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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三家分晋（一） 晋国的赵简子先生（赵鞅），是六卿里边最得意的一个。他爷爷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作为名门之后，赵简子恢复祖上的荣耀，出人头地，就弄了生铁480斤，把从前执政官范宣子先生的刑书铸刻在大铁鼎上，颁布了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替代过去的习惯法。这个壮举使赵简子知名于天下，国君再也不能口含天宪了，成文法成了“紧箍咒”套在国君脑袋上，大臣们一念，国君的脑袋就疼。晋国从晋平公时代开始滑落的君权，遂滑落到了谷底。国内各界新兴家族纷纷叫好，喝彩声使赵简子有了登上政治舞台的资本。果然，他在公元前497年（吴越争霸之际），升任晋国正卿，执掌国政。 赵简子上任不久，还没高兴完，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六卿火并的洪流之中。这时候的晋国，正是君权衰微，国内卿大夫家族依靠私人封地而积蓄的经济军事势力如火如荼，号称六卿。六卿之间，互争雄长。赵简子有远见，不想跟大家凑热闹，于是去北方边境修筑了晋阳（太原的雏形）。城修好了，还没有人住进去，因为晋国人都在山西南部享受，越往北开化越晚，是狄人纵马的所在，是“西伯利亚”，晋阳这里没人爱来。 赵简子打算把寄放在邯郸的五百户属于自己的人，迁到晋阳去填空。邯郸是河北省南部大邑，属于赵午家族的封邑。赵午在兄长们劝说下，扣住这五百家不发。赵简子一看，自己在邯郸的存款被冻结住了，大怒，以赵氏族长身份召来赵午，杀掉，罪名是“抗命”。 邯郸那边立刻宣布紧急戒严，把全城的冷兵器对准赵简子一族，并且发动姻亲范氏、中行氏两家来帮忙（是晋国六卿之二），举起大戟夷矛，猛攻赵简子。赵简子被打得措手不及，仓皇北遁，退守晋阳。邯郸赵氏和范氏、中行氏追来围打，几乎陷赵简子于死地。赵简子赶紧喊来晋国的其他三卿：智、韩、魏三氏来搭救，击败了范氏、中行氏这二卿，解晋阳之危，救赵简子于倒悬。这是晋国六卿全员参加的大内讧。 国外也振动了。齐国、卫国、鲁国、宋国、郑国纷纷运兵，准备武装干涉，支持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人缘不错），与赵简子激战。赵简子以寡敌众，急了，他是个炮筒子脾气的人，在战前红着眼睛激励那些不要命的军士的斗志，喊道：“上大夫战功卓著者，可以当县长，下大夫当君守，士人立功赏田十万亩。在军中当奴隶的，杀敌立功的话，免去奴隶身份，不再搬道具。另外，假如我赵简子个人私自后退，情愿领死，自缢以后再戮掉我老赵的脑袋，以薄棺材、素马车等等没面子的方式下葬，还不许葬在祖宗公墓里。大伙听到了吗？”大家一听，主子都这么发狠，咱也别客气了，于是挥家伙猛杀，终于大败外国联军。在战斗中赵简子被郑人击中肩膀，倒在车上直吐血，他依旧击鼓不断，直到杀退敌军。 次年，赵简子又出奇兵，把范氏、中行氏赶至海边（齐国），再通过一系列攻城战役，尽得范氏、中行氏的封邑：连克邢台、赵县、保定、灵石、阳曲、隆光。范氏、中行氏从前也是六卿中的望族，出过执政官范宣子、中行偃，前者范宣子就是在晋平公时代曾经把栾盈家族灭掉的那位，如今都成了过眼云烟。范氏败逃离开晋国以后，家里没了人照料，好东西都被附近群众搬光了。有一个人来得晚，钻进他的废家一看，就剩一口钟了，因为扛不动，还丢在那里。这人想，把钟凿碎算了一样能卖钱啊。可是又怕人听见。于是，他就捂住了自己那两个聪明的耳朵，抡起锤子凿钟——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故事呵。 赵简子除掉了六卿中的二卿（范氏、中行氏），开始塌塌实实在晋国执政。虽然性格咄咄逼人，但也有温良的一面，比如在他的封地，每亩面积比国家规格大，达到2.4倍。这意味着农夫可以多打粮食少交税（因为收税是按照亩数收的）。赵简子甚至对新开垦的土地免税，对北疆边区晋阳城居民也减低户税，都是为了收买人心，积聚家族实力。 赵简子胸有大志（具体什么大志，不可告人），所以他求贤若渴。当时政府官位都是被大家族垄断着，普通布衣是没机会当官的。但卿大夫家族在自己地封邑上，也自有一套管理班子，管理着封邑地各种事务。赵简子没有把自己地亲戚到处安插，而是给布衣贤人机会，对于凡有一技之长者，不论出身，都设法网罗至其门下。这种用人之道，后来被出身低微的曹操所景仰和效法，曹操的《求贤令》里边，专门称赞赵简子惟才是举。赵简子用人不拘一格，甚至立排众议，收留了鲁国来的恐怖份子阳虎先生，使阳虎深为感动。阳虎在刚才在灭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中积极谋划出力，与有功焉。甚至敌对势力“范氏、中行氏”的干练家臣，赵简子也明令吸纳己有。 赵简子声名远扬，以至于远在东方的孔老夫子都心动了，也想找他来，坐着车往山西跑。但是赵简子突然杀了晋大夫“窦鸣犊”，这位窦鸣犊先生跟孔子一样，是个保皇派，反对卿大夫家族中地新贵如赵简子一类。孔子一看这阵势，兔死狐悲，也就不敢来晋国求职了，而是对着黄河水浩叹了一下：“涣涣乎，美哉！但是我不能去了！”，半途折回。孔子赞叹的这条黄河，这时候也不再像黄帝时代那么清澈了，变成了地道的黄河。是铧犁一道又一道地割切，纵横万千道地开垦黄土高原，雨水一冲，黄土淌入黄河，留下千沟万壑。如今每年有三亿辆卡车的黄土流失，相当于全世界的卡车都去这里挖土，倒进黄河里，能不黄吗？ 赵简子脾气火爆，有时爱杀人。他身边有个服务生，一贯向赵简子进贡声色犬马，从不有推荐人材，被赵简子处死，沉入河中以示警戒。这个处罚多少有点过头。还有一个叫周舍的，听说赵简子思贤若渴，就主动跑来向他求职，在门口站了三日三夜。赵简子问他能干些啥。他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拿着墨笔和牍版，跟在你后边，把你做的这些可耻的错事，全都记下来。”赵简子赶紧施礼道歉，不该让对方久等三天三夜。但是这个可怜的应聘者刚走上工作岗位几天就死了，赵简子当众哭道：“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唯唯诺诺，不如周舍梗着脖子谔谔。”埋怨大家不敢逆着龙鳞，批评进谏。这就是成语“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赵简子审美情趣与众不同，他心爱的宠物是两匹白色骡子，从胡人那里进口来的新物种，不会生小孩，非常特异。当赵简子得知手下爱将需要吃骡子肝来治病时，当即召来厨子杀了白骡取肝。后来这位将官在对狄战斗中，带领手下一千四百名勇士冲城先登。赵简子这种敬贤重人的作法，也影响到了他的下属。他的一个车右叫少室周，是他战车上的保镖，为了保卫元帅的安全，每逢休闲时间总是寻师访友切磋武艺，提高自己的摔跤技术。晋阳城有一个叫牛谈的家伙，摔跤本领高强。少室周与他进行了一场古代摔跤比赛。第一跤被牛谈摔了个脸朝天，第二跤又摔了个肩背着地。一连几场都输了。少室周十分佩服牛谈的摔跤本领，便向赵简子推荐，把自己车右的职位让给牛谈。
近期读了大学版的《廉洁修身》，我不禁感触良多：为什么这么多人抵不住金钱的诱惑？为什么他们在青年时代是那样地抵制贪污腐败的现象，但当他们成为主角时，却是那样义无反顾地深陷下去？为什么…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 可见腐败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突出的，也不是在我国才突出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日千里，取得了重大进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腐败现象在社会各个领域在不断蔓延。是什么原因呢？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也受到了权力腐败、职务腐败、学术腐败等腐败现象的冲击，举个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感受的例子吧：某大学在每个暑期都有组织学生去企业实习，去丰富一下阅历，让他们有锻贪污腐败炼自身的机会。而且每次去的人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但有一次校领导把筛选人这个权力下放到一个学生干部手中。这个学生干部不顾先前 “谁有能力就谁去”的选人原则，而是按照选手与自己关系的亲密程度选人。虽然表面上我们是有参与到其中，但是背后又搞暗箱操作，因为最后的人选都不是公认的可以去参加的选手，从而使得很多人都愤愤不平。这种现象我们并不少见，虽然我们在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但都会觉得社会就是很不公平的，也就不会长时间放在心上了。 从以上可见，加强大学生的廉洁修身也有一定的艰巨性。首先，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断地冲击大学生，给大学生造成心理矛盾；其次，由于腐败由来已久，它已经成为人们很平常的一种认识，而认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腐败的“合理性”会导致大学生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下降；另外，廉洁修身的认知矛盾可能会弱化大学生防腐败的坚定性；同时，家庭背景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廉洁修身教育。 如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我们——大学生，拥有光明的前途，充满美好的希望，如何担当起未来的期待？我们应该正视这种贪污腐败的现象从本身做起，从小做起。想想正在山区支教的人我们会更有动力的。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徐本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99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作为一个特困生，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2003年他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但他却放弃了深造的机会，毅然来到条件艰苦的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小学支教，他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生命也可以这样的有意义。如果说眼泪是一种财富，那徐本禹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他让许多人泪流满面。他从繁华的城市，走进大山深处。他用大学生稚嫩的肩膀，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住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也许，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能让孩子的眼睛铺满阳光，但爱被期待着，徐本禹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具有廉洁修身的可塑性。青年的人格尚处于为定型阶段，是处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阶段，它使大学生获的独立指导和调控自己行为的可能性。另外，廉洁修身是人生美的的一部分，它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总需要人生的其他美德加以烘托和支持，需要丰富的道德储备作为基础。在大学生身上，虽然有某些道德上的不足，但更多的是道德上的优势，如大学生对国家的责任感（近期大学生对奥运的支持，整个宿舍挂满五星红旗，就可以看出这点）、对同类的同情，对父母的义务等，这些美德伟大学生的廉洁修身提供了伦理资本，使大学生的廉洁修身的可塑性大大加强。再者，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为大学生的廉洁修身提供了外在压力。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不仅需要硬实力，还需要软实力，社会对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突出。最后，社会理想人格也为大学生廉洁修身提供了榜样示范，因为现阶段大学生推崇的是知识、文化、修养和财富兼备的理想人格。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廉洁修身非常重要，我们要培养公仆意识，不为私心移节；要提升忧患意识，不为懈怠误事；要增强参与意识，不为应付学习。
党风廉政建设个人总结 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上级行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现结合本人的实际将一年来个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了自觉执行党风廉政规定的自觉性。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去年底新修订的三部金融法律和行政许可法开始施行，今年初《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继颁布实施，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党员干部队伍亟待解决问题的十种表现、中央纪委提出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及人民银行“十个严禁”、“三个不准”的规定，对切实抓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一年来我加强学习，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思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修养，与党中央和上级行保持了一致。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班子集体领导作用。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班子和群众的积极性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抓党风廉政中一是坚持以身作则不讲特殊，不把自己置于特殊地位。凡是重大决定都由集体讨论后执行，没有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贴近群众心声，特别是一些好的建议尽可能采纳；三是多与班子通气，多与班子成员沟通，增强透明度，充分发挥班子的凝聚力共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在干部公选、再贷款审定、大宗物品采购、基建招投标等的管理上，建立了较完善的实施细则，强化了监督，有效的防止了不正之风的产生。
三、廉洁自律，保持共产党员本色。按照中纪委和上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对照各项规定：1、没有收受过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2、没有到任何单位和企业报销过属于自己支付的费用；3、没有违背“十个严禁”、“三个不准”的规定；4、没有拖欠公款、将公款借给亲友或违规到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5、保持了艰苦朴素，没有奢侈浪费和到过高档娱乐场地消费活动；6、没有驾驶公车，用车实行了报告制度。
总之，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和个人廉洁自律方面，我严格执行了有关的制度规定，确保了支行无大案要案发生，无一人一例不廉洁行为，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我要继续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坚持不懈地抓好全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争使全行工作跟上一个台阶。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记叙文和文学作品阅读题的解答主要从两主面着手：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记叙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记叙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1)以时空变化划分(2)以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来划分(3)按记叙内容的变化来划分(4)按描述角度的变化、事情发展的阶段来划分
这个要去新华书店看看了，我觉得不是很贵，应该25-35之间了。
大，没有刊号的黑刊物，周源是大周永学的亲弟弟，一查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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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刊，是中央重点党刊，是全国纪检监察工作综合指导期刊。杂志创办于1988年10月，原名《中国监察》，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先后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百强报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2014年7月1日，按照中央纪委领导的要求，为充分体现中央纪委机关刊定位，更好地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广出审【2014】857号文件）批准，《中国监察》正式更名为《中国纪检监察》，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由中国监察杂志社变更为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更名后，《中国纪检监察》进一步聚焦中心、突出主业，大力宣传党中央、中央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弘扬正气、鞭挞腐恶，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各镇、街道，区属各单位：《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党风廉政建设》杂志和《中国纪检监察报》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机关刊、机关报，是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作最具权威的主阵地、主渠道。《反腐败导刊》杂志是省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全国首家以“反腐败”注册的杂志。2022年度报刊征订工作已经开始，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一、《中国纪检监察报》每份全年定价336元。二、《中国纪检监察》每份全年定价192元。三、《党风廉政建设》每份全年定价126元。四、《反腐败导刊》每份全年定价96元。请各单位在11月30日前到区纪委宣传教育室办理订阅手续。
《中国纪检监察报》（邮发代号1—204，全年定价240元）、《中国监察》（全年12期，定价132元）、《廉政中国》（全年12期，定价600元）、《党风廉政建设》（全年12期，定价116元）。
中国纪检监察报旗下没有周刊、杂志。中央纪委创办的报刊有《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和《党风廉政建设》杂志。俗称“一报双刊”。
大，没有刊号的黑刊物，周源是大周永学的亲弟弟，一查便知。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刊，是中央重点党刊，是全国纪检监察工作综合指导期刊。杂志创办于1988年10月，原名《中国监察》，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先后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百强报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2014年7月1日，按照中央纪委领导的要求，为充分体现中央纪委机关刊定位，更好地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广出审【2014】857号文件）批准，《中国监察》正式更名为《中国纪检监察》，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由中国监察杂志社变更为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更名后，《中国纪检监察》进一步聚焦中心、突出主业，大力宣传党中央、中央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弘扬正气、鞭挞腐恶，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不是。根据查询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相关资料得知，该杂志不属于保密类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半月刊）于1988年创刊，曾用刊名：中国监察，是中央纪委、监察部主管的唯一一份中央级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机关刊，是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综合指导性期刊。办刊宗旨是弘扬正气，鞭挞腐恶，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宣传、指导、教育、监督的作用。
各镇、街道，区属各单位：《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党风廉政建设》杂志和《中国纪检监察报》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机关刊、机关报，是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作最具权威的主阵地、主渠道。《反腐败导刊》杂志是省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全国首家以“反腐败”注册的杂志。2022年度报刊征订工作已经开始，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一、《中国纪检监察报》每份全年定价336元。二、《中国纪检监察》每份全年定价192元。三、《党风廉政建设》每份全年定价126元。四、《反腐败导刊》每份全年定价96元。请各单位在11月30日前到区纪委宣传教育室办理订阅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