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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家之界定与营建——三论新道家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以道家固有思想加以内在生机的阐释，而探寻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新生命，这是新道家的意义所在。近十余年来[1]，学者探讨新道家问题，呼吁“新道家”学派的营建，乃至酝酿成立全国性、国际性的道家研究机构与创刊专门的学术刊物，不仅是因为此一学术领域的荒芜空缺，更重要是由于道家之学本身内容的重要，与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换言之，探讨新道家之学理与精神，建立新道家学派，乃是21世纪承接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生存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年以来，笔者关注新道家问题，稍有议论公之学界[2]，兹谨略就新道家界定与营建问题的思考具述一二，期之同好。一 新道家之界定（一）“道家”之“道”的语言学、文化学与思想史含义语言学含义在语言学、训诂学上，道家之“道”字解为“道路”。许慎《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道”字从“辵”。金文或从“行（彳亍）”、“行止”，写作“衜”。中间“首”字竹简或从“人”。诸形字义皆同。由常用的普通名词“道路”，可以引申出“由”、“行”诸义，再引申出抽象的哲学含义，成为常用的哲学概念。以儒家朱熹解“道”为例： 道训路，大概说人所共由之路。道者，人之所共由。道者，事物常行之路。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道者，众人之道，众人所能知能行者。道者，人事当然之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所谓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谓道”是也。[3]不仅汉籍如此，汉译思想史著作也认同类似的用法，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论述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下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2]（PP125－126）文化学含义在文化制度背景方面，“道”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还有更为深刻的渊源与根据。在此方面笔者较为赞同的是江林昌先生的观点，即认为“道”字的本义是“黄道”，即太阳的循环运行，“道”字中的“目”也可以理解为“日”，“止”可以理解为“推步”。也就是说，“道”不是人们行走的普通的道路，而是太阳的运行轨迹。[3]（PP315－316）由 “世官世畴”、“技进于道”的上古遗制而言，“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谓“学术”均与现代所说“技术”相近，“道” 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起源于“天学”是可信的。思想史含义在思想史上，“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自古至今，自儒家至道家都通用。特别是北宋以后，“宋明新儒家”使用了“道学”一语，并将整个儒学统系追释为“传道”。《宋史·道学一》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影响所及，以至有学者至今怀疑“道家”之名为汉代晚出且名称不伦。[4]因此，在讨论“新道家”问题以前必须界定，“新道家”之“道”虽然与文字学和思想史上的“道”具有关联，但其本身并非思想史上泛称之“道”，而是具有特指的固定含义，即以先秦道家老、庄、文、列四子为主干，以鬻子、管子、关尹子、鹖冠子等等导源或归宗于老子与“黄老道德之术”的道家诸子为流裔的学派。（二）道家之学三要义道家之学有与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学派明显不同之处，论其差异，以往学者多有阐述，大致不外三种：其一以为儒道互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其二以为诸子时有所明，更相为用（《庄子·天下》）；其三以为诸子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司马谈《六家要指》）。三种阐释以外，更有其四，以为诸子皆有所本而同出于三代王官（刘歆《七略》）。由道家出于史官、天官而言，其源流之久远，居道术为大宗，较其他诸子更为优越，降至晚周之际，影响所及无所不在，实为先秦诸子各家学术兴起的最大滋养与共同背景。而道家之学所包涵的内容也最为广泛，要之，则有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三大要义。自然（物性）之学道家对自然的关注，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躯体、性情，完全都在自然之内，而非以天、地、人并列为三。换言之，自然不是与人类社会（人文）相对的一个概念，更非指人类的生存环境而言。自然是天地万物的共同居住与和谐并存的共同环境。“自然”这一概念的本义，意谓天地万物都各自体现着“道”，天地万物的天性、自性、本性，亦就是“道”的体现。“道”遍在于万物，而不外在于万物，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之“道”。但是，“自然”又绝非意谓着万事万物可以极端任意发展，并非如西晋郭象注庄所理解的“自尔”、“独化”。天地万物相互关联而存在，万事万物间的一大关联就是“道”。“道”一，“道”恒（常），故万事万物永远关联而存在。道家将人类、生命与无生物都视为“物”，宇宙天地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物”。都是物便都有共同的“物性”，“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庄子·达生》）。道家相信凡存在的事物本性都同，所以道家主张万物平等。形上之学但是道家不认为人类的感官感觉可信，宇宙万物的存在，有超出人类感官感觉之上之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另一方面，道家对于宇宙事物的认知，也具有超出感官感觉的能力。道家又以对“形下”的分析为基础，而提升、获得了“形上”的成就。《易经》为儒家传承的三代先王政典，易学与老学近似而不同。易学主旨为“因天道以明人事”，老学则舍弃人事而取法天道。易学重在阴阳，老学重在有无。“阴阳”是一相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而不可以互相取代。“有无”是一绝对概念，“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有”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从思辨逻辑上说，有一个“有”，有一个“无”，无是绝对的，是纯粹的。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一与和谐，而“有”所根据的“无”，也就是“有”本身。“道”是“有”和“无”的统一，是形而上、形而下的统一，是物理的宇宙论和哲学的本体论概念的统一。无为之学先秦诸子百家均以周文疲弊、上下失序为背景而期以重新获得真理，其思想体系之构建亦无非以政治实践为目的，故先秦哲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道家的政治理想具有两个不同层面，就老庄而言，是由形上本体论中引申出“无为无不为”层面，由形下相对论中引申出“贵柔”与“安时处顺”层面。政治理想之“无为”与“无不为”，与哲学思想之“无”与“有”对应。“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故“无为”即是“无不为”，“无不为”亦必须通过“无为”而获致。“有无”为哲学上的绝对概念，而“无为无不为”即成为政治上无所不包宏大至极的运作。就此而论，道家的政治理想其境界最高。在形下方面，道家认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相对存在、互为消长的双方，彼此因依而存在，所以都不具有绝对的根据。而其并存之法则，莫善于“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老子·二十八章》），故老子“用阴”而“贵柔”，与儒家用阳而贵刚健不同。要之，道家“相对”之学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为途径，其形下部分亦皆精彩。（三）新道家之新义新道家之“新”，其含义并非仅就时间概念而论，亦非脱离道家学说本义而予以根本性的改变。自凡晚近以来国家民族所遭遇之新困境、新挑战，皆得据道家立场以回应之，新道家之新义，为时势之新与阐释之新。由国家民族方面而言，“生存”不是一肉体层面，而是一文化层面，肉体的存在并不足以展示存在，文化的存在才真正可以称之为存在，个人的年寿生死皆不足惜，重要的是“技”与“道”的延续。凡能占据道家之学的立场，对以往之历史与学术传统予以“理解之同情”，延续国家民族之“文化大生命”，心率旧典，信而好古，皆得以新道家之名义相称。新道家一语系包真理系统而言，内涵学理、信仰、为治三层面，而非单纯学理或信仰或履践。据今日“为人之学”之“大环境”，而欲行古人“为己”、“弘道”之事业，是否可能具备此一历数？单就操作层面来说，比较宋明新儒家之建立，新道家之建立是否应当具备此一过程？二者均待智者深论。笔者限于学力，仅就庶几可及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一）找到周敦颐——以宋明新儒家之建立为参照周敦颐在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仪式性”作用。前引《宋史·道学一》又说：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宋明新儒家继汉唐经学之后，跨越千年而起，直承孟子，表明学术学派的兴起，有不为时间所阻断者。单就操作层面而言，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全由朱子对于周子的推崇而实现。考其所以如此，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恰好为宋初先驱长辈。众所周知，在宋儒诸学案中，周敦颐既非最早，也非大宗，“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学之传”[5]（P21），但若以辈分粗论，周敦颐在“北宋五子”之中确实年长一辈，使得自“初祖”以至朱子有一恰当的时间作用（适当的连续与适当的间隔），亦无可否认。第二，恰好为二程之师。周敦颐是否为二程传道之师，自当世学者已多表怀疑。《程氏遗书》所载，二程只称周敦颐为茂叔而不称先生，平生绝口不提《太极图说》，而门下弟子游酢至称“周茂叔穷禅客”。全祖望称：“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6]（全祖望《濂溪学案序录》P480）但周敦颐确曾为二程之师，亦绝不可否认。第三，恰好著有《易通书》。宋代新儒家学者当世少有显达，退居治学，往往以诸子位置自居而回避经术，表明诸人与当世政治的并立立场，至元代表彰朱子，乃是再次升子为经。但子家有一形式要求，即须留有文字，如先秦诸子之例，凡有言论直接或间接留于后世者，皆得称之为子。而周敦颐著作十分单薄，《太极图说》仅三百余字，《通书》三千余字，且在当世亦不知名。如钱穆先生所说：“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宦沉沦，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5]（P13）但是，周敦颐毕竟有一完整“子学”著作，从而使得逝者已逝之后，“阐释”的作用得以成立，而文本阐释初亦不必限于文字遗产的数量多寡。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四子《近思录》，《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一句跃居十四卷之首，全由朱熹“发明”而至。具备这几个条件，宋明新儒家的儒统乃可以获得全新的建构，即：孔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在学理会通方面，顾炎武曾写有一则短篇札记，所关联的则是一个大问题。顾炎武写道：《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原注：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曰“伪”。）……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库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周敦颐）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7]（卷十八《破题用庄子》PP659－660）虽仅“真”之一字，亦足说明宋明学者对于回避异端概念术语而保持本门学术之醇的讲究与敏感。“醇儒”问题，自汉代已提出。降及宋明，内有佛道异端之争，外有辽金华夷之辨，问题更显突出。二程之所以称道张载《西铭》一篇，即由其纯用儒家概念术语之故，谓韩愈的《原道》“语固多病”，而“《订顽》（《西铭》）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此横渠文之粹者也。”（《程氏遗书·二先生语四》）而朱熹也由“不杂”一面为《太极图说》辩解：“《太极》之旨……绝无毫发可疑”（《朱子文集》卷四十二《书（知旧门人问答）·答胡广仲》）、“《西铭》《太极》诸说，亦皆积数十年之功，无一字出私意……不著毫发意见夹杂”（《朱子文集》卷三十八《书（问答）·答黄叔张（黄维之）》）。特别是周敦颐著作虽少，而“无极而太极”一语本来自道家陈抟，朱子则大加表彰，用以延伸易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形上概念。“无极”概念来自道家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5]，当世道家亦无争辩，倒是儒家学者内部有陆氏兄弟的激烈反对，引起所谓“朱陆之辨”。陆九渊反对“无极”概念的主要原因，即因为其援引道家：“‘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也”[6]紧紧咬住“从人脚跟，依他门户”[7]一点不放。陈钟凡先生曾说，老子“则已先敦颐千百年而建此玄学上之一元论矣” [8]（第五章《周敦颐之图书学说》PP32－35）。老子之“道”与《易传》之“道”不同，由形上概念来看，老子的概念始于“无”，《易传》的概念始于“太极”，相当于老子的“有”，较老子退后一个阶梯。由此在魏晋以迄两宋的儒家易学传承中，便不得不与道家相接触，借用老子 “无”的概念以建立儒家“无极”的概念，借用老子的“有生于无”以建立儒家“无极而太极”的理论，从而完备儒家的形上学体系。朱熹说：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而向下所说许多道理，条贯脉络，井井不乱，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颠扑不破。（《朱子文集》卷三十六《书（陆陈辩答）·答陆子美（陆九韶）》）这里，朱熹仅就“无极”概念的妙处极力申述，然而却始终不肯将借助道家之学重建儒家形上体系的真相说破。其真相就是：对于道家概念的借用，不可以直接援引，而可以有间接的阐释。换言之，宋明新儒家乃是通过间接的阐释而获得了对于道家之学以及佛学的兼容并包。[8] （二）考据、辨伪与文献学问题自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老子》考辨问题，论老子思想之影响与其记载之隐约的反差，论其争论之大、聚讼之久，以及现代考古学所得印证的戏剧性结果，都足以为学界典型。当中华文明发展到了现代时期，学者沿着一线怀疑，汇聚了几乎当时所有精英，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了一种“没有定论”的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已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的一个侧面，其中反映出的不仅是研究结论的问题，而且是方法和方向问题。特别是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居然鬼使神差般在学者获得定论之后，古代道家文献以一种连续的状态出土问世[9]，轻而易举地将这些结论全体推翻，这种恶作剧式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惊叹，续而接受沉重的反省。怀疑精神与疑古、辨伪方法与辨伪学史需要清晰划分。凡治学术，怀疑精神与辨伪方法永远都是最为基本的前提工作。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10]的“疑古学派”的方向，需要彻底扭转；以“造伪”和“辨伪”一组概念解释主观古代学术史，以“造伪运动”和“辨伪运动”说明“古人缺乏历史观念”的“中国辨伪史”理论[11]，需要基本否定。 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对于道家学术的有限研究，多数是怀疑性的文献学研究，或否定性的批判研究，略加少量传统训诂考据余绪而已。老、庄、文、列四子的生死有无问题，经典著作的真伪传承问题，如铁索横江，横亘百年。诸如直承四子问题，西方物理学的比较问题等等，遑及一提。幸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说明疑古所作种种分析，即使逻辑上完全有理，“迄为定论”，在新出古文献面前，仍可完全推翻。说明关于古代文献与古史的辨伪考据，特别是关于思想史文本的考据，其规矩原则多有出于常理之外者，故尔有另辟蹊径的必要。（三）儒道互补——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如前所述，汉代刘歆论诸子起源，“出于”何者，“起于”何者，认为诸子皆源出三代王官，亦即诸子同源。由此而论，道、儒二家会通互补，返本归原，乃是预料中的必然归宿。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PP122－123）古来学者所谓道、儒二家的“互补”，有一极为辩证的形式，即二家之学正相对立，复因其正相对立而恰为互补。道家主于自然，而儒家主于人文。主于自然，故以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为其三大要义，其科学即其哲学，其哲学即其政治学；主于人文，故亦以人文、伦理、生生之学（仁道、王道）为三要义。“天”、“人”概念是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而特有的最大一组哲学范畴，道家与儒家都讲“天”讲“人”，道家实际上更倾向于“天”的一极，其所谓“人”并非独立的“人”而是与天地合一的“人”，儒家实际上更倾向于“人”的一极，其所谓“天”并非自然之“天”而是人事之“天”。道家与儒家二者，一天，一人，沿着各自的一极对立发展，同时又共同构成了由“天”、“人”一组概念标示出的同一个完整的坐标体系。 现代新儒家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学派，但现代新儒家发展至今，也显露出若干缺憾，缺乏鲜活、凌厉的文化动力，虽然致力于以“内圣外王”开出新时代的民主科学，但由儒家“内圣外王”实开不出民主科学，终至处境维艰，后继乏人。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牟宗三、王邦雄等人都是通才，要求对全部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认识，因之在其新儒家的著作中也包括了许多对于老庄道家学说的论述。又由于现代新儒家学者是在整体上省视中国哲学史，因此在其研究道家之学的时候，就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具有比一般的道家研究更加深邃的见解。所以，现代新儒家虽然保留有先秦宋明儒家辟除异端的余绪而不认同道家学说，实际上却仍然具有道、儒互补的形态。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二者皆流也，而非源，故尔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和而不同，相得益彰。要之，新道家必须在能自明其本的基础上，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才可以顺应时势，对于民族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四）道家经典的疏证与阐释——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关于古代学术经典，古人有“疏不破注”、今人有“证而不疏”[12]之说，其用意无非表示对于古代学术的承接与敬意。受现代思潮影响，关于道家经典著作的疏证非常不足，连带影响了文本阐释的水准质量。在此方面，笔者曾试举《老子》一章、二章为例略作分析。据严复、熊十力、牟宗三说，疏证《老子·道经·一章》“玄之又玄”之“玄” 的本义是精微，用为名词，意为会同，并无玄妙、玄虚之意。“玄之又玄”意为同之又同，如果将“玄之又玄”解释为“深奥而又深奥”、“深远啊又深远”等等感叹语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作为大思想家而言，老子何得有此言论？[13]据河上公、严遵旧注及陈鼓应、余培林说，疏证《老子·道经·二章》的“有无相生”与《四十章》的“有生于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相混。“有无相生”属于形而下之“器”的层面，是老子所否定的。其中“有无”是一般名词，是相对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而存在，相反相成，互为消长，而不能互相取代。“有生于无”属于形而上之“道”的层面，是老子所要阐明的主要思想。其中“有无”是抽象概念，是同一的关系，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无生有”或“有生于无”是就逻辑上的先后而言，实际上无生有就是无成为有，有生无就是有成为无。[14]笔者并曾统计建国以来大陆所见今译约50余种，不肯雷同者仅一二家而已。要之，由“理解之同情”角度，作出维护文本章句结构的疏证与阐释的学者，其实很少。新道家之营建，有必要在充分承接古注的基础上，注意民国学者乃至现代新儒家学者的研究，吸收新出简帛文献的学术成果，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的学术发展中，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参考文献：[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德]黑格尔(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4]孙景坛.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1,（10）.[5]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6][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7][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8]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张京华.朱子所论《易传》“一二四”与《老子》“一二三”问题及其得失[A]. 朱子学刊编辑部.朱子学刊：总第12期[C].合肥：黄山书社，2003.[10]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2]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一九五0～二000[J].汉学研究通讯，2001，（
朱熹德育思想问题研究论文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建议结合起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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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近五年指过去过去五年指今年与之前的四年。例如2012从是从20017年-2011年开始计算。时间是文献检索的重要点，文献信息检索或情报检索，是指将文献信息按一定的方式组织和储存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属于交叉边缘性的新兴学科,它与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参考文献：[1] 李晓萍. 中国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路径[J]. 教育研究, 2017(2):1-4.[2] 刘晓娟. 中国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 教育报, 2018(2):1-3.[3] 张晓燕. 中国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对策[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2):1-4.[4] 王晓丽. 中国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发展[J]. 教育研究, 2018(2):1-3.[5] 张玉玲. 中国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 教育报, 2017(2):1-3.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与对策分析》
摘要：在新时期多元化趋势下，形成了以“90后”为主要群体的大学生，他们思想活跃，个性鲜明，叛逆心强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及时根据当代大学生思想的转变及时提出对策，采取多种途径多种手段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新时期;“90后”;思想政治教育
自2008年第一批“90后”大学生进入高校至今，“90后”学生成为了大学的主体，作为新一代大学生，他们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所以他们自身独有着一些心理特点，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成新的挑战，所以深入了解把握“90后”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再结合现阶段教育现状，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针策略。
一、新时期大学生心理特点
(一)思想活跃、个性张扬、自主意识强，但辨别能力有限。
“90后”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挑战自我，相比“80后”，他们个性更独立，表现更高的自主性，追求非主流，喜爱火星文字，对新鲜事物表现出极大兴趣和热情。“90后”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多样化，不局限于课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电视等多种媒体，在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大学生，部分学生的知识面甚至比教师还要广。然而，在获取知识时，很多大学生也容易沉迷于网络和受西方思想的侵袭，易误入歧途。
(二)依赖性较强，心理素质脆弱。
“90 后”大学生大部分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他们的成长从出生时就作了长远规划，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他们经受挫折时，容易产生自卑心理，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容易走上极端的道路。由于当前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大，部分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及时疏导，很容易产生不健康心理，导致心理变态。
(三)人生观、物质观有待树立，叛逆心理强烈。
笔者曾经开展过心理座谈，旨在了解“90 后”大学生心理特点，通过座谈发现，“90 后”大学生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物质观，功利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缺乏信仰，并且具有比较强烈的叛逆心理。可能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影视剧及西方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部分“90 后”大学生在“求利”的引导下把个人利益和金钱的作用推向极端化，把义和利分开，以致价值评价标准趋向功利化――以金钱或者说物质作为价值衡量标准。“90 后”大学生生活在物质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忽略精神或者信仰层面的东西，而更加关注个人现实的物质利益。通过座谈我还发现，部分“90 后”大学生缺乏信仰，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持否定态度。此外，“90 后”大学生由于个性张扬，向往自由，不想受家庭传统观念的束缚，表现出强烈的叛逆心理，这种叛逆心理还表现在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不满甚至愤怒情绪。
二、当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手段。
为了吸引更多更优秀的生源，各高校都在扩大办学规模，部分学校在办学理念上片面追求学科建设，师资培训，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学位点数量等因素，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以有效的开展，更加难以取得实效。高校不重视大学生道德素质方面的培养和引导，直接导致在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教师大讲逸闻趣事，片面的去迎合学生们的兴趣所在，却没有把这些逸闻趣事上升为理论高度，最后这些就形成了教师和学生共同“混课堂”的现象。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手段，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方式方法在当今社会中已显陈旧。
经济与科技的进步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在当今的高校校园中，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栏等已经逐渐失去了其以往的优势。高校可以通过网络这个更为学生接受平台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等方式更快、更准确的获取各种信息。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管是网络还是电视广播，这些也都只是在形式上进行了多样化，而在内容上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缺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融合的创新点。
三、新时期高校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立足于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并尽力满足他们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这样有助于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从而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进而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更高的层次。“育人为本”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针对“90后”学生的心理特点，开展相应的工作，走出办公室，深入学生寝室，贴近学生、了解学生。知学生之心，了解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切实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实际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针对性。
(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教师是承担教育的主体，是学生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示范者和领路人，他们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学生的学业进步和思想素质起到关键的导向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必须要把坚定的政治思想素质建设摆在首要的位置。一名思想政治素质高，理论基础知识扎实，态度诚恳，作风民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教师能够对学生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和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加强教育学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新兴学科识、时事知识的学习，才能对不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合理的评价。
(三)塑造大学生个体人格，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规范大学生个人行为。素质教育是现代社会教育的主要方面，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首先应从德育方面入手，作为社会中的人，大学生的个体性十分突出，特别是在今天全面发展人的各方面的前提下，为了使个性化的大学生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与觉悟，就必须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使有差异的大学生与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及的价值观相结合，真正指导大学生的思想，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让大学生认清自身以及即将迎来的挑战。
(四)讲究方法，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发挥互联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高校要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和筛选，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和管理机制，引导学生的正确的价值观。使校园网成为融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受学生喜爱的交流的平台。建立一支专业的、精干的、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型队伍，及时解决网络传播中的负面的、偏激的、片面的报道带来的问题，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影响力，更贴合当下实际，紧跟时代步伐，在当代大学生中更具影响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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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涛,宫翠萍. 浅析“90 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J] 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3]李春林宋登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李为民，李淑慧.新形势下地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J].绥化学院学 报..
[5]陶惠敏,张紫君.“90 后”大学生心理特点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法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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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教学论文是教师教学经验和教学研究成果在写作上的表现，简单的说，就是教师将平时教学中的一些经验或研究进行了总结，并综合运用综合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是我分享的小学语文教学论文的`参考文献，欢迎阅读!
1、李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3、袁振国.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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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为读者和审阅专家提供了与论文有关的文献题录，便于检索，以达到共享信息资源和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学前教育专业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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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文献综述写作要点再论 （按：当下在音乐院校的学术论文写作中，“综述”写作已愈来愈受到指导教师和写作者的重视。虽然在教学中笔者曾多有明示和讨论，但仍有部分写作者对相关文体性质、内容安排和结构要义有所忽视而理解不深，从而使其“综述”文稿学术价值受到影响。据此，笔者借“博客”之便，对音乐文献综述写作的相关问题，再做要点式归纳总结，与博友们交流和讨论。） 一、什么是“音乐文献综述”？在预设或限定的时空范围内，对某一音乐学术领域所积累学术文献进行全面观察、分类综合和定性总结的书面陈述，称为“音乐文献综述”。所谓“预设或限定的时空范围”，是指综述都需要有所涉文献的具体时期或年限划定以及具体学术领域或主题规定。具体而言，就是这种时空范围的预设或限定，从时间层面而论，可长可短，长者可设定为一个世纪（如所谓“百年文献综述”）；短者可设定为刚刚成为“历史”的前一年或两三年（如《中国音乐年鉴》中的某领域某年音乐文献综述）。从学术主题层面而论，可大可小，大者可设定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方向（如《当代中国音乐学》中的分学科综述）；小者可设定为一个音乐主题或一个理论问题（如一次学术会议、一种专业技能、一个音乐品种或类型研究文献）。这就是说，所有的音乐文献综述，其材料对象都不是漫无边际或“边界”迷糊的音乐文献谈论，而是有历时性范围和学术空间范围预设或限定的陈述。据此，任何综述者对音乐文献时空范围的设定和限定，都应当是根据个人能力、精力和具体需要的一种适合个人专业条件的界面设定选择，切不可贪大求杂、节外生枝，使自己最终陷于内容和结构都难于驾驭的困难境地。音乐文献综述，是当下包括民族音乐学研究课题在内的各音乐学专业本科生学习、研究生教育和学位论文写作中采用最为普遍也是最多的著述内容或著述形式之一。在民族音乐学学术领域，根据学术目的、作用和文本内容结构的不同，音乐文献综述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民族音乐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引言或绪论章节中部分内容的文献综述，这是各级学位论文规定格式中必须要呈现的一部分对前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认知的内容。二是作为民族音乐学某一专题领域，对规定时间或范围内的音乐文献积累做专门化梳理和认知完成的文献综述，这是一种独立成篇的专业论文样式，如某某音乐学术研讨年会所提交专业论文或研究成果的全面综述，或某某时期某一音乐领域所积累专业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全面综述等。二、音乐文献综述的基本特征凡是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规格和学术要求的音乐文献综述，无论它是学位论文中的相关段落部分，还是独立成篇的专项主题综合，在写作上都需要认真审视和关注下述几方面内容：1.对象材料全面性。就是对规定时空范围内所涉音乐对象的现有文献资料积累，要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综述”之“综”，在这里具有明确的时空规定上的意义，那就是“所述”音乐对象材料上的全位性和全面性观察和认知。一篇对音乐对象文献积累材料描述不够全面而有明显缺失的章节或独立篇幅，都不能称之为是合格的“综述”，因为它没有全面反映出所涉音乐对象的历时研究过程和最新学术进展及信息。2.陈述方式描述性。凡是好的音乐文献综述，对规定时空范围内所积累的所有音乐文献，都主要采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来进行综合性陈述，这是“综述”之“述”特征的性质体现。尽管“综述”也需要有“述者”个人见解和认知发表，但是这种个人见解和认知，则首先是建立在原有文献材料客观内容基础之上的。因此，忠实引用、陈述原文和理解诠释原文，是音乐文献综述的基本特色。故而一篇合格或优秀的文献综述，原有文献材料内容的陈述与著述者个人意见的发表，都不是模糊混淆、雾里看花，而是清晰明确、泾渭分明；对原有文献材料引述也不是断章取义，更不是推论甚至篡改，而是忠实、周到和准确。“述而不作”，是它的主旨，这里的“作”，应当理解为是“发挥”、“推衍”、“创造”。因此，音乐综述的“述而不作”，对于原文献来说，就是不发挥、不推衍、不创造，避免综述者个人不着边际的主观推论和随意理解，这也是笔者主张将音乐文献综述划为“乐志性质”著述一类的根本原因。3.内容结构综合性。凡是好的音乐文献综述，在规定时空范围所现音乐文献的全面、客观描述基础上，都还有著述者个人分类综合和定性总结的创新性思维显示。“综述”之“综”，除了前述具有时空规定上的全位性和全面性意义之外，另还有方法和程序上的限定意义，那就是需要对所涉音乐对象的全部文献材料从内容到形式都予以分析、归纳与综合。这就是说，综述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决不是所涉音乐文献材料的一般性介绍、简单化排列和无序式拼接，而是通过分析、归纳与综合，将所掌握的全部音乐文献材料，从学术层面上进行分类或分项组合，在深入认知基础上再进行模式化提炼归类和理性化归纳总结。由于这种模式化提炼归类和理性化归纳总结，是一种针对所见文献积累、并在此积累基础上的客观性“综合”，是一种有具体依据、具体来源、具体针对性的“综合”，故并不与前述“述而不作”的“三不要点（不发挥、不推衍、不创造）”相左。三、音乐文献综述的作用与价值一项文献综述成果的完成，在任何学术领域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包括民族音乐学在内的所有音乐学学科领域的音乐文献综述，亦不例外。首先，在音乐学教育领域和学位授予程序中，完成一项音乐文献综述写作，实际上就是一次学术层面上的有针对性的文献资料积累、文献材料内容认知和文献分析归纳及整合梳理能力的实践训练。由于音乐文献综述针对的是某一音乐对象历来的文献材料积累，其检索的对象具体、要求明确、途径多种，且与学位论文整体写作框架密切关联，因而具有突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实践性功能。通过音乐文献综述写作，不仅可以用为训练和提高各学位层次学员文献资料检索的实践能力，同时亦可相应地扩大学员知识面的深广程度和认知视野，培养学员分析、归纳、梳理、整合学术材料的表述能力和逻辑能力。因此，音乐文献综述作为音乐描述的一种代表性文体，今已成为大多数音乐院校音乐学本科以上专业教育和学位论文写作练习规定选择的重要著述形式之一。此外，某项音乐文献综述的写作与完成，同时也是此项文献综述所涉音乐对象相关研究课题发现前沿、辨清缺失、明确方向的信息采集和认知过程，而这一过程对学位论文更深入的整体写作和对相关专门课题研究的内容结构设计，都具有直接和明确的定位性影响和参考使用价值，因此，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和专门课题来说，都被视为是其后继续进入更加具体、更深层次研究的先导和基础。四、音乐文献综述的文体结构音乐文献综述的文体结构，一般包括“前言”、“主部”（或称“综述”）、“总结”、“参考文献目录”四个部分。前言，也可称为引言，是本综述需要率先告之读者的相关学术背景或学理背景。首先是综述文献对象主题、文献选择时空范围限定的说明（如本文是某年至某年的某个具体音乐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然后是这一文献综述所涉对象范围及内容选择的意义、价值和目的的简要明确解说。主部，或称“综述”，是全文的主要部分，需要综述规定时空范围内的所有文献，这些文献所展示出的多种研究思路和繁杂内容对象，在此经过作者综合、归纳，清晰地形成序列性的若干分支主题（模式化归类的若干段落），一一进行概述和解说；各分支主题，论题鲜明、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特别是其中具有个性特征和创新内容的文献，要多予以关注和突出。至于各分支主题的序列安排，则没有统一不变的格式，既可按年代为序归类，也可按近似或同类主题和观点为序归类，还可按近似或同类研究方法或思路为序归类。总之，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或主题归类，此部分内容都需要对所涉音乐文献的学科进程、理论见解和研究方法予以概括、提炼和展示，而不能仅仅是对原文献内容的复述和大段落文字的引述。总结，或称为“结语”，是“综述”总体内容的重点归纳。主要陈述其已经显现的盈缺得失、现状进度和未来动向预测等，并有针对性地初步提出解决某些问题的观点或意见。最后是参考文献目录。所有被纳入综述视野的文献目录，排列有序、显示规范。 总之，随着各大音乐院校学位论文写作的渐趋规范和科研课题的严格要求，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中的综述性文体，还会在学术上和写作上发挥出它更大的基础性和实用性作用。
论文参考文献：
1、传统参考文献的查找方式就是通过图书馆，图书馆图书是查找传统参考文献的主要途径，而且相对其他方式来说，具有方便实惠的优点。
2、通过中国知网，中国知网（CNKI）是比较权威的网络文献来源，大多数高校都有和中国知网的合作，所以在学校可以享受免费下载文献的待遇，其他方式部分文献是需要收费的。而且查找起来十分方便，在中国知网官网的分类目录或者检索区域输入文献标题，就可以了。
3、通过维普期刊，在维普期刊中使用高级检索，可以十分精确查找到所需文章。
4、通过万方数据库，检索方法就是点击首页然后搜索旁边的高级检索，进入检索区域就好。
5、通过百度学术，检索方法也是大同小异，搜索栏输入名称即可。
6、其他文献来源：以上是常用的查文献途径，如果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检索：①开世览文；②超星图书；③E线图情；④读秀中文；⑤百链云；⑥全球索索等。
文献类型
1.期刊类，用[J]表示，一般篇幅不长，大概2000字左右，内容教浅，但是可以了解你的课题研究情况。
2.博硕士论文，用[D]代表，这些论文一般3万字起，对于本科生来说可以参考博硕士论文，借鉴他们章节的布局方式以及排版，可以给自己的论文一些基础思路。
3.书籍，用[M]代表，指书籍专著，大家可以根据论文研究需要去参考相应的书籍。
4.报纸类文献资料，[N]表示。
5.报告类文献资料，[R]表示。
最好是5年以内的！但也不要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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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一般来说需要的年限是十年期限，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十篇，而且这十篇文献的时间限制也是需要近十年的，因为时间太久的参考文献可能对你的论文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有时间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