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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论文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问题,习惯上统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加以解决.一、“三农”工作面临的问题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多数农民仍然只能通过种粮,散养家禽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都不高,如种植水稻,除去种子、农药、化肥和人工等开支,每亩纯收入仅为160元左右.区2000-2004年的5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32.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平均增长率不到8%,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却不能分享其利益.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 我只是抛砖引玉帮一下,能用就用,无所谓的,你在找找吧,我觉得这好像是公务员考试的东西.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1034.56万元)，占10.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B、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C、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D、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E、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F、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H、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31.98元，亩平负担35.30元，较2001年下降67.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6046.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10116.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2163.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1544.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2514.4万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39.2%，年均递增8.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3.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5.3%，2002年较2001年增长5.7%，2003年较2002年增长7.5%，2004年较2003年增长16.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6.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16.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5.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8.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60.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2.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36.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4.3～38.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0.87%、2.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农业增加值25.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187.4万亩，粮食总产量85.72万吨，出栏牲猪234.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6%、8.5%、17.3%、14.7%、8.4%、16.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8.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3.97%，2001年增长5.3%，2002年增长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1.7亿，尚有3.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14.9%；钾肥2200元/吨，上涨29.4%；碳胺540元/吨，上涨17.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32.9%；种子9元/kg，上涨28.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0.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55.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目录】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增收二．进行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新模式三．以工补农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四．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民得到实惠五.结论 【摘要】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增收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直接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以聊城市的时风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企业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凤祥集团则带动了农民普遍的增收，这两者均是实施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代表性企业。本文以这两个例子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关键词】三农 农民增收 农业产业化 以工补农【正文】一．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农民增收“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为不但农业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食物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农业更是发展工业的原始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和工业品的广大市场；是稳定社会、支撑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离开农业这个基础，什么事业都不可能发展，这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国家更是把“三农”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上，而“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键又是农民。因为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主体，农民的地位决定着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兴衰。而且农民以占中国大多数人口来算，其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GDP水平的高低，所以农民的问题又体现在增加其收入上，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农业的进一步向国外开放，给外国农产品以“国民待遇”，会给中国农业带来很强的冲击，影响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现阶段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二．进行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新模式我家所在的城市——聊城，地处鲁西三省交界处，工业起点低，加上区位、人才、技术等制约因素，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560万人口中近80%的人在农村，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在聊城显得尤为重要。聊城“三农”问题正是集中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不上去，也就是说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如何使农民实现增收的问题。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单纯依靠农业是不行的，所以近些年，聊城通过进行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战略两种途径的探索，做大做强了一批农村的龙头企业，来突破“三农”问题的瓶颈。聊城工业在全市GDP中的比重由前几年的只有30%多，到2001年达到43%左右，2002年达到46.1%，再到2006年达到50,3%。与此相反，农业在全市GDP比重则每年降两到三个百分点，2002年是25.6%，2006年是22.1%。企业发展，农民富裕，这是突破三农困境的一种新的模式，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直接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以聊城市的时风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企业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凤祥集团则带动了农民普遍的增收，这两者均是实施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代表性企业。⒈ 工业化促使农民增收目前，时风集团的30000多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年发放工资3个多亿，按照其所在县—高唐的30万农业人口计算，每个人增收1000元，而且农业机械行业主要是面向农村的，他们的很多配件厂都在农村里，不在城市，因此他们解决的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更多的农民的增收。工业对农民的带动作用比农业本身要大的多。时风去年生产107.5万辆发动机，96.1万辆农用车，19.7万台拖拉机，实现销售收入84.8亿元，利税4.5亿元。在高唐，近300家大小企业给时风提供配件，有2000辆运输车从事时风产品物流，从业人员达10000余人，加上提供配件、运输的外地人共有十多万人，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进程，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⒉ 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农民就业聊城市阳谷县的凤祥集团是我国排名第三的鸡肉供应商，是集分鸡肉、熟制品、调味品、保健品等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中国肉类食品企业50强之一。2006年实现销售收入18.26亿元，利税10073万元。近年来，凤祥集团以“公司+合作社+农场”的基本运行模式，大刀阔斧地走出贸工农一体化、养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他们建起了1800个规模的鸡舍,投入近1亿元。6000多户农民利用这些养殖场进行肉鸡饲养，凤祥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提供饲料、统一对外运输等五统一措施，为农民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免费送饲料、免费运输等服务，涉及三省12县的农民为其提供了6000万只鸡的产量，占其总产量的80%。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达到12000人，带动山东、河南、河北省数十万农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而且禽流感时，顶着风险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正常价格收购农民10000吨鸡，养鸡户受到了很大的实惠。同时凤祥还发动农民调整种植业结构，通过加工转化玉米和牧草，带动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同时由此影响到的运输业和第三产业等，每年创造经济效益接近4个亿。从凤祥的经验来看，发展农业产业化，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模式。三．以工补农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以工补农更是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位于中原油田采油三厂的莘县古云镇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倾力加大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使全镇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到去年底，全镇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达6亿元，年晚场工商税收2300万元，形成了以化工、玻璃制品、纸制品、塑料编织等四大支柱产业，成功地安排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更是用政府资金反哺以工补农，先后发放了大量资金来补贴镇上的养蚕户；修村级路；减收清淤款等，有力扶持了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四．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民得到实惠⒈ 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解决了农民增收的问题，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则实实在在地充实了政府的钱袋。为什么有的地方老是侵害农民的利益，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地方手里没钱，没有实力就解决不了农村里的问题。以时风集团所在县—高唐为例，其原来就三四万人，现在几个大企业一发展，高唐有钱了，把乡镇干部工资与县里的拉平了，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直接统一发放，过去老是靠乡镇养，所谓乡镇养就是向农民伸手，现在真正减轻了农民负担了。像去年停征了农业特产税，停收了公益事业金。⒉ 财政的充盈使得政府在农村的投资有足够的支撑，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⑴ 从2006年开始，实施三年村村通油路工程，去年投资4.2亿元。修了3480公里的油路。涉及1801个村。2007年计划投资5个多亿，修4000公里，通2000多个村，资金由各级财政和国债及地方自筹，不向农民摊派一分钱。⑵ 2006年投资5500万，解决人畜吃水困难。聊城地处黄河滩区，地表水质比较差，水咸。去年提前完成了吃水攻坚计划，解决了43万农民吃水难题。⑶ 集中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使乡村孩子上学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⑷ 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切实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有组织地开展农村劳动力的对外输出工作，近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⑸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非典之后，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立乡镇两级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传染病救治机制，重点改造乡镇中心卫生院。从2007年开始，准备用三年时间，改造30所中心卫生院，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已完成6个乡镇试点，即将直接在县试点。⑹ 重点开发的“名、特、优、新”的支柱产品,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使优质产品取得专用标志。品牌是进入市场的钥匙，强化品牌意识，发挥品牌优势和品牌效益。⑺ 强化产品的市场营销观念和营销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拓名优产品国内外市场。如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举办或参加各种类型产品展销会、博览会；开设产品专营点、专卖店等，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五.结论总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税源，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大范围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脱贫致富，提高了农民生活的质量。而两者的共同发展又使政府财政日渐充盈，使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去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业，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虽然“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和长期的问题，现在农民问题依然复杂，但随着政府政策和农村经济改革与社会的发展，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的。
今年以来，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调减农业税，取消部分涉农收费，农民负担得到减轻，粮食价格阶段性回升，种田效益明显增加，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不少地方的农民向集体重新要求承包土地，进而引发了土地承包与流转中的一些矛盾、纠纷，并呈上升趋势。经调查，矛盾和纠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前些年，因农民负担重、种田效益差、耕作不方便、发展集体经济等原因一部分组的土地被交由村级经营发包，现在又回过头来要求归还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实行“两田制”的地方没有按规定纠正到位，群众要求将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重新落实到户；外出农民回乡务农的，要求归还以前抛荒弃耕、甚至当时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个别农户要求归还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备，或者存在强制流转现象的流出土地等。 如何妥善处理当前土地承包流转中的矛盾与纠纷，是各级组织特别是乡 （镇）村两级组织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笔者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处理此类矛盾与纠纷心须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江苏省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依据，以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稳定农村社会为目的，既要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又要实事求是，妥善处理，防止引发更多更大的社会矛盾。 1、对外出农民回乡务农的，如果在外有稳定的就业，有固定的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鼓励其继续从事二、三产业。如果农户确实需要土地而原有承包地巳被专业承包的，原则上待专业承包合同到期后再予以返还承包地。如果已经将农户承包地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其它成员的，可在机动地中予以解决，没有机动地的要尽量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实在不能解决的，在下次土地小调整时解决，目前可以通过给予适当补贴的方式处理。对空挂户、口袋户等人员要求承包土地的，原则上在原户口所在地处理，如果原有承包土地巳经发包的，待承包合同到期后再予以返还，如果原有承包土地巳经平均分包的，原则上待下次土地小调整时再予以落实。返还、落实承包土地时要补交其承担税费的尾欠。 2、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与农户直接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要全部进行补签，或者完善委托流转手续。原来没有土地流转合同但有约定的，要依法补签；原有流转合同不规范的，尤其是群众意见较大、补偿标准低、流转时间过长的合同，要视情况商定调整补偿标准和办法。对强迫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首先仍然要做过细工作，钝化矛盾，征得群众理解支持后完善必须的手续程序，不能征得群众同意、确需要回土地的，原则上应当协商做好土地返还工作。集体经济组织或其它组织截留、克扣土地流转收益的要全额返还给流转农户。 3、对以划分“口粮田”“责任田”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搞招标承包的，原则上要维护招标承包合同的严肃性，继续予以履行，但对招标收益从现在起根据情况分别处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追加投入改造的，原则上全部返还给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巳经增加投入改造的，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在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果已经将承包金一次性收取到位并已经用于还债、办事等方面的，要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可以不予返还。如果集体债务较高、确需继续使用承包金还债的，必须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在群众同意、签字盖章后方可进行。招标合同到期后必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确权到户。 4、对因农民负担过重，粮食价格过低，耕作不方便等原因而带来一部分组自愿将组级土地交归村级并相应扣减相关税费及劳务的，要实事求事加以处理。农户当时已经全部签字盖章的，按照规定办理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对当时农户没有签字盖章或者只由组长一人代签的，要完善手续，到位后再办理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当时大部分群众没有同意，现在土地仍为集体经营、农户又需要土地的，应当将土地返还给组级重新确权到户。若土地已经发包并且没有到期、暂时无法返还的，从现在起其承包收益要返还到组。如果集体经济组织追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的，经过协商，承包收益在村与组或农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增加农田投入的，承包收益要全部返还到组或农户。如果承包金在发包时已经一次性收缴并已使用的，要逐年将组级应得收益记入该组积累，待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能力时再予以返还。专业承包合同到期后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到组到户或委托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发包。对“五老地”、荒地、废地等由村级集中统一开发并发包的，原则上要维护原有承包合同的严肃性，发包主体仍然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但要根据村级投入情况，在村与组之间进行利益的合理分配。
“三农”问题与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摘要】 <正>"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而农村金融问题又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农民融资难问题由来已久,原因查遍、措施用尽,然收效甚微。究其根源,在于农村金融改革超前而农业经济发展滞后,从而使先进的农村金融制度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不相适应。
同学，山轻工的吧
不告诉你。。。。。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走势 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复苏，2010年全球经济、我国经济都将全面进入“后危机”时代。人类还会发展，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中国经济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重大趋势。只有立足这些重大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会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正在改变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兴经济体将逐步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国际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和资本流向也会有重大变化。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会继续调整。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加速了全球经济多极化进程，特别是中、印、俄、巴“金砖四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会在较长时期内稳居第一。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场所，标志着全球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金融危机弱化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欧元地位有所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会加速。特别是，中国政府加快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和跨境贸易试点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加快上升。世界各国还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共识，势必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蓄势待发。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催生了以低碳经济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绿色经济和智慧地球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均把新能源、节能环保、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调整和转移，已势不可挡。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上的差距有望第一次缩小。 总的来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环境总体有利于中国，百年危机也为中国发展创造了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中国经济发展将迎来更健康、更平稳、更具活力的“黄金十年”。 “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尽管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中国的加快发展，关键在于自身。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还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阶段，要素供给条件较好，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仍能保持8%—9%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过度依赖外需、投资、资源和要素投入，直接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加快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转变发展方式做出了系统部署，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把保增长和促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可以看出，“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替代“以增长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变”不仅是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 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规模将继续增长，但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重点是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投资资金将保持适度增长，但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新上项目会受到严格控制。可以预见，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节能汽车、医药和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都会有大幅增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将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服务性企业、高技术企业和工薪阶层将是政策支持的重点。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适度微调。货币信贷投放规模比2009年会有一定下降，投放节奏也会更加平稳。投放结构会有较大变化，重点将加大经济社会薄弱环节、三农、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振兴、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对投机性购房的信贷政策将会明显从紧。在调控手段上，货币当局可能会优先考虑控制信贷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数量型工具，其次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如果通胀压力或预期较强，才会考虑调整利率。利率调整还会参考美国货币政策走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快上升的情况下，央行不太可能早于美联储加息。同时，央行和监管部门对信贷投放节奏的调控也将加强，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稳步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基础，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将会在收入分配、保障性住房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继续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支持服务贸易出口。支持企业对外投资，以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将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亮点。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先发展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大公共支出，加强公共服务。 作为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度改变，但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保障民生等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会好于2009年。初步估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8.5%—9%左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3%左右。中国经济将以更稳健的步伐迈入新的“黄金十年”。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会在适度增速中加快转型 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增长”与“转型”是一对共生的矛盾体。高增长，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选择了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首要目标和中心任务，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一个合适的速度保持增长。从理论上看，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8.5—9%左右的中速增长，2010年以后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太快。像2003—2007年那样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增长速度的时期，恐怕不会再出现了。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伴随着这一基本特征的还有以下特点。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将会大大加快。“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带动需求结构调整，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整思路会更加清晰。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会步入更快增长轨道，新兴产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将会加快发展，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力度也将大大增强。 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这预示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会加速，质量也会提高。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尤其是皖江城市带等中部城市群将会成为新的发展热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将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物联网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占领“后危机”时代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区域经济布局将进一步调整。国务院2009年共批复了9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最近又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得到更多的重视。中部地区低成本、接近市场的优势更加凸显，远离港口、物流成本高的劣势趋于弱化，沿海企业的制造、营销等价值链环节将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如果说，中国的加快发展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重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中速平稳增长将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内涵，中部地区的加快崛起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新亮点。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走势 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复苏，2010年全球经济、我国经济都将全面进入“后危机”时代。人类还会发展，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中国经济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重大趋势。只有立足这些重大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会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正在改变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兴经济体将逐步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国际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和资本流向也会有重大变化。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会继续调整。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加速了全球经济多极化进程，特别是中、印、俄、巴“金砖四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会在较长时期内稳居第一。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场所，标志着全球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金融危机弱化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欧元地位有所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会加速。特别是，中国政府加快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和跨境贸易试点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加快上升。世界各国还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共识，势必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蓄势待发。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催生了以低碳经济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绿色经济和智慧地球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均把新能源、节能环保、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调整和转移，已势不可挡。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上的差距有望第一次缩小。 总的来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环境总体有利于中国，百年危机也为中国发展创造了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中国经济发展将迎来更健康、更平稳、更具活力的“黄金十年”。 “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尽管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中国的加快发展，关键在于自身。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还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阶段，要素供给条件较好，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仍能保持8%—9%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过度依赖外需、投资、资源和要素投入，直接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加快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转变发展方式做出了系统部署，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把保增长和促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可以看出，“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替代“以增长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变”不仅是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 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规模将继续增长，但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重点是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投资资金将保持适度增长，但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新上项目会受到严格控制。可以预见，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节能汽车、医药和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都会有大幅增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将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服务性企业、高技术企业和工薪阶层将是政策支持的重点。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适度微调。货币信贷投放规模比2009年会有一定下降，投放节奏也会更加平稳。投放结构会有较大变化，重点将加大经济社会薄弱环节、三农、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振兴、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对投机性购房的信贷政策将会明显从紧。在调控手段上，货币当局可能会优先考虑控制信贷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数量型工具，其次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如果通胀压力或预期较强，才会考虑调整利率。利率调整还会参考美国货币政策走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快上升的情况下，央行不太可能早于美联储加息。同时，央行和监管部门对信贷投放节奏的调控也将加强，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稳步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基础，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将会在收入分配、保障性住房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继续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支持服务贸易出口。支持企业对外投资，以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将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亮点。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先发展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大公共支出，加强公共服务。 作为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度改变，但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保障民生等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会好于2009年。初步估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8.5%—9%左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3%左右。中国经济将以更稳健的步伐迈入新的“黄金十年”。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会在适度增速中加快转型 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增长”与“转型”是一对共生的矛盾体。高增长，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选择了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首要目标和中心任务，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一个合适的速度保持增长。从理论上看，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8.5—9%左右的中速增长，2010年以后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太快。像2003—2007年那样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增长速度的时期，恐怕不会再出现了。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伴随着这一基本特征的还有以下特点。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将会大大加快。“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带动需求结构调整，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整思路会更加清晰。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会步入更快增长轨道，新兴产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将会加快发展，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力度也将大大增强。 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这预示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会加速，质量也会提高。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尤其是皖江城市带等中部城市群将会成为新的发展热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将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物联网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占领“后危机”时代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区域经济布局将进一步调整。国务院2009年共批复了9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最近又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得到更多的重视。中部地区低成本、接近市场的优势更加凸显，远离港口、物流成本高的劣势趋于弱化，沿海企业的制造、营销等价值链环节将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如果说，中国的加快发展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重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中速平稳增长将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内涵，中部地区的加快崛起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新亮点。
同学，山轻工的吧
中美关系走向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形势与政策论文 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2篇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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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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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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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不宜过多，文献的多少能体现出论文占有资料的程度。一般情况下，中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偏少，但也不能简单以文献引用量达到多少简单划分，不同性质的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多少页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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