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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楼的很不错嘛，有没有兴趣帮我写论文？
文章内容：帼,在对,钐拿一昂霞山西财经学院学报]9976'(1.6.1997,中国农村应走合作金融发展之路涠-1996年8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其中重点是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农村台作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是要把农村信用社改成真正的台作金融组织"决定的出台.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的历史回顾我国的合作金融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从2年代初在河北省成立的近代中国最早信用社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信用社迅速发展.到1956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信用合作社.4多年来.农村信用社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纵观中国农村信用台作社的发展.大作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58年.是信用合作社事业大发展的时代.这-1期,中央政府为了尽把农民和农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道路.搞农业互助化运动.信用社发展很快.到1956年农村基本实现了信用合作社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了"一乡一社".信用社的发展为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展和农业生产发展起到积极的怍片】.第二阶段.95,8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的影响.农村信用台作事业出现了几次大的波折.先后被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贫下中农管理.致使信用合作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濒临破产的边缘.第三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坷中全会以后到1982年这一阶段是信用社恢复发展时期.鉴于把农利信用社下放给地方管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国家决定把信用社交给银行管理.提出了信用社既是集悼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的基层单位银行用行政方法管理信用社统得过多.管得过,.限制丁合作金融组织作的发挥第四阶段.从983年到现在.这一阶段是信用社初步改革时期.特别是1984年国务院批转的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台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国发(84)105号文'1:.文件提出要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真正的台作金融组织围家授权农行代管农村信用社.在一定范围内对信用社进行丁改革.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无论在机构上.还是业务上都得以迅速发展.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日益上升.纵观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历史.由于管理悼制的原因.限制了农村信用台作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名称叫信垌合作社.怛实际台作制观念淡化了.民主管理弱化丁.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贯彻得不得力.长期以来,信用社…商没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代言人.使信用合作事业得不到系统的发展.历史的教训表明.信用社交给地方管理一放就乱.交给银行管理一管就死.宴践证明.农村信垌社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按照我国的国情和国外台作金融的成功经驻.建立戏国的台作金融体系.财政,金融?45?农村信用社要离开往的依托.走自治自立的合作金融之路.二,中国农村金融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必要性合作金融最初是在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国家产生出柬的.并取得了成功.如德国,荷兰的合作金融组织是世界几大成功的合作银行之一.德国合作银行所属的银行专门向农业方面提供贷款,为农民和个体经营者服务;荷兰合作银行的基层村级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可提供9以上的农业贷款.在全部业务中,农业贷款占22,农户贷款占41,有的基层银行还经营农业生产资料购销活动的融资业务.这种方式是个体小生产,小资本与大生产,大资本的抗争方式.因此.其要育家庭经济,个体经济和乡镇经济就有台作金融生存的基础.合作金融的存在与发展不仅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矛盾.而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不断壮大的今天经营的小生产,小资本,个体经济也在蓬勃发展.目前,在我国农村中.存在着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层次形成不同层次的信用需求.要求金融形式也多样化.经济弱者需要相应层次的合作金融组织.市场经济越发展合作的基础也更广泛.层次也越高.规模也就越大.我国广大的农村有八亿农民八亿农民富不起来,中国怎能富起来?况且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们广大的农村中.总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和农户以及一些乡镇小企业.他们是靠小本经营维持生产的,所需资本不多.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几十万元.银行根本不愿发放这些小额贷款,手续也很复杂.信用社正好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合作金融这种形式联合广大个休农民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发展生产合作,销售合作,消费合作和信用合作,使农民的购销活动和融资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广大农民及其社员紧紧联合在这个体景中.从中取得支持和帮助.大大促进了农业的稳定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发展合作金融应注意的几个问翘(一)重新按台作制原州规范信用社农村信用管理体制改革的棱心就是要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质的合作悼.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的组织,应广泛吸收社员入股.不能用行政命令.因此.农村信用社要对广大农民进行合作经济思想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对合作社有所了解.自愿决定入社.还是退社.合作社是社员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组织.要切实贯彻民主管理的原则.社员有了对合作社的管理权.才能真正体现他们的所有权,主要实行一人一票制.合作社是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服务与效益之间的美条.做到坚决维护农民利益.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合作社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应根据合作社的原则重新整顿.核发新的营业执照.(=)加强管理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地域分散.应加强管理.如果彼此间互不台作.各自为政.一旦出现问题.其经营风险极易转化为政治风险.固此应当建立比较完善的系统管理体系.这样,既保持了各基层地方性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叉逐步进行更高层次的台作.这个系统管理体系应包括:资金管理,融通资金管理,资本充足率管理,审计监督,资金清算和保险体系等为了'使农村合作金融能够长期,稳建而顺利发展,应颁布一项符合国情的合作金融法.
聚焦农村金融村金融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对该问题的梳理是十分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积累的金融总量相比于城市，存在巨大的差距，原因是，我们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导致农村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下面本文将回溯性地考察上述问题，并尝试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农村金融中介的变迁 从组织形式的规范性看，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着正规、非正规两种金融中介。现有资料显示，农村的金融中介形式要比城市丰富得多，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1.正规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及其特征 我国正规农村金融中介以农村信用社为标志。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根据当时“两放、三统、一包”的财经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变为集体金融中介，实质上成为其的一部分，管理集体储蓄。后来，随着中国农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的逐步专业化，农信社转为农行的基层组织。直到1994年以前，农行是农村的唯一正规金融中介，一方面开展政策性金融业务，一方面吸纳农业储蓄为城市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专门经营从农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1996年，农信社与农行“脱钩”，恢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中介性质，而农业银行则收缩农村业务向城市进一步纵深。 上述农村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正规金融中介具有强外生性。农信社、农行和农发行的设立、合并、拆分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行为，更非农村经济主体——农户的自主性行为；二、正规金融中介的经营效率——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并未随组织形式变迁而发生质的提高。笔者（2004）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转轨以来，除了金融中介行政化扩张的数目与农业绩效高度相关外，金融中介自身经营水平、人员素质以及市场化水平等效率因素与农业绩效基本不相关。 2.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形成与发展 非正规金融中介又称为民间金融中介。活跃在农村生活中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组织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合会。合会已有上千年历史，如今仍活跃在农户的生产生活里。合会按各地习俗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标会、拔会、轮会等，各会都有自己一套运行规则，同时又有合会的一般原则。合会作为金融中介，主要是融通资金，建立一种借贷联系。 钱庄。钱庄始于明清，起初经营货币汇兑业务，逐步开展起存贷业务。目前，钱庄小范围地存在于闽浙一带，又称为“钱背”、“钱中”。由于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私人公开挂牌经营金融业务，钱庄由“地上”转为“地下”，其活动能力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倒是当地的税收减少了一大块。郭斌等（2003）一项研究表明，浙江温州地区的地下钱庄为当地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钱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模较小，由于信用问题引发金融纠纷，甚至暴力冲突等。 农业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 。农金会始建于1984年，是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遵从自愿互利、有偿使用原则，主要从事集体资金管理和融通活动，通过调节资金余缺，支持本地农户及乡镇企业发展生产。农金会强调互助性，不以盈利为目的，故不办理存贷款业务，会员筹资多用于短期、小额的农业生产活动性周转。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比之正规金融中介，非正规金融中介似乎更贴近农户的生产生活，更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那么，为什么非规范性、半公开性的民间金融中介如此生机盎然，而置正规金融中介于在农村难以施展的尴尬境地呢？似乎答案除了与前文已经提到外生性正规金融中介的自身问题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农户的金融需求，下文将给予详细的阐述。 农村的金融需求考察 本文认为，农村的金融需求，是以我国农村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户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运行的基础，其基本特征：农户及其行为，是经济单元与社会单元的统一以及生产和消费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户有了劳动自主权和收益权，农户从事的产业逐渐多元化和非农化，收入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成为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力量。 1.农户的经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的同时，农户经济特征也区域化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农户是基本融入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农户，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以粮食生产还是以其它农产品生产为主，都以通过市场，最大限度实现产品价值增值为目的（孔祥智，1999），因此，农户除了务农，还从事着加工、销售等下游产业。他们的主体要素是资金，除了运用自家的劳动力以外，还常常从外地雇佣人手帮农、帮工。 第二类农户指从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农户，大体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他们的主体要素是劳动力和少量资金，他们在做经济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两个因素：劳动力较多而资金较少的农户可能倾向于选择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外出打工；反之，资金充裕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资金密集型的农或非农产业（黄宗智，2000）。 第三类农户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以贫困地区农户为代表，其经济行为特征侧重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户收入主要是实物收入，现金收入很少（彭川西，2001）。他们的储蓄能力很低，而外部注入资金又很少，无法新增农用生产资料或改进投入品质量，农业生产一般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水平上。 2.农村金融需求的特征 上述农户经济特征基本勾勒出了他们金融需求的特征。农户金融需求分为：融出资金需求与融入资金需求。前者比较简单，主要是储蓄；后者相对就复杂一些，尽管是借款，但却表现出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 （1）从借款额度看，普遍比较小,但借款额度总体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借款额度小,是由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决定的 ,中西部地区农户借款额度大多在几百、几千元左右，东部地区农户借款则可达万元以上。 （2）从借款来源看，农户价款中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较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比重较大。根据央行的一个研究课题（温铁军，2000）显示，农户从民间金融中介处借贷比重约70%；正规金融中介贷款比重约25%左右。在正规金融中介中，农村信用社所占比重较大，但仍然不到农户借款总额的20%。 （3）从借款用途看，主要分为生活性贷款、生产性贷款和非正常贷款。在大多数地区，农户生活性贷款超过了生产性贷款。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活性借款需求呈递减趋势，生产性借款需求呈增长态势。这样的趋势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基本吻合。 （4）从借款方式看，农户希望采用较少或无抵押贷款方式。农户收入水平虽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但除住房（而且很多农户住房是祖辈留下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抵押、变卖，否则会受到舆论谴责。）外，农户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很有限。这样农户就很难从一般商业化组织贷到款，往往会从当地合作性民间金融机构那里，凭人脉关系贷款。 （5）从借款程序看，农户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简便、灵活。由于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农户往往难以应付复杂的贷款手续，加之，农户贷款需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烦琐的手续经常会贻误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广东茂名支行抽样调查中发现，约有87%的农户不愿到正规金融中介组织贷款，是因为手续烦琐、耗时太多（刘为霖等，2001）。除此以外，农户借款还要考虑交通便利性等一些实际因素。 显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各种交易活动越活跃，金融需求也就越旺盛、越复杂，当外生性金融中介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时，活跃的交易环境会内生出替代的安排。因此，农村经济活动越活跃的地方，正规金融中介之外的民间组织就越多、越发达。 通过上述农户金融需求特征的描述，我们就能清楚，农户的一般融资次序是：内部融资、熟人借贷，自发性融资合作组织（比如：合会，农金会）、民间私人金融中介（钱庄，典当）、正规金融中介（农信社，农发行，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建立 上述分析表明，构建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中介，首先应考虑农户的金融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农村金融资源，更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以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 1.合作性金融中介 第一，鼓励引导如合会这样的金融中介公开化、规范化。这类组织规模不宜过大，以便于管理，加强联系，充分发扬互助合作传统。第二，突出农金会的民办性。恢复农民对农金会的自治性，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负责人和受益人。鼓励农金会资金分流管理，一部分资金发挥互助作用，为成员提供优惠贷款，加强成员向心力；一部分资金发挥商业性作用，成立专门的投资性机构，以盈利为目标，增加成员福利。至于像钱庄这样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核查，可效仿台州商业银行，转变成名符其实的私人银行，纳入统一的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中。 2.政策性金融中介 政策性金融的唯一承担组织是国家农发行，这一点在转轨过程中必须明确。这意味着农发行提供的金融支持是完全意义的公共产品，是对农户的脱贫支持，而不是致富支持。这种支持直接面对农村及农户，提供基建资金，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降低农民系统性风险。政策性金融的任务在西部广大农村比较艰巨，甚至要在西部农村金融问题上起主导作用。 3.商业性金融中介 当一些农村地区已经进入城镇化建设，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被现代集约化农业经济替代，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大量金融剩余后，商业性金融中介会自然而然地进驻或自发形成。就目前状况看，东南部农业经济发达省份有条件发展商业性金融中介，一方面原有的农信社通过股份制和商业化完成自身改造；另一方面逐步放开对设立私人商业银行的限制，尽快形成农村商业金融中介竞争的局面，提高农村金融剩余的使用效率。 综合来看，农户可以通过合作性金融支持满足日常生活生产需要，享受简捷便利的金融服务，加强相互间联系，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努力脱贫维持简单再生产，减轻各种系统、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负担，在商业性金融的竞争条件下，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农户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进行非农再投资，拓宽创收渠道。
记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行业。主要从事新闻纪录，新闻报道等。记者要持证采访，也就是记者证。在中国早期的新闻机构中，编辑和记者没有严格的分工，编辑、采访合一。1872年，《申报》创刊后开始设立访员，专门采访本地新闻。之后，《申报》在北京、南京、杭州、武昌、宁波、扬州等26个城市聘有“报事人”或“访员”。1899年《清议报》第7期上出现“记者”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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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农业保险模式选择与农村金融稳健发展一、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剖析频频发生的农业自然灾害，在带来巨大的灾害损失的同时，也引发了业内外人士对农业保险问题的反思:在商业保险发达的今天，为何农业保险仍然处于真空?其一，发展缓慢，救灾复产作用未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经营的高风险，不仅是农业风险的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农业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目前，我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以上，比一般发达国家高出10%至20%。农业的高风险，也意味着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使得保险公司缺乏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农业保险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农业自然灾害后救灾复产的资金基本来源于政府及社会捐献。农业保险对平抑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村防灾防损能力及灾后恢复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浙江省为例，由于地处沿海，农业自然灾害在全国风险区划中属于最高之列，保险财产因台风洪水造成的损失率是上海的46－59倍。仅2005年，全省就有27.1万公顷农作物、28.4万公顷水产遭受台风袭击受灾，3.1万头大牲畜死亡。由于近年来该省每年保费收入只有一两百万元，形成了农民、保险公司“两不愿保”的局面，因此这些损失几乎没有得到商业保险补偿。其二，机制缺失，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对农业、农民、农村企业均具有通过风险支持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但是，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目前却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让农村金融独自承担“三农”信贷支持的风险和收益。如果农业保险介入，通过与银行机构打造风险利益共同体，则可以使其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吴兴区东林镇为例，全镇龟鳖养殖量最高时超过2000万只，养殖农户数1200多户，已从传统的粮产区变为龟鳖养殖大镇，走出一条特色水产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但2003年开始龟鳖市场行情“突变”，一夜之间造成70%以上的养殖户亏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龟鳖养殖业贷款逾期贷款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凸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通过调减温室龟鳖养殖量、调整养殖品种、建立龟鳖专业合作社等措施，该镇龟鳖养殖业已走出大面积亏损的困境，农户贷款基本上能够正常周转。虽然市场风险基本得到化解，但假若龟鳖行情未能如期转好，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00多万元龟鳖养殖业贷款潜在风险将是巨大的。如果有农业保险分担风险，将使农业贷款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增加农村金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其三，立法滞后，导致政策扶持落实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至今没有出台。目前，国外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对农业保险进行专门立法，界定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农业保险也就无法可依。由于立法滞后，国家提出对农业保险的扶持都是宏观层面的，往往因缺少具体支持政策而落不到实处，这也是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营业税之外，对农业保险没有其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没有直接的保费补贴。由于缺乏政府扶持，受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所限，如果保险公司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制定保险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二、发展农业保险需要创新思路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承担支农重任的银行机构也处在这一风险之下。如果农业保险这个屏障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银行机构潜在风险都是巨大的，这将影响“三农” 的信贷投入，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笔者以为，在农业保险问题上，需要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加快发展。模式一：政策性保险，市场化经营。农业保险有其特性，它针对弱质产业和支付能力弱的群体，属于准公共产品。而农业又属于基础产业，农业保险对整个和谐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农业保险应实行政策性保险。但政府直接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容易产生垄断，效率低下。因此，要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和现有资源，采用由政府补贴方式，将农业保险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实现政府、保险公司、银行机构和农民“四赢”。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于2006年3月1日在杭州成立，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平安等十家成员公司共同签署了共保体章程，标志着业内期待已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开始破题。由于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在试点阶段实行5倍封顶方案，其中农业险累计赔付在保费2倍以内，由共保体全额承担；2至3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1：1承担；3至5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2：1承担，因此可以较好地化解单家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调动保险公司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模式二：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由商业保险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出资，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同时，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允许农业保险公司综合性经营，鼓励其在从事政策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农村地区商业性保险业务，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提高其开发农村保险产品特别是农作物保险产品的能力，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以2004年12月30日挂牌成立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借鉴了法国安盟“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的“大农险”模式，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根据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种养业险、家财险、人身意外险等“一揽子”保险产品。2005年，该公司就实现保费5506万元，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为1114万元，常规性保险业务保费4392万元，开办保险险种55个，使其在完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开发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以商业化运营方式开办各类涉农保险业务的农业保险公司，进而实现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模式三：相互制保险，自己保自己。相互制保险公司是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保险组织形式。与股份制公司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在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模式、经营目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会员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一是相互保险形式适用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二是相互保险成本较低，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人群寻求保险保障提供了机会；三是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具有双重性，因此公司可以灵活调整保险费率，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利差损、费差损等问题。目前，相互制保险成为国外保险市场的主流形式之一，公司数量和市场份额比重都占到全球2/5左右。在我国，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在原黑龙江农垦总局风险互助体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并于2005年1月11日正式开业，填补了我国尚无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空白。由于相互农险公司较少需要政府资金上的支持，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利用这种形式发展农业保险被很多业内人士看好，渔业、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有望在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走得更远。模式四：银行办保险，尝试双赢路。鉴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与农业保险休戚相关的因素，结合“十一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建议认真研究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开展设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试点。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设立农业保险公司，一是符合其作为全省（市、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的角色，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和交叉销售优势，符合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有效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实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风险有其特殊性，它往往由小而大，由此及彼，一旦发生风险，作为信贷支持主体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影响最大，而农业保险公司的设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负面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有效提高信贷风险防范能力；三是以省（市、区）为单位设立农业保险公司，可以推进农业保险的地方性行政法规立法试点工作，从本地实际出发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性质与定位、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条款的制订以及对农业保险的监管等做出规定，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并借助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支持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落到实处。模式五：政府设基金，防巨灾风险。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在农业保险立法中对保险费的分担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法律规定政府补贴保费的30％，加拿大法律规定政府补贴50％。同时，通过提供再保险或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如美国和日本，政府为农业保险，包括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提供高额补贴；在德国和法国，农业保险运作方式虽然市场化，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仍有政府基金作坚强后盾。在我国，由于没有巨灾支持保护体系，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独立承担，大量风险集中于经营主体自身，使得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承保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建议抓紧建立中央和省（市、区）两级政府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从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年度经营盈余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以及赈灾捐款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等等。同时，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去营业税的同时，建议减免所得税，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拓农业保险业务。所减免的税收转入专项农业保险基金，用作应对农业大灾补偿的积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如何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实现防范化解风险、支农和自身发展的共赢是个现实的课题,需要各有关方面认真地研究。 二、新农村建设给农村信用社风险防范化解带来的挑战 （一）支农优惠政策可能增加农村信用社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制度性的或其他的变化，而引发的私人部门改变行为，或者有意去冒更大的风险以谋取厚利；或者虽无意冒险但却疏于防范，使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为提高农村信用社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国家将陆续出台许多支持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优惠政策措施可能使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压力减少，疏于风险防范化解。同时，一些支农信贷政策可能成为某些农村信用社冒险放贷的借口。 （二）农村巨大资金需求可能诱发过度信贷风险。金融机构所具有过度信贷的内在冲动，是造成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或内在不稳定的核心原因。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信用社过度信贷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总量巨大。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5万亿元左右。按照过去农村投入资金中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经验比例，即使考虑到公共财政加大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情况，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中的大部分仍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而农村信用社目前和将来一定时期内仍是支农信贷的主渠道。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目前是我国金融机构中的弱势群体，自身治理结构不完善。在农村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的诱导和有关部门不当引导、干预下，农村信用社可能放松贷款条件，满负荷或超负荷扩张信贷规模。 (三)多因素积聚加剧农村信用社流动性风险。除上述过度信贷因素外，还存在以下三个因素造成信用社流动性风险上升：1、分流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的渠道增多。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和组织将直接分流农村信用社资金。2、农民边际长期储蓄倾向降低。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助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等制度的建立健全，农民养老、看病和供子女上学等大项支出中由公共支出承担的部分逐渐增加，农民边际长期储蓄倾向减弱。3、农村信用社资金变动季节性特征减弱。以前农民年度性收入和支出主要围绕种植业变动，农村信用社存款增减和贷款收放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使农民收入和支出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种植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比重下降。农村信用社资金变动季节性特征减弱，资金头寸匡算和调配比以前复杂。 三、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的对策 （一）以外部治理促进内部治理完善。 农村信用社完整的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结构的建立健全有助于促进内部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完善。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探索，农村信用社普遍建立了股东大会-理事会-主任-监事会的内部治理框架。相对于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发育不全。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日益增多，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增强，为培育农村信用社的外部治理结构提供了契机。建议：1、吸收农村信用社存款人和贷款客户等利益相关者进入信用社的“三会”，遏制内部人的道德风险。2、开拓农村信用社的“经理人”市场。信用社高管人员面向社会选拔，培育竞争性经理人市场，减少代理问题的发生。3、加大市场退出监管的力度。对于存在严重清偿性风险的农村信用社及时进行接管、重组、关闭或解散，严厉追究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市场的惩戒作用。 （二）以支农合力化解过度信贷压力。1、围绕增强支农功能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步伐。农业银行要按产权股份化方向加快改革步伐，加大对农村资金的市场化支持力度；农业发展银行要按功能扩大化方向进行改革，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增强支农服务功能；邮政储蓄机构要按照机构企业化方向进行改革，开展抵、质押贷款业务，建立完善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设有网点的，也应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到农村。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尽快改变目前主要靠农村信用社一农支“三农”的局面。2、统筹规划，合理调配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在支持“三农”中的分工，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应坚定立足于“小额、短期、低风险”。大额、长期资金需求由财政性资金或政策性银行提供。3、明文规范农村信用社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运用，防止内部人以支持新农村建设为名滥贷寻租。 （三）以增量激活存量。目前农村信用社普遍资产质量不高，资产负债比例居高不下，农村信用社可用支农资金余地较小。同时，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借款人已经占农户的一定比例，如果按照现行的贷款管理办法，这些借款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得不到新的信贷支持。因此，以新增贷款增量激活不良贷款存量是实现支农和化解信贷风险的理想渠道。思路有二：一是保全旧贷增加新贷。允许农村信用社在以农民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房地产权做抵押等方式把以前不良贷款中的信用贷款变成抵、质押贷款的前提下，增加对原借款人的贷款。二是还二贷一。不良贷款借款人如在信用社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内归还一定金额的贷款，即使借款人在信用社贷款仍有余额，信用社可按照还二贷一的原则增加新贷款。上述两种方式并没有增加信用社的信贷风险。 （四）以系统性风险防范遏制单体风险蔓延。1、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构筑农村信用社安全放火墙，增强公众信心。2、建立金融机构伙伴风险的缓冲机制。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金融机构城乡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阻滞城乡金融机构伙伴风险的传播有利于维护农村信用社的安全稳健运行。思路之一如：其他金融机构从农村信用社划入大额款项，划入方金融机构应提前一定时间预约通知信用社。3、拓宽农村信用社的筹资渠道。畅通农村信用社从银行同业资金市场筹资渠道，拓宽信用社应急筹资渠道；允许农村信用社采取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长期资金，增强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的稳定性。4、在确保不会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前提下适时引爆已经出现清偿性危机的单体信用社风险，缓释风险能量，防止风险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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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商报》、《中国城乡金融报》、《中国农村经济》
《农村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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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杂志是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金融类专业学术期刊，是由1989年创刊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更名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