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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
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二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
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未学到李商隐诗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响力也随着欧阳修等人走上文坛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清二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明末诗人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为王彦泓作品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对后世的影响：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
在北宋时期，学习李商隐诗歌的显然有两个作风：早先是西昆体的生搬硬套，扩大了李诗的糟粕；后来是王安石、黄庭坚，在善于创新的前提下汲取了李诗的营养。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发抒悲凉沉痛的哀国之思的诗歌一时成为主流，这距离李商隐的风格较远，故李诗的余波一时消歇。
李商隐诗派经历了明代的中衰，进入清代以后，在诗坛的影响扩大了，特别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更加呈现出余波绮丽的局面。文章比较详细探讨了李商隐诗歌对清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王闿运，以及光宣之际的湘鄂诗人、江南诗人的影响。
晕用典不是读一首诗必须的读的多了就会感受到那种诗人的意境当然，对用典的熟悉更有利于感受那种意境嘿嘿个人很推崇李商隐的唯美千古第一^_^
迢递高城白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悲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李商隐《安定城楼》此诗用了四个典故。1.贾谊，2，王粲，3，范蠡泛五湖，4，庄子与师惠
李商隐晚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人。作品现存约六百首，有：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原因首先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共鸣情感为原材料的，并经过创作过程的加工与再创造决定了共鸣情感的不同存在方式，当作者运用语言组织把它凝结于诗歌时，它就具有了共鸣情感的内容并表现出各自的性质：1.共鸣情感，它具有清晰兼朦胧与多义的性质。2.一类情感>共鸣情感，这时的共鸣情感是一种后缀，它会产生一种余震的效应，因而它会表现出一种多义前指的性质。3.共鸣情感<一类情感,这时的共鸣情感是一种前缀，它会产生一种前震的效应，因而它会表现出一种多义后指的性质。另外，在即兴方式创作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作者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进行创作的，这类诗的创作意旨具有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共鸣情感以一种随机性的方式而存在，这就会产生出一类“有名而实无”的诗”，这类诗大多是有环境引发而产生的。为此，就可以根据其表现的性质与界说，把李商隐的无题诗大致划分成四类：1. 朦胧有韵，含而意远，故为无题；2. 相思无极，以题合意，故为无题；3. 以此连类，达起所意，故为无题；4. 随遇而感，感而生发，无需为题。
李商隐《锦瑟》题旨索隐并赏析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 《锦瑟》是中国诗歌史上争议最大的诗作之一。此诗以含意的隐晦、意境的朦胧而著称，也以其特有的朦胧美和丰富的暗示性，吸引历代诗评家和注家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了开她神秘的面纱。 李商隐之诗大都不易解，而诸诗之中以《锦瑟》为首。李商隐之诗之所以难解，典故的运用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李商隐之诗往往是逐句用典，而且用典时又“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1）乃至一典多用。故诗句的意义往往已与原典故所表现的意义有所不同。《锦瑟》一诗所引用的典故更不只一个，而这些典故经诗人加以融合，“经过主观想象的创造，而具现一个全新的意象。它已脱离原典的历史时空湖概念而存在，而独立为一种当下赶法的意象了。”（2）本文将归纳分析历代诗论家对该诗的评析，并通过分析典故在该诗中的运用试图作出解读和赏析。 一、历代论说 从北宋的刘攽、苏轼直到现在，解者不下百人，历代诗论家对该诗的解说可谓洋洋大观，但意见却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抵牾。若将其略加归纳分类，大体可分作如下七项：（3） 1、乐志说 该说注重《锦瑟》这一题目，认为这首诗是描写瑟这种乐器的。《缃素杂记》中说：“锦瑟只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4）宋许觊《彦周诗话》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持此说。笔者以为此论过于偏重题目，而忽略诗文本来之意蕴。（5） 2、悼亡说 何焯在《义山诗集》中说“此悼亡之诗也。首联借童女鼓五十弦之瑟而悲，帝不可止以发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止者；次联则悲其巨化为异物；腹联又悲其不能复起之九泉，曰‘思华年’，曰‘追忆’，旨趣晓然。”（6）清冯浩、朱鹤龄、朱彝尊亦主此说。（7）近人孟心史更从李商隐的生平考证其为悼亡诗。（8）此说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可惜论及哀悼对象时往往是穿凿附会。 3、恋情说 从锦瑟二字着眼或说此为一女子之名，或说此为定情之物。如刘就认攽为其是令狐楚家的青衣。宋计敏夫《唐诗记事》则云“锦瑟，令狐之妾。”（9）苏雪林认为“锦瑟是商隐的爱情纪念物”。（10）郑绪平认为这是李商隐为其小姨所写。（11）此说纯粹为妄断，不足为信。 4、自伤说 清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认为李商隐是借锦瑟以自伤。（12）此外，近人王福民亦主此说。（13）此说论据较为合理，但在解颔联时却有问题。如王福民说“‘沧海’为官场，‘月’为权臣，‘日’为君主，因而得出了‘权臣无方、’‘帝恩难得’的结论”，（14）这明显是曲意比附。 5、寄喻说 清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中认为此诗抒发了诗人对李德裕的怀念。（15）而柳文英则认为此诗“通篇的意思则是因对令狐淘居启陈情不省，感叹身世沦落不遇。”（16）此说亦过于牵强附会。 6、论诗说 因见宋代李义山诗集的课本列此诗于卷首，故主张此乃诗人综述平生之诗作。清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就持此说。（17）钱钟书与邵德润则从形象思维的理论来说明此诗为论诗之作。（18） 7、其他 有人认为若穷尽诗意则无味，主张不要深究。如明王世贞在《全唐诗说》就说“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19）梁启超也认为此诗“拆开一句句叫我解释，我连本义也解不出来，我觉得它很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20）此说过于强调知觉印象，只可作欣赏札记。 综观诸论，其中不乏客观言论，只是诸多诗评家在以意逆志时往往加入过多的妄断臆测以至穿凿附会；在知人论世时又往往将此诗实系一事，不惜曲解诗意，而不考虑诗歌的叙事与历史事实的区别。 二、解 题 汉魏六朝以前的诗歌，诗与题的关系较为松散，但自唐起，诗与题的关系开始紧密结合，诗句不仅“将题目字字写到”，“且诗意的理解往往仰赖题目提供线索”。（21）反过来说，由于唐宋之际的制题多半明确，于是“题目空泛者，往往暗示了该诗诗意反而别有所指。”（22） 《锦瑟》一诗的诗题亦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不少论者认为“锦瑟”此题只取此诗句首二字为名，实同于无题诗。如《澹周诗话》：“义山好为无题或失题之诗以寓意，非必实有所指，《锦瑟》特其一曲。其做法与《碧城》三首相同……同取首二字以为题，实亦无题。”（23）喻守真和施蛰存也同意此说。（24）此说虽有理，但也有破绽。既然李商隐有意为一种无题的诗体，为何不将风格与做法和无题诗相若的诗篇也定名为“无题”呢？故此，《锦瑟》虽似乎只取二字为题，实应有其含意。此诗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咏物诗，可也并非只是单纯“截取首二字”以发端比兴而与字面毫无交涉的无题诗。虽所写的事情与瑟相关，但却有所寄托。三、索 隐 面对珠圆玉润而又扑朔迷离的诗歌境界和一大堆纷纭的臆说，开始时不免眼花缭乱，但细加寻绎，却可发现在迷离中自有线索可循，在纷纭中也不无相通之处。不少臆说，实际上是诗歌本身的吩咐的意蕴和按时在不同的读者中引起的不同感受与联想。它们往往各得其一体而未窥全豹，但不必相互排斥，如果我们根据诗人提供的线索找到它的主旨和基调，融会各种原可相通、相容或相并行的学说，也许可以做到比较接近这首诗的本来面目而不致严格其丰富的内涵，对它的艺术特点也会有比较切实的体察和认识。 律诗的首尾二联，在一般情况下较多叙事和直接抒情成分，全篇的主意也往往寓含其中，有时甚至棉百点出。而颔、腹两联往往敷衍主意，意象密度较大。此诗首联以“五十弦”的形制和“一弦一柱”所发的悲声引出“思华年”，尾联以“成追忆”回应“思”字，以“惘然”点醒华年之思的感受，已多少告诉我们：这首诗是诗人追忆华年往事，不胜惘然之作。当然这种枉然的华年身世之感，内容非常宽泛，既可以兼包诗人的悼亡之痛乃至爱情生活悲剧，也和诗人抒写诗人不幸身世、充满感伤情调的诗歌创作有关。我个人认为，伤身世、咏悼亡、述创作，对李商隐这样一位绅士凄凉、处境孤羁，“可以伤春复伤别”的诗人来说，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锦瑟既可看作是诗人凄凉身世的一种象征，也不妨看作感伤身世诗歌创作的一种比喻，正像他在《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诗中所说：“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当然根据《寓目》、《房中曲》、《西溪》等诗句，认为与怀念其妻王氏有关，其实这是互相并行的，因为在悲音之中就包括悼亡之音。 首句以锦瑟起兴。诗人面对锦瑟兴悲，发为痴语，以寄怨悼，锦瑟有多少跟弦，本无关人事，而发为人语，责以“无端”，一片痴怨之情立现。所以薛雪在《一飘诗话》里说：“此诗全在起句‘无端’二字，通体妙出，俱从此来。”（25）锦瑟本来就有那么多条弦，这并无“不是”或“过错”，而诗人偏要来埋怨它：锦瑟啊，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条弦？锦瑟而言“五十弦”，本属诗人诗中通例，如《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梦作》：“雨打湘灵五十弦”，又如“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这都说明此在诗中原无特殊用意。有人说诗人因华年近五十（按年谱，此时诗人时年四十五）而感慨年华之流逝，不禁忆起往昔的岁月。其实不然，所设“五十弦”正为制造气氛，以见往事之千重，情肠之九曲。诗人写此决不是让人去死扣数字。因此要领会此诗，先宜领会斯旨，正不可胶柱而鼓瑟也。宋词人贺铸《青玉案》：“锦瑟华年谁与度？”，但此联绝非写作者之华年。因为“华年”与“年华”是不同的。此“华年”不可解为年龄，而是指“少年”，正所谓青春也。“一弦一柱思华年”，意谓：诗人听锦瑟之繁弦，思华年之往事；音繁而绪乱，怅惘以难言。我们斗志到华年往事是非常之宽泛的，因此诗人不会仅仅只是感慨自己已流逝的青春岁月。他此时应当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他此时也许在怀念着已故的旗子，也许在会议生平的创作，但这一切思绪都是由鼓瑟所发出的悲声而引发的。诗人正是听到“一弦一柱”所鸣奏的悲声，不禁触动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沉浸在对华年的流逝的回忆中。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的意识在它自己看来并非是许多截成一段段的碎片。乍看起来，似乎可以用‘链条’或者‘系列’之类的字眼来描述它，其实是不恰当的。意识并不是一节节地拼起来的。”（26）由此可知，诗人的思绪此时不可能只是一种历时性的活动，即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同时应该是共时的，许多画面同时涌现在诗人眼前。诗人睹物思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以往笺家一般只注意此句“逗下四句”，其实妙处还在“一弦一柱”四字。首联由“五十弦”而“一弦一柱”，是辞相续，二句由“一弦一柱”而“思华年”则是意相承，另外，此联对颔联、颈联的内容和表现是一种概括的提示，说明它们所描绘的既是瑟声，亦是诗人“思华年”是流露的心声。“乐志说”，虽不尽切合各句所写的情景，但它看出中间四句直接描绘音乐境界，还是蛮有一番鉴赏功力的。 起联用意既明，且看下文如何承接。颔联的上句，用“庄周梦蝶”之典。此句关键在一“迷”字，“迷”字既形容梦境的迷离恍惚，梦中的如痴入迷，也写出梦醒后的空虚幻灭，惘然若迷。这迷离之境、迷离之情，从描绘音乐境界来说，是形容瑟声的如梦似幻，令人迷惘；从表现诗人的华年所历与身世之感来说，则正是一种象征。诗人曾在其他诗篇多次用梦幻来形容身世的变幻莫测，有时还直接用梦蝶之典。如“神女生涯原是梦”、“顾我有怀如大梦”、“怜我秋斋梦蝴蝶”、“枕寒庄蝶去”等。都可和此句互相参引。说“晓梦”正是极言幻灭之速。晓梦蝴蝶虽语出庄周，但一经诗人运用，已经不止是一个“栩栩然”的问题了。此联下句中的望帝是传说中的杜宇亦即杜鹃。“伤春”在李商隐诗中，多指忧国伤时，感伤身世，所谓“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刻意伤春复伤别”、“华年无一事，只是自伤春”。此一方面表现瑟声的哀怨凄迷，如杜鹃啼血；另一方面又象喻自己的春心春恨却托之于如杜鹃啼血的诗歌。用禽鸟之鸣以比喻自己的诗歌，诗人的诗中多有其例，如“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五更凄欲断，一书碧无情”都是显例。 由于伤身世、咏悼亡、述创作是三位一体的，故此联中也包含着诗人对亡妻的怀念。此句不刚这样理解，诗人当青春华年之时，热恋于妻子，而今妻子亡故，自己有如“春蚕到死”而且即便死后，也将如望帝把伤春之心托杜鹃而日夜哀鸣。 律诗一过颔联，“起”、“承”之后，已到“转”笔之时，笔到此间，大抵前面已达到一顿之处，似结非结，含义待申。这时，在一切幻灭的一向中，“某中潜在的细节会突然唤起他的注意，这细节打破了他构图的平衡。”（27）那么潜在的细节是什么？当然是诗人所描绘的五色斑斓的神话传说。于是便抖出了腹联。 “沧海”之句，既有南海鲛人哭泣时眼泪话化珠的传说，也有“沧海遗珠”之典。它既是对锦瑟清寥悲苦音乐境界的描摹，又是对诗人沉沦废弃，才能不为世用的寂寞身世的一种象征。“沧海有泪”实际上也是诗人拟想亡妻还会于月明之下思念自己而夜夜哭泣流泪。诗人用换日映照下蓝田玉山上升起的丝丝轻烟远望若有近之却无开形容锦瑟鸣奏出的音乐意境飘渺朦胧，也象征自己平生的追求象“蓝田日暖玉生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类似的境界或感受在诗人的其他诗篇之中也经常出现。如“浦外传光远，烟中结响微”、“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名十二层”等。钱钟书曾指出：“今不曰‘珠是泪’，而曰‘珠有泪’，以见虽化珠圆，仍含累泪热；已成珍玩，尚带酸辛，见实质而不失人气。”（28）让我们再来看诗人怎样把自己对亡妻的思念寓于其中的。相传伏羲氏之母的陵墓在蓝田玉山，唐时士女多葬于此。李商隐的旗子也葬在玉山之上。此句言玉山上，王氏的灵魂在名月下精气氤氲，如紫玉化烟，再无可寻觅。诗人在《谒山》中写到自己去蓝田玉山祭妻。“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饿冰。”妻子之逝，如水之东流，故有不胜之恨。 尾联拢束全片，明白提出此情二字，与开端的“华年”相呼应。“此情”统指颔联、腹联所概括抒写的情事，即自己的悲剧身世的多种境界。诗句意谓：如此情怀，岂待今朝回忆始感怅惘，即在当时早已是令人不胜枉然了。“惘然”二字概括“思华年”的全部感受，举凡迷惘、哀伤、寂寞、虚幻之情，统于二字之中。当时已然的感喟则不但强调了华年往事的可悲，而且以昔衬今，加倍渲染了今日追忆时难以禁受的怅惘和悲凉。如果说，颔联、腹联是听到瑟声涌现于脑海的岁华年情境的联翩浮想和发自心底的与瑟声相应的悲凉心声，呢么尾联就是鼓瑟结束后如梦初醒的怅惘和沉思。锦瑟的悲声停止了，在静默中却依然笼罩 着一片无边的惆怅，回荡着悠长的凄凉余韵——“繁丝何似绝言语，惆怅人间万古情！” 四、赏 析 纪晓岚评说：“以‘思华年’领起，以‘此情’二字总承，盖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29） 这是一位富于抱负和才华的诗人在追忆悲剧性的话您时所奏出的一曲人生悲歌。全篇笼罩着一层浓重的哀伤低徊，凄迷朦胧的情调氛围，反映出一个衰颓的时代中正直而又不免于软弱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心理；既不满于环境的压抑，又无力反抗环境；既有所追求想象，又时感空虚幻灭；既为自己的悲剧命运而深沉哀伤，又对造成悲剧的原因感到惘然。 从通体看，这首诗和诗人托物自寓的篇章性质是相近的。但由于他在回顾华年流逝时并没有采用通常的历叙平生的表现方式，而是将自己的悲剧身世境遇和悲剧心理幻化为一幅幅各自独立的显证性图景。这些图景具有形象的鲜明性、丰富性，又有内涵的虚泛、抽象 和朦胧等特点。这就使得他们既缺乏通常抒情方式所具有的明确性，又具有较之通常抒情方式更为丰富的暗示性，能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但这些含义朦胧的象征性图景，又是被约束在“思华年”和“惘然”这个范围内，因此读者在感受和理解上的某些具体差异并不影响从总体上去把握诗人的悲剧身世境遇个悲剧心理。这种总体含义的明确性和局部含义的隐约性，象征性图景的鲜明和象征性含义的朦胧构成了该诗的最大特点，同时，该诗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寓于其中。 纪晓岚所谓“中间四句迷离惝恍，所谓‘惘然’也。”（30）的确，该诗最让人捉摸不透、把握不定的就是中间四句。如果我们仔细一想，不难发现这四句所展示的象征性图景在形象的构成和意蕴的暗示方面，具有诗、画、乐三位一体的特点，它们都是借助诗歌的语言和一向，将锦瑟的各种艺术意境化为一幅幅鲜明的画面，以概括抒写其华年所历的各种人生境界和人生感受，传达他在华年时迷惘、哀伤、寂寞、怅惘的心声。这和西方的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PICASSO）的名作《格尔尼卡》（GUERNICA）表达手法相近。我们都知道《格尔尼卡》是一幅关于战争经验的画，“这幅画的内容是要用象征的手法来反映普遍性的暴力，当然也要反映格尔尼卡的惨剧，而这幅画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是要打破里和外的对立，要建立起一种不确定性、模糊性”（31）画家在表达战争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时，经理了“从极度的痛苦到表达的困难这样一个过程。画上有很多张开的嘴似乎都在呼喊，表示出极大的痛苦，但这却是一幅画，是没有声音的。通过这些张开的嘴和伸出的舌头，毕加索似乎在说，我要表达，表达这种恐惧，但艺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能做的只是‘我要表达’。绘画不能发出声音来，不能说话，因此艺术家要做的就是展示没有声音的呼喊。毕加索想使他的艺术达到呢感直接说出来的强烈程度，使艺术充满力量，但绘画却做不到，因此他只能表现这种没有声音的呼喊。”（32）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诗人要表达自己的迷惘、哀伤、落寞和惆怅，但是诗人不可能大叫“我迷惘”、“我内心痛苦”。因为诗贵于含蓄，歇斯底里的呼叫和呐喊是成其为诗歌的。于是诗人须把自己内心的痛苦通过物象外化出来，即形成意象。当然诗人对所需的物象是有所选择的。由于诗人此时意续万千，因此诗人也就不可能用一种具体的五香来转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便使得其所选择的物象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诗人要让其诗歌能把其内心的痛苦达到能直接说主来的程度，这样便和毕加索一样遇到了“从极度的痛苦到表达的困难”这个难题，诗人选择那些含意朦胧 的象征性图景来表达自己内心所遭受的痛苦。照样，诗歌是凝滞的语言，她被写在纸上是没有声音的。诗人所能做的只是“我要表达”，通过锦瑟来表现这种没有声音的呼喊，因而这些画面具有音乐意境、画面形象和诗歌意象的三重暗示性。这多重暗示的融会统一，一方面使得它们的意蕴显得特别丰富复杂，里一方面又使它们具有三者之美。可以说，诗、画、乐三位一体的象征暗示是该诗整体构思的根本特点。如果读者不能把握这一特点，单纯从诗歌方面去探索，势必造成误读。中间二联所展示的象征性图景在时间、空间、情感方面尽管没有固定的次序和逻辑关系，但它们都带有悲怆、迷惘的情调，再加上工整的对仗，凄清的声韵和相关意象等多种因素的映带关系，全诗仍然具有明显的整体感，而悲怆的情感是与珠圆玉润、精丽典雅的诗歌语言和谐结合，更使这首诗体现了一种凄婉的美感。 注 释： （1）《唐诗百话》施蛰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576页。 （2）《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颜昆阳著，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190页。 （3）《宋代诗话选读》张福勋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23—234页。将历来之好所分为六项。张氏忽略了一些评语是主张而非考研诗义的。 （4）《唐诗三百首诗话荟编（二）》，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308页。 （5）同上。 （6）同上，310—311页。 （7）《玉溪生诗集笺注（上）》冯浩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94页。 （8）《李义山锦瑟诗考证》孟心史撰，国立中山大学中文学会编《李商隐研究论文集》，台北天工书局，1984年，681—692页。 （9）同（4），309—310页。 （10）、（11）《李商隐锦瑟诗考证》郑绪平撰，见于《李商隐研究论文集》，702—714页。 （12）同（4），309—310页。 （15）转引自《宋代诗话选读》，224页 （16）《锦瑟诗发微》柳文英撰，见于《李商隐研究论文集》，812—821页。 （17）同（4），309页。 （18）《试解锦瑟之谜——对李义山锦瑟一诗的诠释》，邵德润撰，见于〈李商隐研究论文集 〉，822—836页。 （19）同（4） （20）《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撰，转引自葛兆光〈典故〉，〈文学遗产〉1989年第五期27页。 （21）《文学批评的视野》龚鹏程撰，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166页。 （22）同上，167页。 （23）同（4）312页。 （24）《唐诗三百首评析》喻守真撰，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254—255页，〈唐诗百话〉施蛰存著，579页。 （25）《一飘诗话》薛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 （26）《意识流》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346页。 （27）A·埃伦茨韦格《艺术潜在次序》。 （28）钱钟书《冯注玉溪生诗集诠评》（未刊稿），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19页。 （29）、（30）《李义山诗评辑要》沈厚塽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1）《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Fredric Jameson
李商隐毫无疑问是中国诗史中最有诗性魅力的诗人之一。新时期以来，李商隐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据统计，二十馀年间，大陆出版了各种李商隐研究专著共四十馀部，各个方面都有极为优秀的论著出现，每年也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而且，李商隐研究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在王蒙、刘学锴、董乃斌等历任会长的指导下，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整个李商隐研究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张明非指出，高教版《中国文学史》“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的写法，辟出专章介绍李商隐，这意味着李商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已经进入了以李白、杜甫、韩愈等为代表的大家的行列，这是新时期出现的‘李商隐热’以及由此带来的李商隐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新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突破与期待》，《中国诗学研究·李商隐研究专辑》）。这也正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应该说，正是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李商隐走出了历史的尘埃，焕发出其最为独特的诗性光芒。新时期以来的李商隐研究不仅拥有众多成果，而且，与其他唐代诗人相比，其论著亦极全面而整齐。陶文鹏指出，就唐诗的艺术研究而言，新时期以来，以“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年号），此语若移以评价整个李商隐研究，亦并无不当。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又如《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此书是李商隐诗歌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对前代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文献综述就是以往的人对此主题（无题诗的朦胧美）的研究的概述总结嘛。你可以在图书馆借研究李商隐的文献，在CNKI上找期刊等等方式，写的话板块我觉得可以分为朦胧的原因，如何朦胧美，产生的影响等等，或者分研究的时间：从古到今地将研究的观点提炼出来，点明你的研究价值，最后说你现在论文的准备情况。 他的诗这方面研究得很多，资料应该很好找。如果要好好做的话建议找找李商隐的年谱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李商隐是晚唐时期杰出诗人,他才华出众,但一生却郁郁不得志.李商隐的遭遇,与他个人敏感脆弱,孤高狷介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渴望在仕途上大展鸿图,却无法忍受自己的人格尊严被践踏;他渴望拥有真情真爱,却无法摆脱始终笼罩在婚姻上的政治阴影.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自己心灵的束缚,给后人留下了"悲剧一生"的感慨.
咏史诗是李商隐政治诗的典范之作，一般都是通过题写历史事件来抒发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慨。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有借古喻今，托古讽今，以古鉴今等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比兴寄托艺术技巧在咏史诗中的实际运用。如《筹笔驿》一诗写道猿鸟将疑畏筒书，风云长为护储胥。继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文吟成恨有余。这首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可以与杜甫的咏怀诗相提并论。在诗中，诗人通过对筹笔驿这一古战场的游览、凭吊，在称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又对他的壮志难酬发出了由衷的感慨。诗中写道，虽然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胜过管仲、乐毅，而且六出歧山，兴兵伐魏，用兵如神。但是他正好生在末世，蜀国此时是上有昏庸无能的后主刘禅，下缺像关羽、张飞这样的贤臣大将，即使诸葛亮再努力，最终也不能挽回国破家亡的历史命运。而诗人笔下的蜀国历史，正是当时晚唐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当时晚唐君主昏庸无能，在作者短暂的一生中，就经历了三朝君主，朝廷内部腐败不堪，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像当时颇有才干的宰相李德裕，也受客观环境的局限而难施抱负，反遭打击迫害，客死他乡。而作者本人，也成为当时牛、李两党相争的牺牲品。从这首咏史诗来看，诗人的写作技巧是极为高妙的，他并不局限于对历史人物诸葛亮这一典型及其事迹的议论，而是针对当时社会的现实，把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自然而然地贯穿于诗篇中的壮志难酬的诸葛亮身上，通过这人物的形象刻画和议论，加以引申和发挥，画龙点睛，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使寓意更深一层；几个典故的巧妙运用，更使诗歌的主题进一步升华，寄托深远，耐人寻味。在李商隐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是他的爱情诗，即他的无题诗。在这类诗中，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更是大量的运用。只是表现出来的寓意隐晦曲折，诗意朦胧。有些诗歌，还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追求在里面。如《无题二首》之二（重帏深下）写道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落谁叫桂枝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粗看这首诗，是在抒发失恋的痛苦，诗人错杂运用象征、比兴的手法，结合神话传说，自然景物等来写情传恨，一位失恋少女深夜独卧闺房，愁思满怀，深恨寂寞夜长，回首往事如梦似幻。然而，细读之下，则能看出带有明显的暗示性，再结合李商隐的身世遭遇来分析，那诗中的政治寄托就显而易见了。这里，作者以神女漂泊和小姑独居来象征他和令狐绹关系恶化后的心境。以风波摧枝和月露禁桂来比喻黑暗官场压抑人才和诗人怀才不遇的政治遭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就很形象地写出作者在政治仕途上的坎坷一生和他本人的无奈、痛苦。李商隐的比兴寄托常常借助典故来完成，这些过去的历史事实，故事和古代的传说，在诗人灵活自如的调遣下，能够准确生动、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往往能推陈出新，从中挖掘出他人看不到的新意，这又是诗人突出的一大独特写作特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咏史诗《贾生》就很有代表性宣宝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坐，不问苍生问鬼神！诗中所用的历史事实是汉文帝深夜召见汉初著名政治家贾谊，向他询问鬼神的本原。诗人不写君主恩遇的表现，而是巧妙地从“问鬼神”入手。引发深刻而新颖的议论，在诗人眼里，像贾谊这样有政治才能，有极大抱负的人才，所应受到的恩遇应该是辅国当政，干一番事业。怎能夜半不问“苍生”而大谈鬼神呢？这就揭露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却不能识贤用贤的本质。这就表现了李商隐的远见卓识和敏锐过人的洞察力。
李商隐是唐诗第三号人物。唐代名诗人众多，以对后世诗家的影响而论，子美为最，义山次之。以风格流派而论，个人认为唐诗有六位代表，即三李二杜一王
在唐诗中的地位：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对后世的影响：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在北宋时期,学习李商隐诗歌的显然有两个作风：早先是西昆体的生搬硬套,扩大了李诗的糟粕；后来是王安石、黄庭坚,在善于创新的前提下汲取了李诗的营养.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发抒悲凉沉痛的哀国之思的诗歌一时成为主流,这距离李商隐的风格较远,故李诗的余波一时消歇.李商隐诗派经历了明代的中衰,进入清代以后,在诗坛的影响扩大了,特别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更加呈现出余波绮丽的局面.文章比较详细探讨了李商隐诗歌对清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王闿运,以及光宣之际的湘鄂诗人、江南诗人的影响.
1.用，不算。2.振兴古诗文化
李商隐??的中国第六届大会暨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60多名专家和学者参加双方的协商和探索的意义，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李商隐诗歌。 与会者认为，李商隐研究的突破和卓越的性能，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商隐??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真实面目，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丰富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带来启发和思考李商隐研究实践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王蒙李商隐现象“的文学传统是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主流意识，思想，封建社会和文学的狭窄和诗学文艺美学的概念和符号系统也是一个的挑战。他建议，李商隐的研究为契机，推进到一个新的位置，的整个理论水平，文学史，诗歌水平。 主持会议安徽师范大学是我们的李殷商，阴研究“城市”，如刘薛启和俞舒程的“李殷商，阴诗歌集解”“李殷商，阴文按时间顺序校注”李殷商，阴数据编译以及其他著作，为更多的深入研究李商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学术团体的研究论文很多精辟的组成部分，继续这一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5月16日至18日在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广西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李商隐第7届年度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日本的3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李商隐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作家王蒙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补充李商隐研究的前总裁刘薛凯，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做学术报告。其他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商隐诗歌，阴阳艺术特色领域的开拓。张明飞教授（前排左到右？D
好的论文都是抓住一个点，往深层次写；李商隐的诗歌也就是爱情和政治两方面研究了啊。这两点就足够写出很长的一篇论文了，涉及的面太广了，容易流于肤浅啊。 还有写景诗、游历诗、咏史怀古诗，这些不是很多，而且也都寄托着爱情和政治不得志。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生平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家世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早年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仕途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社交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与令狐楚的交往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爱情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诗歌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诗风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晚唐诗人，与杜牧齐名，称“小李杜”。其中李商隐的诗风与杜甫更为接近，“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王安石语），杜牧的诗风则更近似李白。 李商隐与李贺一样，都是唐室宗亲，然而因为年代久远，家境已经十分贫寒；他从小颖悟，十六岁即以《才论》、《圣论》两篇古文“出诸公间”，并受东都（洛阳）留守令狐楚赏识，令狐楚是当时骈文章奏高手，李商隐得他悉心指点，很快青出于蓝，这一技之长成为他后来谋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技能。 二十六岁时，李商隐得令狐父子之援而中进士，次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娶其女为妻，琴瑟和谐。但当时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激烈，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属李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投靠王茂元，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指责为“放利偷合”，此后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倾轧中度过，困顿凄凉，辜负了“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的壮志和才华，终年四十六岁。 李商隐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诗以七律成就为最高，其他五言、绝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 他的诗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寄托极深，秾艳绮丽，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于利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通过想象、联想和象征，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他的“比兴”取法《诗经》，“美人香草”效仿《离骚》，深厚沉浑得杜甫诗神髓，绮丽的想象、用语则直接得益于李贺。如果说李贺的诗偏于想象，则李商隐的诗重于象征。 李商隐的诗于宋初十分流行，“西昆体”仿效义山诗的用典，后成为西昆诗派，但只是机械地学到了堆砌辞藻，而不能得义山诗的神髓。 李商隐的咏史诗借古讽今，毫无顾忌，如《马嵬》二首直指唐明皇“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样“指斥乘舆”的勇气在政治宽松开明的唐朝也并不多见；而《咏史》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北齐》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等诗句都是对唐敬宗奢靡之风的直斥和讽喻；名篇《贾生》：“夜半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斥责晚唐诸帝求仙访道炼丹图长生，并因此误国的荒唐行为。《行次西郊一百韵》则真实地描写了甘露之变三年后兵祸旱灾后民不聊生的情形，并追述了百余年来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从今昔对比中探求政治的出路，忧国忧民，颇似杜甫的《北征》。 李商隐的爱情诗成就极高，他的《无题》诗十余首，取前两字为题而实质是无题的诗又有十余首，如《锦瑟》、《碧城》、《为有》等，其他似有题而实无题的诗若干首，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写幻想，写伤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他的《锦瑟》文字锦绣华美，字面意义易于理解而内容极深，历来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称。此外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也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与李贺一样，李商隐也善于写梦；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在李商隐的诗中，这两种境界水乳相溶，借梦寻得对痛苦人生的解脱，借梦寻得灿烂美丽快乐的人生。如“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十年长梦采华芝”（《东还》）等。 李商隐的诗固然是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李商隐全集》以清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三卷、冯浩详注《樊南文集》八卷、钱振伦钱振常兄弟笺注《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汇合成全集，并删除笺注而成，内容全而篇幅不长，价格较低，并在书后附以李贺诗集，适合有一定古文基础而又喜爱晚唐诗文的读者阅读。李商隐与李贺一样，都是唐室宗亲，然而因为年代久远，家境已经十分贫寒；他从小颖悟，十六岁即以《才论》、《圣论》两篇古文“出诸公间”，并受东都（洛阳）留守令狐楚赏识，令狐楚是当时骈文章奏高手，李商隐得他悉心指点，很快青出于蓝，这一技之长成为他后来谋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技能。 二十六岁时，李商隐得令狐父子之援而中进士，次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娶其女为妻，琴瑟和谐。但当时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激烈，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属李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投靠王茂元，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指责为“放利偷合”，此后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倾轧中度过，困顿凄凉，辜负了“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的壮志和才华，终年四十六岁。
李商隐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生平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其名。家世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早年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仕途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社交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与令狐楚的交往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爱情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诗歌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诗风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无题诗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无题》（八岁初照镜）《无题》（照梁初有情）《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无题》（相见时难）《无题》（紫府仙人）《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无题》（近知名阿侯）《无题》（白道萦回）《无题》（万里风波）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有些研究者（如杨柳[9]）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文章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笺注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影响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传说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李商隐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 抒怀、 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 《曲池》、 《县中恼饮席》、《花下醉》。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 (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 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所写的诗更加发人深思，令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