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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有趣的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的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和李彦宏了。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已至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晋商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晋商是在明初兴起的。导致晋商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明朝为防范蒙古人的戍边措施。1368年建立的明朝，把蒙古统治者驱逐出了中原大地。为了防范蒙古人骚扰和入侵，明王朝从东北的鸭绿江直至西北的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了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个高额的消费区。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进重镇的山西的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晋商主要是做“食盐”生意崛起的。因为明王朝最初实施“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一直到清朝前期，晋商用牲口驮等传统方式由江南展转向蒙古、俄国贩卖茶叶，也发了大财。
山西人经商的传统十分悠久，可以说贯穿中华文明的历史。山西商人的发迹，最初始于贩卖池盐，由于解州盐池的存在，盐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即催生了晋商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巨贾猗顿便发家于山西，西汉的聂壹、魏晋的莫含、宋元时期的夏竦、以及武则天的父亲巨商武士镬，无不因其富奢家资而名载史册。
山西人悠久的经商传统除了要归因于盐池外，还与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山西位于中原王朝的中北部，南达河南，北通塞外，西至关中，东至燕云，境内沟壑纵横，素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地”的称谓。同时，山西还处于中原农耕区和北部游牧区的中间地带，物资交换即为频繁。优越的交通区位为晋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山西独特的地理地貌是机遇，也是挑战，与徽州一样，山西地狭人稠，地处生态脆弱的黄土高原，使得人均耕地面积日促缩减，众多山西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自谋他路。元末明初的战争动荡让北方地区成为一片焦土，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十室九空，而山西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人口得到了保全，在明建立后成为了人口迁徙的主要源地。在洪洞大槐树下，绵延百年的人口迁徙让山西人流动至各地，使得山西人在空间上的分布更为广泛，这也为晋商迅速开辟国内市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明朝建立后，为应对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明廷设立九边，与山西有密切关联的便有四边。为了解决边境屯军的后勤问题，明朝特设“开中法”，向民间招商，由商人向边境运送物资，以换取可兑换食盐的“盐引”，镜水楼台先得月，晋商的群体性崛起便自而始。此后的两百年间，边境上的互市贸易便活跃着晋商的身影，由中原乃至南方贩卖茶叶、丝绸、瓷器，再由边关贸易得到毛皮、牛羊、马匹。
清朝时，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晋商的活动范围也更为广阔。明时的边界已经不能满足晋商的胃口，他们走西口，闯关东，最远时到达中俄边境，与俄罗斯商人进行贸易，南下福建采购茶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贸易和交流。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晋商离开故土，于万里之外致富，这背后也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晋商与朝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初的一些大型战争如西征噶尔丹背后，都有着晋商的身影。
日益频繁的贸易活动渐渐催生了山西票号，晋商中的佼佼者如乔致庸更立下雄心壮志，想通过票号的全国布局进而“汇通天下”。晋商由贩卖池盐始，由地区性的物资贸易拓展至全国范围内的贸易活动，最终形成了以票号业务为终的闭合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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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鞅变法最后虽然惨遭车裂，但他的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完成统一六国的梦想。 关键词：商鞅、秦孝公、变法。 引言：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迅速使得秦国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为“天子致胙”，“诸侯毕贺”的军事强国。商鞅主持的变法在各国中是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的。秦国军队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军功授爵制）后愈战愈勇。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兵种已有步、车、骑之分。军队数量多时达到“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其后出现了尉缭子、白起、王翦、蒙恬等著名军事家和将领。使秦国很快跃居战国首强，迈 出了秦朝崛起的重要一步，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一、增强秦国的军队，使秦国变得强大。 商鞅下令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使贵族都可以参与到军队中，与此增强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使秦国变得强大。 首先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 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 虽富无所荣华”。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 张。 其次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 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 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 者五十石”。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 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 准和衣服等次。 最后由于变法成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 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 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 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 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二、推动秦朝的经济发展。 商鞅的变法使秦帝国迅速强大起开，为后来秦帝国的统一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促进 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秦统一了货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首先商鞅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 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的灌溉渠道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 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 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 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这样就破坏了奴 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其次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 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 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 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最后商鞅主张“禄厚而税多”,实行“訾粟而税”,在秦国推行赋税制,允许地主个人占有田宅, 但要严格按土地面积缴纳赋税。征收赋税以粮食为主,自然需要统一的度量衡。然而,由于士 大夫阶层纷纷扩充各自势力,度量衡长期不能保持统一,给改革造成了许多困难。商鞅说:“故 法者,国之权衡也”,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比喻法律的公正性。为了维护度量衡的统一,商鞅当 机立断,专门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律令。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三、使秦国最终统一六国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 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 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 奠定了基础。 首先秦国独特的地理位置，秦国地处西陲。可以说秦国的先祖几乎是在和戎狄的少数 民族战争中生活的，因此秦人都有好战之心。经过商鞅变法，大家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在 秦惠王时期，秦国吞并了巴蜀，有了稳固的大后方，这是其他六国所不具备的。后来又修筑 了都江堰，将蜀地变成了天府之国。所以秦国才能够在与六国的战争中拥有强大的物资供应。 其次秦国的战略确实用的很好，他们选择了去安抚一个国家在攻打一个国家的策略，确 实是相当成功的，这个策略很好的利用了人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谁还愿意真 正的帮你呢，就相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都是这样子，整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就更是勾心斗角了， 当时秦王承诺的时候那是相当的慷慨陈词，但是一旦实行起来那就真的是六亲不认。 最后秦国明君辈出，战国时期秦国自秦孝公起到秦始皇中间几乎没有昏君，唯一一个穷 兵黩武的秦武王在位没多长时间，就因为举龙文赤鼎而死。纵观秦国这几代君王，我们会发 现这里面很少有昏聩之人。这就保证了秦国的国策能够长久的执行下去。反观其他六国几乎 是昏君辈出，祖辈上的一点功绩救护被他们都给败了。 秦统一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局面，秦的统一以及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对我国 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此统一成为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秦始皇顺应历史发 展潮流，完成统一大业，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1、《史记》； 2.百度百科； 3、搜狐网; 4.中国知网。
商鞅变法商鞅是卫国的公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 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 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 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 他去了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 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魏将公子， 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叹曰："寡人 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 当然了，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 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 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 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 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 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 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 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 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 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 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 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 是要动真格的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 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 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 职所一向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 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 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 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 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 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 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 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 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 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 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 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 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 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 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 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 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 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降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 亦令人叹惜。
一、诗的起源
1、祭祀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类对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如风、电、雷、雨等自然现象，以及地震、山崩、塌方、洪水等灾害无法理解，于是统统把这一切归于神灵。这些现象是神灵对人类的指示、警告或惩罚。
原始人类用唱歌跳舞的方式表达对神明的赞颂与敬畏之情，表达了人们的期望乞求——如平安健康，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等等。这种祭祀语言，最初只是简单的单音节的吼叫，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逐渐演变出有各种明确意思的歌谣，这便是诗的一种起源。
2、劳动生产
人类在原始的劳动生产中，无论是狩猎、抵抗外族和野兽侵略、改造生存环境、抵抗自然界的伤害等，往往都需要许多人共同进行。
为了更好地进行和完成劳动生产的目标，必须劳动时的节奏一致，动作协调，于是就发明了一种劳动号子，这种号子从最初的一声吼叫，发展到后来歌谣式，这种歌谣就演变成了诗的另一种起源。它不但有了调整劳动节奏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劳动情趣，调节人的心理，缓解疲劳，振奋精神。
二、发展
唐朝是诗的国度，诗人辈出。如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边塞诗称著的岑参、高适、王之涣；以风景诗著称的孟浩然；特别是被誉为诗仙的李白、诗圣的杜甫以及民众诗人白居易等等，如同灿烂的群星，光辉千秋。
唐朝诗歌发展达到了顶峰。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如同万芳园中的百花，竞相斗艳。特别是又涌现出一种新的诗体--格律诗，更加光彩夺目。
律诗是一种有严格格律要求的诗体。它对诗篇的字数、句数、用韵、声调的平仄、词语的对仗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诗体是以前所未有的。
为了表示与古体诗的不同，唐代称之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律诗是唐诗的代表，它被以后历代诗人所承袭。唐以后之诗，虽然也有许多佳作名篇，但基本上没有重大的新突破。
扩展资料
流派：
1、现实主义诗学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心中的反映。只有现实生活，才是诗及一切艺术的源泉。诗人是生活的歌手，诗是对生活的歌唱。
2、浪漫主义诗学认为：诗人是情种，诗人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事万物就会为之诗化。所以，诗应该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是诗人情怀的直抒，是诗人的心灵对理想世界的呼唤。
3、形式主义诗学认为：诗只是有意味的语言艺术形式。任何一种“内容”只有经过“形式化”才能成为艺术。形式并不屈从于内容。诗人对美的追求，趋向于形式的自主创造。
形式的自主品质，意味着诗人有批判社会现实、开拓美的世界的自主权力。在极端的形式主义诗学看来，诗只是一种语言工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
一、诗的起源
原始人类对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如风、电、雷、雨等无法理解，于是统统把这一切归于神明。出于敬畏，原始人类唱歌跳舞地对神明唱出颂歌，表达了人们的期望——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等等。这便是诗的起源。
二、诗的发展
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就有大量的精美的民歌出现了，大部分都与劳动生产男女爱情有关。当时的统治者为了了解民间的风土人情主动收集这些民歌汇编成集，就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转而到了魏晋时期，撑起当时诗歌文化的就是三曹，建安七子，也就是所谓的建安风骨，他们表达的多是人生短暂壮志难酬悲凉幽怨意境比较宏大，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魅力特征。
到了隋唐时期，诗风达到新的一个鼎盛时期。出现了初唐四杰等等天才，后面到了武则天时期，宋之问沈佺期通过不断的研究发现如果诗歌按一定的音阶规律进行创作，会取得更好的声音效果，所以他们奠定了绝句律诗的格律问题。
唐朝的中晚期也有很多诗人开始写词，为宋词做了一些铺垫。五代十国时候，好的诗基本没有，但却出现了唐后主李煜，冯延已这样的词艺术宗师级人物。后面过渡到宋时期，欧阳修，苏东坡，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等再次把宋词推向了一个艺术最顶峰。
唐朝是诗的国度，诗人辈出。如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边塞诗称著的岑参、高适、王之涣；以风景诗著称的孟浩然；特别是被誉为诗仙的李白、诗圣的杜甫以及民众诗人白居易等等，如同灿烂的群星，光辉千秋。
唐朝诗歌发展达到了顶峰。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如同万芳园中的百花，竞相斗艳。特别是又涌现出一种新的诗体--格律诗，更加光彩夺目。
律诗是一种有严格格律要求的诗体。它对诗篇的字数、句数、用韵、声调的平仄、词语的对仗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诗体是以前所未有的。为了表示与古体诗的不同，唐代称之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律诗是唐诗的代表，它被以后历代诗人所承袭。唐以后之诗，虽然也有许多佳作名篇，但基本上没有重大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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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由来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v诗歌何时称之首 在古代，诗歌最初称"篇"或"章"，而不称"首"。例如我国最早的《诗经》，叫"三百篇"，屈原的诗叫"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有个名叫孙绰的诗人，在《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号，作诗一首。"一个名叫支通的人，在《咏禅道人诗序》中写道："聊箸诗一首。"从此，人们普遍称诗为首。 v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杨子云《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用"则"和"淫"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现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而至盛唐，诗人、骚人的称号受人尊敬。 v古诗二言至十一言之始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苏东坡"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诗之始。 v题画诗之考 我国题画诗的产生、历来被认为始于唐代，创始者为杜甫。 这里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题画诗？如若说题画诗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以现有的资料看，那是唐代才有的事。若不是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而是把不直接题在画面上的吟画、题画、论画以及题扇画、题壁画、题屏风画都看作是题画诗的话，那么，从现有资料看，在六朝时已经有了题画诗。 如《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就收有东晋桃叶的《答王团扇歌》三首，其一是："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喧暑，相忆莫相忘。"虽说比较简单，但确实是对画扇的歌咏。 特别是由梁至北周的杰出诗人庾信，在梁朝时，曾作《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生动地描绘了屏风上的各优美画面，在题画诗创作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我国的题画诗，六朝时已经产生。 诗歌的起源 [原创 2006-01-26 16:13:46 | 发表者: 俺样]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说法众多，如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心理表现说等等。其中劳动说最为人们所认可。而诗歌又可以算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开路先锋。在人类社会出现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头创作的歌谣了。鲁迅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原因有二：其一,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其二,原始民族对于神明由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 诗歌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在《淮南子》里有过比较具体的描述：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当然，由于那时生产还处于原始阶段，语言也不发达，人们在劳动中发出的“邪许”的声音还比较单调，既没有歌词，自然也没有表达具体的思想内容，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真正的诗歌，只能算是原始的歌谣。 从仅仅有表声的歌谣发展到同时也表意的诗歌，这中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吕氏春秋》的《音初》篇记载了一首《候人歌》，歌词是： 候人兮猗！ 可以看作是表意诗歌的一种最简单的雏形。这里的兮猗二字，如同“邪许”一样，只起表音的作用，而侯人二字，就表达了作者的一定意愿，而具有虽然简单却比较具体的思想内容了。 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多样化，诗歌的表现形式自然也更加完善，内容也更加丰富。这时期，诗歌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的某种愿望，而且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了。《吴越春秋》里记载了一首《弹歌》，歌词是：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在这短短的八个字中，反映了原始时代我们祖先打猎的全过程和生动的场面。这首歌谣不仅内容完备，情节生动，而且句式整齐，逢双句押韵，大体具备了诗歌的一般要求。 其次,谈谈诗歌起源于宗教.在原始的歌谣,我们能找到很多祈天一类的作品,例如《礼记·郊特牲》里就记载了一篇相传是神农时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勿作。草木归其宅。 照字面意思看来，这首歌谣显然是当时劳动人民因无力战胜水旱虫灾而向“天帝”发出的祈求，希望不要降灾祸来危害庄稼，让大家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卜辞是刻在甲骨上的殷商时代的文字，因为它是通过宗教巫术占卜吉凶祸福的，所以叫“卜辞”。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卜辞中，也有酷似诗歌一类的记录： 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几句卜辞，从内容看，不仅文字完整，而且意义非常明显。从表现形式上看，也基本上具备诗歌的形式了。如果对照一下汉代的乐府民歌《采莲曲》，就更有理由说它是一首诗了：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说诗歌起源于生产劳动，起源于宗教，并不是说这二者是相互脱离、各不相关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里所提的八阕诗歌，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是从这八部诗歌的名称来看，既直接与生产劳动有关，又跟当时的宗教迷信关系密切。 特别是“敬天常”、“依地德”这类名称的歌词，很明显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条件（如气候、土壤等）的重视，又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起源历史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类对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如风、电、雷、雨等无法理解，于是统统把这一切归于神明。出于敬畏，原始人类唱歌跳舞地对神明唱出颂歌，表达了人们的期望——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等等。这便是诗的起源。
它源于宗教。还有一种形式，起源于劳动。原始人一面劳动，一面发出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以忘却劳动带来暂时的痛苦和振奋精神，协调动作。渐渐这种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声，发展成为模仿劳动本身的声音和表达劳动者本身感情诗歌。
扩展资料：
现实主义诗学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心中的反映。只有现实生活，才是诗及一切艺术的源泉。诗人是生活的歌手，诗是对生活的歌唱。
浪漫主义诗学认为：诗人是情种，诗人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事万物就会为之诗化。所以，诗应该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是诗人情怀的直抒，是诗人的心灵对理想世界的呼唤。
形式主义诗学认为：诗只是有意味的语言艺术形式。任何一种“内容”只有经过“形式化”才能成为艺术。形式并不屈从于内容。诗人对美的追求，趋向于形式的自主创造。形式的自主品质，意味着诗人有批判社会现实、开拓美的世界的自主权力。在极端的形式主义诗学看来，诗只是一种语言工艺。
心理分析主义诗学认为：做诗犹如做梦，诗就是诗人的“白日梦”。常人做梦，是人的本能情欲等在社会道德和人的理性意识压抑下得不到满足，转移到梦中去发泄。诗人做诗，是把他在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本能情欲等，转移到幻想的世界中去加以宣泄。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诗有一个可供审美欣赏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诗把本能情欲加以美化的伪装（在这个意义上，“爱情诗是男人炫耀他的艳遇”的说法，就不纯粹是调侃）。同时，将情欲转移到艺术世界，也是对本能情欲的升华。而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做诗与做梦都是不用逻辑思维而用形象思维的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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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 1甲骨文 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 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2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由大篆简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4隶书 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5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6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 7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8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文化，还是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汉语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中国文字的演变是跳跃式的，是华丽的，是耐人寻味的，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创造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也同样引导着中国人前进。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六种构造条例解说 [编辑]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编辑]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编辑]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编辑]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编辑]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编辑]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的字
一：汉字发展史概况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大篆”。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原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到了汉朝，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燕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在唐朝时期，“楷书”尤为盛行，盛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还不懂字体的时候，本人小时候就被要求练习行书。到了宋朝，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被发明，“宋体字”也应此产生。最早产生于北宋，是有楷书变化而来。有肥体和瘦体之分，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这种字体的出现至今也不过七、八十年，但是发展十分迅速。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字体纷纷诞生，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又辛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发展史纲要"，其最终成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项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观点。1、关于汉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在汉字发展史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为标准，即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这项成果提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中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的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这项成果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商代以前的文字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从甲骨文到秦代的文字都属于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2、关于汉字的优缺点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用几十个字母记录词语语音的表音文字；二是兼表音和表形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都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表音字是最进步的文字，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这种偏见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所接受，他们在书刊上谈到汉字时，很少说到汉字的优点，这是片面的。汉字的优点。汉字的最大优点，是他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如果是文字拼音化，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汉字的另一优点，是它的有理性。文字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可分为有理性文字和无理性文字两大类。所谓无理性，是指纯表音文字，如假借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等，这种文字纯系一种符号，与要表达的事物没有直接联系。所谓有理性文字如汉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代表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汉字在表音方面的缺点。汉字表形字中，有一小部分长期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这是汉字中的表音字。由于它的数目不大，且多为常用字，可以不谈。在这里，只讲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形声字的声符大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表形字，用以当作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汉字在表音功能方面有不少缺点，而主要是以下三点：a,形声字的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同一个声符往往表示不同的调.如"胡"字是阳平字，但"糊涂"的"糊"读阳平，"糊弄"的"糊"读去声。b,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因语言的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如"尚"读"shang"的第四声，但以"尚"为声符的"倘"、"躺"读"tang"的第三声，"党"读"dang"的第三声，"徜"、"常"读"chang"的第二声，"敞"读"chang"的第三声。c,汉字的一字多读的重音现象。如"参"字，在"参加"、"参观"等词中读"can"的第一声，在"人参"一词中读"shen"的第一声，在"参差不齐"一词中读"cen"的第一声，共有三个重音。3、关于汉字的简化问题汉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若画成其物，笔画就多。从汉字发展史来看，简省笔画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明显倾向。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扩大了简化字的范围和字数，这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改革。经过四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普及教育和书写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另一方面看，简化字也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如"邓"、"欢"、"难"、"树"、"戏"、"对"等字，其部件"又"，代替了"登"等声韵不同的声符，有些草书楷化的写法同楷书的结构不同，有些同音代替字也有可斟酌之处。但文字的规范一经确定，就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汉字是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待汉字也要像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一是要继承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二是要改革，按照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更好的交际工具。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习汉语汉字的人越来越多。在各国教汉语的教师中，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大陆，在教汉字时自然就会出现繁简两套教法。对这两套教法是否统一，或如何统一，有待海峡两岸及海外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讨论解决。4、关于汉字不能走拼音文字的道路1958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作用是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以及给汉字注音。目前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还有扩大的可能。如小学生在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可以用拼音写这个字，书刊中的难字僻字可以加上拼音，在引用外国的人名、地名时，有人主张用拼音方案拼译等。可以预测，这套方案将会同汉字一样长期生存下去。但曾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书面符号都应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字一概视为落后文字。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偏见。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一，它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载体，而且在现在，仍然是全国人民以及国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交际工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性，这个文字体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新走拼音文字的道路。5、关于汉字的教学问题按照汉字的教学方法教学汉字，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陈腐的"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必须改革。这项成果根据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并在唐兰先生"三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表形、借音、形声这个"新三书"说。它包括了"六书"中的合理部分，淘汰了"转注"。表形字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借音字就是假借。改称借音字或表音字，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假借中还有一种借形字，无中生有，徒乱人意。在唐兰先生的"三书"中，把假借字排除在外，把用表形法造的字勉强分为象形和象意两类，都不妥当。"新三书"中，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辈的不足之处。掌握"新三书"的划分标准，对于汉字教学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今年八十九岁高龄的刘又辛先生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记中写到："这本书终于写成，算是了却了五六十年来的一点心愿。······这部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因为有了一点资助，这部书才得以完稿。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交了这份答卷，希望我们没有白白耗费了人民的这点宝贵资金。"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学良先生说："这部《汉字发展史纲要》是（刘又辛）积多年对汉字研究的成果，与其传人方有国合著公之于世的，不但理清古今汉字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且从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汉字改革的方向和汉字教学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是一部研究汉字史和文字改革的务实的论著。"
纲要：大国崛起的首要条件是教育，只有教育提升，才有高素质人才和高科技水平，才能在国与国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文化，文化与教育是相互促进的，先进的文化推动教育提升，教育反过来促进文化发展。文化是一国积淀的总体表现，（中国来说，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文化，推动了中国历史转折；现代，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意识打败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意识，推动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先进文化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而我国目前文化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够。以下可以写写科技等等，实际上，大国崛起奥秘这种概念，在现代人看来，绝不是单纯军事技术的发展，（古代是以军事发展为主才能崛起）。
央视于2006年11月推出十二集政论专题片《大国崛起》，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九个国家的崛起史进行评述。在中国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益显重要，深化改革面临瓶颈之际，此剧当有寻求历史借鉴，探索自身路向的积极意义。《大》剧结尾处，提出了“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这样的大考问，一种以崛起为历史责任感的豪情壮志跃然毕现。最近世界各地舆论普遍关注中国崛起，大多肯定中国渐进融入国际主流体系的良性趋势，既显示正面期待，但又疑虑重重。美国《时代》周刊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发端》（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为题的封面故事，尤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大》剧旁征博引之余，并没有回答究竟什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要素；“封面故事”反映了美国传媒全球战略的视野，对于中国自身的决定性内因，若有若无，一笔带过。欲问“新王朝”如何发端？尚须冷静、理性、诚实应对“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的大考问。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央视《大》剧选列的九国，是近代世界“大国崛起”由普遍走偏锋转向循正道而行，体现崛起性质、规模、命运历史性大转折的颇有代表性的选集。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大》剧中许多专家反复强调了文化因素的非常重要性，说到底，应指“根本的文化”，或“文化的根本”，那就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软体平台，本文正名为“心态文化”（“观念文化”），相当于人们常说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西汉初期“独尊儒术”，表面上孔子思想大获全胜，实则根本篡改孔孟之道，曲解变造成为反人性的御用儒教，一种否定个人本位、取消自我意识，提倡愚忠愚孝的社会控制论。从此“政教合一”，“教为政用”，误尽苍生。西汉盛唐，一时“盛世”，只是缺乏持续性和进步意义的平面型崛起而已。宋明后儒高唱“存天理、灭人欲”悖论，将“心态文化”伪儒化推向了极致，从此中国社会与虚妄的“国民劣根性”结上不解之缘，几乎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自绝于发展进步的一切机遇；一朝与西方大国碰撞，一触即溃，竟至沦为任凭宰割的俎上鱼肉。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皇帝同汉家君主一样力图变造基督教为巩固王权的政治工具，实行“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为新兴蛮族国家接受，形成大一统的教会同分散的世俗国家并立，即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立的“双城记”型“凡圣两立”局面。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大家知道，《大》剧九国中，除了“脱亚入欧”,走上歧途，后经美国大力扶持，追随西方有成的日本，那八个“原生”的崛起大国统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a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可在更大范围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上都高居世界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