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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到两汉是训诂学发生发展时期：叔向说《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说明早在春秋时代，训诂已行。汉代训诂有了很大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宗传授和解释儒家经典成了当时学者的首要任务。二是汉代去古已远，许多字的古义、古音一般人已不能了解，这就使得解释古文献成为迫切需要。魏晋是训诂学的扩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注解的范围继续扩大，除了继续注经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解释史书、子书与文学作品乃至佛经经典的训诂著作；2、义疏形式的出现；3、出现了一批训诂专著，其中重要的有张揖的《广雅》；吕忱的《字林》；顾野王的《玉篇》；4、出现了一批研究前代训诂专著的著作。唐代是训诂学的保守时期：基本上是保守旧注而无创新。孔颖达等人以六朝和隋的旧疏为底本，撰《五经正义》。正义者，正前人义疏，义归一宗也。这样《五经正义》成为官定的五经经义，儒生考试必须以此为准，五经的解释就固定下来，随之也就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五经正义》没有创新，但保存了许多宝贵资料。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宋代重义理而轻章句训诂，其中朱熹对训诂学的影响很大，殷孟伦先生总结朱子对古籍训释的见解，计有8条：（1）重视字书、韵书，名物训诂；（2）尊重古注传疏，兼采近时之说；（3）主张注文宜平易明了；（4）不可令注脚成文；（5）不可以己意解释古籍；（6）会通大义，以定训诂；（7）不可增字为释；（8）于所不知，要当阙疑。洪诚先生总结这时期的训诂学成绩，说有5件事是新的发展：（1）字分虚实，半虚半实；（2）古音学萌芽；（3）注释中用彝器铭文说《诗经》成语，开近代研究方法的先例；（4）强调用语法批评前人造句、句读、训诂各方面的错误；（5）文字学发生变化。元明是训诂学衰落时期，元代训诂专著的新作很少，值得一提的是卢以纬的《语助》，这是研究虚字的最早专著。顾炎武说“明人之书，无非盗窃”。这一时期新编的训诂专专著只有朱谋玮的《骈雅》，方以智的《通雅》和黄扶孟的《字诂》、《义府》，各有特色。这一时期的字书有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字汇》是我国第一部采用笔划排列法编纂的字典，它把《说文解字》的540部首合并为214部首，还将部首以“字画之多寡循序列之”；每一部首中的字也是以笔划多少排列的，比起《说文》、《玉篇》以音序排列的韵书来，大大地便于读者检字，这在当时来说是最进步的检字法，对后世字典的编纂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的《康熙字典》就是完全依照《字汇》的检字法编排的，《正字通》的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这两部字典都是普及性的，直接服务于一般群众，为当时的民众所欢迎。
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字原和语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说文》中的 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作孳乳，音近义通，叫作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其后，沈兼士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必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大为学者所重视。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张本。②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著。③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 参照王引之 《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赅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④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代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王国维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 ，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著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⑤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著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作《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著作还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字原和语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说文》中的 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作孳乳，音近义通，叫作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其后，沈兼士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必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大为学者所重视。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张本。②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著。③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 参照王引之 《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赅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④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代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王国维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 ，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著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⑤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著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作《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著作还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先秦到两汉是训诂学发生发展时期：叔向说《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说明早在春秋时代，训诂已行。汉代训诂有了很大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宗传授和解释儒家经典成了当时学者的首要任务。二是汉代去古已远，许多字的古义、古音一般人已不能了解，这就使得解释古文献成为迫切需要。魏晋是训诂学的扩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注解的范围继续扩大，除了继续注经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解释史书、子书与文学作品乃至佛经经典的训诂著作；2、义疏形式的出现；3、出现了一批训诂专著，其中重要的有张揖的《广雅》；吕忱的《字林》；顾野王的《玉篇》；4、出现了一批研究前代训诂专著的著作。唐代是训诂学的保守时期：基本上是保守旧注而无创新。孔颖达等人以六朝和隋的旧疏为底本，撰《五经正义》。正义者，正前人义疏，义归一宗也。这样《五经正义》成为官定的五经经义，儒生考试必须以此为准，五经的解释就固定下来，随之也就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五经正义》没有创新，但保存了许多宝贵资料。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宋代重义理而轻章句训诂，其中朱熹对训诂学的影响很大，殷孟伦先生总结朱子对古籍训释的见解，计有8条：（1）重视字书、韵书，名物训诂；（2）尊重古注传疏，兼采近时之说；（3）主张注文宜平易明了；（4）不可令注脚成文；（5）不可以己意解释古籍；（6）会通大义，以定训诂；（7）不可增字为释；（8）于所不知，要当阙疑。洪诚先生总结这时期的训诂学成绩，说有5件事是新的发展：（1）字分虚实，半虚半实；（2）古音学萌芽；（3）注释中用彝器铭文说《诗经》成语，开近代研究方法的先例；（4）强调用语法批评前人造句、句读、训诂各方面的错误；（5）文字学发生变化。元明是训诂学衰落时期，元代训诂专著的新作很少，值得一提的是卢以纬的《语助》，这是研究虚字的最早专著。顾炎武说“明人之书，无非盗窃”。这一时期新编的训诂专专著只有朱谋玮的《骈雅》，方以智的《通雅》和黄扶孟的《字诂》、《义府》，各有特色。这一时期的字书有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字汇》是我国第一部采用笔划排列法编纂的字典，它把《说文解字》的540部首合并为214部首，还将部首以“字画之多寡循序列之”；每一部首中的字也是以笔划多少排列的，比起《说文》、《玉篇》以音序排列的韵书来，大大地便于读者检字，这在当时来说是最进步的检字法，对后世字典的编纂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的《康熙字典》就是完全依照《字汇》的检字法编排的，《正字通》的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这两部字典都是普及性的，直接服务于一般群众，为当时的民众所欢迎。
文献学的训诂与古汉语的训诂有何异同，古代汉语是与现代汉语相对而言的，它是古代汉族的群众语言。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其是这两种一种是语言一种是中国传统语文学。
训诂与古汉语
古汉语，广义的古代汉语的书面语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及其后人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言，另一个是六朝以后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白话。
狭义的的古代汉语书面语就是指文言。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
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训诂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也有人将训诂学分为新旧两种。
训诂学与文学的关系要弄清训诂学与文学的关系，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训诂学，什么是文学。一、训诂学、文学的基本概念1.训诂学：通俗的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叫"诂"。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释读汉文古籍均从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古代语言和文本的旨意。殷孟伦先生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 言、运用语言的科学，因此它是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2.文学：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是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上层社会建筑。二、训诂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浅析强调一下：这里的文学，主要指的是当代文学；之所以说是当代文学，是因为文学还包含有古典文学，而古典文学也属于训诂学的范畴。很多人认为，训诂学与当代文学似乎关系不大，然而当代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必然涉及到一些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化方面的常识性问题。撷取一些有影响的实例、经典的词句，可以提升文学作品的知识性、说理性，适量将训诂学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对于阐释现代同类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自汉代以来的训诂学史，便是一部对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史，以及训诂学家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史。古人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语）正揭示了训诂学的性质。古人之所以能写出国学经典、以及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正是由于他们古文学功底的深厚，便有了可资利用的素材。由于今人在可资利用的古文材料功底上远不如古人，甚至在传统训诂理论的修养方面也不及古人，从而出现穿凿附会、望文生训、随意破字、增字强释、不解语法等问题。由于在理解上错误很多，自然难以写出高质量可传后世的典籍佳作。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训诂学是检验当代文学质量优劣的重要元素之一。因此，一个真正的文学工作者，必定也是训诂学的行家。
清人对于训诂的研究所应用的方法主要是以上几种。他们除了注释古书和疏证古代训诂著作以外，还研究一些古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探讨一些文字的古义。并且做一些古代训诂音义的辑佚工作。如黄?amp;#93；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任大椿的《小学钩沉》，顾震福的《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是一些资料书。另外，清人还编纂了不少训诂书，如吴玉搢（1698～1773）的《别雅》，史梦兰（1813～1898）的《叠雅》，夏燮的《拾雅》，洪亮吉（1746～1809）的《比雅》等书。阮元还主编了一部《经籍纂诂》，把古书中所见的每字的训释都编录在一起，检一字，而众义俱在，是一部训诂资料的总汇，极为有用的工具书。在历代书籍当中还有很多方言的记载资料，也有人搜集编录，如杭世骏（1696～1773）有《续方言》2卷，程际盛又有《续方言补正》1卷。程先甲又有《广续方言》。其他方言、俗语也有人集录。如钱大昕有《恒言录》，胡文英有《吴下方言考》，毛奇龄（1623～1716）有《越语肯綮录》，翟灏（1736～1788）有《通俗编》等等，为研究古今方言俗语提供了方便。
训诂学 facts and information 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所谓“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合用始见于汉朝的典籍。 分类 -------------------------------------------------------------------------------- 训诂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 也有人将训诂学分为新旧两种。语言学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训诂学》中提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周大璞在《训诂学要略》中也说“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新训诂学是相对旧有的训诂学而言的。 历史 -------------------------------------------------------------------------------- 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朝时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在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现代则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 研究对象 -------------------------------------------------------------------------------- 历史上每种语言都在不断地变化，古书中有许多词义已经变化，或语法变化，历史语言学家考证古书中词的当代意义，编著出注疏书籍，为训诂学。训诂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文字。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此外后有对训诂学的书籍进行补充、考证、阐释的书籍，如《方言疏证》等。 研究方法 -------------------------------------------------------------------------------- 训诂学研究方法有： 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 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 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这个简体字也是由此产生。 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 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 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参考书目 -------------------------------------------------------------------------------- #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 ''林尹，训诂学概要，台北正中书局，1993'' Category:语言学 Category:汉语音韵学
所谓训诂方法，就是利用汉语语言学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准确地探求和诠释 古代文献词义的方法。它主要包括：（1）训诂与文字学结合：以形索义；（2）训诂与音韵学结合：因声求义 ；（3）训诂与词汇学结合：寻规律以求词义；（4）训诂与语法学结合：明语法以求词义；（5 ）训诂与修辞 学结合：由修辞以求词义；（6）训诂与历史学结合：据史料以求词义；（7）训诂与校勘学结合：考异文以求 词义；（8）训诂与逻辑学结合：用逻辑以求词义。
宋明理学,是儒学在宋明时期经过一些儒家学者的发展形成的,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儒学分支.最初阶段是“二程理学”的出现以及他们关于天理的阐述；接着是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提出的儒家理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句“存天理,灭人欲.”而与“程朱理学”相伴而生的即是“陆王心学”,陆即是陆九渊,王即是王阳明,他们所提倡的是从人的内心人的内在出发探寻人的发展,“致良知”是其思想核心.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官方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影响力则是张邵。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五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在时间上，这场儒学运动持续到明清之际，影响直至当代；在空间上，这场儒学运动不限于儒学的故乡，还牵涉到受儒学影响的东亚诸国，以至于在这些国家，所谓的儒学主要就是理学（或称性理学）；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我们研究理学哲学智慧，不仅在于了解它对回应与解决当时社会与文化问题作了怎样的解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其的分析来帮助我们思索一些诸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对当代仍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从新树立国人的信仰，正是理学智慧的意义所在。主要特点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思辨化的儒学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学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佛教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法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宋代的理学家们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传，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简，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先秦孟子从“四 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灾异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些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的阴阳灾异和神学 化的论证则更显得粗浅，实际上已误入歧途。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的道器观，孔子的“仁”学，《孟子》与《中庸》对于“性”与“天”的问题的探讨。理学家们吸收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等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儒家的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人伦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 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综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指归于对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或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 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1、宋明理学释名 宋明理学，是指宋元明时期形成并发展的一种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体系，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也是传统社会中儒、释、道三家思想长期对立融合的产物。它以儒学的伦理道德本位为基本的原则，又吸收了佛道的思维方式和思辩方法，（如朱熹“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脱胎于禅宗的顿悟，陆九渊“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物”，是禅宗“自心即佛”“本心生万种法”影响的结果；王守仁“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的命题，则是天台宗湛然“无情有性”说的直接继承。）来弥补儒家思想的理论缺陷，重新建构了儒家学术思想的理论体系，使传统儒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成为一种哲学化了的儒学。 关于宋明时期的儒学，向来有几种不同的称呼，有“理学”、“道学”之称，又有“心学”之流派名。后世又笼统称之为“宋学”或直称“性理学”（明成祖编《性理大全》）。近世又称之为“新儒学”，大概与“原始儒学“对称。 2、宋明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北宋是理学的初建时期。 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者： 北宋仁宗时期社会的矛盾激化，政治改革出现了高潮，理学应运而起。北宋理学的先驱者是被欧阳修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yuan4，安定先生）、孙复、石介。他们提出了或涉及到一些理学的基本范畴。 北宋理学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流派，促使理学走向成熟。 北宋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有五位，即后人所称的“北宋五子”。一是周敦颐，他创立的学派称之为“濂学”。二是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三是邵雍，他的性命之学对心学一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的两位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学派称为“洛学”。 其中，周敦颐和张载可谓是理学的真正奠基人。 周敦颐： 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其主要著作有《太极图易说》和《易通》。 张载： 张载的哲学博大精深，几乎包含了对所有哲学问题的独到见解。在他的道德论和认识论部分中，张载对理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并提出了“立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这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发展影响很大。 而程颢、程颐的“洛学”，则标志着理学体系的形成。 从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来看，“洛学”已经具备了理学的典型形态（侯著127页）。二程也是理学两大流派——道说一派的奠基者。 南宋时期是理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不但著名的理学家人才辈出，而且出现了象朱熹、张栻（shi1）、吕祖谦、陆九渊那样十分重要的理学家。理学的许多重要派别，也形成于此时，并通过相互之间的讨论、辩难，得到了发展。理学的范畴、命题逐步确定下来，其涵义走向深刻和精密。（侯著221页） 其中朱熹是集道学之大成者，其学说被称为“闽学”或“朱子学”。 而陆九渊则是心学一派的创立者。 心本体论是心学的主要特征。陆象山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二）》，《陆九渊集》卷十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万物皆备于我。” 南宋后期，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向。南宋灭亡，理学北传，元代出现一大批理学大儒。理学又成为元人的统治思想。 明代理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心学一派之集大成者王阳明。 阳明心学既是对陆象山心学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可看作是对于朱陆学说的综合。 3、宋明理学的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下列三个特点，对宋明理学有一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 （1）宋明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哲学化。 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儒学在哲学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宋代的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学的形上学，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又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等。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的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心”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由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2）宋明理学是以伦理道德为哲学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宋明理学作为哲学思潮或者作为儒学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以及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这里，宋明理学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儒家元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 但是，宋明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也有自己的特色。就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宋明理学的义理，重点并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儒学元典相比，宋明理学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3）宋明理学是佛道化的儒学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道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的形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教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