.2003(B11).-16-2199/100江苏省区域经济考察报告李勇 张文浩青海经济研究.2003(6).-11-15100/100江苏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严翅君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4).-57-631/67发挥区域优势 加快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建设——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16次会议在宁举行无江苏改革.2003(11).-4-52/67江苏省城市外商投资环境的定量分析朱传耿现代经济探讨.2003(7).-61-633/67以信息化推动江苏城市化进程方维慰现代经济探讨.2003(1).-23-254/672002年江苏省国土资源工作回眸无江苏国土资源.2003(1).-8-125/67加快江苏城市化进程的对策措施黄卫城市规划.2003,27(6).-42-436/67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江都市为例钟钰 孙雪峰农业经济.2003(10).-29-307/67江苏产业经济发展及其对策黄德春[1] 许长新[2]工业技术经济.2003,22(4).-14-188/67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对策——以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为例杜殷兴 陈谋勇 钱莉莉小城镇建设.2003(7).-24-269/67江苏城市化战略构思与政策调整取向郭忠兴 曲福田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22(5).-26-2910/67论世界与中国城市化的大趋势和江苏省城市化道路吴良镰[1] 吴唯佳[2] 武廷海[3]科技导报（北京）.2003(9).-3-611/67江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步意见钱志新现代管理科学.2003(4).-3-4,612/67江苏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许萍 陈锐现代管理科学.2003(3).-90-9113/67江苏省城市化区域差异及发展模式探讨王志宪[1] 虞孝感[2]城市规划汇刊.2003(5).-86-8914/67量身定做 绘就“三圈”蓝图——江苏省全面完成三个都市圈规划王学锋建设科技（建设部）.2003(2).-57-5715/67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与思考邱建新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55-5816/67从世界与中国城市化的大趋势看江苏省城市化道路吴良镛[1] 吴唯佳[2] 武廷海[3]现代城市研究.2003,18(2).-50-5417/67江苏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赵晓谛学海.2003(2).-128-13318/67长三角与江苏区域发展战略张颢瀚江南论坛.2003(1).-23-2419/67对江苏省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思考于水[1] 严新明[2]理论月刊.2003(8).-64-6620/67工业化、市场化与江苏区域发展蒋伏心江苏经济.2003(1).-11-1121/67小城镇规划建设与土地利用的十大问题及对策——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例陆华规划师.2003,19(10).-32-3622/67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的探索和创新——《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工作的回顾剖析王学锋规划师.2003,19(2).-72-7623/67江苏城市现代化思考张峰中外企业.2002(3).-102-10424/67美国城市化经验对江苏城市化战略的启示蓝绍敏唯实.2002(8).-144-15025/67论高速公路建设与江苏经济发展顾为东现代经济探讨.2002(12).-61-6326/67江苏经济呈现三大新亮点顾雷鸣江苏对外经贸论坛.2002(4).-F003-F00327/67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吴群 郭贯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2,25(3).-95-9928/67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推进次序—江苏的实践及其启示秦兴方[1] 吴进红[2] 等管理世界.2002(3).-101-10629/67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意愿考察—对江苏的实证分析蒋乃华[1] 封进[2]管理世界.2002(2).-24-28,7330/67江苏省轻道交通发展战略秦雁 李玉琦 等综合运输.2002(8).-24-2631/67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资源转用效率评价—以江苏省为例钟太洋[1] 蒋鹏[2] 等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21(2).-55-5932/67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对策与思考——以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为例杜殷兴 陈谋勇城乡建设.2002(12).-21-2233/67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反思及战略构想汤茂林城市问题.2002(1).-23-2634/67对江苏城市化发展的思考李宗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24-2835/67三大亮点照亮江苏经济锦辑空运商务.2002(24).-28-2936/67与时俱进铸英师——江苏省消防总队队伍正规化、业务规范化建设写真李玉美 唐团结火警.2002(11).-3-837/67美国城市化经验对江苏城市化战略的启示蓝绍敏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3(6).-90-9538/67江苏城市现代化思考张峰中外企业.2002(59).-102-10439/67江苏省委省政府在无锡举办领导干部学习会无江南论坛.2002(8).-47-4840/67江苏省区域城市化水平评价与分析赵喜仓 吴继英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4).-92-9641/67江苏省五大发展战略在苏北的实现途径朱传耿江苏社会科学.2002(1).-196-19842/67十三年辉煌看江苏汤以伦江苏经济.2002(11).-8-1343/67社会结构转型与江苏保险业刘政焕江苏经济.2002(11).-32-3344/67以入世为新动力推进江苏城市化仲红岩江苏改革.2002(9).-42-4345/67以入世为新动力 推进江苏城市化仲红岩江苏改革.2002(9).-42-4346/67江苏城市化水平再评估田伯平江苏改革.2002(3).-8-1047/67江苏省设立“江苏人居环境奖”潘胜室内设计与装修.2001(5).-9-948/67江苏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乡镇干部意愿的区域比较秦兴方 汤学俊 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5).-3-849/67生态示范区建设中生态型第三产业发展探讨——以江苏省吴县市、邗江县、邳州盛静芬[1] 邹欣庆[2] 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11(1).-104-10850/67加快江苏城市化进程的实现途径与制度创新王雪非[1] 范朝礼[2] 张小林[3]江海学刊.2001(5).-25-2951/67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中的思考与建议张伟新 崔广柏生态经济.2001(4).-31-3352/67江苏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问题与对策徐琴[1] 娄欣[2]现代经济探讨.2001(12).-19-2153/67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薛力城市规划.2001(6).-8-1354/67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进程—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的分析向俊波 陈雯中国经济问题.2001(4).-44-4855/67江苏商业与经济发展分析胡荣华 晏维龙江苏商论.2001(3).-30-3356/67江苏省乡村人聚环境建设的空间分异及其对策探讨薛力 吴明伟城市规划汇刊.2001(1).-41-4557/67世纪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及其对江苏的启示汤茂林现代城市研究.2001(4).-55-5858/67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团的行动逻辑：以江苏为例秦兴方中国农村观察.2001(5).-69-7459/67江苏城市化道路的分析与对策建议杨根平江苏社会科学.2001(4).-187-19060/67城市化：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张二震 方勇 等江苏社会科学.2001(2).-181-18561/67促进江苏沿江地区协调发展顾朝林江苏经济.2001(8).-50-5062/67营造江苏城市整体优势顾松年江苏经济.2001(3).-31-3363/67江苏新经济增长极的塑战略刘志彪[1] 王建优[2]江苏改革.2001(5).-17-2064/67江苏城市化优先战略选择张鸿雁江苏改革.2001(4).-14-1565/67加快江苏城市伦建设的几个问题王雪非 范朝礼 等江苏改革.2001(1).-24-2566/67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农民增收的强大动力—以江苏省为例萧竞华南京社会科学.2001(11).-79-8467/67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为何不导致城市化－－江苏省城市化滞后原因实证分析吴力子南京社会科学.2001(7).-64-68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提纲如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案例分析-以某城市为例（需要反馈过程）城乡融合发展的结果分析（需要分析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
谈谈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具体案例分析，以某城市为例（需要反馈过程），发展的结果分析（需要分析问题）发展的策略。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但是，目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突出，影响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促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着重探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
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广阔的农村有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乡村的繁荣发展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进入新时代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如何破解日益严峻的乡村问题，成为事关人类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论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把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日，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为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描绘了路线图、确立了时间表。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也要看到，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
《意见》的出台，就是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
《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既着眼于现实，也图之长远；既有战略部署，也有具体路径。《意见》提出3个时间节点：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
为此，《意见》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改革的要求，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的抓手，是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路。
无论是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还是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民增收机制，本质上都是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上，守住底线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始终坚持土地所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守住乡村文化根脉，就是要高度重视防范各类风险，用城乡融合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作用。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之后，关键在于落实。《意见》对落实机制也作出了创新安排，提出“把试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两级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有明确战略蓝图，有具体改革路径，有高效落实机制，相信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定会不断健全完善，为城乡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城乡融合主要是指城乡一体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80年代末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隔离发展，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出现，城乡融合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城乡融合方面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人们对城乡融合的理解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