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额,爱玲的小说题材不外乎病态的爱情或其他病态的关系,如恋父情结等,不过也有好的结局的,如倾城之恋,不过毕竟很少写提纲首先你自己要读过她的小说,要不然怎么写
张爱玲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和无望感:她们明确认识到了自我永远从属于男权社会而无力摆脱!从这种特定的女性视角出发,张爱玲以安稳的小情小爱为切入点,在男男女女的世俗世界中解剖女性,质疑男权。她站在故事之外,昂着脖颈,抱着手臂,冷眼看她作品中的女性,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和自省意识。她不宣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真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 一、张爱玲笔下的“她们”:比喻世界中被“物化”的喻象二、张爱玲笔下的“他们”:比喻世界中的“残缺化”喻象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解放。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参考文献 :[1]朱爱莲.个体与组合的冲突———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主题矛盾探析[J].作家,2012,( 2).[2]欧芳.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J].作家,2009,( 4).[3]毛正天,冉小平.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 ”的人性观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人性关怀[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 2).〔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出身于官宦世家,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童年张爱玲所体味到的生活方式是舒适、悠闲与慵懒的,也是充满矛盾的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这是一个感官乐于沉溺的世界,是一个奢华、与世隔绝的自成一体的世界。与外界隔绝造成的静谧、迟缓的生活节奏也有助于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的养成。因而张爱玲对身边物象、细节反复鉴赏、玩味,对眼睛所见的一切总是用心灵去体味。她所见的总是表象背后的事实。从心理和情感需求来看,张爱玲在高门巨族中过着的是一种孤独而凄凉的生活。她几乎从未享受过正常的家庭温暖.也没有能得到父母之爱,跟惟一的弟弟也没有共同语言,她逐渐形成了一种孤寂冷漠,似乎对一切都不在意,又对一切都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在她的成长经验里积淀了过多的否定性情绪。她感到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除了混乱就是冷酷,她实在无法产生对家庭、对周围环境的爱和温情。那时候,离婚比较少见,张爱玲的父母就走了这条路。离婚后张爱玲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因为继母的缘故张爱玲与父反目,被毒打后遭拘禁达半年之久,得了痢疾差点死掉,而父亲和母亲都没有过问她的死活。“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墙,片面的、癫狂的。”[i](vzt曲’这种长达半年的窒息心灵的囚禁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在所产生的颠狂的心理感受,在她的内心深处种下怀疑与孤独的影子。心理上的压抑与对世人的厌弃恐怕已是根深蒂固。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从童年起就带上了强烈的个体孤独感。她把这种孤独感以她特有的敏感加以扩大,反映在她的作品中,欢乐和幸福都是个体的,是很有限的,而痛苦和孤独以及病态的甚至是变态的自私才是整个社会的,是永恒的。而且越是处身于热闹繁华中间,人物越显得孤独、落寞和无助。贵族血液并没给她带来什么幸福。不幸使她变得冷漠和自私,她对生活有着极为务实的态度,她文本中多次提到“自私”。在父亲的家里她没有归宿感,只好逃出家庭去找母亲。张爱玲的母亲显然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张爱玲曾在自叙传性质散文<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并没有让她得到她所想象的生活,她从母亲那里感到的只有生疏与淡漠,成长以后她的作品多次流露出对母爱的怀疑和不信任。母亲对她和她对母亲也许都是相当失望,母亲曾经说过希望她死也不愿她痛苦地活着的话∞。母亲和母亲的家曾经是张爱玲心目中光明与善良的圣地,一旦现实与理想的反差过于强烈,张爱玲的不设防的心理上所受的伤害远胜父亲和父亲的家给她的伤害,所以她日渐养成敏感内向的个性。从父亲和继母处受到虐待,又从亲生母亲处受到冷漠,她被这种遭遇引向了自我怀疑使她走上了内省、敏感、自我封闭的路。此外,孤独与寂寞,还有自卑和无所适从则不可避免地成了她早年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几乎所有熟悉张爱玲的人都记得当初的她是如何的孤僻和不善与人相处,从可以查阅的文字记载我们知道,张爱玲除了炎樱之外,甚至没有一个较为亲密的同学。在她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她从母亲那里被引向了自我怀疑;从心理成长的角度看,她从母亲那里遭受的挫折更大。她曾经用自己的想象:“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不是好的。¨21她几乎是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从父亲的家逃到了母亲的家。然而,母亲对她的失望和她自己的敏感,抹杀了她们母女间的温情,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使得张爱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落到了孤独、无所适从和怀疑甚至是仇恨之中口。张爱玲长大后回忆往事,才知道自己是很喜欢父亲的家的,而这时候的回忆则更多是因为对母亲及母亲家的失望。张爱玲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对那种“春日迟迟”的暖昧与慵懒其实有着相当的留恋与怀念⋯(瞄)。元可挽回的失去对她的打击也是刻骨铭心的,这里的失去既包括父亲,也包括母亲,以及张爱玲自己,所以张爱玲始终有着失落者的心态。¨1长成之后的张爱玲除了对人性的怀疑和否定之外。有着更多的自伤身世和自怜的成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创作很大程度上也许就是自己生活的一种主观显现,其中打满了作家本身的经历、体验、思索、情感的烙印,作者笔下的人物也是她对人类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是作者间接得来的经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引发的作家的思考和显现角度都应该既有作家自己的创作心理在起作用,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及文化因素的笼罩和影响。而且,由于生活的经历作用于个体一般来说更为深刻,留下的情感记忆也将更为深刻¨。事实证明,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儿童的早期经验对人格心理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失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含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一个人童年的经验留存在记忆里的往往是一些很琐屑的、不重要的东西,那一时期中重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趣的事情.却在成人的回忆中未留下丝毫痕迹。琐屑的记忆之所以被保存,并不是它们的内容本身有什么重要性,而是由于它们的内容与另一种受压抑的思想间有着连带的关系。这种童年的记忆很可能是以被遗忘的隐蔽形式出现的,但它却深深地烙在个人的发展史上,永远影响着这个人的未来.无论是封闭的贵族家庭还是长成后的自我封闭,都使张爱玲的创作走向内省,取材更多是身边的人和事。。她的小说人物。可以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对人物的感知很大成分上有着张爱玲身世的自怜,一个疯狂的父亲,一个冷漠的母亲,一个残忍的后母,这成为她日后许多小说中人物的原型。而她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张爱玲不能放过来自外部的任何伤害,通过敏感的心理过滤,将种种被伤害感受做了放大处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个体的无依无靠。过分敏感的特质发展为多疑的倾向,它使得张爱玲逐渐习惯于以谨慎怀疑的态度注意周围的人与事。张爱玲心灵上始终笼罩着落寞的阴影,这种落寞直接表现为很多时候张爱玲都没有归宿感,找不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她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文中有这样一句:“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似的”。其实张爱玲正是这个孤独的鬼魂。她的自传性质的散文和小说中都有不少文字细致地描绘这种找不到位置和归宿的无助漂泊的心理感受。这个鬼魂无法走进栏杆内的世界,任何时候都是游离于尘事之外的、孤独的,也因此是超然的、冷漠的。这种心理感受反映到创作中,则是一种相当冷静而挑剔的眼光。在这种眼光的照射下。人物言行背后隐秘的心态和动机暴露得格外真切。在她的创作中人物都是畸形的、变态的。女性被消解了善良贤惠和敦厚温良的传统特质,张爱玲凸现的是她们个性中的自私和冷漠,病态和残酷。母亲那里不再是温暖而安全的了,母亲也不再是爱、慈祥乃至神圣的象征,而成了父权社会的共谋者。张爱玲笔下没有慈母,却有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恐怖的母子、母女关系。有着最为冷酷残忍的母亲形象:曹七巧。张爱玲笔下的大宅院里的男性家长一类是早逝的,张爱玲笔下的另一类男性是一个被消解了失却了传统文化中的男性意识和责任感的群体。这类男性的尊严和主体意识荡然无存,他们依附于女性或者受制于女性生存;或者把女性作为谋求金钱的工具。张爱玲笔下的第三类男性则是有着身体和心理疾患的形象,他们不但不能成为家中女性的依靠和家庭的支柱,反而成为女性的拖累。这一类男性更是有着非常女性化的特征。这些男性形象未始没有张爱玲父亲的影子。虽然张爱玲的父亲并没有如此不堪,虽然她的父亲曾经试图光母亲的私房钱目的只是为了留住这个洋派的妻子,但这一生活场景在张爱玲的心中却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即使长大成人这种存留在记忆深处的片段还是会时时显现,成为她创作的素材。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存在已经被极力淡化,甚至于完全消解,作为父亲和丈夫的男人应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几乎没有的。张爱玲对自己家族的感情是既排斥又眷恋,既憎恶又喜欢,既尖刻又宽容,既不甘心与它一起沉落又流连忘返。她无法斩断与她古老家族的种种精神联系。她的“家族情结”最终影响了她的文学观念、思想观念、文化视点、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作品的价值取向等等,从而导致她的小说创作独树一帜,风格迥异。张爱玲的“家族情结”,主要来自名门望族的日渐衰落和不幸的身世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她的家族背景使她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产生奇妙的联系,出身与经历决定了她的选择:她的艺术世界建立在洋场社会一片没落的贵族人生的废墟上。张爱玲与她出生的。大家族”在思想、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她反叛这一阶级,而且还表现在这种联系使她最大程度地汲取了封建士大夫思想文化中的可资继承的因素。在深深庭院中长大的张爱玲,一方面对古宅的繁华鼎盛有着无限的依恋,大家庭曾经有过的显贵、排场、荣耀,如同海市蜃楼般悬挂于她的理想上空;一方面她又从家境颓败中过早地领略到了人生那“惘惘的威胁”。她的关于童年家庭的记忆是灰冷、阴暗、恐怖的,同时也有些许的温馨、伤感和迷恋。她从小敏感聪慧,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新文化的影响,使她能悟到人性的深处。她的家族成员都是她理想解剖的标本,其作品多是刻画这一阶层人性的空虚、伪善、无情和无奈。张爱玲对她的古老大家族的留恋、怜悯、温情、宽容与排斥、厌恶、冷峻、尖刻等感情交织着。张爱玲用她机敏的眼光察看世界,专注地体验生命历程中无处不在的生存威胁。她把一切大的题目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认为平凡家庭平凡的悲歌是长久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嫉妒、鄙视和猜忌。她笔下的人物没有朋友、亲人,更没有“爱”,他们是畸形的、变态的。
熊秋菊. 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 沧桑, 2006,(02) . 秦军,王旭.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人生[J]. 黑河学刊, 2006,(01) . 陈坤. 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审母”情结[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 胡晓虹. 谈《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4) . 徐娜. 浅析《金锁记》中女性的命运[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05) . 尹正纯.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分析[J]. 保山师专学报, 2008,(06) . 张英. 浅析张爱玲读者接受心理特点[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 闫云霄,马芳. 电影《半生缘》改编的遗憾[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04) . 高园园. 谈《半生缘》的舞台表现手法[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5,(03) .
简单!去百度搜点.自己整理下,不就OK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恐怕张爱玲本人也没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有什么历史意义吧!总觉得这个题目用在她的身上不合适。
我有是有,但自己也要用。下半年可以给你。
历史意义~有些难啊张爱玲小说人物分析或某部作品的赏析较简单
主要是自己婚姻的不幸!就照这个写
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门人才。我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关于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希望对你有用!
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
张爱玲与电影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在小说写作中创造性地化用了电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组合带有丰富的视像性和表现力。文本以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为切入口,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在体会张爱玲语言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1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法。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表现手法的研究主要从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电影造型、电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张爱玲作品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借鉴技巧:
(1)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造型:《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何文茜)等;
(3)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申载春);《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张江元);《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屈雅红)等;
(4)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死亡意识: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等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研究对张爱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2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1995年9月后,她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多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张爱玲的小说映照了1个阴阳不分、鬼气森森的世界,恐怖镜头繁复缤纷,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拟鬼,她笔下的人物均飘荡在凄冷荒凉的宿命轨道上。本文尝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张爱玲小说、相关的研究书籍及其评论等出发,分析整理资料,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当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
4.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及预期效果
方案、进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资料。重读作品,确定论文题目,查阅相关资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论文修改。听取老师意见,撰写论文初稿,并交指导老师评审。
2007年4月——:定稿。
预期效果:
本文结合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阐释,尝试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5.已查阅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达,《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3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类时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吴战垒,《电影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陈卫平,《影视艺术鉴赏与评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聂欣如,《类型电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页。
2、 李祥伟《“丑”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学术论坛, 2005年第6期第140页。
3、 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报,2004年第4期第38页。
4、张江元《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第26卷第4期,第54页。
5、屈雅红《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第33页。
6、何文茜《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02期,第39页。
7、何蓓《犹在镜中 —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页。
8、申载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页。
9、吴晓,封玉屏《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浙江社会科学报, 2004年第1期第204页。
网络资料:
1、《恐怖情节心理分析》
2、《绽放在暗地里几个唯美的惊惶意象》
3、陈文珊《女性·月亮·鬼气——试论《聊斋志异》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院(系)审查意见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一、“临川四梦的”讽世内容
“临川四梦”都本于小说,但比小说内容丰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部传奇都增添了小说所没有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人物和情节。其讽世内容大致可分为官场社会、时事政治、礼教和人性三个方面。
(一)官场社会之刺
做官几乎是古代所有读书士子的梦想,因为出入官场就意味着拥有盛名、权势和利益。然而汤显祖对明代官场社会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临川四梦”中对官场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总体上否定了明代官场社会并给予了深刻的鞭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四梦”塑造了阴险毒辣的“权臣”系列形象。如《紫钗记》里的卢太尉、《南柯记》里的丞相段功和《邯郸记》里的宰相宇文融。这些权臣位高权重,可都是老奸巨猾,品行卑劣,面目可憎。卢太尉将权力用来满足私欲,书生李益中了状元,只因未参拜他,就被贬为玉门外参军;他豢养特务和刺客,谁让他不满就陷害谁。段功和宇文融都与卢太尉是一类的人物。“权臣系列”表现了高层官场之黑暗。第二,“临川四梦”塑造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譬如《南柯记》中的府幕录事官,他自言“为官只是赌身强,板障。文书批点不成行,混帐。权官掌印坐黄堂,旺相。勾他纸赎与钱粮,一抢。”(第二十一出)他与手下的小吏都不务正业,贪赃枉法,《大明律》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捞银子。《邯郸记》中的崖州司户则是枉法酷吏中的典型。汤显祖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贪赃枉法成了普遍现象。“四梦”刻画的贪官污吏,是对中下层官场社会的讽刺。第三,“临川四梦”讽刺了科场弊端。在汤显祖的年代,科场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科场弊端也是“四梦”的讽刺矛头所指。《邯郸记》中卢生便是通过结拜高官和行贿而一举获得状元的。《牡丹亭》中的识宝使臣苗舜宾不懂文字,却因能辨珠宝,被任命为科举考官。他判卷草率,如同儿戏,因与柳梦梅有旧而判他为状元。科举考试的严肃性轻易地被消除了。此外,“临川四梦”还描摹了走裙带关系、徇私舞弊等官场丑恶现象以及一些官场陋习。如《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做的便是“老婆官”,凭其妻瑶芳公主的关系当上了南柯太守,二十年掌一方大权,地位显赫。
(二)时事政治之刺
汤显祖关心时政,在“临川四梦”的创作中讽刺了当代时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讽刺明政府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在《牡丹亭》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李全夫妇作乱和杜宝平乱之事,但李全作乱之事与《宋史》很少相符,多为虚构,剧中李全怕老婆杨氏,杨氏掌握军政大权,杜宝通过贿赂杨氏才得以平乱并立下军功。汤显祖实乃借此人物与情节讥讽首相张居正支持边将王崇古、吴兑、方逢时等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1]明建国后北方边地受到蒙古骚扰两百余年,隆庆四年(1570),边将上疏主张对蒙古首领行安抚政策,大臣对此意见不一,张居正等支持安抚主张,对蒙古首领俺答赐封,对深受俺答宠爱和器重的三娘子封为“忠顺夫人”。倡议此策的边将此升官,主战官员受到处分。汤显祖支持主战,写过多首诗明确表示对明与蒙古关系的关心及妥协政策的不满。二是讽刺明政府对日本关系上的无能。万历二十年(1592),日军出征朝鲜,朝鲜向明朝请求援助,明朝派军作战,不能决胜,直至七年后日方丰臣秀吉病死战争才结束,明朝大臣对日和战之争不休。《牡丹亭》中科考试卷的题目是对金策略“和战守三者孰便”,柳梦梅的回答名为主战,实为主和,“生员也无偏主,天下大势,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战;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第四十一出),得到主考官苗舜宾的表扬。试答的内容乃借插科打诨嘲讽无能又虚伪的明政府。三是讽刺最高统治者之腐败。明朝中后期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内忧外患视若无睹,荒于政务,日益腐败。如明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皆贪财好货登峰造极,《牡丹亭》以识宝大臣苗舜宾收集到奇异珠宝而受宠提拔为科举典试官;明武宗朱厚照好色荒淫,多次到民间抢夺妇女,《邯郸记》第十三出《望幸》编述唐玄宗东巡的情节对武宗南巡扬州掳掠民女之事进行讽刺,可以肯定,汤显祖“绝非随意点染,其矛头分明是对准明代皇帝”。[2]
(三)礼教和人性之刺
明统治者尊崇孔子,加强礼教,推崇理学,均为钳制思想,加强其专制统治。“临川四梦”揭示了礼教和理学对人的危害性,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女性的压迫,它剥夺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女性正当的权利,通过妇女教育压制其思想,在行动上则严密禁锢,使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的工具;二是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读书人的精神戕害,如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思想荒芜,迂腐可笑,他言必称教条,而其教条不出《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范围。“四梦”还有对假道学者的嘲弄。《邯郸记》对假道学者的刻画尤为入神。卢生既得高官,既要贪享淫荡生活,但嘴里又要维护道学,他的下场是可怜的,纵欲淫乐使他一命呜呼。关于“临川四梦”礼教与理学之刺,学界论述较多,本文不多赘述。明代虚伪的礼教和理学统治,并未培育人性之善,反而彰显了人情人性的庸俗与丑恶,明中后期社会风尚不象前期那样朴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迷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之七《风俗记》)。“临川四梦”对人情人性也多有思考和讽刺,如薄情负心者,这主要由《紫钗记》中的李益来表现。李益与霍小玉定下终身,但后来卢太尉挟持他并欲以女妻之时,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计抛弃小玉而依附有权有势的卢府,最后历经变故却仍然回到小玉身边,李益的软弱和薄情受到了感情和道德的双重批判。再如卑劣势利者,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人们在主角淳于棼和卢生得意时毕恭毕敬趋之若骛,失意时则唯恐避之不及。“临川四梦”还讽刺了人性的堕落。《南柯记》中的淳于棼、《邯郸记》中的卢生都演述了人性堕落的过程。富贵之时他们都丧尽了善美之性与羞耻之心,沦为腐朽没落的人,这既与黑暗龌龊的官场环境有很大关系,同时亦由本人的“恶”性所决定。
二、“临川四梦”的讽世特征
首先,讽世意识贯穿于“临川四梦”始终。“四梦”的创作时间从万历十五年(1587)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紫钗记》时作者三十七岁,作《邯郸记》时五十二岁,前后十五年。四梦的创作正是作者思想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临川四梦”一以贯之的讽世意识反映出作者持久的否定态度和批判精神。作者感受到种种丑恶的现实,失望逐渐加深,有时乃至产生绝望和幻灭的情感,这在后“二梦”的佛道倾向中可见一斑。《南柯梦记题词》中说到“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南柯梦记题词》),将世人寻常追求的目标都视为空虚,实际否定了现实人生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说,汤显祖是社会和时代的叛逆。但另一方面,汤显祖毕竟是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浸染,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信念根深蒂固,他的社会地位和礼教的修养都限制他,使他不可能与旧观念完全决裂从而摆脱其束缚。所以“四梦”中的讽世意识局部又是有所波动起伏的,有时是较为软弱的。这些复杂情形反映出作为士大夫文人和思想者的汤显祖心灵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
第二,“临川四梦”对仕宦人生和官场有最多的表现,其讽刺矛头指向最多的也是仕宦人生和官场。做官原是汤显祖青少年时期奋斗的目标,他中年以后大部分时光都在官场度过,但是仕途并没有给他提供治国安邦、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在仕途上颠簸多年后出局。仕途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以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的黑暗腐败。相对于封建礼法和传统文化,汤显祖对仕宦人生和官场的批判和否定是最彻底的。这既由他正直的个性和高洁的操守决定,也与他对官场的清醒认识和深刻体察有关。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深化的过程。在“临川四梦”中,《紫钗记》对政治的嘲讽仅限于个别权贵,《牡丹亭》里有的高官如苗舜宾、杜宝并无十分可恶的表现,而到了后二梦里,贪官污吏都在官场中腐烂而不可自拔,本性并不很坏的人只要沉浸其中就被同化染黑丧失本性,《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和《邯郸记》里的卢生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症结不在个别官僚士夫的道德品质,而在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风气。”[3]如果说“四梦”之首篇《紫钗记》的否定对象只是官场个别权奸的话,到了“四梦”之末篇《邯郸记》的否定对象便是整个官场;《牡丹亭》对时政的讥刺中还夹杂了些许对功业的期待,《南柯记》和《邯郸记》则完全否定了仕宦人生。汤显祖罢官回临川居家后,对官场人物往往不接待,“居家……中丞惠文,郡国守令以下,干旄往往充斥巷左,而多不延接。”[4]
第三,“临川四梦”的讽刺是多指向的,不仅包括时事政治、官场科场,还有文化和人性,反映出汤显祖思考的广泛性。这显示了他对其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体察,也反映出他对更深远的问题的积极探索。由于其思考的广泛深入,汤显祖被人们列为思想家。但“临川四梦”是一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的演绎,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和人生感受的抒发,这其中包含、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因为“四梦”贴近生活的艺术表现,它在某些某些方面反而超越了当时的哲学思考。譬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惊梦”“寻梦”的行为以及陈最良的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理学思想和礼教文化违背自然和戕害生命的真实面目,这比任何简单的批评和苍白的论证都要深刻。再如后二梦通过对社会丑恶现实和人性堕落过程的描摹以及梦醒成空的结果,揭示了人之存在的荒诞性和人生意义的虚无性。当然这里有佛道出世思想的影响。“临川四梦”讽刺的多指向特征反映出汤显祖多方面的广泛的思考。
三、结语
“临川四梦”的讽世意识既是作者个性和思想的反映,也是戏剧传统精神和时代革弊的强力表达。汤显祖个性耿介,精神不欺,操守高洁。儒道释思想的混合使他既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包括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参与,又具有距离意识。因而“临川四梦”虽然对社会现实集中描摹,敏锐地透视其中的丑恶人事并予以否定,但并不采取时事批判剧严肃写实与激烈的风格,而是采用“怪怪奇奇,莫可名状”(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合奇序》)的写梦手法,借助梦境外壳和讽刺笔法表达了他对社会世态和人性特征的感受与理解。从时代特征来看,明代中期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社会丑恶情形,促使晚明作家较多地强烈否定客观世界,暴露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譬如色情文学和公案文学就盛行一时。就戏曲来说,明代中后期戏曲一反明前期粉饰太平、道学气浓的作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讽刺戏曲,内容丰富,讽刺的矛头指向各个方面。讽刺成了时代主题之一。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作为一组传奇作品,凭借艺术大师的高水准创作,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其讽世意识正是时代主题的强力表达,部分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课题名称: 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学生姓名: 李南兰
学 院: 中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蒋晓城
xx年 2 月 26 日
课题名称: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flowers of three lives ,deep love bute good luck is shallow-- research of the art of writing《the ten mile peach blossom of three life》
(1) 本选题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平台越来越开放,网络也越来越普及,国内自20世纪末,兴起一种文学新形势--网络文学,从而一发不可收拾。众多网络小说平台不断发展扩大,网络小说的门槛越来越低,玄幻、武侠、仙侠、言情、都市、历史、穿越等小说类型在网络小说中不断创造数量极为庞大的文学文本,甚至有一部分成为新的文学经典。纵观当今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还缺少系统而全面的论著,网络上也仅有文学爱好者进行简单对网络小说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网络文学在数十年的光景中逐渐呈新型之势,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网络文学覆盖的读者已达 2.74亿人、注册写手200多万人、市场年收入40多亿元。并且男频和女频不相上下,男频诸如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等,女频诸如红袖添香、锦江中文网等。本人所研究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虽然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也称不上巨著。然而它独有的写作艺术与文学模式,开创了仙侠言情体裁的一个新境界,为众多女性读者为之痴迷,并称之为“仙侠言情之红楼”,在心中的地位没有其他书可以比拟。因而选此为题。
(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自网络文学兴起以来,虽然大部分读者都为之喜爱,进行书评或者在贴吧论坛抒发意见看法,但是鲜少有人对新兴的网络小说文本进行具体的解读分析论述。因为这些小说没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诸多作家学者的关注与认可,甚至在茫茫网络文学中一逝而过,但不能否认在数年之后,网络文学也能历经沉淀,出现耀眼的珍珠。因而算是较新的论文选题。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语言写作艺术特色,以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题目意义和在文中的体现,以及小说写作模式与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三个方面。
难点:怎样在没有任何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依据文学语言分析模式与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全面而有意义的研究。
创新点:能够脱离传统论文对于文学著作的研究仅限于经典传统或者大众认可的文学文本,关注网络文学,关注新型小说构成。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引言(研究背景及原因)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文学意义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写作艺术研究
2.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语言艺术特色
2.1.1以诙谐写悲凉2.1.2以无情衬有情
2.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结构艺术特色
2.2.1错杂但合理的倒叙
2.2.2繁复但合情的插叙
2.2.3三生三世的布局结构
2.3《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物塑造特色
2.3.1有情却无情的白浅
2.3.2无情却有情的夜华
2.3.3形象生动的其他角色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亮点与瑕疵
3.1创新点与亮点
3.2瑕疵与局限
4.总结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剖析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折射出的内涵及意义
(5) 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1、课题研究步骤:
(a)查阅并研读相关资料及参考文献;
(b)撰写开题报告及上交审核;
(c)撰写本课题论文;
(d)修改提交审核。
2、课题研究方法措施:
(1)资料收集方法
除了图书外,数据资料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对本课题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为上网查寻、借阅图书、查阅报刊杂志等。
(2)资料研究方法
结合图书馆图书与数字资源,搜集。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尤其是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从女性的哀歌来写,范围比较小。选几本比较有名的如;《金锁记》、《倾城之恋》、《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