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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诗歌小论文2500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写作：1.诗歌的历史背景；2.诗歌的主题；3.诗歌的文学特点；4.诗歌的文学意义；5.诗歌的影响等。
关于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方案研究论文，诗歌教学是语文课程里面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实施教学方案呢？一起学习一下！
一、诗歌教学的现状
余秋雨先生说：“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经典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历数中国历史中的伟大诗人，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到戴望舒、余光中等等，他们犹如中国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发出熠熠的光芒。他们的诗歌曾给多少人以精神的慰藉，为多少人构筑了一座宁静的精神家园。
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中语文教学曾走入一种误区。和考试有关的内容理所当然要作为教学重点，与考试关系不大的或者是无关的内容日渐被忽略，所以诗歌教学曾被边缘化。教师在讲授时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学生只要会背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学生对诗歌的学习提不起一丝兴趣，更不用说对学生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的培养。长此以往学生的语文能力很难得到提高，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也很难传承下去。诗歌学习同样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影响。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人心的日益浮躁，使人们很少有闲心有兴致静下心来去研读文学作品，去品味诗歌，去创作诗歌。读诗的人少得可怜，写诗歌的人更少，一些诗歌类报刊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诗歌正在日益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视野。是否真的有一天诗歌这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彻底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中？人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拯救？语文的诗歌教学应如何进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对于诗歌教学的现状应认真反思，并作出理性思考和积极实践。
二、对于诗歌教学的要求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依据这些要求，语文教材收录了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诗歌作品。既适合学生诵读，又给学生带来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如杜甫的《咏怀古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师在教授的时候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真正地理解诗歌，喜欢诗歌。
三、关于诗歌教学的几种方法
（一）反复诵读，思考品味
诗歌是语言艺术和情感艺术的融合，是最精纯美妙的文体。诗歌本身具有语言的象征性、隐喻性、多义性和非确定性等特点，同时又具有节奏、韵律的音乐美和语象、造型的画面美。这些都要求我们应当从诗歌本身的特点出发，在朗读背诵的基础上品味语言艺术和把握诗歌的情趣与韵味，真正实现诗歌教学中学语文与学做人的统一。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分诗，七分读。”诗歌与韵律、节奏密不可分，应在反复诵读中读出诗的节奏、韵律，感受音乐美，体味诗人的情感。应要求学生做到正确朗读，流利朗读，有感情地朗读。要求学生初步感知，通过反复诵读读出诗歌的语气和情感。这一阶段是诗歌鉴赏的起点和基础，是由诗歌的表层含义向深层含义的过渡。
更高层次的朗读称为情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情到深处自然表露于外。
在教学中除了指导学生正确诵读之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促使他们更好地朗读，激发他们读诗的兴趣。比如开展各种朗读比赛、诗歌竞赛等。通过朗读达到理解诗歌的目的。
（二）创设情境，变换教法
诗歌有高度凝练的语言，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还有着概括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的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介绍诗歌的相关知识，为他们理解诗歌和练习写作诗歌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同时也使学生在想象、联想，以及语感、语言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读诗使人灵秀”，在中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情感丰富，想象力强，可塑性强，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强化诗歌教育，让学生大量地积累背诵优秀诗歌，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诗歌的教学，传统的讲授方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依据具体情况改变教学方法，比如根据诗歌内容创设出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情境；比如在朗读阶段为学生进行范读，创造宽松愉悦的朗读环境；在讲解诗歌时，采用多种形式来引导学生，如用激情澎湃、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去感染学生，或用多媒体手段从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触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还可以通过课本剧等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既能深化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又培养了他们的写作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可谓一举多得。
（三）尝试练笔，创作诗歌
为了激发学生学诗的兴趣，教师应尽力营造读诗、写诗的氛围。在班级中开设赛诗会，让学生搜集积累诗歌，通过朗读培养兴趣和语感，积累语言。同时鼓励学生写律诗、绝句、现代诗等，在班级中进行评比，让学生选出优秀的作品，抄写到黑板报上或是张贴到班级展示栏中以供大家学习借鉴。这样既提高了学生读诗的兴致，又调动了学生写诗的兴趣，久而久之，学生诗歌品鉴水平与写作水平自然有所提高。不光是古诗文学习如此，在现代文教学中也可以涉及诗歌的练笔。
总之，诗歌教学对于教师甚至整个教育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好的教学方式，又要有所创新，让诗歌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优秀诗歌，发现并欣赏它的美，进而享受美感体验和挥洒才思的愉悦，让我们的民族更多一些诗意和智慧。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对陶诗及其诗文的评价，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有“文附质，质待文”、“风骨清峻”之论的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竞对其只字未提；倡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钟嵘，第一个注目陶诗，称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评价虽妙，但也将其列入中品，在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以下；萧统诗第一个对陶渊明的创作给以高度重视何评价的人，其《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评价陶渊明诗文词采精练、秀拔，文势抑扬，内容不凡，品格高扬，风格明丽，论时事含蓄不露，抒怀抱旷达真率，独树一帜，特异于流俗。陶诗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造诣，宋代更加具体而微，秦观从色调浓淡方面称许其“长于冲淡”《淮海集.王俭论》，杨万里、姜夔续加补充，认为其“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澹而腴”《白石道人诗说》敖陶孙则通过生动比喻予以形象说明，指出“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敖器之诗评》，惠洪侧重结构方面看其创作风格，称许“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冷斋诗话》，苏轼侧重神韵气质论陶渊明风格，称扬“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短短十字确评，后代陶学家多奉为至理名言，作为剖析陶诗的理论根基和核心。朱熹则另辟蹊径，注意到陶诗风格的丰富多彩，既看到其不乏“萧散冲淡之趣”，又指出其“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还提出“人皆说他平淡，据某看他字豪放，澹豪放得来不觉耳。”于平淡之外，见初其豪放得一面。陶诗艺术造诣，为宋人推崇备至，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肯定其最善于自抒胸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境地。严羽就认为陶公造语工妙，“难以句摘。”《沧浪诗话》这也表明了陶渊明诗歌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即平淡自然，朴素无华，而又能清丽多姿，所以才能在众多诗歌众独开一路，开辟了中国田园诗的重要一脉。自然平淡是陶渊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陶渊明多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荷白描的手法，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句没有魅奇的语言，诗文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雄辩不可一世的气势，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字字句句，润进读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当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笔不刻一划地写出时，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来样子。在他之前很多诗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诗歌字句中也是表达了重大题材。唯独陶渊明看重选取大家常见的“俗物”，细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他还重点写心境，对人生对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诗文中常常出现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飞鸟等都已太平常，他们既是客观物象，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是回答别人的发问，也是自己处事经验的总结，这是因为他断绝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扰，心情自然平静。诗的后半部，通过采菊时所见景物，表达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谛的快慰心情。举手投足，心与山悠然相会，那种日归的景物图与心情和谐统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语言平时无华，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诗中描述：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是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燕子却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在这首诗中寄予作者对归隐生活做出的坚定选择。陶渊明诗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也有刚健豪放的一面。最能表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是《咏荆轲》。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刻画了荆轲的英雄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比如第三章写易水饯别,悲壮慷慨，萧萧哀风，淡淡寒波，使得荆轲的刺秦活动更带悲壮色彩。这首诗明显的特点是慷慨激昂，悲壮豪放，的确为陶诗别具一格之作，被人们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和对大自然、对劳动的一种热爱一种依恋。他的田园诗有的只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清纯、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这种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当成人生应尽的本分。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走上归隐道路并不罕见，但把躬耕当成本分是快乐，认为只有不辞辛苦自营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仅不鄙视劳动人民，不蔑视体力劳动，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与劳动人民为伍、交友为伴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找第二个人。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书写了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喜悦之情：在昔南亩，当年竟未践。履空既有人，春光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哝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诗人承认自己躬耕之志虽有，但要付诸实践，还得有贫困的驱使、营生的需要作为推动力。在春天原野里，诗人兴致勃勃，情趣盎然，觉得小鸟在为他放声歌唱，欢迎他的到来，表达自己绝意仕途，隐于垄亩的情怀，结尾两句表达出诗人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所谓“通识”之士的蔑视。在《归田园居》之二中，他满怀激情地歌唱田园生活的美好：野外罕人事，劳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村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都市的喧扰纷乱，“绝尘想”主要是指抛弃仕宦生涯的痛苦回忆，生动表达诗人和统治阶级的泾渭分明。在生产劳动中，他终于找到和劳动群众“话桑麻”的共同语言。既然他视自营衣食为循人道，尽本分，在观念上有飞跃，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归隐田园当作人生的合理归宿。有归宿就无心灵的徘徊、彷徨，诗人一颗心就能安定下来。其《归鸟》四章，反复以“翼翼归鸟”起兴，抒发对于归栖的由衷喜悦。“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不慕青云在上，而以飞回旧巢为最大安慰。这首诗与其《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互为表里，以“归”字统领全篇，写诗人对归田生活的渴望和归田后的心满意足。陶渊明生活态度朴素自然，并充分尊崇自己的意愿，生活实践、生活内容乃至生活情调与其它归隐者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陶渊明在在归田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不平与愤恨，而是内心一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使得他的诗虽然朴实无华缺又具有了一种不可企及的安怡情趣。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论诗绝句中对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点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做总结，这也就是说陶诗平淡自然的个特点。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陶渊明田园诗中也不乏饥苦辛酸的写照。54岁时他的家境较之归隐之初已经大为下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渑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薼。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怒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诗中描述的是54岁时的情景，反映的情调，已不像《归园田居》那样轻松洒脱快乐，主要写的是“怨”。陶渊明归隐之后并不是“整日飘飘然”，而是与世不能忘情，本诗的“怨”就是有感于现实对他的刺激而发生的慷慨悲歌。《楚调》本身就是“多缘古人幽愤不得志而作也”。诗中“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二句写贫困者度日如年的苦况尤为生动逼真，非有切身体验者不能道。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他那高尚的志节却丝毫不曾动摇。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内心的愤慨何不平之气，在《读山海经》第十首、咏物词等诗中通过形象的塑造发泄出来。
陶渊明诗歌的创作成就很高，研究者也比较多。但对他辞赋、散文艺术的探讨却相对较少。陈柱先生在《中国散文史》中称陶文为“自然派之散文”，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雅淡自然之致与其诗无二，不尚修辞，妙合自然，非深于文者不能为也”。郭预衡先生甚至认为，在晋宋之际，陶渊明的文章是最有成就的。陶渊明现存文章十二篇(明确是陶所作)，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三篇，传《五柳先生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两篇。记赞述《桃花源记》、《扇上画赞》、《读史述》三篇，疏《与子俨等疏》一篇，祭文《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三篇。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题辞》对于他的文章有过比较全面的评价“《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卒}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指出陶渊明兼擅各种文体的特点，他的文章，不仅与古人类似，还有不同于古人的特色。这十三篇文章，大体上又可以分为散文、韵文两类。除《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等外，其他多是散文。此外，在我看来，陶渊明全集中那些情文并茂的诗序、文序，也应该并入陶文的研究范畴。这些陶渊明精心结撰的序言，或者表明作诗的目的，或者叙述作诗时的心迹，或者阐发诗文的主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风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像《游斜川·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共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篇幅不短，空灵隽永，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山水游记，与《游斜川》诗互相生发、相得益彰。作为陶渊明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文无疑是我们实现“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基本材料，因为它是除诗歌之外，作者个性、情感的另一种自由表达。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为人和他的诗歌，我们还得从陶文人手，来进行一番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一、“爱”的独立与文的自觉陶渊明诗文中“我”字随处可见，从《时运》“袭我春服，薄言东郊”、“我爱其静，寤寐交挥”、“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到《与子俨等疏》“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乃至《自祭文》中的“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我”、“余”、“吾”之类的词在他一百来首诗文中出现，至少不低于几百次。这种个性化语词的频繁使用，恰恰反映出陶渊明对自我的高度体认和不懈追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道：“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的诗都是人格的焕发”，诗是如此，文也是这样。陶渊明本性洒脱、率真，加上深受魏晋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文无不表现出自身特有的情趣与睿智，人格与风度。陶渊明早年抱负远大，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实现尧舜之治，在仕途蹉跎中，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阀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理想无由实现。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于是发出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的感慨，辞官归隐。无论是“大济于苍生”还是“击壤以自欢”，为政或是归隐，他都“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任性而为，绝不委曲自己的心志。他好饮酒，“引壶觞以自酌”(《归去来兮辞》)，也喜欢读书，“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在饮酒、读书中摆脱世俗的羁绊，寻求自我的快乐与适意，并以那些古圣先贤的事迹自励，坚定自己隐居的志向。陶渊明是个重感情的人，从他描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中能看得出来，这类文字在陶文中占的比重不小，有叙述祖先经历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悼念兄弟姊妹去世的《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也有教育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等，情深意厚，言辞恳切，足以见陶渊明之性情。陶渊明深受儒家“三不朽”理论的影响，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种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也就是对于“立言”的重视。陶渊明的这种文学自觉彻底摆脱了功利，文二、理想的高张朱熹曾经评价陶渊明：“陶(诗)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熹虽然说的是陶诗，把这段话用来评论陶文同样中肯。作为“欲有为而不能”的隐士，陶渊明的文章归于真淳和淡泊，具有“语健而意闲”的特点。这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谈到了，他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人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像《五柳先生传>这样的文章，是作者的一篇实录。全文以一个“不”字贯穿始终。“不慕荣利”“不求甚解⋯‘不吝情去留”，结尾“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思还是一个“不”。全文自然平淡，自叙情怀。表现出陶渊明追求自然、自足、自适生活的人生理想，是他“自然”哲学的鲜明体现，可以和《归去来兮辞·序)中“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表述互相参证。陶渊明散文中以《桃花源记》最为著名。文中虚构的“桃花源”，既有儒家宣扬的上古之世的淳朴风貌，也有老子“小国寡民”政治理想的影子，其中描写的乡村景象，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十分相似。可以说，“桃花源”既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寄托，同时代表了动乱时代民众对清平社会的向往。如果说《五柳先生传》侧重表现的是尚渊明的人格理想。《桃花源记》侧重于作者的社会理想，那么他的另一篇奇文《闲情赋》则透露出作者的生活理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爱情理想。据袁行霈先生考证，《闲情赋》作于陶渊明少壮闲居时，从序言“抑流荡之邪心”和文本本身的描述来看，它应该是一篇较为纯粹的爱情赋。也许作者的本意确实是为了防闲爱情流宕，但从客观上来看，后世的读者却从“十愿”大胆热烈的自自中感受到了作者爱情的真诚、痴迷、焦灼和不安，钱锺书先生说“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谏’而效反‘劝’耳”，它没有做到“有助于讽谏”，没有傲到“止情”，反而成为一篇“煽情”的美赋。联系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室无莱妇”的慨叹，明言自己的志愿不为妻子理解，苦闷异常。那么《闲情赋)里那个“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窈窕淑女，无疑是作者十分向往的理想伴侣了。三、陶文的诗意美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将诗歌创作经验运用到散文和辞赋创作中去，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一种兴象玲珑、含蓄蕴藉的诗意美，主要表现在意象的采用和意境的营造方面。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方面，当以《归去来兮辞>作为代表。正因为“心为形役”，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和约束，陶渊明毅然选择了归隐。他的创作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为一体的、对人生大彻大悟的心境。无论是“犹存”的松菊，还是“盈樽”的浊酒，抑或是“无心出岫”的浮云，“倦而知还”的飞鸟，都已经被陶渊明染上了一层“自我”的色彩，成为寄托他高洁人格的意象，在文中构建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审美天地。在意境的营造方面，作者通过写景，形象地展示了自己辞官后的心路历程，情与景的掺和极为自然、紧密，毫无斧凿痕迹。“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两句，渲染出作者回家途中的畅快心情；“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两句，更是托物言情，语意双关，回归的倦鸟便是隐居田园的诗人的象征；“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两句，又把野外的明丽风景同作者的陶醉之情融合得亲密无间。作者把抒情、写景和哲理融为一体，无意于雕饰却文采斐然，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动以来还没有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元好问说陶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文何尝不是这样，缺少“豪华”之态，而有“真淳”之感。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陶渊明散文、辞赋中表现出的平易自然的风格，与陶诗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他的诗歌成就太高，因此在无形中遮盖了他文的成就。总的说来，陶渊明在晋宋之际，文章是独步当时的，与他的高洁人品互为表里，具有独立不群的风格，影响及于后世。学在他那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自称“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流传后世，还隐隐透露出一种自觉撰述的使命感。他太爱写诗作文了，《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酣饮赋诗”(《五柳先生传>)，甚至于“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晚年他曾感叹：“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序》)言语间流露出无限的遗憾与痛心。文学活动作为陶渊明自由、真实个性的积极表达，贯穿了他的一生，成就了他作为诗人兼隐士的美名，以至于钟嵘的《诗品》中称赞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舒婷的诗歌既承载了诸如坚忍不拔、乐观向上、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精髓;又能吸取现代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积极因子,如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感性欲求的肯定、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等.剖析舒婷诗歌的文化蕴涵,对先进文化的构建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致橡树》是舒婷的成名作，舒婷自己也承认：“10年来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总量已经远远超过诗歌。可是大多数读者只记得我写诗，常常把我的名字等同于《致橡树》。”在《真水无香》一书中，她回忆了《致橡树》的原型和创作过程。1977年3月，舒婷陪蔡其矫先生在鼓浪屿散步，“爱情题材不仅是其矫老师诗歌作品的瑰宝，也是他生活中的一笔重彩，对此，他襟怀坦白从不讳言。”那天他感叹着：他邂逅过的美女多数头脑简单，而才女往往长得不尽如人意，纵然有那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必定是泼辣精明的女强人，望而生畏。年轻气盛的舒婷于是与蔡其矫先生争执不休，认为天下男人都要求着女人外貌、智慧和性格的完美，以为自己有取舍受用的权利，其实女人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更深切的失望。当天夜里两点，舒婷一口气写完了《橡树》，次日将匆就的草稿让蔡其矫带到北京给艾青看。北岛那时经常去陪艾青，读到了这首诗，舒婷和北岛开始通信，北岛转达了艾青的意见，《橡树》于是改成了《致橡树》。“这首诗流传开来，不断碰到那些才貌双全的女孩子，向我投诉没有橡树。”于是舒婷又写了《神女峰》作为补充，“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舒婷的诗，构思新颖，富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语言精美，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致橡树》，是她的一首优美、深沉的抒情诗。诗人别具一格地选择了“木棉”与“橡树”两个中心意象，将细腻委婉而又深沉刚劲的感情蕴在新颖生动的意象之中。它所表达的爱，不仅是纯真的、炙热的、而且是高尚的，伟大的。它像一支古老而又清新的歌曲，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诗人以橡树为对象表达了爱情的热烈、诚挚和坚贞。诗中的橡树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诗人理想中的情人象征。因此，这首诗一定程度上不是单纯倾诉自己的热烈爱情，而是要表达一种爱情的理想和信念，通过亲切具体的形象来发挥，颇有古人托物言志的意味。首先，橡树是高大威仪的，有魅力的，有深度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高枝”和“绿荫”就是一种意指，此处采用了衬托的手法。诗人不愿要附庸的爱情，不愿作趋炎附势的凌霄花，依附在橡树的高枝上而沾沾自喜。诗人也不愿要奉献施舍的爱情，不愿作整日为绿阴鸣唱的小鸟，不愿作一厢情愿的泉源，不愿作盲目支撑橡树的高大山峰。诗人不愿在这样的爱情中迷失自己。爱情需要以人格平等、个性独立、互相尊重倾慕、彼此情投意合为基础。[3] 诗人要的是那种两人比肩站立，风雨同舟的爱情。诗人将自己比喻为一株木棉，一株在橡树身旁跟橡树并排站立的木棉。两棵树的根和叶紧紧相连。诗人爱情的执著并不比古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逊色。橡树跟木棉静静地、坚定的站着，有风吹过，摆动一下枝叶，相互致意，便心意相通了。那是他们两人世界的语言，是心灵的契合，是无言的会意。两人就这样守着，两棵坚毅的树，两个新鲜的生命，两颗高尚的心。一个像勇敢的卫士，每一个枝干都随时准备阻挡来自外面的袭击、保卫两人世界；一个是热情的生命，开着红硕的花朵，愿意在他战斗时为其呐喊助威、照亮前程。他们共同分担困难的威胁和挫折的考验；同样，他们共享人生的灿烂，大自然的壮美。诗人要的就是这样的伟大爱情，有共同的伟岸和高尚，有共鸣的思想和灵魂，扎根于同一块根基上，同甘共苦、冷暖相依。诗歌以新奇瑰丽的意象、恰当贴切的比喻表达了诗人心中理想的爱情观。诗中的比喻和奇特的意象组合都代表了当时的诗歌新形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尽管诗歌采用了新奇的意象，但诗的语言并非难懂晦涩，而是具有口语化的特征，新奇中带着一种清新的灵气和微妙的暗示，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女诗人舒婷，是与北岛、顾城一起并立诗坛朦胧诗的三巨头之一。她的诗，不局限于朦胧，保持了超然的鲜明的个性，因此在文学的天空里涂抹出了一道绚丽夺目的轨迹。她的诗，从意象到语汇都深具南方风情和女性特色。便如这首《致橡树》，语言和意象是何等的鲜活感人！而其所歌唱的那种不卑不亢至纯至美的爱情，可谓理想境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曾令无数的年轻人向往和憧憬。舒婷曾经是名满天下的诗人，《致橡树》曾经是传遍天下的诗歌，二十年前，评说纷纭。虽然如今朦胧诗派早已落入冷寂，但舒婷及其《致橡树》却值得一说。《致橡树》是完全没有朦胧意味的爱情诗，诗人运用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表达了明丽隽美的意象，在中国新诗八十年的发展史上，也许再没有其它任何一首爱情诗比它更优秀。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创作于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文革后最早的爱情诗。《致橡树》鲜明地昭示了一种独立、平等、互相依厚又相互扶持、理解对方的存在意义又珍视自身生存价值的爱情观。让我们逐字逐句地来把这篇关于爱情的经典诗作赏析一遍。《致橡树》一诗，采取“木棉树”的独白口吻与“橡树”对话，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上，这种手法是具有开拓性的。橡树是一种木质紧实而高大的用材树，而木棉树又叫英雄树，形象亦高大挺拔，是花树中最高大的一种。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在选取诗歌创作材料时的精心设计：橡树是那样适合代表男性的阳刚之美，而木棉则又是那样贴切地代表了女性的自强自立以及与男性的平等要求。诗人通过拟物化的艺术手法，用木棉树的内心独白，热情而坦城地歌唱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要求比肩而立、各自独立又深情相对的爱情观。这首诗一诞生，橡树和木棉，就成为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这组形象的树立，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花叶依风的旧的情爱描写模式，同时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偏重于给予的互爱原则，完美地体现出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性爱品格：真诚、高尚的互爱，建立在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的前提下。这种爱情观极有思想含量和艺术震撼力，显得无比的厚重。诗篇一开始就用了两个假设和六个否定性比喻，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情观：“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源泉，/终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她既不想高攀对方，借对方的显赫来炫耀虚荣；也不一厢情愿地淹没在对方的冷漠浓荫下，独唱那单恋的歌曲。作为女性，她默认应该具有脉脉含情的体贴和温柔，但又认为不能停留在这种情意绵绵的状态，她承认铺垫和衬托能使对方的形象更加出众和威武，但又觉得这种作用仍然没有表达出爱情的全部力量。为了对方，自己应奉献出“日光”般的温暖，应倾泻出“春雨”般的情意；这都是爱情中的至理。但她并不满足于这些：“不，这些都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诗人鲜明地表示她不当附属品，只成为对方的陪衬和点缀，而必须和对方站在同等的位置——你是人，我必须是人，是具有相同精神气质的人；你是树，我必须是树，是同样高大挺拔的树；你站着，我也必须站着，平等地立于天地间。总之，两人形象必须一致。但这一致既不意味着要凌逼和挤迫对方，也不意味着两者毫无区别，只是为了“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理想爱情中的男女，应该如并肩而立的橡树和木棉，用根的紧握，叶的相触，风中的互相致意传递、回报彼此的爱。真是并肩携手息息相通的情侣，那怕是一点微风掠过，都能引起共同的颤栗。他们心心相印，没有谁能听懂他们的话语。这木棉用一种为橡树自豪、为自己骄傲的口吻说道：“你有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显然，木棉深深懂得她和橡树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他们双方不能互相取代，倒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在这里，她毫不掩饰地颂赞橡树的男性美和阳刚气概，豪壮挺拔，锋芒毕露；也对自身女性的柔韧气质作了赞美：那丰硕的红花不正是青春美和女性美的标志？可是，木棉的朵朵红花为何又象“沉重的叹息”？我们可以从中感触这位女诗人那种独特的声音和情绪：这声音带着痛苦的伤痕，这情绪染着忧伤的色晕。这声音和情绪里融化了多少那个年代社会、亲友、个人的阵痛、艰辛和挣扎！这沉重的叹息是那么真实，以至把它掷之于地，便会溅出泪渍和血斑！舒婷以她的敏感、清醒和深刻喊出了女性对独立人格、健全心智、男女平等的向往和追求。她不被世俗所羁绊，表达了一个成熟的知识女性对理想爱情的憧憬。她接着写道：“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真正的爱情，当然应同甘共苦。他们表面上“仿佛永远分离”，实质上却根叶纠结，“终身相依”。只有这样的爱情，在舒婷的眼中才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的伟岸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在这里对爱情的“坚贞”提出了她独特的见解：爱情的坚贞，不只在于使自己忠实于对方的“伟岸的身躯”，仅止于容貌的倾慕和形体的结合，而是更进一步，把对方的事业追求、理想信念也纳入自己爱的怀抱，从精神上完全相融和相互占有；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思想感情上达到完美的结合，站在同一个阵地，拥有相同的生活信念，追求同一种目标，才算得上“伟大的爱情”。全诗明丽洗炼、概括集中，作者运用了抒情主体拟物化的表现手法。诗中抒写的对象明为橡树，实为木棉。写法上也独辟蹊径，不去描绘木棉外貌的秀丽挺拔，却用了一连串精妙的喻象从各个角度反衬出木棉的品格、特征、信念和抱负。接着又从心理上对她的爱情观作进一步的剥露，从性格特征上加以刻画。在刻画中用“叹息”、“火炬”两个意象对比，更深一层展示了木棉丰满的个性。然后，又把“寒潮”、“雾霭”等意象铺开对比，衬托和渲染出木棉和橡树这一爱情形象的典型环境。这就从四面八方突出而饱满地表现了木棉对橡树的爱情。在艺术上巧妙的比兴、鲜明的形象、蕴藉而柔婉的调子，构成了全篇的独立特性。全诗收束处，既是虚拟，也是实写，虚虚实实，意味深长，富于哲理，开拓了题旨，对木棉的爱情观加以理性的升华，以理想之光反照那象征爱情的形象，使木棉的坚贞倩影更为挺拔和崇高，显得那么饱满、美丽、鲜明！
摘 要：经过诗人的锤炼，古诗的遣词造句特别精炼，包蕴量特别丰富，景、情、事浑然一体，创造出独特感人的意境。那么，什么是诗的意境？它是指诗中描绘的具体生活情景、生活画面，以及蕴含在情景、画面中的思想情感和深刻意义。学习古诗，只有抓住品味意境，细细体味，才能化难为易深入理解古诗。要想从古诗的意境中感悟诗人的情感，汲取高雅的审美情趣，必须准确抓住古诗的意象才能使诗的客观映像自然地转化为主观感受，收到较好的效果。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古诗；意象；意境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4-280-0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古诗更是华夏文化的瑰宝，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古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瑰宝中的朵朵奇葩，读来沁人心脾，开启心智，回味悠长，给人以美的熏陶。 古诗中的意象就是情与景的统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学习鉴赏古诗时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内容，感知诗人情感，进入诗歌意境，领悟诗歌的主旨。而一些意象寄寓了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如何抓住诗歌中意象的正确含义，以下是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点滴体会。 一、自然意象类 1、月亮（残月、明月、新月、玉盘、婵娟）：它在诗人笔下都是思亲、思乡的标志，多传达离愁别恨、寂寞思归之情。 2、夕阳（斜阳、日暮、残阳、落日）：大多流露凄凉失落，苍茫沉郁之情。 3、流水：多传达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的伤感和哀愁。 4、烟、霜：多表示哀怨、惆怅、凄苦等情思。 5、风：春风――旷达、欢快、希望。 东风――代表春天、美好之意。 西风――惆怅、游子思归。 北风――萧条肃杀、离别惆怅。 二、植物意象类 1、杨柳：多传达离别、怀远等情思。 2、落花（落红、残红）：多表示青春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与哀愁。 3、松、竹、梅、菊：多体现高洁、坚贞、不屈之意。 4、梧桐、芭蕉：传达光阴易逝，身世磨难的惆怅哀怨。 三、动物意象类 1、鸦、蝉、猿、杜鹃：多传达凄楚哀怨之情。 2、鸳鸯、鹧鸪：表示相思相爱；离愁、孤寂的情思。 3、燕子：象征着时事变迁，人事代谢。 4、鱼：象征自由。 5、孤雁：象征孤独、思乡。 6、鹰：象征刚劲自由。 古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作了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我国是诗歌的王国。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的时候只有让学生抓住意象，才能感悟古诗的意境美；注重读出古诗中的意象是学好古诗最基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4. [2] 刘庆森.古诗词鉴赏教学中的意象和意境.试题与研究.新课程论坛，2012.2.
在自然界千差万别的一切动物和植物之间，原来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基本结构—细胞。细胞，是一切生物的基本结构单位。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正存在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基本结构单位，如“落花”、“流水”、“莲花”、“荷花”、“春”、“暮”、“风”、“雨”等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一些表象性的语词，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使用共同语言的人类的共同感情在深层意识中的长期积淀。 所谓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是声律），或者说在一首歌中起组织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声律和意象。 ——《诗歌意象论—微观诗史初探》耿建华
李清照词的意象分析一、李清照词中花之意象在李清照现存的四十多首词中，颇多自然意象，竟有三十五首词写到花，花这频频出现的意象，在她词的意象系统里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如海棠、梅、菊、桂、荷、银杏、芭蕉、丁香、梨等等，花之意象几乎篇篇出现。其中写梅十三次，荷花四次，菊三次，桂花二次，海棠二次，梨花二次等，几乎全是在人们意识里风韵独特、毫无媚俗之态的花种。然而，花在李清照的笔下，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而是浸透着词人深情、景情相融、与词人心灵交感的“情”化了的“花”，“人化”了的自然物。这位好与花为伴的女词人把她杰出的人格精神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种种际遇的复杂体验都潜注于对这些花的描写之中，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花间”女性词人。从李清照对花的意象的描绘上，能体验到她的内心的情感：她在早年，抒欢乐之情；中年，抒离别之情；晚年，抒忧凄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那么，李清照不是简单地把最能引起视觉刺激的花采入词中，而是把意念和理性中与自己的人格追求能够相融合的花撷于笔下，其间的一枝、一境都摇曳着属于女词人自己的那一片“风月”。这既是为了寄情写志所作的有意选择，更是人生体验、人格追求与自然之花的无意契合。她有一种特殊生活环境中对花事的异常敏感。梅花尚未大开，她就关注着“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梅开刚刚落英，她又怜惜“晚风庭院落梅初”（《浣溪沙》）；而“昨夜风疏雨骤”（《如梦令》）更是牵系着她对花儿命运的关切。任何情感的形成与抒发，无不是词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反映。因此，“风疏雨骤”之后的“海棠花”，就不仅仅是引发作者惜春伤花情感的一种外物，在此，海棠花的生命遭遇与词人对自身命运的意识已经融合。即在这“浓睡不消残酒”的背后，便有着对人生价值的现状的思考，或者对未来命运摇落的隐忧。这正与海棠花在“风疏雨骤”之后“绿肥红瘦”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沟通，怜花自怜，花的生命状态成为人的命运状态的象喻。“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情、辞随物而变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李清照独特词风的形成，固然是与其先天的性别、性格和后天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学养、才识等诸因素分不开的，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心理，敏感入微的体察、捕捉外物入词，以神工妙笔对花之意象描摹刻画，也是形成她词风独具一格的重要原因。早年的李清照，天姿聪颖、潇洒不羁，虽囿于狭小的深闺庭院，但有远大的抱负理想，这从她早期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可见。婚后，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即使与丈夫暂时的分别，在她的笔下自然写出的是伤别离的离情词。南渡以后，李清照流离至建康（南京），此时，气质非凡的李清照诗兴不减当年，还常与丈夫出门郊游觅诗句。宋人周辉记云：“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觅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你看她“直欲压倒须眉”。明诚病逝，给李清照沉重地打击，显然使她的词风随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巨变而由前期的清丽妍媚变得凄婉幽恻。花之意象的情调也由前期的蕴含着快乐而转为浸透着悲苦。如她早年笔下的海棠，无论是经风雨后，变得“绿肥红瘦”，还是海棠开后的“拥红堆雪”；或写她沉醉“误入藕花深处”，或写她流连于露洗的“苹花汀草”；或笔下春深时的“梨花欲谢恐难禁”，或笔下寒食天的皎月“浸梨花”……诸花之意象，都包蕴着无穷的遐想，深含着词人的轻灵神思。把读者引进一个无限清新而又无比洁静美妙的境界。这在当时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里仅有菊花为例。在李清照之前颇多咏梅诗作。屈原咏菊是为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菊趣轩记》）而李清照人品文品深受“屈平、陶令”的影响。在追求崇高理想的情操上，在高洁而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上，他们是一致的。屈子“餐秋菊之落英”，陶令“东篱”下“采菊”，易安笔下的“琼肌”、“清芬酝藉”，在《多丽》词中对白菊的赏爱成为易安与屈、陶相合的契合点。菊在《漱玉词》中多半被叫做“黄花”，它往往作为词人心态和命运的象征或载体而出现。比如《醉花阴》中深秋生长在东篱旁的尚“有暗香盈袖”的“黄花”，只是作为女词人与丈夫因分居两地而产生的离愁和悲秋情绪的载体；到了《多丽》中“渐秋阑，雪清玉瘦”的白菊，由秋后的凋谢零落而引发出“似泪酒、纨扇题诗”的“婕妤之叹”，从而表达了女词人惟恐丈夫明诚在外有“天台之遇”的担心；而到了《声声慢》中的堆积满地“憔悴损”了的“黄花”，则成了女词人幽凄孤寂、冷落哀伤的廋语。我们透过《漱玉集》中各种花之意象象征意义的捕捉，或许可探及李清照情感心态衍变的轨迹。做为具有东方式大家闺秀典雅风范的李清照，却因其先天秉赋异俗，才华志向超群，以及传统文化中儒家人格精神的影响，自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所具有的柔弱、逆来顺受的人格规范，她不仅具有热烈、浪漫、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而且强烈地、自觉的追求着超尘绝俗、高洁自负、孤芳自赏的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于是，那些风韵气质压倒群芳的花，才在这种生命之气的酝酿中，显得格外夺人心目。她特别崇尚梅的风韵气质，她欣赏“柳眼梅腮”（《蝶恋花》），“玉瘦香浓，檀深雪散”（《殢人娇》）的形象里蕴涵的诗情，更能体味出“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的神韵。她的《满庭芳》一词，是一首托物寓志之作。句句写梅，也是句句写己，词中写的是梅花的寂寞环境、潇洒风韵，及其遭遇和所表现的孤标傲世的精神。词的上片，通过“藏”、“锁”、“闲”、“深幽”几个词，表达着“寂寞”度日的人生滋味的体验。然而，一株“江梅”却吸引了她此时此境的全神贯注，寄托了她在人生逆境中的精神追求。下片以“韵胜”二字表现梅韵与自己人格精神的同一境界。她虽香消玉殒而情志永存的人格，使生命的价值就不在于身居要津，荣华富贵，而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这是历来命运不佳而志趣高远的骚人墨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李清照对桂花的欣赏更是出手不凡：“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里的桂花“暗淡轻黄”、“情疏迹远”，但是，它有奇“香”留在人间，所以“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正体现了李清照对内在美、人格美的崇尚。她把桂花视作“花中第一流”，自然也是把人的内在美、人格美视作最高的人生境界，具有这种人生境界的人，也才是“第一流”的人。李清照十八岁时和赵明诚结婚，从此开始了充满学术气氛的爱情生活，情趣十分高雅。她在爱情上是幸运的。她所得到的共同生活的伴侣，竟是一位志同道和、才华卓绝的太学士。他们的爱情生活既美满又充实，可谓伉俪相得。她的“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得到丈夫的爱慕和敬重，志趣相投，两心相印。明诚“每遇苏黄诗文，虽半简数字必录藏。”清照则“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无论踏雪寻诗，还是射典斗茶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这样的良缘，对清照和明诚都如鱼得水，对他们自各事业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因此，李清照前期词对爱情的描写，主要是精神生活的抒写。她倾心于菊，并以菊之意象象征纯洁的爱情与高尚的人格，艺术品位较高。比如她的代表作《醉花阴》一词：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重阳节思念丈夫赵明诚远行的词作。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即负笈远游”。深闺寂寞，时届重九，“每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上片以“薄雾”、“浓云”起兴，勾画出暗淡阴沉天气，烘托出女词人郁闷心境和愁思。“永昼”：即长日。“瑞脑”：是一种香料。“金兽”：指刻着兽形的铜香炉。重阳佳节，女词人因思念丈夫而感到度日如年。独守闺房，眼看着香炉里燃的瑞脑香慢慢地消融了，而女词人愁情更浓，象袅袅青烟，不绝如缕。这里作者巧妙地勾勒出一个阴雾迷蒙的环境，以衬托她孤寂无聊的心情。情景交融。“愁永昼”一语，耐人寻味，言愁之多，愁之久。上句写外景，下句写内景，内外衬托女词人之愁。物态人情，两相映衬，使愁越发显得“剪不断，理还乱”了。此二句比温庭筠的“玉炉香，红腊泪，遍照画堂秋思”更为深沉凝炼。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的“佳节又重阳”，只能增添女词人的离愁别苦。深秋之夜，秋凉更使人难寝。往昔的玉枕、纱厨是和丈夫与共的，如今却孤零零地独对着。触景生情，寓意相思之苦。“凉”字，一是“秋凉”，更是“心凉”，指女词人孤单凄凉。这两句通过女词人对“玉枕纱厨”和“凉初透”的切身感受，含蓄而深刻地揭示出她对丈夫思念之深切。下片利用重阳黄昏把酒赏菊的特写镜头，更加细致入微地表达怀人之情。前两句是说，傍晚时，在菊圃赏菊饮酒，满身都是菊花的幽香。古代人们在重阳日，或头插茱萸，登高望远：“遥知兄弟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或饮酒赏菊：“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重阳赏菊自陶渊明后，已成为文人的雅事，然而李清照一怀愁绪，本无心赏菊，更何况是在“黄昏后”呢？黄昏是一天中思人最切之时。“东篱把酒”，是为了借酒排遣，但睹物伤情，难以自禁，反而勾起更深远的离愁。此二句深含着无限辛酸的滋味。“此情无计可消除”，于是想避开菊花，回到屋中。此时女词人感情高度升华，于是产生出流传千古之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切不要说莫为离别伤神啊。“帘卷西风”一语奇妙，妙在巧用词语倒置的手法，倍增其动态美感。“人比黄花瘦”一语为警句，乃千古绝唱。“瘦”字为“词眼”，它是词人感情、精神的集结处。在这里，瑟瑟西风中憔悴柔弱的瘦菊与女词人清瘦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比秦观的“人与绿杨俱瘦”更高一筹。煞拍两句，形象地刻画出女词人消魂后的情态，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少妇，玉肌消瘦，花貌憔悴，比帘外清瘦的菊花，更是弱不禁风了。菊花是高洁雅士的象征，用以喻人，其人高雅不凡。把酒赏菊，是以陶渊明高远清淡的人格来喻己。菊花又具清丽俊秀的风姿，用以状物，以拟人之瘦，其人之神态更活灵可见了。此乃女词人独创之语，用于这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感情时，尤为深刻逼真。这首词不明写相思情，以深婉含蓄之笔出之，而情却愈深。词的首句点出一个“愁”字，末句以“瘦”字作结，与首句“愁”字相呼应。因离愁伤情，使腰肢瘦损，衣带渐宽，“为依消得人憔悴”之含意自在其中了。宋代咏菊词作颇多，如东坡、山谷等人词中所用菊之意象为数亦可观。这里仅以小山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聚散），少游的《满庭芳》（碧水惊秋）词中菊之意象与李清照之《醉花阴》比较，从中可见李词以女性特有的细柔轻灵之深婉清瘦的独到之处，赢得更高的赞誉。晏、秦、李三人都是婉约大家，三首词都是睹菊怀人，把菊作为引起离愁的媒介，借菊来表达内心思念、愁怨等复杂情感，体物感情敏锐深挚，菊之意象便成了词人种种感情的载体。然而三首词中菊之意象又各有异。晏词中之菊，表达执着不移的“痴情”，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意。而秦词中之菊，透露出词人内心的“奇想”与凄伤。“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正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晏、秦以写男妇相思的艳情为其主要内容，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他们虽以擅写柔情而著名，但与女词人易安特有的深婉细柔相比终逊一筹。词贵阴柔之美，易安身为多情善感的女性，“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她更钟情于花，其词不乏香韵。《醉花阴》中的菊之意象，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不再是触起怀人之愁思的中介物，也不再是因痴情而发生的幻化物。在李清照凝神观照后的菊之意象，变成了其情趣的反照。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最大的任务在使人在外物界寻回自我。”李清照的内心世界比晏、秦等男性词人婉曲、轻灵、细柔，使她对丈夫的深切思念，潜入到灵魂最深处，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菊我同一的艺术境界，于是产生了与菊比瘦的奇幻神思遐想，以清瘦淡雅的黄花，喻已因相思之苦而使人消瘦的情态，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李清照伉俪之情的真挚。“人比黄花瘦”之句，可谓女词人独出心裁之佳品。这一菊之意象，既喻相思之苦之深情，又喻女词人品格之高洁。全词幽细清丽，声情并茂，实为晏、秦所不及矣。难怪当赵明诚收到李清照寄给他的《醉花阴》词时，在叹赏之余，自愧不如，又“务俗胜之”，便一切谢客，废餐忘寝三日夜，写出五十阙词，竟没有一首比得上其妻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务欲胜之”，并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而是作为丈夫的憨态可掬的纯情和对妻子赏识的一片爱心。是的，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词，在后世文坛上被传为诗趣佳话。而南渡之后在她的《声声慢》一词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之句，则表现了一种生命枯竭意识。这里，女词人把自己的形象又移入了菊花。二、李清照词中的雨意象“雨”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常咏之物，关于它的词作数不胜数。既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言溢于表的对春雨的无限喜悦之情；又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含蓄而又微妙的感情；还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中的极言闲愁之深广；更有“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爽旷达的心态。而在李清照的笔下，“雨”这个意象的出现更是频繁而又多样化的，其传达的思想感情是复杂多变而又细腻入微的。如果以南渡为界，将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的话，无论是在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中，表现“雨”的词作有很多，而其中折射出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早期作品《浣溪纱》（淡荡）中曾写到：“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这首词是作者年轻时所作，上片写的是闺中梦醒时的情景，下片写的是室外风物，把少妇春闺中的舒适以及懒倦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用“疏”字来形容雨，既表明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几点，又能从更深层反映出作者春闺中梦醒后的舒畅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新婚后的生活是十分幸福美满，且十分耐人寻味的。同样是写“疏雨”，在李清照早期的另一首词作《如梦令》（昨夜）中则被赋予了不同的神韵。其中写到：“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主要表达了因伤春而惜春，又因惜春而伤别的交织复杂的思想感情。清人黄了翁在《蓼园诗选》中便有中肯的评价：“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淡，跌出‘知否’两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一个“雨疏风骤”便把闺中生活的寂寞，闺人心情的苦闷轻轻烘托出来了。结合女词人当时的心境来看，正是作于“易安结褵未久，明成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之时，因此，在《浣溪沙》中“湿秋千”的令人心情愉悦轻快的“疏雨”已转变为此时唯恐年华逝去，春色又减几分中“雨疏风骤”的苦闷之情了。“雨”这个意象在词人的后期词中所表达神韵的转变就显得更明显了。以南渡以后的名作《声声慢》为例，其中关于雨的描写是这样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儿的细雨与“黄昏”、“点点滴滴”联系到一起，着意渲染愁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这种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苦悲以及作者孤独寂寞的忧郁情绪和动荡不安的心境在其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试想，日落黄昏后，窗外细雨绵绵不绝。傍晚时分，凉风习习，大雁哀鸣着从愁云惨雾的天空飞过，可这绵绵的细雨却又打落得满地落英。这是怎样一幅凄灯苦雨的图画呀，也难怪作者会发出“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喟叹了。建炎四年，李清照逃至越州。这次逃难前后半年，行程数万里，历尽颠簸，饱尝了流离失所之苦。她触景感怀，写下了一首《添字采桑子》。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北人”听着这南方之夜的雨打芭蕉声，充满了凄苦之感。这也许是北方来的难民的共有感受吧！下阙几乎全是描写“点滴霖淫”之雨的。这雨正是被赋予了离愁别恨的色彩。国破、家亡、夫死这三重灾难骤然降临到这位旷代才女的身上。她的心中充满了凄苦、忧伤与迷惘，而这种迷茫痛苦的心情伴随着这点点雨声却又倍加凄凉了。值得一提的是，易安词中的“雨”，往往都是“斜风细雨”、“黄昏疏雨”、“风骤雨疏”的小雨，而从未出现过瓢泼的倾盆大雨。我想这与点点滴滴的小雨更能激发女词人细腻的内心世界，又更能表现愁的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有关吧。三、文人与酒密不可分,酒既是一种载体,也可形成一种意象。研究李清照的诗词,完美发现,其酒的意象十分丰富,可分别表现山水之乐、思亲怀远、家国巨痛、社会悲歌等多元情愫。
词 李清照对词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形式上，她提出“词别是一家”，主张词要典雅，强调词的音律性，并且善用白描手法，常“以寻常语"创新意，在两宋词坛独树一帜。在内容上，她以知识女性特有的艺术感受，来展示前人未曾展示过的种种人生境况和生活情趣，使两宋以来的婉约雅词的题材、意境更加深化、细腻，把婉约雅词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同时，她又以一个词人的敏锐目光审视北国南度、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通过抒写个人遭际的苦难，反映出两宋之交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悲剧。她的一首被传诵了八百多年的名篇《声声慢》她连用七对叠字，便把一种掺和着血泪的家国之痛，一种哀愁孤苦、度日如年的人生况味，表达得淋漓尽致。诗李清照对诗和词的分界看得很严格，所以她的诗的内容多以政治为主，有着明确的倾向性。她对时局的思考和分析远远地超过了当时一介妇人所能企图的深度，甚至高明不让许多以国家政治为己任的大臣。她的诗是爱国言志诗，她的词却是对自身的感怀，对于身世，对于家破国亡的痛苦无奈的最为切身的描述。易安的诗，空洞地架构在借史咏志上，有情绪，但没有实在的深刻的悲苍感。但是易安的词，却鲜明地表达着她作为自己，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女子，在少女时期的娇羞，青年时期的幸福和晚年时国破家亡的悲哀。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
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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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情采源于骚——论曹植在实现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对屈赋的继承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曹植和鲍照、庾信、杜甫一样，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诗人。如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云：“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葛晓音先生说：“（曹植）在中国古典诗歌从朴实无华的民歌转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这一发展阶段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根据传统学的理论，人的任何创造都离不开对以往传统的继承，创造性地吸收前代创作成果，是曹植开创诗歌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人们对曹植诗歌创作源头似乎早就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说法，即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其源出于国风。”这种说法影响深远。如明代朱弁《风月堂诗话》就说：“魏曹植诗出于《国风》，晋阮籍诗出于《小雅》，其余遂相祖袭，虽各有师承，而去《风》、《雅》犹未远也。”（注：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二。）然而仔细阅读曹植的诗，觉得他的诗源于《骚》处正是不少。诗中虽兼采《国风》，但真正促使他的诗由汉乐府向文人抒情诗转化的是《骚》而不是《风》。可是对于曹植诗受到《骚》的影响，除了清代刘熙载（注：刘熙载：《艺概·诗概》。）以外，历代诗论家很少有人提及。本文拟对此做详细的分析。从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变的具体内含是“一方面是乐府诗由叙事转向抒情，另一方面是指从朴质转向华茂”（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也就是说在内容上抒发情感，在形式上讲求词采，是曹植承前启后的关键。从这一转变内含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在曹植以前就有了文人抒情诗的写作，从叙事转向抒情不是从曹植开始的，何以把继往开来的功绩大多算在曹植的身上？如果曹植能当此“殊荣”，那么，他的抒情诗与汉末以来的文人抒情诗有何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与他继承屈赋有什么关系？这些是本文必须回答的问题。汉乐府是带有抒情性的叙事诗，而汉末文人五言诗是抒情诗，可见在汉末文人诗那里，已经开始了由叙事向抒情的转变。那么王世贞为什么说“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呢？这说明汉末文人五言诗转变的力度还不够。五言诗由叙事性的乐府转向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诗是诗人们继承《诗经》和《楚辞》的结果。但由于五言诗作者所处时代和个人生活经历的作用，使得他们在借鉴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对《楚辞》借鉴得太少，因而没有彻底完成转变的使命，而曹植由于时代和自身的独特遭遇，使得他完成了这一使命。下面就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具体分析。首先表现在内容上。从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古诗五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等诗中看出，他们所表现的情感，尽管情真意切，但并不广泛，绝大多数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困苦。他们生活在汉末动荡之际，大都没有从政的经历，四处奔波飘荡，给他们最直接的刺激是生活上的困顿，相思的痛苦，较少顾及到更高层次的追求。因而他们的诗还大都是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控诉和抗争，而不是政治上的苦闷。在汉代文人诗中，只有张衡的部分作品因学习屈赋而呈现另一种风貌，而张衡恰恰和其他古诗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吏，所写的是政治上的苦痛。曹植由于特有的时代和特殊的经历，使他写出更多的政治上的苦闷。屈原是以前诗歌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抒发政治苦闷的诗人，曹植正是借屈赋来表现这种情感，使这种情感有了更深的内容和更普遍的意义的。例如古诗当中，十之八九是写离别相思之情的，但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私情。曹植的诗中有许多作品同样表现飘泊无依，但这种痛苦却不是重复古诗中的游子思乡，是一种政治上的孤独。他把屈原那种政治上的悲哀融入到相思离别的题材之中，使感情变得更加深厚。这种深厚的情感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表现出对国家事业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坚持正义的高洁志趣和自己的感情得不到他人理解的哀怨之情。曹植自幼聪颖过人，十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屈原的作品，自然已是烂熟，成为他作赋时心摹手追的对象。然而真正使他学骚的是他与屈原有相似的身世经历和遭遇。此前贾谊和司马迁都因他们特殊的遭遇而成为屈原的知音，曹植也因与屈原相似的经历而成为继贾谊、司马迁之后最能通屈原之心志的人。曹植是魏武帝之子，文帝之弟，明帝之叔。这使他同屈原（“楚之同姓”）一样，对王业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他“生乎乱，长乎军”，满怀希望，想大干一场，甚至想继承父亲开创的基业。可是他这番远大的志向却因家庭内部斗争的失败而付之东流。父亲死后，曹丕父子相继做了皇帝，不但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反而将他放置外藩，加上种种管束，形同流放。这样早年诵读的屈原的作品就成了他心境的写照，于是借屈原的笔法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写下了《九愁赋》、《洛神赋》、《白鹤赋》、《离檄雁赋》、《鹞雀赋》等。正如丁晏所评的那样：“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注：《曹集铨评·魏陈思王年谱序》。）他的诗中也同样表现了屈子之志。屈原被怀王疏远之后，仍然心系楚国。曹植在诗中充分地表现了这一情感。在曹丕未称帝之前，他就在诗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济世之志。《白马篇》中那个游侠的心理就是他自己的志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种甘心赴国难的责任感，并没有因曹丕当了皇帝，自己备受迫害而改变，他仍发出“闲居非吾愿，甘心赴国忧”的呼喊。曹丕死后，他给曹ruì＠①上一个长篇的《求自试表》，强烈要求为国立功。他有感吴蜀两国未平，想提一旅之师，前往征讨。他明明知道曹丕父子并不信任他，但他为的是国家。这一心理与屈原虽被疏远，仍“恐皇舆之败绩”，表示“来吾导夫先路”一样，正是出于那种割舍不了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曹植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感更多的是与他坚持高尚的人生志趣，追求真理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使人仿佛看到了屈原在《离骚》当中，反复申说自己的高洁志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上下求索，寻求真理的情形。屈原被疏远完全是由于小人谗毁的结果，他在诗中反复斥骂那些“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的“众人”、“党人”。曹植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文帝疏远，也是小人从中谗毁的结果。他在《黄初五年令》、《黄初六年令》中曾向文帝请求除掉那些小人，并指出了他们的姓名。他在类似于《离骚》的一篇赋——《九愁赋》中写道：“恨时王之谬听，受jiān＠②枉之虚辞……伤时俗之趋险，独怅望而长悲……似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他在诗中更是反复地表现这一内容。其一首佚题乐府诗云：“胶漆至坚，浸之则离。＠③＠③素丝，溺色染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在《怨歌行》中他还说：“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臣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④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涟。”他还愤怒地写道：“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侍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愤愤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陈说，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注：曹植：《当墙欲高行》。）他认为君门不通，都是由小人谗毁造成的。他想自己去剖白陈说，无奈君门九重，难以得进。这自然使人联想到《离骚》中诗人上下求索，欲向上帝陈词，而天帝的守门人却不给他开门一样。曹植曾写下了大量的弃妇诗，在这些诗中，他把那些妇女都写得美丽而坚贞，从而表明自己志向的高洁。恰如他在《九愁赋》中所说的那样：“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宁作清流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屈原在痛苦中上下求索，也曾产生过远游的志向。曹植也有许多诗表现这种远游之志。他曾写过十多首游仙诗，其中除了个别的作品没用汉乐府的题材，表达对神仙的羡慕以外，大部分是寄托寻求自由世界的理想。其中有两首，都名为《远游篇》，显然是在学习屈原。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说：“曹植的十多篇游仙诗，其中一部分写世情险恶，有感而发，想籍升天远游忘却人间烦恼，上承屈原《远游》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下启李白纵横捭阖的浪漫想象。”（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远游没能使屈原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他宁死也不愿改变他高洁的人格和政治理想，不能像江边渔父劝他的那样“与世推移”。当他真的要离开祖国时，仍然眷恋故乡。曹植也是一样，他虽然对受压迫处境感到不满，对现实社会感到厌倦，一度想出世远游，但他并不能远游。“仰天长态息，思想怀旧邦”（注：曹植：《磐石篇》。），不忘故国的心情又占据了上峰。他有时甚至将“屈子远游出世之意化为入世建功之志”（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屈原在作品中以大量的篇幅抒写了不被人理解的哀怨之情。曹植的许多作品也表现了这一内容。史称：“植每欲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注：《三国志·陈思王传》，方壮辰《三国志注评》，9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曹植后期大量诗作都表现了这种因不被信任，不能为国立功的痛苦。如《圣皇篇》中写道，由于大臣上奏，藩王不得在京城淹留，于是辞亲上路，“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暮，何以远阙廷。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上尚酸鼻，何况骨肉情。”丁晏《曹集铨评》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曹植还把自己比作离开根本，被风吹来吹去，丝毫不能自主的转蓬（注：曹植：《吁嗟篇》、《磐石篇》、《杂诗七首》其二。），寄居清水，随风东西漂流的浮萍（注：曹植：《浮萍篇》。），他歌咏驰骋寒地的代马，“思彼蛮方”的越鸟，他同情那悠悠远行，离家千里的行客（注：曹植：《杂诗》。）。这种心境的描写，我们从屈原《九章》里的《抽思》、《哀郢》、《涉江》中可以看到，其《佚题诗》中“游鸟翔故巢，狐死但邱穴。我信归故乡，安得惮离别”就是化用《哀郢》中“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几句。曹植常常借男女之情来表达得不到曹丕父子理解的怨愤。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分析，这里暂不举例。上面我们分析了曹植与屈原心志相通的几个方面。屈原的思想感情在《离骚》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达。而曹植思想感情分散在许多篇章当中，但曹植的连章诗《赠白马王彪》和组诗《杂诗七首》，也可以把前面分析的几点内容大致包括进来。且以《赠白马王彪》为例，诗的第一、二、四章极写离开京城的眷恋和感伤，与他在《吁嗟篇》、《浮萍篇》、《杂诗》其二等诗中抒写的远离故都的痛苦是一样的。第三章写“鸱枭鸣横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与《佚题乐府诗》、《妒诗》、《当墙欲高行》等诗斥骂小人挑拨离间，导致兄弟不能相亲是一样的。诗的第五、六、七章，由骨肉间生离死别的咏叹引入对人生价值的思考，特别是“苦心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几句，可以看作是他对求仙远游的真实态度。他想超越现实，追求长生和精神上的解脱，可残酷的现实仍然压迫着他，使他痛苦不堪。但他仍有一种节士的豪气，没有因此失去“四海之志”。整首诗写得哀怨悲愤，与其《九愁赋》一起，可以称为陈思王之《离骚》。清代宋徵璧就曾说：“《离骚》不可学，嗣此，其《白马王彪》一篇，……庶儿《骚》之变乎？”（注：宋徵璧：《抱真堂诗话》。）我们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曹植几乎把屈赋中所表现的几个重要内容都有所继承和发挥。屈赋本来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有着很强的原型意义，曹植将这种原型化入到五言诗当中，从而加强了这种意义。后世举凡怀才不遇之悲，离别相思之苦，功业无成之叹，生命不永之痛，种种抒写人生志向和抱负的诗篇几乎可以在曹植的诗中找到原型。可以说曹植扩大了文人在诗中所表现情感的深度和宽度，赋予了文人感情以更高的价值。这是汉末乃至建安其他诗人所少有的。后代的诗人，特别是盛唐诗人，正是大力抒写这种高远的情怀。李白的“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便是唐代诗人豪迈情怀的呼喊。总之，是曹植成功地把屈赋中高远政治情怀融入到诗歌当中，使汉末文人诗由抒写个人的生活痛苦上升到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痛苦，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曹植实现了汉乐府由叙事转向抒情，首先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其次，表现在形式上。曹植对《楚辞》的借鉴大大增加了诗的辞采。古诗的写作还是比较朴素的，可以看出从乐府脱胎出来的迹象。而曹植的诗词采华茂，已更近于后来的文人诗。古诗中也广泛地采用了比兴的手法。花木香草、越鸟胡马等在诗中也多处运用。但在用法上更近于《诗经》，而不似《楚辞》。《诗经》中采用比兴虽然增加了诗的色彩，但风格却是朴素的。东汉以来，特别是汉末文人诗当中也有一部分借鉴《楚辞》的作品，就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如张衡的《怨诗》，借秋兰以咏美人，《同声歌》，写新妇初夜的心理就是摹仿《离骚》借香草以喻君子，借男女之情以喻君臣的写法。对《同声歌》，《乐府解题》说：“言妇人自谓幸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张衡和其他古诗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吏，目睹世风日下，“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fēn＠⑤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之不得以通”（注：《四愁诗序》，系后人伪托。）。他的《四愁诗》写得色彩瑰丽，情深意长，直启杜甫的《赠韩谏议》。另外《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古诗五首》中的“兰若生春阳”，都是借鉴《楚辞》之作，相对于其它诗华美而情韵悠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末文人的诗歌创作，凡是借鉴《诗经》和乐府诗多的作品，就显得朴素；凡是借鉴《楚辞》多的作品，就显得华美。曹植的诗由于在借鉴《诗经》的同时，大量地引入了屈赋中的意象，不仅在句式上借鉴，而且全篇借鉴，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局面。比，是屈原作品中常用的手法。洪兴祖说：“《三百篇》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注：转引《四溟诗话》。）由于比的大量运用，丰富了诗的词采，使得《骚》和《诗》呈现出鲜明的对比。曹植的诗中就大量采用了比的手法，如“浮萍”、“转蓬”、“代马”、“越鸟”等，这就大大丰富了诗的意象。屈原在世俗险恶的情况下，“独好修以为常”，他以香草自喻，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曹植也是这样。如《白鹊讴》歌咏“饥食苕华，渴饮清露。异地畴匹，众鸟是慕”的白鹊。白鹊食苕华，饮清露，不同于蝇营苟取的凡鸟。再如《佚题诗》中的“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简直像《离骚》中的句子。屈原常常借对爱情的追求以表明对君主的依恋。曹植在《出妇赋》、《洛神赋》中使用了这一比喻。但他用得更多的还是诗歌。现存曹植诗有九十多首，而写妇女以及爱情的诗就有十三首。如《美女篇》、《妾薄命行》、《妾薄xìn＠⑥》、《妾薄相行》、《闺情诗》、《代勋妻王氏杂诗》、《弃妇诗》、《七衰诗》、《怨诗行》、《杂诗七首》其三、四、七等，虽然有的是借用汉乐府的旧题和题材，但其中大多数作品的意思已完全不同于汉乐府劝世的主旨，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他的笔下，女子大都是美丽高洁，处境却是孤独凄清，或遭遗弃，或空房独守，价值得不到人们的珍视和承认。这与作者身怀济国之才却得不到任用一样，那些女子的处境正是他现实处境的写照。美女们希望得到爱，正如曹植的“愿与根＠⑦连”（注：曹植：《吁嗟篇》。），希望曹丕父子能顾念同根之情，改变他眼前的处境一样。如《美女篇》，《乐府诗集》卷三十六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对《七哀诗》，刘履评论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以孤妾自喻。”（注：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再看他的《种葛篇》：种葛南山下，葛＠⑧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和瑟琴。行年晚将暮，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有双栖禽。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襟。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考曹植的生平，可以断定这不是纪实之作，而是另有寄托之篇。正如朱绪曾所说：“此亦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慨之辞。篇中葛＠⑧、棠棣、皆隐寓兄弟意。”（注：见黄节：《曹子建诗注》。）曹植与曹丕本是两小无猜的兄弟，等长大以后，为了争夺继承权，各怀异心，终于一个作了皇帝，一个成了“被软禁的囚徒”（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诗的立意直接取法《离骚》：诗中的男女本是一对欢爱夫妻，后来“佳人怀异心”，出现“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的结局，这正与屈原与怀王本为政治上的盟友，后来怀王破坏“成言”，“悔遁而有他”的情形一样。曹植这类诗大都写得很华美。诗中对美女的描写已不同于《陌上桑》中罗敷富于人间气息，而是带有一种浪漫奇异的色彩。这正是受屈赋影响的结果。如《妾薄命行》中对美女的描写：“携玉手，喜同车，北上云阁飞除。钓台蹇产清虚，池塘观沼可娱。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咏汉女湘娥。日既逝矣西藏，更会兰台洞房。”我们看到，这仿佛是在神仙的世界里。其中汉水的宓妃、湘水的娥皇、女英，都是屈原作品中所歌咏的形象。而兰室洞房，更使人想起《九歌》中湘君为迎接湘夫人而精心布置的相会之所。再如《闺情诗》：“有美一人，被服纤罗。妖姿艳丽，蓊若春华”，《杂诗七首》其四：“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水岸，夕宿潇湘＠⑨”，《远游篇》：“夜光明珠，下隐金沙。采之谁遗，汉女湘娥”，所写都不是像罗敷那样的人间美女，都染上了神异的色彩，而这正是构成他的诗“词采华茂”的因素之一。诚如许学夷《诗源辨体》中所说的那样：“子建、仲宣则才思逸发，华藻烂然，自是词家手笔。”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曹植由于把屈赋中“比”的手法大量地引入到诗的创作之中，丰富了诗的词采，与质朴的汉乐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曹植融屈骚的情采入诗，是诗歌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他把在建安时代召唤下而产生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屈原所抒发的政治上的苦闷结合起来，从而在诗中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增加了诗情的厚度，提高了文人抒情诗的思想品味；他增加了诗的词采，开创了诗歌文质彬彬的局面，影响至为深远。钟嵘《诗品》云：“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钟嵘虽然指出曹植的诗出于《国风》大有疑问，但对曹植诗特点的概括非常准确。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睿右加又＠②原字为奸的繁体字＠③原字为日右加交＠④原字为月右加卷的上部下加糸＠⑤原字为雨下加分＠⑥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幸＠⑦原字为草的上部下加亥＠⑧原字为节的上部下加田再下左加田右加田＠⑨原字为汰的左部右加止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一、慷慨任气骨气奇高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如是评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来，"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普遍共有的风格特征。而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表现着这股"慷慨"、"骨气"。其诗作的"慷慨"、"骨气"具体体现在： (一)感时伤乱、悲悯民生的"忧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多，体验深，因而，感时伤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曾随父南征北战，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占据邺城为根据地，曹植才过上了安定优裕的生活。可以说，曹植对当时丧乱现实有所了解。《送应氏》就是诗人笔下感时伤乱的力作。诗中描绘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 "忧生之嗟"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惧和对内心苦悲的嗟叹："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日希"(《赠白马王彪》)。像大多数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希望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时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更加激发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历经生活的磨难，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特别是建安25年曹操死后，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击和迫害，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终日提心吊胆，忧惧生命。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曹植诗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侵人。 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地运用比兴手法，间接形象地抒写内心的苦闷悲愤，因而显得隐曲深沉。如《吁嗟篇》以飞篷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七步诗》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残；《种葛南山下》、《揽衣出中闺》等，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托物讽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怨、愤激、无奈。"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赠白马王彪》)，面对骨肉相残，生离死别，诗人则悲惧忧愤，感情的激流似喷泉直涌而上。"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赠白马王彪》)艰险的经历、复杂的心态，更加重了诗作的沉郁之气。故而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忧生之嗟"和愤激不平之气。 (二)建功立业、执著追求的"慷慨之音"。连年的战乱带来社会乱极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3)，而曹植对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一生忠爱君父，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又因曹植从小受父亲曹操雄才大略的影响，早年就发下"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赠丁仪王粲》)的宏愿。曹植虽然文学才能卓越，但却不甘心仅做一位文学家。"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4)。因而，倾吐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发的豪情，成为曹植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武艺精湛、视死如归的游侠少年形象。在这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诗人"立功立事，尽力为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的素志，诗中洋溢着任情使气的豪侠之气。读完全诗，掩卷凝思，你是否直觉一股浩然之气扑面盈怀，令人振奋?你是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荡气回肠，催人奋发向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早期诗作中涌动着的"气"就是这种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昂扬的，这也正是构成曹植诗的"骨气"。后人推重的"建安风骨"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虽屡遭迫害，曹植并未颓丧，"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与杨德祖书》)的远大理想始终未变；虽忧谗畏讥，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气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志业理想的诗篇，当是他作于明帝太和年间的乐府诗《薤露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当时曹植已届中年，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从翩翩佳公子变为了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因此，诗中表现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同时，更充分表现了曹植愿辅佐明君，建立功业，以实现"三不朽"境界的才志抱负。虽处忧患之中，曹植对于功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著的。他继承了屈原坚持理想、缱绻忠怀、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6)正是说明这一点。 曹植后期的诗作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时，亦贯穿着"慷慨不群"愤激不平之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杂诗》)在隐曲的表白心迹的同时透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气韵，创造了一种凄凉、悲壮的"骨气"。正如人所评，"(植)在压迫之下并不颓废，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7) 二、以情纬文辞采华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进步的文学观念，"街谈巷说必有可乐，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发展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主要表现在： (一)由叙事转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乐府民歌，以叙事见长。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叙事为主的特点的同时，兼而抒情，这种特色在曹植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曹植诗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不论写什么内容，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诗人独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发豪情壮志的《白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奋、开朗、自信；其描写怨女、弃妇的《七哀诗》《美女篇》，让人领略了他内心的苦闷、忧怨；而揭露现实、反抗迫害的《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则使人感觉到他的积郁、忧惧、怨艾、愤懑。他的后期诗作感情尤为强烈，有的哀怨缠绵，有的悲愤激昂，正因为他是"有意为文"，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范围，更充分地展示诗人复杂的爱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妇这一题材，《杂诗》(微阴翳阳景)因物起兴，唤起了诗人对役夫长年不归、男女旷怨的联想，便直抒恻怆之情；《杂诗》(西北有织女)塑造了烦恼总萃的思妇形象，从细腻的雕镂中，曲折地传达思妇婉娈的柔情、纷乱的愁思和无尽的寂寞哀怨；《门有万里客》则用粗放的线条，勾勒仆仆风尘不得宁居的征夫情态。因作者长期迁播，生活困苦，与征夫感受统一，情感渗透融合，故诗人不再借助隐喻比拟，而直接使用精炼而性格化的语言，表达征夫愤怨的情绪，从而显示了诗人潜藏于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质朴而华美"，使五言诗词采并茂，文质相称。汉乐府民歌语言古朴质直，建安诗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诗则在保持其朴素自然特点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加工、提炼，使其诗表现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 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炼字和声色，"以最洗练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杂诗》)。激昂豪迈的语言，表现着诗人悲壮凌厉之气慨。"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闺情》)，恻怆委婉的细语，倾吐着内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地。"(《公宴诗》)。绮丽的语言，绘出西园绚烂的秋色，而"被"字与"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极致，且对偶精工，置之于唐人律体也并不逊色。 曹植诗还非常讲究韵律，增进了诗歌语言的和谐。比如："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氵止"(《杂诗》)，"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等诗句，平仄协调，音调铿锵，读来适口，听之忘倦，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曹植诗中还常常使用双声叠韵的复音调，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诗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叠韵词语的使用，使曹植诗音调谐和、"文才富艳"(8)，由此亦见曹植诗在"修词"、"炼字"方面的功夫。 (三)讲究写作技巧，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陈思极工起调"(9)。曹植诗善于托物起兴，往往在一首诗的起首两句，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便感觉到诗人的感情基调。这当归于曹植锻炼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黄雀行》起句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八方有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气候不同，烘托滨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 曹植诗还大量运用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写作技巧，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相当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为此，曹植才无愧于"建安之杰"的称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曹植，乐府五言诗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日后诗歌鼎盛的气象。我最喜欢的，是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放马江湖、忠肝义胆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