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问题论文1000字

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2 论哲学与长寿一、前言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二、哲学与长寿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三、哲学长寿的秘密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四、结论：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猜你喜欢： 1. 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 2. 关于哲学的小论文 3. 哲学方面的论文 4. 有关哲学问题的小论文 5. 有关哲学的期末小论文

从介绍什么是哲学开始下笔。哲学本质上是人理解人、人认识人的理性活动，哲学（英文：Philosophy，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是对世界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研究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基本定义一般定义哲学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一般具有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研究宇宙的性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基本问题。哲学（Φιλοσοφία）按其希腊语词源是“追寻智慧”的意思。中文里，“哲”起源很早，其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似“哲学家”，“思想家”之谓。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东周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当中，已经开始讨论哲学问题。

论文要点:1.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然碰到且不可回避的问题。2.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古往今来一切哲学必须回答不能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哲学的性质、派别和发展方向。3.争议一，思维与存在何者为世界的本原。4.争议二，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

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并且永远属于自然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是劳动的产物，生产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劳动从一开始就不能而且永远不能由个人孤立地进行。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且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而只有在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迷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只有既同自然界相关联又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以及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于是我们看到，“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人。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语词作为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常常也具有多义性。“人”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中主要的有：人类，人民，个人。由此，从字面上看，对“以人为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读：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个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的“人”是指什么呢？是人类（也即所有的人，或人人），是人民，还是个人？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同其他各种基本理念一样，“以人为本”也是对一定事物中本质关系的反映，是对处理事物本质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表达，因而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去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以人为本”的内涵问题，我们可以先分别在这两种关系的范围内去考察，然后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类，包括其中所有的个人。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相对的“非人”，是除人类外的狭义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也可以称之为“物”。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一层含义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应该以人或人类为本，而不应该以物或自然为本。“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价值追求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位、根本，因而也是实践观和价值观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不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本原与派生关系中的本原、本体。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本原的，而意识是派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一观点不是用“以物为本”来表达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的问题，而是何者为本位、根本、主体的问题。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对以物质为世界本原或本体的观点的否定，这种对“以人为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的前提下，回答的是有关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是因为，人是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而自然只能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体，不能成为主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目的是让世界满足人的需要，即为了获得价值，或创造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价值关系，人是价值主体，是满足需求的对象，自然是价值客体，是需求的满足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或人类为本位，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或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物为客体，而不能忽视或模糊、混淆了这种关系。1.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虽然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总是以自身为中心来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目的，而把物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决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建设资源节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重视保护环境并不是反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是否定人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遵循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为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选择和衡量的标准都是人类的利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消灭天花、“非典”病毒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既培育、养殖某些动物，又把它们作为资源来消费。对某种生物究竟是保护、繁育，还是限制以至消灭，最终都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都是以人或人类为本。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而是包括子孙后代的整个人类。为了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乃至把某些“数字”当成了目的本身，也是偏离以人为本的要求的。2.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关系人为万物之灵。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间唯一的高智能生物，唯一的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实践和认识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处理好人自身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实践就成为物质运动中一种特有的新的形式。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力（能源）来改变自然，因而超越了自身物质力量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周围世界的面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自然界自发的运动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空前提高。人的实践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既有合乎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对人类自身既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人类的实践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危害人自身。以人为本，意味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靠人自身。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界既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也不会自觉地纠正人类的失误而保护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是在漫长的历程中经过人类无数的磨难逐步形成的，其过程并非浪漫的诗篇，其结果也不是人类美好的天堂。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主张，或蔑视自然、肆意妄为的举动，都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人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又必须学会保护自然，在自然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既充分认识和发挥人的伟大力量，又深刻理解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科学地认识人类行为的长远后果，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在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把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以人为本”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出的明确界定，这一界定无疑是以“人民”为中心词来阐释“以人为本”的。此后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按照这一界定来论述和运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完整表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看到，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始终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人民不是离开具体个人的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由无数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以人民为本，包含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但是，人民作为整体不能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人，人民与其中的个人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其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民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是有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人民、以整体利益为本而同时照顾个人利益，如果以个人为本，那只能是以人民、以整体为“末”，把个人置于人民之上，这是本末倒置，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以个人为本，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个体本位的观念，无论从世界观、历史观或价值观、实践观的意义上说，都是同党的基本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因而根本背离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精神。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解读为以人类为本，不能解读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以人类为本或人人为本。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面前，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活动都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影响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协调全人类的活动，为子孙后代着想，妥善处理。因此，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反对某些国家、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环境和资源，转嫁危机，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可以称为以人或人类为本。但是，即使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而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人世间其实不止一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人类不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谋划全人类利益并指挥全人类行动的统一的“人类”代表或“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抽象地讲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位置，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到，它要么是一种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空谈，要么是一种欺或陷阱。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就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发展。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主导的世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同时，也使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就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冷战时期，至今世界仍然不得安宁。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首先是本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能把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面对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戈尔巴乔夫高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无视或有意掩盖了人类社会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其社会作用是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西方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张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代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利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或称以人为本，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欺人之谈迥然不同。所以，社会关系领域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人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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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医学的指导意义。2、为什么说“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的提法是不科学的？3、在学习过程中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4、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学习医学的指导意义。5、事物都是发展的吗？6、医务人员要有时空观念。7、莫让年华付水流。8、本质和现象关系原理的科学意义。9、矛盾特殊性原理对诊治疾病的指导意义。10、量变和质变辩证关系原理与人生之路。11、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医学中的具体体现。12、认识辩证过程原理与医学学习和医疗实践。13、坚持真理与人际关系。14、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15、如何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16、辩证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异同。17、人们能否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18、军队职能与军人使命。19、新名词与社会意识的特点。20、科学不是生产力。21、医疗技术与生产力。22、知识经济与成才战略。23、如何看待腐败问题？24、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吗？25、能否克隆出爱因斯坦和希特勒？26、如何提高人生境界？27、理想人格塑造与人生设计。28、热爱专业立志成才。29、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30、经济一体化，还是全球化

这2块地都被人挖的差不多了。不如结合你研究的心理学内容写写。比如，创造心理学看上去就很哲学，认知哲学、心智哲学都离不开心理学。尤其对创新的研究很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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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辨析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

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黑格尔绝对理念思维与存在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哲学论文范文1000字

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思辨哲学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方法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经验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G.B.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T.S.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人类通过劳动、社会实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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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总结。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范文二：浅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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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哲学论文1000字

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并且永远属于自然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是劳动的产物，生产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劳动从一开始就不能而且永远不能由个人孤立地进行。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且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而只有在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迷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只有既同自然界相关联又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以及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于是我们看到，“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人。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语词作为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常常也具有多义性。“人”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中主要的有：人类，人民，个人。由此，从字面上看，对“以人为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读：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个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的“人”是指什么呢？是人类（也即所有的人，或人人），是人民，还是个人？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同其他各种基本理念一样，“以人为本”也是对一定事物中本质关系的反映，是对处理事物本质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表达，因而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去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以人为本”的内涵问题，我们可以先分别在这两种关系的范围内去考察，然后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类，包括其中所有的个人。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相对的“非人”，是除人类外的狭义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也可以称之为“物”。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一层含义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应该以人或人类为本，而不应该以物或自然为本。“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价值追求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位、根本，因而也是实践观和价值观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不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本原与派生关系中的本原、本体。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本原的，而意识是派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一观点不是用“以物为本”来表达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的问题，而是何者为本位、根本、主体的问题。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对以物质为世界本原或本体的观点的否定，这种对“以人为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的前提下，回答的是有关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是因为，人是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而自然只能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体，不能成为主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目的是让世界满足人的需要，即为了获得价值，或创造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价值关系，人是价值主体，是满足需求的对象，自然是价值客体，是需求的满足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或人类为本位，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或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物为客体，而不能忽视或模糊、混淆了这种关系。1.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虽然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总是以自身为中心来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目的，而把物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决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建设资源节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重视保护环境并不是反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是否定人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遵循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为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选择和衡量的标准都是人类的利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消灭天花、“非典”病毒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既培育、养殖某些动物，又把它们作为资源来消费。对某种生物究竟是保护、繁育，还是限制以至消灭，最终都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都是以人或人类为本。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而是包括子孙后代的整个人类。为了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乃至把某些“数字”当成了目的本身，也是偏离以人为本的要求的。2.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关系人为万物之灵。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间唯一的高智能生物，唯一的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实践和认识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处理好人自身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实践就成为物质运动中一种特有的新的形式。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力（能源）来改变自然，因而超越了自身物质力量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周围世界的面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自然界自发的运动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空前提高。人的实践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既有合乎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对人类自身既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人类的实践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危害人自身。以人为本，意味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靠人自身。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界既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也不会自觉地纠正人类的失误而保护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是在漫长的历程中经过人类无数的磨难逐步形成的，其过程并非浪漫的诗篇，其结果也不是人类美好的天堂。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主张，或蔑视自然、肆意妄为的举动，都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人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又必须学会保护自然，在自然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既充分认识和发挥人的伟大力量，又深刻理解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科学地认识人类行为的长远后果，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在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把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以人为本”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出的明确界定，这一界定无疑是以“人民”为中心词来阐释“以人为本”的。此后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按照这一界定来论述和运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完整表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看到，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始终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人民不是离开具体个人的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由无数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以人民为本，包含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但是，人民作为整体不能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人，人民与其中的个人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其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民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是有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人民、以整体利益为本而同时照顾个人利益，如果以个人为本，那只能是以人民、以整体为“末”，把个人置于人民之上，这是本末倒置，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以个人为本，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个体本位的观念，无论从世界观、历史观或价值观、实践观的意义上说，都是同党的基本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因而根本背离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精神。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解读为以人类为本，不能解读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以人类为本或人人为本。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面前，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活动都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影响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协调全人类的活动，为子孙后代着想，妥善处理。因此，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反对某些国家、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环境和资源，转嫁危机，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可以称为以人或人类为本。但是，即使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而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人世间其实不止一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人类不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谋划全人类利益并指挥全人类行动的统一的“人类”代表或“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抽象地讲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位置，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到，它要么是一种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空谈，要么是一种欺或陷阱。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就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发展。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主导的世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同时，也使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就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冷战时期，至今世界仍然不得安宁。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首先是本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能把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面对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戈尔巴乔夫高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无视或有意掩盖了人类社会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其社会作用是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西方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张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代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利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或称以人为本，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欺人之谈迥然不同。所以，社会关系领域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人民为本。

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欢迎大家分享。

论文题目：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