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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战略专家作用我国上市公司引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熟悉企业管理业务的专家，或是其他上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是本行业的技术权威，或是知名学者，可以提高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增加公众对公司的信任度。独立董事的加盟，为公司经营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这些独立董事具有不同的知识和背景，可以运用他们丰富的商业经验，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知识，以专业眼光来考虑公司的投资决策，可以帮助公司抓住市场机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源，提高公司在制定战略时对环境的预测能力，使得公司决策更加科学。（二）监督制衡作用国有企业改革经过了“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一度并未取得满意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严重的“内部人控制”，控股股东和经理层权力过分膨胀，监事会形同虚设，监督机制严重缺乏。追根求源，在于公司监事会并不能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内部经理层。然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隔离监督者与被监督对象的联系，会明显提高监督的效力，使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力受到制衡，确保其始终为增进公司价值而服务。（三）弥补监事会缺陷长期以来，监事会存在着缺陷：1.作用有限。监事会基本不具备直接调节董事和经理人员行为的能力和手段，在取得监测信息并对董事或经理进行评价后，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充其量只是一种咨询和建议。2.监督滞后。监事会成员通常只能列席董事会会议，只能就他们认为的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提出异议，而这种监督意见并不能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效力；这使得监事会的监督具有滞后性，它远不如董事会的监督来得那么及时和有效。3.不利影响。专职监事机关的设立使公司机构庞大，公司内部关系也更复杂，董事会在决策时也必然会受更多牵制，这就难免会影响公司的行政效率。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弥补了监事会上述缺陷。独立董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直接调节经理班子的行为；独立董事由于设在董事会内部，可以在较少公司内部机构牵制的条件下实施监督，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行政效率。（四）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吴淑琨（2001）对深沪476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李琳硕士学位论文（2006）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也得出结论，即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之后，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五）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1.监督职能。秦丽娜（2005）认为，独立董事作为股东的代表，拥有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权。唐跃军（2004）的调查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发挥了监督职能，其实现监督职能的方式主要有以下4种：知情权，表决权，通报权，撤换经理人员。蔡彬清（2005）以上交所133家公司2002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独立董事对公司起了一定的监督作用。2.保护投资者利益职能。唐清泉（2006）、唐跃军（2004）的问卷调查都表明，独立董事针对公司的重大事项以及可能侵害中小股东的事项提出了不同意见，并通过多种方式向公司提供知识和信息。邵少敏的博士论文（2004）就独立董事和董事结构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对浙江省的上市公司做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尽管执行董事仍然是影响独立董事对投资者保护的因素之一，但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独立董事能比较好地抵制管理层这个内部人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总之，正像原伊利股份独立董事王斌所说：“无论把独立董事的作用范围缩小到什么程度，它都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可能不在于更高地去创造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能阻止价值毁损。”西方国家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包括对相关理论的争议、实践中的问题的分析，于今日才突现出较为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的优势效果。而我国2001年才开始正式引进，并在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之初，就认识到这是一项需要做好长期准备的项目。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在路上”，迎接她的必定是光辉的明天！
论独立董事制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所谓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中内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也有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应该界定为只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之外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其他职务，并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妨碍其独立做出客观判断的利害关系的董事。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认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并不是有没有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而是产权主体的虚置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其实，独立董事对于一个公司和投资人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局外人。从理论上讲，如果财产的主人都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那么，与财产基本不存在直接关系的局外人即使不是一种多余也会是一种摆设和点缀；反过来讲，如果财产的主人都不关心自己的财产，那么，局外人再怎么关心也是白搭。况且，作为“局外人”的独立董事，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尽心、尽力、尽责呢？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独立董事制对完善中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限，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点石成金的“魔杖”。一、投资主体多元化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在股份制企业中，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由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激励约束问题，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投资者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经营者的积极性要调动，如何使得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理们像照顾自己的财产那样去管理公司的财产，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实际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出所谓“投资者”，是一个集会的概念，作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必然存在着一个多元投资主体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董事会和董事原来是为了代表投资者的利益而设计和设立的，但作为一种“用手投票”的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反映全体投资人的意志而只能反映一部分投资人的意志、他们不可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而只能代表一部分股东的利益。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小股东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伤害。作为一种补偿机制，证券市场的存在为小股东们提供了“用脚投票”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大股东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奕：大股东必须选择主动“作为”，也就是说，必须非常用心地关注公司的发展、监督公司的运营、干预和控制公司的行为。尽管这样一个过程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过程，但却是大股东的一个最优选择；小股东的最优选择则是被动的“不作为”，既然他们的意志和利益不可能在董事会得到充分的体现、既然他们不可能改变和左右公司的运营和发展，那么，他们就不会也不必非常用心地去关心公司，同时也就无需为此支付成本，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时，他们就选择“跟风”，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选择“抛售”而拔脚走人。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都同样承担着相应的风险。但相对来讲，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可能要面对着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双重侵害，所以要给以特别的关照和保护。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关联交易的特别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独立董事制实际上也就是从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而提出来的，尽管其基本职责定义在“协助确保董事会考虑的是所有股东的利益而非其一特定部分或团体的利益”。从一般常理来讲，财产的主人关心自己的财产、通过某种安排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是所有者的一种权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置自己的财产，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能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的人来经营管理，这是一个理性的结果。所以，大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肯定是要通过董事会来行使“监护权”和其他相关权力的。这本身就是公司制为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保护机制，也是与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相一致的。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力，大股东们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去聘请一个或多个不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来限制自己的权力。事实上，任何财产的主人都不可能主动去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对自己的财产以及与财产有关的权力来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如果存在着某种外在的强制力，大股东们就一定会去寻找和聘请服从自己意志。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这时，独立董事制也就变成了一种形式和摆设而不能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要么是具有出资人的背景，要么是演变成了技术顾问，根本没有起到独立董事应该起的作用。就是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多年的美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可以显著地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和提高业绩。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一项研究甚至显示出那些董事会中只有12名内部董事的公司实际上比其他公司在财务上表现得更差。其实，现代公司制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考虑到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并为他们分别提供了某种保护机制，如果这种机制还不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话，那就需要在这种机制以外来提供额外的保护，但是，独立董事制却无法达到这一目的。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独立董事的产生不外乎几种情况：如果独立董事是受中小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那么，他们才有可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因为所谓的“中小股东”又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利益集团，其利益目标也并不完全一致，加之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不可能是中小股东们委托的代理人。如果独立董事是受全体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那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结果一定是占优势的大股东意志的又一次体现，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实际上还是一个大股东们选择的代理人。这就从根本上使独立董事失去了意义。换一个角度看，如果独立董事是按照某种法律规定接受政府的委托而产生的话，理论上倒是可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保护公司利益、全体投资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但这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主管部门（如体改委、证券监管机构等）来完成。又何必在每个公司制企业派驻一个常驻代表？换句话说，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主管部门失去作用，一个派驻的代表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因此，由谁来引入独立董事制、由谁来选择和聘请独立董事，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取向和目标倾斜，使得独立董事既不可能真正代表和维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也不可能代表和维护全体投资人的利益，只能是也必定是要么代表和维护大股东或者管理层的利益，要么谁的利益都代表和维护不了。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希望寄托在独立董事制上纯属是一厢情愿。让大股东去聘请独立董事。引入独立董事制来限制自己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独立董事制中的一个榜论。二、利益无相关与独立董事责权缺失独立董事是没有剩余索取权的董事，其主要的职责应该是监督同样是作为代理人的内部董事，扮演一个对所有投资者的财产负责任的监护者的角色。在这当中，存在着一个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问题。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作为别人的钱而非自己的钱的经营者，我们不能希望这类公司的董事像私人合伙中的合伙人通常照看自己的钱财一样十分小心地照看别人的钱财”；在詹森和麦克林的企业资本最佳结构理论中，也注意到了不同的筹资方式与不同的代理费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企业的经理持有本公司50%的股票，而另外50%的股票由不参与管理的人分散拥有，那么，经理就不会像他持有100%股票那样卖力，也就是说，和一个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业主制企业相比，这个经理就会“偷懒”，因为在他看来，公司多赚1元钱，经理只不过分到5毛钱；公司损失1元钱，经理也只不过损失5毛钱。因此，为了减少“代理费用”、防止经理偷懒，应该让经理持有100%的股份，筹资则应该采取发放债券的方式。这里讨论的都还是与企业有着某种直接利益关系的财产所有人、经理层的积极性和激励问题，哪怕是拥有着部分财产而不是全部，都有可能存在着“偷懒”。那么，与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没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也无需承担风险的独立董事又有什么积极性去关心与自己无关的财产、又有什么动力去认真负责地行使其“投票权”呢？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使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关心财产，就应该让他们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就要使他们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成为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或者说，就是要让他们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也拥有剩余索取权。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过，董事并不是因为成为董事而关心财产，而是因为关心财产而成为董事。作为一个独立董事，他既然与公司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不拥有剩余索取权，他肯定就不会真正地去关心财产，至少不会像关心自己的财产那样尽心尽力。有资料显示，截至2000年底，沪深股市约有0.5%的董事会设立了独立董事，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独立董事很少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的有关材料，也很少按时参加董事会会议，这不仅是缺少足够精力和时间的问题，还主要是一个缺少积极性和责任心的问题。如果希望独立董事依靠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来维持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话，那将会是十分脆弱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依靠独立董事的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来维持他们对他人财产的关心，那么，也就完全有理由指望非独立董事和其他内部人通过自我约束以及职业道德来维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一来，独立董事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可能靠个人素质而只能靠制度来维持，这里的制度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制度、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制度、责权利相匹配的制度。然而，如果依靠薪酬制度来建立起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那又可能出现独立董事被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收买”并与之“共谋”的情况，一旦独立董事不独立、独立董事对大股东及其他内部人形成一种利益上的依附性时，那么他们也就肯定是服从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的意志、并维护这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这也就与设立独立董事制的初衷不相符合了。因此，独立董事要么是缺少激励而缺少责任心和积极性，要么是有了激励而失去了独立性。要一个利益无相关的人来履行对财产的监护或者让一个利益相关的人来限制和控制自身的利益，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假设，也构成了独立董事制中的第二个修论。三、超越独立董事制，优化宏观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制度中存在的理论缺陷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实践中的局限性，或者说，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业绩和保护投资者方面的作用缺失。独立董事制不仅解决不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更解决不了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其实，作为主要的投资人，大股东们总应该是对自己的财产认真负责地去照看的，绝对不会有人有兴趣挖空心思把自己的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中去，除非这两个口袋不属于同一个人。如果说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在动机上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国有控股股东蛀空上市公司的做法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中小股东们受到损害，国家也没有得益。很显然，有另外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好处，这一部分人就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他们同样拥有着剩余控制权却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同样不会为国家的资产去尽心尽力，如果可能，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国家的利益，其他中小股东们的利益损失只不过是这种牺牲的一种陪葬。于是，问题的关键就不是独立董事制的设立与否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和完善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进一步健全与成熟的问题。如果连财产的主人是谁都不明确，或者说财产的主人是一个虚置的概念，那么就不可能有人有积极性去认真地找寻能够对财产负责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的框架内，不仅存在着代理人激励的问题，还存在着或者说首先存在着委托人的激励问题，而且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上的问题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导致了最终公司层面上的结构失衡和制度失效。不难看出，问题的根子还是一个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我们都承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中国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意义，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怎样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误区。现代企业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产权制度，它还包括了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国有企业来讲，完成了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不等于就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了上市公司的形式或者股份企业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现代企业。国有企业也有成功的，私营企业也有失败的，这就足以证明产权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它涉及到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问题。狭义地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从一个宽泛的角度来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也就是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仅意味着一个公司如何去做，还包括着这个公司所处的法律、文化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因此，中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决非一个企业所能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国有资产从相当一部分经济领域的退出问题，就是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到位，就是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利益与风险相匹配的问题。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已经开始出现一种趋同的倾向，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却面临着很多以现行国情为基础的制约因素。相应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制度与事业文化环境的培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且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独立董事制寄予过高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国有股减持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和选择。尽管由于多种原因使得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实施暂时停了下来，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和做法，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的需要来看，国有股减持是一件迟早要做的事情，也许在操作方法上可以做一些变通，但基本思路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这里其实是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问题，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选择问题，理论上讲，用最小的成本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是我们最理想的目标；从发展态势上看，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得越快，我们的成本就会越小。中国已经完成入世的全部法律手续从而成为“WTO”这样一个“经济联合国”的成员，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念上、在政府的职能和效率上。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一切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运作，大家都必须接受竞争法则的考验和筛选。我们的改革要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割裂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的系统模式。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的成功与否决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也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技术、制度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放到这样一个框架中去考虑，我们就会看到，独立董事制对解决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国有股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正常现象，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尽管我们不否认独立董事制在有些情况下、有些企业中的一定作用）。只有在解决了产权明晰、产权主体到位、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应、风险与利益匹配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之后，独立董事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入世将给中国一个机会（当然也是一种挑战），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建设开放市场经济的契机，这样一个机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很难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
这个名字不好，的却太打了，意义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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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英美公司法上“一元化”治理结构的产物，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体制改革、强化监督功能、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标志，它于90年代以来在市场高度自由化、法治化的英美发达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独立董事制度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视与引用，这其中包括我国。所谓独立董事通常是指“外部董事（即非执行董事，是指在公司里不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中非公司股东单位派出的、并与公司（管理层）无经济利益与亲属关系的独立社会人士，”⑴他们往往由企业家、银行界人士、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退休官员等组成。我国《公司法》并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但该制度率先在我国海外上市公司中试点，最早开始探索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兖州煤业、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公司。在国内A股上市公司中，也有不少公司聘请社会知名人士和专业人士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有些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高达50%（如内蒙古包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据统计，2001年8月中国正式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之前，已有201家A股公司的董事会引入了独立董事，截止2002年6月30日，在1187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124家上市公司共选聘了2414名独立董事，其中80%的公司聘任了2名独立董事。”⑵由上观之，虽然独立董事制度只在上市公司实践尚未被普及推广，但已呈方兴未艾之势。而与此相应的立法则稍显滞后，但从199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的选择性条款“可以设立独立董事”到2002年中国证监会与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的强制性条款“应当设立独立董事制度”，足以体现出中国有关证券监管层积极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鲜明立场和观点。然而对于独立董事制度应否被引入的理论争辩不但并未因此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以社科院刘俊海博士为代表的积极肯定者有之⑶，以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为代表的全盘否定者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学者们在没有统一公司立法的情况下，对这一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制度移植话题是当今社会转型时期法学讨论的焦点之一。“从法学研究的视角来看，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一种制度的移植。”而制度移植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需考虑植入环境是否有利于本土化的条件之生成、之实现。换言之，中国有无独立董事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否有必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推行是否难逃“南橘北枳”的命运……这些均需要在法理上作进一步的分析。总体说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引入，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进路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困惑，更加迫切呼唤法律制度的创新和理论的跟进。2． 独立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分析独立性是独立董事最重要的品格之一，也是其在董事会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原因之一，它往往会使董事会的决策和利益选择更具有公正性和公平性，正是基于此，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才得以发挥。首先，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完善，进一步防止“内部人控制”，从而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较之内部董事，独立董事对CEO和高级管理人员方面的监督更加超然和有力。Weisbach的经验研究证明，“独立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比之于内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更易在公司业绩滑坡时更换经理”。独立董事制度的这一优越性具体表现在：由于独立董事在财产、人格、利益和运作上都具有独立性，并且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因而其可以比较公正和独立地参与董事会的活动，并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客观的评价；由于独立董事出任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公司中各种核心权力机构的主席或主要成员，因而其权力基础比较稳固，行使权力的空间也比较大；由于公司的财务报告必须经独立董事进行审计，公司的关联交易必须经独立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一些重大决策中具有否决权，因而可以在制度上保证公司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持证经营；由于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可以直接向股东大会、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因而在董事会的内部制衡与股东大会的财产制衡和证监会的社会制衡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进而形成了内外结合的、立体的和交叉的制衡体系，如在解除不称职的高级经理、建立“奖勤罚懒”的激励约束机制、限制对股东不利的公司收购等方面，保护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当前，我国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一系列措施也正在向纵深推进。在采取诸如减持国有股、严格公司审计制度、对扭亏无望的PT公司摘牌退市，强化证券监管杜绝或限制以圈钱为目的的增资扩股等措施外，加强公司监督机制建设为重中之重，”⑷而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对此无疑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其次，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司的专业化运作。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商业环境中，具备专业特长的独立董事是公司决策的“外脑”资源，因为独立董事一般都是技术、法律、财务或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他们可以利用其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公司战略、投资、项目计划等提出客观的意见和建议，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经验，协助管理层改善经营，发挥其智囊团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水平和经营绩效；此外，独立董事的加盟还可以提高公司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公开化程度，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思路是建立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机制，其结果是把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全部交给经理层，然而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足够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和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许多企业尤其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经理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和专业的训练，对经营管理之道知之甚少。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固然要靠提高经理层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但独立董事们的顾问和参谋作用也不可小视，从这一角度来说，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对我国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再次，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宏观经济水平。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经济警察的角色，它通过对公司内部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公司业绩得以保障、竞争力随之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而提高，从而使资本市场健康运作，国家的金融体制更加扎实、防范风险的能力更加坚强，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资本是衡量一个公司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在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的前提下，融资渠道对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则至关重要，而融资渠道是否畅通无阻又取决于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良好声誉和发展潜力。在我国目前存在严重信用危机的证券市场上，独立董事的加盟能极大改善公司声誉，推进经营活动，因为他们能搭建起公司经营层与外部投资者、乃至社会公众之间的对话、互动桥梁，或者直接成了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信息披露的天堂里的使者，从而提高公司价值，这对众目睽睽之下的公众公司而言，无疑是个无价之宝。从这一角度来说，独立董事制度已不仅有助于公司顺畅融资，同时还有利于我国现阶段整个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的发展。最后，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我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尤其在美国上市的我国企业来说，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完善的一大“国际标志”，也是公司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一环。正是由于独立董事制度的上述作用，使得其被各国普遍采纳，也掀起了一场风靡全球的运动，成为各国公司治理专家及政客、媒体聚焦的热点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重点以及投资者的追捧点；而一朝有事，如安然事件的东窗事发和国内一些上市公司不成功的实践，独立董事制度又成了锋芒所向之处。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评价之所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因为我们对这一制度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和所有制度一样，独立董事制度在拥有优越性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3． 独立董事制度的局限性分析美国著名公司法专家克拉克在指出独立董事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同时，更多地分析了它的缺陷，指出它并非完美的控制力量。而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其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的作用更是十分有限。首先，独立董事制度解决不了上市公司治理所存在的重大缺陷。独立董事制度除了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影响和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外，对于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以及经理层缺乏长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问题，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公司治理这一系统工程的完善。其次，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融和可能存在问题。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英美并不设有监事会的“单一董事会”制度的国家，而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类似于德国、日本的设有监事会的“双层董事会”制度，所以就要求我们对独立董事和监事各自的权责加以严格的界定，否则极易导致权力的重叠和职责的混乱等一系列问题。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这方面的统一立法，自然会有许多问题产生，这也是许多人对独立董事制度大加否定的原因之一。最后，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存在障碍。独立董事发挥作用除了受到时间（独立董事们身兼数职，很少有时间详细了解公司及市场的经济状况）、信息不对称、预算拨款、自身知识能力的限制外，还受制于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对独立董事的选任机制。我国目前关于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任免程序等均无相关的法律规定，实践中，独立董事往往由控股股东任命，这样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业务素质等就大打折扣。二是对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实践中，相当一批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取得的报酬大大低于内部董事，甚至仅具有象征意义，有的独立董事除了“车马费”外分文不取，调动独立董事为公司经营献计献力的动力源仅仅由良心提供是不够的；同时对独立董事因为过错而使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道义上的责任对独立董事的约束显然是不够的。三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因素。在我国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的社会环境下，荣誉感并不足以使独立董事产生对上市公司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而它也就缺乏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为公司尽责；在我国人际关系浓厚的文化氛围下，许多独立董事在参与公司事务中碍于情面而难以坚持自己的立场，“董事会议的社交氛围崇尚友善和互助，对内部执行人员的批准不肯支持，采取敌对态度，或者提出并追问敏锐的问题都是不友好的。” ⑸以上所说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局限性，有的是其固有的缺陷，无法改变；有的是在引入过程中遭遇“水土不服”或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这是可以通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来逐步解决的。4． 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由上可知，独立董事制度既不是完美无缺，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既不能因其在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而“盲目跟进”，也不能因其在国内一些不成功的例子而“全线撤退”。独立董事制度的功效到底如何，不能抽象地空谈，需要结合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环境、条件来予分析。“经验研究表明，仅仅改变公司治理机制本身如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还要看独立董事制度自身是否完善，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否具备以及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条件和与此相关的互动、实现机制如何。”⑹美国著名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英格尔斯曾指出，“没有人的心理、观念、素质的现代化，引进再先进的技术设备在传统人那里也是一堆废纸”。⑺独立董事制度是地道的舶来品，在我国欲成功地推行还有赖于其运作的相关条件和制度的完善，基于以上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分析，笔者认为，要想使这一制度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至少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第一，正确处理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在监控功能上的优势互补关系。首先，要区别独立董事和监事在公司中不同的角色和地位。前者属于公司权力枢纽机关董事会之组成部分，其出任人员多来源于有社会名望或技术专长、管理经验的“精英阶层”；而后者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组成人员，其任职资格范围更为宽泛，而且往往有群众基础及职工参与，因而使公司的权力更趋民主化。其次，要区别独立董事和监事不同的监督内容和性质。前者主要是对董事会所有重大决策的公正性与科学性进行监督，而后者的监督重心应放在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会规范运作和遵守信息披露原则、监督董事和经理经济行为合法性等方面。最后，要区别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不同的监督特点。前者具有事前监督、内部监督和与决策过程监督紧密结合的特点；而后者具有事后监督、外部监督和经常性监督的特点。在对二者有了明确分工的前提下，还要使二者的合力最大化，使它们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公司整体目标的实现。第二，健全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相关制度。首先，建立科学的、适合国情的独立董事选任机制。其中包括要以宽严相济相结合的原则，细化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之规定；要建立合理的独立董事选任程序；要明确董事会次级委员会的组成，适当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其次，健全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声誉激励机制和报酬激励机制。最后，建立独立董事的义务和责任追究机制。主要包括对其最低工作时间、兼职、任期等的要求和违法后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综上，笔者对独立董事制度坚持“有限肯定说”立场，我们应当尽快在公司立法上对这一制度加以确认，但不能夸大其作用；我们应当使这一制度本土化，而不是全盘照抄。基于独立董事制度利弊两方面的辨证分析，可以看出，它在我国从制度设计到发挥作用，如何趋利弊害、扬长避短，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目前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远未实现，它的许多优势因为种种原因还未显露出来，但随着我国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的日趋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会日渐突出。
浅谈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
1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
1.1有利于维护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仅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同时也与中小投资者相关，也与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大股东相关。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利于企业制定出合理的改革，对企业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运作，可以起到主导作用。
1.2有利于促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股票市场的运营中，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是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靠的财务报告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的支柱。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支配作用。保证上市公司的标准化操作，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管理和加强内部控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外部监督和管理非常重要，但只扮演着外部监督的角色，只有改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地规范其操作，才可以促进资木市场的成熟，使市场规范的发展更加规范。通过对于内部控制和内
部审计的理解，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对上市公司的管理、研
究和探索，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2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2.1公司监管结构不健全
①股权结构不合理。股权的过度集中、国有股份的内部人员控制严重。
②责任淡化，对独立董事和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很难实现监管责任。
③董事会和监事会缺乏权威性，不能发挥监督作用。
④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我国的许多上市公司都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监督和评价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体制不完善两大问题。中国的资木市场相对落后，相关体制改革滞后，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导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产生缺陷。其次，审计领域审计职能的狭窄和过于单一，不合理的内部培训机构，培训人员素质和道德素养不高等，是后天发展不完善的表现。
2.2上市公司没有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由于上市公司缺乏对内部控制重要性的理解，对于怎样弥补内部控制缺陷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上市公司的热论。由于内部控制人员对控制理论知识的缺乏，没有准确认识内部控制的目标、内容和原理机制，导致其干扰了内部控制环境，导致出现风险控制机制薄弱、监管不力等问题。
事实上，我国的许多上市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缺乏相关的内部控制系统，缺乏科学合理的监管体制，特别是对监管部「l缺乏约束力，很多规章制度被忽视，缺乏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和实施内部控制体制。风险管理意识差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使市场竞争激烈，我国上市公司正面临着战略调整和结构周期性调整的双重压力。上市公司有着强大的规模，充足的资木率，虽不像中小企业会因为资金短缺和毁灭性的金融风险而受到发展限制，但由于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这样的大型机构可能也会面临新的危机。
2.3上市公司缺乏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上市公司缺乏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一部分，而且内部控制的审计在整个内部控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审计不能充分施展其功效，最主要的原因是内部审计独立性的缺失。
首先，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粘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难做内部审计。
其次，对内部审计职能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
再次，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素质不高，许多会计人员兼任审计职责，审计时不能很好地运用相关的`知识。
最后，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力度不足，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或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和实施期间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到只有少数上市公司设立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全面的在上市公司内部实施，内部控制在很多上市公司只流于形式。
2.4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评审技术的掌握不够
在审计实践中，我国内部控制评价的使用并不乐观。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审计的内部控制评价过低。因为每个组织管理水平有限，内部控制系统并不健全或执行不力，控制的审计评价技术掌握不充分的原因，使科学和标准化的内部控制评价没有得到应有的审计。国家的审计模式仍然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分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即使是发展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审计，也经常关注和评价会计控制，忽略了其他相关的内部控制工作、
3如何加强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管
3.1加强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处于稳定状态的中国上市公司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中国上市公司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随之对风险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上市公司需要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风险预测，降低企业风险。此外，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经验，借鉴国外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提高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和预测水平。
3.2改善企业的内部监督
必须有效地改善内部监督，改善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为了保证内部监管的独立，应该多目标决策，充分发挥监事会的各自功能，通过外部监督系统，引入完全外部监事或独立董事，加强监督职能。在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中，内部审计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公司需要增加高度重视内部培训，在第一时间组织结构，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调动有关人员的积极性。 其次是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的监督功能。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研究论文
一、引言
21世纪，随着经济越好越快的发展，天价高管薪酬已屡见不鲜，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快速扩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并思考高管天价薪酬，开始质疑薪酬差距的合理性。孔子曾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公平的思想观念在我国民众中根深蒂固。合理的薪酬差距体现企业内部分配的公平性。合理的内部薪酬差距是薪酬管理体系的重要根基，对员工满意度、内部激励和组织绩效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薪酬差距效应研究，关注于锦标赛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权变理论孰能得到更有效经验支持。锦标赛理论强调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薪酬差距扩大可促进企业内部激励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提高业绩目标。薪酬差距激发企业经营效率，称为薪酬差距的效率性。社会比较理论强调企业内部公平与合作，主要关注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激励效果孰强孰弱，薪酬差距起到何种激励效果。由薪酬差距的缩小进而激发企业经营效率，称为薪酬差距的公平性[1]。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而产生的倒“U型”权变理论，体现了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在正式个体激励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工作性质状态下，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工作绩效的较高水平是正向关联;但若薪酬差距过度加大，位于薪酬分布低端个体的绩效负向关联。
由上述分析可知，合理薪酬差距带来组织效率的提高。众多学者们也一直尝试构建验证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模型。
但由于各企业组织目标、公司治理结构以及薪酬管理机制各不相同，所以构建检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模型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换角度思考该问题，也许会有所突破。影响薪酬差距合理性因素众多，其不可能全部枚举。若能够查找出导致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的相关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则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大大增强。
国外学者研究盈余管理如何影响高管薪酬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WattsandZimmerman(1996)认为下列三个潜在因素促使企业实施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报酬计划：缺乏观察企业市场价值的能力、业绩的分解和税收。Healy(1985)检验了实证会计中的分红假说，实证结果显示经理人员会通过对会计中应计项目的选择进而达到最有利于其薪酬最大化的意图。文章基于盈余管理如何影响高管薪酬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盈余管理可能是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产生的不合理因素，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衡量具有推进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
假设国内外现有文献大多是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角度对企业薪酬差距效应的研究。Lazear&Rosen(1981)提出锦标赛理论，锦标赛理论预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众多经验证据也对锦标赛理论基于支持。国内相关学者运用国内经验数据也对锦标赛理论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大多支持锦标赛理论。林浚清(2003)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二者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周权雄、朱卫平(2010)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与其业绩显着正相关，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国企经营者赢得经济锦标赛激励的强化会增加国企经营者努力水平，促进国企经营绩效的提升。刘春、孙亮(2010)利用2001-2007年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国企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国企高管和职工之间的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显着正相关。上述研究都是对锦标赛理论证实，也是对薪酬差距具有效率性的经验支持。Festinger(1954)基于公平理论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很在意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来评价自己薪酬的合理性。其强调更小的薪酬差距，更加平均的薪酬分配，可以更多地鼓励员工之间进行协作，提高企业业绩[2]。
众多经验数据也支持这一理论(Cowherd&Levine，1992;Pfreffer&Langton，1993)。国内学者对社会比较理论的适用性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张正堂(2008)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组织未来绩效有负向影响，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组织未来绩效并没有显着影响。黎文靖等(2012)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企内部薪酬差距较小时对员工有更大激励作用，薪酬差距较大时对职工无正向激励效应，其仅体现为管理层权力结果。覃予等(2013)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正向不公平阻滞企业业绩提升，降低高管激励效率;负向不公平反而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对于员工的激励效果更加明显。上述文献客观上证明社会比较理论适用性。综合上述文献，薪酬差距效应呈现出效率性和公平性，这些效应的产生必须以薪酬差距的合理性为基础。因此，探讨如何确定企业内部合理的'薪酬差距，以及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或不合理性因素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务意义。
Watts&Zimmerman(1996)在《实证会计理论》中论述，高层管理当局在薪酬契约履行中，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的一项重要标准，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高管当局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高管为获得更高薪酬进行盈余管理，是否会扩大薪酬差距，导致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Steven，Simon&Jennifer(2006)研究发现，应计项目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正在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作用日益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企业真实经济业务的衡量指标之一，不易被高管操纵。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高，证明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高管当局薪酬增加，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被合理扩大。应计项目越高，高管薪酬可能会越高。应计项目可通过操控性应计项目完成，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应计项目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有着正向影响。
应计项目分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两者对薪酬差距产生效应有所不同。高层管理当局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高层管理当局很可能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进而获得薪酬契约中约定薪酬。高管人员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而追求私有收益,这种私有收益既包括货币薪酬，也包括非货币性薪酬，其结果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加剧。因此，高管人员可能会滥用操控性应计，从而导致其与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更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正相关，在控制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后，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正相关意味着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增加。
企业监督力量存在，如薪酬委员会参与高管薪酬制定，薪酬委员会负责制定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并能够有效解决代理问题。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约束机制原则是以最小成本完成对高管的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机制设计的合理性是衡量薪酬委员会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薪酬委员会对高管业绩真实性进行考察，减弱高管薪酬与应计项目的相关性。外部审计师对异常过高盈余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可以抑制高管进行盈余操控性，进而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企业监督力量有效监督可以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会计盈余是激励高管当局基本要素之一，高管当局有最大化会计盈余从而最大化自身薪酬的动机，正向操控性应计可以提高企业业绩，进而使企业高管获得最大薪酬，正向操控性应计可以增加会计盈余与高管当局薪酬的相关性，进而产生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由于进行正向操控性应计具有一定成本，当期过高的盈余导致以后更高会计盈余预期，在高管同董事会进行薪酬契约商订时，董事会可能会提出更高的业绩目标，从而增加了高层管理当局实现企业业绩目标的难度;过高盈余更会导致税负增加以及平滑各期盈余压力。外部监督力量(例如董事会或者薪酬委员会)会降低盈余与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b：正向操控性应计不能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
针对文章研究目的，选择2006-20012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进行以下样本筛选程序：一是考虑到金融、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该行业的公司样本;二是剔除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经过筛选，形成最终得到有效观测样本10039个。另外，为避免极端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对各连续变量进行5%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2.主要变量及定义
(1)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文章被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定义借鉴刘春、孙亮(2010)和黎文靖、胡玉明(2012)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方法。
其中，支付员工所付薪酬(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董事、监事以高管薪酬年度报酬总额。支付员工所付薪酬(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1.56(基本社会保障费用的比例)-董事、监事以高管薪酬年度报酬总额。
netgap以及hgap用于稳健性检验。
(2)可操控应计与非可操控应计文章首先利用Jones模型(Jones，1991)[3]和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Sloan&Sweeney，1995)[4]对总应计项目进行区分，再借鉴StevenBalsam(1998)相关方法对薪酬差距同操控性应计、非操控性应计相关性进行验证[5]。
Jones模型与修正Jones模型变量的解释：TAC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应计项目总额;NI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TAi，t-1代表样本i公司第t-1年的总资产;△REV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的变动额，PPE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总的设备等固定资产;△RECi，t表示样本公司i第t年净营收账款项的变动额;NDAC赞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DAC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操控性应计。
(3)其余变量薪酬差距影响因素中，cfo(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公司真实经营业绩，现金流量充裕意味着公司经营业绩较好，高管薪酬会得到提高，合理的薪酬差距会被扩大，意味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该与薪酬差距存在正向关系。为了检验正向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以及正向非操控性应计是否对薪酬差距有影响，分别引入解释变量posda和posn-da。为检验薪酬委员会是否对薪酬差距有抑制作用，引入了解释变量committee。为了消除纲化影响，cfo与gap均去掉纲化后的变量，同时对因变量gap进行对数化处理。为了控制行业和年份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将年份、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3.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两步骤：首先，文章首先利用上述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
然后再利用下列4个模型验证相关假设。lngap=α0+α1cfoit+α2tacci+α3yr+α4ind+εit(5)模型(5)lngap表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总应计项目越大，显示出企业经营业绩越好，高管收入更高，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便会合理扩大。因此，预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总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为正向关。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α3daccit+α4yr+α5ind+εit(6)模型(6)将应计项目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可以检验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若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则证明高管当局操纵了操控性应计，证明薪酬差距存在不合理性。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t+α3daccit+α4dacc*committe+α5committe+α6yr+α7ind+εit(7)模型(7)用于检验薪酬委员会是否具有抑制不合理薪酬差距的作用，且定义dacc*committe为dacom。若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有正向影响，证明薪酬差距存在不合理性。理论上薪酬委员会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不合理性的薪酬差距，因此预测，薪酬委员会能减弱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t+α3daccit+α4posdait*daccit+α5posdait*ndacc+α6yr+α7ind+εit(8)为证明正向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影响是否更大，以及正向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模型(8)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了posda和posnda虚拟变量，且分别定义posda*dacc为posdacc;posnda*ndacc为posndacc。根据理论预测，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剧了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正向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合理性正相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2006-2012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平均值由195465元扩大为474023元，中位数由138275元扩大为353911元，表现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扩大化有越演越烈趋势。
房地产行业内部薪酬差距最大，其主要因为：
一是这些年房地产行业在我国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支柱行业，利润额大幅上升，导致高管薪酬急速增加;二是房地产行业普通员工人工成本较低，且员工薪酬增加有限;导致薪酬差距不断加大。工业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最小，因为这些年来工业企业发展不繁荣导致利润额较低，高管薪酬增加有限，而且普通员工工资多为刚性，导致相对其它行业薪酬差距最小。这些表现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完全相符。
主要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从对样本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平均值和中位数大于零，证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状况经营良好。另外，总应计盈余和操控性应计为负值以及非操控性应计为正值均说明我国盈余质量还是较高的。
2.回归结果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应计项目总额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1)是模型(5)的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应计项目总额对薪酬差距都有着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样本回归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系数大于应计项目总额的系数，说明薪酬差距影响因素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起到更主要作用，也证明薪酬差距中合理性薪酬差距所占比重更大。总应计项目对薪酬差距影响也显着，表明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可能分别对薪酬差距产生影响。
(2)操控性应计与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2)是模型(6)的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操控性应计同薪酬差距正相关，而且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影响显着，证明操控性应计严重影响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表明高管当局存在利用操控性应计进行私利最大化，进而加剧薪酬差距的不公平性。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也是呈正相关关系，但对薪酬差距影响不显着，说明其对薪酬不合理性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对(假设2)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正相关进行了验证。
(3)薪酬委员会、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3)是模型(7)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拥有薪酬委员会企业，操控性应计与公司薪酬差距呈负向关系，其符号同理论预期相同。但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并不显着，说明即使企业存在薪酬委员会，也不能阻止高管对操控性应计进行操纵的动机，客观上并不能减弱薪酬差距的不公平性。可能意味着薪酬委员会只能对高管人员前期薪酬契约起作用，而对高管业绩指标具体完成情况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薪酬委员会可有效减少盈余操控性导致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假设3)并未得到验证。
(4)正向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4)是模型(8)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大了薪酬差距，同理论预期相符。因为高管当局有动机进行正向应计操控性，正向应计操控性可以更好提高公司业绩，从而实现自己薪酬最大化，其客观上加剧了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正向的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不合理性影响不显着。所以，该模型验证了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剧了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假设4a)。
3.稳健性测试
为检验结论可靠性，文章还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我们使用lnnetgap和lnhgap变量对原模型的因变量lngap进行替换，使用原模型分别进行回归。稳健性测试结果表明，虽然有些变量的显着性和模型的拟合度有所降低，但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发生改变，稳健性测试的结果与表5结论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是比较可靠。
五、结论与启示
企业收入分配的改革近年来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薪酬制度的改革是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环节。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对薪酬制度的改革强调两个重点：一是将薪酬与业绩挂钩，增加薪酬业绩敏感性;二是扩大薪酬差距，以期薪酬差距正向激励效应得以发挥。上述薪酬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联动性，另一方面高管薪酬与职工薪酬的差距逐步拉大。目前我国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逐步拉大，不合理性逐渐增强，导致其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急剧增加。所有权缺位，高管权力逐渐增加，高管利用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薪酬结构和水平，高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合理、合法地提高自己的薪酬，比如，高管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进而达到提高自己薪酬的目的。
高管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一方面使其能够完成薪酬契约所确定的目标业绩，进而获得任期内的约定薪酬;另一方面企业既定业绩目标的实现有助于高管职位的晋升，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高管有动机也有能力追求私有收益，这种私有收益既包括货币薪酬，也包括过度在职消费，其结果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产生。文章验证了经营活动现金流、总应计项目以及总应计项目不同组成部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有正向影响，体现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同时发现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且影响显着，而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相关。该现象客观上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当局存在利用操控性应计进行私利最大化，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致使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产生。
据此，文章认为：制定薪酬契约时，应该加强利用经营活动所产生现金流对高管当局业绩进行考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真实体现，不易被高管当局所操控性，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企业内部与外部应加强监督高管当局对操控性应计的滥用，以维护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公平性。薪酬委员会并不能有效地减弱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可以考虑有效运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外部审计独立性对高管滥用操控性应计进行有效遏制，从而维护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
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文献综述论文
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由来已久,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归集更是日趋完整。从检索到的文献看，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评价，即判断内部控制缺陷的定性分析、建立规范式定量评价指标的定量分析。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概括说可分为公司特征、治理特征、评价与信息披露、构建与执行四类影响因素。
一，公司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
1.公司规模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投入内部控制建设的资源越多，内部控制质量也越高。徐菁忆C2014认为，财务杠杆越高，外债角度力度越大，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也越高。但是，当企业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而触及退市临界点时，企业为了降低退市风险、转亏为盈，易于出现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王芸等（201D认为，财务状况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2.公司的成长阶段与上市年限
蔚风英等（2015)的研究表明，公司的成长阶段、上市年限与内部控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张颖等（2010采用Likertscale,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会显著改善遵循法律法规的情况，更易于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促进经营业绩并与战略目标呈正相关。因此，成熟期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也越高。
3.企业的自身特征
李越冬等（2014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自身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有重要影响。上市时间越久的企业，由于早期较为宽松的监管，以及为拯救国企而建立的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适应新颁布法规的滞后性，使得内部控制存在较多缺陷，有效性较低。周川楣C201f)认为，经营复杂程度越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风险也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越低。
二，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
1.所有者影响
程晓陵等（2008)以沪深股市1162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出具的财务报告质量显著优于其他公司。张先治等(2010)发现，国有控股及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质量呈负相关。赵晓铃等（2015)通过深市主板6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性质对内部控制的质量不具有显著影响。除了研究股权性质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外，许多学者对机构投资者也进行了研究。朱熙等（2012)发现，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具有更专业的投资技能和投资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高，对企业内部控制越有积极影响。李阳等（2014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并提出我国应积极引进诸如证券机构、合格境外机构等高质量的机构，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储成兵（2013)研究了金字塔股权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实证检验了金字塔股权结构中，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的负相关关系，即金字塔层级越多，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越大，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研究还发现，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选择和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来攫取控制权私利，因此，公司治理中应重点关注终极控股股东机会主义行为。
2.治理层影响姚嘉等（2014选取2013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公司和ST、ST、S*ST公司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人数越多，董事会会议召开的频率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
步磊（2014以上交所258个A股公司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84%。其中，214家公司财务报告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占样本数据的82.9%。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召开次数，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影响，说明董事会与监事会的会议质量能够发挥监督与战略决策的职能。而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出现消极影响，说明独立董事未真正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雷辉等（2014采用面板数据模型、Driscoll-Kraay标准误差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的权利结构，更有利于内部控制发挥作用，而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内部控制质量呈负相关关系。研究特别提到了异地独立董事因素的.影响，证实异地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假设。陈汉文等（2014借鉴Coles、Daniel、Naveen(2007)的做法，以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就职时间晚于董事长就职时间的人数占比，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董事长在内部控制有效性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而审计委员会作用并不明显。刘怡芳等（201#选择因财务报告违规披露被处罚、对财务报告进行重述和财务报告被出具费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规模、会议频率4个特征，实证分析审计委员会质量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越大、成员专业性越强、独立董事占比越高、开会次数越多，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即审计委员会在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周敏（2015)与以往横向研究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不同，他将企业分为创业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研究不同生命周期下，企业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通过纵向研究表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不同的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3.管理层影响
唐冬妮（2012)选用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剔除异常数据后，共采用1215个观测值，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显著负相关，即管理层持股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反而越差。原因可能是我国多数上市公司股权改革不彻底，管理层身居要职受利益驱使侵占股东利益等。蔚风英等（2015)与以往多元回归法分析内部控制有效性不同，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评价内部控制的质量。研究发现，管理层对风险持厌恶态度，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薪酬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吴秋生（2013)运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领导者权利及其运用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领导者的强制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不显著相关外，领导者的合法权、奖赏权、专家权和崇拜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赵晓玲等（2015)选用员工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反映管理层对员工的工作胜任能力的重视，以此考察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素质的员工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池国华等（2014与以往研究影响内部控制的显性硬因素不同，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隐性软因素上，从管理层背景特征入手，以2009—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的风险意识、管理理念、管理哲学、价值观等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并提出在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要重视发挥软因素的积极作用。刘长奎等（2015以2012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包括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薪酬、管理层年龄、管理层学历等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作用是相当复杂的，是通过影响内部控制目标的不同方面，进而对整体有效性产生影响。
三，信息披露的影响
张建儒等（2015)选择中小企业披露2013年财务报告的63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了影响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信息质量的因素。结果表明，2013年财务报告中，标准意见审计报告高达98.93%,审计意见披露情况差异较小，对内部控制影响不明显，标准审计意见没有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蔚风英等（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影响显著,外部审计的监督能够促进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同时提出，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披露，比自愿披露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张加存（2015)以2009—2013年发表在《审计研究》、《会计研究》等期刊的相关文章为依据，从内控信息披露现状、影响因素、披露效果、改进建议四个维度，总结了内控信息披露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积极影响。
四，内部控制系统构建与执行的影响
李小燕等（2015)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分析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建构逻辑与执行偏差后得出，我国应吸取美国SOX法案的经验教训，立足于本国实际,从制度设计、执行机制和制度文化3个方面，建立制度的自强化机制，使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与受益者达到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问题。王龙英(2012)提出，要设计适合企业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遵循内部控制基本原则，强化对会计信息和经营活动控制，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力，以此保障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孙洪哲等（2014针对内部控制构成要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从相关要素出发，提出构建和执行对保证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影响。首先，要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促进内部控制环境的和谐；其次，在内部控制实践中建立并完善内部控制沟通机制，通过有效沟通，不断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达到自觉进行能力完善和行为监督的目的汤后，要重视风险防范和监督管理，提高风险评估水平，改善内部控制质量。齐保垒等（2010)以2007年、2008年沪深两市219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一个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使用Logit回归分析，验证了企业内部控制越好，内部控制出现缺陷的可能性越小，内部控制质量也越高。金成浩（2015与以往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同，主要阐述行政事业单位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系统、健全内控体系的措施，强调了科学、合理的内控体系，对保证内部控制质量的现实意义。
五， 内部控制影响因素图与结论
1.内部控制影响因素图
综合上述文献,将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用下图表示：
2.结论
通过从公司特征、治理特征、信息与披露影响、内控体系构建与执行四个方面,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分类回顾，具体阐述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对企业构建科学、合理的内控体系，以及识别内部控制风险因子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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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要找一家出版社，然后要整理你要出版的内容，整理好了排版师排版，文章还不能有侵权或者抄袭 刊号申请的条件步骤： 1、委托书并预支付手续费； 2、填托申请表； 3、提交所要印刷的刊物的封面、封底和目录页（附有社长和主编）的样本两份； 4、递交商业登记征集注册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出书以后，必须交5本刊物给有关部门存档。 书号申请的条件步骤： · 提供公司的注册证书及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 提供申请刊物的封面和目录 · 提供刊物的中、英文名称及汉语拼音； · 创刊号日期、刊物的编缉、主编 · 刊期（如月刊、半月刊等） · 刊物定价 当然更多的靠你自己给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