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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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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论文

武术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武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经历了多个朝代,兴盛于明清时期。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武术与传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传统武术是指在农耕文明的历史时空背景下形成发展的至今仍在传播的以套路、功法练习和实用技击为主要内容并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精神的身体活动方式,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底蕴中并不断积累起来的具有文化“珍品”的民族文化精髓〔1〕。民族传统武术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武术发生了转型,向着竞技武术方面发展。横向与纵向的逐渐递进提高,使传统武术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高度上,提升及开阔传统武术文化研究的整体价值与发展前景。传统武术价值的多元文化形态和作用功能,使我们对扩散于民间的武术拳种独特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应引起关注,它是整个中国武术拳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1武术传承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将会日益发展

西学东渐的文化改良,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传统武术文化也同样受到西方体育思想的强烈冲击。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冲突,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武术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奥林匹克运动虽然是近代国际体育运动的最高代表,但并非真正容纳了世界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它在推动世界各国开展民族的体育运动时,也充当了向全球传播和普及西方体育文化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受中国传统哲学、政治理论、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原理、社会习俗等影响,因而它具有封闭性,而且在长期的封建中央集权限制下,比较重视整体的东西、宏观的东西、共性的东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2〕。西方文化是在希腊城邦制中发展起来的,它看重平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对立的关系。中国文化侧重于内心修为、自然、继承传统、安逸。西方文化复兴的是个性、自我超越、创新、奋斗、反传统等。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民族传统武术呈现出:(一)民族传统武术中的部分民族传统项目已经开始消亡或逐渐走向消亡;(二)“西学东渐”使我国各民族文化被外来民族文化所同化,一些传统武术项目已经逐渐消失;(三)因西方竞争体育的传入,篮球、足球等项目已抢走民族传统体育的观众和参与者,使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者减少;(四)民族传统武术从侧重于强身健体、武力保家、原始祈福、娱性怡情的作用,已成为人们休闲之中的生活点缀。

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他们的选择有了更快的节奏,人们的目光瞄准了NBA的飞人和足球世界杯的绿茵,他们的兴趣逐渐离开了武术。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存在着一定的遗传性,即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与一代人或前辈的相对一致。社会行为遗传实质上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使人们在特定环境中将某种技能有机会表现和发挥。处于不同区域的民族体育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独立成长的,在封闭的环境中,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主体,血缘维系的人际关系重点是敬祖,存在着强烈“辈份主义”色彩,人们行事严格讲究辈份,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权利是严格按照辈份的高低排列的。

武术作为传统文化,涵盖内容纵横交错,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拳种人物等方面千差万别,研究内容非常宽泛。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稳定的农民生活适合于血缘家族的世代延续,因而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倾向甚为明显。师徒之间的关系血缘化倾向导致各门派在技艺上的千差万别,形成独特的风格和传统,并在各门派之间相互保密,成为“祖传秘方”的封闭状态〔3〕。传统武术的区域性也非常明显,改革开放迅猛发展,与世界的交通与信息传递日益发达,武术传承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由师徒授受制改为学校教育制,武术交流更加普遍、武术门派是一个封闭文化环境的产物,武术传承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那么这个环境一旦开放,当更有利于传统武术的继承。

2 努力构建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体系

中国人很重视自己的武术文化。民族武术文化的自尊,是对民族武术文化的认可,对民族武术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依恋和从容的把握。要树立武术文化自尊和自信,必须依靠一定的武术文化张力。武术文化张力主要是由精神文化作用于人而产生的观念形态的张力,这种张力就是靠弘扬武术文化、传承先进武术文化激发出来的。传统武术的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相似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包括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大量的科学知识外,还有许多富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内涵,是民间知识的重要来源〔4〕。

近年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关注。要使传统武术在民间更好地发展,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民间传承和发展武术文化,如何在民间创造一个习武氛围。武术文化的传播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适宜的条件和环境。笔者认为,长期浸淫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氛围的个人必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某种人格结构,并会由于得到社会的鼓励而不断得到强化。营造一个好的习练传统武术的社会氛围,这需要并非少数的老武术家和更多寂寞的、传统武术传承者忍耐住现在生活的清贫,只有这样,才能守住明天传统武术文化复苏的希望。

同时更需要我们对传统武术文化有清醒认识。对于民间武术文化,我们不应也不能只把它囿于练武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最大限度地拓展它的范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关爱武术文化传承,因为武术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人都拥有认识武术文化、享受武术文化、创造武术文化的权利。尽管他们对武术文化传统的诠释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层次水平也会有所差异,但他们在武术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积极性上却是一致的。

传统武术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大有希望,我们要珍视和立足于这一十分有利时机与基础。一个古老的文明或文化,都是在一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国家首先应该树立武术文化自尊,在高层,要形成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战略思考、系统政策。当今时代的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日趋深入的多元文化环境之下,他们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重要的一条是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条件下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5〕。因此,我们要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武术传统文化。如今是信息时代、知识时代,武术要想引起国民的文化自尊,政府决策、媒体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全面系统地宣传武术文化教育思想,加强人们对武术文化思想的深刻认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应该加大对武术的宣传力度并出资扶持传统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巳经呼吁过多年,问题现在依然严峻,并未得到明显改变。对武术历史的轻薄态度很容易导致丧失民族自尊和自信,丧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剑道为什么在日本发展得这么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国家高度重视,日本为了向我们国家灌输剑道,可以做到路费住宿费等由传教者出,只要给日本人提供场所和学生就可以把剑道技术免费送人。这种“金钱加技术”的特有传播方式,使剑道得到了快速发展〔6〕。

3吸收外来文化与民族武术文化的自强

传统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驿站,用来承载民族的认同感,更是传承民族文化生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少人在追求“武术创新”时,却忘记了武术继承传统的重要性,例如将西洋体操嫁接到武术中来,结果造成了“奢华的滑稽”。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术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受民族传统文化中其他文化的影响与渗透,精华与糟粕并存、先进与落后共进,已是明显的武术文化现象,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传统武术的过程中,只求与外来文化的接轨,而忽略武术的文化内涵,我们拿什么复兴传统武术呢?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用全球化的视角审视自身文化,并寻找扬弃的方法和途径。武术文化自强也是民族文化的自强,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自强。当前,唤起全民族的武术文化意识,使武术文化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成为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这必将大大推动武术的发展。

提高武术文化层次,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武术文化的认识,阐析其内涵,把握其精华,发掘其价值;需要把中华武术文化同火热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成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千秋大计;需要将中华武术文化建设变成大家关心的事情,众志成城,齐心协力,通过共同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中华武术的复兴。我们的武术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

但要淘汰的,应是各国家和民族的技击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绝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技击文化;要选择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技击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的技击文化顶礼膜拜。“武术文化自强”也是指一种武术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的最高层次要求深刻反省旧武术文化的痼疾,适时展望新武术文化的前景,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

传统武术文化昭示于世人的是东方特有的文化模式和价值尺度,其中饱含着传统文化精华。当然,传统武术文化中也有消极的、糟粕的东西,特别是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内容,如武术文化中传承的封闭、落后与保守性、故步自封等历史局限。培养国民的武术文化自强精神,就是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武术文化里的好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的社会中间去,把我们武术文化中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东西。

2006年6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批准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但从另一方面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保护遗产名录,也预示着这些宝贵的武术文化拳技的濒危性。国务院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它提醒世人,武术保护工作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地步,反观现在,从武术价值和文化历史价值来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武术拳种需要重点保护,需要进入国家级受保护的非物质遗产文化名录。对于一些阻碍我们对武术发展正确认识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我们要大胆探索,精心考证,还武术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进,取得了新的有价值的成果,这主要是得益于许多默默奉献和对我国武术发展前途担忧的武术学者的长期艰辛研究考证和探求,这为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结语

在不少地方传统武术特别是一些稀有拳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这些拳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亟须尽快扭转和改变传统武术的这种生存局面。我们特别应该注重民族武术文化自身能量的发挥,努力提高我们的武术文化自尊与自强,使绵延数千年的武术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我们要警惕传统武术的舞蹈化和戏剧化倾向,更要精心守护我们最后宝贵的武术家园。因此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任凭传统武术的自生自灭,留下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郾找原因不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目的,保护才是真正的目的。拯救我们濒危的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梳理清保护文化遗产的正确思路,保证我们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每一个炎黄子孙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蔡仲林.周之华.武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268.

〔2〕谷世权,林伯原.中国体育史(上下册)〔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3〕顾留馨.太极拳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310-311.

〔4〕田祖国,钟海平,白晋湘.论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J〕.体育文化导刊2002(3).

〔5〕蔡宝忠.少林武术之谜的形成与破译〔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6〕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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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以下角度去分析写作:模式:供参考从传统美学角度看XXXXX一.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在武术套路运动中的体现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与西方美学范畴迥然不同。其中诸如意 味 道 境 力 神韵 等范畴是西方美学所不具有的-而这些范畴在武术套路中体现的尤为明显。1.武术套路中的神韵美2.武术套路中的意境美3.武术套路运动中的自然美4.武术套路中的美与善的统一二.从传统美学角度看武术套路中的形式美从传统美学角度看武术套路中的武术套路除了遵循形式美的一般过姿势,劲力,节奏,结构等特有要素学内容!也就是说"武术套路的神韵是通过这几大要素来实现或表现的!1.姿势美姿势美即姿态,架势美!武术套路是很讲究姿势的"如长拳姿势舒展"动作灵活,轻快潇洒,少林拳古拙紧凑"矫捷刚健,八卦拳身灵步活"姿势连绵,通臂拳发力透达"放长击远!等等......2.劲力美劲力美即武术中丰富的劲法和力度之美,区别于形体美学中所讲的力度和方法"武术的劲力均从发劲,和招式着眼,如长拳中讲劲力顺达"富有寸劲,而出手含蓄"要求起于腿"发于腰"顺于肩"摧于肘"达于手"协调顺畅力点清晰,南拳步稳势猛"多短拳"擅标手"动作紧削而刚劲有力",再如太极推手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它以捧 捋 挤 按 采 捩 肘 靠等方法"双方粘连等等......3.结构美结构美即武术技术战术的配合组织美!特别是武术套路,因为它是按照攻守进退 动静疾徐 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排而成"由手眼身法步诸动作要素在同一时空中运作而成!现代武术演练套路对其动作精华节奏 难度技巧等运动艺术进行设计选择"使之配套"犹如一首乐章 起 承转 合都精心构思"反复推敲 同时注意使动作顺畅又符合技击规律"注重虚实 高低 轻重 开合等变化,布局上等等......4.节奏美对武术套路中的节奏形象描绘为:动如涛 静如岳 起如猿 落如鹊 立如鸡 站如松 转如轮 折如弓 轻如叶 重如铁 在动静 起落 快慢 轻重 高低 刚柔的对立转化中表现出鲜明的节奏感 刚柔相推而发生变化是武术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节奏!其它如进退 往来 开合 终始 消长 虚实 俯仰起落 屈伸 蓄发 吞吐等都是阴阳转化中的具体化等等......三.结语a.中国武术之美,深受中国古典美学的熏染,至今已铸成较稳定的形式......b.用西方美学来分析评定武术美,从完全西化的角度发展武术无论理论与技能上都将遇到一定的障碍!我们要正确地取舍......c.如今!中国武术已作为正式的体育运动项目登上了中国体坛......已进入到西方各国的大众体育领域!同时还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奥运!走向世界......

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

生物多样性科学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贵州是生物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据统计,贵州省境内植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四位,动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三位,贵州还是野生食用菌生长的天然温室,此外还拥有十分丰富的极端微生物资源和生长环境。显然,贵州典型喀斯特岩溶山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及开发利用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贵州省长期以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存在着力量分散及创新不够等问题,已难于适应今后贵州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使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真正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对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已势在必行。本文概要介绍了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贵州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基本情况、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待拓展的学科领域以及贵州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概况,并提出了对贵州省科技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初步设想。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把握民族发展方向,促进民族发展繁荣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是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各项措施和规定的总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少数民族政治政策少数民族政治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为实行这些权利和义务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维护和确保国家的统一、政治生活的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所在。少数民族政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政策。其内容涉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宪法类规定、法律法规类规定、行政法规、命令、指示等方面。(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民族平等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其基本内容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组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等政策。(3) 民族社会改革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领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三不两利”、“和平协商”、“赎买”、“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直接过渡”等政策。(4) 民族识别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辨别民族族类和民族族称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斯大林民族定义是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民族特征、民族意愿、历史事实和就近认同,是民族识别的实践标准。(5) 民族干部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2.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发展、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所实行的政策,是指导和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其根本目标是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状态,发展民族经济,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特殊照顾和优惠政策。这是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起点低,社会综合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而制定的特殊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和税收两大方面的适当照顾和特殊优惠。(2) 产业发展政策。这是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体系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工业发展、农牧业发展和民族贸易发展等三个方面的政策内容。(3) 扶贫开发政策。这是国家为尽快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资金和物资等方面实行更为宽松的优惠以及扶贫与开发相结合等一系列政策。(4) 开放联合政策。这是国家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增强民族经济发展活力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横向经济联合、对口支援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政策。3.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保护、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所实行的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并为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条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教育政策。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发展权、创办各级各类民族学校、提倡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照顾和民族教育的对口支援与协作等。(2) 民族文化政策。即繁荣民族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保护和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等。(3) 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4) 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坚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5) 民族宗教信仰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坚持和保护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4.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指国家调节、干预和指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的政策。它集中地表达了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民族人口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为实现此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民族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口生产于物质生产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为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环境。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区别对待原则。即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时,必须把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分开来,把不同少数民族和不同民族地区区分开来,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2) 控制人口数量。即提倡晚婚晚育,限制生育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奖惩机制,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3) 提高人口素质。即实行优生、优育、优教,促进民族人口在体能和智能上优秀个体的繁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从少数名族的文化差异,地域风情,一集各民族团结一致,和谐友爱,共同繁荣等方面吧。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研究过程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丰富,历代文人对其中的个别篇章作过深入的研究。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著作。但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全面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60年代,一些民族的文学史得以出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真正起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从8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①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主要力量分布在三条战线,一是各省、区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二是各省区的民间文艺研究会;三是全国文科高校,特别是民族院校。各条战线都有一批专业人才。②研究课题不断深入。领域和选题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前提下,研究方法不断改进。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受到重视。结构主义方法、系统论方法等,也为研究者所尝试。③产生一批理论研究成果。首先是各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进展很快。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型专著。此外,集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专著和论文集尚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傣族诗歌发展初探》、《歌海漫记》、《壮族歌谣概论》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的注意。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傣族舞蹈经历了不同时期从生活到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力图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当代存在形式,加深对傣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达到保护、传承及推广民间舞蹈的目的。

关键词:

傣族孔雀舞;发展和流变;当代存在形式;

一、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分析

(一)傣族先民与孔雀的渊源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其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多个州市,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是孕育生命、文化以及神秘自然风光的黄金地带,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诸多生命源泉处于同一纬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傣族就在南鸠江、萨尔温江、勐卯江(位于云南省境内瑞丽地区)等流域繁衍生息;公元前850年傣族人民建立了达光王国,也称为哀牢国,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在《后汉书·和帝本纪》中称傣族先民为“掸”1,因滇越与越人同俗共源所以被称之为“滇越”,而掸国地处于滇、缅、泰、印之间被称之为“掸国”,由此可见掸国即是滇越。

在诸多古籍中有着关于孔雀的各种记载,以及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很多汉代的青铜器物上都有孔雀雕饰,从服饰、摆件到劳作工具、生活用品,都彰显出古时候的傣族先民就非常喜爱孔雀。在傣族的神话中孔雀亦是带来幸福美好的象征:传说中创世之神英叭曾为了帮助叭阿拉武建勐(现云南景洪地区),放出孔雀,让其飞到远方去寻觅谷子,将未消化的谷子作为种子,从此人们开始了农耕;佛经故事《孔雀王》中记载:孔雀是神鸟、圣鸟,它喝过的井水和河水,它都念过咒语,人们喝过“孔雀水”或沐浴后,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增寿。2据说在当地修建完整的佛寺当中,佛祖身边都有一对神鸟,即“金娜丽(雌)”“金娜拉(雄)”,且在佛寺里佛坛上也会摆放孔雀羽毛。可见傣族人民对于孔雀是喜爱崇拜的,也正因如此才滋养了这片舞蹈的土壤。

(二)傣族孔雀舞的起源

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把孔雀视为象征美丽善良、聪明睿智、吉祥幸福和不畏强暴的“神鸟”“圣鸟”,傣族人民对于孔雀的依赖从未消失,通过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孔雀”这一神鸟与傣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都息息相关。

在古老的傣族图腾神话中,存在着一种身披孔雀架子的人首雀身的孔雀,因此,傣族先民一致认为孔雀与傣族古老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孔雀舞”也一直以来伴随着傣族人民的脚步从未停止发展,其对于傣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孔雀舞的优美传说,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佛祖做大摆,众人前来朝贺,有一对人面鸟足的动物也来朝贺,它们跳起了优雅的舞蹈,众人也跟着跳了起来,这一舞蹈就是今天人们跳的孔雀舞;另一种说法是:傣族的领袖召麻粟带领着民众去寻找幸福的故事。

傣族地区大多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气温舒适、物产资源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西双版纳地区森林密布、植物茂盛,繁殖着孔雀、大象等珍奇异兽,孔雀活跃于丛林中,因此从原始时期开始,人类很有可能通过狩猎的方式去观察、模仿孔雀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

据历史记载,早在7000年前云南地区就产生了农耕文明,成为我国境内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到了尧舜时期有“象耕鸟耘”的传说,人们驯服大象来帮助自己耕地,由此可见人类与动物所产生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十分久远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不断地建立,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劳作劳动赖以生存,经济科技水平日益发达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人们开始追寻精神文化的满足。孔雀以其独特的魅力及高雅的形态吸引着人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孔雀起舞,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关于孔雀舞的传说,其源于自然,始于生活,吸取万物之灵,深切地感受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的'民族个性。

二、傣族孔雀舞的传承脉络

(一)早期的传统民间孔雀舞

孔雀舞,傣语叫“戛洛勇”“烦罗咏”或“嘎楠罗”,即孔雀跳的意思,其象征着美好吉祥、正义善良等传统美德,是傣族人民追求吉祥、幸福、美好生活的表达。

作为云南地区分布最广的民间舞蹈,孔雀舞是傣族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傣族人民最喜爱和熟悉的、也是发展变化和影响最大的傣族标志性民间传统舞蹈。最早期的孔雀舞是由傣族男子表演的,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形似孔雀的服装,佩戴形似孔雀开屏的架子为装饰,其动作特征主要集中于对孔雀的基本形态和面部表情的模仿,通过手势、眼神和步伐来模拟孔雀起舞、漫步、饮水、展翅等动作形态,舞蹈内容多为叙事并伴有其他动物扮演者入场表演;孔雀舞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伐和套路,以至于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与之相伴。

傣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滇南边陲,由于其交通不那么便利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关系,其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保护得较为完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孔雀舞按照表演形式和舞蹈类别属于广场民俗性质的表演舞蹈,在早期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孔雀舞的普及范围和传播面广泛,是傣族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艺术符号。

(二)从民间走向舞台——《双人孔雀舞》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地尝试改革民间的传统孔雀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孔雀王子”毛相,他所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目光灵动、动作矫健洒脱、形象逼真,被缅甸人民誉为“孔雀的化身”。1956年,毛相在传统民间孔雀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了《双人孔雀舞》,并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回族女演员白文芬共同表演《双人孔雀舞》荣获银质奖章,由此傣族孔雀舞从民间走向了舞台。

毛相的《双人孔雀舞》以表现孔雀的生活习性为主线,主要表现了一对雌雄孔雀的甜蜜爱情,雄孔雀在林中寻觅伴侣,并和雌孔雀在林中嬉戏、泉边饮水、追逐飞舞的情景,动作表现更符合主题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的、有起伏变化的表演作品。

《双人孔雀舞》的动律以传统的走步为主,走步时保持上下颤动的基本动律,带有内在的动律;该舞创造了单腿深蹲、斜展翅及一些空中舞姿,强化和突出了原傣族孔雀舞中就有的碎抖肩技巧来表现孔雀欢乐饮水的状态;他在编排上依然保留了傣族孔雀舞的传统动作,但在动势动态上使得傣族舞蹈风格韵味更甚。毛相是将自娱性的孔雀舞提炼为富于舞台艺术想象的第一人,他增强了孔雀舞的观赏性、艺术性,去掉了民间孔雀舞繁重的架子和面具,解放了演员的四肢和头部,充分地展现了演员的灵动的神情,塑造出一对栩栩如生、风格突显的双人孔雀舞形象。因此《双人孔雀舞》可以看作是对孔雀舞的“初级改造”,毛相为后来的“孔雀舞”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三)孔雀舞表演者的性别转换——《孔雀舞》《金色的孔雀》

传统的孔雀舞多为男子独舞,而金明编创的《孔雀舞》和刀美兰编创的《金色的孔雀》在性别上做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将传统孔雀舞转换了性别,从男性表演改由女性表演,可谓迈出了“孔雀舞”发展中具有历史转变性的一步。

金明所编创的女子群舞《孔雀舞》于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双人孔雀舞》一样,都代表着傣族孔雀舞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水平。整个舞蹈在结构上,从“孔雀开屏”开始,中间包含了“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最后以“孔雀登枝”收场。

在动作处理中借鉴了芭蕾中延伸、拉长的审美特征,同时为体现傣族的民族特性,突出了传统傣族舞蹈中由呼吸带动的上下动律的基本元素,使之尽量保持孔雀舞的风格。为了从外在形态上让“孔雀”看起来惟妙惟肖,同时也能让舞者的优美体态得到充分展示,金明将孔雀舞的服饰从长裤变成了饰有蓝色羽毛的大摆裙,表演风格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刀美兰和刘金吾编创的舞蹈《金色的孔雀》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编导二等奖;“孔雀”的美丽是经历磨难之后的绽放,塑造出新的展翅飞翔的孔雀形象。舞蹈从表现孔雀的习性出发,编排了苏醒、嬉戏、飞翔三个片段,在动作编排上,也将传统旋转技巧头埋腋下的动作,改为眼看蓝天、昂首挺胸、右手拉裙快速旋转,从而充分地展现了孔雀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形态,象征着金孔雀再一次展翅飞翔。

刀美兰在创作上,继承了其师毛相的艺术理念,在继承传统孔雀舞风格的同时吸收兄弟民族的舞蹈语汇精华,并将舞蹈作品进一步地突破为具有表演化、艺术化的女子独舞表演;自刀美兰之后,女子孔雀舞这一表演形式则成为傣族孔雀舞的主要表演形式。

(四)崭新的艺术形式——《雀之灵》

如今,当提及孔雀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白孔雀伫立在舞台上的形象;舞蹈《雀之灵》是由杨丽萍创作、表演的经典剧目,该舞在1986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雀之灵》摄取了孔雀吸水、梳羽、飞翔的具有典型性的孔雀生活习性,提取出傣族孔雀舞中最富有孔雀舞特征的手势,以及最富有曲线美的三道弯形体动作。

杨丽萍的《雀之灵》虽然也是描绘傣族的“孔雀舞”,但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她不拘于传统孔雀舞的程式(传统的孔雀舞是以模仿孔雀散步、开屏、戏水等生活习性为主线),《雀之灵》强调了一个字:“灵”,着重于表现灵动的美。

她大胆地借用现代舞的编创元素,开场从“孔雀头部”的基本形象入手,通过有节奏有层次的律动来表现孔雀的机敏和灵巧,以形求神,用孔雀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孔雀嘴的手势和孔雀开屏尾巴的形象出现,开掘创作出了新的舞蹈语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强化、重现孔雀经典形象,在反复渲染之后,深化了孔雀灵动的姿态,增添了孔雀美的魅力,同时也将孔雀灵动美的形象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在舞姿动态上,杨丽萍大胆地进行变革,孔雀舞不借助任何道具,彻底解放了舞者的上肢,运用上半身的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孔雀展翅,体现出禽类特有的律动,使舞台上的孔雀更加灵动。《雀之灵》着重刻画于精神层面,动作的大胆创新,让人们更深地体会、理解到人们对孔雀的崇拜,《雀之灵》再一次让傣族舞蹈的外部肢体形态更具舞台表现力与质感,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从传统民间自娱性舞蹈和仪式性舞蹈进化到舞台化表演性舞蹈之后,傣族舞蹈艺术家们为傣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顺应了各个历史阶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着舞蹈事业走向更高的台阶,这标志着孔雀舞朝着更为宽广的大众娱乐化方向发展。

三、孔雀舞的当代存在形式

(一)民间流传的傣族孔雀舞

自娱舞蹈作为最早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源于人民的生活劳作与其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孔雀舞在傣族民间中广泛地流传、发展,舞蹈的表现形式伴随不同人群的学习与其不同的审美价值逐渐多样化,其中以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孔雀舞最为丰富多彩。

在现如今的傣族地区,人们常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时聚集在一起,敲响大锣,打起象脚鼓,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

现如今在傣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有着专门以跳孔雀舞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数艺人以模仿孔雀的神态、动作为主,例如:孔雀展翅、洗澡、抖羽毛、灵敏视探、安然漫步等。孔雀舞增强了傣族各个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成为了蕴含于傣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石,但由于每位擅长孔雀舞的艺人个人艺术经历、艺术审美以及传承路径的不同,因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伴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不同形式来促进傣族舞孔雀舞的发展,有效地传承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思维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认知。笔者认为应倡导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扎根民间”学习、了解、研究最原生态、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对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服饰等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研究,并不断地思考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等,以此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更广泛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课堂教学中的傣族孔雀舞

傣族孔雀舞作为民族舞蹈典范之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及专家进行研究、整理、创新、编排成系统的民间舞蹈教材,被高等艺术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作为教材使用,运用于民间舞蹈课堂等教学中。

相对于民间自娱舞蹈形式,傣族孔雀舞被编写进教材进一步实现了它的价值,教材中所用的素材都是专家们从传统的民间舞蹈当中提炼出来的,以最典型且最具审美价值的舞蹈元素进行合理编排与创新,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其舞蹈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且更好地发挥了舞蹈的艺术价值,也使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

现如今在很多高校以类似于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形式,邀请诸多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师生进行舞蹈艺术交流,将传统、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传授给师生们,通过交流、沟通、学习的方式,使师生们回归本源感受最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风格。在当下,学生大多以学习民间舞蹈教材的形式,系统、规范地掌握傣族孔雀舞,虽然完成教材所要求的训练内容,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民间舞教师应要求学生课下主动查阅相关民族资料,并且以不同方式走入民间、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傣族民间舞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民族舞蹈风格;并提倡学生将采风所得收获以及其所感所悟转化为文字资料,能够更深刻地记录下这次珍贵的经历。

四、结语

在如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逐渐成熟,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舞蹈所传达给人们的艺术价值及内在情感是不同的,因此舞蹈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忽略舞蹈本身的价值而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商品化舞蹈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盈利。除此还有很多舞蹈在形式上效仿国际化舞蹈,一方面作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而作为传承发展的舞蹈工作者,需要把握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更要避免趋同化。

本文对傣族孔雀舞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历史根源透视傣族孔雀舞的艺术价值,借助书籍、期刊、网络等查阅方式,并基于一定的田野调查进行撰写。傣族舞蹈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于傣族民间舞教学的傣族孔雀舞风格性掌握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为傣族孔雀舞的创作理念及传承保护能引发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傣族孔雀舞的文化传播价值,推动进一步去发现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感受傣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让更多的人逐步青睐、深入了解孔雀舞,继而能够热爱、研究孔雀舞,充分领略、感受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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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论文

我国的饮食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很难能用几千字说清楚的!

每一种饮食文化都有其自己的历史,饮食以其自身的存在证明着历史的沧海桑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饮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饮食文化论文篇1 浅析台湾饮食文化 摘要:饮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突出的海岛特征、独特的文化习俗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台湾饮食文化以福建闽南饮食文化为主,但又结合了中国大陆各地的饮食文化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台湾饮食文化的介绍,使人们对台湾的饮食文化能有一个大概地了解。 关键词:台湾;饮食文化;地方性;多元化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地,暖湿的气候正是孕育新鲜蔬果的最佳环境,而四面临海的位置更是各式海产品丰富的蕴藏之地。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各式美食文化的融合,而发展出于台湾人地道的美食。对于台湾人而言,饮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尤其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突出的海岛特征,外来移民族系繁多,使得饮食文化更加多元化,不仅各系的中华菜肴在此发扬光大,更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致饮食,包括美、欧、日、亚热带、地中海等世界美食,都可以在台湾吃到。而台湾菜作为中华菜系中的一种,在台湾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台湾最基础的饮食,深为台湾人民所喜爱。台湾饮食文化,是和当地的物产、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它是在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多元化饮食文化。 中国美食甲天下,是全世界公认的。台湾继承了中华美食的传统,但又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形成了今日丰富多彩的性格,也体现出台湾文化的开放与多元。梁实秋先生曾说“台湾地区之饮食本属闽南系列,善治海鲜,每多羹汤”,这也许是因为台湾与闽南地区仅有一水之隔,地理环境与气候物产相似的缘故,而台湾的先民又大多是从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移民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在台湾早期的饮食文化中看到闽南的地方风味。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带去了大陆各地的风味菜,从此,大陆各大菜系就在宝岛得以发扬光大,逐渐形成多元而且独特的“台湾菜”文化。台湾小吃很有特色,它来自民间,扎根乡土,以其淳朴自然的本色深受食客的喜爱,造就了台湾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举凡“蚵仔煎”、“虱目鱼肚粥”、“炒米粉”、“万峦猪脚”、“大肠蚵仔面线”、“甜不辣”、“台南担仔面”、“棺材板”、“烧仙草”、“筒仔米糕”、“花枝羹”、“卤肉饭”等等,都是独具台湾风味的名食小吃。 1、闽客饮食文化 台湾移民中闽南人移民时间最长、人数最多,所以闽菜可以说是台菜的主轴,是台湾最主要的饮食文化。闽菜以盛行汤菜和烹制山珍海味而着称,尤以清鲜、和醇、荤香、不腻的风味特色,独树一帜,以偏甜、偏淡、偏酸的“三偏”为特色。另外,与福建一样,台湾具有浓厚的饮茶文化,喜欢冲饮壶茶,讲究茶具的精美和冲泡方法,特别流行“功夫茶”。在历史上,台湾还生产过供春、秋圃、潘壶等几种质坚耐热、外观雅致的紫砂名壶。 2、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台湾本土的华人融合了闽南、客家、土著(在台湾称“原住民”)等多种族群。饮食文化除了以闽南饮食文化为主外,还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支独特的族群。客家人在台湾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目前共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的1/6,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的客家饮食与昔日农耕劳动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糯米制的饭,因教一般的米食保存的时间长,而成为著名的客家主食,包括饭条、菜包等。由于生鲜食物比较匮乏,所以酸、咸和腌渍的菜肴特别多;像姜丝大肠、梅干扣肉、咸猪肉、客家小炒等都是知名的客家菜。 土著的饮食夺取自自然,如山产肉类、鱼、野菜、农产等,种类繁多,但吃法简单豪迈。不少高山族部落仍保留着不少传统特色,如兰屿的雅美族吃鱼有男女之别限制。土著人喜喝酒,尤其是自己用米或栗所酿的小米酒,风味香甜,呈现出了特有的饮酒文化。 3、食补文化 药膳是中医中药、饮食烹饪中的一朵奇葩,是饮食文化与中医文化的共同结晶:饮食文化是内容,中医文化是基础。药膳的最大特点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男女老幼皆宜。他首先讲的是“膳”,即以食为主;然后才讲的是“药”,其药效寓于食品之中。现代药膳,是根据中国医药学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成果,精心设计各种营养素的比例,用中药和食物相配合进行烹调加工,在考虑药物功效的同时要兼顾到味觉的可口,以收到“食助药力,药助食威”的效果。 台湾与大陆南方一样,饮食非常讲究食补。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健康饮食文化。在台湾,养生防老,“阴阳互补”,“五行调和”等观念深厚。目前台湾食物养生方式主要有素食、生食、有机饮食、断食疗法及传统中医食疗。台湾民间常有以“四神汤”(淮山、芡实、莲子与茯苓)作滋补饮料,是著名的滋补小吃。 4、小吃文化 台湾小吃的发源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最能诠释台湾本土文化、体现民间生活真实的一面。“就地取材”是个是小吃的特色。夜市则是体验台湾小吃的最佳场所,他以浓厚的地方特色与地道的乡土原味,紧紧住住了台湾本地人的胃与游客的心;不但拥有琳琅满目的小吃种类,而且相对于传统中国菜的讲究与精致,反而有一份不必正襟危坐的自在感。台湾各地都有夜市,多半位于交通枢纽、庙会和集市等人潮最旺、发展最早的地方。台湾虽然不大,但因为各地文化特色的不同,长期以来各夜市都有自成一个的特色小吃。 除了多样化的小吃种类外,小吃摊汇聚人潮的效应,带动了民生消费商品的进驻,如各式服饰、鞋类地摊与百货公司、餐饮店等,让以“吃”为主要形式的夜市,增加了“逛”的趣味,“有得吃又有得玩儿”成了台湾夜市最大的特色,从而聚集了更多的人潮。 5、快餐文化 快餐文化的传入让不少小吃文化受到冲击,因为快速又便利,但是却让某些地区性的饮食文化一步步的消失。过去富含地区风味的饮食习惯及饮食文化,也因为新的一代渐渐接受属于快餐的口味,而慢慢消失,家乡的滋味已不复存在,旅客到了陌生异地,只要找到某些快餐餐厅,一切便已然让人感到安全、踏实,我们的家乡,飘落在充满薯条、炸鸡、可乐、汉堡的一家全球化餐厅里。 参考文献 [1]焦桐,《台湾味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刘汉琴,《诱人的台湾风味小吃》,《烹调知识》,2009 [3]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林博专,《台湾高山族饮食风情》,《烹调知识》,2004 饮食文化论文篇2 浅谈金陵饮食文化 【摘 要】谈饮食,势必会想到“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饮食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不可少。每个地区、民族的饮食生活各不相同。 【关键词】金陵;饮食;文化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物产富饶,交通便利,经济强盛,市场繁荣,加之南京乃是“六朝古都”,古称建邺、建康、江宁、金陵等,早在六朝时期,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就以“金陵佳丽地,自古帝王洲”来描写当时金陵的盛况。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是南京饮食业发展的渊源,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繁荣的市场经济,就是饮食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原料物产 南京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陆交通都很发达,一年四季水产、禽、蔬菜联翩上市,金陵人最讲究饮食的时令性。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源远流长的金陵烹饪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特产资源。每个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特产和原料,对这些原料在加工上也都有本地区的特殊方法,形成本地区的地方风味特色。南京一年四季季节分明,既可生长南方作物, 又适应于北方作物的生长,可说是集南北作物的优势于一地,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性。 二、食医结合 食疗在我国历史悠久,自古就有着把烹调技艺同医疗保健紧密联系的传统,几千年前就很重视“医食同源”、“药膳同功”,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烹制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南京的一种特产蔬菜——菊花涝就具有此功效。菊花涝,又名菊花脑、菊花叶、菊花菜等,是一种多年生宿根性野花,属菊科。可食部分为其嫩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黄酮和挥发油等。据中医学称“菊花涝,味甘、凉,无毒,有清热凉血、调中开胃,降血压,清凉解毒之功效。适用于胃热心烦,便秘口苦,头痛目赤等疾。”它当年播种,最迟到清明前即可收食。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盛夏几乎家家必食菊花涝,这时正是它功效的最佳时期,也是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既能降暑, 又是可口的美食,这足以显示它清热凉血、调中开胃、降血压、清凉解毒之功效。食医结合在它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讲究时令的饮食风习 南京人在饮食方面似乎也不乏天赋,常把饮食跟季节联系起来。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鸭冬有蔬”、“小暑黄鳝赛人参”,“冬鲫夏鲤”、“稻熟鸭肥”……等等。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不同季节运用不同原料,讲究适时而食。 这也说明饮食原料与季节的密切关系。在《周礼》中记载有“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的说法,这就是讲味道要应和季节时令。对调味品也要按时令调配,如“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自古以来,我们一直遵循调味、配菜的季节性,冬则味醇浓厚,夏则清淡凉爽; 冬多炖焖煨焐, 夏多凉拌冷冻。特别注意按节令排菜单。正如一代美食名家袁枚的《随园食单》时节须知中说的“……冬益食牛羊, 移之于夏。非其时也。……萝卜过时则心空;山笋过时则味苦,刀鲚过时则骨硬。所谓四时之序,成功者退,精华已竭……”这里是说:宜于冬季用的牛羊改到夏季来吃,就不合时令。萝卜过时就空心无味,山笋过时就有苦味;刀鱼、鲚鱼过时骨就硬,万物都按四季的时序生长,旺盛期一过,精华耗尽……。袁枚的这一精辟阐述,说明当时人们就注意到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对饮食的影响及饮食与季节的结合。 四、繁荣发达的饮食业 中国烹饪的发展,可说是从隋唐起(或更早些),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饮食业也在起伏中不断向前发展。对外贸易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烹饪的食物原料;多民族的统一,使各地烹饪技艺得到了交流。特别是许多烹饪著作的出现,使中国烹饪以技术型慢慢过渡到学问研究的新阶段。唐代社会的昌盛,为饮食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原料和品种。当时南京在面点制作方面,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陶谷在《清异录》中列举的“建康七妙”,就可反映出当时南京厨师烹饪水平。“齑可照面,馄饨汤可注视, 饼可印字,饭可擦擦台,温面可穿结带,饼(一本作醋)可以作劝盏,寒具嚼着惊动十里人。”这里是说:碎切捣烂的腌酸菜,平均得像镜子一样可以照见人面;馄饨汤清如洁水,可以注入砚台磨墨写字;饼很薄,如蝉翼,下面的字可以映出来;饭粒光滑, 擦台上不碎不粘;面韧如裙带,打成结也不断;面饼入水不化,可以做酒盏用不漏酒;馓子又脆又香, 嚼起来十里内的人们都可以闻到香味而惊动。这当然是有些夸饰之辞,但反映了当时南京厨师烹饪水平之高。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唐代不仅饮食店分布极广,而且大城市里有了热闹的“夜市”供应。“夜泊秦淮近酒家……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可见那时在夜市可以办酒宴,足见当时饮食行业的营业是非常兴旺的。 五、对外的影响 中国的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由于政治上的影响,南京地区的人口几经流动,每一次朝代的更换,都带来了一部分外地居民(包括商人),这样给南京地区的传统饮食带来了新的内容,从而创造了极好的与外界交流的机会。饮食生活在长期的发展中,一方面兼收并蓄,接收外地菜肴的影响,另一方面南京又有许多技术和菜肴传到外地,在相互交流中却保持了本地区的地方特色,使之更加具有区域性、地方性。如当时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最早始于金陵。北京著名烤鸭店“老便宜坊”于一九三四年所作的题为“首创焖炉烤鸭”的广告:“本坊自金陵移平三百余年,首创焖炉烧鸭烧鸡,精制各种菜谱,屡承中外士媛交相赞许,认本坊所烧鸡鸭为中国第一美味,深合卫生美旨,是以欧美杂志,均有记载(《中国饮食谈古》)”。不过金陵烤鸭在北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选用填鸭制作,使之更加肥润、香嫩。这也体现出在交流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的这一宗旨,以一个侧面,也体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性。 猜你喜欢: 1. 健康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2. 饮食与健康论文1000字 3.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 4. 中西饮食文化差异论文 5. 欧洲饮食文化论文

浅析蒙古族餐饮业摘要:蒙古族是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本文主要对蒙餐业进行界定、探讨蒙餐业与蒙古族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蒙餐的特点及优势。 关键词:蒙餐蒙餐业蒙餐店蒙古族饮食文化摘要:蒙古族是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本文主要对蒙餐业进行界定、探讨蒙餐业与蒙古族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蒙餐的特点及优势。关键词:蒙餐蒙餐业蒙餐店蒙古族饮食文化蒙餐业是蒙古族饮食方式进入市场后,形成的烹饪技术、饮食器具、风味菜肴、年节美食、楼店装饰、服务礼仪、酒茶文化等产业体系。蒙餐业以蒙古族饮食文化为基础,继承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进行再造创新,进入市场,服务大众。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旅游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蒙餐业作为面向社会大众的市场产物,正在成为蒙古族特色经济的一部分,展示蒙古族饮食文化的最好窗口。蒙餐业以其丰厚独特的蒙古族饮食文化为背景,将在现代饮食业中独领风骚。一、蒙古族餐饮业(简称蒙餐业)的界定及特点(一)蒙古族餐饮业的界定蒙古族餐饮业,简称蒙餐业,是指以提供蒙餐为主的餐厅、酒楼、饭庄、饭店的总称。蒙餐业具备餐饮企业的一般属性,它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其文化属性上。蒙餐业最基本的特点是蒙古民族在草原生态环境中形成的饮食品类以及由此衍生的饮食文化。(二)蒙餐业的特点除了在饮食内容上体现蒙古族饮食文化,蒙餐业还表现出以下特点:1经营蒙餐的饭店、餐厅、酒楼等在名称上体现蒙古族特色,突出蒙古族饮食文化。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的名字基本可以判断其民族。同样。一个餐饮企业如果是以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名称命名,那么将更加突出蒙古族饮食文化主题。如巴彦浩日娲、查哈尔、草原牧居等。2菜品名称及内容体现民族特色。如达尔罕羊肚、昂钦焖牛排、浩特烤羊腿、草原盛会等。3就餐环境具有蒙古民族特色。主要体现在门面的设计、标志、装修风格、主体颜色、菜单设计、饰品、桌椅、摆设等方面。根据饭店规模和档次的不同。讲究程度也有区别。一般来讲,装修色调以蓝、白、红、黄为主。白色和蓝色是蒙古族自古崇尚的颜色。蒙古族信奉黄教,因此有的也把黄色和红色搭配起来进行装饰。墙壁上挂蒙古族特色饰物比较普遍,如羊毛挂毯、图画、书法作品,或挂一些民族挂饰。如蒙古刀、皮囊、弓箭、马头琴等。除了提供蒙古族风味菜点外,还有中餐类。菜单设计多是把蒙古族特色饮食列在前面。4服务礼仪体现蒙古族特色。经营蒙餐的饭店服务人员着装大都是蒙古袍,尤其是门口迎宾,一些小饭店服务员的着装或是短款蒙古服或是蒙古马甲。规模较大的还在服务礼节、操作程序等方面体现民族特色。如客人入座先倒茶;上手扒肉刀柄朝向客人摆放等。一些高档蒙餐店推出马队迎接,由优秀的蒙古骑手穿着民族特色服装,骑着编排有序的骏马、浩浩荡荡在前面开路,迎接客人的到来,歌手唱着祝酒歌,由艺术团列队,手捧洁白的哈达,高唱祝酒歌,为尊贵的客人敬酒、献哈达,迎接客人步人蒙古包餐厅。虽然服务人员大部分为蒙古族,但能提供蒙汉双语服务。5档次较高的蒙古族餐饮店有配套的蒙古族音乐歌舞节目,以娱顾客。二、蒙餐业的优势(一)营养优势以肉、奶为主的蒙古族传统饮食有很多优质营养成分和合理的食谱结构。蒙古族饮食以羊肉为主,现代蒙餐中的很多菜肴也主要用羊肉制作。如绿袍羊排、香府烤半只羊、可汗宫廷羊脑、牧人一绝烤羊肝等。与其他肉类相比,羊肉的营养价值高,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至于奶子,其营养价值已经得到世界认可,以五畜奶为原料制成的各种奶制品更是提取奶子精华的产物。如今,各式的新蒙餐在传统蒙古族饮食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烹饪方法,去膻除腻,提高蒙餐的营养价值。如新蒙餐里的“扒驼掌”,驼掌营养价值高。还具有特殊的滋补作用,可与熊掌齐名。无论是传统蒙餐还是新蒙餐都更加符合现代人饮食对营养、健康的要求。以蒙古族传统饮品马乳为例,它所包含的蛋白质、糖、维他命非常丰富,其营养功能接近人乳。研究表明,喝马奶不仅能预防各种疾病,还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养颜益寿佳品。蒙古族饮食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营养、保健、绿色的观念,这些合理因素正在不断被研究证明,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和认可。(二)纯天然优势蒙餐中的肉食、奶食,是牲畜所产,而牲畜是在天然草原上放牧饲养的,也有可以说是“半野生”饲养。辽阔草原,没有化肥农药的集中使用,蒙古族传统观念也历来反对破坏自然。从大草原拿来的野生动物、山野菜都是远离污染,纯天然纯绿色。(三)快餐优势蒙餐中的许多菜肴、食品都是蒙古族牧民在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像炒米、油炸果子、奶茶,以及涮羊肉、手扒羊肉等,都能适应现代快速节奏的生活,稍做加工便可成为蒙古快餐。因此,也可以引入自助餐形式,办成蒙古自助餐。(四)特色优势随着餐饮业的迅猛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经营者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在营造主题、产品、服务、环境、宣传等方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树立自己的餐饮形象,形成独特的风味和特色。就特色而言,蒙餐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蒙餐以传统蒙古族饮食为基础,从原料到制作方法传承了蒙古族以肉奶为主的饮食习俗,其独具特色的奶茶、奶酒等也都明显区别于农耕饮食。其次,蒙餐业的环境设施表现蒙古族文化,让人们从饭店名称到饭店装饰特色便能够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再次,身着蒙古族服饰的服务人员提供的蒙古族礼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也都是其区别于一般饮食的特色所在。总之,这些以蒙古族文化为底蕴的特色优势是得天独厚的,能够成为蒙餐业有力的竞争手段。(五)市场优势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经济价值。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蒙古族饮食文化的魅力也再度显现。人们开始加大了对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开发:一方面,蒙古族部分饮食精华被重新开发,如一些高档蒙餐店重新挖掘蒙古族宫廷宴席“诈马宴”,满足了游客和大众饮宴的富贵取向和品尝的体验心理,其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得以再次展现:另一方面,蒙古族现有饮食也得到不断升华和改良。一些蒙餐店推出“新蒙餐”系列,研发制作出各色新式蒙餐。内蒙古饭店推出的新蒙餐系列,就是在传统蒙餐基础上,借鉴其他菜系先进科学的烹饪手法和工具。利用内蒙古大草原纯天然、无污染的奶、肉、蔬菜及粮食等原料,继承和发展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格调,融食、饮、乐、礼、歌、境、情、器于一身的民族特色浓郁、文化氛围浓厚的全新餐饮文化。奶皇风干肉、铁板羊肝、啤酒焖羊肉、敖特尔六结义、茄汁奶豆腐饼、人参当归煨羊蹄、酸奶芦荟沙拉、鲍汁驼掌、蒙古沙拉等都属于创新蒙古菜肴。蒙餐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传统蒙古族饮食的挖掘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再造的工作也处于初级阶段。蒙古族文化源源流长,并且各个地区之间又有一些差别,对此进行整理开发的空间很大。随着蒙餐业的进一步发展参与的人会更多。人们通过丰富原料、改进烹调技艺,使蒙古族饮食更加符合人们的要求。在内蒙古地区,蒙餐业作为一项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对本地区的旅游市场、餐饮市场。蒙餐业还不到“半壁江山”,而对沿海发达城市、国外市场还很少涉足,可以说,市场空间还很大。

清真,(阿拉伯语:,英语:Halaal,halāl,halal),阿拉伯语原意为“合法的”。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浅析唐代的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一、何为“清真饮食”

“清真饮食”,指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符合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按这种教义和风俗习惯进行生产、加工、经营的食品。其实,“清真饮食”这一叫法并非阿拉伯语的音译,也非伊斯兰教传入伊始就有,而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教义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中国特有的。阿拉伯语中则把伊斯兰教食品称为“哈俩(HALALI)”,该词借鉴于犹太教的Kosher[1]一词,意为“合法的”,意指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食品。

公元6世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最早出现了“清真”一词――“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这以后,直至清朝,“清真”一词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用以表示“纯真雅洁、朴素自然”之意。例如,唐代李白《五古?避地司空原言怀》中有“所愿得此道,纵然保清真”的佳句,用以表达自己素朴淡泊的尚“清”理想;宋代陆游《园中赏梅》中有“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的吟诵,用以赞美梅花纯洁质朴的品格;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文贵清真,诗贵平淡”之句,以表明文章贵在真实自然……自元代起,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宗教职业者渐渐使用“清”“真”“净”等字来形容礼拜寺。明洪武元年(1368),“清真”被作为一个词,用以表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事物。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汉学家王岱舆更是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用“纯洁无染之谓清,诚一不二之谓真”对“清真”一词进行了纯伊斯兰式的阐释。随后,诸多伊斯兰教学者纷纷在“清真”一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对其进行伊斯兰化的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一个专用术语。中国的清真饮食,在具备阿拉伯-伊斯兰饮食文化标准应有因素的同时,也在烹饪技术等方面参照并吸收华夏饮食文化的经验,从而形成了兼有两种文化体系特色的独特饮食品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禁忌性、历史的悠久性、鲜明的地域性、品种的多样性和食用的广泛性等方面。

二、北京清真饮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通常意义上的“北京菜”实际上由山东菜、清真菜和宫廷官府菜三部分构成。清真菜作为北京菜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历史非常悠久:唐永徽二年(651),第一个阿拉伯使者会见唐高宗,打开双方互通有无的大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首次出现“回回”一词,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元朝时,“回回”大量涌入北京,后人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饮食市场上开始出现清真食品。当时的清真食品,主要是临街设摊,或走街串巷,提篮小卖;明朝时,北京清真饮食的专业厨行正式形成;清朝后期,开始出现清真菜馆;民国时期,清真菜已经成为非常完善的餐饮风味,是京式菜系重要的一支;1956年底,清真小吃店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公私合营,最终合并为校场口小吃店、大栅栏小吃店、南来顺小吃店等17个规模较大的清真小吃店。笔者曾在《北京档案珍藏展图录》一书中看到过一组由西城区档案馆收藏的《建国初期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商业街调整规划图纸》档案,档案形成于1957年,反映的正是当时对前门大街和大栅栏两条商业街上包括清真小吃店在内的所有店铺进行调整的情况。正是经过如此经年累月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今日集质地脆嫩、口味醇厚、汁浓不腻、原汁原味等诸优点于一体的北京清真菜系。

由于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辽金以来就云集了天下各方各族人士。因而,多种饮食文化在北京都有所体现,而清真饮食又极善于博采众长,吸收其他风味菜肴的烹调技法。因此,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北京的`清真菜在传统清真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汇了九州各地不同风味菜肴之精华:从蕴含着西域风情的油炸馓子,到透露着游牧民族率真性格的涮羊肉,再到浸透着江南细腻温情的八宝莲子粥……可谓包罗万象;从讲究气势排场的全羊宴,到百吃不腻的锅贴羊杂,再到实惠经济的焦圈、豆汁……可谓应有尽有,可以说,它照顾到了从朱门绣户到白屋寒门各阶层的问顾者,做到了丰俭由人、应付裕如。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约万人,主要分布在教子胡同、马甸、大兴、密云等。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每年有许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北京举办,这些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而且,作为中国吸纳游客最多的旅游城市之一,北京的餐饮业也因旅游业而受惠。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作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心,设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使馆,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或驻京办事处等。其中,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多达四十多个。国际交流和商务往来的不断升温,刺激着北京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消费空间。仅《北京餐馆指南》《中国清真美食地图》《中华老字号》等书中收录的清真餐馆就多达500多家。其中,一些老字号的清真餐饮企业深受顾客的喜爱,如:被誉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的鸿宾楼饭庄,是北京唯一一家天津风味的清真饭庄,清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天津,1955年迁到北京李铁拐斜街,1963年迁到西长安街。郭沫若在一次用餐后,对鸿宾楼赞不绝口,题藏头诗一首:“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台赤帜红于火,好汉从来不畏难。”诗的每句首字联起来即“鸿宾楼好”。鸿宾楼的菜肴多达数百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鸡茸鱼翅”“红烧牛尾”“扒驼掌”等一直广受食客喜爱。

在过去,北京餐饮业被称为“勤行”。“勤行”除了包括上述各种高、中、低档的实体餐饮店外,还包括一种专门承办民间宴席的“厨行”。当时,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好的清真餐饮店,可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规矩:清真饭馆只应散客,不接宴席,婚丧嫁娶的流水席要由当时北京城内的二三十家厨行世家承办,这些厨行世家主要分布在牛街、德胜门、王府井等地。厨行都没有实体店面,而是在办事人的家里露天搭建简易帐篷,应办事人之需摆出几桌到几十桌不等的席面。当时厨行界有一行规,叫“不串片儿”即牛街的厨子不往北,德胜门的厨子不往南,各处的厨子不轻易跨区做买卖。一般而言,每个厨行的常备菜点有150道左右,这些菜点全靠厨行世代口耳相传,强记硬背。   由于清真菜在用料做法上有很多禁忌要求,因此,这种流动家宴对主厨的考验很大,从订料、备料到砌灶烹饪,主厨事必躬亲。一般而言,清真宴上的菜品上桌顺序依次是:压桌、扣菜、汤菜、炒菜。通常“从落座到起座,一起清真宴就只有20多分钟,这一拨人吃完,紧接着就要换下一拨人。一起宴席一般要上二三十道菜,主厨要连续做出蒸、炖、炸、扣、炒等菜品,几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要同时开10桌以上的宴席,对菜量的要求还很大。所以,需要厨师准备充分且精神集中,否则是无法应对的。”[2]

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里平房大院儿越来越少,各类大型的清真餐饮店纷纷办起了酒席,北京的“厨行”日渐式微,如今只留下了“厨子舍”一家。为了保留这门手艺,厨子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第五代传人舍增泰收了女儿和侄子为徒,想要培养“厨子舍”第六代传人。但是,毕竟如今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厨行也许不会再恢复昔日的盛景,也许最终将归为一份珍贵的平民记忆,但是这不影响它曾经的辉煌,也不影响人们对其背后蕴含的行业精神及平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精神与文化内质是可以透过人们的情感共鸣,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被代代相传的。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作为行业的厨行衰落了,但是作为北京清真饮食文化和城市文化一部分的厨行文化却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生命力。

三、意蕴丰富的“清真餐饮”

曾有很多学者主张,饮食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界定“我族”与“他族”的外显标志。但笔者认为,饮食文化实际上会随着场景和赋意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固定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区别于他族的外显标志。很多人习惯用清真饮食作为区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外显标志,但实际上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许会有着相同的饮食选择。穆斯林、民族信仰者、普通居民均会出于对角色、身份、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而将食用清真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从而使得“惯用清真饮食”这一行为不具有划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意义。因此,食物及其附带的饮食行为只能被视为是主体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媒介,而非将“我族”与“他族”进行区别的特定标志。

“清真餐饮”看似是一份被经营的生意,但其中浸润着的却是满满的人情,而用这份“人情”创造与书写出来的,则是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北京清真饮食是北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一部分,它通过所用食材和制作技艺的传承得以保留,并将其中蕴含的智慧与精神通过人为的力量得以传递,从而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当一些“老字号”因城市发展规划等原因被迫搬迁时,很多人宁愿费一些周折、花一番工夫,也要重新找到它们。因为,这些“老字号”不仅仅满足了食客们的食欲,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对城市的味觉记忆,使他们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正因为如此,当昔日风靡一时的厨行在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时,会有那么多“老北京”感到不舍与难过。或许,约翰?S?艾伦说得没错:“无需生活在食物匮乏状态下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简简单单的食物就是潜在的美好回忆的来源。应当谨记,各种力量,个体的、集体的都参与塑造我们与食物相关的记忆。或许这样能帮助我们把糟糕的事抛在一边,而创造更多关于美食和美好时光的记忆。”[3]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白仲俭.北京老字号传奇[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2]杨永和口述,马景海整理.北京清真菜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约翰?S?艾伦.陶凌寅译.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关于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

从少数名族的文化差异,地域风情,一集各民族团结一致,和谐友爱,共同繁荣等方面吧。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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