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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不确定。《中国教育报》1983年创刊,邓小平题写刊头。目前是中国唯一的教育日报。教育部主管。
理论版是大众读者，教育报是国家级别不宜走过度高深的道路。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靳玉乐 艾兴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处在推广阶段，但当前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将会对新课程改革的走向产生影响，必须正确对待和引导。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而是课程理念的创新与深化。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次课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改革的理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第二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布鲁纳的结构主义；第三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兴的建构主义。我国正在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建构主义的真理观、知识观为强调发展儿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肖川：《知识观与教学》，《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钟启泉：《课程发展的回归现象和非线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现代课程改革真正的挑战不是古典主义者依据理想的知识标准所开展的批评，而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使知识接近社会经验的课程革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周勇：《现代课程改革的知识重建思路与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在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们又隐隐约约能见到杜威的影子。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课程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是一个需要我们行动、对话和合作、回荡着多元声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课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是模糊的。我们认为，如果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就应该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课程专家对课程改革的参与，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轻视知识”思潮的争论，其目的也是为明确或澄清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果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就会导致改革实践上的不知所措。我们并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半个世纪以来，马 克 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上，它的不变性、一贯性正表明了这种方针的生命力。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马 克 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 克 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马 克 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江 泽 民同志所提出的“三 个 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马 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坚持马 克 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举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有它特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于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条件上，不能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 克 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吸收我国教育传统中的精华，不能不讲传统，与传统一刀两断。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处理好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完全脱离传统的超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有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是脱离了传统和当时现实情况的推倒式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次革命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刘硕：《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情况，另起炉灶，割裂革新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将国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直接应用到我国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我国并不是课程理论的源发国家，已有的课程理论，无论是结构体系还是基本观点大都是对国外课程理论的借鉴。毋庸置疑，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的课程理论，对国外的课程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课程理论非常必要。然而，借鉴并不是移植照搬。所谓借鉴，指的是拿别人的事作为镜子，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新华词典编写组：《新华词典》，第42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见借鉴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另一个是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我们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国外的课程理论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要存精华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进的课程理论，也未必能用来作为我国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任何课程理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实践条件，不是所有先进的课程理论都是适用的。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和经验，梳理我们传统的课程思想，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课程理念，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种概念、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课程论体系。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然借鉴了国外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理念和经验的应用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上，我国不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整体水平来讲，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数量还少，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从社会的宏观背景来看，我国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科学和科学精神发展得远远不够。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中小学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 吴永军 宁婷婷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引起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而事关课程改革成败和基本方向的理论基础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鸣。本文试图对国内学者有关理论基础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该项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平台。一、研究方法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对收集到的论文及相关著作进行详细而深入地分析。笔者带领4位研究生通过《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经过三个月的收集与整理，统计出2003年到2007年的相关论文有240余篇，其中登载于核心期刊的有130余篇。笔者对此进行编目，在泛读、统计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再从20余种核心期刊中筛选出100篇论文进行详细阅读和分析。与此同时，笔者还兼顾了少量来自非核心期刊的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对已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的相关章节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许多文章主要涉及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等三方面内容。对此，笔者主要围绕这三方面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理论基础概念的界定什么是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有什么不同等问题，都是在讨论课改的理论基础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识到了在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中，存在着概念含糊不清与混用等现象，但很少有学者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概念作详细的区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等同，认为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探讨。靳玉乐、艾兴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显然该文将两者等同而用。第二，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哲学层面上探讨。罗槐认为应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学理论。”[2]高天明认为，在讲课改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认为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第三，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探讨。和学新认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都有理论依据的功能，但在具体使用上具有层次上的区别[4]，“‘指导思想’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宏观层面来使用，指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要遵循的原理、原则或方法论层面的东西，‘理论基础’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一般指具体的理论依据。”[5](二)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1、理论基础是什么2005年5月28日，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文章，文中阐明了对新课改理论基础的看法，随后《中国教育报》又相继推出相关的两组文章，自此以靳玉乐、艾兴的文章为引子，以《中国教育报》为主要平台的关于“课改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论争由此展开。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一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否“含糊不清”。靳玉乐等认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显得“含混不清”，并没有谁对“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1]。一些学者如陈培瑞、崔国富、范会敏等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如陈培瑞指出，课改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要有新课程理论体系，但“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实在是看不出”，只是“隐约觉察到了这次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混乱”[6]。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马福迎认为，课改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也是先进的。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7]。二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部分学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这引起了学者们对“理论基础应在什么层次上探讨”的争论。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应以后现代、多元智能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还有学者对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的争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指导思想方面应坚持一元论，而在理论基础方面应坚持多元论。具体的观点如下：一种观点主张，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要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如靳玉乐等指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新课改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1]。针对靳文，学者们又对“理论基础到底应该在什么层面上来探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天明认为，靳玉乐等提出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国的课程理论要发展“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而罗槐又对高天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高天明的观点有些偏颇。他认为，无论是从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如何在‘多元性’中‘博采众长’”的需求来说，都应该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是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概括性的哲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2]。另一种观点主张，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如马福迎认为，课程改革理论要“多元性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他所指的“多元性”既指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智力等理论，也包括对“基础理论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7]。也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本陆在《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一文中提到，“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是有启发的，但仅靠它们来支撑中国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在是太单薄了……课程改革的理论建设问题，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工程，如果没有对教育学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和吸纳，最好不要老把科学真理、先进理念之类的漂亮词汇挂在嘴上”[8]。潘新民、张薇薇指出“后现代知识观具有反科学知识倾向，不宜作为新课改的主导知识观”。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后现代知识观[9]。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争论，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均表达了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相结合，坚持一元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思想。如王华生指出，只有澄清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多样化与多元论等几个基本概念，才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他认为，靳玉乐等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并为一体，这与高天明所说的只涉及到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含义是不同的。靳玉乐等还把“多元论与多样化混为一义”，而马福迎所指的“多元性”指的是“理论基础的多样化”，认为“新课程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基础相结合的原则”[10]。和学新认为争论问题的实质是“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以及如何对理论资源进行取舍和消化的问题”。他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学说，“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在对各种理论学说，全面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有所取舍”[5]。2、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一些西方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充斥着教育领域。理论基础(这里的理论基础主要指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出生于外国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它是否是舶来品等问题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有学者对课改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评”，认为其理论基础并不适应我国的国情。王本陆认为，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其中“不问国情论”是新课改理论专家所坚持的。新课改“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8]。宋翠娥、王宝钧将我国现在的国情与20世纪的美国比较后认为，“从总体上讲，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和案例在我国还不具备实践的社会背景"[11]。针对这些“批评”，有学者给予了回应。屠莉娅指出，从事实上看，“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对异域经验的借鉴已经远远超过了照搬迁移的层次”。她认为“盲目指称新课程改革是‘充当西方教育理论的试验田’，是‘光靠别人思考’的西方现行教育体系的舶来品，一定程度上是无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在研究层次和水准上取得的进展”。另外她还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不等于忠实于某种既定的教育理论”；“不能人为地确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关系”[12]。3、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新课改理论基础对传统是合理继承了还是与传统“一刀两断”了?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课改“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如王策三认为在教育改革创新时出现了一些误解。一是“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或者打倒，或者撇到一旁；重起炉灶，另来一套”。二是把改革对象和改革主张以及改革要求推向极端[13]。杨启亮则指出“在课程与教学变革中存在着本土化的缺失，应当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守护变革的本土化，这是每个中国人(匹夫)的文化责任”[14]。针对“批评”，有学者进行了“反驳”。钟启泉、有宝华认为，任何的教育改革都会试图在传统文化这一宝库中撷取思想财富，寻求理论支撑，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在其中获得了滋养。不仅“在国家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文件(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各科课程标准等)中都渗透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而在诠释和论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中也明确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与新课程联系起来”。而《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得出新课改的倡导者以及新课程“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重起炉灶，另来一套”的结论是武断和偏执的。另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何谓传统?教育所继承的传统具体是什么?第二，改革是破与立的行为，只立而不破不是改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肯定需要大破和大立，特别是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时，‘重起炉灶’往往不可避免，这难道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何况为稳重起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先立后破’和‘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15]三、对该项研究的评价及展望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激烈争论，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文化与教育领域里的基本特征：观点纷呈，各执一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局面。但是，反思这些研究与争论，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简单化”倾向：要么强烈质疑(甚至否定)，要么充分肯定，过于溢美。许多研究成果各执一词，偏于一隅，从自身比较狭窄的视域出发，据理力争，而往往这个“理”又多少有所偏颇。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总是站在各自立场，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融通。二是许多争论背后显现出的是对新课改的误解与曲解。有些被“边缘化”的学者根本不了解新课改的全貌，“立论”时伴随很多“想象”，以思辨类的反思文章为主，大多从自己已有的经验或倾向出发，同时用各种理论(包括来自传统的以及西方的)进行佐证、分析，最后得出“情绪化”结论(多半是非议甚至诋毁)。例如，新课改饱受争议的是其确立了“后现代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传统”的忽视乃至否定，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误解。本次新课改无论是从指导本次新课改的根本性法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来看，还是权威性的新课改的阐释(如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具有现代取向，这是许多质疑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文章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一点。至于少数参与新课改的学者在文章或演讲中“矫枉过正式”地不负责任地对传统教育简单否定的言行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新课改的政策及整体的新课改队伍的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以及一线教师经常把一些“强势学者”的言论与国家的课改政策相混淆。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往往就新课改而论新课改，局限在“教育(课程)视域”里，缺乏应有的历史观与广阔的“社会学视角”的洞察。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关于理论基础的争论相信还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应当确立以下几种意识：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发展观。即辩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只要稍微具有一点历史常识和世界视野的人都知道，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历史进程，这种借鉴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同时更能为我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模式。二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融通”意识。研讨与争论时，应力求保持一个开放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千万不能偏于一隅，自说自话。尤其是在激烈交锋时，就说理而言，应当首先把参与各方争论的“前提”搞清楚，再据理力争。三是要有“大智慧”，在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合起来，全面理解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就整体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现代化及实现“现代性”依然是国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16]。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我国正处于复杂的“多重社会转型”时期(广大地区如西部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有些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更要时刻警惕基于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想无疑是一剂良药和清醒剂。两篇理论文章,足够你用了..........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目前还存在争鸣，众说纷纭，但综合起来看，无外乎以下几点： 1、新课改中各家所追求的“直接理论基础”，应该是课程与教学论层面的理论基础，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理论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2、至于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现代西方新理论”在新课改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新理论”进行解读、批判、改造、借鉴，既不能采取简单拒斥，也绝不能简单搬用、套用，更不能说它们是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尤其哲学界，都已经认识到这些西方哲学思潮在反对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独断的同时，自身又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巨大局限性。 3、因此这个没有确定的答案，教育报曾经发表过争鸣讨论的文章。
“发表普刊论文控制在3000-5000字左右,核心刊物论文控制在6000-8000字左右比较合适。虽然有不少职称要求中注明不少于2000字,但目前的情况是:2000字左右的文章在职评论文审核中是不认可的,很多省份中学高级职称对于低于3000字的文章是都是归为最低一档次的
《中国教育报》是教育界一张权威的报纸，但又是一张很平易的报纸，我曾经为其写稿并被刊用。我的初步经验是，要想投稿刊稿，必须阅读、研究这张报纸的口味和发稿规律。比如你想发一版的要闻，就要紧跟形势，内容有特点，“过时”的或者哪个时段都能发的最好不要投。至于投稿地址、邮政编码等，有一张报纸或者一本《全国报刊内容汇编》即可。采用与否，一是及时看报纸，二是重要的稿件有用稿（退稿信）信；三是如果用了有稿费汇款单。
不好中。中国教育报是全国知名的报社，每天投稿的人非常的多，除非你投稿内容格外优秀。否则很难在众多的稿件中脱颖而出。投稿要求：短文，字数在1000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投。好文章一经采用，是可以得到优厚稿酬。
亲， 中国教育报学前周刊公众号确实有稿费。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文章字数应该在200-500字之间，且要求文章内容完整，不能出现重复的内容。您在写作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您改成您这样的礼貌用语。
教育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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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美德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辑
很明显不好投，我是教师，之前有同事因为工作需要，要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才可以，但是她自己投了好久好久，久到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有一天突然想起来问她如何了？好吧。。。没有消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到后来，另一个同事知道了这件事情，给她推荐了一个杂志社代理，才成功发表了，但是！！！价格也是很耀眼！！！他自己觉得无法承担，遂找了三个同事一起署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我也糊里糊涂的加入了）即使这样，每个人也是花了几千块，，，但是，结局是好的，后来我们评职称都比较成功，每个学校的要求都不同吧，这篇文章给我加了两分，也多亏了这两分，嘿嘿。。。哦，忘记说了，当时这篇文章给了代理之后又退回来修改了一次，发表出来大约花了半年吧，所以，如果你想在这上面发表论文的话，可一定要抓紧了，时间上一定要把控好。最后，我们的口号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好了，不闹了，说正事）这个代理的联系方式我还有，如若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因为在他这里发过，所以感觉比较靠谱，毕竟现在网络世界他可怕了）如果不需要，那就请忽略（我这么可爱，你一定会记得我的）好了，欧沃欧沃over~~~
1、教育学是全国统考，像高考的理综一样，四门课程一张卷子，300分。2、311教育学统考考查科目有：①教育学原理（100分）②教育心理学（40分）③中外教育史（100分）④教育研究方法（30分）⑤还有30分是选做，可以选教育心理学，也可以选教育研究方法。虽然统考，所有学校都一样的卷子，但是没有标准的参考书，看什么书得自己网上找。如果你本科学的教育类，那相信除了教育史其他课程都是学过的必修课。3、教育学学硕自主命题考试科目目前学硕考试的一个基本状况是统考与自主命题并存。由于自主命题院校比较多，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等，恕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自主命题的考试科目主要看学校指定的大纲或者参考书，如果没有特别指定的，可以参照以上统考的复习。
教育学考研科目：
学硕考试科目：
1、统考院校：政治一，英语一，311教育学基础综合(总分300分)，一般统考代码是311，自主命题代码不同。
2、非统考院校：政治一，英语一，自主命题院校科目，(总分300分，例如：北师大740，首师大774，西南大学666，东北师范大学634等)
专硕考试科目：
1、政治一
2、英语二
3、专业课一教育基础综合333(总分150分)
4、教育学专硕专业课二(总分150分，专业课二有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学科基础等，根据自己报考的专业的不同，考试科目不同)
专硕的专业大方向其实可以分为三类：学科教学(直接参与教学的方向，报考时最好是本科就是相关专业的，即有所谓的学科背景，这样一般认为可以有利于后期复试)、教育管理(一般要求有教育管理等管理类相关工作经验，且要求两年以上)，余下的最后一类是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这一类专硕方向可以跨专业报考，但是去年有极少院校对于这类专业也出现要求，建议考生报考时候注意。
教育学考研的科目主要有以下：
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科研方法
教育学考研复试考试内容
·笔试150分、外语口试50分、面试200分，复试总分400分。
·笔试90分为及格分，外语+面试150分为及格分，复试240分为及格分，未达到以上及格线的，不予录取。
录取时，初试总分+复试总分，分专业从高分往低分依次录取。
扩展资料
教育学考研属于我国正规研究生考试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专业。它拥有二级学科诸如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
二级学科之下，还分为诸多教育学方向，如教育学原理二级学科下面常见的专业方向有：教育基本理论与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与法学，家庭教育，德育原理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教育学考研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省级万方收录 有影响因子 主管单位：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方圆电子音响出版社 国际刊号：ISSN：2095-6711 国内刊号：CN：13-9000/G 教育探讨、教学实践、教改理论、学术观察、课程研究、职业指导、课堂设计、德育探究、创新管理、体音美教育、思政哲学、艺术文化、校企合作、科教论坛、中外交流等。 投稿邮箱：
G4/G5 ,G65教育学/教育事业，师范教育、教师教育：1.教育研究 2. 开放 教育研究 3.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4. 远程教育杂志 5. 中国电化教育6.教师教育研究 7.现代远程教育研究8.电化教育研究 9. 全球教育展望1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1.教育发展研究 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3.现代教育技术 14.教育学报15.比较教育研究16.现代远距离教育 17.教育与经济 18.外国教育研究19.中国教育学刊20.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1.教育理论与实践 22.教育科学 23.教育学术月刊 24.现代教育管理 25.当代教育科学 26.当代教育与文化27.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8.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9.当代教育论坛 30.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G61 学前教育、幼儿教育：1.学前教育研究G62/63(G623,G633)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除各科教育)：1.课程、教材、教法 2.教育科学研究 3.外国中小教育4. 人民教育5.教育研究与实验6.上海教育科研7.教学与管理 8.基础教育9. 中小学管理 10.基础教育课程G64 高等教育：1.高等教育研究(武汉) 2. 中国高教研究 3.复旦教育论坛4.高等工程教育研究5.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6.中国高等教育7.现代大学教育 8.江苏高教 9.思想教育研究 10.高校教育管理11.高教探索 12.研究生教育研究 13.大学教育科学 14.中国大学教学 15.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6.高教发展与评估 17.黑龙江高教研究 18.中国高校科技
一、北京语言大学在哪个区 北京语言大学是在北京市海淀区，具体地址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该校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 二、北京语言大学简介 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外语、中文、信息科学、经济、艺术等专业教育，同时承担着培养汉语师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出国前的外语培训工作等任务。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北语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语言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化研究为特色和优势的综合类国际型大学，是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重镇和培养各领域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校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语言大学的奋斗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知识北语 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教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雄厚。迄今为止，学校已经为世界上183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20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很多校友已经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原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卡塞姆•托卡耶夫，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沃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卡里姆•马西莫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德国汉学家顾彬，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康奈尔等知名人士都曾在北语学习过。此外，北语还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大批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接受过专门外语培训的公派留学人员，现在他们多已成为国家各个领域的栋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语一方面保持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和优势，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相关学科，学科涵盖文学、经济学、法学、工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八个门类，现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1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个。其中国家重点学科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0个，北京市高精尖学科2个。 学校目前设有3个学部、9个直属学院（系、教学部）和8个科研院所，分别为：汉语国际教育学部（含汉语学院、汉语进修学院、汉语速成学院、预科教育学院、华文学院）、外国语学部（含英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应用外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中东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含汉语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科学学院、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艺术学院、语言康复学院（含语言病理与脑科学研究所）、语言学系、培训学院、网络教育学院、体育教学部；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含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语言科学院、中华文化研究院、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研究院、经济研究院、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培育）基地、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 学校目前设有省部级以上研究中心（或基地）13个，其中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阿拉伯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重点培育基地，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是国家语委语言资源监测的重要基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是国家语委研制和修订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阵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是国家语委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国家工程的专业机构，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是国家汉办首批建立的汉语国际推广十大研究基地之一，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是文化部投入建设的中外文化互译合作平台，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和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是北京市教委建设的“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唯一一家语言类中心，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研究中心是国家民委支持建立的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机构，中医药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基地是依托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立的特色基地，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是与《光明日报》联合共建的研究机构。除了省部级科研中心（或基地）之外，我校还有33个校级研究机构，如“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等。 国际北语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学校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密切。目前与世界上61个国家和地区的359所大学及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富有成效的国际教育格局。学校与哈佛大学合作设立哈佛北京书院。在泰国设立了曼谷学院，在日本设立东京分校。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中外联合办学，与美国韦伯斯特大学、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德国康斯坦茨应用科学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十余所国外大学开展联合培养本科生或研究生项目。承办了18所孔子学院和2所孔子课堂，被评为“先进中方合作院校”。最近几年，平均每年有100名左右的教师在海外任教，有400余名学生出国交流学习，每年接待外宾1500余人次。 学术北语 学校编辑出版《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汉学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文献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学报》和《国别和区域研究》等刊物。 学校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教材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有近百个国家的各类院校和培训机构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 北京语言大学2019-2020年校历及寒假放假时间安排,什么时候放寒假 北京语言大学王牌专业 比较好的特色专业名单 北京语言大学在安徽历年招生录取分数线【2013-】 北京语言大学是211还是985 北京语言大学在哪里 附准确地址 北京语言大学教务处电话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本吗 是一本还是二本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有几个校区 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办电话 北京语言大学高考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发放-快递查询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