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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个人觉得可以排除，第一，体制短小，你很难就一个诗人或者一首诗词很深入的去写，第二，如果很宽泛的去写，又流于浅泛，第三是一些名家诗词和代表性诗词可能已经被写了很多次了，翻不出心意来，而一些不著名的诗人词人，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和论点去阐述。 写与其写唐诗宋词，不如写宋诗派（不是宋诗，是清末宋诗派） 明清小说，大部头，读的话也是个问题，不知你是否有时间。其实唐传奇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它对后世小说。戏曲、诗词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篇章也比较短小。比如元稹的《莺莺传》，之后就是商调蝶恋花，董解元西厢记，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你比较有得写，可以写对于后代作品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霍小玉传》和汤显祖的《紫钗记》。《离魂记》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还有比如《大唐天宝遗事》对于梧桐雨，长生殿。或者选择久远事件，而传奇只作为一个环节的，比如王昭君。
大致方向有要求吗？
不知道呀么不知道！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17、《孟子》与《庄子》寓言异同论 18、从《孟子》看孟子的人格魅力 19、《庄子》的神话意象 20、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的比较 21、《史记》人物塑造论 22、汉乐府叙事诗研究 23、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形象比较 24、汉乐府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 25、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26、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27、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2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29、三曹诗歌比较 30、论“正始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31、嵇康与阮籍诗歌风格比较 32、南朝乐府特色及其成因 33、陆机诗论与创作的关系 34、《玉台新咏》所选宫体诗研究 35、从《世说新语》看西晋文人的心态 36、论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37、论唐人的咏马诗 38、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山水、田园） 39、中唐山水田园诗（可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40、李白诗与酒的关系 41、论李白的古题乐府 42、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43、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性 44、唐宋咏物诗之比较（也可着眼于一个朝代，或者某一主题） 45、论柳宗文散文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46、论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演变过程 47、论李贺与李白诗歌想象艺术的异同 48、论中晚唐咏史诗的艺术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技巧
(一)写作流程：
1) 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 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 文化诗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 语文教学法 美学概论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明清小说研究 唐诗宋词研究 红楼梦专题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元杂剧研究 《史记》研究
古典文献学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儿童文学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青少年儿童文学概论 影视文学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民俗学 民间文学概论 比较文学概论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 外国文学史(欧美) 外国文学史(东方)
(三)参考选题：
1. 文艺学：
1.形象——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
2.“自我表现”与“ 摹 仿现实”
3.说“ 艨 胧”——对语言艺术的特点的新认识
4.面向生活——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5.艺术，需要呕心沥血的创造
6.“性文学’是文学表现人性的必然趋向吗?
7.试论文学的不朽魅力
8.艺术典型化的要求过时了吗?
9.“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试论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
10.化丑为美——典型化在塑造反面形象上的魔力
11.对实践派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
12.试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
13.简论“自然人化”与自然美
14.试论自然美的'根源与本质
15.艺术美与现实美关系之我见
16.“意象”与“意境”的比较研究
17.试论艺术美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18.试论艺术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
19.社会美与自然美特点的比较研究
20.试论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关系
2. 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1.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
2.论《诗经》中的爱情诗
3.论《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4.论《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5.论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的进步倾向
6.被压迫者的心声——汉乐府中的人民自由精神
7.《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叙事诗传统
8.试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及它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9.论汉乐府民歌与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以下题目作为参考：
1、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形象 （或其他形象）
2、 试析《诗经》中的婚恋诗（或选“战争诗”、“农事诗”）
3、 建安文学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4、 论宫体诗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心理
5、 唐代宫廷诗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6、 浅谈唐代边塞诗的演变
7、 唐诗中的女性形象
8、 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
9、 唐五代曲子词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10、 宋词的跨文化传播（需选定一个角度）
汉语言文学呢，我一向建议从三个方向去写，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民俗学。
对于文学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明清小说居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明清小说其实研究得很多很多了，再难翻出新意了。真的。如果老师没有特别的要求，而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向呢，我建议几个题目，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比如明代宦官专权对文人文风的影响，比如正德文坛的大佬，李梦阳啊，王阳明啊。
比如你可以写才子佳人小说，将其中的媒介，媒约的叙事功能做一个演变对比。
比如你可以写诗歌，如果选唐诗我建议你写李贺和白居易，一个诗歌辞赋化，一个诗歌通俗化。
如果你写人，那么有很多比如袁枚，他的翻案诗值得研究研究。
如果你写当代文学，我建议写金庸或者网络玄幻，金庸呢其实有一个点，关于对传统侠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引申出一个点，如何处理情和义的关系。至于网络玄幻小说呢，我建议和先秦神话联系起来，比如山海经里面神话形象的重构。
至于选择语言学呢，这个一般不建议写，很麻烦的。比如你要写语言暴力现象，可以从语义—语用角度分析，可以集中在动画动漫上。还有的写网络新兴词缀，要是从模因理论还行。至于民俗学呢，写的一般偏少，但是真心好写。
唐诗宋词个人觉得可以排除，第一，体制短小，你很难就一个诗人或者一首诗词很深入的去写，第二，如果很宽泛的去写，又流于浅泛，第三是一些名家诗词和代表性诗词可能已经被写了很多次了，翻不出心意来，而一些不著名的诗人词人，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和论点去阐述。 写与其写唐诗宋词，不如写宋诗派（不是宋诗，是清末宋诗派） 明清小说，大部头，读的话也是个问题，不知你是否有时间。其实唐传奇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它对后世小说。戏曲、诗词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篇章也比较短小。比如元稹的《莺莺传》，之后就是商调蝶恋花，董解元西厢记，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你比较有得写，可以写对于后代作品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霍小玉传》和汤显祖的《紫钗记》。《离魂记》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还有比如《大唐天宝遗事》对于梧桐雨，长生殿。或者选择久远事件，而传奇只作为一个环节的，比如王昭君。
我的老师曾经帮我们选题时说过几种，宋词论文可以写宋代梅花、兰花诗词的研究。现在的文学论文再仅仅是从某个作者、作品、文学群体的角度来写已经不新鲜了，可以从每一类作者、作品的角度来写，我今年的论文写得是汉魏六朝的荷花诗歌，其实从意象的角度写，在现在还算比较少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战争诗词或者弃妇、思妇等女性文学作品的研究。你写宋词，那些苏、辛、柳、李、姜、周之类的大家的话题尽量掠过，毕竟那是宋词的主流，但是你可以写南渡词人，像朱敦儒等南渡前后的词作研究，或者你可以写比较性的，两个或者以上的人或者文学现象的比较的论文也比较容易出新意。
宋词吧,再就是唐诗
古代文学是传播我国古代辉煌 文化 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而论文的选题则是写作古代文学的首要任务，题目有一半文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一：欧美文学史 1. 希腊神话的思想艺术特色哈姆莱特形象 2. 《威尼斯商人》的结构特点 3. 伪善性格的集大成者(达尔丢夫形象谈) 4. 《吝啬鬼》主人公性格谈 歌德《浮士德》对18世纪德国现实的反映 5. 《巴黎圣母院》中的“大自然” 6. 赋予人物以极端欲念——巴尔扎克人物性格塑造艺术谈 7. 《红与黑》的心理描写特征 8. 于连——英雄还是野心家 “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艺术 9.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特征 10. 雨果创作的人道主义主题综述 11. 《人间喜剧》对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反映 12. 一个野心家的成长——拉斯蒂涅形象谈 13. 平面与极端——雨果人物性格特征谈 14. 《新爱洛伊丝》热爱大自然问题 15. 《罪与罚》对“超人”思想的批判 16. 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的宗教倾向 17. 欧洲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作——《堂吉诃德》的流浪汉小说结构与严肃主题 18. 《约翰·克里斯朵夫》主人公形象分析 19. 劳伦斯长篇小说的思想主题 20. 《静静的顿河》的史诗性质 21. 高尔基《母亲》的文学史地位 22. 《母亲》中母亲形象 23. 《母亲》中巴威尔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形象谈 24. 《玩偶之家》娜拉形象谈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二：比较文学 1.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特性比较 2. 希腊戏剧的早生与中国戏曲的晚熟 3. 欧美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五四”文学 4. 哈姆莱特与于连形象比较 《红与黑》于连、《高老 5. 头》拉斯蒂涅、《罪与罚》拉斯柯尔尼柯夫形象比 6. 英国文学中的堂吉诃德 娜拉与安娜形象比较 7.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 8. 巴比塞《火线》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比较 9.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与海明威反战长篇比较 10. 伏脱冷形象与靡非斯特形象比较 11. 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多余人”形象比较 12.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 13. 朝鲜《春香传》与中国《西厢记》比较 1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狂人日记》比较 15. 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中国曹禺《雷雨》比较 16. 左拉创作与茅盾创作中的自然主义比较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三：文艺理论部分 1、唐代笔记小说中的亲属称谓语研究 2、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写作理论述论 3、明代《水浒传》传播初探 4、《文艺复兴》研究 5、女性文学史的书写立场及策略 6、论《洛丽塔》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7、“80后”文学现象研究 8、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化追求 9、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 10、20世纪小说叙事时间与生命体验 11、薛家将 故事 的演变及其文化解读 12、卡彭铁尔小说时间的“返源旅行” 13、从中国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14、从鲁迅作品对 儿童 形象的塑造中看其 教育 观 15、抗战文学中的重庆主题 16、五四新文学缘起的政治文化再考 17、重写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 18、现实主义的困惑与探索 19、在文学与政策之间 20、《左传》故事“经典化”探研 21、从西方科幻小说看中国同类作品的困境与发展 22、“五四”小说的叙事 猜你喜欢： 1. 最全古代文学论文题目参考 2.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 3.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4. 2017最新古代文学论文选题 5.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一篇好的古代文学论文首先是要选好标题，选准了标题就等于完成论文写作的一半，题目选得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 毕业 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 2. 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 3. 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 4. 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 5. 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 6. 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 7. 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 8. 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 9. 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10. 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 11. 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 12. 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3. 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 14. 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 15. 论《诗经》中的玉 文化 16. 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 17. 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 18. 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 语文教材 中的接受 19. 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4.论《诗经》中的史诗 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6.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7. 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8. 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9. 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0. 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1. 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2. 《吕氏春秋》与杂家 13. 《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4.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5.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6.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7. 《战国策》名篇研究 18. 老子的思想 19. 《老子》的艺术特色 20. 《庄子》的艺术特色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 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 3、论先秦儒家道德 教育 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 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 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 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 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 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 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 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 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 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 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 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 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 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 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 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 20、论先秦儒家 散文 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 猜你喜欢： 1.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2. 最全古代文学论文题目参考 3.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4.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5.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毕业论文题目的选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若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较大，则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内容比较空洞。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一) 1. 论《聊斋志异》中的华妖狐魅形象 2. 论元杂剧中的水浒杂剧 3. 论《西游记》的游戏笔墨 4. 论近代改良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 5.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制艺弊端的反思 6. 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7. 论明清传奇的曲词艺术 8. 论《红楼梦》玉石崇拜的文化心理 9. 论孙悟空的孝义 10. 论《红楼梦》中诗歌之功能 11. 《牡丹亭》的人文主义精神探析 12. 论李贽思想对晚清小说世俗化倾向的影响 13. 对生命的漠视——试论水浒传〉叙述的暴力化倾向 14. 《莺莺传》主题嬗变浅议 15. 论关羽艺术形象的悲剧色彩 16. 试论《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二)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三) 1. 西蜀词与南唐词艺术特色比较研究 2. 论春秋笔法的内涵与外延 3. 庄子《逍遥游》本义考 4. 论春秋战国时代行人在先秦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5. 唐代咏侠(或僧，或道)诗创作论 6. 初唐宫体诗与南朝宫体诗异同论 7. 陈子昂文学史地位浅论 8. 李白歌形体诗艺术成就浅论 9. 李白咏月诗浅论 10. 白居易闲适诗浅论 11. 韩愈文学主张得失论 12. 晚唐咏史诗浅论 13. 白居易《长恨歌》多重意蕴浅探 14. 浅谈杜甫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2.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 3.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4. 文化方向论文题目 5. 2017文化方向论文选题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一、韩愈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於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於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韩愈除了擅长於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著笔，对於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鍊，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二、柳宗元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於蛇的社会现实，对於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於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三、欧阳修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四、曾巩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五、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另外，〈读孟尝君传〉则是王安石在阅读《史记‧孟尝君列传》之后所写的一篇翻案文章。文从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无法得到真正贤才之理，驳斥孟尝君能得士任贤的传统说法。全文篇幅极短，但气势劲健，雄辩有力，可见王安石读书能不拘於定见，并勇於提出独特观点的识力。在政论文方面，〈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覆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中针对司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驳，并重申变法的决心。文章理足气盛，在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却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人格与风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的密切联系。除了展现刚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是一篇较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欧阳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异，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在文中，对欧公的文章、气节、功业、品德，皆推崇备至，并申一己向慕瞻依之情。语语发自心坎，一吟三叹，极尽哀伤沉郁的情思。六、苏洵苏洵为文得力於《战国策》、《史记》，故所为文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由於长於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故文章之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如他著名的史论名篇—〈六国论〉，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实在於鉴古讽今也。苏洵以为六国灭亡之因主要在於「赂秦」，且「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便以此为中心论点，各段紧扣此论点，从正反面多方逐层展开申论，其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精鍊准确，气势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结构上，或就修辞手法上来说，本文都可谓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七、苏轼苏轼一生的宦途虽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享誉千古的。他继欧阳修之后，完成北宋的诗文革新，为文坛领袖，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宏，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说〉），尤长於说理，举凡论辨策议，皆有佳篇。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摆脱世俗陈见，翻出新意，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其关键在其「能忍」。文章围绕「忍」字，展开层层论证，文势往复曲折，立意奇颖，论点集中，颇能引人入胜，正表现出苏轼为文气势恢宏的一面。取与同是翻案文章的〈纵囚论〉并观，则欧、苏这两大文豪援古事以证辩的学养，勇於推陈出新的才识，皆使论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笔挥洒，收放自如，更能展现两人纵横古今的深湛才学。再如〈教战守策〉，为苏轼策议类文章的名篇，充分显现了苏轼谋议时政的高远识见与尽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张国家在承平时也应懔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阵的攻防技能。苏轼在权衡北宋的国策与国势后，而提出这般建言，实是有为而发。尤其全篇陈言剀切，观点鲜明，析理透辟，深中时弊，文中有喻有证，在明快斩截的逐层论析中，语语精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至於〈方山子传〉一文，则是苏轼文章中别具面貌的传记作品。这是他为一位隐逸的友人陈慥所写的一篇小传，旨在表彰陈慥淡泊自守的高洁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为「不遇」的感愤。本文篇幅虽不长，但言简意丰，有叙有议，在取材、写作笔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皆可见其传神之处。文末以「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作结，寄慨於叹，更蕴生余波荡漾、含蓄不露的奇气。八、苏辙苏辙的个性沉静敦厚，在其父兄的薰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稳，汪洋澹泊，语言朴实淡雅，如其为人。文学成就则以散文较高，尤其策论更是著称於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苏辙作此其记，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张梦得之余，抒发自己坦然自适、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全文七处点出「快」字，围绕「快哉」二字著墨，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鎔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澹泊，纡徐条畅的风格，翫味之余，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宋人李涂曾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说的就是韩、柳、欧、苏这四大家的文章风格各有异趣。但若具体概括而言，韩愈之文雄奇奔放，柳宗元之文雄深雅健，欧阳修之文委婉含蓄，曾巩之文淳厚平和，王安石之之文刚峻峭拔，苏洵之文古劲简直，苏轼之文汪洋恣肆，苏辙之文汪洋澹泊。八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极高，且异采纷呈，各树一帜，反映出绚烂多姿的风格面貌
康震老师：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http://tieba.baidu.com/f?kz=301102848【宋词中的元宵「情」境】李中国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禅诗与禅画翟宗祝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感想、根据现代社会比较
毕业 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这次我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了论文答辩自述，供大家阅读参考，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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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自述1
各位评委教师，同学们：
上午好!我是__学院中文系03本2班的学生__。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再论苏轼寓惠 散文 》，我的指导教师是曹国安讲师。我当初之所以选择研究苏轼的寓惠散文，主要是因为苏轼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是我国 文化 发展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式的通才，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更是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诗政策新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文坛领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古诗文运动的最高成就。
在苏轼四十多年的文艺创作生涯中，他写了很多的散文，含括了众多的体裁品类。苏轼在寓惠期间，不仅仅创作了很多的诗词，同时也写了不少散文作品，包括书信在内共有326篇。这些寓惠散文作品便成了我研究此课题的最直接的文本基础。此外，在大学学习期间，我选修了苏轼寓惠研究方面的相关课程，对苏轼在贬谪惠州的相关事宜有必须的了解，也积累了必须的写作素材，有利于该课题的研究和写作工作的开展。
我的论文《再论苏轼寓惠散文》主要从苏轼的散文及其寓惠期间的时代背景入手，着手从苏轼的思想品格和人生哲学的角度，结合苏轼寓惠散文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去探讨苏轼寓惠散文的资料题材和艺术特色，并尝试挖掘出苏轼寓惠散文的文化价值来。
具体说来，我的论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总体上介绍苏轼散文创作及其在寓惠期间的贬谪生活经历和散文创作。
第二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苏轼寓惠散文的资料题材。苏轼寓惠散文取材广泛，资料丰富，蕴意深邃，感情真挚，充满理趣。或写景状物，寄寓深远;或谈经论道，释说世理;或叙古述今，慨叹人生;或缅怀亲友，诉说真爱。
第三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去阐述苏轼寓惠散文的艺术特色。苏轼寓惠散文，艺术形式灵活多变，笔锋清新自然，感情真挚恳切，寓意深远理趣，语言平淡简朴，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闲适旷达，浑然天成;情如泉涌，随物赋形;辞达;命题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沉稳渐熟，平淡简朴。”五方面的资料。
第四部分则简明地阐述了苏轼寓惠散文具有三方面的文化价值，包括：苏轼寓惠散文是后人研究苏轼寓惠经历的重要历史文献;苏轼寓惠散文是他晚年文艺思想、审美情趣发生转变的佐证;苏轼寓惠散文是苏轼所有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主要是毕业论文结束语。
虽然目前学术界在苏轼散文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近__年来，出版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散文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但在苏轼寓惠散文研究方面的论文还很少，除了零散的一些论文外，在这个方面几乎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进行苏轼寓惠散文研究具有现实的学术价值论文答辩自述35分钟论文答辩自述35分钟。虽然我的论文是《再论苏轼寓惠散文》，但与前人所写的《试论苏轼寓惠散文》相比，具有创新之处，就是我在阐述了苏轼寓惠散文的资料题材和艺术特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了苏轼寓惠散文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来。
在毕业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很多的苏轼寓惠散文方面的相关书籍和学术期刊论文，并参考了部分毕业论文 总结 范文 。这得得益于我们学校图书馆丰富的参考书籍和中国学术期刊网中的专业论文。本论文经过一二三稿并最终定稿，在这期间，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曹国安教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提议和意见。其中，我的论文题目就是在曹教师的提议下而最终拟定的。在那里，我对他表示我最真挚的感激和敬意!
上就是我的毕业论文答辩自述，期望各评委教师认真阅读论文并给予评价和指正。多谢!
论文答辩自述2
尊敬的各位教师：
上午好!
我是__班的___，我的论文题目是《___》。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教师___教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_教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提议。在那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激和敬意!下头我将这篇论文的写作研究意义、结构及主要资料、存在的不足向各位教师作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教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及这篇 文章 的研究意义。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企业坚持持续盈利本事研究》这个题目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很多企业都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走向衰退。如何使企业既能坚持目前的发展，又能在未来依然取得良好的发展势头等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我们无论从社会财富创造、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充裕就业机会、提升市场竞争力等哪一个方面去进行考察，都需要对其不断地进行研究，以不断提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本事，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更快的发展。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结构和主要资料。
我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企业的盈利本事的涵义，之后又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阐述了企业一旦失去持续盈利的本事，根本就无法维持生命，突出了持续盈利本事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持续发展已成为企业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我们应在企业消亡和终结前，尽可能地延长企业的寿命，使其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实现其最大的价值。这既是对企业的盈利本事概念的补充和完善，也为下文进行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坚持持续盈利的本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恶心竞争;二、战略规划缺失;三、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四、企业家浮躁的心态。
第三部分，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坚持持续盈利本事的现状，并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原因分析，指出外因只是对企业的发展存在必须程度的影响，并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真正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还是在于企业内部，并且具有普遍性。
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前文所提到的影响企业坚持持续盈利本事的因素和现存企业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1.不断创新，回避恶性竞争;
2.加强企业的战略规划，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3.建立完善的核心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
4.企业家要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良好的心态;
5.塑造优秀 企业文化 ;
6.高瞻远瞩，树立远大发展意识。同时，也将论文的结构作了最终的收尾和完善，使论文整体结构完整，论述合理。
最终，我想谈谈这篇文章存在的不足。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虽然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 经验 ，但由于自我学识浅薄，认识本事不足，在理解上有诸多偏颇和浅薄的地方;也由于理论功底的薄弱，存有不少逻辑不畅和辞不达意的问题;加之时间紧迫和自我的粗心，与教师的期望相差甚远，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期望各位教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这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理解，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以上是我的论文答辩自述，敬请各位评委教师提出宝贵的意见。多谢!
论文答辩自述3
尊敬的评委教师：
我叫___，__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在___学校任教 六年级语文 ，兼备课组组长。我所撰写的论文题目是：论《围城》方鸿渐形象的现实意义，我的指导教师是进修学校副校长___教师。从确定选题、拟定题纲、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我得到了谌教师精心细致的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 方法 ，并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完成论文的写作。不管今日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激指导教师的辛勤劳动，感激各位评委教师的批评指正。
选择《围城》这本小说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本小说比较的喜欢，包括由这本小说改篇而成的电视剧。的确，《围城》是一个富有人生哲理和重大社会意义的命题，它向人们说明4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黑暗和病态，使恋爱、结婚、家庭成为“鸟笼”和“城堡”，寓意仅有冲破自身的局限和昏暗社会的“围城”，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齐，才会有新的生路。《围城》不愧为一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好作品。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的现象也与《围城》中的描述场景有一些的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真、善、美的人性和理性的人生，也是我想经过自我的写作给社会的一次贡献。
我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资料分析和现实比较的写作手法，各阶段安排依照先典型分析(即具体事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展现警示，再综合论述，阐明现实意义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一、方鸿渐“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造成的影响对现实社会的警示意义!
1、___的后果与不学无术
2、对感情的“玩世不恭”造成的苦果与性开放
二、方鸿渐复杂思想性格的现实指导意义
1、表此刻感情生活方面的复杂分析及现实意义
2、表此刻家庭生活方面的复杂思想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3、表此刻事业方面的复杂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第一个方面，着重从方鸿渐两件典型的事例(即___和谈恋爱)，联系到当今社会两种不良现象(即不学无术和性开放)，以警示世人，这部分用词颇多，篇幅较长。第二个方面，综合阐述方鸿渐在社会大背景下的感情、家庭、事业三个方面的思想性格，意图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果缺乏主动性，缺乏自主有为的精神，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是很容易被环境和他人左右的，一个人仅有将自身的发展置于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熔炉里，事业才会有所成功;一个家庭，仅有在安定平和的社会大环境下，削除了社会的重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谅解，家庭生活才会真诚和自由。这部分语言精练，立意高远。
在提纲的完成过程中，我得到了谌教师的详细指导，观点进一步得到了提炼，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也进一步深入。初稿完成后，谌教师又详细地审阅了全文，对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观点不明朗的地方提出了指正。最终正式定稿后，谌教师又认真地提示了论文打印的格式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正是在教师的着力指导下，在本人细致的研究下，我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的某些现象，发现了《围城》所蕴含的警示意义和指导意义。关于《围城》的有关论著相当地多，但以其人物形象的现实融合来确定研究方向，应当是我的一个创新之点。
本篇论文已经完成，虽然不是很尽人意，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更全面的改善，但总的来说，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真实地学到了许多东西，更进一步丰富了自我的知识，自我的认识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论文答辩自述4
各位教师早上好!
我来自__学院__班，我叫__，我的论文题目是______，本篇论文是在___教授的指导完成的。在此，我十分感激她长期以来对我的精心指导和大力帮忙，同时也感激各位评审教师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事一同参与对我这篇论文的审阅并出席本次答辩，以下是本篇论文的选题缘由、目的，资料收集准备工作以及文章结构。
一、选题缘由、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技术性贸易壁垒正逐步代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为新的贸易障碍，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台，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极大影响。农业是海南省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今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意见中，六大战略定位之一就是要把海南建成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这更加显现了加快海南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造成海南农产品出口不畅的原因很多，而进口国设置越来越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海南省农产品出口的最主要障碍。所以本文根据海南省农产品出口遭受技术贸易壁垒影响的具体情景，综合分析如何应对和跨越技术贸易壁垒，并提出可供借鉴的 措施 和路径。
二、资料收集准备工作
自____年__月上旬选定题目后，为了完成论文，本人进行了很多的资料收集，有来自网上的论文期刊，图书馆的书目，最主要是来自于海南的新闻网站。在____教师的指导下，经过阅读资料，拟定提纲，调研，写开题 报告 初稿、定稿，毕业论文初稿、修改等一系列程序，于____年_月正式定稿。
三、论文的结构
全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约一万五千多字：
第一部分是引言，该部分主要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还有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海南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研究状况。其中包括海南出口的特色农产品及特点，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特征和海南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第三部分介绍了海南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状况。分析了其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总体状况和海南主要出口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状况。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海南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包括国际方面的因素和海南农产品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五部分也就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主要介绍了海南农产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提议。包括针对农产品进口国采取的措施和针对海南农产品自身存在问题采取的措施。
经过本次论文写作，本人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本人本事不足，加之时间有限，在许多资料表述、论证上存在着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行一步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万分肯切的期望各位教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我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本人将虚心理解，从而不断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以上是我对自我的论文简单介绍，请各位教师提问，多谢。
论文答辩自述5
各位教师，上午好!
我叫__，是20__级__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色彩的地域文化特性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是在__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教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激，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教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头我将本论文设计的背景和主要资料向各位教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教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背景和意义。
色彩在生活中给我们的感受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敏感的。人的眼睛对色彩的感觉相对于其他图像来说具有更快的反映，说具体点就是眼睛对色彩的反映更强烈。每种色彩都具有不一样的特性，每个地区、民族及国家甚至每个人都会因为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心理原因偏爱或禁忌某种颜色。大多数人应对色彩时的选择可能是纯粹的自我喜欢或是潜意识下的反应，然而这种潜意识中的选择其实是跟个人原因是有关联的。过去消费者对色彩的需求不是那么强烈，如今社会日益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品不断提高，多数人从满足生活需求上升到此刻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在消费的时候会根据自我的喜好选择自我要购买的产品，在使用性能差不多的时候，人们常会经过这个物品的视觉属性而产生购买产品的原因，色彩属性是视觉属性中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往往产品的颜色属性能对产品的吸引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色彩感觉的需求，产品的设计者在此方面需要不断的深化研究，根据产品的特性、用途及文化内涵来选择出契合商品的色彩，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所以色彩的选择在产品的包装形象设计中至关重要。
我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更好的在包装设计中用更突出、显著的色彩来表达自我的情感，使自我的作品能够一目了然的让观者明白，必须明确色彩的重要性以及带给人第一印象的直观感受，在包装设计中，如果我们较好的利用了相关色彩的感情规律，将会极大的唤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以及对相关产品的兴趣，最终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所以我们要对色彩产生的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色彩的地域性和文化性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资料。
本文首先经过理论知识分析色彩的概念、特点、属性、分类和情感联想等一系列基本要素。其次是经过举例观察研究色彩地域文化这一特性，并且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做出论述。在商品包装的设计过程中，色彩的选择对于在最终的成果展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色彩的表现和运用能够最直接的传达视觉和心理的感受。现代包装设计作品中的都越来越重视色彩的选择和应用，这成为了设计师和生产厂商们一个重要的设计细节。我们在今后的设计工作中也必须将此放在一个不可忽略的位置来进行研究和设计。
最终，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存在的不足。
由于客观条件和自身理论知识、研究视野和实际研究水平的有限，在本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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