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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辨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①，1937年4月23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3期1938年《谈军机处》①，《史学年报》1938年 《祭父文》，1938年手稿1939年《清三通之研究》，《史学年报》1939年，后改名《清三通纂修考》①《读张孟劬先生史微记》⑤，《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28期《遁堪文录序》，《史学年报》1939年《张孟劬的先生遁堪书题》⑤，《史学年报》1939年《清史稿纂修之经过》⑤，《史学年报》1939年，后被收入朱师辙之《清史述闻》《清律纂修奏疏序》⑤，《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20期1940年《与人书五首》，1940年单行本1945年《三国志裴注考证》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1948年The Authorship of You-an-ku（游仙窟著者考）⑤，Harv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学志）No．1-2．June 1948．《清世宗夺嫡考实》①，《燕京学报》第48期1950年《胤禛西征纪实》①，《燕京学报》第49期1951年《北京访书记》，《庆祝周叔弢先生六旬论文集》，后改名《北京厂寺访书记》②1956年《明代女真人之分布》②，《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期，后被收入《清史论文选集》第1期《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性质》①，《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6期，后被收入《清史论文选集》第1期1957年《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1961年《五石先生墓碑文》，刻石1963年《清史杂考》，中华书局再版，1963年9月1977年《清史稿》（点校者之一），中华书局，1977年12月1979年《满族简史》（通纂之一），中华书局，1979年8月《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12月《清代旗地性质初探》②，《文史》第6期《战国秦汉辽东辽西两郡县考》（与陈连开合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1980年《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②，《文史》第10辑《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释》，《清史论丛》第2期，后改名《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文浅释》②《对清前期历史必须作综合比较研究》，《清史研究集》第1期1981年《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②，《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藤花会逸事》，《学林漫录》第2期《洪煨莲先生传略》（与翁独健合著），《文献》第10期《洪业论学集序》（与翁独健合撰），中华书局，1981年3月1982年《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②，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②，《社会科学辑刊》第3辑《对编修清史的一点意见》，《清史研究通讯》第2期《清政府对台湾郑氏关系之始末》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后收入《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什么是清初四大疑案》，《文史知识》第1期1983年《邓文如传略》（与邓同合著），《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期《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期《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第2期《满族之今昔》，《文史知识》第3期《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第8期1984年《试论理藩院与蒙古》②，《清史研究集》第3期The Qing History Bureau and Colletions of Qing Biographies Ch’ing-shih-wen-ti（清史问题） Vol.5,No.2.Decemberl984．1985年《邓之诚传》（与邓嗣禹、周一良合著），《中国史学家评传》第3册《洪煨莲传》（与翁独健、刘子健合著），《中国史学家评传》第3册《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②，《中华文史论丛》第5期《论袁崇焕与皇太极》②，《社会科学战线》1期，后收入《袁崇焕研究论文集》Erkl arung der Sibe-Steinchrift im Tempel des Hochsten Friedens zu Shen-yan Trans by Prof,Givanni Stary（Geschichte der Sibe-Mandschuren,pp.54-72）Harraasowitz，wiesbaden《从满族的命名谈起》，《满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清实录与清史研究》③，《书品》第4期《满族简史》（通纂之一），中华书局再版，5月《清史稿》（点校者之一），中华书局再版，8月《书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后》②，《史学集刊》第1期《悼独健同志》，《民族研究通讯》1987年《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③，《民族史论丛》第1期《释马法》②，《中国民族史研究》创刊号《释汗依阿玛》②，《满族研究》第2期《清圣祖遗诏考辨》②，《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后收入《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清实录与清史研究》③，《文史知识》第3期《清代官制简述》③，《文史知识》1987-88年，第1-3期。后收入《中国古代官制讲座》《东北考察记》③，《历史地理》第5期A Bref Summary of Manchu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亚洲史杂志）27,l:68-77《清鉴易知录》（校订），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清史列传》（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11月《雍乾两朝镶红旗档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月《清鉴易知录校刊叙言》，北京古籍出版社，8月《盛京皇宫序》，紫禁城出版社，8月《初学清史必读书目》，《文史哲》第3期《谈学》，《开拓》创刊号《陈二厂先生杂忆》，《陈宦研究资料专集》1988年《康雍乾三朝满汉京旗房地契约四种》③，《北方民族》创刊号，后收入《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试析康熙之农本思想》③，《四平民族研究》第1期，收入《满族研究文集》《蒙古世系谱作者及其他》③，《蒙古史研究》第3期《满族史研究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1月《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合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9月《简明满汉辞典序》⑤，河北教育出版社，3月《骈字类编索引前言》，中国书店出版社，12月1989年《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③，《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论文集》《我和清史列传》③，《书品》第2期《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和珅秘传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月《世界民族风俗及其传统文化序》，民族出版社，7月1990年《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天聪谕奏校注》③，《历史档案》第3期《年羹尧西征问题》③，《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内务府世家考》③，《郑天挺纪念文集》3期《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③，《历史地理》第9期《关于红楼梦的时代历史背景》③，《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③，《民族研究》3-4期，收入《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满族大辞典序》⑤，6月《喜读郑天挺主编的清史》，《光明日报》5月23日第3版《史学》《满族发展史初编序》，天津古籍出版社，5月《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序》，中国地图出版社，6月《中国宫廷知识辞典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1月《全面开展乾嘉历史的研究》，《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1991年《清代各部署则例经眼录》③，《邓之诚学术纪念论文集》《满族贝子称王考》③，《中央民族学院建校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Notes on Han i Ama TranS.by Prof.Nicola di Cosmo,Aetas Manjurica,Tornus2，OttoHarrassowitz, Wiesbaden The Question of the Place where the Manchu Ancestors Originated Central Asiatic Journnal Vol35,No.3-4《评介韦庆远、刘守治等编的清代的旗地》，《清史研究》第3期1992年《清代民族宗教政策》③，《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清会典的官制史资料价值》③，《书品》第2期《清帝东巡评介》，《中国史研究》第3期《读史与爱国主义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谈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成都燕大杂忆》，《成都燕京大学复校五十周年纪念集》《神田信夫教授古稀华诞寿辞》，手稿《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序》，天津古籍出版社，8月《清太祖大妃纳喇氏》（中英文），《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香港浸礼学院《清太宗孝庄文皇后济吉特氏》（中英文），同上《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魏源与圣武记》③，《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历史研究》第2期《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跋》④，台湾《淡江史学》第5期《清朝前期的党争问题》④，台湾《历史月刊》第70期《跋前清诰封广东省花市营都司章敏赫之母李氏为太恭人墓碑文》，日本《满族史研究通讯》12月号《有关民族史研究答记者问》，《治学与成才之道》，北京民族出版社，5月《孔飞力教授新著〈叫魂者〉的评介》④，《清史研究》第4期《明清史事论集刊序》，南京出版社，11月《多尔表评传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2月《满汉大辞典序》，辽宁民族出版社，12月《自述》，《北大人》创刊号1994年《中国民族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胤禛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满学研究》第2期《康熙与理学》④，《历史研究》第3期《五石斋日记选钞》④，《学术集林》卷二《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月《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月《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序》，知识出版社，11月《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2月《东北旗地研究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2月1995年《李光地生平研究中的问题》④，《燕京学报》新一期《歪乃小考》⑤，《满学朝鲜学论集》7月号《左景伊新著〈左宗棠传〉书后》④，《中国文化》第11期《清一条鞭法序》，北京大学出版社，7月《清代三姓B梆统衙门满汉文档案译编序》⑤，辽宁古籍出版社，7月《清代内务府刻书目录题解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9月《无极甄氏族谱简编序》，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9月《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1月1996年《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④，《中国文化》第13期《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人物评》，《西北史地季刊》第2期《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④，《炎黄文化研究与中华民族》《释阿其那与塞思黑》④，《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论文集》《谈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分期问题》，《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专辑》第1期《洪承畴的历史功过问题》④，《洪承畴研究》《承前启后新义不穷——何炳棣著〈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读后》，《中国史研究》第3期《乔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评介》⑤，《燕京学报》新二期《我为什么专攻清史和满族史》④，《文史知识》第12期《清宫斗争内幕序和前言》（合著），《满族研究》第2期《洪业传序》（与侯仁之合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月《说读书认字》，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期《清宫斗争内幕序》，辽宁古籍出版社，6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序》，北京燕山出版社，9月《追忆麻园岭二三事》，《雅礼中学九十周年纪念册》10月1997年《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再版，9月《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④，《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洪业先生小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升先生小传》，同上《记半通主人藏半部史通》④，《燕京学报》新三期《陈宝琛与末代皇帝》④，《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陈宝琛教育基金筹委会刊行《清代皇帝一家人丛书序》，辽宁大学出版社，7月《四库禁毁书丛刊》（主编）（出版至第2期30册），北京出版社，11月1998年《明代漠南蒙古研究序》，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月《清史研究与民族古籍》，巴蜀出版社，3月《清代内务府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研究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8月《再释阿其那与塞恩黑与满族传统文化》，《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8月《我和清史满族史研究》④，《文史知识》l月1999年《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l月《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④，《历史档案》，4月《陈梦雷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助编者》④，《燕京学报》新八期，5月《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王胤祯档》④，《国学研究》，10月《施琅的历史功过问题》④，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7月《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5月《四库禁毁与清代思想文化普及运动》⑤，收入《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11月《左景伊教授新著左宗棠传读后》④，北京华夏出版社，8月《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④，《文史知识》，12 月2000年《中国民族大观序》，《中国民族大观序》编委，3月《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序》，《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序》编委，3月《中国民族史研究五十年》④，《明清论丛》，5月《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④，《国学研究》，8月《孟森与〈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前言④，《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2月2001年《清史余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月《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序》，民族出版社，4月《乾隆八旗旗务总抄规例校注》⑤，《燕京学报》，新十期2002年《清代翰林院制度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吉林社会科学院，3月《清心集》，新世界出版社，8月《大清王朝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0月《清史稿说略》⑤，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燕山出版社11 月2003年《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7月《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8月《王钟翰清史论集叙言》⑤，《燕京学报》各篇末注之数字：①为收入《清史杂考》，②为收入《清史新考》，③为收入《清史续考》，④为收入《清史余考》，⑤为收入《清史补考》者。
《唐律》学·当代台湾《唐律》学
1949年以后，台湾学者对唐律的研究，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几十年来出版了十多本《中国法制史》，专著则有戴炎辉的《唐律通论》、《唐律各论》、劳政武《论唐明律对官人之优待》、潘维和《唐律学通义》(又名《唐律上家族主义之研究》)。论文主要有：林咏荣《唐明律的比较研究》、《唐清律的比较及其发展》、《唐律条数》及纂定年代考》等。
《唐律通论》 戴炎辉著。戴炎辉 (1908—1992)台湾屏东人。曾东渡日本，师从于日本法制史泰斗中田薰博士，获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任法院推事，后转入台湾大学任教。是台湾著名法史学家。另著有《唐律各论》、《中国身份法史》、《清代台湾之乡治》等。《唐律通论》是专门研究唐律《名例律》的著作，分二编，29章。第一编总论，是作者对唐律的总的分析。内容包括：论述唐律的历史地位，名例篇的由来。叙述唐律的特质：罪刑法定主义、道德人伦主义，教育刑与威吓刑主义、恤刑主义、客观具体主义、同害主义。分析身份与罪刑的关系，不同的身份如亲属、夫妻、贵贱、官人等在罪刑上的不同规定，等。第二编具体分析名例律各条。其方法是将名例律中几条集中在一起，设一标题作一小节，再分析阐释比较。书中广征博引，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实是对唐律名例律全面深入细致研究之力作。被台湾 *** 定为部定大学用书。
《唐律学通义》(又名《唐律上家族主义之研究》)潘维和著。潘维和，台湾当代法史学家。另著有：《中华法系年表》、《中国民事法史》、《秦律考略》、《中国诉讼法史》等著作。《唐律学通义》共4章。是对唐律特质进行专门论述的著作。作者认为，唐律为礼教论所支配，而我国之礼教论，以家族主义为中心。唐律中家族主义色彩之浓厚，胜过一切。作者以此为立论点，来对唐律进行研究。书中先追溯了唐律上家族主义之渊源，认为中国之家族主义受中华民族性格之涵泳，由宗教意识(祭祖)转化，受伦理思想之孕育、政治哲学之影响而形成。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的反映。书中进而对中国固有之家族制度。从家之意义、家之范围、家长之资格权力、家产之处理等问题进行论述。然后列举了家族主义在唐律上之效果;刑事法上之效果，民事法上之效果，行政法上之效果。其中刑事法上之效果最为突出。家族成果身份差异在犯罪及刑罚之阻却，刑之加减、刑之易科、刑之缓免、诉讼及缘坐和复仇等问题上都很清晰地表现出来。在民事法上之效果主要表现在承继立嗣、婚姻、个人财产权之限制和亲属先买权上。行政法上之效果主要表现在户役、教育、考试、任官等问题上，最后作者作了个总结： 中国的家族主义制度，其产生、存立与发展，有其心理的、教育的、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各方面之深厚基础。其在吾国社会发展上之价值与贡献，固不待言。如国家行政之推行，社会安全之维持，厥功甚伟。对公序良俗之培养、道德教化之孕育，成效尤著。然家族主义也有诸多弊端，它使得个人之个性、个人自由权不能被充分尊重。家长权和尊长权亦过于强大和广泛，使家族、家长几成“国中之国”、“王下之王”。身份之异而导致在刑法、民法、行政法上不同之效果，严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中缘坐、复仇之存在，尤为稗政。因此有必要对其扬弃。该书突出对唐律的阐述、介绍的窠臼，专门论述唐律之某一特质，其研究更深入了一层。
请自行择取修改内容提要：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各级官员，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本文笔者试分别谈论分析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进而提出对我们今天的反贪斗争的启示。关键词：反贪 立法 特点 处罚 启示贪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丑恶现象，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对腐败行为的防治，并力图从制定和完善立法上来加以保证。总结古代中国在反贪立法方面的经验，剖析历朝廉政监督机制的优点与缺陷，指出各代反贪立法的成败与得失，都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我国历代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一）秦以前的反贪立法情况及特点夏、商、周时代我们称之为先秦时代。从立法角度讲，先秦法律尚不完善，但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朕命”和“礼”中，都包含有反贪、戒贪的内容。最早见诸文献的反贪立法要数商朝。《尚书·伊训》载，殷汤制官刑，把“殉于货色”即贪求财物美色列入可导致亡国败身的“三风十（衍心）”之中，并告诫，如“臣下不匡，其刑墨”。《吕刑》规定了官吏贪赃枉法必受惩处，并指明如果不予严惩，天下就不会有廉明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反贪立法比夏、商、周更为完善。先秦时期反贪立法总的特点是对贪污犯罪无正式罪名，处罚没有具体规定，尚处于萌芽阶段。（二）秦汉是中国古代反贪立法初步发展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对贪污犯罪有了明确的量刑规定；第二，贪污犯罪的罪名日趋完善。如规定了一种罪名叫“受金漏言”，即接受贿赂泄露机密罪。第三，对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如监守自盗等处以重刑。秦朝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其反贪立法可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窥见大概。秦朝对官吏的要求就是“清洁正直”，“审悉毋私”，即清正廉洁，不谋私利。1、对贪污行为的惩治有了明确的规定，如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货用之，与盗同罪。” 2、对于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可以想象将受到比盗窃罪更严厉的处罚。3、对行贿受贿罪，《法律答问》规定行贿一钱即“（黑京）城旦罪”，也就是肉刑、徒刑并用。4、对于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商业活动，也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汉代对贪污行为的查处比秦更为系统、严格。从零星记载的汉律看，汉代对贪污受贿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弃市等。汉代对防范和惩治贪赃十分重视，如汉武帝时的《汉官典职仪》，规定十三部刺史察问郡县，考察官吏，以六条问事。六条中有三条涉及到官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侵渔百姓等罪。秦汉时期的贪污罪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受财枉法；2.主守自盗；3．接受属官馈赠；4．利用职务之便贱买贵卖；5.行贿；6.挪用公款公物，汉代称“放散官钱”。（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惩贪从立法上作出了努力，而且不少朝代如晋、陈、北魏对贪污的惩治是比较严厉的。《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把《盗律》和《杂律》中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起，创辟《请赇律》。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南北朝多承魏、晋律。可以说，在惩贪的法律系统化方面，魏晋南北朝超过了前代。《晋律》有一条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受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这条律令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这一时期反贪法规还有一个特点，即对贪污罪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四）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隋唐时，封建法律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善。当时已出现了“六账”之名，在《名例》律“以账入罪”和《杂》律“坐账致罪”等规定中，都提到“六账”，这是对六种非法占取公私财物的合称：一受财枉法，二受财不枉法，三受所监临，四强盗，五窃盗，六坐账。这里除一种（强盗）外，其他有三种直接为官吏和有关主管人员所设，另外两种也常与官吏贪污受贿以非法手段就获取财产有关。唐律《职制》律中规定官吏因职务从他人得到非法利益的各种犯罪。比如，利用职务便利而授受贿赂，在唐律中称为“受财”，不按法律办事叫做“枉法”。此外，单纯请托的也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不使用财物只因人情的也不允许。还有从隋唐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污犯罪的严格规定。如隋文帝时告诫官吏不要利用职务之便经商牟利。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则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等与“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总结隋唐时期反贪立法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集以往反贪立法之大成，对贪污犯罪行为的不同罪名的概念、以及量刑处刑的原则，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二是唐律对贪污行为作了明细的区分，成为后世反贪立法的蓝本；三是对受财枉法、监守自盗等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遇赦不原”的规定，已正式定型化，来及以后多沿用不改。（五）宋辽金元时期的反贪立法基本沿用唐律，但亦有特点，如：第一，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如《宋刑统》除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的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法律规定。在量刑上，宋律也加重了对赃吏的惩处。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第二，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宋法规定，犯赃官吏不能任亲民官，不能得到荐举，而且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并影响子孙的仕途。金朝、元代也有相类似的规定。第三，制定严厉的惩治贪污行为的单行法规。宋代有颁行于神宗熙宁三年的“诸仓丐取法”。元代则制订了关于官吏收受贿赂的专门法令“官吏受赇条格”和作为处理官吏犯赃的基本规范 “赃罪条例十二章”。（六）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反贪立法多承唐、宋，但要更系统一些。明代反贪立法多集中在《大明律》中。《大明律》共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下设 30门，共460条。该律上承唐律，特点是“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体现了明太祖刑用重典、为法当简的法治思想。《大明律》颁行后，明太祖后世子孙为补律之所未备，历代都编修条例，称“问刑条例”，其中增加了不少反贪条款。如《万历问刑条例》规定：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犯枉法赃该绞者，发近卫充军等等。“问刑条例”的许多内容被收入《明会典》中。清律以明律为蓝本，变化不大，只是补充了一些条款。明清律都增加了反贪罪名，另外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二、古代反贪立法给我们的启示整饬吏治，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是中国历代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目先秦以来的反贪立法，都遵循着这一基本精神，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作为打击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纵观中国历史，古代贯彻反贪法精神，惩治贪污较好的时期主要有北魏孝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北宋初年、金世宗时期，以及明初和清代前期。而这些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被人所称道的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古代的反贪立法及其严惩赃吏，无疑有可资借鉴的经验的一面，但必须看到其固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笔者认为从古代反贪立法中可借鉴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立法比较重视，在立法之初便充分吸收过去的宝贵经验，很少有等到问题恶化情况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认真细致地立法。二是立法较细，既让官吏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不能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哪些，也使惩罚那些敢于违法的官吏时有明确的法规可循。三是立法较严，这首先是表现在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使官吏更无隙可乘；其次表现在从小的方面抓起，只要有轻微的非法举动，便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中国古代是封建国家，对其官吏所定的处罚都如此严格，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对自己的干部要求上，即使不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制度更高更严，也应该不亚于封建时代。参考书目：1．张建国 《帝国时代的中国法》 法律出版社2．王利民 《中国法制史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3．曾宪义 《中国法制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至2个月。英国国王学院信息工程研究生论文送审后是在1至2个月后出结果。毕业论文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
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投资是指个人或组织为了在未来获取收益而进行的资金投入及相应的资本形成过程。投资决策则是指公司在给定资本约束情况下对可能的投资项目进行有效选择，以使其投资收益最大。作为公司成长的主要因素和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重要基础，它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由此影响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因此，与筹资和股利分配相比较，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投资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也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密不可分。就企业自身而言，如果做出投资于超出或偏离自身的能力和成长机会，且净现值为负的非盈利项目的“过度投资”的决策,不仅会损害企业的价值，使大量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而盈利能力恶化的领域，也会使我国的经济“过热”，从而引发能源和原材料的紧缺、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而做出“投资不足”的决策，也将制约企业的发展，影响企业价值的实现。总体看来，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均属于投资决策中的不经济行为，轻则削弱企业成长能力，重者可能把企业拖入财务危机的泥潭。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自由现金流、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相关因素都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并成为制约我国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和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就电力行业而言，电力工业是社会公共事业也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具有自然垄断性。其发展速度受市场需求的制约，发展规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电价受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其项目投资具有占用资金巨大、影响期间长远的特点，所以投资决策恰当与否将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性，使该行业上市公司的发展既具有机遇又面临挑战，因此，合理的投资决策有利于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发新项目，来提高其盈利水平、增强企业活力及实力，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但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又与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密不可分，管理者可能会受经理层较好控制的自由现金流、股权集中度及股权性质等因素的影响，或者是以寻求在企业内最大范围的控制力私人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营造王国与势力投资等管理机会主义氛围，难免会引发因投资决策不当而导致的投资效率和经营绩效不断下降的现象。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诸多因素不仅会影响公司治理成本也会影响公司的绩效及公司价值的实现。因此，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本文的研究意义：首先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具有理论价值，为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其次，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及研究具有实践意义。能够有效地找到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发展，为我国其他上市公司提供借鉴，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再次，我国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电力企业股份制改造而来,其典型特征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一些不利的相关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会促进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做出合理的决策，也能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不经济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基于此种原因, 研究我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在面对全球经济环境变迁、中国经济结构及相关政策调整以及电力行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因素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时,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决策、规范投资行为，就成为一个十分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1．《论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2．《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3．《胡光墉籍贯考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4．《论李鸿章的“和戎”观》，《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5．《〈崇陵传信录〉记刚毅回京日期有误》，《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6．《关于刚毅从涿州回京日期的更正》，《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7．《“圣库制度”考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8．《也谈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9．《夏燮〈粤氛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10．《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辨误》，《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11．《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辨》，《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12．《“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13．《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分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14．《柏文蔚与二次革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15．《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第2期16．《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6期17．《从创办福州船政局看左宗棠的自强思想》，《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18．《论同盟会中部总会》，《求是学刊》1984年第2期19．《略论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20．《清朝顽固派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安徽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21．《粤湘鄂三省资产阶级与粤汉铁路》，《南开史学》1989年第2期22．《论张之洞的军队建设思想》，《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23．《略论杨秀清早期“代天父传言”的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24．《“义和拳”更名“义和团”探析》，《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25．《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民族斗争性质》，收入《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4月版26．《浅析左宗棠思想的两面性》，《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第1—2期27．《安徽志士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28．《辛亥革命前夕安徽社会意识的变迁》，《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29．《辛亥革命在安徽的三个中心与三个阶段》，《学术界》1992年第3期30．《论启新洋灰公司的经营特点——周学熙集团企业个案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31．《晚清中日文化交流概论》，《日本学刊》1994年第3期32．《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关于鸦片危害的量化分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33．《张之洞洋务思想论析》，《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34．《略论李鸿章的社会改革思想》，收入《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安徽人》，黄山书社1994年6月版35．《关于清季安徽省情问题》，《学术界》1995年第1期36．《义和团运动起讫时限之界定——兼论并无“反清复明”、“扫清灭洋”阶段》，《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37．《略论收回粤汉路权运动》，收入《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38．《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论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阶段》，《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39．《启新洋灰公司成功的奥秘——周学熙企业集团经营之道管窥》，《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40．《试论轮船招商局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之间的矛盾》，收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2年第2辑41．《厚重有赖真知·质朴难掩灼见——评宝成关著〈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近代中国》1997年第7辑42．《李鸿章与近代唯一的平等条约》，《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43．《刘铭传抚台施政方案平议》，收入《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5月版44．《〈中西纪事〉的时代特色与个性色彩》，《安徽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45．《平原起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收入《义和团平原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9月版46．《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态度与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2002年4月版47．《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业余宣传”》，《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48．《安徽辛亥革命在全国的地位》，收入《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论文集，民国档案杂志社2002年4月版49．《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50．《唐廷枢：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安徽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51．《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争与发展》，《安徽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52．《略论安徽公学的兴办和影响》，《安徽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53．《稽隐索微辨是非·追根穷源探因果——评马陵合教授著〈晚清外债史研究〉》，《安徽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54．《20世纪初立宪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55．《百年来福州船政局研究综述》，《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第4期56．《太平天国的“圣库”与“国库”是不是一回事》，《历史教学》1982年第10期57．《刘铭传在台湾的改革和建设》，《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58．《与袁世凯斗争不止——宋教仁遗电析》，《社会科学报》1987年6月4日59．《林则徐禁烟二三事》，《历史知识》1988年1期60．《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的军事思想》，《中学历史》1989年第6期61．《鸦片输华始末》，《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2年第9期62．《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年第4期63．《悬案：义和团源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年第8—9期64．《史德丧失之社会原因浅析》，《安徽史学》1995年第4期65．《考试研究的第一部通史》，《安徽日报》1995年8月25日66．《高屋建瓴·洞彻本原》，收入《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67．《安徽公学的兴办和影响》，收入《安徽辛亥革命论文选》，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1992年8月印行68．《柏文蔚与安徽的二次革命》，《安徽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69．《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土地政策》，《池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70．《〈两淮戡乱记〉的内容与特色》，《捻军研究》2000年第2辑71．《略论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方案》，《芜湖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72．《困境中形成的“门户开放”政策》（校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73．《笼罩白宫的阴影：美国总统与越南战争》（校译），《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74．《治水与清政府的决策程序》（校译），《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75．《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安徽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 1．《李鸿章幕府》（独撰），岳麓书社2001年9月版2．《中国社团史》（合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3．《中国近代史》（合著），黄山书社，1989年9月版4．《安徽文化史》（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5．《贪官传》（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4月版6．《冤臣传》（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7．《安徽历史》（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7月版8．《学生辞海》（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4月版9．《安徽百科全书》（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10．《世界著名悬案集粹》（合著），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版11．《中国老字号》（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12．《中国近代史专题》（主编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13．《清朝通史·光绪宣统朝》（合著），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1月版14．《粤氛纪事》（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3月版
清朝的反清复明是以农民为全体起义。最终结果无疑都是以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反清复明也是不例外的。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朝代都会有农民起义的这些事情发生。清朝的初期的反清复明是因为明朝走向灭亡，清朝政府来接管之后,引起了当时汉人的不满所以他们才才会出现反抗斗争的出现。
反清复明出现的时间与否并不是很重要。我们在谈论反清复明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抗外族侵略者的一个本质。反清复明，他的初期都是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来组成的，然而农民起义没有正规的统治者，也没有领导者，那么他们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也是我们在农民起义中所看到的最常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能够所想象的。后的结果回顾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农民起义，不止一次两次的出现，而多次的在各个朝代中都会有的，只是一群不自量力的人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活动而已。
清朝真的要比明朝差嘛，不一定，只是当时明朝的老百姓认为明朝的统治者比较好一些，要达到推翻满清的统治，只是对于外族侵略者的一种不满。清朝在入关之后取代了明朝，清朝开始实行了满汉一家人满汉通婚的各种说法，当时的清朝也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它能让两个不相容的民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虽然满族人民的一些不良的气息影响到了汉族的人民，但是因为清朝他是满族人，他擅长的是骑马打仗，是一些草原的野路子，所以对于中原生活的汉族人民来说，可能达不到汉族人们的满意，以至于人们开始对于清朝有了一些不平等的禁忌和不满。今天入关以后，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清政府做了开始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在清朝入关之后经常建立的前期老百姓因为各种各样的运动，死伤无数，老百姓成了某种势力和政治中心的牺牲品。也因为当时满人进关，对于清朝，对于明朝的老百姓并不是特别的重视。随着清朝政府的局面逐渐稳定起来，这些人们也认清了反清复明，不再是匡扶明朝的大业，虽然也有一些顽固的人依然以卵击石，但是他们之间乙方不能够坚定的这个信念，所以清朝政府的群稳定也就注定了反清复明最终以失败告终。
我觉得这种运动算是爱国运动吧，他们并不想亡国，所以才这么做，可以理解
从中国来看，贯穿清朝近三百年的反清复明潮流，既是阶级矛盾的体现，又是民族矛盾的体现。但是如果细说的话，又完全可以归为阶级矛盾。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所谓的民族矛盾仅仅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并不同类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由此，其更多的体现的是阶级矛盾下的一种反抗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又来这里求助了，各位有资料的奉献一下吧，谢谢谢谢 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没什么清朝的帝王没有昏君只有庸君，从乾隆后期开始经济政治文化就止步不前，闭关封国等等步入了设计界发展的后期
明朝和清朝前期；海禁；开禁；朝贡贸易；民间对外贸易
(一)题名(Title,Topic)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四)关键词(Key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背景介绍·研究现状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结论和展望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商品经济大发展，资本主义萠芽初现，行业协会应运而生。
1，农业经济高度发达，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和手工业。2，科技、机械的发展，手工业、制造业水平上升，催生了商品经济的腾飞。3，对外贸易的出超地位（尤其是明代，出口大量丝绸瓷器），以及远洋航运业、朝贡互市体系的建立，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活跃了中国的货币经济。4，城市化的发展，如江南市镇等商业点的建立。5，国内交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国内长途贸易提供了保障。6，大型商团、行会的建立，比如晋商、徽商等商业团体的形成。7，金融业雏形初步形成，各地票号的建立，使货币流通更加便利。（如乔家大院里的票号）纯手打，望采纳!
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的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