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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经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曾回响着他们或铿锵或低沉的声音，是他们让厚重的历史精彩，让后世景仰。毛泽东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民族长河中的珍贵品。读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更加光芒四射。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340-前277)，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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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从《橘颂》看屈原的思想品格论文
摘 要： 《橘颂》借橘写人，颂扬了诗人独立不迁的精神品格，横而不流、坚定不屈的人格，坚守信念、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
关键词： 《橘颂》 屈原 人格 精神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把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光辉称为“屈原精神”或“屈子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咏物言志诗， 南宋诗人刘辰翁称之为“咏物之祖”。它以橘树比人，又将橘树人格化，反映了青年屈原的心态和个性。王逸《楚辞章句》注《橘颂》云：“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但橘只是自然界的一种植物，说橘有德而颂，显然表明“橘颂”实际上是颂人，是诗人的自喻。清代王夫之《楚辞通辞》评曰：“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屈原自比于橘的这一特性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首诗是围绕着橘树写的，但又处处体现着诗人自己的精神品格，把橘树与诗人融为一体，既颂橘，又颂人，体现了橘树和诗人光辉灿烂的艺术形象。橘所特有的品质正和屈原自身的品质相符，橘树成了诗人的化身。那么，诗人借橘颂扬了哪些思想品格？
一、受命于天，故土难离，恪尽职守的使命感
橘“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春秋六杂下》载：“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徙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可见橘忠于生养它的`土地，具有不可迁移的本性，橘生于江南，不可迁徙，是因为它受命于天的固有本性，扎根深厚，不可移易，橘的这一根本习性便成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屈原生于楚，长于楚，对楚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忍离开楚国，而且他把这一信念铭记于心，从不变更。屈原正是以橘树来自比自己的品质的，作者既是写橘，又同时写自己的宗国之情和乡土之恋，这也是屈原在其作品中屡次表明他不愿远走的原因。也正由于秉承天地所赐的重任，他恪尽职守，忠实于楚国，为楚国的富强努力。《橘颂》作者借歌咏橘树故土难离之天性，鲜明、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绝不远逝的坚定志向。
二、理想远大，崇尚“独立”，坚定不屈的人格追求
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表达过对“兰”、“椒”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凛寒屈服。“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再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束全篇，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
怀抱远大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是屈原精神之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道自任，重人格修养是一种精神。战国时期多游说之士，他们朝秦暮楚，可以为任何肯任用他们的诸侯服务；而屈原则是乡土观念、国家观念极重的人，所以特别重视“受命不迁”，强调“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种品格是屈原一生的信仰和精神支柱。《橘颂》是屈原高尚人格和个性的一个缩影。屈原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压力不断求索，去实现自己助君强国的伟大抱负。正如其在《离骚》中所言“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则喜欢以加强自身修养为乐。即使粉身碎骨也不动摇，难道我的心会害怕受到惩罚而改变？屈原总是时时鼓励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与未来。诗人对橘树由外貌到内质进行了热情的赞美，但诗人最看重的还是其“独立”的节操，表现了屈原对“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品德精神的敬仰和爱慕，充满着热爱祖国的情怀和坚贞不渝、绝不同流合污的精神。屈原坚信“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即使芳草与污秽混杂在一起，芳香的花也自能从中显出。
三、信念坚定，乐观开朗，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
《橘颂》全篇以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格调，表现出对现实自足、对未来自信的饱满积极的情绪特征。全篇通过咏唱橘树的外形、内质等，以拟人化的方法，抒发诗人主观的情感志向。犹如初踏征途的旅人，对未来的目标充满坚定的信念，但对未来的艰险尚无切身的体验；在理性上已做好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准备，但在感性上还没有真实经受到种种磨难灾祸迎顶压来时内心所产生的痛苦、悲哀、愤怒和绝望。作为屈原早年的言志作品，《橘颂》以其明朗开阔的情感基调，华丽绚烂的辞章句式，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不仅在《楚辞》中，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作品通过类比联想，托物言志，纷繁美盛的“后皇嘉树”与英姿勃发的青年屈原叠印，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自然本性与屈原的完美人格统一，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巧妙融合，其所确立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宏大志向以及“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自我勉励绝不是纨绔子弟与庸常之人可比的，全诗没有忧伤愤懑的情绪，相反，它充满着意气风发的昂扬情调。《橘颂》体现了屈原坚定的信念和清醒处世的人生态度，他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仍要“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王峰霞.《橘颂》中的屈原形象[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
龚红林.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微风轻轻吹佛起书页，其中似乎夹杂着一丝香草气息。目光流动在司马迁用至情写下的文字间，我仔细品读着你--屈原 *臣的陷害，君王的昏庸，百姓的疾苦，楚国的危在旦夕，当你知道这一切无法挽回时，你独处汨罗江畔，看滔滔江水，诉说自己的报国之志，你众身一跳勾画成最美的曲线。汨罗江啊!汨罗江。你知道你今接纳的是谁吗?或许你不知道，但是他却是现在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在寂寞的风中，伴随着业的灵魂，他赋《离骚》时的雄言豪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是的，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一败涂地，他您远赴长流而葬乎江中鱼腹，也不愿一皓皓之白，而蒙世于天下，这就是他，大地坚挺的脊梁，汨罗江你现在明白了他的伟大了吧!理解他的忠心了吧! “路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他的壮志，忠诚为国的造福百姓，举世皆猪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时她的心，这是一颗饱受折磨，无可奈何的疲惫之心。汨罗江啊!汨罗江，他不是和那些懦夫一样的寻短见，他是为了国家，为了自己的忠诚，才投入你怀抱的。 宁溘死以之兮，为何? 哺应了五十年烟火，却落得灵魂离体，为何? 造就了《离骚》、《楚辞》应精忠报国最终落得义愤偷你的宿命，为何? 汨罗江你明白他那三为何吗? 何为官场?正面试怀才报国的地方，背面是常年的封建与黑暗，在这凄风苦雨间，溺亡精忠报国，又往洁身自好。这永远是一个伟大梦。当梦醒时，就会发现何谓炎凉世态。曾经一时无雨的才能，以及孤洁换来的则是万劫不复。汨罗江，你是不是觉得本以冰凉的心也因为屈原的忠诚之心而沸腾了。 世人都以为屈原向往泪罗江你的平静，大家都以为屈原看透了人世间的残酷而走向你的怀抱，认为他是逃避现实，但是错了，他是宁愿“赴长流而葬乎江中鱼腹，也不愿以皓皓白云而蒙世之温。 汨罗江此刻你的心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激动，内心在沸腾啊! 微风渐渐淡去，而香草般的气息却越来越浓，我依旧品读着屈原，在这满泪痕的字里行间，找行着你的身影。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你因怒而飞，你的精魂飞入湘水。 你的灵魂顺随你的信仰漂流，让人们看到你的正义与气节、你的哀丽与豪壮。 那天，五月五日，你立于江畔，刚毅的脸上写满了无畏，大风吹开了你的三千愁丝，你腾舞飞扬的衣衫宛若一面坚韧不拔的旗帜。黑色的江水狂傲地在你脚下翻滚，你握紧了手中的青铜剑，万千感慨澎湃胸头。 曾经，你在一首诗中把风、雨、雪、电、云、月作为自己的侍从，让凤凰和龙为你拉车，在太空中任意驰骋，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如今物非人是，所有的一切梦想全都已破灭，冥冥之中，哪里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呢？或许自己本不该踏出茅庐；或许平静稳定的生活才最适合自己，而自己也应该守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为人们、为历史创作精华，繁衍文化。 贼兵的呼喊声由远及近，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一江乌水折射出了生命最后时刻的空虚与充实、肮脏与华丽。 你的思想定格：如果真理和信念需要流血牺牲，那么我愿付出自己的生命；其实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却裹满了虱子。 于是，你就把自己作为一个高洁的化身呈现给世人：无论遇到了怎样的状况，正义与气节是最神圣的，是最值得去维护的。 贼兵的呼喊声到了近前，你回头望了最后一眼国破下的山河，而后高呼：“长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纵身跳入了为你而愤怒的江水中，瞬间，一江乌水空明澄澈…… 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荇藻怎能洗涤得清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净你，而是你净湘水。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溅起，汀芷蒲兰流芳到现今。 我想，你本来就是一条鱼，一条心胸宽阔、志向无边的鲲鱼，后来化为大鹏鸟，你的心胸、志向、理想依旧宏伟无边。而现在你又回到了水中，回到了原来就属于你的位置上去，成为灵台空明澄澈的真神，默默地为人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为人们树立高尚的信仰。 于是到了后世，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活在歌里、风里、水里——梦逍遥。
恩。。比如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家国山川百姓最朴素的热爱和依恋比如生死瞬息人生无常，短暂的生命里，停驻点也许比起始更为重要和摄人心魄。再有呢，作为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一生虽然和政治千丝万缕，但对于“举贤任能，立法富国”的理想从未放弃。现实与理想的不融合。所以才有“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倔强感概和“屯抑郁于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无奈叹息。这是诗人的悲哀和政治家的痛苦。如果从反面说呢，屈原的死并非那么悲壮。英雄为恨死而不得其实，死而不得其所。上下求索，求而不得，为了昏庸的政治陪上性命。如果活下去，如果可以雾里看花清晰辨别，或许会有更多的成就。不过就不符合他的气节了。古人的追求往往是理想的，是清高单纯的。再有是说笑了，他的投江促成了粽子的诞生，也算是文化产业的支流吧～可见名人伟人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发展势如破竹啊～
做好自己做不成尼罗河的深邃幽远，也甘愿化为清冽的溪水畅游在山涧；不能拥有太平洋的广袤浩瀚，那就做一簇洁白的浪花淹没在它无垠的蔚蓝。娇憨地构筑着自己的梦，沐浴在阳光的辉煌灿烂，纵使青春会逝去，也要留给自己一个无悔的誓言。学做伟人太难，不如做好自我悠闲。做好自己，不等于没有理想，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少了几处海市蜃楼，多了几片沙中绿洲。海市蜃楼固然壮观，但它始终是难以寻求的彼岸；绿洲虽小，但它能补给资源，使自己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走的更远。做好自我是一种塌实为人的表现。超级名模萨莎在还为出道时曾有人问她“你最想成为谁？谁是你的偶像？”她就十分笃定地回答到：“我从来也没有偶像，至少现在没有。我了解我自己，我就做我自己。”正是她这肯定的一答，注定她将有所成就，因为她为人现实。做好自己，不等于一意孤行，而是坚定自己为人的本分和原则。“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始终做好自我的人。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只要他离开，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然而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不管其它人是如何的求全卖国，官场是如何的暗无天日，君王是如何的昏庸无能，屈原依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凭着一腔报国热血，奔波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感动了华夏，感动了世界，五千年后的今天，他——屈原这个名字依旧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做好自己，是走向成功的阶梯。柳永做好了自己，当初他在“黄金榜”上偶失龙头，却没有因为看到周围达官显贵煊赫之势而自卑，却在词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脍炙人口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便也流传至今；陶渊明做好了自己，官场黑暗，就隐居田园，洁身自好，在那趋炎附势的封建社会中固守着自己的情操，于是有了“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的名句传诵千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1用自己的能力打造自我，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人，用自己始终不渝的信念去照亮辉煌的人生。那时，可能山涧的溪水汇成了长江，洁白的浪花击出了海洋。做好自己是过程，走向成功才是最终的目的。
爱国，诗歌，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比如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家国山川百姓最朴素的热爱和依恋比如生死瞬息人生无常，短暂的生命里，停驻点也许比起始更为重要和摄人心魄。还有，作为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一生虽然和政治千丝万缕，但对于“举贤任能，立法富国”的理想从未放弃。现实与理想的不融合。所以才有“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倔强感概和“屯抑郁于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无奈叹息。这是诗人的悲哀和政治家的痛苦。如果从反面说呢，屈原的死并非那么悲壮。英雄为恨死而不得其实，死而不得其所。上下求索，求而不得，为了昏庸的政治陪上性命。如果活下去，如果可以雾里看花清晰辨别，或许会有更多的成就。不过就不符合他的气节了。古人的追求往往是理想的，是清高单纯的。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一、理论基础：美善统一 一位优秀的诗人，未必能同时成为一位自成体系的诗歌理论家——因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原本是充满感性经验、富于激情和幻想的形象思维过程；它与借助于概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维过程存在着性质的差异。但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基于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而形成某种较为自觉的诗学理念，则又是非常普遍和极为自然的。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 自上古时代以来，基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南方荆楚一带就形成了迥异于北方中原一带的文化类型。关于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史书中多有记载，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可以看出其民间巫风之盛行。而北方中原一带，由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的文化传统，明显地富于“实用理性”精神。这是南北文化性质差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终究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会的过程。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在社会心理（或大众文化）的层次上，南北之间的差异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意识形态（或精英文化）的层次上，两者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达于基本一致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时代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2]如果能将“史官文化”、“巫官文化”的概念，加以确切的厘定，即注明前者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层次，后者更侧重于社会心理的层次，那么范氏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而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屈原诗学精神，也就在南北文化合流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建立起来。 美善统一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上古时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凡是从某个观点看来是美的东西，从这同一观点看来也就是善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他们都强调艺术审美方面的“美”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善”应该具有统一的关系。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段文字，何晏在注中引述了孔安国的解释：《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显然，在孔子看来，尽管“善”属于伦理道德的领域，“美”属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两者各有不同的特性，但艺术的最高境界还应该是“尽善尽美”，亦即达到美善统一的理想状态。由于南北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孔子的这一主张，后来对楚国的屈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诗学精神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位正直而富有教养的贵族诗人，屈原很自然地认同和接受了孔子继承西周以来统治思想而形成的儒家意识形态，他不仅是“善”的坚定守卫者和“美”的执着追求者，而且也是美善统一审美主张的热忱响应者。屈原在《九章·抽思》中，提出了“善不由外来”的观念，认为只有努力加强道德自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才能达到“善”的高尚境界。同时，在他的诗歌作品中，“美”字也是一个使用次数颇多的语词。根据语境的不同，这些“美”字的实际含义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与“善”字意思相同，可以互训。如《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选》五臣注：“内美，谓忠贞。”）又云：“既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如此等等，多指人的内在品质的高尚纯洁，与“善”相通，所以才会出现“美，一作善”的合乎情理的异文。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作出“美与善同意”的解释。他通过文字学的辨析，也同样印证了美善统一观念的悠久历史渊源。另一类则是指能给人带来感官愉快的形体、容貌等外在之“美”，这已经向着真正审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美人”一词，如《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与余兮目成。”《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均是在此含义上使用的。其他如“美好”、“厥美”等词，也属此类。这类外在之“美”，意义相对独立，有时甚至会出现与内在之“善”相分离的情况，如《离骚》在描绘宓妃时写道：“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既坦率地承认其妩媚动人之容貌，也不因此而忽视或掩饰其骄傲无礼的品格。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孔子的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3]外在容貌之“美”与内在品质之“善”之间的分离现象，实际上乃是由于人类审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两者逐渐分化独立而形成的自然趋势。孔子、屈原均未忽视其间的复杂关系，显示出他们的思维触角的敏锐性；但他们对失去“善”之依傍的外在“美”，认为“不足观也矣”，表示要“违弃而改求”，说明他们在主张美善统一、注重和强调社会“政治—伦理”功利性的方面，也同样是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有以“善”反“美”者，但居于主流地位的，毕竟还是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美善统一的思想观念。屈原作为一位正直的贵族大夫，既然其整体思想富于浓厚的儒家色彩，那么他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其诗学精神，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二、思想核心：发愤抒情 尽管屈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的、正统的因素，历史的巨变还是给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它在吸收儒家学说、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更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地域的、个人的特征。 具体说来，屈原心目中的“善”，实际上包含着“美政”社会理想和高尚人格理想两个方面。其社会理想以楚国的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指归，其人格理想则以诗人的耿介正直、高尚纯洁为依据。当他以这种被赋予着明确“政治—伦理”内涵的“善”为标准，来观照当时的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却发现到处充斥着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政治窳败和品质堕落。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对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剧，不仅在于“善”的理想与“恶”的现实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而且在于，前者注定要在后者的暴虐压迫之下趋于毁灭，并且只有经过毁灭才能达到永恒。义无返顾地高举起“善”的标帜，即使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的实际可能，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能不给屈原带来人生命运的深刻悲剧；而人生的悲剧和由此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也成就了屈原诗歌创作的伟大和辉煌，并促使他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发愤抒情”的思想核心，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学精神。 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都无疑是人类主观情感的抒发。在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宗法社会政治和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人们更为自觉强调的，却是怨愤之情的表达。《诗经》大、小《雅》中所载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代）一批正直贵族的作品，已经开创了这一抒情传统的源头，在其影响深远的怨刺诗中，诗人们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xiōng＠①。”《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可见，他们怨刺的锋芒，不仅指向贵族阶级中反复无常（“反侧”）的奸佞小人，而且指向最高统治者周王的罪过（“王xiōng＠①”）；与此同时，他们也抒发出自己内心悲哀愤懑的感情（“告哀”）。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富于民族特色的怨刺传统，孔子曾经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他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功能，而兼及其艺术审美特性，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关于“可以怨”，孔安国注云：“刺上政。”当然，“怨”的内容决不限于“刺上政”，但结合孔子所据以阐发其诗学思想的《诗经》文本来看，揭露奸邪势力，抨击黑暗政治，亦即所谓“怨”，的确是“怨”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宣扬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强调怨愤之情的必要性，也就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 显而易见，屈原在直接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诗歌创作倾向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直接继承了孔子所标举的“（诗）可以怨”的诗学理论观点。他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关于后句，王逸《楚辞章句》注释为“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也”；朱熹《楚辞集注》注释为“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二者之说基本一致，也比较恰当。但关于前句，王逸以“贪”释“惜”，朱熹认为“惜者，爱而有忍之意”，都显得非常牵强，不合文意。后世学者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金开诚先生参考前人之说，解释为“哀痛地陈诉以表达心中的忧伤”，可谓深得诗人之旨。其实，屈原所谓“惜诵”，与《诗·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作诵”，意思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两句诗，属于并列的语法关系和对仗的修辞方法，简而言之，即是“发愤抒情”，虽然原本只是对《惜诵》篇意的说明，却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所以堪称是屈原诗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表达，具有思想核心的性质。 所谓“发愤抒情”，具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抒情”，这是艺术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是诗歌的最具生命力的审美本质。在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中，抒情的方式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在中国诗学理论的传统中，对于抒情方式的强调和论证，也从来都是最引人注意的核心问题之一。由周代史官编撰、春秋时人补订而成的重要文献《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代的《诗大序》进一步阐发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言志”即是“抒情”。近代学者朱自清先生曾把“诗言志”称为中国诗学理论的“开山的纲领”，正是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精辟中肯地揭示了中国诗歌重视主观抒情的根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屈原提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显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早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是“发愤”，这是在“抒情”的前提下，针对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现象，格外突出地强调诗人的哀怨愤懑之情的抒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怨愤之情既然是人类情感中力度最强的趋向之一，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诗歌艺术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彼岸性的宗教意识极为薄弱、人伦性的宗法政治统辖一切的中国上古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如果说，西周末年那种“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的动乱现实，直接引发了《诗·雅》所载大批政治怨刺诗的出现，那么，战国后期楚国那种“蝉翼为重，千斤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5]的黑暗政治，也同样直接激发了屈原的《离骚》、《九章》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抒情名篇的创作。一般而言，人们的诗学理论，主要是从既往的诗歌创作倾向中总结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孔子所谓“（诗）可以怨”，就是对《诗·雅》政治怨刺诗的总结和阐发，而屈原以“发愤”作为“抒情”之核心的诗学精神，则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两方面，对《诗·雅》作品与孔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弘扬，它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批判，并从这深刻的批判中，很自然地显现出理想的强烈光芒。未完,查看连接`1`
离骚 诗人屈原简介 (约前304-前278年)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沈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主要著作： 《天问》，《哀郢》，《离骚》 《九歌》：九歌·大司命，九歌·东皇太一，九歌·东君，九歌·国殇，九歌·河伯，九歌·礼魂，九歌·山鬼，九歌·少司命，九歌·湘夫人，九歌·湘君，九歌·云中君 离 骚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 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 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 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 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 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 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 它为诗人的自叙传。[原文] 离骚（一）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离骚（二）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离骚（三）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掔木根以结茞兮，贯薜荔之落蕊。 离骚（四）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离骚（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离骚（六）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 离骚（七）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 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离骚（八）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离骚（九）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离骚（十）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离骚（十一） 曰： 「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曰： 「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祎兮，谓申椒其不芳。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 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离骚（十二） 曰：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离骚（十三）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离骚（十四）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离骚（十五）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乱曰： 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说明：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共有25篇，篇目为：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最早的长篇抒情诗。诗中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 《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
离骚 诗人屈原简介 (约前304-前278年)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沈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主要著作： 《天问》，《哀郢》，《离骚》 《九歌》：九歌·大司命，九歌·东皇太一，九歌·东君，九歌·国殇，九歌·河伯，九歌·礼魂，九歌·山鬼，九歌·少司命，九歌·湘夫人，九歌·湘君，九歌·云中君 离 骚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 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 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 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 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 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 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 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原文] 离骚（一）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离骚（二）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离骚（三）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掔木根以结茞兮，贯薜荔之落蕊。 离骚（四）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离骚（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离骚（六）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