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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儒家化述评 儒家思想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思想，它虽然在秦朝时期受到过严酷的打压，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读尊儒术”之后，它就成为了贯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法律以及各个领域。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法律儒家化在北魏时期的具体状况。大家都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乱大发展时期，那时的立法司法制度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法律儒家化，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的逐步渗透，进而对整个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个有点到面的研究。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 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除此之外，法律儒家化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现代社会。 .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无讼”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仁政”思想的影响。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走进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参考文献《中国法制史》教材 《上下五千年》 《魏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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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文化中，儒学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我国文化主体之一。它具有深邃的思想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儒家思想的教育意义及对后世的思想影响两方面作一简单梳理，从而为现代教育思想提供参考。
关键词 ：儒家；孔子；教育意义；思想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剧烈动荡时期，孔子希望恢复周朝以礼为准则的社会制度，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实现“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能实现仁。随后，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主张“制民之产”，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提倡重义轻利。其后，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儒学思想，在他看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后天学习，凡人皆可成为圣贤……先秦儒家代表人物提出的主张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雏形。此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从此经学成为显学，儒学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其后各个朝代，儒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思想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一、儒家思想的教育意义
孔子不仅是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他在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下面选取三方面来谈儒家文化对后世的教育意义。
1、“有教无类”。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学生都可不必顾虑家世出身。有志于学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知识，从而为君主服务。我们可从《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中，略窥孔子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平素如何教诲弟子。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很多家境贫寒但学问富足的弟子。
2、因材施教。古人云“性相近，习相远”，孔子做到了对每个学生的个人、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施以不同教育，子曰：“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孔子能做到对三千弟子的情况熟悉了解并施以教育，实在令后人钦佩。
3、启发式教学。在我国教育史上孔子首次提出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从《论语》中可见，他对学生谦恭和善，善于由浅及深地启发诱导学生，让学生易于明理，受益匪浅。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思想影响
1、“中庸文化”。“中庸”主要是强调“善”。“中”乃适合，“庸”乃按照适宜方式做事。“中庸精神”指的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这对我们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强调“知行”结合，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孔子要求人们应“言行一致”，强调“力行”，坚持“言必行，行必果”。子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行以达其道”，“力行近乎仁”。朱熹也十分重视“力行”，朱子曰：“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就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强调实践。
3、“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学者强调正确的“义利”观。当生命和道义二者之间不可兼得的时候，儒家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4、“闻道”、“行道”。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儒家学者认为闻道、行道才能体现人生价值。儒家学者是把“仁”和“礼”作为了道德行为的最基本范围和最高准则成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目标。小至“修身齐家”大至“治国平天下”，无不要求仁人志士“闻道”“行道”，实现自身的'价值。
5、“忠孝”。孝于父母，忠于朝廷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遵循的原则。儒家要求孝顺父母、忠君爱国。孔子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提倡大家“入则孝，出则悌”，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长幼有序。以“孝悌”的原则推广至国家，便是要忠君爱国。同时，对待周围的人事要“忠恕”，这便是为“仁”之道。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不器”。子曰：“君子不器。”这指的是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隅于一技一能，只能发挥一种作用。儒家认为，君子应该追求大道，而不能拘泥于一技一能之“小道”。小道虽有可观者，然君子所不为也。“君子不器”是要求人们要“游于艺”、“通于艺”，由“器”上升到“不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道。
7、“慎独”、诚信。“慎独”一词出自儒家《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郑玄的解释为：“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其实，“慎独”即谨慎自己在独居、独处时的言论和行为，始终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荀子则将“慎独”与“诚”联系起来。不诚则不独。这便提出诚信的要求。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纽带，儒家的“诚信”观不仅是立人之本，也是立国之本。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确我是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当今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时代，为了创建适合于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仅应当总结工业文明时代教训，而且应当从古典的农业文明中去吸取人类生存的智慧。儒家思想固然有局限性，但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在当今社会合理运用，发挥其合理的教育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3]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4]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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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读《三字经》从教育角度谈看法。只有你自己写的东西才会打动人，看给人的论文你一无所获，读不起读的几年大学。老祖宗留下那么多经典，一段话多角度看，都会有新的看点。更重要地是锻炼思维，给自己学习生涯一个很棒的奖励！
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儒家哲学思想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摘 要]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先秦;先秦儒家;儒家思想;哲学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1]。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2]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3]，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4]。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5]”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4]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4]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6]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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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记载了战国儒家思想，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整理而成，记述了孟子一生的主要言论、政治活动和思想学说，属语录体散文集。全书共有7篇，分别是《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的古文献有《孟子》，《荀子》。1、《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孟轲及其门徒的著作，阐述了儒家的仁义之道，强调人性本善，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2、《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的著作，论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道德观念，强调天命、仁义和礼治。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好好发挥，就是一篇论文！！《论语》里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成几十万字的论文！！
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下面小编为大家准备也一篇关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欢迎各位毕业生借鉴哦!论文摘要：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的作文 （一）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秦国利用法家的思想，一跃成为秦朝，因为实行了商鞅变法。但是真正给我们中华文明创造了光辉篇章的是儒家代表——孔子。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七十三年人生的概括，孔子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 孔子为什么能够这么伟大呢？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是缺点最少的人呢？儒家思想就像是一部永恒的经典，很完美，但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孔子做到了，儒家思想里面的周礼拘束的非常多，又非常讲究，这规范那不规范等等等等，但是孔子却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上都做得十分周到。这需要多大的本领啊！孔子既然是教育家，教育方面也做出了与大贡献，因材施教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教育的先河，这是孔子提出来了，他收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七十二贤中有三个最有本事的：子路，颜回，子贡。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自己炼出来的，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仁爱”，墨子是“兼爱”，仁爱是分等级的'爱，兼爱是不分等级的爱，但兼爱比仁爱更难做到，因为当时的奴隶社会富贵贫贱分得相当明显，富贵的人就看不起贫贱的人，怎么可能去不分等级的爱呢？孔子提倡有为，道家提倡无为，道家的思想是适合于隐士一类人的，提倡顺其自然，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无为而治，不要兴风作浪。许多人想不通，男子汉大丈夫生来就是要纵横天下，怎么能蜗在一旁呢？这样的人不是隐士，自然接受不了道家的无为而治。虽说学说不同，但孔子人说老子是人中之龙，这是孔子豁达的表现之一。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儒家思想提倡以仁治国。在现代社会，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儒家法家的思想结合，既走依法治国的路，也走以仁治国的路。只施仁，给人们太大的自由，只施法，给人们带来太大的压力，只有仁和法结合才能适合于现代人民的需要。 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学说。 提起中华文明，无一人想不到儒家思想，无一人想不到孔子。他在历史上，在教育方面，思想方面，文化方面（《春秋》）都有过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成就。正是因为孔子，我国才有五千年灿烂文明；正是因为孔子，我国中华民族才会延续至今；也正是因为孔子，我们中华文化才得以辉煌至今，影响至今，成就至今。 儒家思想的作文 （二） 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学习与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指，如果学习书本知识而不思考，就会不辨真伪，更不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如果只是苦思冥想却不认真读书，就会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更不能做到博观约取，标新立异。 孔子的这两句话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学习与思考是人们在获取知识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思维活动。只学习不思考不行，只思考不学习也不行。只有将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才算真正懂得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这里所说的学习，主要指从书本上汲取间接经验。古今中外，凡成大学问者，无一不是博览群书，读破万卷的。人非生而知之，只有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成果充实自己的头脑，才能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这一巨着，( )曾在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可见认真读书是成才所不可缺少的。要勤于学习，必须博览熟记，持之以恒。鲁迅先生说：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另外，学习还要持之以恒，要“戒怠荒，戒无恒，戒躁急，戒泛杂”，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要善于思考，有蜜蜂酿蜜的精神。每一克甜美的蜂蜜不知凝聚了那小生命的多少心血。思考也需要我们下苦工夫，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索精神去钻研，切不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愿我们大家都能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去勇敢地攀登科学知识之巅。 儒家思想的作文 （三） 孔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后句含意深刻，使人大有所悟。 大家知道，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正书有“颜筋柳骨”之说。颜体丰满遒劲，柳体则骨立挺健，至今仍是学习书法之范本。柳体创始人柳公权是颜派鼻祖颜真卿的后辈，早年从师于颜鲁公。后来柳公权发现颜体虽雄浑厚朴但不乏臃肿肥大之弊病，于是柳公权不断揣摩，择颜体雄健的优点，改其臃肿肥大之弊端，掺入自己“骨立如嶙”的特长，终于创立了世代奉为经典的“柳体”。这不正是“择善而从”的典范吗？ 倘若柳公一味效法于颜体而不顾其弊端，那么可能现在就不会有相提并论的“柳骨颜筋”了。那该是多么遗憾啊！ 思古及今，改革之风已靡及中华大地，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但“开窗”虽好，不免有“苍蝇蚊虫”飞进来，这就需要我们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头脑。可就是有一些“失其本性”的人，沉湎于西方物质享受之中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为腐败的糟粕所毒害而锒铛入狱。他们因为“择不善而从”，终成咎由自取的可悲者。 由此可见，对待一切事物，我们要运用“择善而从，不善而弃”的标尺，放开眼光去学习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突破；反之甚至会身陷泥潭，一误再误！ 那么如何才能“择善而从之”？让我们再看柳公权的例子。颜鲁公弟子百人，却没有一人像柳公权那样有所建树而流芳百世，这是因为身为唐朝大臣的柳公权博学而勤勉，注重锤炼字外功夫，因此他站得高，望得远，能够发觉颜体的优点与微瑕。其优点，从接受到孜孜不倦地实践，成为自己的优点；其微瑕，则予扬弃，并在这基础上进而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是故只有识善、择善并身体力行的人才能做出成绩，甚至超过前人。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高考作文议论文人物素材：孔子，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山的沉稳水的灵动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儒家学派的一大特点是保守、守旧，以上古为黄金岁月，只重视“先王之道”而不关注事物的变化，而孔子则是一个方正迂腐的学究。其实，“信而好古”的孔子是用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结合白己对时代的期望，对经典作了新的阐释的。他既将“如山”的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也发出了那句令千古智者为之共鸣的“逝者如斯”的感唱；他不但极其诗意地阐释了“变”，而且身体力行，收授弟子，用实际行动改造灵魂。如果他畏惧“变化”，不相信事物有更新的可能，他就不会成为一位灵魂工程师，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师。他作为中国哲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变化”如同万物生长，是一种无声而自然的过程，他心目中理想的发展，不是斩断传统的脉络，而是以传统为根基，如山中树木，生长不息。
2、挫折
孔子一生不得志。但孔子不畏惧，不逃避，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乐天知命、通达自得上孔子并不比老庄差。“孔颜乐处”是对这种处世态度的概括。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匡人围困，当时形势非常紧急。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表现了孔子兼善天下的志向。同时，也是孔子在遇到挫折时对自己的安慰与鼓励，是一种自我调适的做法。
3、选择
古人柳下惠曾被迫宿于城下，晚上刮风下雪，气温骤降，同宿城门下的一女子冻得快不行了，柳下惠将其抱在怀中，靠体温为之取暖，一直到次日天亮，没有非礼之举，留下了坐怀不乱的美誉。
无独有偶。鲁人有独处室者，邻居是一个寡妇，也独处一室。半夜，暴风雨至，寡妇室坏，想进鲁人室躲避，鲁人闭户不纳。寡妇在窗下哀求道：“你怎么不懂得仁爱，不让我进去？”鲁人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你现在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不敢让你进来。”妇人说：“你怎么不学学柳下惠？”鲁人说：“柳下惠能做到，我是万万做不到的，我现在是用我的做不到，学柳下惠的能做到。”孔子说：“善哉！要学习柳下惠者，没有像鲁人这样会学的，希望向善的方面发展，却不因袭别人的行为，算得上智了。”
在孔子看来，柳下惠的选择是对的，鲁人的选择也是对的。
4、幽默
公元前496年，焦急的子贡四下询问走失了的老师孔丘，这时候有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口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找到孔子后把这话告诉他。孔子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这就是孔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幽默细胞的.老头儿，全然不是千百年来端坐在画像中，端坐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形象。在孔子眼里，要想真正不朽，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文化存在，他的王位就永远存在。
5、源泉
了解孔子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处境。他所宣扬的仁爱和礼教，有时候被抛在一边，可有时候，又搞得登峰造极。不是吗？直到今天，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研究儒学的人，可研究什么？我想：不过是为我所用罢了。可是，无论如何，孔子是伟大的。是的，绝对是伟大的。他的经典的论述，是人性，是人伦。有人说：地球上的万物是共生的，是平等的。所有的报应，是因为人类打破了生态平衡，不顾一切地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所以，人类呼唤人性，呼唤平等。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在呼唤人性。是的，封建的历代王朝，都在以儒学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上，显现一个天子的抉择的。是的，直到今日，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仍不过时。道德沦丧，必然是四面楚歌：理智的时候，就会向孔子讨教。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墨子成就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墨子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1．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2．数学方面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3．物理学方面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4．机械制造方面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5．哲学方面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部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6.军事方面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十五卷，其中第十四、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存十一篇，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旗帜》，《号令》，《集守》。《墨子》中的守城战术及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含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之一。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以下是我整理的墨家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主要哲学派别之一，与孔子（儒家）、老子（道家）为代表的三大汉族哲学体系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的尚贤治国论、崇尚节俭的哲学观念、兼爱、非攻，以人为本的社会伦理对当代公民的道德水平、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墨家军事防守思想和非攻兼爱思想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子；兼爱；非攻；价值观
一、墨家思想的影响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墨子学说在当时影响如日中天。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
墨子的思想与主张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墨子》一书中所撰写的《兼爱》、《天志》等篇目中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也是墨子哲学观念重要主张。墨子认为在战乱时代，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为争夺领土而发生的战争，以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争执，演变发生“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发生争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兼爱”精神的缺失，墨子曰：“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必不忠惠，父子不相爱则不孝慈，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讲的就是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兼爱”的缺失，墨子认为唯有“兼爱”得到大众的认可，并发扬其精神，这样，天下才不会大乱，人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创造太平盛世。
墨子对“兼爱”的叙述为简称为“仁”，把信仰“兼爱”理念的人称为“仁人”，与儒家提倡的“仁”在道理上相近，但在具体以细节内容上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儒家学说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封建宗法制度的“亲亲”理念对远近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而墨家学说主张爱无贫困差别，爱无厚薄。在“兼爱”基础上提出的“非攻”理念，在大爱面前反对非正义的攻伐战争，它是“兼爱”思想在地方政权相互竞争方面的延伸。
“兼爱”思想是墨家学说思想的核心理念，它蕴含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兼相爱”，就是要普通大众待人如己、爱人如己、相亲相爱。并以理想化的思想境界，达到墨子所希望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发扬墨家“兼爱”思想，有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高等生物，人与人之间和群体关系与动物之间的族群关系不同，人们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手段，又是社会的目的；人的发展是社会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所以，要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就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论，“兼爱”思想恰恰如实反映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是金钱与名利的关系，在促进经济社会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发扬墨家“兼爱”思想，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观。
三、“尚贤”，是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根本
“尚贤”思想是墨家学说中最实用的政治主张，就是主张国家政府实行任贤用人。墨子认为“国家治薄”的原因在于“贤良之士寡”，墨子在提出“众贤”与“尚贤”措施；所谓“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而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选贤用能，对社会有用的人“将富之、贵之、誉之”。从而达到国家的贤良之士增多，同时也就面临着政府如何选拔和使用这些对社会有用的贤人的问题。
在选用贤良之士方面，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墨子在“尚贤”思想的最核心的体现，它贯穿着墨子的整个任能用贤的政治思想。在人才选拔上，要做到“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的深刻问题，人才选用得当，则对国家繁荣昌盛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甚至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墨子提出的“尚贤”思想不是一种空洞的理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选贤制度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
墨子认为通过任用贤人政治主张，就可使官府殷实，万民富足，从而最终达到整个国家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昌盛。
虽然距今已过去了两千多年，但墨子所倡导的“尚贤”思想和“尚同”的主张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墨子的“尚贤”学说仍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尚贤”，是实现国家昌盛、民族富强的根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目前走具有中国特色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前，选用贤能担任国家重要岗位，有效的发挥其才能，为远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铺路。
摘要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平民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热心施教，积极求知，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是一个有比较严格组织纪律的团体，墨子培养的学生有德行、有辩才、有技艺，他们能文善武，技艺精湛。墨子和他的墨家学派在机械制造、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斐的成就。今天看来，墨家的育人理念与高职院校培养德才兼备技术型人才的目标颇有相似之处，对班主任工作来说，墨家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适应时代的育人要求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尤其值得借鉴。
关键词 ：墨家思想；教育理念；高职
班主任工作墨子是先秦时代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主要思想观点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强力”“节用”。墨家学派在先秦时代影响力非常大，曾一度超过儒家，孟子曾经这样评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墨子著书立说，设坛讲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有精通攻守战术的大弟子禽滑釐；有因卫君无道背禄向义深为墨子欣赏的高石子；有德才兼备被墨子称为“骐骥之才”的耕柱子；有起初横行乡里为人不齿，后学墨子之术成为天下名士显人的高何、县子硕等等。据西汉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意思是说，墨子有名望的学生就有180人，这些学生都对墨子非常服从，他们都是不避艰险、奋不顾身、至死也不会回头的人物。墨家作为手工业阶层的代表，尤重艰苦实践，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就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墨子几乎是中国百家中唯一与逻辑学、自然科学，以及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接近的一家流派。无论从哪方面说，墨子都是中国古代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高校班主任工作艺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墨子生活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看多了以强执弱、以富劫贫、以贵傲贱的不公平现象，他以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提出了“兼爱”的思想。墨子批判了当时不兼爱的社会现象：“今国之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呼吁人们要“兼爱”，兼爱，就是平等与博爱，“爱人之家若己之家，爱人之国若己之国”，如果“天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墨子号召他的学生为天下兴利除害，“利天下，利万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维护公理与道义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墨子为救民于水火，侠肝义胆，为了制止诸侯间的非正义战争，一方面，他“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席不暇暖，墨突不黔（席子来不及坐暖，烟囱也来不及烧黑），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另一方面，带着弟子制造兵器，为弱国助力。《墨子公输》就记载了墨子为制止强大的楚国侵略弱小的宋国，穿着草鞋不辞辛苦连走十天十夜来到楚国都城郢，以雄辩口才和强大的后方防御力量软硬兼施说服楚王放弃非正义战争，为宋国百姓解除了灭顶之灾。这种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作为学生思想工作的引路人，班主任在引导学生做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人方面负有很大的重任。古人云：“邦无道，富且贵，耻。”国家危难之际，有知识分子或投笔从戎或毁家纾难；建国伊始，为了建设新中国，一些专家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蹲守山沟沟里作科研。也许有人说，悲天悯人是从上而下俯视众生的态度，我们绝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资格；有人会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大家都过着小康富裕的日子，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悲天悯人的了。其实非并如此，班主任要教育学生，和平年代自有和平年代的悲悯内涵，它表现为当国家需要我们时，是否愿意全心奉献；当同学遇到困难时，是否伸手相助；当灾区需要援助时，是否慷慨解囊；当山区需要人才时，是否愿意放弃城市的优越条件。作为大学生，是做一个关心时事与民生的忧天下者，还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甚至浑浑噩噩混日子的蠹虫？作为高校班主任自身，也应该以悲悯情怀体察他人感受，常抱怜悯之心，常怀宽容之情，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学生保持宽容慈爱，以教育之心去育人。班主任要为所有学生的未来着想，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心理健康，而不只是把教书当作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怀一颗悲悯之心，用爱与付出推动教育改革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碾出开阔崭新的教育新生活。
二、顺应时代的育人标准
墨子招收门徒，并努力把他的弟子培养成有时代担当的英雄侠士。《墨子尚贤上》对人才标准的描述是：“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技艺”是墨子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德行”，是指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德”为衡量人的标准，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要求读书人通过“修身”完成“君子人格”塑造。先秦诸子百家都非常重视“德”。在《墨子》一书中，“德”的重要性也被多次提及。墨子还非常强调“行”的重要性，墨子认为“行”就是不断做事，要求弟子“力行”，尽自己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并且要有很强的行动力，只要这件事情是对的，就要立刻、马上去做。“行”以“德”为标准的，符合“德”才能做，不符合德的坚决不能做。墨子对弟子要求很严格，他有一个弟子胜绰，随项子牛三次攻打鲁国，这种不义的行为违背了墨家精神，墨子就派另一弟子前去交涉，请项子牛辞退胜绰。墨子自律极严，率先垂范，有一次他的弟子公尚过为他在越王那里谋了个官职，越王许以五百里地迎他做官，墨子却没有答应，他的理由是不能以行道的理由向越王索取土地，况且他认为自己的节用思想也不会被越王所采纳，不能为了高官厚禄而出卖义。墨子这种注重德行，强调身教的思想在他的《墨子修身》篇里有论述：“源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君子只有率先垂范，才能教育别人，要老老实实践行仁义，别人才会信服你。“厚乎言谈”是人才的第二个要求。逻辑清晰，厚重有度的言谈，是内在才情和外在魅力的重要表征。一个长于言辞论辩的人必定知识广博，头脑灵活，其素质和能力都超越他人。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口才的重要性，“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拥有好的口才不仅可以平步青云，还可以起到安邦定国的作用。先秦对口才的重视，以至于形成众多辩者云集的名家流派，墨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墨子擅长言谈，《墨子》一书每一篇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子墨子曰”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对比分析，时而反诘疑问，时而自问自答，说理清晰透彻，议论浅显易懂，墨子丰富而系统的逻辑思想，对后来的说理散文产生深远影响。“博乎道术”是墨子人才观的第三个标准。“道”，是指人或事物所遵循的轨道；“术”可以理解为读书人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能，对农夫来说就是“耕稼树艺”，对农妇来说就是“纺绩织布”，对达官贵人来说就是“听狱治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每个人都要干好自己分内之事，为国家效力。墨子反对死记硬背以“六艺”为主的文史知识，主张学以致用，注重以实践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修身》）。墨子和他的弟子在从事手工业制造的同时，在数学、几何、物理、光学、声学、机械制造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与贡献，这些贡献即使在当时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数学方面有倍数、级数的概念。在几何方面对圆、长方形、直角方面的定义都非常准确。在物理方面涉及杠杆原理。在光学方面最值得一提，有小孔成像的实验研究。在机械制造方面更是精巧细致，在军事、农业与手工业等方面都非常实用。“德行”、“言谈”、“道术”，构成墨家经世致用的人才规格。首先，“德行”是立人之本，“言谈”是沟通之媒，“道术”养身之技。对比墨子的育人标准，高职院校育人又何尝不如此？“立德”“明德”“修身”是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作为大学班主任，应该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一个品行不端的毕业生，无论他技能学得怎么好，首先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更不用说服务社会了。第二，高职院校的学生，不能培养成做事的工具，那样只能成为“半个人”，大学生应该具备对外界事物和事件的认知与表达能力，要懂得如何与人沟通交流表达情感，要具备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他人的能力。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现象的审美能力就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绕不开的话题，高职班主任应该有意识地创设情境培养学生表达自己展现自己。第三，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最终落在培养特色上，这个特色就是高职学生的“职业性”，是区别于本科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因此，为学生提供一技之长的谋生手段是高职院校的根本使命。班主任要督促并鼓励学生学好一技之长，以更好地立足于社会。
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墨子主张“非命”、“强力”，即反对天命观，主张积极发挥人类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发展生产。他说，“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是害民乱国的东西。认为人的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而是人积极可为的，人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因此，墨子极力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家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有点公共意识，遇事只是抱怨自己命不好，而不去反思检讨自己，把一切都归为宿命，把人放到了一个完全被动态度，是不好的。墨子反对怨天尤人，主张“强力”，即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份内之事。他说，人与动物不同，动物民羽毛为衣裘，以蹄爪为裤屦，以水草为饮食，雄的不用耕田种地，雌的不用纺线织布，只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条件就可以生存，人类则不同，社会的治安，人民的饥饱，全在人力，人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生存，社会有不同的分工，农夫要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农妇要夙兴夜寐，强乎纺织，多治麻丝葛绪；百工要积极修舟车为器皿；商人要“之四方”，不怕“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这是他们的“分事”，每一个公民都要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生产财富，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富裕，生活才能幸福。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墨子的非命强力思想，对高职院校学生来说，也是很有启发的。九五后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吃过苦受过累，遇上点难事就产生畏难情绪，事情做不成功则怨天尤人，在学校里没有学到多少本事，毕业后面临着失业的危机。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处于失业状态，其中不少选择“啃老”；即使工作一年的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不到一半。从“天之骄子”到“蚁族”的变化，使得这些人产生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的悲观思想。高校班主任是学生的“精神领袖”，要给学生多一些关怀和教育，让学生明白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幸与不幸，与其一味怨天尤人，争“最不幸”的头衔，倒不如积极努力，创造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时的失意，并不意味着一生的失意，年轻时受些挫折，反而对未来的人生有更多的帮助。班主任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告诫学生担负起时代的责任，不向命运屈服，勇于自立自强，以自己微小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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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国使者来战国谈判。“城下何人？”“墨者隔离。”“尔等所为何事？”“为了和平。”“那尔等为何手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为了和平。我们要震慑尔等。”“那尔等为何来此？”“为了谈判，关于我国和平崛起的谈判。”“那尔等主使是？”“为表诚意，我国王子亲至。”“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五十人而已。”“既然这样，来人啊！把他们擒下。”“为何？”“落后就要挨打，此人间至理也.”不久墨国覆灭，墨者消逝。
墨子简介 （约前468-376年）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 姓墨名翟，鲁国人（滕州），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人称“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汉代王充甚至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论衡·自纪》)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 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墨子·公孟》)。《庄子·天下篇》称赞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于楚、越。曾与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长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西汉刘向整理为七十一篇，六朝以后渐佚，今传《道藏》本五十三篇。旧题墨翟著，但包括了墨子弟子乃至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是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典籍。 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前三篇掺有儒家理论，当为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多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理论，前人颇以为即以后相关篇章理论之叙余，其实正有对后来各篇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尚贤上》到《非儒下》共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反映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各篇多分上、中、下篇(《非儒》分上、下)，前人认为是“三墨”各自所依据的经典，其实是《墨子》一书在先秦流传的不同版本，汉人整理合三为一，现今某些“阙失”的篇目，或许在内容和文字上与今存者同，故仅存其目。《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为后期墨家作品，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宝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近，乃墨子弟子所辑录，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颇近于秦，是战国时期“秦之墨者”所作，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史料。《墨子》内容博大，包含政治、哲学、伦理、逻辑、科技、军事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集中资料。西晋鲁胜、乐壹皆曾为《墨子》一书作注，已佚。通行本有孙治让《墨子闲诂》，主要版本有《诸子集成》本。 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及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文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 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却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