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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太不厚道了!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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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太不厚道了!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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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正是如此,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摄取而来,作者虽不加任何评论,然而事实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特性却立刻跃然于纸上.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如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醉心举子业的选文名家马二先生除了高头讲章,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游览西湖面对秀山丽水全无会心,唯见其一路大嚼不停.对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却馋得咽唾沫,看到鱼翅燕窝从眼前端过去就羡慕,看到皇帝御书就舞蹈扬尘,磕头跪拜,看到书店里卖他的“选本”,就翻翻看看,打听销路,这些如实的描写,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而可笑的落魄冬烘先生的形象.当了翰林编修的几位老先生孤陋寡闻,经常闹笑话；附庸风雅的杨执中抄袭前人诗作,若无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尊讳,但相府公子对此叹尝不置,鲁编修也并不怀疑其为膺品.蘧駪夫得到海内孤本,添上自己的大名饮誉文坛.牛浦郎冒着别人的名字,到处招摇撞.一省学道连北宋苏轼的大名都不知道,结果成了帐下门客的笑料.再如第十七回“斗方名士”浦墨卿、支剑峰和匡超人关于“中进士”和“全福”的争论,把所谓“名士”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作者明明是在讽刺这些官师、儒者、名士、山人,但他只是狡黠地隐在一边,没有片言只语的直接抨击或挖苦,有的只是用白描手法竭力刻画的形象和场面,那些可鄙可笑的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登场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这是非常高超的讽刺艺术,它的讽刺效果远远高过于作者直接出面作讽刺和嘲弄.探其原因,当与吴敬梓的身世、生活、思想和奉行的创作方法有关.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由于中秀才后一直不曾出仕,又性耽挥霍,长期过着“困穷途而瑟缩”的生活,对科举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现实体察和感受日益加深,完全有余裕提炼足够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他非常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见,对生活熟悉而真实的描绘,正是吴敬梓笔下人物之所以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爱憎更是构成作品讽刺性的基础.加上他有极为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于是许多“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事物,经他写出,便令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了.像那个家境豪富而又悭吝成性的严监生,自述其仅有“几亩薄田”,平时舍不得买肉吃,独生幼子吵吃,“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盏燃着两根灯草,竟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描述这样生动的情节,就足以塑造守财奴的形象了.正因为作者有—十分厚实的生活底子,又娴熟地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刻画伪妄也好,抨击习俗也好,总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那些借助直接嘲弄,缺乏真实性的讽刺作品难免询意浅露,如同漫骂,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儒林外史》有正面的人物和肯定性事物的描写,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追求和理想,但揭露和讽刺知识界的丑恶、堕落以及科举仕途的荒谬和危害,则是最主要、最突出、最精彩和部分.不过,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以此专刺某人某事,或仅作为陪衬烘托角色的程度上.它的讽刺矛头虽也落到各个具体形象上面,但实际上它把人物的种种秽行劣迹和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都与腐朽僵死的科举制度联系了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刺入到了社会的本质方面.这就大大高出于同类的作品.“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还能指望士品不破产,儒生不堕落吗?考取了“功名”,“出”者多成寡廉鲜耻的贪官,“处”则沦为横行地方的劣绅；考不取“功名”,孜孜砣砣,追求不息,糊涂迂腐,形同废物,或者混充名士,奴颜婢膝,利欲熏心,自欺欺人.哄吓,无恶不作的严贡生是如此,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匡超人也是如此.难得仍有君子品行的马二先生又何尝免得了“迂腐”二字!八股文只是在特定程式里,变换些词句来阐发所谓圣贤经传道理的玩意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僵化透顶,中与不中,本无什么凭准可言.小说中人物所以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归根结蒂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牢笼和毒害.小说描写的两个贫苦人家子弟匡二和牛浦,他们原先并不坏,后来为什么成了无赖和编子?就是因为沾了科举的边!揭露并讽刺科举制度在社会各方面散发的腐恶臭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正是作为讽刺艺术的精髓所在.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以公心讽世”、“指摘时弊”一类评语,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领会.此外,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讽刺性特点的原因之一.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夸张不是失实而是更加突出事物的本质.周进撞号板,痛哭而至于口吐鲜血；范进见报贴,高兴得至于发疯；严监生见燃着两个灯芯就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都是从生活中精选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把人物的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而收到讽刺鞭挞的良好效果.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儒林外史》的讽刺性还表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作者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或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人具有哪种性格,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优秀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并巧妙地把它和讽刺结合在一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抓住人物的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把他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突显人物的行动,通过行动自然地显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如第五回“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一段,作者对严监生无一褒贬之词,而只靠人物临死前一个极平常的细节活动,就使一个地主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灵活鲜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情节的描述,严监生便成为久久活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悭吝的典型了.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作者,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作者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优秀的讽刺小说语言是幽默的,风趣的.《儒林外史》用富有口语特色的个性化语言,对各色人物的外貌、心理、行动进行刻画.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牛浦郎传中的船上旅行细节也是刻画小说人物形象的手段。第二十二回写牛浦郎从芜湖坐船要到淮安府安东县找董瑛，牛浦郎是偷偷地上船的（这和匡超人上船不同），在船上被牛玉圃认亲，船到仪征上岸吃饭，又遇上婊子掌柜的王义安，及王义安招打，这些细节无不与牛浦郎传中的情节相呼应，牛浦郎传是以打打闹闹为特色，而水路旅行细节则暗藏了所有情节线索。牛浦郎在船上被认了亲，是不容牛浦郎插嘴的认亲，随后的情节，牛浦郎有两次找上门来的“亲戚”（一次是牛浦郎在芜湖的旧邻居石老鼠，一次是牛布衣的老伴到安东找牛布衣），两次认亲都闹得不亦乐乎，牛浦郎都被扭去见官，而更为激烈的是牛浦郎招打的情节，这一情节在刻画小说人物形象的水上旅行中，也有细节描写：牛玉圃与牛浦郎到仪征的一个饭店吃饭，碰到了王义安，三个人正吃着，上来两个秀才，看见王义安头戴方巾，不由分说把他打个臭死。这一段极具暴力色彩的插曲，为牛浦郎其后的情节埋下伏笔，牛浦郎在牛玉圃面前耍的滑头就如同王义安戴方巾一样招打。当牛玉圃知道上了牛浦郎的当以后，亟亟到苏州找到牛浦郎，把牛浦郎哄到船上，船开了几天到了龙袍洲，几个夯汉就把牛浦郎打个痛快。读者通过这组故事不难发现，作者是位现实主义作家，因为在现实中，对于除了打一顿，消消恨外，还能对他怎么样？作者没有让掉进河中淹死或让老虎咬死来证明天良没有泯灭。这种用水路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并暗伏情节发展的手段，在描绘主要人物的传记中，都有运用。⑧ 作者笔下的旅行细节是水路的坐船航行的途中细节，旱路只是一笔带过，最多用来连接新的出场人物（如鲍廷玺旱路遇韦四老爷，庄征君旱路遇卢信侯）。⑨ 而第四十四回中也写了余二先生到凤阳、余大先生到无为州和南京的旅行，他们的旅行没有途中细节，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办完事就了。这些旅行也反证了水上途中细节是刻画小说人物形象手段的论点。归纳起来，吴敬梓的旅行写的纷繁多变，从种类上，是水路和旱路，作用上，一是作刻画小说人物性格的手段，二是连接新人物的出场，连接新人物的出场的作用见于水路和旱路两种旅行，而起刻画小说人物形象并暗伏情节发展的作用的旅行只是水上旅行，写法上，水上船行作细节描写，而旱路旅行不作细节描写。2. 存疑的章回中的旅行描写，是旱路细节描写，其特点是冒险经历冒险经历的写法以“奇”取胜，夸张得越离奇越好，与实际的情况，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可能关系不大。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中庄征君旱路上的细节描写纯属冒险经历，而且也没有为后面的情节设下伏线。从投宿辛家驿遇山东贼头赵大夜劫萧昊轩饷银一节，及老妇走尸故事来看，与刻画庄征君这一人物特征，毫无联系，而且故事怪诞，这两段旱路旅行细节与吴敬梓的风格不同。先看劫萧昊轩饷银一节，行文中明明写道：“那响马贼数十人”，既然是“数十”，响马贼的人数最少也是二十个人以上，我们难以想象一只弹弓，怎么能把这一大帮人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这个情节的写法离可能的现实实际相差太远。老妇走尸细节写得煞有介事，庄征君不但看到尸体走起来，而且还用车子挡在门口拦阻，这种细节的夸张，无非是增加离奇，让读者毛骨悚然。尸体怎么会走？走尸只可能出现在志怪或笔记小说中，谁见过僵尸会走？难以想象，吴敬梓会想到写这样的细节。⑩ 我们津津乐道的《儒林外史》好就好在吴敬梓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11）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夸张虚构的细节是出自吴敬梓之手，又何以冠以吴敬梓现实主义作家的桂冠？接下来是第三十八回郭孝子旱路历险记，及由此而接气的第三十九回到第四十回前面一大半老和尚、萧云仙的故事，伪作者不但让郭孝子开步走，也让老和尚迈开了大步，从陕西到四川，一路历险惊心动魄，接着是萧云仙投军历险记，路上险些被木耐一棍子打死了。这三个旱路旅行有一个共同点，即旅行者生命处在危险之中。这种一连贯的、不给读者喘息机会的旅行，在吴敬梓的故事中还不曾出现过，而且，在吴的故事中从不拿生命开玩笑，最为激烈的莫过于两个秀才痛打王义安，和牛浦郎招打。伪作者只顾冒险，很少刻画人物性格，吴敬梓不会这样突然放弃他最根本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创作原则。下面引郭孝子路上遇虎的一段，看看历险记的大至情形，与吴敬梓原作的风格比较：郭孝子乘月色走，走进一个树林中，只见劈面起来一阵狂风，把那树上落叶吹得奇飕飕的响。风过处，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叫声：“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会，见郭孝子闭着眼，只道是已经死了，便丢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个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把爪子拨了许多落叶盖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里偷眼看老虎走过几里，到那山顶上，还把两只通红的眼睛转过身来望，看见这里不动，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从坑里扒了上来，自心里想道：“这业障虽然去了，必定是还要回来吃我，如何了得？”一时没有主意。见一棵大树在眼前，郭孝子扒上树去。又心里焦他再来咆哮震动，“我可不要吓了下来”。心生一计，将裹脚解了下来，自己缚在树上。等到三更尽后，月色分外光明，只见老虎前走，后面又带了一个东西来。那东西浑身雪白，头上一只角，两只眼就象两盏大红灯笼，直着身子走来。郭孝子认不得是个甚么东西。只见那东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里去寻人。见没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儿。那东西大怒，伸过爪来，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东西抖擞身上的毛，发起威来，回头一望，望见月亮地下照着树枝头上有个人，就狠命的往树枝上一扑。扑冒失了，跌了下来，又尽力往上一扑，离郭孝子只得一尺远。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树上一根枯干，恰好对着那东西的肚皮上。后来的这一扑，力太猛了，这枯干戳进肚皮，有一尺多深浅。那东西急了，这枯干越摇越戳的深进去。那东西使尽力气，急了半夜，挂在树上死了。（12） 这一段写得太悬了，难以想象人遇到猛兽还有郭孝子这样的从容不迫。这个细节用“险”和“奇”来吊读者的胃口，与实际的生活经验没多少联系。有谁能够在虎口下生还，是个大问号。第四十三回中大姑塘盐船被劫，这一水上旅行细节与刻画人物形象及随后的情节毫无联系，而且，也没有连接新人物出场的作用，这一旅行的细节的描写与前面所论及的吴敬梓的旅行细节的创作原则相违背。从大姑塘盐船被劫到野羊塘将军大战都是冒险经历。吴敬梓会不会写冒险的经历？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吴敬梓的原作中来进行分析。吴敬梓究竟是怎样写他的细节的？他用了哪些材料来组织他的细节的呢？也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位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只需举些例子就可看出吴敬梓的原作与郭孝子遇虎的情节大相径庭。原作对于每个细节的处理，都来自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据经验是可以想象的。举几个例子：写杜慎卿“面如傅粉”，接下来作者写杜慎卿的饮食习惯。杜慎卿请诸葛天佑等三人来吃饭，招待客人的菜是“江南鲥鱼、樱桃、笋下酒之物”，作者特意写了“他（杜慎卿）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诸葛天佑三人请杜慎卿馆子里吃饭，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就呕吐起来”，杜慎卿皮肤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大量食肉人皮肤就黑。杜慎卿不大吃肉，就和他的“面如傅粉”不矛盾。韦四老爷有“一个通红的酒糟鼻”，随后的情节是韦四老爷在杜少卿家里吃了一天的酒，把一坛子九年陈酒都吃完了，原来韦四老爷好饮、海量。牛玉圃找了几个人在“没人烟”的龙袍洲把牛浦臭打了一顿，把牛浦“又掼倒在一个粪窖子跟前，滚一滚就要滚到粪窖子里面去”，这才使得后面的情节——牛浦被来出恭的黄先生搭救，牛浦在船上拉痢疾——顺理成章。有见识的王太太“预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一总倒在马桶里”，才使得后面的她把沈大脚“揪到马子跟前，揭开马子，抓了一把屎尿，摸了他一脸一嘴”不至唐突。就是沈琼枝敢在利涉桥卖文，也还仗着她有一副好拳脚，把个差人“被他一个四门斗里打了一个仰八叉”。吴敬梓用来搭建故事情节的材料无非是些生活日用，是我们每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琐事：吃喝拉撒，吵架，奉承。作者就是从每日的琐事写出我们特有的心理习惯，没有以“奇”来刺激读者。“吃饭”是每个人最普通不过的行为，吴敬梓就是在吃饭上大作文章。让他的人物、场景总是相称，在饭桌上作者肆意发挥他塑造人物形象的天才。粗略统计，每个人物传记开始，新人物初识，总是要吃饭，如此方便的情节材料不但非常符合我们的民情，而且，饭桌子上的放松总是让人表现本来的面貌。加之，作者通过每次列出的具体菜样，随手拈来体现人物的社会地位，风俗民情等等。“吃饭”让作者写得千姿百态。薛家集的人备分子在申祥甫家请周进吃饭，“乃是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叫一声“请”，“早去了一半”。只这两句话，概括了村民们的吃相，同时吃的什么，也一目了然。众人都喝清茶，“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就是这两枚生红枣，说明了读书人与村庄上农人不同。王举人吃饭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王惠吃的是鸡、鱼、鸭、肉；周进吃的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王举人不把一个没进学的穷教书的看在眼里的心态，作者通过吃饭这个细节让读者一目了然。僧官慧敏一听到“前日煮过的那半只火腿，吊在灶上，已经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早忘了自身的处境，跟着何美之就到了他家，就是何美之的这句话，不但使读者对随后发生的情节不产生怀疑，而且能心领神会，按照一般常识，出家人更馋，哪能听说火腿走油的话？这样恰到好处的描写，在吴敬梓原作中不胜枚举。严监生吝啬小气的特性和严贡生霸道的习气，作者也是通过“吃饭”上的习惯来发挥：像我（严监生）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13） 严监生舍不得吃，还要罗嗦其兄严贡生家爱吃。小气鬼舍不得吃，在现实中处处能够碰到，而且文学作品中也不乏鲜明的形象。（14） 吝啬是导致严监生生病毙命的根源，最后作者还用两根灯芯子的情节把吝啬鬼的形象推到极致。（15） 而严贡生好花，爱吃，也为他在乡下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乡民的恶习提供了根据。围绕“吃饭”材料，写得尤其好的一段是马二先生游西湖，马二先生为救朋友蘧公孙把钱都献出去了，口袋空空游西湖，作者让马二先生的目光全落在西湖的茶馆、饭店上。这样对没钱的人首先惦记的是吃这种微妙心态的准确把握，让读者拍案叫绝，作者只寥寥几句白描，马二先生的质朴可爱跃然纸上。读者都钟爱马二先生，原因就是作者让马二先生表现了普普通通人的心理，没钱的时候，只想着吃，没心思看女人。以上的例子足以说明吴敬梓的人物形象，是以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细节，而不是用离奇的冒险细节刻画出来的。吴敬梓既然用日常生活琐事来组建他的细节，他关心的首先是世间的吃喝拉撒，那些冒险行径对这位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作家来说，不具任何吸引力。这位心细如丝、对他的细节如此呕心沥血的作家怎么会想到用大老虎来吓唬读者？3. 伪作中的情节发展没有高潮吴敬梓原作中以每个人物传记为单位，情节发展是按照起因——高潮——结局三段式布局的。全书整个情节还有一个总高潮（祭泰伯祠）。就单个故事而论，故事开始时首先通过吃饭或拜访来聚集、介绍人物，人物都介绍完了，导入情节高潮，然后是高潮后发展结局。人物介绍的方式一般有配角引出主角和主角直接出场两种，配角还担任中间过渡人物的脚色，主角也往往是接下来故事的引导脚色。周进传：由薛家集的人引出周进，作者着重描写薛家集人的势利，结果导致周进哭号板（高潮），发展结局是商人相帮，周进中进士。范进传：由周进连接，范进直接出场，范进的贫穷加上老丈人时不时的辱骂，导致范进中举发疯（高潮）。由范进过渡到张静斋，到严贡生。二娄把参加莺脰湖宴集的人物聚齐了，故事就到了高潮（大宴莺脰湖），其故事结局，什么都是假的。凡此种种，传记故事总有情节高潮，而吴敬梓在设置故事气氛和铺陈情节时，通过描述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想象的细节，把情节高潮的夸张感觉降到最低，让读者感到情节的发展应该如此。而伪作章回由于细节描写就用了夸张，所以传记故事中就不能形成情节的发展高潮，从郭孝子、甘露僧到萧云仙都找不到情节高潮，所以叙述的故事就异常呆板。由此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组织故事的方法。不能设想，吴敬梓同时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因为，为什么被我们认为是伪作章回的部分恰恰用了不同于原作的组织故事的方法？其次，如果这两种方法都是吴敬梓所用的话，理应该在小说中间隔开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集中在小说的第三部分。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也有人认为是吴敬梓最后所作），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 儒林外史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1、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摘自《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
解释：读书对自己有好处，耕田对自己也有好处，学习好的东西对自己就有好处，这是过去讲求耕读传家时常用的话。创业是艰难的，但守成更艰难，知道其中的难处就不艰难了。
2、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摘自《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
解释：世事变移，盛衰易位。
3、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摘自《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
解释：接济困境中的人一斗米，如同雪中送炭，但如果给予的太多，反倒使人贪得无厌。
4、不怕该债的精穷，只怕讨债的英雄摘自《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
解释：指只要收债手段厉害，欠债的人再穷也得还。
5、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摘自《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
解释：指熟读名医著作，不如多积累临床实践的经验。指医生贵在实践。
《儒林外史》名人名言如下：
1、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2、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少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
3、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4、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无意整家园，创业者成难守。
5、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6、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
7、要相遇于心腹之间，相感于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人等。
8、慷慨仗义，银钱去而复来；广结交游，人物久而愈盛。
9、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