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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因生活面临急迫困难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救助：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三、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五、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六、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七、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受害人陷入生活困难的；八、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可以参照本意见予以救助。救助申请流程一、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救助情形的，申请人应向案件承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救助申请表》、《保证书》，并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社会关系证明文件、遭受损害程度鉴定意见，以及未能获得赔偿或补偿情况、生活困难状况等证明材料。由近亲属提出申请的，还需提交委托文书。二、资料审核案件承办单位负责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对案件当事人的涉案责任、法定应获赔偿数额、劳动能力、家庭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提出处理意见，并将相关资料提交镇委政法办审批；对于不符合救助条件或不属于救助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解释说明。救助申请人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一般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救助申请书，救助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救助的数额及理由；（二）救助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实际损失的证明；（四）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生活困难的证明；（五）是否获得其他赔偿、救助等相关证明；（六）其他能够证明救助申请人需要救助的材料。救助申请人确实不能提供完整材料的，应当说明理由。救助申请人生活困难证明，主要是指救助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出具的有关救助申请人的家庭人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等情况的证明。三、资料审批办审批同意通过后，按照有关财务流程完成救助资金发放。四、资金标准救助金以案件管辖法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一般不超过三十六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总额。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需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应当严格审核控制，救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给付或者虽已判决但未执行到位的标的数额。国家司法救助应当遵循如下基本原则：一、坚持辅助性救助。国家司法救助是对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措施。重点解决符合条件的特定案件当事人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对同一案件的同一当事人只进行一次性救助。对于能够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补偿的，一般应当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二、坚持公正救助。严格把握救助标准和条件，兼顾当事人实际情况和同类案件救助数额，做到公平、公正、合理救助，防止因救助不公引发新的矛盾。三、坚持及时救助。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办案机关应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及时提供救助，确保及早化解社会矛盾。四、坚持属地救助。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不论其户籍在本地或外地，原则上都由案件管辖地负责救助。法律依据《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二、国家司法救助的对象对下列人员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的，应当予以救助:(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重伤或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没有赔偿能力，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三)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没有赔偿能力，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五)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六)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造成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的。(七)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八)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要体现司法为民的思想，而且要体现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诉讼权受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从上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现状可见，该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从而影响了司法救助作用的发挥。因此，要真正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向人民的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很有必要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其不断完善。应当在救助的内涵上进行扩张，确定其准确的概念，在救助的对象、主体和条件上有明确、具体的内容，使其系统化。应当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司法救助的内容囊括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来，尽快制定统一的《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理由是：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在没有制订《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之前，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予以修改，加以补充和完善，以法律规范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获得救助，充分保障平等的基本诉讼权。对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充实与发展，笔者试从司法救助的概念、条件、主体、方式、范围、程序等方面的补充和完善以及建立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去作如下粗浅探讨和构想： 按照《规定》第二条的定义：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从此《规定》第二条可知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条件是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否科学呢？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当然坚持自己的案件符合上述要件，而最终要进行判断、作出决定的是立案法官。然而，要求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显然过于苛刻。换言之，如严格执行此条件，无疑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应予救助的当事人无法获得救助，从而无法全面实现司法救助保障诉权的功能，显然是不科学的。鉴于此，对该要件进行修正是必要的。德国法关于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规定颇为适度，值得我国借鉴。我们宜将《规定》第二条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修改为“有胜诉的可能……的当事人”。作此修正，既有利于防止法官判断上的恣意，又给法官以相对自由的裁量权，从而较好地实现司法救助制度保障诉权和防止诉权滥用的双重功能。此外，《规定》第二条界定司法救助只针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救助的对象采取的是例举式，往往不能穷尽所有需要救助的当事人。但对“生活确实困难”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什么是“生活确实困难”？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生活确实困难”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对于是否是“经济确有困难”的问题？可否参照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以当事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具体数额的人民币为标准。这样使得标准统一，易于操作。也可以明确规定经济困难的量化标准。香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所有财政资源不超过14万4千港币的人均可申请民事程序上的法律援助，但财政资源超过14万4千港币而不超过40万港币者可依法律辅助计划申请因人身伤亡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上的救助。香港法律援助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便于操作，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国确定量化标准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为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订立统一标准，而应结合各地经济水平确定不同标准。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救助时所采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与实现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罗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难并针对其提出具体的救助措施，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近平衡，不能“矫枉过正”。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救助方式：1、减、缓、免交诉讼费。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诉讼权是公民应受平等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诉讼权中的起诉权又是公民享有诉讼权的基础，因而，保障诉讼权应从保障起诉权开始。但是，公民起诉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提起诉讼，应当交纳诉讼费用，而诉讼费用的交纳实际上人为地垫高了公民起诉权行使的门槛，使得一部分人因交纳不起诉讼费用而实际上不能享有起诉权，对公民诉讼权的平等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使其成为形式上的平等保护而实质上的不平等保护。因此，务必规定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只有明确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才能便于法院在实践中操作，避免法院为图方便和稳妥只采用缓交一种方式，违背立法本意，同时也可以防止法院审查不严，随意减、免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上的减、缓、免，使得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也能打得起官司，从而使诉讼权的平等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保障。2、民事、行政案件中指定诉讼代理人的作法。民事、行政诉讼中除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之外，不需要有别的司法救助措施了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生活极端贫困，没有生活来源的当事人往往同时是法律知识缺乏，仅仅使他们顺利进入诉讼程序，可因法律知识的缺乏明明“有理”可能胜诉而打不赢官司，此时诉讼费的缓免工作已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仅达到了形式正义的层面。而法律援助制度往往不能够深入到现实中的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可能不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亦可引入指定诉讼代理人的做法，在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下，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知识的司法救助，使其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不再匮乏。3、在决定胜诉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证据的取得方面，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也是可以纳入司法救助的方式。在英国的法律制度改革中有这样的趋势，使法律援助进一步社会化，即从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化的转变，“法律社会主义”，如果法官有权帮助社会地位较弱的当事人，那么就可能消除诉讼当事人的不平等。法院应从原来的消极作用中摆脱出来，积极进行调查和取证，以便更好的了解案情。4、法官在诉讼中释明指导。释明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法官行使释明义务，要贯穿到审理的全部程序中。释明要规定以下程序。①立案时释明，当事人在起诉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诉状后，进行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诉讼风险的释明。②庭审准备阶段的释明：交换证据的释明，举证后果的释明，诉讼程序、请求、事实的释明。③庭审中的释明：诉讼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法律后果的释明等。但法官的释明也要有度，要注意审判秘密的泄露。5、人民法院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方式。这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的。如前所述，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差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法律上应当赋予人民法院有权建议公安机关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调查取证。 司法救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承办人和受援人在实施司法救助和接受司法救助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的制度上的法律规定。总之，司法救助程序对保护一切被救助对象依法享有接受救助的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有关司法救助的法律规定，查明情况，审查条件，及时作出是否给予救助的决断及有效防止司法救助的法律关系主体对司法救助权力的滥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应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司法救助的申请关于申请，一般情况下都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各地的不同实践亦采用了书面和口头形式。具体到司法救助，作者认为应当采用书面申请一种形式，因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权力机关，由其实施的救助应当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并应符合节约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的原则。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时，除了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写明申请理由外，还应提供相关证明，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此证明应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2、司法救助的审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由受理该案的审判人员负责审查，既要审查申请人申请救助的理由是否成立，属不属于应当给予救助的范围，又要审查申请人符不符合救助的经济条件和诉讼能力条件，并且有没有法定证明机关的证明文件。经过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由审判人员提出同意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主管副院长审批，其中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数额较大的，报院长审批。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发出不予司法救助通知书。3、司法救助的实施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根据其申请救助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具体办法是，由受理申请的审判人员在审查同意后，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内容制作或者减、缓、免交诉讼费的通知，或者是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通知，或者是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通知，经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申请救助的当事人持该通知到相应部门办理救助事项。4、司法救助被拒绝的申诉当事人接到不予司法救助的通知后，可以申诉。申诉应当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原因是，司法救助的条件一般比较明确，审判人员经审查后，大多都能做出正确判断。也有少数审判人员可能因其他原因导致误断。在此情形下，给予当事人一次补救的机会也就足够了。这样也有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问题。（七）规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应当把司法救助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告知当事人，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决定是否申请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八）建立诉讼费用担保制度，防止接受司法救助的当事人无限度地扩大诉讼请求。针对目前接受司法救助的部分当事人任意扩大诉讼请求这一问题，笔者建议建立一种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该制度主要适用于缓交和部分减交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即由该当事人就其所缓交或减交后剩余部分的诉讼费用提供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担保人，如果该当事人败诉（或者是所提出的过高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又无力补足诉讼费用，则转由其担保人承担该责任。（九）规定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的程序。为了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很有必要规定如下两种程序：①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已经决定给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人民法院一旦发现被救助人经济状况好转或者存在谎报虚报财产、滥用诉讼等情形时，亦即被救助方已不属于被救助范围的，应即予以裁定撤销司法救助，并责令其交纳诉讼费用。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力能支出诉讼费用而受诉讼救助或其后力能支出者，法院应以裁定撤销救助，并命令其补交暂免之费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在判明受诉讼救助裁定的人欠缺本法所规定的要件或已经欠缺该要件时，存有诉讼记录的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可随时作出撤销诉讼救助的裁定，并命令其交付缓期交付的费用。因此，我国可参照台湾、日本的有关撤销救助规定，结合我国国情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②增加对诉讼费用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院强制执行诉讼费用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应当增加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应这样明确规定：在缓交的情况下，法官应要求被救助人在审理期限终结前补交诉讼费用；对有能力补交而拒不交纳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对确无能力补交的，可裁定减免诉讼费用。诉讼终结后，确定由对方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的，法官要及时填报移送执行单给执行局，便于强制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十）将司法救助工作纳入流程管理。应明确立案、审理和执行各阶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负责。对于需要追补诉讼费用的，应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移送执行局予以执行。（十一）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确定和及时拨付相应的司法救助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为规范司法救助发展和解决司法救助困难提供根本保证。笔者建议，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应当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受地方财政预算，就相当于受地方政府控制，法院的审判，或多或少会受到行政干预，出现司法不公现象。因此，要真正实行司法救助，务必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应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限制。（十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监督机制。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将决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司法救助的案件审结后，再定期评查，从制度上杜绝“人情救助”。（十三）设立司法救助监督机关。针对当前司法救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要么过于宽泛，要么过于严厉的弊端，应在实践中确立起监督机关或者机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而公诉权只是其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和延伸。以法国为例，法国最高总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不仅对侦查活动、法庭审判活动及判决的执行等有监督权，还有权“①监督司法辅助人员；②监督、检察书记员；③监视司法救助制度的营运等”。因此，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就应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对同级及下级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职能。综上所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既有利于各类案件的及时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程序公正，为维护实体公正创造了条件。实行司法救助，是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措施，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国应当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现有的司法救助制度，并配合其他社会制度共同作用，以提高我国的司法文明水平。
写申请救助有国家司法救助的写法及注意事项。一、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参考模板）1、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身份证号码、职业、工作单位、住所、有效联系方式）2、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身份证号码、职业、工作单位、住所、有效联系方式）3、申请事项：（写明因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和其他社会救助，导致生活、医疗救治等陷入困境，申请国家司法救助。）4、事实和理由：本人＊＊因（写明因他人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害，且无法及时获得赔偿和其他社会救助，导致生活，医疗救治等陷入困境的的事实和理由）本人保证：申请救助材料真实可靠，如有虚构、隐瞒、伪造等手段取救助金的，主动退还已领取的救助金；特申请贵院予以救助。5、申请人：（签名) 6、申请日期：年 月 日二、困难证明怎么写？在办理救助案件中，检察官发现一些申请人提供的困难证明参差不齐，需要证明内容缺失，说服力不够，为此提供生活困难证明参考格式。困难证明一般要求包含家庭成员情况，造成困难的原因及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收入情况、子女就学、疾病、父母疾病情况、低保、五保、家庭困难情况等。三、有的救助申请人提出，因为特殊困难，实在开不到困难证明可以写委托书。格式如下检察官在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中，部分被害人因系未成年人或者因刑事案件导致瘫痪等，无法亲自前往检察机关申请救助，需要委托他人办理，但又不知道如何写委托书，为此提供委托书参考格式。四、实际损害结果证明需要很多救助申请人在刑事案件中确实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如何证明，可以提供以下材料予以证明：1.伤情鉴定意见；2.医疗诊断结论及医疗费用单据、发票或者死亡证明；3.受不法侵害所致财产损失情况；4.法院判决书判决认定的损失；5.伤残等级鉴定、护理期鉴定；6.火化证等。五、如何证明是否获赔、救助等情况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救助申请人是否获得赔偿、救助的情况，救助申请人要举证存在诸多困难，为此，检察官在办案中采取如下核实办法：1.向救助申请人调查核实；2.向法院核实判决赔偿执行情况；3.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核实情况；4.向村、镇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情况；5.向办案单位调查核实情况。法律依据:根据《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第十六条之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书；（二）救助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三）实际损害结果证明，包括被害人伤情鉴定，医疗诊断结论及医疗费用单据或者死亡证明，受不法侵害所致财产损失情况；（四）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生活困难情况或者证明材料；（五）是否获得赔偿、救助等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六）其他有关证明材料。根据《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救助申请一般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救助申请人确有困难不能提供书面申请的，可以口头方式提出。根据《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第十七条之规定：救助申请人确因特殊困难不能取得相关证明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
法律分析：刑事司法救助是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造成重伤、严重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力救治，或造成财产重大损失，家庭困难，而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可以向国家申请司法救助。考虑我国的国情，依据司法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补偿实践，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国家适当补偿原则。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免交诉讼费用：
（一）残疾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二）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
（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定期救济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其他收入的；
（四）因见义勇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五）确实需要免交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价格也是第一哈哈写论文，到知道来很不明智，费劲，首先这事不够说事的，男方只是有过失，但没有什么其他法律责任。大主题只能框在，要不要为一句话负责。还是不够深。不够具体。此种论文，以实例入手也是必然，但是重在推敲。而不是分析权责上。
1、立法时，为防止国家滥用权力，随意左右补偿的范围与程度，可将适用对象限定为暴力犯罪或其他性质的犯罪中因实施暴力行为而受重伤的被害人以及因以上犯罪而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
2、立法时要明确，只有被害人在诉讼途径或其他救济不能获得完全赔偿时，国家才承担给予其补偿的责任。
3、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建议设立专门的被害人保障机构，比如在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被害人调查部门，为被害人建立档案，积累起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充分研究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通过预防来控制犯罪，并在实际操作层面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实现。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较以前更多的权利，包括控告权、参与诉讼权、异议权等，但是由于受刑事破案率、犯罪人赔偿能力等因素的制约，被害人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比较普遍，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
1、增加被害人的调查取证权，赋予被害人的代理人与被告人的辩护人同等的权利；
2、增加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3、增加被害人的上诉权，以此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抚慰被害人失衡的心理，减少犯罪的数量，防止转化的发生，最终实现公平正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是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避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重复劳动，也是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与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①的初衷还有一定差距，也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的地方。一、存在问题1.程序把握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亦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对照上述规定，当前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在立案环节上随意性较大。这在公诉案件中反映明显。检察机关就刑事部分起诉到法院后，法院立案庭只就刑事部分审查后立刑事案件号，至于是否有附事民事诉讼，立案庭在案号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当事人在立案环节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在刑事部分的审理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立案庭就更不掌握了。查此类案件准确的收结案情况只能问具体的承办人或者查结案登记表，这就形成了一些附带民事诉讼只有结案，没有立案（或者说立案程序不完备）的现象。二是在庭审中，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规定被忽视。通常，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如果说为了保证刑事部分审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这种安排亦无可厚非。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三是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质证、认证也不够规范。2.赔偿数额表述不到位。从调阅的44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来看，总的来说，赔偿数额是基本适度的，没有发现明显畸轻畸重的现象。如在44件案中，有19件被害人的伤害程度是轻伤，平均赔偿额为元，其中赔偿额在3000－5000元的就有11件。判决赔偿数额最低的是元，最高的是元。分析其原因，差距主要来自医疗费，前者医疗费仅元，后者医疗费达元。又如，在4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2件故意杀人既遂案中，平均赔偿额为元。赔偿数额从5780元至34020元不等。其差距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医疗费，有的不存在医疗费；存在的，低的只有600元，高的达21843元。二是抚养费和赡养费，有的不存在，如判决赔偿5780元；存在的，也因城乡差别而不同，如一故意伤害致死案中，按农村标准计算，虽抚养2人（3岁、4岁）、赡养2人（51岁、60岁），赔偿数额仅元。三是被害人有无过错，如前例故意伤害致死案，就因被害人有过错，又相应减轻了被告人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表述上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数额的构成不清。从判决书，甚至从卷宗副卷的审理报告和合议庭笔录都无从得知判决确定的数额的构成和计算标准。在38件判决赔偿的案件中，明确列明赔偿数额构成的只有12件（含在审理报告和合议庭笔录中列明），其中只有3件对于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说明了计算标准（含1件在审理报告中予以说明）。通常的表述是“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自诉人）×××经济损失×××元人民币”，或者是“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自诉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元人民币”。如果说在“查明事实”和“本院认为”中对赔偿问题已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认证，特别是对被告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已有了认定的情况下，如此判决也未尝不可。但现在的情况是前期工作都没有做，或者虽然做了，但由于判决书或卷宗副卷（当事人是无权查阅的）没有反映，这就使人易对赔偿数额的确定产生怀疑，至少说其依据是不充分的。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有所涉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②。江苏省高级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确定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数额，应依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数额。同时，也应结合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确定适度的赔偿数额，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该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更明确规定，“人身伤亡中的医疗费、丧葬费和财产损失中的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应根据损失的实际数额确定赔偿的数额。该赔偿是必须判决赔偿的部分。”“人身伤亡中的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者补偿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和财产损失中的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应根据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适度确定赔偿的数额。该赔偿是酌情判决赔偿的部分。”一是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没有查明。从调阅卷宗看，在8件“酌情判决”的案件中，仅有1件在审理报告称，调查了被告人的父亲和当地的村支部书记，证明该被告人无履行能力。其他案件虽然适用了“酌情判决”的规定，但依据是什么？卷宗中反映不出，判决书上更是没有反映。既然将此作为判决的一个依据，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就应有一定的证据在案佐证，否则判决的可信度就受到影响。有观点认为，当前能够做到的，就是让有权机关（或可能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有所了解并相对权威的单位）出具被告人财产状况或赔偿能力的证明。虽然这种证明的客观性、准确性值得商榷，但有比没有好。正如前例中调查被告人的父亲和村支部书记，毕竟对此有个说法。二是“酌情判决”适用的随意性较大。如对于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的判决。4.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到位。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是第一宗旨（新刑法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努力，增加了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优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④）。但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地位，使其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的应有作用没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是不到位的。一是起诉权得不到保证。刑诉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⑤。但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从同期的司法统计来看，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量与同期审结的可能存在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量差距相当大。1－9月份该市法院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结案324件，而同期仅故意伤害案件就达401件（不包括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等）。还有更直接体现财产权益受损害的侵犯财产类犯罪，同期结案是511件。其他可能造成当事人物质损失的犯罪也还很多。是当事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二是“酌情判决”等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当然也存在判决时没有赔偿能力，而执行时（或将来）又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三是对国家、集体财产权益保护不力。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如果是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实践中，受损失单位提起的很少，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尚没有发现。通常的解释是通过追缴和退赔处理，而追缴与退赔则可能发生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上，其实际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几点建议1.树立“刑民并重”的执法观念。首先应正确理解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对此理论上是有争议的⑦，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将其归入特殊的民事诉讼还是将其归入刑事诉讼，其宗旨都是解决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在这一点上，其与普通的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因其发生与刑事犯罪活动有关，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使其要同时受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制，简单地将其视为刑事诉讼的“附带”显然是不妥的。其次应树立“刑民并重”的执法观念。在给予被告人刑事处罚的同时，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重视维护经济利益平衡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消除判刑与赔偿二者只可居一的错误认识⑧，树立“刑民并重”的执法观念，这对于刑事部分的处理也是有益的，如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也明确将“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加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监督管理。一是要从立案环节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源头的管理。二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要将刑事和附带民事同等对待，切实围绕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进行评议和讨论，并提出明确的意见。三是上级法院要通过二审程序和其他途径加强对下级法院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监督管理，这种监督管理并非仅为附带民事诉讼而进行，对刑事部分也是有益的，毕竟附带民事诉讼是依赖于刑事部分而存在，并成为其有机组成的一部分，任何的偏废对于案件的审理都是不利的，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整体要求所不能允许的。3.提高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裁判文书质量。就裁判文书而言，无论是刑事部分还是附带民事部分，其要求是一致的，民事部分虽然是“附带”但也需要人民法院去裁判，也需要通过文书展现裁判的过程与结果。就附带民事诉讼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和加强：一是要充分反映附带民事诉讼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的过程和结果；二是要围绕当事人间的民事权益争议，加强对附带民事部分判决的说理，对赔与不赔，以及赔多少都要有明确的说法，对于适用“酌情赔偿”的也应阐明理由；三是明确表述赔偿数额的来源及构成，对依据有关标准计算的，应说明所依据的标准。对于双方当事人分担赔偿数额的，应说明各自承担的份额；对于适用“酌情赔偿”的，应分别说明损失总额和酌情确定的数额。四是明确附带民事部分判决的法律依据，该引用刑事法律的要引用刑事法律，该引用民事法律的要引用民事法律，不能只就刑事部分引用法律条文，而对民事部分不引用法律依据就直接作出判决。4.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统一刑事损害赔偿的执法尺度。从前述可知，在立法上，附带民事诉讼也是处于“附带”地位，执法的不统一也是很明显的。就程序而言，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规定是模糊的，操作性较差；就实体而言，其规定也是不完备的，没有体现其特殊性，也没有针对其特殊性去作出特殊性的规定；就执法而言，裁判的统一性和平等性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这些都需要从立法上加以规范和统一，一是要统一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本地区同级法院之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法尺度；二是尽可能的统一刑事审判部门与民事审判部门对于刑事损害赔偿的执法尺度，加强相互的协调。注释：①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多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2版第296至297页；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43至147页。②有观点认为，“根据情况”不仅指被害人的损失情况、案发责任，而且还包括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参见郑继雄、赵文涛《谈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赔偿》，载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研究》1998年第9期第10页。另有观点认为：确定赔偿数额，既要使被害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得到相应补偿，又要考虑犯罪人的经济能力。同时还要考虑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受害人的谅解程度、损失大小，以及当地的经济状况。参见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588页。③对此，在刑法规定并处财产刑中，则有所不同，一致意见是：不论犯罪分子有无财产，都要依法判处。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理刑事案件应注意的几个政策和法律适用问题》，载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研究》1999年第12期第7页。④参见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32页。⑤参见《共同伤害的自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只要求追究其中一名被告的责任如何处理》，载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研究》2001年第3期第48页“司法信箱”。⑥对此，理论上是有分歧的，并且实践中有些法院判决赔偿的死亡补偿费却是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一。参见谭永多、易新华《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载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第35页。⑦一种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属于刑事诉讼的范畴。参见徐静村、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61页。⑧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试论刑事审判中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保障》，载于《法律适用》1997年第11期第7页。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诉讼法与司法制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陈妍茹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虽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法,非经刑事诉讼程序,刑法不能从文本走向现实,因此,实现国家刑罚权成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目的,两法之间也由此产生了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以及交错适用的复杂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又避免因面面俱到而欠缺深度,本文以刑事审判中的定罪与量刑为研究视角,考察在定罪与量刑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因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而交错适用的具体情况。论文分为三个层次共八章展开论述,遵循从原理性分析到具体性分析、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分析的逻辑结构。第一个层次包括绪论、第一章及第二章。这部分是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交错适用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全文的论述确立理论基调和基本框架。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有关该选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阐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内涵及其关系,并指出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现存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思路。第二章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互作用与交错适用。在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互作用的原因与方式后,着重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量刑中交错适用的功能、意义和结果。指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定罪量刑法律依据的渊源,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为规范、审判规范和生成具体法的功能,两者的交错适用推动定罪与量刑逐步走向终端,为定罪与量刑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保障,具有推动国家刑事政策实现的重要意义,其交错适用的结果体现为生成具体的刑事判决。第二个层次包括第三、四、五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了定罪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定罪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定罪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错适用。第三个层次包括第六、七、八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量刑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量刑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量刑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量刑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刑事实体
1、论刑事诉讼中的代理2、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3、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4、论刑事诉讼立案管辖5、论刑事诉讼审判管辖6、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7、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8、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9、论证据的审查和判断10、论我国的公诉制度11、论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12、论审判组织13、论刑事简易程序14、论刑事上诉制度15、论审判监督程序16、论死刑复核制度17、论抗诉18、论辩护19、论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20、论检察官的社会角色21、诉讼效率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关系22、论简易程序23、论证据的法律性24、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的证明问题25、论证人制度之完善26、论羁押制度之改革27、论“自由心证”原则28、试论当代中国判断刑事证据的标准29、论“上诉不加刑”原则30、论“上诉不加刑”31、论二审程序中的审理方式32、对刑事再审制度之思考33、论不起诉制度之理论基础34、论控审分离原则35、论无罪推定原则36、沉默权研究37、论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38、论法官的社会角色39、论刑事诉讼中法官之调查权40、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的刑事诉讼41、论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42、论刑事诉讼职能43、论被害人44、论附带民事诉讼的作用45、论刑事诉讼目的46、论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47、论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48、论论刑事诉讼的基本要素49、论刑事诉讼的构造50、论中国刑事诉讼模式改革51、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相关问题探析52、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5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构建54、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多发性侵财案件侦审对策研究55、论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中警察刑事执法面对的挑战与思考56、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情况的观察与分析57、刑事再审启动机制调查研究58、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59、论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60、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研究61、关于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究62、证据能力制度研究63、由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来谈刑事和解制度64、论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65、论我国刑事二审程序与《两权公约》的距离66、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67、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68、刑事被告人知悉权的比较研究69、应对外逃贪官进行刑事缺席审判70、论刑讯逼供产生与存续的原因71、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问题研究72、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评析73、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74、审查批准逮捕环节翻供问题初探75、刑事冤错案件的成因分析76、刑事审判中辩护律师责任研究77、刑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讨78、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检察监督79、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80、刑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讨81、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检察监督82、试述讯问技巧与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边界83、刑事诉讼鉴定人出庭作证之困境分析84、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85、建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86、浅析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及其对策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论文选题哪个好，首先刑法涉及内容比较多。刑事诉讼法是诉讼程序的有关内容，具体可以结合你对两个部分的了解程度进行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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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毕业论文提纲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法学毕业论文提纲，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法学毕业论文提纲1 论文题目 浅析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 法学毕业论文提纲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出台了的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为此,本文在阐述了超期羁押的概念,危害性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一些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关键词] 超期羁押 概念 危害性 原因 对策 前 言 一, 法学毕业论文提纲：超期羁押的界定 二,法学毕业论文提纲：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一)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二)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四)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三,法学毕业论文提纲：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 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毕业论文范文查看下载 查看的论文开题报告 查阅参考论文提纲 查阅更多的毕业论文致谢 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查阅更多论文答辩 法学毕业论文提纲2 1、毕业论文大纲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2、论文摘要和关键词。 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代写论文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 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 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代写论文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 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代写论文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 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 [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代写论文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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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法律援助服务的无法满足所有对相，二是服务主体很大多没有服务方面的技能和态度，三是如果做到专业好，技能好，态度好，这样的人很难找。四是财政支出就这么多，自身又不能营利。五提高服务质量只好从个人身上想办法，但这个世界上干于奉献的人太少。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随着社会民主和法制的发展而体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权利的尊重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专制社会和人治社会是无从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司法公正不受影响，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现实上得到体现，从而坚定公民对政府及社会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一）诉讼正义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则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人人都有委托或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作为一种商业性非常强的职业，律师为委托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方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是律师维持其生活的一大来源。然而，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这就有可能导致因为财产状况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成为水中月、雾中花。“相对于裁判职能而言，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维护诉讼构造平衡，保证诉讼公正所必需的。”[3]为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避免当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涩而在法庭审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运而生。 （二）实现“控辩平衡、平等武装”。 在狭义刑事诉讼中，[4]由于行使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各种必需手段的国家机关，而被追诉方往往处于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显然与行使追诉权的国家机关不可同日而语。在广义上的刑事诉讼之审前阶段，被指控者往往处于被羁押状态，控辩双方地位、力量上的差异之悬殊显而易见。因此，为了保护人权，保证诉讼参与原则的充分实现，无论在审判阶段，还是在审前阶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维护被害人权利。 以往谈及刑事法律援助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对象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远离了该范畴。有学者在对刑事法律援助下定义时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规定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执业律师义务承担刑事辩护和帮助的法律制度。”[5]笔者以为，出于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从道义上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当性基础，因此，维护被害人的权利理应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其第34条规定：“（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采用的是指定辩护的方式。该条第一款实际上是一种“任意的指定辩护”，法院对于指定辩护人的选任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第二、第三款规定的指定辩护则是法院的义务，如果法院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其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当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当事人提出上诉、检察院的抗诉而被上级法院裁判无效。[6]这种辩护即所谓的“必要的指定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颁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其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实践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国首家法律援助组织——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在中国开展了起来。随着一系列法律、规定的出台，在全国按照行政体系迅速展开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自主决定为辅；律师义务援助为主，政府财政适当补偿为辅；审判阶段为主，其他诉讼阶段为辅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但是由于各项工作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1、法律援助方式单一。 通观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援助和应当事人的申请而提供的援助。而且，应当事人的申请提供援助时一般还需要进行审查。对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没有区分情况，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可以对受援对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实施人员范围限于律师。 在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往往限于律师，而且，我国《律师法》认为律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义务，对律师不履行义务的后果规定的相当严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案件的质量。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极大地影响了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律师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律师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师在执行法律援助工作时往往疲于奔命，费力不讨好。 3、援助对象范围较窄。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做了具体的规定，援助对象由过去限于被告人扩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我国将援助对象严格限于“经济困难”以及几类特殊的群体，显然援助对象范围有过于狭窄之虞。 4、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帮助。 《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了在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对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会主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但处于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则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了。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没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而且，实践中往往会以侦查涉及侦查秘密为由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设置重重障碍，援助者也忽视或不愿意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获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艰难。
刑法论文提纲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扩大对它的探究和普及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选题意义：
本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诉讼欺诈问题的探索》。本文是针对诉讼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而提出的，如行为人出于不法目的，故意提起民事诉讼，做虚假陈述、提供伪造的证据或串通证人作伪证，意图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以借助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实现其占有财物、财产性利益的目的或其它非法目的。这种行为即诉讼欺诈，它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也严重扰乱了我国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形象，更阻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1、理论意义：使我们明确诉讼欺诈的概念、特征及主要表现形式。此外，通过分析对比国内外关于诉讼欺诈的理论，使我们能够用比较法的视角，去审视国内外关于诉讼欺诈的理论差别;通过对诉讼欺诈的法律责任的研究，明确诉讼欺诈的法律责任承担的理论基础及其承当形式。
2、实践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司法实务部门的相关司法时间的研究和探讨，来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应对诉讼欺诈这一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这一研究的目的除了完善立法外，相信还会对司法实务部门对诉讼欺诈问题的处理以及对构成犯罪者的定罪量刑能产生积极作用，使司法实务部门在实践中能够更好地保障合法公民的权利，惩罚违法犯罪分子。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欺诈概述;
在本部分中，笔者对诉讼欺诈的一些基本概念及诉讼欺诈的行为模式展开研究;
2、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
本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之一，分析对比了学术界的各种观点，即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3、诉讼欺诈行为的立法和司法对策研究
本部分主要论述了应该如何通过法律来控制诉讼欺诈行为，以维护合法权利人的权利，维护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4、诉讼欺诈责任制度研究
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应该如果追究诉讼欺诈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分别从刑事责任、司法责任和民事责任三个角度展开。
完成情况：
本课题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三稿，并在指导老师的指点下完成了论文的修改工作。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是在老师的指点下都克服了。目前在最后的阅读、纠错阶段，等到最后的定稿以及答辩。本课题研究完成得比较好，基本符合学校规定的要求。本文得以完成，离不开老师的辅导，在此对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语翻译情况：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英语翻译都是本人亲手进行的，单词、语法的校对也是我亲自进行的。所完成的英语翻译符合英语语法规范。英文翻译和原文的匹配性良好，文句通顺，可读性强。
自我评价：
本人在完成本论文的过程中表现良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肯定，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很多资料，学到了很多知识，获益匪浅。总体自我评价优秀。
真实性承诺：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论文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者其他机构已经发表过或者撰写的研究成果。本人对因本论文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负责。
第一章 刑事禁止令概述
第一节 刑事禁止令的概念
第二节 刑事禁止令的法律性质
一、刑事禁止令不是刑罚
二、刑事禁止令不能完全体现保安处分4
三、刑事禁止令与缓刑指示存在异同
四、刑事禁止令是独立性、依附性和强制性的统一
第三节 刑事禁止令的作用定位
一、从人道主义出发体现教育挽救作用
二、从行刑个别化出发体现特殊预防作用
三、从行刑社会化出发体现公共利益维护作用
第二章 刑事禁止令的.域外立法及其评析
第一节 域外禁止令制度的立法和执行优势
一、适用范围和内容更具体化
二、衔接机制和执行队伍更体系化
三、监督体系和制裁措施更严格化
四、执行方式和监控手段更科学化
第二节 域外禁止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第三章 我国刑事禁止令立法司法现状
第一节 刑事禁止令的立法司法现状
一、以比较法看立法现状
二、以实证分析看司法现状
第二节 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适用条件不明确导致量刑不均衡
二、裁量指引缺失导致适用质量不高
三、监督评估机制缺位导致执行不到位
四、专业及科技力量投入不足导致适用积极性低
第四章 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完善
第一节 刑事禁止令的立法司法完善
一、细化刑事禁止令适用规则
二、制定刑事禁止令配套程序
三、明确刑事禁止令救济途径
第二节 刑事禁止令的执行完善
一、健全刑事禁止令责任主体衔接机制
二、建立专业、多元、社会化参与的执行模式
三、采用信息化、技术化的执行方式
结 语
本文结论
综上所述，当刑事禁止令进入我国刑法典的那一刻，我国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就开启了新的篇章。从现有立法来看，刑事禁止令为我国的管制和缓刑制度补强了内容与抓手，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制度源头来看，刑事禁止令是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为犯罪人提供了行为约束、改过自新的机会，为侵犯对象降低了再次遭受侵害的可能，为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支撑。从古今中外对比来看，域外刑事禁止令制度比我国领先，在适用范围、制度设计、体系建设上均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从我国刑事禁止令抽样调查来看，仍存在这一些问题。但是一项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法律的魅力就在不断严密完善。无论是刑事禁止令内容上的丰富、程序性设计的构建、监督执行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勇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寻找答案，使刑事禁止令制度不断完善，发挥犯罪教育挽救、特殊预防、维护社会公益的作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