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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 黎彦 - 总监 九级 3-30 09:35-------------------------------------------------------------------------------- 他老是这一套，好多回答里都是这些，虽然不错，但是很少合适的。毕竟论文的雷同率很小。只能参考一下了，可别抄。嘎嘎
渡船悠悠 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市立瑞祥高中&fnum=1985&laddle=9111一●相关书讯：＜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二●内容摘录：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三●我的观点：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四●讨论议题：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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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往往是对乡土人生的道德赞歌。在沈从文笔下，乡土人生虽然也存在着痛苦和不幸，但是，却充满着道德光辉和生命力量。那些乡土社会的男男女女，要么淳朴、善良，要么单纯、天真，或者洋溢着旺盛而饱满的生命力。沈从文田园小说，并不是传统田园文学的简单移植，而是有所创造。由于古代社会的禁欲主义文化的制约，中国知识分子只是用田园象征社会理想和自我自由的信念，田园文学中并没有爱情生活。甚至没有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在五四田园文学中，作为一种进步，女性形象成为田园小说的主人公，但是，还没有爱情。《竹林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三姑娘，但三姑娘没有爱情。沈从文这里就有了爱情，这是这种古老的文学原型的现代转换。作品的爱情是故事是这样的。守渡口女孩翠翠，是一个美丽、纯洁、天真的少女。当地有个船总叫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都爱上了她。天保通过媒人去说亲，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弟弟傩送知道以后，却要按照当地习俗向翠翠求爱，他和哥哥商量，用唱歌的方式向翠翠求爱。但是，哥哥天保不善于唱歌，觉得自己不是弟弟的对手，就放弃了追求，离开家乡，在他驾船离家出走的时候，船毁人亡。傩送因为哥哥的死，也对老船夫产生了误会，认为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以至于把哥哥弄死，因此，也放弃了对翠翠的追求，也离开了家乡到外地去干活。因为忧虑孙女的婚事，老船夫苍老了许多，在一个雷雨之夜死去。翠翠心中爱着傩送，作品结尾她仍然看守着渡口，一边等着傩送。作品写：“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实际上，这是一种三角恋爱的悲剧故事。但是，这种爱情悲剧，却体现了自然状态中人性的美好。一般来说，悲剧往往具有三个指向：一是社会批判或者文化批判。这样的悲剧根源是社会或者文化造成的，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对于造成悲剧的社会、或者文化的批判。比如，《伤逝》就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子君与涓生的悲剧和社会现实、社会文化具有密切关系。二是揭示人生命运残酷。这样的悲剧是由于一种人所无法控制的力量造成的。比如《雷雨》中周萍与四凤爱情悲剧，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因素，才导致了同母异父兄妹爱情。三、人性丑恶所造成的悲剧。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对于人性恶的批判。余华小说就是这样的。但是，《边城》的爱情悲剧却与上述悲剧完全不同。它是指向人性善。它通过爱情的悲剧反映了一种美好的人性。造成爱情悲剧的既不是社会环境，也不是文化，更不是人性恶，而是人性善。这里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翠翠的天真、纯洁。翠翠不是那种大胆、泼辣的少女，而是那种腼腆、羞怯的少女。由于她的这种性格，使她不是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爱情，到底爱哪一个，她只是朦胧地藏在心里，谁也不告诉，连她祖父也不告诉。而老船夫又非常尊重孙女的选择，所以，天保、傩送一时不知道翠翠究竟要选择谁，这样才导致天保离家外出，以至船毁人亡。于是，也就有了傩送对于老船夫的误会，就有了傩送远走高飞。所以，尽管是悲剧却证明了人性的美。所以，《边城》以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特异的乡土习俗，表达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渴望，体现了沈从文的自然文化理想。
以前写过沈从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写沈从文的很难出新意，他的作品被研究的很多了，比如人性美、水意象等。如果按好写得话，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手，这方面比较好搜集资料，写得范围很广，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太多）探究它的悲剧根源，这样就比较深了。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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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也可以从沈从文作品的田园牧歌式的风格出发
目 录引 言 ........................................................... 2一、 美好的湘西世界 ............................................ 3 （一）如诗如画的湘西风景 ...................................... 3 （二）和谐淳朴的民风民俗 ...................................... 4二、美轮美奂的人性群雕 ........................................... 4 （一）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 ...................................... 5 （二）纯美高尚的品格 .......................................... 6 （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 7三、为人类的远景凝眸 ............................................. 7 （一）呼唤人性回归 ............................................ 8 （二）重建民族精神 ............................................ 8结论 ............................................................. 9 主要参考文献 .................................................. 1 摘 要 人性是沈从文建立理想“希腊小庙”的基石 也是其湘西小说的创作出发点。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作者以人性为切入点观察社会、领悟人生，倾尽心力为人类远景凝眸眺望。沈从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巨匠，自小生长在湘西边陲的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早已熟稔于心。在那遥远古朴、宁静祥和的湘西小城，他发现了人性的庄严和美丽、崇高和伟大。所以，在《边城》中，他通过人物形象描写、社会环境描写以及自然环境描写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湘西世界。他把自己的人性神庙奠基在那块优美和野蛮交织、自然和生命交融的土地上 用传神的妙笔雕刻出少女、青年、水手等各色人物的人性塑像 供奉在他理想中的“希腊小庙”里。在环境描写方面，作者将自然与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体现出湘西世界处处洋溢的美好，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对小说所要体现的人性美有了认同感。作品中的人性美不仅在当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同时对于物欲横流的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它所提供的理想人性范式是作者对人类未来永恒的憧憬。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小说 人性美 《边城》 -1-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引 言 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中明确指出；“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 ，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始终坚守着“湘西”这块古老而又美好的土地，坚持用一支温情的笔赞美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 从 1942 年郁达夫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开始，沈从文研究已走过 80 多个年头。建国之前，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充满争议的。抗战爆发后，与文坛盛行的战争焦虑不同，沈从文则远离商场、党派的喧嚣，追求一种脱离党派政治之上的“纯正”文学趣味，一度被郭沫若等左翼理论家斥为“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动”的“桃红色”作家。自 80 年代以来，在学界刮起的这股持续的“沈从文热”中，相关的论文和专著大量涌现，并体现出系统性的特点。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已经有了较完备的论述：一是对沈从文本身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的研究，如凌宇的《沈从文传》、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的神庙》等一系列专著和单篇论文；二是对沈从文的作品研究，其作品中人性、现代性等独特价值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挖掘，主要的论著有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吴东胜的《生命即美—试论沈从文的生命学说》等；三是在沈从文个体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沈从文与世界文学及中国其他作家的联系，如杨瑞仁的《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尽管这些研究所选取的视角不同，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证明：沈从文努力探 、求“人”的本质，他所建构的文学大厦向读者展示了他对“人性”“生命” -2-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的理解。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不仅人与人都充溢着一种温暖天地的醇香的人性之美，在湘西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流淌着自然、淳朴、强健的生命之流。《边城》是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第一杰作。作品极力歌颂了爱情的纯洁和人性的美丽。这部牧歌式的悲剧小说给三十年代充斥着战乱恐慌和纸醉金迷的商业文化的中国文坛，吹来了一股雍容恬静之风。本文试以《边城》为例，从环境描写、人物描写及作者的人性理想方面探究。 一、美好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秀美醉人的山水画，更为我们展示了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活力，使自然美与人性美达到高度统一。在《边城》中，不论是自然景物，还是社会场景，都凸显出了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展示了湘西世界的和谐生命形式。 （一）如诗如画的湘西风景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意在为我们展示湘西边陲古城自有的宁静清新，更重要的是在于烘托人物的内心，景是人物的外化，是人物的一部分，试想，在如此清透明净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怎会不是至情至善的人呢？ 《边城》开笔便将读者引领到边城的一片怡人景致中。边城依山傍水， “有一条小远离都市喧嚣和俗世纷争，和谐安详，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之境。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作者笔下的小城青山翠竹环绕，秀丽风光如在眼前。山城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使读者融入湘西自然和谐而又优美的环境当中，同时又不自觉地感受着小城表里如一的美。 绮丽风姿也始终挟裹着小说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第一节中的一段叙述： -3-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 。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小女孩的名字被祖父“拾取”而来，自然而诗意。作者巧妙地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生出许多似是随手拈取的浪漫，明媚而清新。又如文中天保与傩送在高崖上为翠翠唱歌的那个夏日月夜，在作者笔下，繁密的蒿草、如银的月色、肥大的虎耳，草甚至岩壁、落日、云影、暮色都似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图画，美不胜收。这些画面又都随着人物的内心情感波动而自然展开。“翠翠坐在溪边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 ”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的人……就忽然想哭起来。“月光极其柔和，溪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沉默了许久。”写出了黄昏时淡淡的凄凉，暮色中孤寂、感伤及月色里的怀想与期待，又或是以虫的清音复奏、柔和的月光， 《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朦胧向往。边城》通过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又以人物情感的渗入，从而不着痕迹地体现出小说中人性的诗意美。 （二）和谐淳朴的民风民俗 小说体现纯洁的人性之美的另一要素是边城那质朴的民风民俗，沈从文几乎是带着最诚挚的爱来描写湘西风俗，他笔下的故乡风俗具有优美、古朴的特征从这些特殊的风俗中挖掘出人们美好的情感和人性更能展示出边城美好的“人生形式”，更能寄托那一腔美丽的乡愁。 《边城》中的端午节勾勒出的是一幅热情洋溢的风俗图。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的鼓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全茶峒人同庆的欢腾盛况 人与自然、社会的环境完美融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自然与雄强的生命力。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人民洋溢着乐观情绪的人生状态和坚定、自信、拼搏的民族活力。在对故乡端午节民俗的描写中作者立足于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的深刻思考，肯定它张扬催人进取奋进的特点借此传达作者为民族新生摇旗呐喊的的希望。 茶峒人的求亲方式也独具特色。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所谓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上、竹林旁唱歌给女子听，独唱或俩人对唱，在结唱中了解和认识对方，直到结亲—所谓的走马路。 -4-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而走马路的形式正体现了湘西边民在婚姻问题上一贯的民主、自由、平等。没有封建礼教和阶级差别的束缚而是凸显了人性纯洁朴实的一面。于是在“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的夏日夜晚，外公给翠翠讲母亲通过唱歌而与一个军人相爱的故事。这故事美好而模糊不完满的结局让翠翠对爱情充满懵懂与期待。不知是不是命运的特意安排，翠翠也面临用唱歌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意中人的境遇。当听到对岸山崖上传来的优美歌声时尽管少女的心思还未完全了解这歌声的主人是在传达对自己的爱慕，但在她的梦中，情窦却为这种美妙歌声初开了。对歌是湘西人民表达感情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沈从文对家乡的对歌习俗有着深刻的了解，对苗族对歌的习俗描写既浪漫又奇幻，更将湘西人民那种美好而又自由的原始生命力展现出来。 通过对节日活动、地方习俗的着力描写，我们看到了现实、平凡、鲜活的民众生活情景。沈从文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审美意象来表现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充满民族风情的节日，奇幻的异乡习俗，真实典型地反映了湘西人的生命形态和人生方式更加体现了湘西人诚挚纯真的人性之美，赞扬了苗族人心地单纯、朴素善良、乐观向上的精神生活状态。作为一个清醒而睿智的作家，沈从文将理想中的人生形式融入原始的文化环境中，用他深沉而厚重的话语为读者构筑了一幅浓郁的乡土风情画。 二、美轮美奂的人性群雕 作者笔下的湘西世界中，乡民大都以善良友爱、忠实淳朴的方式出现或存在着，湘西世界创造出的每个人都能保持着灵魂的纯洁，人事琐闻都呈现出民族固有的自然朴实，完全是一个未经金钱实利污染，有着自然、朴实、优美的生活状态的理想之乡。 （一）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 边城风光旖旎，山清水秀，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最 《边城》中的年青人身体强壮、健明显的体现便是体魄、容貌的自然、美丽。康 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作者为了表现这一点 用动物去形容人的体魄。 -5-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如写天保、傩送 说他俩“结实如小公牛” “结实如小老虎”。在描写翠翠时，作者写到：她“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 。 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格，沈从文把主人公比作自然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自然性情，生活简单自足、安静美丽、勤劳执着构成了人性美的全部。在这里，作者没有丝毫的贬低之意 相反，对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自然灵动之气，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赞美，是以动物朴实本真的生命之美映衬美好的人情人性，是生动透明的“美”的化身。 “翠翠在风雨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在作者的眼里 翠翠这种天然、质朴之美才是美的极致 这体现出作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 （二）纯美高尚的品格 《边城》中的人具有善良勇敢、诚实热情、轻利重义的 在沈从文的笔下，优美品格 几乎无人不善。 对于翠翠 作者几乎是以一种近乎父爱的舔犊之情为读者讲述她的故事。她是一个懵懂的善良女孩 在爷爷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 她日夜在青山绿水的熏陶下 她的为人、品格总是荡漾着温情、爱意和善良。翠翠勤快而且很体贴人 “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 翠翠不让祖父起身 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 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边民也以最朴实 “十六岁的姑娘多能干 将来谁得她真有福气”的语言 给了她最高的荣耀： 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 这种赞美绝对是最有力的肯定。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难过悲伤却并没有倒下，谢绝船总的好意，像爷爷那样守着摆渡的岗位，等待傩送的归来，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命运做长久的抗争，充分表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 如果说沈从文把人性的理想和希望寄寓在湘西青年一代人的身上 那么对人性内涵和底蕴的挖掘 则放在了湘西中老年一代人身上。相对青年人的天真和单纯，中老年人多了一份阅历丰富人生的经验和厚重；相对于青年人的热情和冲动 中老年人拥有着饱经沧桑的成熟和理性。 -6-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边城》中的老船夫 女儿因和一个军人相爱而死 但他把痛苦埋在心里 并不以此来干涉翠翠的婚姻选择。掌手码头的船总顺顺 两个儿子要渡船还是要碾坊 全由他们自己选择；谁走马路谁走车路 也都由他们自己作主。湘西人既急公好义又仗义疏财；既安分守己、忠于职守 又刚烈豪爽、济难救危。这里虽然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人们都互相亲善扶持，这正是现代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德，正如批评家刘西渭说：湘西人“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小说的成功主要缘于翠翠形象的通透灵活，那种自然明媚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为人性之美做了准确的说明。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从而使翠翠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越时空的美。老船夫的淳朴善良；天保兄弟的用情示爱；码头管事顺顺、老军人杨马兵……无不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人性美、人情美，无不闪烁着一个古老民族乡民身上的淳厚和善，使读者不论在时隔多少年后读起来，仍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 （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一个带有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但这里却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撑渡船的爷爷在掌水码头的顺顺面前，也有着自己作为长辈的人格尊严，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无关乎阶级地位。人们的经济往来均是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关怀中进行的。边城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善和美的完美结合，是充满和谐、融洽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 这种和谐、融洽体现在富人与穷人之间：顺顺是富人，爷爷是穷人，每次爷爷到顺顺家，都能得到长辈般的款待，看到祖孙俩生活艰难，经常给爷爷送钱、送物；体现在长辈与晚辈之间：《边城》中的人对待朋友真诚守信，肝胆相照。杨马兵年青时追求过翠翠的母亲，虽没有如愿以偿，可他没有记恨，相反与爷爷经常往来 成了忘年交。爷爷去世后 杨马兵搬到了爷爷的家，主动担负起照顾翠翠的职责，与翠翠一起摆渡为生，等待傩送的归来；体现在亲人之间：天保、傩送两兄弟重情重义，无拘无束，大胆寻爱。当因同爱一个翠翠引起矛盾和不安时，兄弟俩仍以情义为重，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7-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三、为人类的远景凝眸 发掘人性、人情的内涵与底蕴，探寻生命的庄严和本真，进而重塑民族品德 重铸民族灵魂，并向人类远景倾心 是沈从文在创作一直坚持的原则。《边城》中，作者以其热情洋溢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湘西原生态人物形象 将少男少女的情爱，亲人间的亲爱，乡民之间的友爱，以及自然灵物之爱与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无痕迹地融入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中，构筑起一座美轮美奂的人性神庙 其色彩历久弥新 永远值得后人瞻望。 （一） 呼唤人性回归 在物欲横流、人性堕落的都市，贪图名利和私欲，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虚伪、自私无情，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社会人性异化。沈从文在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百态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湘西淳朴、原始的自然人性，诗意的理想化世界孕育了纯真的湘西边民，纯真的两个年轻人萌芽出一段美好的爱情，结果却是悲剧。这是作者的有意处理，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痛惜和思考。 沈从文在作品中努力展现湘西这一自给自足的社会是唯一尚未受到“现代文明”污染而淳厚古朴民风犹存的社会，实际上正是针对湘西满目疮痍的现实，目的是引导人们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辨与批判，呼唤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在文章的结尾，白塔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象征着美丽湘西的终结，而后的重修，维系着作者对重造湘西未来的 “这个人也许理想，而翠翠的等待正是对人性回归的一种呼唤。作品的结尾： ，在忧虑中透出一线希望之光。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就是一部描绘“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作品。作者对乡村文明乐园般诗意的抒发，达到了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及现代都市文明人性丑陋的批判，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人性的思考。 -8-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二）重建民族精神 沈从文以湘西自然和谐的社会为蓝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式社会，极力歌颂湘西人身上所迸射出的人性光辉，着重描述存留在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健康优美的人性和动人的生活场景。 湘西地处中国边远地方，沈从文企望用未被“现代文明”破坏的湘西边民的道德情操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于是他坚持自己的文学原则，用一直温情的笔将湘西边城加以美化，着力表现旖旎风光、古朴风俗以及典雅优美的人性。像摆渡、教子、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看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更加体现出一种如梦似幻之美，以此引起读者的赞美和追求，达到重塑民族品格的最高理想。 ， 作者曾直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亦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赞赏沈从文的作品 “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 20 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沈从文在浪漫与悲凉中努力传达着他的审美理想与人生寄托，他希望把民族精神引导向社会文明的高度，希望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造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在“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实现民族品德和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 结论 《边城》对人性生 沈从文先生坚持站在时代和生命的高度建造希腊小庙，命之美给予了完整理解和完美表达，也始终维系着沈从文先生对民族命运的沉重忧虑和民族未来的殷切希望。 静谧祥和的边城，孕育了朴实善良、友爱和善的人们。边城风俗教化着人们奋勇前进。在沈从文看来人性美无处不在，美在自然，更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男女老少无不表现出湘西人灵魂深处的自然健康、善良诚实的人性，从而显现出爱情与友谊的纯美辉映出道德的光芒，引起读者对自 -9-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然优美的理想生命形态的向往。 然而，都市人性的扭曲异化，民族传统优良品性的遗失，使沈从文对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产生深深的忧虑，他借一个混合着美丽与悲凉的爱情故事为基点，支撑起他整个关于人类社会重塑民族品德的审美寄托，他想要从湘西边民传统健康而朴实的人性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和精神品质，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改造。 - 10 - 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⑴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⑵凌宇 《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⑶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岳麓书社，2006 年版 ⑷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⑸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沈虎雏回忆沈从文时，写到他要是欣赏什么文艺作品，“家常”是很高的赞词。读他的作品也的确如此——尽管语言和内容都很遥远，但总给人一种很真、很自然的感觉，仿佛那些山水间的小城小村，以及小城小村里的人，就这么在纸页上活过来了似的。这感觉难以准确表述，思来想去，只得一个“对”字——仿佛那小城小村的人本来就该是这样。但这“真”却不是摄影那样写实的真，而是绘画上的真。它生动，又带着一些艺术感，经过一些主观的处理，而不只是素描写生，因此才能把人带进那个陌生的湘西世界。可每当他以赞赏怜爱的笔触写起乡村中的一些人，我总感到不很舒服，觉得他们太过懵懂无力，像梦游似般的。上学期读《边城》时即有这种感觉，读《从文自传》、《萧萧》时又尤其强烈。沈从文说，他想造“希腊小庙”“供奉人性”。因此我打算一探这“人性”的含义。他又那么认可“乡下人”的品性，对湘西田园有极深厚的感情，因此这个问题终究归结到一点上：小城小村里的湘西人是怎么样的？ 《萧萧》写的是一段乡下婚姻。寄住在伯父家的孤儿萧萧给另一户人家做童养媳，成为婆家的劳动力、小丈夫生活中亦姐亦母的角色。慢慢的，萧萧与婆家长工花狗处出了感情，后来怀孕了，千方百计打掉孩子不成，终于事发，萧萧将要被发卖或沉塘。发卖的命运既已定下，萧萧又生了儿子，又不用走了。这孩子长大，婆家也给结了亲，萧萧就抱着丈夫和自己的孩子，看着另一个萧萧进门。 萧萧很天真，甚或可以说有些逆来顺受。“她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她不害羞，也不怕，不知道进了门以后要受的磨砺，受到了也不过心。“喝冷水”，“吃粗栗饭”，婆婆“生来像把剪子”“折磨”萧萧，她却长得很好。心智上，婆家任她自然生长，到了15岁“心还是糊糊涂涂的一颗心”。翠翠也是这一类天真的角色，纯任自然的长在山野间，质朴纯粹。不止年轻人，老一辈也是如此，像《边城》中的那一场大水来时，默默（甚至呆滞）地接受自然的磨砺，并不抱怨或期待着什么，只是这么在日晒风雨中把日子过下去。 偷情的事情暴露，这是件大事。村中规矩严苛，要么沉潭，屈辱痛苦地死去；要么发卖，显然以后也过不成好日子。可是处罚决定下来，却又仿佛这没什么似的：“这件事既已说明白，照乡下规矩倒又象不什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在《边城》和《从文自传》里，像“按例”“规矩”这样的字眼，也经常出现。它们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能够使所涉及的事情（不论丑闻还是杀人）的激烈的那一面被压制下去，仿佛即使它浑身长刺，只要纳入了“例”，人们就有了主心骨，不值得大惊小怪，且必须执行。也正是因此，即使萧萧的命运令人为之紧张担心，这篇小说仍然使人感觉非常平稳和谐。 在此之外，沈从文的人性更有生机勃勃的一面。这生机在小孩子在山野间的玩耍里，在乡村人日复一日的劳作里，不过最尤其明显的是在性爱场面中。他写辰河船上的水手和吊脚楼的女人，写四狗和阿姐，写黄罗寨里的爱情，充满野性的、勃发的生命力，一种仿佛从土地中生发出的深沉力量，使你嗅到蛮荒气息。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天真、勃发，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的“扭曲”的、“不自然”的人。在《萧萧》中，女学生“会吃人”，在《八骏图》里，沈从文把城市人的性格称为“生了病”的，是对自然天性的压制。“规矩”有时也与人们的愿望相悖，但沈从文允许规矩的存在，允许湘西的人物事“一切既凭本能和习惯”，是因为这规矩本身是一种自然的集体意识，是自然地从生活里生发出来的，因此可以和野性的生命力形成共生关系，是湘西田园生活延续下去的倚仗，使野性的生命力不致变得野蛮。这两者又在天真中被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懵懂的自然，一种与自我觉醒、自我意识无涉的自由，一种本真的，因而“家常”、“真”的人性，纯洁而美好，很可以欣赏。
原始 充满了朴素明丽人情美
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作品到理论构建的"湘西世界".如诗如画,恬静淡远,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独特的功利原则和美学观的显现.作者生命赖以生成的那一方偏远的水土养成了其向美求善的生活理想,而都市文明的虚伪势利的现实又撞破了其梦幻.这是沈从文构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动因.<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是"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深刻表现.<边城>是一首人性美的颂歌.作家所着力表现的是一种超越"自在"的"自为"性的生命形态.在"边城"里,人与自然谐和统一于生命完美的形态中.而翠翠、二佬、大佬对于自由爱情的幻想和追求,则体现了他们生命中的自由意志和纯粹神性,表明他们是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以《边城》为例，《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柱石。他通过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对理想的人生形式的追求。我们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总体的大叙事的角度考察《边城》，则不难发现他的真正的命意在于建构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支撑其底蕴的是一种美好而自然的人性。从《边城》中，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诗画般的湘西世界，自然山水滂沱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没有贫富、地位之分，均以诚挚为美的，以亲善为人之本，使读者置身于温馨的世界，这种描写手法本身就是对尔虞我诈无情的鞭挞。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原始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目的在于衬托湘西人清水般的心灵。他笔下的湘西风情与现实中的都市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3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过前十年的过滤与整合，走马灯似的各式各样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鼓噪渐趋平静，"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逐渐消失。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一批时代精英自觉地顺应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以"左联"为中坚，高唱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旋律，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在文学和政治联姻成为作家自主选择的背景下，沈从文却以一个独行者身份，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在政治思想上，他不满现实，对国民党政府不合作，不同流合污，但也不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始终保持一种清高的、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宣扬人性论观点，显示出道家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企图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在创作倾向上，他力图贯注的是自己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尽力试验文体的完美程度，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小说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一、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徒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问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集子，他还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和文艺评论，总计在几百万字以上。从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下层的农民、水手、士兵为创作对象，基本上是生活的原版复制。表现在人物的性格不尽特殊，个体印象不浓，情节的安排及故事的处理有欠妥之处。但毕竟为多少年来文坛上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增添新鲜的内容，多见于《船上岸上》、《哨兵》、《猎野猪的人》、《连长》等作品之中。这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形成。1928～1930年是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脱胎于原始物象的平铺描素，布局谋篇及语言材料的运用技能均有较大的提高，从人物的描述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趋于成熟和丰满。如《萧萧》、《龙朱》、《阿金》等都较为深刻地刻划人物不同时态下的内心世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1949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作者的思想已经成熟，用多种不同的视角和赋予哲理性的慧眼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剖析社会，探索人生，展示民族生活习俗方面都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魅力。一些颇有份量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如《边城》、《长河》、《过岭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二、独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1、边缘与中心沈从文的小说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描写偏远地区湘西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风土人情，带有浓重的原始山野的乡土味。他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一般小职员、乡间小知识分子、船夫、渔民、猎人、匠人、士兵、商贩、舞女、私娼、土匪、刽子手、巫师等的生存和生活现实，来表现他对健全人性的肯定和对扭曲人性的抨击。这些努力使他的小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学"，而他本人也长期被视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人"。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的创作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人物，都是与主流文学、中心文学背道而驰的，是真正的"边缘文学"。但如果把沈从文的创作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某一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学不仅不能被视为边缘文学，相反是中心中的中心。"人性"问题是构成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乡村小说如《会明》《月下小景》《边城》，还是都市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大小阮》《有学问的人》，它们都在或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人心的变异，或暴露道德的沦丧和堕落。此外，沈从文小说还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现代批判意识。他从人道主义主义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给人的异化的现象，从而达到批判（并非否定）工业化现代文明的目的。如《丈夫》揭示出丈夫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深沉的哀痛，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性"首先，从主题上看。文学是人学，对人、人性和人的心理的表现是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人性，是沈从文从传统中吸取的最有活力、也是最为他叙说自己的总题目，表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不只是形象的逻辑起点，并且更是整个形象世界的支柱。在那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坚守他那人性的小庙，孜孜不倦地堆砌着那"精致、结实，均称，形体虽小而纤巧"的理想建筑。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之中，他依凭着由传统培植起来的伦理精神和美学力量，企图以此全方位烛照他的题材。"人性"对他具有宗教一般的崇高感，也是他的艺术趣味的根柢。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城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对人性的关注，体现了沈从文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的一致。一方面，受30年代"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沈从文用人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生；另一方面，沈从文的"为人生"又与"文研会"不同，他的不为而为之，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个性。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些作家直接拥抱人生，将人生等同于时代，沈从文则执着于对人性的思考，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这也许是他的小说有别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原因。这种倾心人性内容的创作理想，虽然体现了他对于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隔阂，但是这不正表明了他有一个相当深长的人性视野吗？褪去一切政治和时代的外衣，一切文学实际上都是对人性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沈从文的小说恐怕是无法仅用"边缘"一词来概括的。其次，从题材和人物来看。沈从文小说在题材上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有写军旅生活的，如《入伍后》、《传令兵》；有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的，如《丈夫》、《贵生》；有写到革命者形象的，如《黑夜》、《过岭者》；有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的，如《月下小景》、《龙朱》、《边城》等。而他最爱描写的人物还是那些与革命搭不上边的"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这种题材领域在沈从文创作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地域性。湘西是一个神话传奇之乡，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山峦迭障、蛮人群集的地域。这个险恶又浪漫无比的地方，成就了沈从文地方文学的特色，他描写那儿的风土人情，讴歌边地的历史和习俗。二是回忆性。沈从文对湘西的描绘是通过他的回忆来完成的。他有选择地运用他的记忆，并对记忆中的家乡加以理想化，创造出一个美好生活的完整图景。这种追求过去，以回忆作为作品的基调，似乎是脱离现实，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三是平民性。平民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小说中，沈从文表现出对普通乡民、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对于俗人俗物的极度热爱与亲近。沈从文身上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少年时代便长期生活在人民底层，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及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了解"湘西"的农人、士兵、店伙、商贩、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以及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个个历经磨难，过着可怜甚至愚昧的生活。透过这可怜或愚昧，沈从文力图显示普通人的坚忍，倔强、极强盛的生命力，从而表现他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稳定而不表露的劳动具有它永恒价值的文学审美倾向。他所创造的平民世界，提供了各样的"生活发现"，可以使人长久地玩味。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托在大变动之中，而是喜欢退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与世无争的境地。因此，很多人认为它有保守的一面，不能跟上急进的社会变革，远离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平民的生活，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生存的方式，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平民的人生才是最真实，普遍的人生。边缘的题材领域，并不能说明沈从文是一个边缘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出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形式。2、倒退与进步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说着力批判的是现代城市文明，赞美的是原始纯朴的农村生活。这样的创作倾向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是要求人们倒退回中世纪里去。一些论者认为，使人产生这种"向后看"感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思想上的中间态度形成了他与政治绝缘的文学创作观念，"使他难以分辨文艺论争中的政治与思想是非"。他在评论左翼部分青年作家关心政治不讲求艺术形式时说："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的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因为缺少独立见识，只知道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同时他对鲁迅的杂文也颇多微辞，也曾尖锐地批评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这样的一些言论，让他走上了与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境地，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第二，在文学上，沈从文主张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因而使他的作品缺少时代气息、远离了生活的主流。有的论者认为，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任过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的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而沈从文是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沈从文养成了强烈的优越感，并作为一种心理积淀下来。因此，他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他那种"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人物形象则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的外在显现，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因此，人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永远是远离尘世、脱离时代、带有乌托帮色彩的湘西世界。至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一些论者认为，由于他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加之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因此他只是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的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动态的对比，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他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性。第三，沈从文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性有悖于人性发展的规律，它显示出原始的野蛮和贫困，"完全忽视了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平、愤懑，完全见不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思想差别，甚至娼妓制度的祸害，作者也不置一词，以至使人感到置身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这些论述似乎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沈从文的创作背景、创作倾向、审美理想，还是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无不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沈从文的小说脱离时代、反对阶级性、追求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如相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一种倒退。3、浪漫与写实虽然在创作的总倾向上，沈从文承袭了南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他对生命形式的多层次的探索，在作品的具体形态上，却形成了忆往写实、讽喻绘真、象征抒情、浪漫传奇四种基本类型，呈现出创作方法上多样性的统一。在作品构图上，他的创作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文学风骨的血缘联系：他的强调意境，追求物我浑一，重视虚实相因、留出空白，在对人事进行全官能感受的写实基础上，突出人物的神韵。与此同时，他又融汇西方各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方法，组成自己作品艺术创造的有机血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潜意识与变态心理描写在他作品里都留有印痕。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他表现出多种方式的探索和独创，在当时就被称为"文体作家"和"文字的魔术师。"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流贯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和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命运无时无刻不缠绕在沈从文心间,使他痛苦,使他忧伤,使他不平。忧于中而泻于外,这使他的作品在浓郁的抒情诗意中总是笼罩着一种忧伤而不甘寂寞的基调。这种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创作中起着主宰和支配的作用。他从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去注意那些使人伤心动情的事情..帮助他表达这种特殊思想感情的,是他作品中那种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它们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天然溶合,在语言、句式、场景、意蕴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略带忧郁的偏冷色的美。沈从文简直不是在写,而是在唱,长歌当哭地唱。诗韵不经意出现在字里行间,复唱也常常出现在似乎是淡淡的述说里。沈从文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剧烈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但他也没有关死情感的闸门,他让情感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他不象鲁迅那样,把火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也不像巴金前期那样,是爆发的、倾泻式的情感洋溢。而是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形成自己独有的抒情风格。综上所述,沈从文风格的主要特点:不拘格式,不受约束,在笼罩着淡淡哀愁的诗意美中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如果按主题分,汪曾祺相当多的一部分作品属于人性关系和人类感情探索的,汪曾祺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苦苦追寻、对现实中尚未消退的阴影的忧心,他总是随着这些感情的流泻组织素材、结构文章,而传统的篇章布局却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视。这种感情除了细腻、清新、温婉外,如同沈从文一样,还略带感伤,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他作品主人翁的性格都带有这种略带忧郁而美好的诗情,象那个圣洁而宽容的虞芳、颇有清玩雅趣的靳彝甫、仙风道骨的王淡人镲一幅幅幽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感伤构成的朦胧烟雾之中,就在这些忧郁的诗情中表现出作者对真、善、美的执着。 首先,作家创作风格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民族和时代。
汪曾祺没看过,沈从文的我认为写的最好的还是湘西散记
我是个高中生，也想出出主意，写一下自己的拙见。首先以美的总体开篇，写到表现美的方式异和同，引出。分析沈汪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沈笔下的力量多是生活中各种经历所凝聚出来的，汪已经算是一种比较平静的人生经历了。（主体）沈作品中的思路是自然力量养育出的一种人文，景为文的心，而汪则更偏向于以景衬文。可以举例分析。沈的写作思路像蒙蒙细雨一般，对结构的全面没有太大的苛求，只是用正常语序表达出就可以了。汪受的教育比较全面，潜移默化。文章已经包含出一种结构，如涓涓的细流了。从沈，汪的作品中，我觉得还可以与曹文轩的作品比较一下，悲痛的力量逐渐淡化着。是因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秉性再逐渐改变吧？毕竟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而日子好起来了，人们也就不愿意刻意去写不曾经历的痛苦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美让人神往也就在于不同的人理解的美是不同的。能从这两位先生身上学点东西，我已经很幸福了。
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突然有些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很喜欢小冰老师的读书训练营和共读社。 汪老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前两门课是关于如何写作的，而沈从文先生的这两门写作课，从名字即可看出：重点在写。 在汪曾祺先生的眼里，创作能不能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才是问题。因为创作仅仅靠讲是不行的。 沈从文先生讲课没什么系统，主要内容是谈学生的习作。他让学生做很多写作练习，然后不仅认真读学生的练习，还会写很长的读后感，而且写的很认真。有时是评析文章得失，有时从这一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 除此之外，沈先生还会针对学生的作品介绍一些与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可能是相似的写作方式，或者是相似的题材，让学生阅读。通过大量的阅读，学生可以了解别人怎么写，再与自己写的做对比，或许也借鉴一二再去练习，就一定会有长进。 显然，汪曾祺先生对沈从文先生的这种教创作方式，非常喜欢和认同，他甚至在文章中提出，希望现在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也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其实，沈先生所教写作方法并不复杂，可以用两个字总结，那就是练习。 费曼老师说：凡我不能创造的，我就不能理解。 所以在小冰老师创办的读书训练营和共读社里，每天不仅要阅读，更要输出。持续的输出，也正是沈从文先生教写作的法宝“练习”，一方面逼我们持续练习自己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所阅读的内容。 人是有惰性的，也是有攀比心的。所以每天有班长、星主拿着鞭子逼着大家写。毕竟，若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想偷懒，却总是被点名提醒催促时，这个懒，可能就偷不下去了。 人更是需要回应的。记得自己读高中那会儿，语文老师换了几拨，有一位老师改作文时会写长长的点评，作文本发下来上面圈圈点点的甚是热闹，我写作文于是格外热心。 但也有一位语文老师，惜墨如金，作文本上最常见的字是“阅”和日期，当然有时是两个字“已阅”。他极简的改作文风格让我无从判断自己的作文是跑题还是优秀，渐渐，交上去的作文便全成了应付。 小冰老师一定深谙回应之重要，所以才会在训练营里确保助教、班长对提交作业予以及时点评，并鼓励同侪们互相评论。当我们认认真真完成一篇作业、输出一张卡片、记录下学习心路，有不同的人给予鼓励、给予点评，无疑是继续练习的莫大支持。 所以，感谢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