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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鲜语言的异质化初论[摘要]作为朝鲜语的两种变体,南北朝鲜语言存在着许多差异。这种差异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都有所体现。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南北朝鲜50多年来语言政策和社会状况完全失去交流。认真梳理南北朝鲜语言的差异,是消除差异、恢复同质性,实现南北朝鲜语言统一的前提。[关键词]南北朝鲜语言异质化差异一随着韩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到韩国旅游、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韩侨也为数不少。当他们很不流利地说着韩国语时,韩国人会感到非常亲切;相反,如果他们一句韩国语也不会说,韩国人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标志,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民族认同感,是因为“说同样的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几代人都在海外生活的韩裔还是近在咫尺的朝鲜同胞,语言都会很快拉近双方的距离。朝鲜半岛是大韩民族几千年的繁衍生息地。地球上有3000多种语言,像朝鲜半岛这样只使用一种语言的国家是非常少的,这有利于南北语言同质性的恢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北分裂,互相中断来往,韩国流入大量的外来词,朝鲜则开展语言规范运动,这直接导致了南北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因为韩国和朝鲜的人民在相互交流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语言障碍,但毋庸置疑,双方都觉得对方的语言听起来不太自然,有些词汇甚至不知所云。这些种种现象造成心理上一定的隔阂。如果这种语言的差异越来越大,南北朝鲜对对方的语言日益生疏,那么,最终就必然会丧失民族认同感。这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担心的问题。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南北朝鲜就应对各自的语言作出调整,恢复其同质性,使大韩民族重新团结。正如索绪尔认为的那样,一种语言体现一个民族的共同性,语言的统一是民族统一的前提。而认真梳理南北朝鲜语言的差异,是消除差异、恢复同质性,实现南北朝鲜语言统一的前提。南北朝鲜语言的差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韩国语遵循语言根据自身规律而产生的自然变化,而朝鲜语则遵循许多人为的规定。1933年,朝鲜半岛有统一的语言法则,即《Hangeul书写法统一案》(以下简称《统一案》)。1988年,韩国根据55年来韩国语的词汇和语音变化等将《统一案》修订为《Hangeul书写法·标准发音法》。与韩国尊重语言现实的情况相比,朝鲜的语言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49年,为消除文盲,传播社会主义政治观念,朝鲜宣布废止汉字,实行Hangeul专用政策。1954年,朝鲜制定《朝鲜语拼写法》,并于1966年出台了《朝鲜语规范集》,开始起用文化语一词,以和韩国的标准语形成区别。经过多年的规范化运动,朝鲜把大量方言充实到文化语中,把汉语词、外来词置换成纯净的固有词,并根据Hangeul构词规律创造了大量新词。南北朝鲜语言的差异越来越大。二语言的三要素分别为语音、词汇和语法。南北朝鲜的语言差异在此三者上都有所反映。其中,语音和词汇上的差异是主要的,而语法上的差异则并不明显。(一)语音的差异语言的发音充担十分重要的功能。朝鲜半岛的语言属于中亚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韩国的标准语以汉城话为基础,朝鲜的标准语(文化语)以平壤话为基础,但实际上两者的发音有很多共同点,它们最大的差异在于:韩国语遵循头音法则和子音同化原则,而朝鲜语则对这两个法则不予承认。朝鲜半岛的语言以音节为单位拼写。音节一般由首音(头音)、中间音、尾音(韵尾)构成。所谓头音法则,是指作为单词第一个音节首音的辅音由于受到后面音节的限制而引起
韩国的官方语言是朝鲜语，朝鲜以前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他们以前使用的是中国的汉字，后来因为日益严重的文言不一体现象，在144？年由世宗大王发明了朝鲜语，这就是早期的韩语。刚发明时的朝鲜语和现在用的韩语还是有点不同的，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文言文，现在韩语就相当于我们的现代白话文。韩语中有英语，这被韩语标记了出来，被称为外来语，外来语的发音并不是英文或其他的，而是韩语的发音，外来语只是被音译过来了而以。因为以前韩国没有文字，所以他们在创立文字的时候大部分是根据中文来创建的。所以现在的韩国语中还保留有很多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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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冲突 1999年6月15日 在朝鲜船只被认为数次越过朝韩两国水域边界后，朝鲜和韩国的军舰发生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首次交火。在那次交火中，一艘朝鲜战舰沉没，据报道朝鲜30多名船员死亡，至少6名韩国士兵丧生，十多人受伤。 第二次冲突 2002年6月29日上午 朝鲜和韩国的海军舰艇在朝鲜半岛西部黄海海域的延坪岛附近发生交火冲突事件。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称，冲突造成韩国方面有4人死亡、1人失踪、20人受伤，并有一艘高速艇被击沉；朝鲜方面有一艘警备艇被击中起火，估计也有30多人伤亡。 第三次冲突 2009年11月10日上午 朝韩海军在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朝鲜一艘警备艇跨过北方界限进入韩国海域，韩国随即开火，朝方对此进行回击。朝韩关系一直冷暖交织，曲折不断。今年8月份以来，朝韩多次表达了善意的信号，双方关系也出现了缓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朝韩海军在西部海域发生交火，对此，央视评论员孟祥青评论认为：这样的交火事件有两个突出的背景——第一个，朝韩双方的这种缓和，并没有解决朝韩矛盾的实质性的问题。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朝核问题。韩国曾经提出给朝鲜所谓大规模援助的一揽子计划，被朝鲜明确拒绝。因为韩国提出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朝鲜要承诺放弃核计划，所以被朝鲜拒绝。那么与此同时，朝韩关系这些年的发展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实质上反映的是朝美关系，也就是朝韩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朝美关系的互动。那么朝鲜提出重返六方会谈或者是参加其他多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时，提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实现朝美双边会谈。那么围绕着朝美双边会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美双方有了多次各种方式的接触和磋商。最近美国一个高级官员透露，在奥巴马访问亚洲之行之前，可能要宣布博斯沃斯访问朝鲜的这样一个行程的正式决定。同时呢也可能在奥巴马访问亚洲之后，来实现博斯沃斯访问朝鲜之行，来实现朝美双方会谈。但是美国提出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朝鲜必须要明确承诺重返六方会谈机制，而且要明确承诺放弃核计划，这样才能实现双边会谈。那么朝鲜提出，要视朝美双边会谈的结果，也就是美国是不是对朝鲜实行“敌对”政策来重启六方会谈在内的多方会谈机制，所以这个矛盾分歧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发生朝韩的交火，是跟朝美关系目前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此外，“北方界线”一直是朝鲜和韩国存在争议的海上界线，在这片海域，朝韩双方已经发生过十多次的冲突，甚至是交火。为什么这片海域是双方擦枪走火的一个高发地带？评论员孟祥青解释道：朝韩双方就“北方界线”问题历来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而且这个分歧矛盾也非常复杂。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由韩国和美国单独划分的“北方界线”朝鲜从来不承认。1976年朝鲜提出了一个叫南方警戒线，朝鲜提出的“南方警戒线”也就是所谓“朝鲜西部海域的军事分界线”，和韩国提出的“北方界线”出现了互相交叉和重叠。所以在这个海域历来互不承认各自划分界线，这是冲突的一个背景。那么还有一个背景，朝韩在这片海域的争执背后也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1999年，2002年，朝韩两次在海上的冲突，都发生在这个海域，而且都发生在6月，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片海域到了6月份可以说是螃蟹的一个天堂，所谓西部海域之争的背后也有“螃蟹之争”。朝鲜、韩国居民都在6月份来捕捞这里味美又大的螃蟹，所以这个海域冲突的背后也有经济利益。当然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根据《海洋法公约》，朝韩双方都认定这片海域属于自己的12海里领海范围，不管是北方界限还是军事分界线，都在双方的12海里的范围以内。所以这片海域又涉及到双方一个领海主权问题，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所以这片海域发生冲突并不是偶然的。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1、明朝建筑的风格特点比较严谨、工丽、清秀、典雅，具有江南艺术的风范。大多数的民式建筑都是使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大多数都是使用本色木面，显得十分雅致。2、在明朝，官式建筑的高度都是标准化、定型化的，而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房屋主体部分，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暖色，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大多数都是使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种搭配不仅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3、清朝建筑的风格是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且又富于人情趣味。清朝建筑的特点是，城市比较方整，但是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4、在清朝，城市中或者是近郊一般都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也有所增多。重要的房屋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是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另外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5、清朝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从而简化房屋结构，节省了大量木材，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另外在清朝建筑中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6、由于斗拱比例缩小，所以清朝建筑的官式建筑的出檐也相对减少了，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所以呈现出拘束但是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7、官式建筑目前已经完全定型化、标准化，需要根据清朝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来执行，而民间则需要根据《营造正式》、《园治》来执行。另外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所以使用砖来建造房屋的家庭突然增多，而且城墙大多数都是以砖包砌。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昏 京郊马场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专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的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挥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规，光耀后代！他纵马驰奔，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武兮大明强！我雄武兮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河山投下最后的一瞥，仰天大笑：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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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震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的行为，明确表示了“坚决反对”的鲜明立场。美、日、韩、俄、澳等国也纷纷谴责朝鲜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展开紧急磋商，并于14日通过第1718号决议，宣布对朝鲜实施包括武器和战略物资禁运、冻结金融资产、奢侈品禁运等多项内容的严厉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还宣布了各自进行的对朝制裁措施。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朝鲜政府于17日发表声明，称核试验是“主权国家自主的、合法的权利”，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积极的防御措施”。声明称安理会决议是根据美国的脚本拟定的对朝“宣战布告”，朝方“强烈谴责和坚决拒绝接受”该决议。不仅如此，来自美日韩等国的信息显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二次或更多次核试验。 目前，美国国务卿正在对日韩中俄等国展开访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落实安理会决议并为缓解当前急剧升高的朝核危机寻找解决方案。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应尽快恢复六方会谈，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美国政府也已表示准备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朝鲜政府在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也表示有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核危机。今后朝鲜政府能否在重返六方会谈上作出积极回应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诚然，由于过去举行的多轮六方会谈事实上未能达到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导致国际社会对六方会谈的前景出现信心危机。但是，即使在目前形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仍坚信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六方会谈虽然并非完美有效的方式，但仍是在目前形势下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惟一为各国接受的现实方式。 因此，只要与会六国能够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建对会谈的信心，进一步改善、充实并强化六方会谈的机制，就能够在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为此，美朝应该显示灵活，为重启六方会谈作出更多努力。二辩证看待农民工返乡潮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的新闻。 据安徽媒体11月30日的消息，该省已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这是继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之后，又一个能具体报出返乡农民工确切数字的省份。此前，江西省的相关报告称，该省共有30万农民工返乡。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是，很多传言中的数字很快又遭到质疑。这提醒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是掌握准确的、动态的信息，以备决策部门提出相应对策。当然，农民工分散而流动性较强，信息搜集有相当难度，稍有滞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动态。江西、安徽两省能及时掌握较确切的信息，实属难能可贵。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 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向来就是产业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30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是因为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挤压，一些企业关停并转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前提下，歇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一次劳动力的返乡休养，或许就是为下一次产业的升级积蓄能量，当然前提是相关地方和部门能积极引导，及早制定培训计划。 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看。据分析，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当前在城里呆着收入不高，与城市生活相比，回乡生活的成本可能更低，无奈只好回家等待机会。二是国家一系列政策对农村的倾斜，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从实际看，这两种情况也不无道理。农民工从农村向沿海转移，是基于一个前提：城市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如果这个就业的空间缩小或是投入产出比不合算了，农民工自然有权作出去留的决定。 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朝鲜核危机，是指朝鲜半岛因为朝鲜恢复核项目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朝鲜于197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随后于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签订《保障监督协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并多次接受其核查。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关注朝鲜的核项目，1988年下半年，美国正式对国际宣称朝鲜有可能正在开发核武器项目的信息，此举立刻引起朝鲜当局的强烈反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4年5月30日，在美国的极力怂恿下，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对朝鲜进行核项目调查并对其进行制裁。1994年6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往平壤斡旋，与朝鲜政府达成了《朝核问题框架协定》，此一协议是朝鲜核危机的直接渊源。按照《朝核问题框架协定》的要求，朝鲜必须冻结其各种核项目，并在所有核设施上加装监控系统，禁止一切关闭项目的重启。然而，美、日、韩三国协助朝鲜拆卸石墨反应堆并帮助朝建设两座轻水反应堆的承诺一拖再拖。这两座反应堆的发电能力约为2千兆瓦。无法顺利进行的原因中，约为45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是一个不小的因素。2002年8月，轻水反应堆在朝鲜平壤奠基。在此之前，朝鲜一直在与美国就反应堆的建设资金分摊问题讨价还价。 2002年10月，美国透过侦察机构掌握了朝鲜仍在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证据，从而对朝鲜核项目再次提出异议。朝鲜当局当即承认了美国的指控，随即引起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朝美关系再次陷入僵局。由于朝鲜当局坚持能源短缺理由，拒绝美国提出的先停核项目，再谈能源问题的提议，朝鲜核危机正式爆发。 中国在朝鲜核危机方面采取比较主动积极的态度，自2003年8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政府发起在北京举行的朝鲜问题六方会谈之后，2004年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二次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发表了主席声明。各方原则同意不晚于2004年6月底前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六方会谈，并组成工作小组进行工作。其中，第一轮六方会谈并未达成任何的协议。参考资料：
朝鲜核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以其卫星照片为据，怀疑朝鲜有用于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鲜反复声明它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和能力，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 由于朝鲜同韩国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核安全协定并同意接受检查，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从1992年5月到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致。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同时，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同年3月12日，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半岛局势又紧张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同朝鲜举行了两轮副外长级会谈，在援助朝鲜改造核设施等问题上作出一些许诺，朝鲜则宣布暂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4年2月下旬，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达成妥协：朝同意其7个核设施接受检查、美韩同意停止1994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同意与朝举行第三次高级会谈。 1994年10月21日，朝鲜谈判代表团团长姜锡柱和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加卢奇在经过3个多星期的紧张谈判后，在日内瓦签署了《美朝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即同意不再对一座5兆瓦的核反应堆重新添加核燃料，停止两座石墨减速反应堆的建设，封闭其核燃料后处理厂，并最终拆除这些核设施；朝鲜当年早些时候更换5兆瓦核反应堆燃料棒时取出的8000根核燃料棒暂时留存在朝鲜，朝方负责对其进行安全贮存。此外，朝鲜还同意将来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按协议规定，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 近两年来，朝美间在履行《框架协议》问题上争论日渐激烈，朝鲜指责美国没有按协议规定在2003年前提供轻水反应堆，美国则一再要求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核查”。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初访问平壤期间，朝鲜指责美方违反了《框架协议》，使这一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同年12月12日，朝鲜政府宣布，由于美国当月起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朝鲜决定解除对核计划的冻结，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再次退出该条约，并于11日正式生效。
中国不能等待，而只能积极参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中去，为此，中国有可能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第一、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巧妙借力。使多边会谈持续进行。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同时在朝美两者之间发挥巨大作用的国家。一个是朝鲜天然和事实上的盟友（即使我们置身事外，朝鲜战争也必将我国牵连进去），一个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应积极推动、参与建立各种形式朝核问题多边谈判机制，并充分利用建立可信任朝核设施核查机制及落实任何一项由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多种成分构成的一揽子大交易离不开中美日俄韩朝六方紧密合作的特性，牵制美单极图谋，增进自己在朝鲜半岛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中国还可以借助东北亚各国在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多层次、多方位和多种类多边合作新框架，推动建立东北亚无核区，以根本消除日本、朝鲜的安全担忧，并形成美中俄三大国共同向区域内各国提供安全战略的稳定机制。 第二、尽快实现外交转型，将“和平崛起”理念清楚的展现，从而在朝核问题上提升角色地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惟其古老，所以在外交上容易含糊其言辞，模棱两可，总是给不了解东方思维习惯的外国人造成错觉。美国、日本、印度等对中国的崛起持有戒心，总以各种方式试探中国（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王伟事件、日美安保等）。最近，中国已经开始转变，“在核心国家利益方面，中国会竭尽全力‘有所作为’，并最终施加极大的影响力。中国目前具有足够的技巧和信心做到这一点”。中国如能让其他国家清楚的认识到：任何国家对朝鲜的战争都必将威胁中国的核心利益，就能在更大程度上避免冲突、保护自己。 第三、灵活施展外交手段，国际社会充分认识朝核问题是东北亚秩序内的大问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表现出灵活、积极参与的一面。朝鲜半岛现状是冷战的延续，中、美、苏之间斗争的产物。三八线是美国和中、苏、朝三方军事力量的分界线，这条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半岛的和平。对朝鲜的任何威胁都会危及整个东北亚的稳定，最终需要邻国的共同努力。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他们的外交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玄奘。在现实生活中，他虽没有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也经历过许多磨难，才到天竺（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源来的。当时印度的佛教比我们高深的多。玄奘在那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他最后也在那里成为一个有名的僧人。再比如说东渡日本6次的鉴真他双目失明也要到日本去讲学。当时政府也是不用许出海的.他到日本为日本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日本群众尝试百草，被尊称为药王,也为日本修建了有名的唐招提寺。
唐朝（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称神都，史称武周，也称“南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1位皇帝（加武则天则为22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文化方面，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军事方面，在继北魏破柔然之战之后，唐朝又一次取得了中原王朝对大漠部落的军事上的巨大胜利。经济方面，到了唐玄宗时期，出现“开元盛世”，唐朝经济已经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拜占庭以及阿拉伯。“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后，李渊自称“唐王”，后废隋帝杨侑遂建“唐”朝。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西汉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为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暠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期，奉行关陇集团的本位政策，李氏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