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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恒（252 年～291 年），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西晋着名书法家。卫恒出身书法世家，祖、父、兄弟及子侄均善书。他善作草、隶，特别是其隶书，运用飞白笔法，实为首创。张怀瓘《书断》卷中列卫恒古文、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可见其书法成就是很高的。《四体书势》是卫恒重要的书学论着，集中体现了他的书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现择其要者，述其五：1.建立了系统全面的书法观《四体书势》以前的书论，大多就书之一体，或择其一法，发表一得之见，其中自然也有一些视野比较宽阔的论述。但《四体书势》从范围和内容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各类书体的发展源流、形式美特征等有关问题。从书之一体到四体，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飞跃，这也说明《四体书势》的视野已经从局部转向全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侧面视角转向全方位视角。再从其论述次序看，它依次论述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即按照书体出现的先后次序，并且论述了依次出现的时间和缘由，可见其清晰的书体发展脉络观念。四种书体到汉末已基本成熟，经三国，至西晋，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因此，《四体书势》可以说是对四种书体全面的总结。为此，《四体书势》还专门完整引述了崔瑗和蔡邕的两篇书论，构成更加全面的系统。此间，行书虽也已流行，但出现既晚，社会上论者亦鲜（至今未见有魏晋人论述行书的专着）。它的全面性还体现在论述每种书体时，将此种书体的发展源流梳理得井然有序。如论草书，它先言：“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1（]p1065）从草书的起源述起，再述名家出现，相当平实。接着，顺次而下，论述草书在汉代的发展状况，罗列了张芝及其弟、姜诩、梁宣、田彦和、韦诞及罗晖、赵袭等人，揭示了他们各自的书法成就和风格特征，并指出了他们之间出现的时间先后等关系，简直是一部草书发展简史。从整体上看，《四体书势》对各种书体的发展源流都成竹在胸，它的论述使它成为第一篇对中国书法历史做全面梳理的论着。而且，《四体书势》还沿用前人形象描述的方法，通过生动的描写，揭示各种书体的不同特征及其形式之美的相异之处，更见出它对各种书体全面系统的把握。2.确立了历史批评的传统书法毕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也需从历史角度去审视。《四体书势》以往的书学论着在谈到某一书体时，虽也会偶尔涉及该书体出现的时间，但并不能由此而自觉地深入探讨其出现的历史缘由。《四体书势》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书体出现与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就以小篆为例，《四体书势》谈到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作用：“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1（]p1061）这可以说明小篆盛行的社会政治原因。又说：“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1（]p1062）这段不长的文字，从书法自身规律的角度，多方面地论述了小篆的历史状况。“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道出了小篆出现的必然性。文字的社会性功能决定了它必须具有一致性，而春秋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文字的多形难通，言“乖形”，可见《四体书势》的否定态度。它指出统一是客观的必然。“损益之”“罢不合秦文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说明了字型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是“损益”“省改”，点出了字体演变的主要规律。后面再罗列当时的主要书家和代表性书法作品，显示出独到的书法史学眼光。对书体的特征，它也作了历史性的审视。如隶书：程邈“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1（]p1062）虽仍不够具体，但无疑表明《四体书势》已经注意到了前后出现的书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已显其历史眼光。尤为可贵的是，《四体书势》在论述具体书家的风格特征时，也自觉地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令人不仅能从中看到各位书家的特点，还能看到各位书家风格的渊源和流脉。如谈到草书时说：“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1（]p1065）这里显见它对当时草书主要书家的风格，从比较异同以及产生渊源、发展流脉的角度，作了相当明晰的陈述。这种历史比较法，对后代的书法研究乃至诗歌、散文的品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的《诗品》《文心雕龙》及其后的一些着作中更精彩的比较源流式的论述，不能不说肇始于此。3.提出了主客观交融的书法创作观和审美观：体象书法之源在于自然，古来人们都这样认为，所谓“因彼鸟迹”“象彼万类”云云。但这些说法只是说明文字与自然万物有关或源于自然，至于自然之象如何成为文字之象，则未深入论述。《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1（]p1061）“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1（]p1062）显而易见，《四体书势》已经注意到了“鸟迹”至文字有个过程，其中人作为主体不是无所作为的。“睹”而“兴思”，表明了主体首先要“看到”自然现象，并且通过“思”后，才会有象自然之象的“书契”，即文字。因此，最早的象形文字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万物，而是包含了主体的领悟、会意。所以“，类物”也有其“方”，决非万物简单的描画，甚至不是简单的模仿。可见，不管早期与实物极其相近，还是后来渐渐与原物相远，成形的文字都是主体与自然万物交融的产物，既有万物原形原理，也有主体的思考领会。这个对自然万物之象观察体会思考以形成文字形体的过程就是“体象”。主体对书法作品的审美也是如此。看到汲冢书的古文字，“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1（]p1064）“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1（]p1065）以上数段，都是《四体书势》论述书法审美情形的文字，与其前代、同时代的书论比较，论述的深度和品位都有了很大提高。这里，《四体书势》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体象”的美学概念。综合来看，“体象”当包含：主体面对客体（书法形象），首先会产生审美愉悦（“窃悦”），这是进行进一步审美的基础和前提；接着，主体进入“思”的阶段，因象而兴思，发挥主体的想象，将书法所“具有”的形象在主体的心灵中呈现（“存象”）；再运用理性思维，将作品中所体现的作者的“用心”、法度等主观内涵发掘出来。由此可见，《四体书势》所主张的审美观是主客体相交融的，既有形象思维，又有理性思维，既有愉悦的心理体验，又有深刻的理性启示。4.发展了书法审美方式前代书论中对书法审美方式亦有所涉及，《四体书势》主要在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一是远观近察的距离变换。《四体书势·字势》中说“：是故远而望之……就而察之”[1（]p1061），《四体书势·隶势》中又说：“远而望之……近而察之”[1（]p1065）。显然，《四体书势》已经非常自觉地运用距离变换方式来欣赏书法作品了。通过它生动形象的描述，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它已注意到同一作品在不同距离下不同的审美效果；而将同一作品置于不同距离欣赏的行为本身，实际上更加突出了书法作品的艺术特征，即将书法的主要功能定格在艺术欣赏上，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二是“玩”的正式提出。西晋成公绥的《隶书体》中已经提出了书法作品“又何可玩”[2（]p10）的看法，《四体书势》中述及梁鹄的手迹时说：“魏武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p1064）虽然是在讲述曹操欣赏梁鹄的作品，但透露出它对书法作品的态度：玩味。联系前已述及的审美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四体书势》已体现出对审美体味、玩味特点的进一步的自觉认识，那种寓审美于娱乐之中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三是点明了审美过程中欣赏主体的心理特点。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心理状况是很多书论注意到的重要问题，而到《四体书势》才相当明确地指出了：可以意会，不能言传。《四体书势》讲：“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1（]p1062）主体对审美客体观察、冥思，内心“窃悦”，有所领会、发现，但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这种似清晰又朦胧的状态，正是审美时的心理特点。5.提出了书法形式美的境界：和谐还是先看《四体书势》中的两段话：“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而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1（]p1062）这是状古文之美。“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教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1（]p1065）这是状隶书之美。表面看来，这两段文字与其他人的状写书迹没多大区别，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四体书势》在兼有理性思考与形象描绘的文字中提出了书法形体美的境界：和谐，而且有着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是形体的势和体的和谐，即“势和体均”。从其描写状态看，“势和体均”体现了书法形体的动静和谐，包括寓动于静和静中显动两个内容。前者如“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而下颓，若雨坠于天”等，本是静态之景，但其中蕴涵着“腾”“坠”之势，具有很大的力度和运动感。后者如“穹隆恢廓”“离而不绝”等，“恢廓”是写空间大，自然是静态的，但这种恢弘廓大，实际显示着无限的张力，有不断伸张之势；文字之间，点画之间，自有相离，但书法作品可以用呼应之法，显示其“不绝”之意，似断似连，形断意连。对这种动静和谐，虽然《四体书势》还没有非常明确地用相应的概念表述出来，但已经发现并形象地描述出来了。另一方面是规矩与“制权”的和谐。没有规矩就没有法，没有创造就没有书。《四体书势》之前的论述并非没有意识到，但比较明确论述的则未见。《四体书势》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做了明确的表述：“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1（]p1065）。无论圆笔方笔，有时则须严守规矩，而有时又需随机应变，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和谐“：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因此，整个书法形体的总体风貌应该在守则与变规之间，也就是在规矩与“制权”、技法与“从宜”之间达到和谐。你可以去abc211文汇找下。
提供6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1 论《兰亭集序》文学美与书法美统一的契机 顾永芝 常州工学院学报2000-11-15期刊论文2 时空感、山水癖与生命意识——《兰亭集序》赏析 廖可斌 名作欣赏2012-09-01期刊 3 千古兰亭风流在—兰亭意象解读 王慧 华东师范大学2012-05-01硕士4 王羲之《兰亭集序》赏析 徐瑾 文学教育(上)2008-10-15期刊 5 《兰亭集序》再议 祝总斌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04-15期刊6 试论《兰亭集序》文学美和书法美的统一 陈卓 芒种2014-04-15期刊
书法是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过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下面是我整理了书法学术论文范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书法艺术·艺术书法
摘要：此篇论文旨在探讨研究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艺术环境中的际遇，通过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发现当今的先锋艺术中许多作品(包括架上绘画，新潮美术，装置艺术，甚至行为艺术)都运用到了书法的元素，有的甚至直接将书法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国内外颇受关注的徐冰等人的艺术作品，还包括近几年在书法界热闹过一番的“流行书风”现象等等。
不难发现，当代的书法艺术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创作模式`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传统的书法艺术逐渐发展成了“艺术书法”。书法艺术的这种逐渐走向多元化的现象是如何形成，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对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此现象的反思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书法;艺术;多元化;现代转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新材料，新工艺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开拓了新的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地扩展了欣赏者的视野。现代书家们已不在一味追求传统的创作模式与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可见，书法艺术已逐渐开始走向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此现象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反思该现象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中国人把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此为骄傲。“书法”一词的意思，一直不十分明确。很早时是说写文章的一种笔法，以后转成为书写汉字的一种规范。然而如果只是把书法局限在书写法度之内会降低、“书法艺术”的高度。如果把“书法”概括起来，无论规范、方法、书迹、评论、分析、鉴赏、考订，甚至文字学、用具等等都积聚梳理在一起，说这是一门“学问”，倒是很合适的。另外，一些书法理论、书法史、艺术理论等论著也做了大量研究，试图对书法的“本质”做出概括和规定。如，书法是“线条艺术”、“造型艺术”、“具象艺术”、“抽象艺术”、“表达情感的艺术”、“生命艺术”、“纯粹艺术”、“最高的艺术”等。这些概括、界定和解说，或出于名家之口，或见于著名论著，它们对“书法艺术”的“高”度、“纯”度等都有认识上的差异，有趋同也有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书法是“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这在书法界、艺术界、学术界基本是一个共识。而“书法艺术”这一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04年底，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中国书法院”、标志着归属于人民政府的国家文化机构第一次正式予书法以“书法”身份。
五四以来，书法的存在意义一直遭到质疑。一位知名学者和作家曾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①，“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须性为背景，因此产生的特别自然、随性、陈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陈恳”。更重要的是，由毛笔文化所涵养出来的那种文人品格和人格构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也失去了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阻碍。很明显，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们为了推陈出新，想尽办法崭露头角，往往在创作中采用的是背离传统的方式，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利用各种手段的创新来博得大众的认可。在书法界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命名它为：艺术书法。
“艺术书法”这一名词是由王镛老师首度提出的。顾名思义是将“艺术”提前，注重艺术的表现，而相对弱化书法的本事。这在当代表现为书法的民间化倾向上，近几年流行的“流行书风”就是其典型代表。纵观这几年来的各大书展，我们都不难发现书法正经历着从“书法艺术”向“艺术书法”转化的过程。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几千年的二王书风，颜筋柳骨看下来的确让人有点累，出现审美疲劳是很正常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下来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复制品了。于是更多的作品开始追求视觉上的感觉，开始抓形式感，尽管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丑态百出，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让人有眼前一亮，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展览和比赛的效应不容小觑。近二十余年来，各种书法展览和比赛此起彼伏，尤其是两年一届的全国展和中青展对流行书风的兴起起着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展览和比赛中，某种风格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或者受到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效仿这一风格形式的人马上就会一哄而上。为了获得好的名次，参展和参赛者往往会投评委所好，纷纷追摹评委的风格。正是因为书法流行现象的出现，以王镛为代表的几位书法艺术家共同主持了“首届流行书风、印风提名展”，并连续成功做到了现在。展览中的作品坚持汉字书写及线条原则，基本上仍属于传统书法的范畴，与更具前卫意义的“现代书法”有着较大差距。但参展作品基本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书法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趋向：随着书法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消减和信息时代东西方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和创作意识正日益凸显和升华，传统的书法艺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虽然流行书风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但其批判者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流行书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多元化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流行风尚，并显示出相当的风格魅力和艺术史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者对书法艺术现代视觉效果的不断追求，是书法艺术家们不甘寂寞的表现，也是书法艺术走向新的发展的富有生机的动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书法的自娱雅玩和记事交流，而更多地注重用笔墨线条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性情，并通过幅式、材料、颜色、结构等方面的突破来制造视觉上的特殊效果。现代展览中大多是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而且多为竖式，很少见到传统的尺牍和卷轴。这样的幅式比较适合现代化的展厅格局，同时也使观众有仰望之感，增强作品的视觉魅力。在用纸上，书法家们广泛取材，从传统本色的纯白净宣到富丽堂皇的洒金(银)宣，从有作旧效果的仿古宣到简单脱俗的手边纸，不一而足，除了在纸张上以背景色增加厚重感等手法以外，石开等书法家还大胆地以色彩入书，寻求新鲜的视觉感受。当然，更明显的是作者们对文字结构的个性化变形和章法布局方面的大胆探索。另外，从展览的布展风格较过去也有不小的突破，新颖协调，将作品拓裱在统一底色的展板上或装置于精美的画框里，旁边配有考究的标签，印有详细的说明、创作自述和主持人评语等，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档次。也极大的增强了观赏者的兴趣。 然而，“书法艺术”转化为“艺术书法”，也是具有自身必然性的。首先，书法在其漫长的历史轨迹中，曾经具有两面性，即书法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书法的实用性要求正在减弱，而艺术性要求则日益增长，人们力图在书法中获得艺术情感的表现和人格精神的追求，日益脱离书写实用价值的书法，应按照艺术的本性来发展。艺术的本性是不断地否定自己和永无止境的创造，不满足既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向传统挑战，追求原创性和超越性。这是艺术得以发展，繁荣的规律。其次，现代审美方式的改变，对书法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科技、高节奏的现代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欣赏的方式。优雅精美的印刷术和发达的出版业，消除了艺术品的神秘性和复制失真性，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大量的艺术信息;良好的展览条件和收藏条件，提高了人们欣赏和品评书法艺术的维度，人们希望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精髓所体现的艺术感受性和表现力有更为切实的现代体现。最后，书法家们面对书法的日益专业化和高度艺术化，以及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成果的挑战，更有来自艺术消费市场的巨大竞争力，因此，他们无法停留于固有的书法观念和传统书法模式。他们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当然，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丰富性并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质特征。其关键所在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代社会文化特色。他们更多地思考传统书法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或者说他们希望书法艺术不要固步自封，而应再创辉煌。古今之变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书法家的心性品质的改变。古人重“格调”与“意境”的“高”与“低”。因此，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上，更多地使致力于从传统的资源中发掘出新的可能性。例如作品以墓志残纸为基调，并掺杂一些破坏性的用笔，力图表现结构、章法的动荡感和上下左右的呼应关系。不过，这样的书风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不少创作者过于重视书法形式技巧上的翻新，而对书法文化本身缺乏深刻体悟，对传统书法艺术语言也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其创新显得底气不足，粗浅浮躁。其次，由于创作者取法相似，观点相近，且互相影响，因而存在风格面目趋同的隐患，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个性。
中国书法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探索这新的发展维度，原有古典的书法系统，正由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发，尝试着汲取其他艺术的养料，来充实自己的表现力。“艺术书法”常常招致人们的非议，斥之为非书法、不识“传统”。但事实上，书法艺术不应躺在传统的、古人的艺术成就上面沾沾自喜，书法家们也不应该是艺术创造方面的懒汉，笔墨技巧固然是书法艺术的基质之一，然而它也能扼杀人的活生生的艺术感受性。由于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因此书法艺术的现代转换中，更应注重主体的分辨力，突出主体的创造性，以之开掘新传统，整合新方法，窥视书法艺术现代发展的生长点，在面向新生活的诸种尝试中把握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契机。
由此看来“书法艺术”转向“艺术书法”也未尝不可。当然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法艺术的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贡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书法形式美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歌唱家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向大家展示她的发音有多到位多准确，仅仅只是展示她的基本功，而不拿自己独具艺术个性的歌声展现给大家看，那观众又如何会有兴趣。中国古代的书法经典精华，被大众认可的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几十件作品，如果大家都去宗法他们的作品不去创造，书法艺术就不会形成勃勃生机，风格也不会在竞争中互补，而更严重的，书法这门艺术也会因此而衰落。
注释：①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
参考文献：
[1] 当代书法论文选(理论卷)[M].荣宝斋出版社，2010.
[2] 当代书法论文选(书史卷)[M].荣宝斋出版社，2010.
[3] 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 书法研究[J].1993(01).
[5] 文艺研究[J].2008(12).
[6] 欧阳中石.光明日报――文化与书法[J].2007(621).
[7] 王岳川.流行书风的文化问题[J].2008(7).
作者简介：秦兆诗(1989―)，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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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艺术书法
摘要：此篇论文旨在探讨研究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艺术环境中的际遇，通过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发现当今的先锋艺术中许多作品(包括架上绘画，新潮美术，装置艺术，甚至行为艺术)都运用到了书法的元素，有的甚至直接将书法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国内外颇受关注的徐冰等人的艺术作品，还包括近几年在书法界热闹过一番的“流行书风”现象等等。
不难发现，当代的书法艺术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创作模式`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传统的书法艺术逐渐发展成了“艺术书法”。书法艺术的这种逐渐走向多元化的现象是如何形成，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对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此现象的反思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书法;艺术;多元化;现代转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新材料，新工艺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开拓了新的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地扩展了欣赏者的视野。现代书家们已不在一味追求传统的创作模式与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可见，书法艺术已逐渐开始走向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此现象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反思该现象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中国人把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此为骄傲。“书法”一词的意思，一直不十分明确。很早时是说写文章的一种笔法，以后转成为书写汉字的一种规范。然而如果只是把书法局限在书写法度之内会降低、“书法艺术”的高度。如果把“书法”概括起来，无论规范、方法、书迹、评论、分析、鉴赏、考订，甚至文字学、用具等等都积聚梳理在一起，说这是一门“学问”，倒是很合适的。另外，一些书法理论、书法史、艺术理论等论著也做了大量研究，试图对书法的“本质”做出概括和规定。如，书法是“线条艺术”、“造型艺术”、“具象艺术”、“抽象艺术”、“表达情感的艺术”、“生命艺术”、“纯粹艺术”、“最高的艺术”等。这些概括、界定和解说，或出于名家之口，或见于著名论著，它们对“书法艺术”的“高”度、“纯”度等都有认识上的差异，有趋同也有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书法是“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这在书法界、艺术界、学术界基本是一个共识。而“书法艺术”这一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04年底，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中国书法院”、标志着归属于人民政府的国家文化机构第一次正式予书法以“书法”身份。
五四以来，书法的存在意义一直遭到质疑。一位知名学者和作家曾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①，“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须性为背景，因此产生的特别自然、随性、陈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陈恳”。更重要的是，由毛笔文化所涵养出来的那种文人品格和人格构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也失去了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阻碍。很明显，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们为了推陈出新，想尽办法崭露头角，往往在创作中采用的是背离传统的方式，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利用各种手段的创新来博得大众的认可。在书法界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命名它为：艺术书法。
“艺术书法”这一名词是由王镛老师首度提出的。顾名思义是将“艺术”提前，注重艺术的表现，而相对弱化书法的本事。这在当代表现为书法的民间化倾向上，近几年流行的“流行书风”就是其典型代表。纵观这几年来的各大书展，我们都不难发现书法正经历着从“书法艺术”向“艺术书法”转化的过程。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几千年的二王书风，颜筋柳骨看下来的确让人有点累，出现审美疲劳是很正常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下来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复制品了。于是更多的作品开始追求视觉上的感觉，开始抓形式感，尽管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丑态百出，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让人有眼前一亮，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展览和比赛的效应不容小觑。近二十余年来，各种书法展览和比赛此起彼伏，尤其是两年一届的全国展和中青展对流行书风的兴起起着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展览和比赛中，某种风格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或者受到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效仿这一风格形式的人马上就会一哄而上。为了获得好的名次，参展和参赛者往往会投评委所好，纷纷追摹评委的风格。正是因为书法流行现象的出现，以王镛为代表的几位书法艺术家共同主持了“首届流行书风、印风提名展”，并连续成功做到了现在。展览中的作品坚持汉字书写及线条原则，基本上仍属于传统书法的范畴，与更具前卫意义的“现代书法”有着较大差距。但参展作品基本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书法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趋向：随着书法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消减和信息时代东西方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和创作意识正日益凸显和升华，传统的书法艺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虽然流行书风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但其批判者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流行书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多元化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流行风尚，并显示出相当的风格魅力和艺术史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者对书法艺术现代视觉效果的不断追求，是书法艺术家们不甘寂寞的表现，也是书法艺术走向新的发展的富有生机的动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书法的自娱雅玩和记事交流，而更多地注重用笔墨线条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性情，并通过幅式、材料、颜色、结构等方面的突破来制造视觉上的特殊效果。现代展览中大多是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而且多为竖式，很少见到传统的尺牍和卷轴。这样的幅式比较适合现代化的展厅格局，同时也使观众有仰望之感，增强作品的视觉魅力。在用纸上，书法家们广泛取材，从传统本色的纯白净宣到富丽堂皇的洒金(银)宣，从有作旧效果的仿古宣到简单脱俗的手边纸，不一而足，除了在纸张上以背景色增加厚重感等手法以外，石开等书法家还大胆地以色彩入书，寻求新鲜的视觉感受。当然，更明显的是作者们对文字结构的个性化变形和章法布局方面的大胆探索。另外，从展览的布展风格较过去也有不小的突破，新颖协调，将作品拓裱在统一底色的展板上或装置于精美的画框里，旁边配有考究的标签，印有详细的说明、创作自述和主持人评语等，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档次。也极大的增强了观赏者的兴趣。 然而，“书法艺术”转化为“艺术书法”，也是具有自身必然性的。首先，书法在其漫长的历史轨迹中，曾经具有两面性，即书法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书法的实用性要求正在减弱，而艺术性要求则日益增长，人们力图在书法中获得艺术情感的表现和人格精神的追求，日益脱离书写实用价值的书法，应按照艺术的本性来发展。艺术的本性是不断地否定自己和永无止境的创造，不满足既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向传统挑战，追求原创性和超越性。这是艺术得以发展，繁荣的规律。其次，现代审美方式的改变，对书法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科技、高节奏的现代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欣赏的方式。优雅精美的印刷术和发达的出版业，消除了艺术品的神秘性和复制失真性，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大量的艺术信息;良好的展览条件和收藏条件，提高了人们欣赏和品评书法艺术的维度，人们希望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精髓所体现的艺术感受性和表现力有更为切实的现代体现。最后，书法家们面对书法的日益专业化和高度艺术化，以及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成果的挑战，更有来自艺术消费市场的巨大竞争力，因此，他们无法停留于固有的书法观念和传统书法模式。他们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当然，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丰富性并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质特征。其关键所在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代社会文化特色。他们更多地思考传统书法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或者说他们希望书法艺术不要固步自封，而应再创辉煌。古今之变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书法家的心性品质的改变。古人重“格调”与“意境”的“高”与“低”。因此，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上，更多地使致力于从传统的资源中发掘出新的可能性。例如作品以墓志残纸为基调，并掺杂一些破坏性的用笔，力图表现结构、章法的动荡感和上下左右的呼应关系。不过，这样的书风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不少创作者过于重视书法形式技巧上的翻新，而对书法文化本身缺乏深刻体悟，对传统书法艺术语言也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其创新显得底气不足，粗浅浮躁。其次，由于创作者取法相似，观点相近，且互相影响，因而存在风格面目趋同的隐患，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个性。
中国书法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探索这新的发展维度，原有古典的书法系统，正由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发，尝试着汲取其他艺术的养料，来充实自己的表现力。“艺术书法”常常招致人们的非议，斥之为非书法、不识“传统”。但事实上，书法艺术不应躺在传统的、古人的艺术成就上面沾沾自喜，书法家们也不应该是艺术创造方面的懒汉，笔墨技巧固然是书法艺术的基质之一，然而它也能扼杀人的活生生的艺术感受性。由于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因此书法艺术的现代转换中，更应注重主体的分辨力，突出主体的创造性，以之开掘新传统，整合新方法，窥视书法艺术现代发展的生长点，在面向新生活的诸种尝试中把握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契机。
由此看来“书法艺术”转向“艺术书法”也未尝不可。当然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法艺术的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贡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书法形式美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歌唱家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向大家展示她的发音有多到位多准确，仅仅只是展示她的基本功，而不拿自己独具艺术个性的歌声展现给大家看，那观众又如何会有兴趣。中国古代的书法经典精华，被大众认可的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几十件作品，如果大家都去宗法他们的作品不去创造，书法艺术就不会形成勃勃生机，风格也不会在竞争中互补，而更严重的，书法这门艺术也会因此而衰落。
注释：①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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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岳川.流行书风的文化问题[J].2008(7).
作者简介：秦兆诗(1989―)，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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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探微---刘志霞 【摘要】书法是一门时间与空间相融合的艺术，由此要求书法笔画乃至于个字、行文必须具备不可重复的内在规定性，“一点”和“一字”都须符合自身的基本法度。势是字的上一笔与下一笔之间的一种转承关系，它一方面表现为外形之间的衔接，另一方面表现为内在的贯通。书法妙在运动和变化，又因为内在特质和气韵的紧密承接而充满情趣。 【关键词】时间 空间 节奏 势 气韵 “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这是唐代书法大家孙过庭的一句名言，出自《书谱》，原话如下：“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 为书期间，当我们遭遇点画繁多境况的时候，如何做到点画多样而不雷同，点画穿插而不繁冗？这的确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书法矛盾，在这里，孙过庭不仅道出了书法艺术丰富多姿的形式之美，而且点出了解决此类难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此语实属经典，对于书法创作，不无借鉴价值。 唐代是法家欧阳询在《三十六法》中说：“欲其彼此顾盼，不失位置，上欲覆下，下欲承上，左右亦然。” 欧阳询将书法的形式美放在单字上来看待，而孙过庭更加具体化了，他重点指出首笔、首字的作用。一点往往成为一个字的准则，而一篇的第一个字也往往成为整幅书法作品的标准。 发人深思的是，“一点”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字的准则，而一个字为什么又会成为整幅书法作品的标准呢？拙见以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只停留在字的表面意思上，会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不能明明白白地了解其主旨，从而也无法了解书法艺术的精髓所在。在这里，我们不妨通过对书法艺术的时空意味、回势赋形和阴阳冲和三个方面的讨论来领会孙过庭这句话的真正所指，深入理解书法形式美的丰富内涵。 一.时空意味 书法是一门时间与空间相融合的艺术，它的时间性表现为用笔有自身的顺序和不可重复的规定性上，从最基本的点画到字与字之间的行进时有时间顺序的，一笔下去就是一笔，不可重新描画或再倒回去重写，于是，每一根线条、每一组线条的连接、乃至全篇的章法，都具备了一定的运动轨迹。随着书写时间的延续，其空间感在发生变化，书写的点画不断地切割纸面，形成多变的黑白空间分割。这种由点——字——行——幅的书写过程，要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就像舞蹈演员跳舞的过程，他随着音乐的节拍做出第一个动作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连贯而又极其自然地做第二个、第三个动作……以至不断的完成所有的动作，他不可能做出动作以后再倒回去一样。 正因为书法艺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这才产生了书法笔画乃至于个字、行文不可重复的内在规定性，便要求“一点”和“一字”须符合自身的基本法度。第一点写下去，点画的形态、用笔的特征、大小特征便决定了一个字的基本风格和基调；同样的道理，第一个字的结字风格、基调、大小的确定，对后面的字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因为第一个字写下去，字的大小、书体、风格、特点就确定下来了，同时也就确定了整幅字的大小、结构、笔画的基本特点。比如创作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若想前后呼应、浑然一体，那么，第一笔写下去是颜体楷书的用笔方法，就决定了写出的第一个字的书体必然是楷书，书法风格也必须是颜体，其后续者便有所依循。相反，如果从一开始不注意这些内在的规定性，信笔涂抹、随意拼凑的话，就很难达到令人称道的效果。对此，王羲之好像也不无同感：“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失一肱。” 陈方既在《书学散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件书法作品是一个艺术整体，一曲完整的音乐，以书写完成的、节律不可中断的、完整的演奏，欲求完整，只有从头开始，书法虽以空间形式存在，确是时序性的创作，有按顺势序来观赏的审美特征，” 正是基于这种时空的意味，所以书法作品从点画一开始便会注入书法的法度和要求，一个字是以第一笔为这个字的准则，而紧接着其后的各种线条的交错配合，其实都不过是第一笔的形式、法度和风格的延长和生发。 二.回势赋形势是字的上一笔与下一笔之间的一种转承关系，它一方面表现为外形之间的衔接，另一方面表现为内在的贯通。书法作品不是笔画或者个字的简单排列和机械堆积，也不是事先给定结果，而是一种顺势运行、符合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创造性活动。孙过庭通过这句话，强调了点画和字与字之间的承接关系。书法上的“一点”、“一字”，它们的体势、形质的确定，就决定了一行、一篇的运动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随着起首点画和字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下字或笔画产生的理由是上一个字或笔画的形势所决定的。以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为例，该帖开头的“频”字，体势左低右高，像一块摇摇欲倾的嶙峋青石，形成了一种斜势，紧接之后的第二个字是“有”，取上紧下松、左高右低之势，给人一种极力上顶的感觉。若从单个字看，无论是“频”字还是“有”字，似乎都不见美，但是，若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话，就会发现，“频”字为“有”奠定基调，“有”字顺承和延续“频”字的体势个气韵，二字巧妙穿插、气韵呼应，陈陈相因、浑然天成。孙过庭《书谱》中有许多相同字，从字的外形上看变化并不大，多是以不同的处理方法因势生形而成。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所谓不同的处理方法，其实不过是在第一字或者笔画形态、气势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在用笔动作、运笔方向及力度等方面略加调解和变通，形成方圆、粗细和顿挫，进而因为前后形势的内在连贯、承接和变通而丰富多彩，绝无前后雷同之感。这就像从山上滚下的一堆子乱石，虽然石质类似，但是，因为石块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当它们从山上滚落下来的时候，又因为山势、方向的各不相同，于是便形成了情态各异的轨迹，顷刻之间，岂能令人产生千篇一律的单调感觉？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一种艺术，主要通过笔墨点画在之上的运动而成，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上下连贯、因势而生，这种运动的轨迹就像一个个蓬勃的生命体一样，惟有内在衔接、脉理贯通，方能体现出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否则，如果笔画或者个字彼此独立、千篇一律，整幅作品便会因为毫无变化而了无生机，如此的话，就远远背离了孙过庭的初衷，从而将书法艺术送进了坟墓。 三.阴阳冲和书法与自然一样，都妙在运动和变化，同时又因为内在特质和气韵的紧密承接而充满情趣。蔡邕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 从这里可以看出，书法之所以像大自然的事物一样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是要把握好阴和阳的矛盾关系。在书法作品中，阴阳的矛盾往往具体的表现为虚与实、平正与险绝、欹与正、方与圆、疾与涩、轻与重、疏与密、燥与润等的矛盾关系，只有对此深有洞察，并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运用娴熟的技法，熟练地处理好它们之间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才能挥毫自如，将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跃然笔端。“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其中的“规”和“准”，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规律的准绳，书法创作的法则，从根本上就来源并遵循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的规律。孙过庭基于对于阴阳法则的认识，将自然法则落实到了具体的书法领域，并渗透到了书法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之中。一笔下去，有疾有缓，有实有虚；每一个字的结构，有疏密，有大小；一篇字的章法也虚实有度，这一切都以阴阳法度为旨归。 “书法家写字无不注意黑白、虚实、粗细、大小、枯润、浓淡、方圆、曲直、俯仰、刚柔、巧拙、松紧、疏密等辩证因素的处理，达到对应统一，从而构成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艺术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这段话告诉我们，书法作品需要有丰富的变化，充满阴和阳的矛盾，但同样需要整体的和谐、统一、相生和相让，最终达到阴阳冲和的效果。细看王羲之的《二谢帖》，笔画有粗有细，有刚有柔；其结体有欹有正，有大有小，充满了对立又统一的情趣；章法有虚有实，有疏有密，变化多端，但无论如何变化，他们都有一个内在衔承的基调，那就是阴阳冲和，就像音乐有一个主旋律一样，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阴阳冲和法则在这幅作品中的始终贯穿。第一个点画写完，又转入下一笔，由点画——字——行——篇，点有机地组合在字中，字有机地聚集在篇中，一方面要考虑自身的笔画、笔势的要求，还要充分考虑到个字与周围字、行及整篇章法的疏密、虚实、大小、方圆、刚柔收松等这些因素的密切联系，注意它们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这一切，是否都在对立之中谋得了巧妙的统一？ 由此看来，书法是一门通过潜心思索不断实践的艺术，对于其中某一点的挖掘和顿悟，不过仅仅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无穷哲理的窗子罢了。 【作者简介】刘志霞，女，陕西咸阳人，祖籍天津。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入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展”、“纪念老子诞辰二五七八周年全国书法展”、“首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作品多次入展陕西省和其他省市的书法篆刻专业展览展。理论文章和书法作品在多家书法专业报刊发表。 【参考文献】 [1] 欧阳询《三十六法》，《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2] 欧阳询《三十六法》，《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3]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4] 陈方既《书法散论》，2003年5月第一版 [5] 蔡邕《九势》，《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6] 金开诚《漫画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书法研究》1995年第三期
最新的资料是：1.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四章。2.百度文库有一篇《论颜真卿书法艺术风格形成历程》，可参看。3.网上有篇《徐浩楷书的历史定位简论》，其中提及颜真卿并比较徐、颜二家书风，涉及颜真卿风格演进。但要注意文中引用了新近出土的颜真卿个别作品可能不可靠。其它的自己找。仅供参考。
我手里有一篇我用过的 关于我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 是原创的 你需要的话找我吧 当然了 付些辛苦费你是要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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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它是研究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法学，是关于法律的科学。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的强制性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秩序的构建与维护，实现社会公正。作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其核心就在对于秩序与公正的研究，是秩序与公正之学。[1] 法学是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的大类，也是中国大学的十大学科体系之一，包括法学、政治学、公安学、社会学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上，业余人士和普通老百姓习惯将法学专业称之为法律专业。在中国，法学思想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法学一词，在中国先秦时代被称为“刑名之学”，从汉代开始有“律学”的名称。在西方，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对“法学”（古代拉丁语中的Jurisprudentia）一词的定义是：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和非正义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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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的技巧
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有引用了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材料、结构等，就一定要记得详细的标注出来的。我们引用参考文献也应该要规范，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标注的参考文献不规范，也从侧面反映出论文写作者的水平和态度。
参考文献不宜过多，文献的多少能体现出论文占有资料的程度。一般情况下，中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偏少，但也不能简单以文献引用量达到多少简单划分，不同性质的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多少页相差很大。
提供6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1 论《兰亭集序》文学美与书法美统一的契机 顾永芝 常州工学院学报2000-11-15期刊论文2 时空感、山水癖与生命意识——《兰亭集序》赏析 廖可斌 名作欣赏2012-09-01期刊 3 千古兰亭风流在—兰亭意象解读 王慧 华东师范大学2012-05-01硕士4 王羲之《兰亭集序》赏析 徐瑾 文学教育(上)2008-10-15期刊 5 《兰亭集序》再议 祝总斌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04-15期刊6 试论《兰亭集序》文学美和书法美的统一 陈卓 芒种2014-04-15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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