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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治的角度,请问你是学什麽专业的，写小题材的这个题材也许会适合你通过写宗教的文化传承表现海峡两岸密切关系2011-03-31 13:18这个题目是很有价值的，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也都有彼此的造字方法，中国十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还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我们知道中国有甲骨文 金文 篆字 演变为汉字海峡两岸首先以文字就有所区别。大陆人使用简体字，书写方便，文化便於传播。而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少数人使用繁体字，繁体字在认识、记忆过程中比较复杂，为什麽还有人使用呢？在秦汉时期，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献给汉安帝）。约公元100-120年时将篆字与籀文加一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古代经学、文学是以篆字与籀文为书写体系的。繁体字有篆字的特点。在研究古文学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港澳台的同胞经济基础比较牢固，自然有很多的机会研究古文学。在大陆也有这方面的书籍，只不过是学者在研究，而广大的人民就可以节省许多宝贵是时间发展神会主义建设了。
你可以登陆 空非空大王的博客 关于《共产主义实相篇》的讲法系列属于《自救救世歌》的一部分 为救共产人说的佛法 百度一下 空非空大王+++++0+++++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三大宗教是正教，有着宇宙佛法的因素在里面，能破迷，能给人类来光明，使人类道德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从而保护人类不受邪恶的灵的侵害，同时也是为了让人类能在宇宙更新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能够认识到真正的宇宙的法或者说宇宙的真理，做出正确的选择，重返天国世界。只可惜到了近现代，人类却受了撒旦的迷惑，离道越来越远了。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性的一面和对神的模糊的记忆吧，但是一旦我们都进入到这个迷一样的人类空间，也许我们都已经忘却了自己原本的真正的家园，而误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啊。如果我们都是随着众王之王下走人间的话，唯有明了真相，并做了明智的选择才能重返家园啊。我相信世上有神，并相信神就在人间，并以人的形式示现于人。呵呵。 你如果看过圣经就会知道，《启示录》上就预言了到了这个时候是有魔鬼撒旦在祸害人间，它用《共产主义》在迷惑世人，用“无神论”来割裂人与神的正面维系，从而使人类跟着它堕落，最终会被宇宙的法销毁！这些旧的生命在毒害着世人，好让人不再信神，好让人不再听上帝的话，好让人不再向善，好让人不相信真的有来生，因为它知道它是要被销毁的，所以放尽所有的“烟雾”去迷惑世人，好让人迷在物欲中不能自拔，最终是要毁了人类！可是，以前的预言中也讲到过，讲到过会有一场最终的审判，也就是上帝并他的儿子要审判宇宙所有的生命，按他们所行的作最终的审判。这件事情是以正法的形式去做的，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站在上帝和“羔羊”一方的便可以得到“永生”，对于这些生命来说是有“来生”的，是有希望的，可以进入更新以后的宇宙。但对于选择与魔鬼站在一方的人就是没有来生的，再也看不到新宇宙的美好！ 宇宙中无穷尽的物质，有很多并不以人们所看到的形态存在着，而是以能量形态或虚空的形态存在着，并不因为人们不看不到或不理解而就说它不存在。就象人一样，如果有些人他看不到“明天”了，那么是否“明天”就不存在了呢？要承认前生和来世，先要承认有今生的存在，还要承认人不仅仅是一俱肉体，还有人的灵性的层面，也就是过去说人还有灵魂，现在我们说人是有元神存在的。所以能够轮回转世，这方面的例子，科学家都承认并去研究了。这似似乎不太“现实”，所以有些费解，但你要懂得去类比，比如物质是不是可以转化为不同的形态直至以能量的形态存在？这样你理解起来可能就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主宰他的元神，他就只是一具死尸，就不会有灵性和生气。那么宗教中和中外预言中说到的主最终指的是什么呢？本人认为应该就是指创造万物的最终的主（有的宗教中也叫做上帝），科学上或者说在宇宙各星系的文明中则称为宇宙之主，佛道神则称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按照科学上来讲，万物皆由物质构成，而且万物的运动皆有规律，也就是皆遵循一定的“定律”。而这种科学上所认识到的“定律”或“规律”，如果从科学探索的角度来看是无穷尽的，也达不到最终的认识到物质本源的真相。到了一定的深层的理，最终会归到佛道神所认识到的佛法或道上。在这里就统一说成法吧。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认识，因为万物皆由法所构成，而这法在宇宙中无处不包，土、石头、沙子、钢铁、木头等等无不是由法所构成，这里的法也可以说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原因，或者说组成万物的最根本的微粒，上升到佛法的高度讲就是指的宇宙的最根本的特性。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不但说出了人的本性是和宇宙的法同化的，也在过去透露了，宇宙的最根本的特性带有善，这也是佛家主修的善。可是道家却告诉人们要修真养性，教人们返本归真，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最终修成得道。除此之外，在中土这个神传文化的国度里，神佛还通过文化的方式和民间流传的形式，告诉人们凡事要忍耐，要有包容的心，才能超凡入圣。 虽然在过去没有明言宇宙最终的真理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宇宙最终有没有终极的主，可是在过去神佛下世所开创的文化中，早就将这些东西透露给了人类。因为本源的佛法才是遍布万宇万物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而这本源之法的特性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万物皆要归于他，只有归真归善归忍的人才能进入新天地，有美好的将来。 事实上，宇宙也是有主的，而且主正在世间行，有缘者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念真=善=忍=好，念中无念是真机。佛恩浩荡，天门大开，万古机缘，莲结圣果。呵呵，QQ1409020068
[摘要]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世界各国的迅猛发展，使各国的旅游管理者深刻认识到，保护和开发宗教旅游资源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中的重要意义。我国既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又是一个宗教旅游资源大国。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充分利用我国优越的宗教旅游资源，开辟出极具旅游价值的旅游景观、开发出具有宗教特色的旅游产品，根据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习俗安排旅游接待活动，来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关键词] 宗教文化旅游业旅游资源宗教旅游资源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喜爱的愉悦身心的活动，正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旅游热在中国老百姓中正悄然兴起。而要真正搞好旅游业，就必须处理好旅游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二者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在旅游资源中，宗教文化可谓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宗教文化作为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业的发展中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宗教名胜所占的比例，在中国达到了55%”;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宗教名胜竟占了90%”。本文拟就宗教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做以下分析。第一，宗教文化与旅游观光。旅游观光是旅游者旅游的核心内容，因此，旅游景点在旅游业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各种宗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可供旅游者旅游观光的景点。如“佛教自公元前2世纪传入我国”，经过漫长的发展岁月在我国风景优美的名山大川修建了大量的佛寺、佛塔、佛窟，留下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摩崖艺术珍品。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更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超凡脱俗的“仙境”。认为“人若成了仙，就可以到仙境生活，做到超脱生死，清虚宁静，自由自在，不被物累”。这个仙境并非仅仅指渺茫的“天国”，也包括人间的一些境地。而风光秀丽的名山胜地常常被道教认为是神仙所居之处和修道成仙的理想场所。因此道教有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说，几乎天下所有的名山大川都纳入了道教的洞天福地之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唐朝时先后传入我国”，二者在中国的发展虽然没有佛教和道教那样以名山大川为其修行的场所，但伊斯兰教各种风格的清真寺、基督教各式梦幻般的教堂不仅吸引了大量非信教者的旅游观光，更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徒最富吸引力的旅游胜地。总之，各种宗教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宗教名胜古迹，这些均成为了最具旅游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第二，宗教文化与旅游产品。旅游实践证明，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对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同样有着吸引力，因此旅游资源开发中应包括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是旅游六大要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大多数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都会购买旅游产品，一方面来铭记自己的旅游经历;另一方面用来馈赠亲朋好友。另外，合理、有效地安排旅游购物活动，还可提高旅游活动的参与性和趣味性。甚至有人将“旅游购物所占比重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既然旅游产品在旅游业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开发宗教文化这一旅游资源中，可以根据宗教文化的特点开发出具有宗教特色的旅游产品，这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内容，而且也可以满足旅游者的购物欲望。例如，根据佛教的木鱼、进香袋、念珠等佛事活动用具开发出具有佛教特色的旅游产品；以“八仙”等各路神仙为题材开发出具有道教特色的旅游产品；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为背景开发出具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风情的旅游产品等等。这样的旅游产品开发不仅因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的特点而受到旅游者的青徕，而且还会使旅游者以心诚则灵的心理体验来接受这些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总之，旅游产品在旅游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旅游产品不仅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和旅游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促进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切莫小视旅游产品的开发。第三，宗教文化与旅游饭店。旅游饭店解决的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吃住问题，它同旅游观光、旅游产品一样，在旅游业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旅游饭店中热情周到的服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经营理念。然而对于特殊场合、特殊的旅游者还必须增加特殊的服务。如对于在各类宗教胜地开设的旅游饭店、接待由宗教徒组成的旅游团体，就必须要准确周到地为各类宗教信徒提供与其宗教文化相适应的设施及膳食，绝对不能对旅游者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所违反和触犯。例如，在以清真寺而著称的旅游景区开设旅游饭店，饭店必须具有专门供应牛羊肉的膳食设施，而绝对不能对其提供由猪肉制作的菜肴，否则会引起客人的强烈不满。再如在接待佛教徒时，应设斋饭，逢“佛成道节”应提供腊八粥等。遇基督教圣诞节时应制作圣诞树，举办圣诞晚会，分送圣诞贺卡等等。总之，旅游饭店应该针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旅游者，提供相应的饭店服务，这是旅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旅游管理者不应忽视。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之外，旅游管理者还要注意如下两个方面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一是利用宗教节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各宗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宗教节日，每逢节日来临，宗教信徒们便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圣地以欢庆宗教节日。不仅如此，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一些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宗教节日，已扩展成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共同欢度的节日，甚至发展为民间流行的节日，如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佛教的浴佛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等等。作为旅游管理者应该充分把握各类宗教所特有的节日活动，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参加到节日旅游活动中去，以此为契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二是利用各种现代媒体对各宗教名胜的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各宗教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名胜古地、令人景仰的著名人物、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旅游管理者可以利用电影、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等现代化的传媒方式进行大力宣传、广为传播，来提高各宗教胜地的知名度，增强旅游爱好者亲临这些宗教胜地的向往感。例如人们根据电视剧《西游记》了解了火焰山、根据电影《少林寺》和《神秘的大佛》认识了少林寺和乐山大佛，通过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的宣传知道了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的特殊意义等等，这些都必然促进宗教胜地旅游业的发展。宗教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日新月异的当代世界，一方面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在短期内不会从根本上消除，这就决定了宗教将在人类社会长时间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业又在我国正日益迅猛发展，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要重视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总之，宗教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于增加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繁荣中国的旅游事业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摘要】开发宗教文化旅游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对宗教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高素质从业人员、资源保护不力以及管理体制不完善等现象。因此，我们要澄清模糊观念，端正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加强宗教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创新宗教旅游管理模式，促进宗教文化旅游健康发展。【关键词】宗教文化旅游 现状 开发 对策宗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渗透到建筑、文学艺术等领域，成为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宗教资源丰富，文化内涵丰厚，开发优势明显，但从总体看，我国丰富的宗教旅游资源还未能进行更好的开发与利用。宗教文化旅游的价值宗教文化旅游，主要指以宗教活动或宗教景点为主要旅游吸引物，通过旅游者的参与，为旅游业所利用并产生一定经济或社会效益的旅游活动。我国历史文化古迹众多，宗教文化资源丰富。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现存的主要名胜古迹中，宗教遗迹大概占据一半，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近二分之一为宗教景观。①我国宗教文化资源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研究和旅游价值，它们不仅是人们旅游观光的胜地，而且是人们访古探幽、增长知识的博物馆。对宗教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开发，将有助于引导宗教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展宗教文化旅游，有利于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一直以来，我们都始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通过宗教文化旅游，让众多的中外游客接触、了解、保护宗教文化遗产与合法有序的宗教活动，消除他们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同时，积极开展宗教文化旅游也可以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加强联系的机会，使外国友人加深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真实状况和改革开放成就的认识，从而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开展宗教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教资源的保护。全球每年有超过3亿人的旅游是以宗教为目的，这一市场每年的旅游收入都超过180亿美元，宗教旅游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产业。我国一些地区通过积极开展宗教文化旅游也有力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并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开发宗教文化旅游不仅能提高整个地区的旅游经济效益，还能给宗教部门本身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宗教活动场所可以通过添油款、捐款、佛事法事收入、赠品、门票收入等途径改善经营状况。宗教文化旅游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弘扬。宗教本身就有积极的作用，它具有强烈的众生平等、帮助他人、劝恶扬善、重智尚真的思想，对我们现在倡导民主、树立集体主义观念、反对个人极端主义、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有重要的意义。宗教学中还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集文学、艺术、语言、民俗、哲学、史学等之大成。宗教充满着智慧和哲学以及蕴含着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宗教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有利于引导民众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关注，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②我国宗教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目前，我国宗教文化旅游已经形成了一些精品旅游项目，宗教文化旅游开发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形成了融宗教建筑、节庆活动、宗教修学、宗教养生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旅游活动。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虽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地方政府对宗教文化旅游的开发重视不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长期以来，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封建迷信等活动交织在一起，这造成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事实上，宗教文化固然有它的消极作用，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只要对宗教有正确认识，对宗教旅游资源的特性有正确认识，开发时能够贯彻宗教政策，遵守宗教法规，遵循正确的开发原则，那么这项工作完全可能取得较好的成效。旅游项目单一，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我国宗教旅游项目所推出的活动内容比较单调，深度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很多地区的宗教旅游开发还处于“符号阶段”。宗教所蕴含的启迪智慧、平衡心理、修身养性等文化内涵亟待挖掘。此外，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很多宗教景点，宗教人员只是从事为进香者祈祷、发放经义、维持秩序以及诵读经书等活动，很少为游客进行深入讲解。一些宗教景点的导游没有专业的培训，也没有上岗证明，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景点商业气息过浓，资源保护不力。许多开放的寺庙宫观内，充满着浓厚的商业色彩。商贩在宗教场所的买卖经营活动极大影响了景区的神圣与庄严。一些宗教场所还以各种名义借机向游客取钱财。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开发，宗教旅游资源的保护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仓促建设了一些宗教旅游项目而收益甚微，同时一些旅游项目的建设对于周边生态环境和宗教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破坏。③宗教旅游资源保护不力，已成为目前我国宗教旅游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各利益相关者矛盾突出。当前，我国对于宗教旅游景区的管理基本上形成了复杂的管理体制。旅游与自然保护区、旅游与文物、旅游与宗教、旅游与环保、旅游与社区等方面针对景区管理权而产生的利益争夺大量存在，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宗教团体和旅游部门在宗教旅游开发中还经常存在一定的矛盾。旅游景区部门往往对宗教知识、政策、法规及相关问题认识不足，在决策时较少听从宗教部门的建议，不注重维护宗教团体的权益。宗教团体在协调各方面关系时经验不足，单纯从自身角度思考问题，这也引起其他部门的不满。我国宗教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根据宗教旅游的特点和我国宗教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宗教旅游开发应注意以下几点。澄清模糊观念，端正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中长期而且普遍存在着，其影响十分广泛、深刻。在古代，上自意识形态，下至社会生活，几乎都有宗教的浸润，哲学、神学、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人们的风俗习尚，处处展现出宗教的精神。有神论的宗教思想不是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它对其信徒有道德教化、止恶从善、心理抚慰的积极作用，对社会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宗教文化与宗教信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文化虽不是主流文化，但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宗教旅游产品内容，加强对外宣传。宗教的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舞蹈、节日、养身之道对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各种审美需求和精神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宗教文化内涵，积极开发多样化的旅游项目而不满足既有的浅层次开发。在旅游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对外宣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对外宣传的力度与游客数量多少成正比关系。强而有力的宣传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于景区的关注。我国很多宗教旅游景区宣传力度还亟待加强。在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渠道以扩大影响力。只有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宗教文化旅游才能有大的发展、大的作为。加强宗教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宗教文化旅游作为特殊的文化旅游产品，对于旅游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要求。宗教旅游从业人员应有一定的宗教知识基础和历史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向游客更好地宣传我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从而激发游客的兴趣。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可以有计划地在中专、高职和高校的旅游专业中，增设关于宗教文化旅游的专业课程，加强对旅游管理服务人才宗教文化知识的培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聘请景区附近大专院校、研究院所中熟悉宗教的专家、科研人员担任导游。由于他们拥有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可对游客进行基本的景观介绍、宗教思想阐述等。建立健全宗教文化旅游管理体制，创新宗教旅游管理模式。为改善目前管理混乱局面，应打破民族宗教部门、文物部门、旅游部门条块分割、资源管理分散、各自为战的传统模式。旅游风景区管理部门、宗教部门以及园林管理、文物保护等部门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责任，通力协作，不能只考虑单方面利益，而要考虑全局利益。当然，我们在宗教旅游开发中还应切实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开发工作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宗教组织、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同时，我们还应对宗教旅游资源开发活动进行规范管理，要严厉清除那些愚昧的、反科学的、借开发宗教旅游资源之名出现的精神文化垃圾，通过科学管理来保证正确的开发方向。我国深厚的宗教文化资源是我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内涵丰富的宗教文化，并积极地扬弃，批判地继承，充分发挥宗教文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服务的积极作用。（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注释①苏勇军：“以苏南为例论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②高师宁：“宗教的现代价值与社会意义”，《中国宗教》，2003年第5期。③曹绘薿：“中国宗教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现状研究”，《社会科学家》，2002年第4期。
比如灵隐寺乐山大佛莫高窟
我国主要的宗教旅游景点，可以写西藏，这是比较典型的宗教旅游地。开题报告主要、写你自己的思路，如果是写西藏可以写摘要：西藏发展的概述 第一章西藏旅游业的兴起 二西藏旅游业的特点。第三写宗教旅游开发的利弊。这几个章节题目都很大，可以找导师帮你看看哪个好写比较容易下手的写，每个都可以写成本科的毕业论文。
1、《论宗教对古代城邦的作用》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86年第 期全文复印）2、《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历史观的类比考察》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3、《对吐蕃宗教方位观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4、《藏传佛教对于死亡的伟大实践》（翻译）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5、《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论散议》 《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一作者）6、《关于如莱杰的身世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二作者）7、《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8、《神奇的藏密瑜伽——中阴静修法》（编译） 《气功与科学》1992年第4期9、《“旺支” 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0、《藏族苯教神话及其象征思维概述》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11、《论宗教神灵系统的结构——一个宗教历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学》1995年第2期全文转载）12、《关于黄金时代理想的再评价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13、《〈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4、《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获陕西省第5届（1998）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5、《锅、饮食、王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6、《印度教神秘主义及其宗教实践方式》《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4期17、《中国建木神话的体系及其渊源考——兼论与印度神话的关系》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8、《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19、《论宇宙原生物解体神话的程式主题及其内在意蕴》 《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二作者）20、《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载 ）21、《敦煌写本（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2、《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2年第5期论点摘编）2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4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5、《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26、《西藏宗教与民间习俗中的象征主义人类学》《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27、《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28、《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源流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9、《汉藏史学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复印转载）30、《摩尼教二元论对藏族本教及纳西东巴教的影响》《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31、西藏农村家庭中的宗教空间及神灵体系，《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32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33、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古代西藏苯教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台湾），2006年，第25期。35、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36、唐卡绘画中的曼陀罗图式与西藏宗教造像学象征的渊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7、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文全文还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一书中）。38、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9、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西藏宗教中的替罪羊观念及侣贡杰布仪式，《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41、Textual discourses and behavior criterion: The histor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i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umber2-June,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学术专栏”195页转载）。43、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藏传佛教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45、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地方组织及其社会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46、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7、藏区乡村和民间社会中的巫师，《世界宗教研究》（第一作者），2009年第3期。48、藏族苯教的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49、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赞神关系考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50、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5期。51、语言中的神圣意义——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思想对现代宗教语言哲学的启示（第一作者），《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010年：1、2010年2月1日—4日，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北京），会后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接见。2、2010年3月15至19日随终南山佛教文化代表团赴香港访问，3月18日下午在香港佛教文化院举办的佛教文化论坛上讲演《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3、2010年4月17日，出席由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台湾华严学会、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协办的“首届中国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4、2010年5月11日，出席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北道教史》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5、2009年8月5日，出席首届佛教准提菩萨文化研讨会（河北蔚县），并作《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与基本特征》的主题发言。6、2010年6月20日，参与发起并筹办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百态观音名相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7、2010年8月7日，出席由陕西省宗教局、陕西省环境保护厅、西安市国土资源局联合主办的“走进大秦岭”宗教文化论坛，在大会上发表《终南山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讲演。8、2010年9月4日出席由陕西省环境保护厅、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以“绿色秦岭、生态华山”为主题的“2010大秦岭生态论坛”（华阴）。提交论文《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的五大劣势及秦岭宗教文化的弥补作用》，并做大会发言。9、2010年9月6日出席陕西省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明·十六罗汉图学术研讨会”（西安），提交论文《罗汉信仰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及其现代意义》，并做大会发言。10、2010年10月15日，出席教育部“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暨第九届华夏儒商国学论坛（北京），在大会上主讲《观音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启示》。9、 2010年10月16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佛教在线联合主办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研讨会，提交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护国思想与实践》，并做大会发言。11、2010年10月25日出席山东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明哲佛教教育思想”交流座谈会（烟台），并作大会发言《明哲长老佛教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12、2010年11月21日出席由陕西省电视台主办的“2010中华祈福文化高峰论坛”（西安），提交论文《倾听钟声背后的智慧之音》，并在大会上发言。13、2010年11月26日出席由北京华夏儒商学院在西安主办的首届华夏儒商易学论坛，并在开幕式上作《周易与陕西的渊源及其现代意义》的发言。14、2010年12月2日至3日出席由《中国宗教》杂志社主办、各全国性宗教团体会刊协办、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上海玉佛禅寺承办的“当代宗教媒体的定位与责任研讨会”（上海），提交论文《试论当代中国宗教媒体的社会责任》，并作大会发言。2009年：1、2009年2月6日，应邀参加了西安市旅游局主办的“国家文化旅游示范城市申报讨论会”，并就西安文化资源开发和旅游内涵扩展在会上发言。2、2009年3月21日，出席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委会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华大藏经续编的体例、进展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3、2009年3月24-25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湾佛光大学共同主办“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扬州）。提交论文《人间佛教面临的核心理论问题》，并做大会发言。4、2009年3月28-4月1日，出席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教协会主办的世界佛教论坛（无锡）（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作为协办单位之一），在“佛教的心灵环保”分会场作题为《法显精神对现代心灵环保的启示》的发言。5、2009年4月20日上午，出席陕西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文化统战工作专题座谈会”，并被安排为第一位大会发言。6、2009年4月27日-29日，出席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百日峰会”，并在6月14日作“生命的特性与生命的关怀”和“信仰的力量”两场学术报告。7．2009年5月20日，出席由全球华人华侨联合会、中国六祖寺、韩国龙华寺等联合主办的“佛教六祖祭暨第二届禅文化全球之旅——韩国高峰论坛”。作为中方两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发了言。年6月27-30日，参加由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陕西省道教协会联合主办的“2009骊山问道”大型文化活动，并在本次会议高潮阶段的“儒释道三教和谐论”对话会中，与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赵馥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仲宇教授等等六位嘉宾分别代表儒释道三教，对和谐问题展开讨论和对话。9、2009年7月18日，出席山西省五台山普庵寺修复工作会议（深圳）。10、2009年7月26日上午，筹办并参加由美国木鱼项目和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杰出青年研究生佛教参学营”（西安）。主持开营仪式并主讲《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长安为考察中心》。来自美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德国、加拿大、法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20位佛教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7名佛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以及三位从事佛教研究和教学的教授来到古城西安，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单位的教授以及西北大学佛教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起，就长安佛教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活动。11、2009年9月19日，出席由陕西电视台主办的《2010盛世钟鸣 祈福四海》文化合作研讨会，就2010年新年鸣钟祈福活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12、2009年8月15日至16日出席由榆林市民族宗教局主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协办的2009中国榆林首届关公文化论坛。并在首场大会发言中发表了《关公信仰的基本特征与现代价值》的演讲。13、2009年9月12日，出席由山东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宗教系主办的“倓虚大师在近现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座谈会（淄博），在大会上发表《倓公妙解金刚经》。14、2009年9月14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和兖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兖州佛教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兖州），并在大会上做题为《佛顶舍利的历史渊源》的发言。15、2009年10月27-30日，参与筹办并出席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提交论文《观音名称在长安的历史演变与争论》，在大会学术交流上做总结性评议。16、2009年11月22-23日,出席“和谐宗教与文明城市”迎世博学者论坛（上海），在大会上做题为《西部地区的宗教结构与社会文明》的发言。17、2009年11月26日，出席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院、宗教学系联合主办的“21世纪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议题”学术研讨会（北京），并在大会上做题为《从西部宗教的基本特征看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议题》的发言。18、2009年12月31日，出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陕西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发表了《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与开发建议》的论文。2008年：1、2008年7月5日，在北京出席《中华大藏经·续编》(汉文部分)编委会工作会议，并就编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会上发了言。2、2008年12月29日参加由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的《陕西省志民族宗教志》评审会议。《陕西省宗教志》是省宗教局主持、李利安教授负责编写完成的。3、2008年3月21至23日，出席第二届楚山绍绮禅师、能海上师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隆重举行，提交论文《千手千眼观音信仰考》，并主持第一场大会。4、2008年4月16日，出席“山西晋东南地区观音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并作大会发言。5、2008年4月28日上午，出席佛舍利五重宝塔学术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提出《佛舍利五重宝塔的四个特点及“句宗受为守”释义》。6、2008年5月11日—14日，出席应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协办的“释迦塔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释迦牟尼佛舍利及其在佛教信仰中的地位》，并做大会发言。7、2008年5月24-25日，出席“首届中国近现代佛教学术研讨会”（江苏南京），提交论文《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大积极作用》，并作大会发言和点评。8、2008年10月23—25日，出席由陕西省政协主办的“陕西2008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重塑终南山世界文化名山地位》。2007年：1、2007年11月4日上午，出席《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标志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续编》作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正式启动。2、2007年12月9日，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奉化溪口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位学者及佛学院师生参加了开幕式，主持第二场大会。3、2007年10月11日上午，由山西省临汾市佛协主办、临汾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协办的法显学术座谈会开幕式在临汾市金海湾大酒店召开，做第一场大会发言。4、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并作为第一场大会的点评人，提交论文《佛教人间性与超人间性及当代人间佛教的困境与出路》5、 2007年12月8日至10日出席由奉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奉化雪窦资圣禅寺主办，《中国民族报·宗教周报》协办的“潮音永辉——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学术研讨会”（奉化），提交论文《太虚大师与康寄遥居士》。6、2007年9月13-14，出席由闽南佛学院、香港文汇报、厦门大学联合主办，南普陀寺承办的“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厦门）。提交论文《当代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7、2007年7月16日至18日出席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安），提交论文《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的几个薄弱环节》。2006年：广州：2006年12月，“禅宗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论禅佛教内在形态诸严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北京：2006年12月18-19日，中国宗教学会第六次全国会议及科学发展观与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武汉：2006年12月15-17日，首届中国湖北禅宗文化论坛，提交论文《明末清初禅宗的圆融之路》。上海：“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8-29，提交论文《论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成都：第三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0-23日，提交论文《玄奘对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考察》。太原：“佛教本土化与晋阳佛教文化嬗变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19-23日，提交论文《浅析晋阳佛教文化的内涵、特色与开发利用》。广州：菩提达摩与中国禅宗学术研讨会，2006年5月28-30日，提交论文《〈菩提达摩来华时间考〉质疑》。2006年4月，在西安参加“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2006年3月20-24日，在云南参加“普贤信仰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普贤十大行愿信仰的基本结构》、《普贤十大行愿的现代意义》；2006年3月4-6日，在台北参加“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观音菩萨与现代社会”，提交论文《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2006年1月15-16，在泰国曼谷参加“大乘佛教：在构建和谐与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提交论文《大乘佛教的社会力量构成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6年1月9-11日，在山东大学参加教育部重大课题“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工作会议”。2005年：2005年12月24—28日，提交 “华岩论坛”论文《参与西安申办世界佛教论坛的经历与体会》（重庆）；2005年12月，提交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宗教力量的基本结构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甘肃，兰州）；2005年12月1—3日，在上海参加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真禅法师佛学思想与实践的人间性特征》和《试析真禅法师佛学思想的基本特征》；2005年11月4-6日，在上海参加“中国宗教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提交论文《如何理解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5年10月在成都参加纪念楚山禅师诞辰6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楚山禅师念佛禅思想的基本特征》；2005年9月在河北承德参加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佛教的人间性、超人间性及其与人间佛教的关系》；2005年8月在四川什邡参加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什邡马祖禅文化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基本原则和几点建议》；2005年5月在西安参加什邡马祖禅文化资源开发座谈会，大会发言题目为《佛教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2005年5月在西安参加“陕西省汉传佛教祖庭调研规划论证会”，大会发言题目为《陕西境内汉传佛教祖庭研究基本规划》；2004年：2004年11月6-7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第一届中日佛学会议”；2004年10月17日，在西安参加“第十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2004年9月，在北京参加“西部人文资源论坛”学术研讨会，以《历史文化产业的价值判定与开发原则》为题作大会发言；2004年8月29日，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都市文化与韩国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空海在长安求法期间在语言文学方面的追求与成就》；2004年8月14—18日在五台山参加“中国五台山佛教文化论坛”，大会发言题目为《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2004年8月5—8日在山西太原参加“中国第二届净土宗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古代印度观音救难信仰与净土信仰的融合》；2004年6月11日—14日在无锡参加“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2003年：2003年12月20—21日在广州参加“华林寺与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华林寺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开发建议》；2003年12月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佛教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21—24日在西安参加“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5—8日在西安参加“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2003年9月26—28日在杭州参加“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对话》；2003年8月17日在西安参加中日“文化地理学视野中唐代长安的宗教与文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2002年11月15—22日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参加“马中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会”；2002年10月在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承办的“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2002年5月在西安参加首届终南山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中国化问题的一些思考》；2001年：2001年11月在五台山参加五台山研究会年会，做《深挖区域文化内涵，加强实际应用研究》的主题发言；2001年3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参加美国宗教学会西部分会2001年年会；2001年3月22—25日在美国芝加哥参加“美国亚洲学会（AAS）第53届年会”，并被安排为第143号研讨会“宗教正在中国消亡吗？”的论文评议人（共222个分类学术研讨会，参加人数超过2千人）；2000年以前：2000年10月在美国香槟城参加“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8月在西安参加“中国西北大学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在西天的产生及其向中土的传播》；1999年3月在铜川参加“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对罗什译本的补正作用》；1997年9月在天台参加“第二届天台山与东亚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法华经〉与南亚和东亚的观音信仰》；1997年8月在咸阳参加中韩“儒释道三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儒道思想对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影响》；1996年9月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佛教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国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并作大会主题发言；1995年9月在登封参加“纪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六种汉语译本之比较》；1994年4月，在西安参加“第一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浅析》；1992年10月在峨眉山参加“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秦巴山区佛教的几个特点》；1988年10月在常熟参加“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金刚经的几个问题》；1987年7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南亚学会第4届年会”，提交论文“关于金刚经产生时间问题的再考证”。1986年在西安参加“全国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
目录（加*者为CSSCI期刊，加√者为权威期刊论文）1、近两年来汉赋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术信息》第74、75期合刊；*2、试述《文心雕龙.诠赋》篇的重大意义及理论成就，《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文心雕龙学综览》编委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摘编论点，第241页，上海书店1995年版；√3、古乐的沉浮与诗体的变迁--四言诗的音乐文学属性及兴衰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4、从混合到单一：四言诗的文体特征及衰落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5、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海外陈寅恪研究者多次引用；√6、玄学清谈与魏晋四言诗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又见于同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3年第4期；*7、建设史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评张三夕博士的《批判史学的批判》，《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1993年书评卷；*8、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9、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兼论晋宋之际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摘译为英文；《文摘报》论点辑录。*10、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6年第6期；11、魏晋的书法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专辑；√12、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doctrine and new literary style,《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3、传统文化热走向新保守主义了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14、对承诺制的一点哲学思考，《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3期；15一切哲学都是实践性的--读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辑；*16、士族宗教信仰的分野与南北朝文学的差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8年第10期和《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学术月刊》摘编论点。17、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18、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19、试述《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道家思想，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范缜反佛说质疑，《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21、从阮籍诗文看阮氏信奉或倾向佛教之可能，《运城高专学报》2000年第2期；*22、魏晋的围棋和范汪的《棋品》，《文献》2000年第2期；*23、试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美育与素质教育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4、“即色游玄”的一代名僧--支遁，《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25、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 2001年第1期；*26、中国传统哲学美育与素质教育资源的现代转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共青团中央编《青年塑造未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2期辑录论点；*27、“言意之辨”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8、中国文学史上东西部文学的交融，《文学评论》编辑部、南京大学中文系编《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29、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真”范畴，《运城高专学报》2001年第4期；*30、陶渊明儒、释、道辨证统一的艺术人格，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31、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研究》2002年第5期，湖北辞书出版社《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32、梁代三家书论述略，《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33、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作者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34、《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附《显宗传》所引《庄子》文字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35、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的几个源头，《闽南佛学》第一辑，岳麓书社2002年11月版；*36、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37、北凉王段业事迹考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8、对西晋末年道教西入凉州的历史文献学考查，《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39、论两晋佛教僧侣的文学创作，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编《华林》第三卷，中华书局2003年1月版；*40、郭店本、帛书本、河上公注本三种《老子》之比较--以三种《老子》中的仁义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3年第1期；*41、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郭店一号楚墓漆耳杯铭文考释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2、道家思想与汉赋创作，武汉大学中文系编《长江学术》第三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43、和谐与统一——中西方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哲学伦理学评论》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44、玄学的人格本体与魏晋的有无、本末之辩，《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45、何晏著述考，《文献》2003年第4期；46、南北朝佛教僧侣文学概述，《闽南佛学》第2辑，岳麓书社2003年版；*47、《九歌·山鬼》源于祀夔乐臆说，《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48、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魏晋风度二十讲》，骆玉明、肖能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49、论骚体的中国东西部文学交融性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0、出土文献二题（两篇），《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52、美义溯源——由楚简美字看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演变及其特点,《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53、中西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54、南北朝佛教僧侣的文学成就，《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55、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闽南佛学》2004年第1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56、“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2006年《中国学术年鉴》《中国文学年鉴》有摘编）；57、佛教与佛学的分与合，2005年12月厦门大学佛学中心编《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教面面观》，刘泽亮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版；58、“心无义”与以玄对山水——论“心无义”的形成及其与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的关系，香港浸会大学编《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9、《全辽文》与辽代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版；《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60、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61、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创新，《光明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7版“文学遗产”副刊；*62、楚简文献与先秦的文艺发生论——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五至”说起，《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63、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64、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65、谢灵运的佛教著述，《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又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6、唐代的著名文僧南岳玄泰禅师及其《畲山谣》，《禅和之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版；*67、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走向，《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68、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69、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国文学研究年鉴》2007年；*70、《孟子·尽心下》“二女果”试解，《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71、《天问》的写作时间及地点推测，《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又见莫砺锋编《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72、客观的总结和辨证地扬弃——韩非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诸子学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73、“诗言志”续辨——结合新近出土楚简的探讨，《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74、由出土文献中的“贤”字看先秦“贤”观念的演变，《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75、韩非对儒、墨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76、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1期；77、以德为本，实至名归——关于树立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思考，闽南佛学院编《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2月版；*78、“四书”进中学课堂刍议，《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国学版”（第12版）。*79、让国学真正热起来，《光明日报》2008年5月26日“国学版”（第12版）；*80、《论语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第4—10页）。*81、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教影响探讨，《文史哲》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8年第11期；*82、丑义溯源，《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春之卷；√83、《郭店楚简的“道”与“ ”》，《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84、性、情论——由新出楚简中“性”“情”二字形义引发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85、繁钦《与魏文帝牋》的写作时间及相关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86、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国的诸子学，《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87、庄子与颜渊，《诸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之前我写的一些文章，希望对您有帮助。 禅是什么？ 文/槛外白衣 写这个题目是比较难，因为禅是不可以说，说者即不为禅。但以我自己的感受体悟确实想说说。那么就班门弄斧地侃一下。如果说错了大家尽量包含。不昧因果，别落入野狐禅。哈哈！ 禅：（Dhyana）全称禅那又作禅那、驮衍那、持阿那。意译作静虑。静思维。《五灯会元》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柯迦叶’ ”这大概是普遍认同禅宗的由来。 现在的禅宗一般指六祖慧能大师传下来的顿悟法门，禅宗讲的是明心见性，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破除一起执著。历史上禅宗最兴旺的时期是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特别在唐朝从皇帝士大夫，到市井百姓谈玄论妙成为茶余饭后。禅最大的特点是破除执著，破除常见的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一般来说参悟禅主要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我用《五灯会元》卷十七一则语录说明一下：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善知识，有道行的人），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榭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这中境界三般见解是什么状态？难言也。前一种是常见。中间一种是扫除一切执著，见到真实。最后一种显然不是同于第一种。而是证得一种更高的真实，这就是禅悟的境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一个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能通过比喻来说明，而这种比喻又不是通过逻辑能表达的，佛家的比喻往往是追求结果，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只是过程。用通常的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来比喻超逻辑的惯性思维的结果，只有开悟的人才能感知印证开悟人。即以心印心。所以说难言也。 关于禅，是不能用通常的科学思维去理解。我们相信科学，禅者也和常人一样适用科学，也尊重科学规律。但是讲到禅，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因为科学是归纳法，是把概率作为宗旨，把实验作为依据。立足于外部世界。禅是内部世界，是自我内心世界的学问，如果这种归类只有禅者可以讲出。没有禅实践的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对于学人只能靠前人传的经验来对照自己。至于禅有百千三昧(三摩地)，究竟哪种是和自己相应的，这就要靠自己实践了。但禅究其根本不外乎止（舍摩他）观（毗钵舍那）二字。 经论中有许多关于禅的讲述，有浅显的，有深奥的。一般学人都喜欢浅显易懂的，不去深入探究。正如鸠摩罗什大师说的“秦人好简”（后秦的中国人喜欢简单）。《六祖法宝坛经》之所以得到广传被大家喜欢，正是和我们的口味。大家都喜欢顿悟，恨不得你告诉我一个方法，马上让我开悟。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譬如一个人问月亮在什么地方，佛把手指向月亮说：“在那”。那个人以为手指就是月亮。其实佛是要告诉他顺着手指看。《金刚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这句话是说，谁要是把手指看成月亮了就是谤佛，因为他没有理解我所说的。因此我们看禅宗公案不能简单参。其实禅宗公案都是遍学止观经论的大成就者。 在譬如有人问爱因斯坦什么是相对论。他回答说：“当你一个人在等人的时候你会觉的时间过的很慢，当一个美丽的姑娘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的时间过的很快”。那人明白了什么是相对论。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本不是他所讲的那么简单。只是要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相对论。如同上面的指月一样。 一次妙境长老在讲《瑜伽师地论》后，回答弟子关于禅方面有关问题的时候说到，“曾经在佛学杂志上，看到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师讲禅，结果一看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禅，而且讲的道理一大套。非常是可叹！”那是一位居士写信给那位有名法师，请教关于禅的问题，那位法师写信回答了那位居士，此居士认为这篇回信非常好，就发表在佛学杂志上了。后来妙境长老看到了这篇文章。 （注：妙境长老原美国法云寺佛学院院长，妙老讲止观修习方法，及弘扬唯识宗一系堪称当今一位高僧。2003年圆寂） 关于禅要真的谈是非常复杂的，禅有百千三昧，按照三界划分，有欲界的未到地定，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空四定。按照寻伺划分，色界初禅以下是有寻有伺地，初禅和二禅之间中间禅是无寻有伺地，二禅以上是无寻无伺地。按照修禅次第有师子奋迅三昧，不按照次第修有超越三昧。还有按照功德支分的，按照所缘境分的，按照对治分的，按照九住心分的，按照十六特胜分的，按照七作意分的，按照四十业处得分等等 上面提到的禅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就自己学过的提及一下。至于修末学实在不敢说参禅悟道，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供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汉传佛教八宗个有什么特点？ 文/槛外白衣 中国大乘佛教八宗是律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 佛教八宗偈诵： 富密贫禅方便净，唯识耐烦嘉祥空。 传统华严修身律，义理组织天台宗。 此偈简单叙述中国大乘佛法的八个宗派 - 密宗，禅宗，净土，唯识(法相) ，嘉祥(三论) ，华严(贤首) ，律宗及天台宗。 八宗修学各有其特色：密宗仪轨繁复，修法须备佛像法器，金银珠宝，故称之为“富”。禅宗只须参话头，万事皆抛，什么都不须要，故称为“贫”。净土一句“阿弥陀佛” 随时随处可修，故曰“方便” 。唯识名相繁复难学，须耐得住烦。嘉祥宗研究空理，华严为传统八宗之首，律宗着重戒律，天台将经论分门别类以利修学，特种义理组织。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八个宗派修学都可以成就，为便于初学记住这八宗，故有此偈。 此外还有两个小乘宗派。即小乘空宗成实宗，小乘有宗俱舍宗。共成十宗。 1,俱舍宗,以世亲菩萨造的俱舍论为主，发扬诸法的有谛，阐明无我之理。认为宇宙间的业力不灭，所以万法皆是实有。至于人，则系诸法的假和合而成，所以在诸法中，实无有虚妄的我，这法有我空的看法，便是本论的主旨。本论主张以无漏真智，观四谛之理，而证涅槃之果。始祖:梁武帝时真谛三藏。 2,成实宗,以诃黎跋摩法师的成实论为依据，发挥人法二空之理，立我法二空观以断除烦恼及所知二障，人法既空则世间万有悉归于涅槃寂灭之境。始祖:姚秦时僧睿等。 3,禅宗（又名佛心宗）,以不著言论，不立文字，偏重修心，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教义。在印度以摩诃迦叶为始祖，在中国以梁武帝时达摩为始祖。 4,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对宇宙万象都用三谛说明。讲修持要断三惑，故立一心三观以断惑。此宗肇始于北齐慧文，而集大成于隋之智顗。 5,华严宗（又名贤首宗）以华严经为依据，显示法界缘起，十玄六相的妙义，表现事事无碍，相融相即的旨趣。始祖:唐初杜顺和尚。 6,真言宗（又名密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真言秘教为依据，以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四曼（即大、三、法、羯四种曼荼罗）及三密（即身口意）为教义，谓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始祖:唐玄宗时善无畏及金刚智。 7,法相宗（又名慈恩宗、唯识宗、相宗、有宗）,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及成唯识论等为主要依据，其教义为宇宙万有，悉为识所转变，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晓得了一切事物的实相，就可以转识成智而入佛智。在印度以戒贤大师为祖，在中国以唐时玄奘三藏为始祖。 8,净土宗（又名念佛宗、莲宗）,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为依据，教人起信发愿，以念佛为行持，以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受阿弥陀佛的教导，寿命无限，直到成佛为止。始祖:东晋时慧远大师。 9,律宗（又名南山宗）,以五部律中的四分律为依据，主张遵守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来节制日常的思想行为与观念，久后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就可以证得佛果。始祖: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 10,三论宗（又名法性宗、性宗、空宗、般若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理论根据，说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无固定的自性，是随关系变动的，所谓缘生的，因之说“自性本空”。主张理解佛理，使内心解脱流转，证入真空本性。始祖:东晋时鸠摩罗什。 附注：释尊说法，皆随众生根机，方便立说，初无所谓宗派。大法东来，中国后世学者，见佛法如汪洋大海，为便利修习计，各择一条道路，以求专精，于是乃有各种宗派之形成。
浅论禅宗 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禅是禅那（巴利文Jhāna，梵文dhyā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编辑本段]历史简介 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而得名。以参究、禅定为方法，以彻见本有佛性为宗旨。 相传中国禅为菩提达摩(南朝宋末人)创立，达摩于北魏末年首先活动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后来来到嵩山（今河南登封市）少林寺，面壁九年修持佛法，修习禅定，倡二入四行之禅修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后世以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以嵩山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并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达摩在少林寺有嗣法弟子慧可、道育等，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 ，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 、惠能二人分立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 ，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拂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编辑本段]顿悟祖师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佛学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禅宗修持以定慧一体为特色。后世禅宗流入禅语机锋、呈口舌之辩，违反了禅宗的本意。禅宗强调心性的运用，以明心见性为宗旨，对中华气功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巨大贡献。 相传南北二宗之争，始自五祖弘忍选嗣法弟子。神秀作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忍以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忍以为得其禅之心要，故密授法衣，认可其嗣法地位。以后北宗主拂尘看净之渐修；南宗主张顿悟而即身成佛。认为舍离文字，直探心源，闻言当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才是修禅正途。其禅法可概言为无所住而生其心，即由定发慧。[编辑本段]传承弟子 惠能弟子中最负盛名的是南岳怀让（677～744）与青原行思（ ？～740 ）。另有神会居洛阳菏泽寺，创菏泽宗，被尊为七祖。门下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等。怀让住古南岳天柱山，创南岳系。青原住江西吉安，创青原系。怀让弟子道一(709～788)尊称马祖。其门下怀海影响最大，称洪州禅。怀海弟子有黄檗希运，沩山灵佑。希运门人义玄（ ？～867 ）在河北镇州创临济宗。灵佑与其弟子仰山慧寂（814～890）创沩仰宗。行思门下石头希迁（700～790）一系数传至洞山良价 ，再传至曹山本寂，师徒共创曹洞宗。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数传至义存（822～908），其门下师备之再传文益（885～958）创法眼宗，住金陵清凉寺；师备同门文偃（？～949）住韶州云门山，创云门宗。晚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极盛。两宋之后，儒道释三教合流，禅宗风格略变。大量“公案” 、“诵古”文字著述问世。宋代 ，临济宗中又分出方会（ 992～1049 ）所创之杨岐宗和慧南（ 1002～1069 ）所创之黄龙宗。元明之后，禅净合流形势大成，禅宗衰微。 禅宗流入朝鲜始于神秀门下之新罗僧信行（704～779），所传为北宗禅。马祖门下之道义则将南宗禅带到朝鲜（ 820 ）。越南禅宗最早为天喜禅派，为从僧璨受禅法之毗尼多流支（ ？～594 ）所创。南宋时，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受法，禅宗临济黄龙派随传入日本；南宋末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又传去杨岐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又将曹洞禅法带至日本。稍晚从百丈怀海受禅法之无言通创无言通禅派；后更有黄龙系（一说云门系）的草堂禅派（11世纪）和临济系的竹林禅派（13世纪末）等。 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日本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禅宗少林潘国静[编辑本段]五家七派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与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良价禅师治所在今江西宜丰县洞山，良价的弟子本寂在豫章洞山(今江西宜丰洞山)普利院学法数年，后到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弘扬师法。由于良价住洞山，本寂居曹山，所以禅林中把师徒两人创立、弘扬的新禅宗称为“曹洞宗”。曹洞宗以自忘来完成自我的实现。 临济宗。黄檗希运禅师住持宜丰的黄檗山寺（今江西境内）时初露端倪，义玄从希运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河北正定)建临济院后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临济宗传至楚圆门下，又分出黄龙派、杨岐派。临济宗认为无位真人就是真实的自我。 沩仰宗。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于湖南宁乡沩山密印寺。沩仰宗强调机和用，信位和人位，及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差别。沩山在得意忘言这一点上跟庄子完全相同。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云门宗一面逍遥于无极，一面又回返人间。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法眼宗完全奠基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 杨岐派。方会创立。因住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编辑本段]禅学点滴 禅学，像所有活泼的传统一样，它们的起源，都是充满了许多神话和传奇，因此禅的开展，也自然和释迦牟尼佛发生了关系。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地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地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因此禅便在一朵花和一个微笑之间诞生了。你也许以为这故事太美了，可能不是真的；而我却认为正因为它太美了，不可能是假的。禅的生命并不依靠历史的事实。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已把握住禅的精神——因花微笑，由笑花开。 迦叶，据说是印度禅的初祖，在他以后传了二十七代，至菩提达摩是第二十八祖，也是印度禅的最后一祖。达摩来到中国后，便成了中国禅的初祖。所以达摩在禅宗史上，可说是沟通中印思想的一座桥梁。 印度禅这二十八祖的法统，据考证是后人捏造的（译者按，胡适博士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中曾考证过），在梵文中也没有印度禅宗法统的记载。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巴利文 Jhāna “禅那”音译来的（梵文是Dhyāna），但其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禅那”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是指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而“禅”以中国祖师所了解的，那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他们一再地提醒学生，冥想和思索，都会失去禅的精神。 胡适博士曾发挥说： “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也许这不是一种有目的的革命，而是自然的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同于“禅那”却是事实。铃木大拙博士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 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救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以笔者的看法，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否则单靠老庄等道家思想的复兴，实不足以构成禅宗那种生龙活虎般的精神。不过说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在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汤姆士默顿（Thomas Merton）先生曾极有见地地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庄子的根本精神是禅的核心。唯一的不同，是庄子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悟力中，而禅则发展为一种导致开悟的训练；这种训练也是今天日本禅的特殊贡献。 因此懂得庄子心斋，坐忘，朝彻的境界后，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禅的本质.[编辑本段]三种境界 ①心斋：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一身的功夫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②坐忘： “坐忘”两字的原意，莱济（Legge）翻为“我坐着而忘了一切”，伽尔斯（Ciles）和林语堂翻为“我坐着而忘了自己”，冯友兰翻为“忘了一切”，铃木大拙翻为“心忘”，我认为这个“坐”字不应从字面上去体味，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不仅要坐着才能忘，而是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忘。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 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③朝彻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 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地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上面，笔者之所以冗长地引证了庄子的这三段文字，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的种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此外，庄子“真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禅师，最显著的是临济义玄，和他开展出来的临济宗都以真人为最高境界。庄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强调存在先于知，这也是禅的一大特色——先存在而后能知。禅的思想正好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相反，而是“我在故我思。”[编辑本段]禅学应用 最近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有一位墨芬蒂（William．C．Mcfadden）教授，曾召集了一个为期三日的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目前大学青年紧张心理的因素，他在“是什么使他们烦恼”一文中简述会议的经过说： “当一切可能的紧张因素都列举出来后，一位学生说：“这些原因统统是，又统统都不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另一位附和说：“我也觉得有那么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使我烦恼”？又有一位说：“这个令人烦恼的东西，好像是虚空无物的，但是如何才能描写这个虚空呢”？还有些认为是缺少嗔，或美所致。但这些看法都立刻被否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恍恍惚惚，不可名状，最后有一位口若悬河的学生作了如下的结论，他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总觉得欠缺空间，使我们透不过气来””。 墨教授接着发挥说： “人类心灵的不安由来已久，他们寻求绝对，寻求不朽，寻求永恒，寻求无限。但事实上这个绝对既然是无限的，那么一定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界限的，是一种类似虚空无物的东西。这个无限如果可以界限的话，那就不再是无限了。 这位作者并没有想到禅和道家。但他却揭出了一个极为生动的看法，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禅和道家是如此的吸引了西方青年，他们希望从禅和道家中去寻求那个使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已厌倦那些既定的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条。传统的禅学对他们来说，好像几何学一样，只强调那些可以传达的，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传达的。这个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禅和道家探讨的天地。禅和道家并不是真能传达那个不能传达的东西，而是他们有方法把它引托出来，使我们的心境开阔，有更多呼吸的空间。 中国精神的最大特色，不是喜作有系统的观念说明，我们最动人的诗，就是那些“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绝句，能够用字、声色所表现的，都不是最真实的。中国精神是超出字、声、色之上，它是借字以写无限，借声以说无响，借色以明无形，也就是借物质以烘托精神。[编辑本段]中西差异 斯曲兰催（Lytton Strachey）读了伽尔斯所翻的中国诗后，曾比较希腊和中国诗的差别说：“希腊的艺术，在文字方面的造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它永远地寻求最好的表现，在希腊诗集中最精彩的抒情诗，实质上都是格言式的，这和中国的抒情诗大不相同。中国诗不是格言式的，它要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不是终结的，而是无穷境界的开端。它完全是呈现在一种不可思议，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气氛中。” 譬如李白的那首五言绝句：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斯曲兰催会评赞这首诗说： “突然的，帘子卷起来了，一刹那间，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图画。使我们的心灵化作一只游艇，在不可思议的，愈流愈广的想像之河上飘荡。这一类的诗，富于写意，但并不是一个摄影式的记录，而是对于切身体会到的经验，用微妙的笔触表达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诗画和生活艺术的风格，这也就是禅的风格，在这方面，禅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象征。 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由于东方人反都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因此禅的那种两难的论法对西方人的吸引力远胜过东方人，事实上，今天禅的精神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人性本是一致的，是超越了东西方的；而且唯有超越东西，才能综合东西，假如我要作个预言的话，我将说这种综合必先成熟于西方，然后再散布到全世界。 东方人最好记得爱伦维特（Alan Watts）所说：作为禅学源头的庄子哲学是和现代人的境遇息息相关的。维特认为庄子和查定（Teilhardde Chardin）在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看法比起牛顿把宇宙看成像弹子球撞击那样的机械化，显然是更近于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应认清禅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和节奏的，它的疯狂中自有法则，默顿说得好： “在某些西方人圈子里所流行的禅只是适合于精神上的混乱而已。它表现了他们对习俗、伦理和宗教的一种不可理解的不满。它象征了他们在机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复自性的迫切需要。但是由于只恢复意识经验，使西方的禅学带有道德放任的色彩，而忽略了中国和日本禅宗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肃的传统。庄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易被今天一般人误作放荡不羁，其实庄子早就强调不要劝别人去做他们自己所不知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庄子对儒家的批评是怀疑的，也是很实际的。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宗教的，玄秘的，是追求一种绝对圆满的境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描绘出禅的真面目。本书之所以只写唐代的大禅师，乃是因为由于他们的真知彻悟，和特殊的个性才创造了禅宗。 禅宗有一段公案说：慧可向达摩大师请教安心法门，因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心不能安。达摩说，你先把你的心找出来，我再给你安心。慧可是一个有着较高佛学造诣的佛教徒，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禅宗二祖。他遵循达摩的话去找自己的心，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只好说，我找不到。达摩说，我已经为你安心完毕。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让你找你的心，你能找得到吗？显然，你也找不到。因为三心不住，即过去之心不住，现在之心不住，未来之心不住。你的心是不住的呀。也就是说，你的心并不执着于任何外物。《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禅宗六祖闻此而开悟。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执着于法，执着于物，执着于我，那么你就会产生妄念。其实这世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流转变化。请问你能执着于什么？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不需要你去安。要说安，你顺其自然不就安了吗？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船过水无痕”。这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就是那船，而你的心就是那水。船曾经在水面上行驶过，且留下过倒影，但是水就是水，依然不舍昼夜地流去，何曾被铭刻些许痕迹？你的心本自圆满具足，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你只是被贪嗔痴所惑。你要做的就是内心无喘外屏诸缘。
禅宗与其它佛教宗派的理想国是一样的，并没有两样，只是到达那个理想国的道路有所不同而已。就是佛教的佛国净土。
禅宗的理想国 这个都是后人自己编造的 就是一种臆造的安静 祥和的生活环境 其实不可能的
佛教经文里 根本没有这个说法 也不是佛说的 所以研究这个也是无用的 也是妄想不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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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有何特点；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问；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民族问题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向来都将经济；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各个民族历史上的落；二、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都是历史现象,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有何特点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对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做了高度的概括。在新世纪新阶段,正确认识当代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了深刻理解和认识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本文拟就对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特点上呈现的“四个交织”做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考察和解决民族问题时,应该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并重,两者都不能忽视。在民族问题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政治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解决民族问题的本质就是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而民族之间的平等首先要从政治上解决,只有实现各个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为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经济问题的解决可以巩固政治问题解决的成果。当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确立后,民族经济的发展才可能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同时,民族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消除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巩固民族关系向融洽和睦的方向发展。第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族经济,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第四,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辅相成。民族问题的解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如果在现实中,我们只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忽视政治问题的解决,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同样,如果只是一味地抓政治问题,忽视经济问题,那么民族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向来都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处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派遣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基本上都是为了从政治上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为各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各个民族历史上的落后制度,引导翻身解放的各个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各民族人民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上。在这个时期,在经济权益上,各个民族还可能产生矛盾和纠纷,而这些矛盾纠纷也往往会以政治问题体现出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从政治上努力解决随时出现的经济问题。二、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都是历史现象,它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突发现象。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各个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实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都对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交织在民族问题中的体现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现实问题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在现实中,很多民族问题的产生都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的。从国际上看,科索沃*问*题就是源自于二战之后,阿尔巴尼亚人一直要求独立运动的延续。在新中国建立前,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西藏和新疆的分裂活动和思潮,都是有着直接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的。其次,历史因素在现实问题中有重要的影响。在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除了现实对于历史有继承和延续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因素在现实问题中重新被发掘出来,以至于在社会现实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分析家在评价世界民族问题时指出:“历史实际上并不重要,利用历史才是重要的。”由此可见,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不仅使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也给民族问题的解决带来巨大的难度。所以,解决我国当代民族问题时,不仅要看民族问题的现实表现,也还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因素和引发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交织曾针对我国的国情而强调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与宗教问题确实事关重大,因为它关系到亿万群众的精神生活,关系到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关系到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关系到国际交流与合作。正确分析我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全面准确地阐释党和政府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保证。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两者分属不同的范畴,但是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宗教问题通常是民族问题中难以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全球的热点和难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民族冲突往往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宗教之间的差异也加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纠纷。民族与宗教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宗教的民族性。1953年,主持中央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同志总结了宗教的“五性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宗教的民族性。宗教具有民族性,民族也具有宗教性,世界上没有无宗教的民族,也没有不具有民族性的宗教,这是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对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的组织和宗教的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同时,在虔诚信仰宗教的民族中,宗教信仰是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做出反应。其次,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在大多数群众信仰统一宗教的民族群体中,宗教礼仪往往与该民族的民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规范等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宗教在民族问题中有重要影响。当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宗教的介入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强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使原本就是复杂多端的民族问题难以解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些单一民族国家相比,民族与宗教问题以及两者的关联,对我国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如果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就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进一步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四、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一般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纯属一国内部事务。原本不属于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然而冷战结束后,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使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突破了国家边界限制,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特别是近年来,西方霸权主义大国借口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出于自身利益而在世界各地实施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这不仅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权不可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等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问题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民族冲突恶化和加剧,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严重妨碍了国内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其次,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重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如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武装冲突,一方面使得民主刚果近年来一直陷于战火之中,国家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与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等邻国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第三,有关大国和国际组织借口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严重影响国际关系。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典型实例。最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严重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而针对外国人和外来移民的暴力冲突、种族仇杀,也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动荡状态,使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难以有效地实施。造成民族问题国际化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就国际而言,第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瓦解后的情绪化反应,是冷战格局崩溃后新形势的必然产物。因为冷战的终结,使原先受美苏控制或影响的国家摆脱出来,民族意识、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利益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意志。随着苏联战略力量的收缩和对外影响力的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迅速挤进东欧地区,支持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反对仍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南斯拉夫的解体和科索沃战争就与美、英、德、法等西方大国的干涉紧密相关。第二,经济全球化导致民族主义反弹。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民族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资金、商品、劳务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流动,随时随地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意识。第三,外部势力的干涉。跨界民族的存在,使得生活在不同国家境内的同一民族的国际联合斗争得以持久进行,这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刺激着民族主义的反弹和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发展。就国内而言,首先是国内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苏联东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影响,用共同的阶级利益取代各自的民族利益,抹杀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由此激发了民族矛盾。第二,在经济领域内的利益分配不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导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而较落后的地区则抱怨中央政府(或当政的民族)对自己投资过少,民族间的抵触情绪由此滋生,长期积累下来自然会导致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激化。第三,脱离国情地实行民主化。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不是本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一蹴而就的,往往造成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这种不适当的民主化往往导致民族问题的普遍化和扩大化。非洲多国所爆发的民族骚乱和部族间的武装冲突就是证明。此外,民族主义本身的号召力及顽强的生命力,也是当前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引发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交织表现是跨境民族和国家安全。跨境民族的存在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影响,也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至于会威胁国家的安全。总之,民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问题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特定的、相应的形式和内容。因此考察民族问题也应该具有动态的眼光,要看到民族问题的时代性。惟有如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才能因时而异,将民族工作做到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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