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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困难。
古诗词是现代流行歌词的远祖，有其“剪不断理还乱”的藕断丝连和“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一脉相承，这是事实，不可否定。这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前苏联词作家萨柯夫斯基明确指出：“好的歌，它的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因此，研究古诗词的承传与转化，对当代歌坛的开拓价值，具有畅通古今的现实意义。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又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再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乐歌。楚辞“书楚语，作楚声”，与《诗经》成为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乐府诗集》中的乐府，多为歌词，“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表达了诗与歌之间的密切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诗与乐很早就发挥着抒情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诗依靠乐得到广泛的传播，诗就是歌，即声诗。古诗词吟与诗是紧密相联的。吟诗也是诗人赏析、抒情、创作诗词的重要方式。《辞海》解释“吟”为：“吟咏、做诗”。《孔颖达疏》又对“吟”作了明确解释：“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做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实际上吟诗的过程也就是品诗的过程，吟出其情其感。吟诗有三品：一吟一品：品物境；再吟再品：品情境；三吟三品：品意境。从原始歌谣、《诗经》、汉乐府、直到词曲，声诗的发展源远流长，当一种诗体产生民间时，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也好，唐诗宋词也罢，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宋词就是配合乐曲而唱的歌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流行歌曲称通俗歌曲。“通俗”是就其演唱方式而言的。流行的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诗词创作的范畴。流行歌曲展现了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态，为一种通俗文化。“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确定一种感情基调，字里行间中寻觅以词抒情、以情带声的重要追求。中国古典诗词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是字字珠玑，千古传颂。古典诗词非常强调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结合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含蓄委婉，百折千回，动人不已。这是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许多音乐创作人采用挑选经典的古诗词，谱上曲，诠释千古佳句。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著名歌手邓丽君、王菲等人都曾演唱过,流传甚广。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词被重新谱曲后歌名为《月满西楼》，配以古典情怀：一位古装女子，手持罗扇，独倚窗前，望穿秋水，只为等待归人。整个歌曲朴素清新，笼罩着深层的相思之痛，与李清照的词风尤为吻合，实乃天作之合。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柳永的《雨霖玲》（寒蝉凄切），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等，由古月、刘家昌、翁清溪等著名曲作家谱曲与诗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加之有婉约清新唱腔的邓丽君演唱，使得这些曲目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曾被《音像世界杂志》评为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可谓评价之高。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诠释了。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但这属于声乐作品的范畴。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徐小凤演唱的《别亦难》，由何占豪作曲，用的是李商隐《无题》前四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好歌。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人借千古英雄的是非成败，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在浑厚的音调之下，表现对世事沧桑的超然和感悟，雄浑而深沉。《三国演义》电视剧将词谱曲，杨洪基演唱，为电视剧增色不少。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是你吧/高高挂在穹苍千年啦/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首歌曲中引用了古诗直接谱曲，在诗的前半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对李白的《静夜思》做的全新注释。著名音乐人宋柯曾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古诗新唱还是意译古诗，都是适用了经过上千年有中国特色检验的文学精品，它们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借用古典诗词来表现流行歌曲的主题和内容，既给予了流行歌曲一表现空间，广泛的也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找到了一条将歌手推进众人的捷径。”古典诗词对现代流行歌曲创作有着深远的的影响。
双方发生大幅度
随着周杰伦的走红，歌坛刮起了一场旋风，创立了一种新的演唱风格。应该说，周杰伦的成功不是个人的成功，与正在浮出水面的方文山大有关系。方的词作已从附丽音乐的背后翩翩走来，确立了独树一帜的地位。当流行歌词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和研究课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方文山的智慧劳作，他不仅对流行音乐做了一份贡献，而且还歌词以应有的一种尊严。 方文山以“作诗”的方式写歌词，这为周杰伦的“唱诗潮”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其词风的首要特征即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化。真正的创造必须保持旧与新之间的张力。老子云：“敝则新”。新与旧并不是单纯从其出现的时间去判断。以当代最先进的理念去寻根探源，去探索古今的契合点，去获取创新的启示与动力。无论走向未来或溯源远古，必须以当下现实为出发点和归宿。那么，方文山是怎样借用古代的“船票”，搭乘现代的“客船”的呢？ 将古典意象陌生化 古典诗词进入流行歌曲，已经成为当代歌坛上的一道特殊景观。古代诗人留下的这些世代相传的经典名句，其实在现代人心里早已成为一种定势而被惯常化了。人们对于那些曾经鲜活的唐诗宋词等典故，产生了麻木、钝化的审美疲劳。诚如什克罗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里所说“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以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理应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事物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被构造的事物本身在艺术中无足轻重。”[1] 如何将历史经典进行现代转换呢？在方文山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当代词家主要是将古典意象进行了二度处理。[2] 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 方文山不再拘泥于古典诗词的原来意象，而将其作为一种据以再创作的素材，或用其意象,取其情境,或反其道而行之，使之与现代意绪有机地融合一体，将古典意象进行“陌生化”处理。通过“破坏”性试验，解构、激活、唤醒已然司空见惯的典故，让人们冲破惯常化的束缚，摆脱习惯性的感知和行为定势，重新唤起新鲜的兴趣，更新对世界感受的方法，恢复当代人对经典的审美感受。从而创造了当代流行歌坛上一种现代美学风格。 将古典意象前景化 当代流行歌词文学性的产生，主要是与惯常化反其道而行之的陌生化，“文学性”凸现在“陌生化”过程中。那么，这些具有独创性的词作，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所处社会中人们对此类艺术作品的一般性期望。比如，一幅具象化的艺术魅力不在于它所表现的外在景物的相似程度，不在于他是否像照片那么极度逼真地复制自然。由此，我们探讨艺术作品的价值，更特别关注的不是已成为模式规范的艺术教条，不是已被惯常化了的批量产品。而让我们倍感兴味的恰恰是偏离模式的“新生儿”。也就是在“惯常化”背景下得以突出的“前景化”。[3] 方文山与古典意象努力偏离。此种偏离和现代绘画的变形、扭曲颇为相似，其主要目的在于“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受的难度与时间长度”。引导听众领悟歌词丰富的深层含义。这与歌词大师乔羽先生对歌词创作的体会似乎矛盾。乔羽指出：“音乐这种诉诸听觉的时间艺术严格地制约它的歌词，使歌词这种文学体裁区别于任何其它文学体裁，既不是看得而是听的，不是读的而是唱的，因此，它必须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它的独擅之处在于直接诉诸听觉。”[4] 从表面理解，方文山的词风似与乔羽先生的明白如话的词论和实践大相径庭。但艺术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奥妙无穷。其实，在歌曲欣赏中，也是需要反复唱反复听，在反反复复中，歌词和音乐也都应有耐人寻味的无穷魅力。为什么方文山对于传统词风的大胆背叛，或称为有意偏离，偏偏赢得了当下的喝彩呢？限制不意味着阻隔，相反，把阻隔的各方接通，更能创作性地重建新的艺术规范。 以词作为例，看方文山是如何实现偏离的？ 首先，是词汇偏离。方文山大胆突破词与词的常规搭配，给人一种新奇的陌生感。 一是化实为虚，将表示具体事物的量词与表示抽象意义的名词搭配。例如：“一盏离愁孤独伫立在窗口”，“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 二是化虚为实。将表示抽象意义的名词与具体意义的动词、形容词搭配。例如：“岁月在墙上剥落”，“韵味被私藏”。 其次，句式偏离。改变语法结构关系。 如主谓倒置：“随风飘散，你的模样”，“透明着尘埃，你无暇的爱”。 变主谓倒置为动宾结构：“纷飞了眼泪”，“诗化了悲哀”。 较之音乐的融合，我们的兴趣更在于文字的融合。因为在这类文字的融合中，我们更能看出古典诗词与现代歌词的互动，古典情怀与现代意识的沟通，这无疑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引发更多的思考。 如果只是看到方文山在词汇句式等语言层面颠覆了传统歌词写作，那就过于表面化了。诚如其所言，他是把歌词当作诗来写的。尽管使用了大量古典意象，但又不是古体旧诗，借用现代新诗手段，又不失歌词文体特色。这是他与传统的主要区别。 在《青花瓷》里，主要是象征意象偏离。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心理反映和对某一场景下的某一文本（话语）的期待，同样可被看作是一个常规。 在古典意象的偏离上，方文山是把青花瓷处理为逆变意象。[5]逆变意象是对意象进行反处理，由某一意象日常的预定意义，转向它的非同一般的特殊性质及意义的揭示。 这“传世的自顾自美丽”的青花瓷，是一尊写实的文物品吗？ 作品一开始，使人感到这是一首“咏物”词，进一步展开，又似是“托物言志”之作。当我们跟踪着词家所逐步展示的一幅幅闪回的画面，就不难看出，青花瓷的原有性质和内涵已经发生了一定意义的逆变。虽然作为新增意义的“一缕飘散你的美”，并未完全取代原来意义的“釉色渲染仕女图”，但已向原来意义的“牡丹花瓶”提出了挑战，进行了颠覆性破坏，所以，这逆变部分由抒情主人公苦苦等待中“江南小镇美女”这一新增意象，就咄咄逼人地“惹”起关注，引人深思找寻此中奥义，因而成为审美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抢眼的看点。 方文山借青花瓷这一象征意象，把一个谜唱给了广大听众，把人们带进一片迷蒙，但他又不仅仅献给我们一个无解之谜，让我们看不到作品的内蕴，感受不到作品的生命。其实象征形象在营构之时，就留下了让人进入它内层的通道，在它所留下的窗口中窥探他的隐藏之奥秘。 无论隐藏在青花瓷背后那“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是否清晰，那“在墨色深处隐去的你”如何飘逸，那“晕开的结局”多么朦胧。但这一意象所象征的“无限”，总是被绑定于“有限”之中，并以有形的面目出现。你看，歌中那“素胚”、“檀香”、“釉色”、“锦鲤”、“仕女”、“汉隶”，那“帘外芭蕉”，那“铜绿门环”，那“江南小镇”，那“泼墨山水”那隔江的“袅袅炊烟”，那渴望的“天青色”----等等。对于所创造的喻体，既是具象化细节，也是设置的谜面，更为喻象的阐释提供一条通幽的曲径。从而看出，方文山在对青花瓷这一意象的铺展中，成功地实现了两个过程。一是谜的建构过程，一是谜的解构过程。建构过程是谜的隐蔽过程，解构过程是谜的打开过程。能隐蔽又能打开，正好造成了象征意象特有的含蓄隐晦之美。 为了实现这投射寓意的目的，在这首作品里，方文山以蒙太奇剪辑的画面启示我们，引人偏离实在而达到超越，脱离具体而走入抽象，不再观照眼前之物，而是让人身在此岸，看到青花瓷，怀想更加悠远。方文山就是凭借一尊青花，又使我们不被其制梏，透过青花瓷，去探寻背后的奥秘。 方文山直到作品结尾，才把理解寓意的钥匙交给我们，此前他着力描写象征形象本身，并给人以某种写实性的感受。直到出现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才使我们的解读产生了重大转折，原先的写实感受顿时烟消云灭，引领我们进入的不是一个具象世界，而是一个象征世界，不再由具体形象的固有特性来理解作品寓意，而是从具体形象之上游离开去，追索它的对应意义。正是这样萃章显其志，才给人石破天惊之感。 方文山创造的青花瓷的喻象，是在喻象框架内充实具象摹写，青花瓷散发的已经不是具象本身有限的意义，而是可能超越这种有限的更为悠远开阔的意义。或者上升到了涵纳整个现代社会精神的高度，甚至上升到人类的对于人生理想之梦的高度。 当我们欣赏这首歌曲的时候，当听到歌者周杰伦反复呼唤所等的“你”的时候，这个你，未必是他的梦中情人。这只是一种寄情、一种抒怀。而这种借山水风物、香草美人咏志抒怀的写法，古己有之，到方文山这里只是一种传承。 巴赫金曾经在文本分析中，提出了互文性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根植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在解读文本过程中必定会加上自己原有的知识。互文性研究强调以欣赏者为中心，因为新的认知总是建立在原有认知基础之上的，是读者将头脑里不同文本的联系一起解读。所以知识越是丰富，互文联系越多，所获得的意境和效果越是丰富。因而，对于同一文本，没有固定解释，一切以欣赏者而定。[6] 向往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及的“美人”，是自古以来文人心中蕴藏千年的美梦，《青花瓷》延续了这个千年之梦。歌中的“你”是如此清新脱俗、风姿迷人：“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而这个梦却一样的凄婉迷茫、了无踪影：“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青花瓷》不仅延续了这个千年之梦，更将这个梦置身于一个绝佳的风景秀丽之地――江南。 江南，这又是古今文人心中浓得化不开的一个情结。但这似乎还不够，作者还要将美女、江南这极具杀伤力的组合依附于一个承载着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青花瓷上。而青花瓷本身就是一个千年之梦。它所积淀的雕花、绘画、诗词、书法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所蕴含的悠远深长的意境，使它不仅是一樽艺术精品，更是一件梦的衣裳。 在美女、江南、青花瓷之间，作者还用素胚勾勒、釉色渲染、渲纸走笔、瓶身描绘、临摹宋体、仿书汉隶、芭蕉骤雨、门环铜绿等一连串中华文化特有的符号所串联，将多种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熔为一炉，一并浇铸，而呈现出的效果竟又是那么地丝丝入扣、不着痕迹、恰到好处。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准的把握、娴熟的驾驭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感谢方文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意蕴深远的画境。 感谢《青花瓷》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传承千年的梦境。 当一批冲击了歌词文体既定规范的词家走向流行音乐市场的领奖台时，传统理论陷入了窘境。无论承认与否，当代词家自由奇谲的艺术实践，打破了一种统一――统一的观念，统一的精神，统一的思路，统一的手法直至统一的语言。 方文山等当代词家一开始就站在这场革命的最前沿，执著地把歌词写得更灵动更新颖，它深刻洞察一切生命的张扬和变化，将自然融进心灵，不再强调沉重的思想含量，不再讲究文本的既定格式，注重的是原初生命的爆发和自己最陌生的感悟，把文字写得新鲜，大胆，自由，更具有排他性，这种敏感和野性，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寻找歌词发展新的可能性。 作为流行文化的歌词，呈现出古典化倾向，表明一切艺术创作离不开自己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传统，也不能不表现某种文化心态与文化内涵。艾略特曾经主张“诗歌的非个人理论”强调“诗歌是自古以来一切诗歌的有机整体这一概念。”指出“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甚至，宣称在诗人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的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7] 如同隔着重重历史的帷幕，静静地观赏传世青花瓷不变的美丽一样。传统文化的经典在今天一样绚丽灿烂。青花瓷里容颜旧，老去的只是自己，古典文学的美丽，就像永远定格在不褪色的青花瓷里一样，让现代的人们欣赏和玩味，当然也需要守望。 注释： [1]shklovsky:1917;见lemonreis,1965 [2] 《大诗歌理念和创造性美学》洪迪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3] 《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许力生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4] 《〈中国歌海词丛〉总序》，《乔羽文集.文章卷》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5] 《文学象征论》，严云受 刘锋杰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6] 《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许力生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7] 《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 史桂萍：辽宁锦州文联 责任编辑：赵 卓
800字，太多了吧
浅谈流行歌曲歌词与古典传统文化编者按：流行歌曲发展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流行歌曲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精华加以借鉴发扬，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精神快餐;古典诗词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以及铺陈，情感把握等方面，为现代流行歌曲的词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和借鉴，它将会是流行歌曲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中国的流行歌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流行歌曲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迁移”港台，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渐北上，回归到大陆，并从当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如今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壁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流行歌曲已经不仅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先进的文化手段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为商品交换原则在文化领域的无限扩张创造了条件。文化艺术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流行歌曲得以流行就是市场的产物。可是，“老百姓并不是把流行歌曲作为一门什么艺术来接受的，而是作为生活来接受的，把它看作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化。举止行停，起居之中，有形无形俱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取决于他们内心的自然，人为制选的引导或有强烈的终止都不易改变他们的选择。于是，不甚承认权威，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直截了当的承认自己的感受。”[2]因此，这种大众化市场化的精神快餐，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它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一个是高峰上的千年积雪，相距太遥远。但是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本文拟探讨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一、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示例流行歌曲作为现今社会的一套大众快餐，已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喜好，所接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剖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3]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尽管如此，那些盛行的流行歌曲，却有很大的一部分和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紧密联系，成为流行歌坛上的生力军，这又似乎使它远离了媚俗。我们知道古典诗词意境很深，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而只有在生活化极度而开的时候，古典诗词才禀为经典盛才。而唯一不同的是，越以前的文字越拘板、越咬口，而越以后的，文字形式越开放、越广阔，这大概也就是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原因。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结合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一）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2．对古典诗词标题与名句的引用 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古典诗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其出发点就在于古典诗词的标题简短但具有深度，能够恰如其分的表达歌曲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情感，这也正好符合流行歌曲对歌词简练的要求。古典诗词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既然“能够称得上具有审美价值的，就必定是合乎人道的，是与人的审美需求相吻合的……这是由美的价值属性所决定的。”[5]故词作者们也喜欢借用古典诗词的这些审美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红唇那样激动，笑容那样朦胧，眼神那样的伤感，象那岁月正在流淌，记忆正在遗忘，桃花依旧笑春天），白雪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古典诗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这些也是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二）离形得似的流行歌曲“离形得似”一词来自司空图,他在《诗品》中提到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诗歌意境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而“离形得似”就是其中一点。所谓“离形”,即是不受“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似; “得似”,即是要传神,得神似而非形似。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在传神,这是对诗歌意境来说的,这里我们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说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上面我们说到的是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的流行歌曲，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他们不用古典诗词原句或标题，而是从中吸取精华。1． 对古典诗词意境和情调的借鉴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6]因此许多现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心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符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领军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 “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由毛宁唱红了的《涛声依旧》，其精彩之处就在于词作者把传统的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人的爱情感受有机的结合起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是老少熟知的一首名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抓住“月落乌啼”、“渔火”、“钟声”、“客船”等特定景物，描述旅客夜宿舟中辗转难眠，凄凉冷落的情景。《涛声依旧》的作者也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的字眼，引用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含义，籍以表达对已离去的恋人的思念和重归于好的企盼。虽然说古典诗词与这首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在情调上却有着相似之处，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借鉴。《白云深处》则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中的“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一样的月色洒满你双肩，霓虹灯下看不清你的脸，穿过了岁月织成的网，你是否愿意陪着我回到从前）。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最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归纳，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这也是现代流行歌曲的主流。除了对个人情感，还有对家国情怀进行借鉴的。冯小泉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本身是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典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我们还可以拿现在很火的刀郎来说，他的歌并没有很明确的引用古典诗词，但是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因为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最能体现大唐盛世时代风貌的代表性作品，一提起盛唐边塞诗派，总能让人想到那大漠风尘中的热血男儿，无奇不有的绝域景色，以及边关将士旁若无人的大无畏气概和回肠荡气的儿女柔情，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惊叹于在环境如此恶劣的边塞，竟也有这等美丽壮阔的异景，这种在艰苦中感受美的精神应该就是所谓的盛唐时期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这些就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吸收的家国情怀的意境。上述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了当下流行歌曲在意境和情调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2． 对古典诗词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借鉴或套用或模仿用古典诗词的风格和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精练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儿女情思，还是家国情怀，又亦或是什么别的内容，古典诗词往往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无穷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这方面的代表很多。我们首先来看看风格上的借鉴，以香港为代表。香港的流行歌曲创作一直都是一个很怪的现象，提到香港，大家自然和最现代的生活节奏联系到了一块，那是因为香港本身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深，快餐文化非常盛行，在流行歌曲方面，曾经有一个时期，很多歌手的作品都是直接拿欧美日本的热门曲子谱上中文的词，但是香港的流行歌曲中古典诗词的渗透却明显超出大陆和台湾两个地方，我想，这可能也是和香港古典武侠剧和历史剧的盛行有牵连的。另一方面香港的词作者很注重粤语文化的渗透，歌词创作多以广东方言用词造句方式为基础，广东话本身就叫白话，其语言方式与文言有很多类似，所以很多香港词作家的作品，往往是集大俗大雅于一身，这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但也必须承认的是，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古典诗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除了在风格上的借鉴，在形式上流行歌曲也对古典诗词有着很好的借鉴。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本，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善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作为当今文化快餐的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联系千丝万缕，相关例子我们数不胜数，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但却足以说明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那么在这些大量的示例后面，我们又可以去探讨其深层的关系。二、诗乐交融的自觉时代关于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我国古籍中早有论述。《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7]这就恰恰说明诗歌与音乐联系紧密。据说“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诗三百”指《诗经》，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等地。）其实我国早期的古典诗词就是歌词，与音乐密不可分，是音乐的附产品，春秋以后才逐渐分开。上面说到的“诗言志”，就是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抱负的（虽然这个问题在当时存在着争论，一部分人认为“诗言志”讲的就是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情感问题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的抒情特征，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就是与陆机的“诗缘情”表达一个意思，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对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关系的说明），它是一种观念形态，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对后来系统诗歌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古典诗词才得以进入流行歌曲的行列，并逐步的发展，直到今天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大众快餐。诚然，这些进入流行歌曲的古典诗词也不仅仅真的只是如当年被轻蔑的称做的“诗余”那样，轻松娱乐之余，人们也会从中去体会其情感和人生感悟，从而启示我们的生活。“……文化已经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8]与古典诗词结合的流行歌曲，也正是这样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精神消费品。流行歌曲自然就成了现代生活的代言人。特别是那些与古典诗词相关的流行歌曲，更是连接了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它已经发展成为现如今我们大众的精神快餐，不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它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充斥、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也不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它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尽管更广泛地称之为通俗文化），在来自于生活的同时也充当着生活代言人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它和古典诗词相辅相成，异曲同工，更何况它包含着一个歌词的创作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诗词扯上关系，进入一种自觉的交融。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歌词创作同样也是一种诗词创作，属于诗歌的范畴，而且作为同一种语言文化，那么，它的起源也必定与我国古典诗歌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一） 古典诗词直接为流行歌曲提供表现的主题和内容对古典诗词表现主题和内容的引用，不仅丰富了流行歌曲的空间，也考查着流行歌曲词作者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艺术生产归根到底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社会主体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文化构成乃至人生经验等因素都会通过作品的审美意识集中的体现出来，从而使艺术生产打上个人倾向性的烙印。“只有在相应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音乐才能对政治、教育、宗教等社会活动起到不同程度的辅助作用。诚然，诗词，任何时代的诗词，都不会脱离情感的主题，正如一位社会学者所言，相思、怀古、思乡成为“重复率最高的三大主题”。[11]但不同时代的人，在情感表达方式与内容上却经常是大相径庭的，这与每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内容与社会规范标准都不无关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主要投向国家、家庭、社会，求知求仕，江山社稷，祖国河山等方面。在古典诗词中，想必你更多读到的是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这样的忧国情思，或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无边盛景，或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坦荡胸襟，又或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高无境界，也有“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个人感伤，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人生顿悟。大文豪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更多地在描写山河世事等，或是个人成败得失间的情怀，而对于个人情感的东西，却小心地收藏起来，较少提及。宋词中描写个人情感算比较多了，但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像写离别，只能“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思念，明着不能来，只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两情相悦，顶多也就企盼着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更多的只能感叹一下“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而现在的社会，人们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而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关注与重视，所以很多描写个人感情的作品大行其道，而在语言表达上，直接坦白，比如初次相见便“一见钟情不能忘”，然后“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恋爱中总会问“我是不是你最疼的人”，分手时会说“舍不得你走，怎么能让我一个人留”，感情突变，居然连“第四者”都能出现，一方面大声质问“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最后只能面对“无言的结局”“分手时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却搞不清楚“为什么思念总在分手后”，而这些东西，却恐怕连以风流著称的李后主也只是想想,而提都不敢提的问题。 上面我们说到了流行歌曲在主题和内容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除此之外，古典诗词还为流行歌曲提供了不少的素材，它如源头之水，为流行歌曲大河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使其得以蓬勃发展。（二）古典诗词在写作手法上为流行歌曲提供了一种借鉴整个的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现代流行歌曲在写作手法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古代诗词的语言格式和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精练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又亦或是什么别的内容，古典诗词往往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无穷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这正好符合流行歌曲传唱的要求。康德曾说“最高的范本，鉴赏的原型，只是一个观念，这必须每个人从自己的内心里产生出来……理想本来意味着一个符合观念的个体的表象。”[12]虽然说美的观念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产物，但是大多数文艺作品都能激起人的美感。之所以能够激起人的美感，这与文艺创作本身的特殊规律有关。古时有“兴”、“观”、“群”、“怨”之说，而诗之所以兴，就在于诗“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毛诗补疏序》）古典诗词的特点就在于它可以用形象的方法来反映生活，以言情作为主要内容，以感人作为自己的职能。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古典诗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曲的写作中，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爱像青橄榄》中就把爱情形象的比喻为青橄榄，苦涩过后却有余味在心头，这是对爱情的真实感受：有酸苦更有甜蜜。《像雾像雨又像风》中“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爱情生活中对对方的爱的感受是一种抽象无形的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词作者把它同雾、雨、风这些具象联系在一起，让欣赏者通过对雾的朦胧模糊不清晰，雨的来得快去的得急，风的来去无踪的具体感受来把握这种云遮雾障的感觉和不可捉摸的情思。又如《思念就象一条河》中“寂寞像一面银幕，银幕里全是你，悲伤像一张巨网，网住了我的心，思念就象一条河，不能停留不回头。”本来寂寞、悲伤、思念都是一些意识领域里的心理现象，通过比喻把它们具象化了，变得可感可见，词作者寂寞之深，悲伤之重，思念之切一一跃然纸上，情真意切，欣赏者为之动情，共抹一把相思泪。再如在《想家的时候》里有几句，“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柳就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不睡觉，乡情淡淡溶进怀中酒。”家让人感到温馨，想家更让家人感到亲切，这里词作者让家乡的月和柳也象人一样懂人意有人情味，整幅思乡情也因此有了生气，境界全出，令人思绪万千。而姜育恒的《邮票》“买一张邮票，贴在我心里，好想把自己这样寄回家里，潮湿的洋井什么时候放晴，好让我看清自己身在哪里。”这是一个身在异乡的游子恋家而又无奈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客观现实已被情感幻觉化、诗意化，人似乎可以像邮局中的信件一样只要贴上邮票就能回家，这是词作者强烈的情感引起的审美幻觉，在现实和幻觉之间，欣赏者获得了广阔的审美幻觉，而这个空间越大，欣赏者得到的美感就越多。歌词中，“放晴”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带感情色彩的具象词，欣赏者带着雨过天晴对万物焕然一新的喜悦这种情绪体验去玩味词中抒情主人公希望悲伤的眼中不再有泪的心情，就更能入情动情，从而感受到语言的神韵和新奇之美，获得审美愉悦。尽管现代歌曲的创作是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路子起步发展起来的，然而，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三、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相互交融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古典诗词，而并没有泛称，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迥异于宋，所以它和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它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之间的相互交融，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古典诗词对当下流行歌曲的点化古人有“点铁成金”之说，这是一种创作的方法。“‘点铁成金’出于《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问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所谓‘点铁成金’，就是要求取古人‘陈言’要经过诗人的重新陶冶熔铸，为我所用，以前人作品中的‘佳句善字’点化自己的作品。”[13]这是黄庭坚诗论中影响很大的一个内容之说。唐诗的成就登峰造极，唐诗的题材和意境也几乎无所不包，修辞手段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还提出对前代诗歌的语言艺术积极的借鉴的理论。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故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在创作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点铁成金”的方法，从而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例如其《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诗歌结构借鉴了杜诗《存殁绝句二首》一句写存者、一句写殁者的方式，但辞意俱新，情韵宛然，在北宋的特定时代里，这不失为摆脱窘境的一种策略，所以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理论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借用古人的诗句来表达今人的思想，将古人的这种方法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上来，这是上面我们说过的对古典诗词的借鉴的主流。我们说过，古典诗词在用语、主题、韵律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古人对字句等的推敲往往是很精致的，借用过来无疑会使流行歌曲锦上添花，这也正好符合歌曲传唱的要求，简洁而精确，又朗朗上口。吸收精华，当然会增加现代流行歌曲的吸引力，为其画龙点睛。（二）当下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变通古人还有“夺胎换骨”之说，这也是一种创作方法，我们仍然将其借用到对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关系的研究中来。“‘夺胎换骨’出于惠洪《冷斋夜话》：‘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所谓‘夺胎换骨’，就是用新的文字词汇重写前人诗意，以前人诗歌内容作为创作材料。”[14]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借用古人的意思，用今人的语言来表达。莫泊桑曾经说过：“读者有许多人构成，他们的要求各不相同：安慰安慰我吧;娱乐娱乐我吧;使我忧愁吧;感动我吧;让我做梦吧;让我欢笑吧;让我恐惧吧;让我思想吧。”[15]这就必然会造成不同的审美主体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借用前人的这种方法来看当下流行歌曲，这方面的例子就太多了。虽然不少的流行歌曲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或引用古典诗词这些那些东西，但它或多或少的对古典诗词的一些东西会有一定的变通，生活化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现代歌曲创作的主流，现代词汇与语法始终占据歌词创作的主导地位。在语言格式上的要求也不同，古典诗词对格式都有严格的要求，而流行歌曲则只要压韵就行，甚至有的都不需要压韵。古典诗词的遣词造句十分考究，历史上曾有贾岛的“推敲”佳话传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而现代流行歌曲的语言则以现代白话为基础和主导，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古诗中诚然有少数的叙事体，但依然是“卖炭翁，采薪伐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土色”这样的文学腔，相信是不可能直白如“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忙吗，身体好吗”的。 现代流行歌曲过多的关注爱情，张口就是撕心裂肺的真情呼告，你的离去让我死去活来……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在语言上不太讲究规范性，更多是服务于曲调，所以其中的错误很多。尤以香港的歌词创作为甚，奇怪地现象是，最好的词作与最滥的词作都出现在香港。相比较而言，台湾的一些老牌词作家，更注重于诗词文化的结合，而且注重结合的方式。香港的词作爱用诗词文化，但多是滥用甚至曲解，这也是香港城市快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代表了现代流行歌曲的一大缺憾，它明显的体现出一种贫血、缺钙的态势。而与古典诗词结合的流行歌曲吸收了古典诗词的精华，只是用具有时代特色的语言形式来表现经典的话题。这就恰恰弥补了现代流行歌曲的不足，给瘫痪的现代流行歌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古典诗词与当下流行歌曲一脉相承,虽然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它们之间也开始出现交错,也存在着历史的分歧,但是这并不影响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结 语我们探讨出古典诗词和当下流行歌曲的关系，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借鉴的，这是主流(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作为一个成功的歌者，他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他“不但应是‘情种’，同时还应是哲人，不但应追求感情的浓度，还应追求哲理性的深度，使歌词既燃烧着炽烈的感情之焰，又闪耀着睿智的哲理之光”。[16]并且应该努力追求诗的悟性，使语言极为简练精确，字字千钧，容不得任何误解与猜疑，却又让人产生无尽联想，然后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词作者。这也是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交融的体现。
青岛农业大学的孩子吧
这个有困难。
陈歌辛是一个把心交给音乐的人。他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许多第一。他创作、指挥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又与知交吴晓邦一同合作，创作排演中国首部系列抗日爱国舞剧《罂粟花》《丑表功》《传递情报者》和《春之消息》，社会反响强烈。陈歌辛是一位爱国正直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办“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并谱写了《渡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抗日歌曲，在新四军中很流行。不久前，著名作曲家朱践耳把他珍藏了几十年的陈歌辛《渡过这冷的冬天》手稿，完璧归赵。朱践耳对陈钢说，当年陈歌辛指挥的群众抗日歌咏，如火如荼。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歌咏者。有一天，他冒昧打听到陈歌辛的住址，就登门索要《渡过这冷的冬天》歌谱。陈歌辛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朱践耳，并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讲了许多人生的哲理和勉励的话……不久，朱践耳参加了新四军，开始革命和音乐人生。陈歌辛、黎锦光这一对难兄难弟，40年代写了许多流行歌曲，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定论，综观他俩的人生历程，也可以归结为悲剧性吧。他们都曾写过一些誉满海内外的歌曲，而他们却没有多大的收益。陈歌辛在50年代初曾说过：“如果让他到国外去领取‘玫瑰玫瑰我爱你’的稿费，他可以捐赠一架飞机给国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话是有错误的，因此受到严厉的批判，而当年如果他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他的稿费的确可以买一架飞机。同样情况，黎锦光的一曲“夜来香”，长时期在海外被录制唱片及盒带，版本多达八十个以上，而他本人同样一无所获。到八十年代，当年演唱“夜来香”的日本红歌星李香兰，因怀念此曲作者而邀请黎锦光赴日本叙旧，并赠送一架夏普四喇叭手提式录音机以表谢意（约值人民币2000元），黎锦光总算得到一点安慰，而陈歌辛非但一无所获，还落得一个枉死他乡的下场，这就是两位主要的流行歌曲作者坎坷的人生。
音乐家陈歌辛在三十年代被人誉为音乐才子，四十年代被人赞为歌仙，五十年代初则被推为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陈歌辛一生创作歌曲近200首，其中《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蔷薇处处开 陈歌辛与金娇丽》、《渔家女》、《恭喜，恭喜》、《夜上海》、《小小洞房》、《初恋女》、《凤凰于飞》等歌曲，至今仍在海外及港、台、澳等地盛唱不衰，而他的《春之消息》组歌及《渡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歌，则在抗日战争时期风行一时，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
● 陈歌辛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代便博览群书，专研音乐和诗歌，尤其爱采集民歌。故在他创作的歌曲中，常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浓厚风情。陈歌辛长得漂亮，隆准的鼻梁，雪白的皮肤，中等偏高的身材，配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秀目，讲话时面带笑容，富有共鸣的男高音，操着流畅地道的上海话，声音抑扬顿挫，谈吐风雅，十分迷人。无怪他的学生们说，听陈老师讲课，真是如沐春风。周璇也曾在五十年代初说：“听陈先生讲话，感到是一种享受；唱陈先生的作品，感到十分的贴心。”●陈歌辛是个音乐天才，20岁左右的他已闻名上海滩，创作了大量的流行音乐和电影插曲。但他又是一个热血青年，孤岛时期，看着破碎的山河，他也加入了反帝的队伍，与中国现代舞的开山鼻祖吴晓邦合作，一连创作了四部抗日歌舞剧。陈钢清晰地记得1941年，他刚6岁，一晚，日本宪兵冲进了他们在华格臬路的家，陈歌辛因为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而被认为是共产党，关进了“七十六号魔窟”，三个月后被保释出狱。陈歌辛作曲，当时著名导演吴村作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首倡者是当时歌星“银嗓子”姚莉，该曲在一九五一年传入大洋彼岸美国，成为该国歌星弗兰克-莱恩的成名曲，据其子陈刚所述再加以历史考证，《玫瑰玫瑰我你》五十至六十年代荣登美国流行歌歌榜，十年版税达百万美金！！成为真正中国流行歌八十多年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唱响世界的亮丽名片！●“是否爱国者”论争由于陈氏后人的宣传，陈歌辛被塑造成抗战时一个铮铮铁骨的“爱国者”形象。但业内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称，”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我对陈歌辛的基本认识是，陈歌辛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激情的青年，曾经满腔热情地作过许多抗日宣传，揭露汉奸卖国贼丑陋嘴脸的工作，以致日本侵略者当局误以为他是共产党，1941年12月16日把他逮捕入狱。遗憾的是，出狱后的陈歌辛，由消沉到放弃原则，1943年进入汪精卫汉奸政府直属的“华影”音乐部工作后，在作品中出现了为日本侵略者唱赞歌的内容。“ 如由他作词、日本作曲家仁木他喜雄谱曲的《苏州之夜》，八句歌词是：夜深人静时，长空月如钩，钩起游子乡心，归梦到苏州。白芦高长岸上，红叶遍开山头，月下洞庭泛舟，山河处处锦绣。另一首由陈歌辛作词、梁乐音谱曲的《姊妹进行曲》，内容是：我们眼中没有黑暗，山河如锦，百花争艳，姊妹们一同走出闺房，过去的别留恋，未来的正无限光明灿烂。这样的歌词不都是赞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王道乐土”吗？1994年4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披露了陈歌辛“华影”时期曾经写过一首《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这个标题已经说明这是一首赞颂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政策的歌。陈歌辛的这些表现，自然得到了“华影”当局的赏识，他在华影越来越红，他为“华影”拍摄的影片谱曲作歌，数量上超过了“华影”音乐部负责人梁乐音。上海当时的其他作曲家——黎锦光、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李厚襄等人，很少有机会为“华影”影片谱曲作歌，基本上失去了创作的权利。大家听到的多是陈歌辛的作品，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们，记忆中也就记住了当时的著名作曲家就是陈歌辛。 2008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旧闻记者》的书。作者钱钢先生2005年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读了一年1945年出版的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府所办的各类报纸，当时《南方周末》和香港的《明报》，为钱钢先生开辟了《旧闻记者》专栏，每周都刊出钱先生的读报札记。在全书收入的48篇文章中，有一篇的标题是《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名字》，内容是记述了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举行的“神鹫歌演唱会”。会议开始，由《申报》总编辑陈彬騄和日本舰队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词。演唱开始，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指挥，第二首歌即由“神鹫歌”的曲作者（也就是被钱先生隐去名字的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神鹫者”，就是二战末期日本的自杀式飞机“神风特攻队”。钱钢先生在叙述“神鹫歌演唱会”的情形时说，镁光灯前，那位“伥传媒”《申报》总编辑陈彬騄出现了。他说：去年冬天，敌美在太平洋蠢动起来，盟邦陆军航空部队，以一人一机一舰主义，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鉴于此种神风精神有宣传广大之必要，有在后方各种工作推动之必要，去年12月特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应征者非常踊跃。……陈彬騄说，远在670年前，元兵由蒙古袭击日本，忽起狂风，将元朝兵船吹倒海中，元兵10万之众，生还仅三人。当时日本名之为“神风”，“神风特别攻击队”的名称由此而来。“神鹫歌”是“神风特别攻击队”的队歌。歌词是：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百战百胜兮太平洋美虏束手兮战力强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摧枯拉朽兮战血红协力同心兮海陆空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钱钢先生说，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神鹫歌演奏会”的那一幕，他走上台，扬手，乐起……钱钢先生在《旧闻记者》一书中有一篇《从左倾斗士到汉奸总编》的文章，写了《申报》总编陈彬騄的一生。文章开头说：“日本投降，国人狂欢，他却逃到日本去了。”结尾时交待：“他在东京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以狂疾毙命，他疯了。”2009年5月8日，一位署名“深圳知青”的作者，在新浪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神鹫到蝴蝶》的文章。文章较长，这里将有关内容缩写如下：……虽然钱钢先生隐去了他的名字，但从字里行间还是不难认出这一“神鹫”歌者的。于是找来“神鹫”歌者儿子的文集，试图进一步了解这位著名音乐家。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位自言“我爱蝴蝶，因为她是自由的”儿子的笔下，“神鹫父亲”居然成了一个不是共产党、但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春天的春天的儿女……“神鹫父亲”“违心地写过两首令人抱憾的作品”，“蝴蝶儿子”是知道的。但能宽恕一切吗？不知是否因为“神鹫父亲”当时就令人难以宽恕，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把他抓了去。“无罪保释”后，等待他的是失业和失望，他只好和几位艺坛好友结伴卖唱……这显然是“蝴蝶儿子”在为“神鹫父亲”鸣冤，结伴卖唱，怎么也不如走上台，扬手，乐起……“蝴蝶”之笔怎么也美化不了“神鹫”的。因为那父亲的“神鹫”歌，因为那儿子“蝴蝶”般“自由”的纪念文字，使得构成父子二人姓名的五个汉字，简直就是五个“污点”，污秽得难以挂齿了。文章的作者最后告诉读者，“神鹫父亲”是陈歌辛，“蝴蝶儿子”是陈钢。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必须让史实说话。陈歌辛是否爱国，要看他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期间的表现，看他是否有民族气节。介绍这些史料，意在让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不去听信歪曲历史的说法。
一、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 歌曲能否“先声夺人”，除了靠配上美妙悠扬的曲子外，歌词是否“动听”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以下修辞手段能增强语言的音乐性。 1.压韵 古人写诗作赋讲究压韵，现在有些歌词语言很美，不失活泼，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意识地在句尾运用同韵的字。如： ①“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中华民谣》） ②“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从头再来》） ③“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付出了坚持，行动永远不太迟。”（《爱就一个字》） ④“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⑤“只要你过的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只要你过的比我好》） 以上歌词音节匀称，节拍有致，在歌曲中造成前呼后应的音韵和谐状态。 2.叠音 又叫“重合”或“复字”，恰当运用叠音词，可以突出词语的意义，加强对事物的形象描绘，增加音乐美感⑴。如： ①“小河弯弯向南流……月儿弯弯夜色深深……沧海茫茫……” （《东方之珠》） ②“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 （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插曲） ③“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日本歌曲《北国之春》） ④“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 ⑤“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 “弯弯”的反复使用，非常传神地突出了事物的形状，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香港的热爱和眷恋；“一幕幕”的反复使用，仿佛叙述人把听众也带进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中；“亭亭”、“悠悠”则在视觉上营造无限美感，表现北国春天的诗情画意；“说说”、“谈谈”让人备感亲切，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行语、行文，一般总是以成双句出现的句式较为稳妥，以双音节词作为句子的尾部，读起来舒服些。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过：“偶语易安，奇字难适。”可是歌曲《祈祷》就出现了“叫成功永远在。”这样以单音节词“在”作句底的句子，《过火》末句“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也以单音节词“背”作句底。 3.整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 歌词的气势、力量、跌宕往往要靠句式的选用和调整，可以有效 的添加文采，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收到理想的修辞效果。 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组句子叫整句，相反，结构不整各式各样的句子交错运用的一组句子叫散句⑵。 整句形式整齐，声音和谐，气势贯通，意义鲜明。如： ①“爱越深，总是难舍难分；情越真，容易看见伤痕。”（《千纸鹤》） ②“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把眼泪洒向大海。”（《花香》） ③“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真心英雄》） 散句结构不同，所用的句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它所表达的内容不象整句那么集中，但散而不乱，也比较灵活，容易避免单调呆板，能取得生动感人的效果。如： ①“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语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同一首歌》） ②“花，静静地绽放，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一年一年，风霜遮盖了笑颜，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懂你》） 长句和短句也各有修辞效果。长句的修辞效果是表意周密、严谨、精确、细致。如： ①“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心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单身情歌》） ②“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相依相偎相知爱的又美又暖。”（《我想我是海》） 短句的修辞效果是表意简洁、明快、灵活。如： ①“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赢，有人输，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朋友别哭》） 四个短句把社会上的一些人刻画得十分形象，且简洁利索。 再如： ②“……你心中，我最重，悲欢共，生死同……”（《霸王别姬》） 短句的使用强化了情绪的紧张与悲痛感，仿佛内心步步紧逼，阵阵抽搐，让人压抑得难以喘息。 还流行一种绕口令式的长句型，大节奏中套着小节奏，长句中包含着短句。试看《男孩子与女孩子》： “男孩子是风男孩子是雨男孩子粗心大意/男孩子见到女孩子总是炫耀自己/男孩子想叫女孩子喜欢却惹她生气/男孩子不知怎样才好心里总着急……” 这样的句式节奏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更适合表现现代男孩的个性。 4.超常搭配 “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除了在句法结构上要符合组合原则外，重要的是要语意内容和逻辑范畴的制约。言语交际中的这么一种特殊现象，即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符合语法规则，则又超出了词语之间的词义内容和逻辑范畴的常规，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词语超常搭配。”⑶ “寺院，金黄色的钟声，将夕阳击落，野草丛中。”（《春》）描写黄昏静穆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钟声，“钟声”是“金黄色”的，在作者的感觉中钟声被夕阳染成了金黄色，而且钟声把夕阳击落了，这本身也是不可能的，但作者十视觉形象金黄色的夕阳和听觉形象的钟声叠加在一起，这样就把黄昏给人的一瞬间感觉立体化和流动化了。 ①“说出那句真心的话吧，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吐鲁番情歌》 ②“友情与爱情的边缘上，迷路了一颗心。”（《初恋》） ③“装过了多少希望，装过了多少惆怅，像一张岁月的邮票，背着旧愁新情不断的寻找。”（《寻找》） ④“曾经想起这样的夜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⑤“有了你，我体尝到沉默的甜蜜。”（《眼睛》） ⑥“什么时候雨的温柔又来摇醒那沉睡的伤口。”（《十字路口》） ⑦“我把梦撕了一页，不懂明天该怎么写。”（《撕夜》） ⑧“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你的微笑》） ⑨“恋爱就像放风筝，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划满伤痕。”（《太委屈》） ⑩“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父老乡亲》） 收获是人们常有的生活体验，它反映了主体原有的知识圈，但 “收获”“种下的爱情”就突破了常式的知识圈，那种爱情可以“种下的”，并且可以“收获”。 “迷路”是迷失道路，可以用来比喻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这里用“迷路”来陈述“一颗心”是超常搭配。 “希望”、“惆怅”是不能“装”的，“旧愁”、“新情”是无法“背”的，“装过了多少希望”、“装过了多少惆怅”、“背着旧愁新情”都是超常搭配。 一般地，我们说“……清晰”，而不说“清晰……”歌词“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则一反常规。 “沉默的甜蜜”是一个超常搭配，“甜蜜”是有味的，是通过味觉感知的，“沉默”则是无味的，“无味”和“有味”结合在一起，同样融汇了味觉和其他感觉，言语接受者自然会联想到恋人相对无语时的情景。 “伤口”是沉睡的，似乎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烙上人的印记，而人的情性也可以转嫁到一切事物上；虚幻的梦可以像日记一样被撕去一页；形容词“奇妙”名词化了，而且是“微笑”编织成的实实在在的物体；“恋爱”与“放风筝”，“胡子”与“故事”，看似不合理的搭配，却收意想不到的效果，使词句更生动、更富诗意，别有一番风味。诸如这样的变异修辞，一般都是由作者对外界所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感情，而凝结为心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语言艺术。梁启超说：“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它令它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感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⑷流行歌曲歌词中异于常规的表达有时可以“占领”听众的心，短暂的陌生感过后便是情感的共鸣。 5.语气词的运用 运用口语形式的流行歌曲歌词中多出现语气词，充满生活气息。如： ①“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 ②“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的爬上来，请你们歇歇脚呀……” （《踏浪》） ③“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烦恼还那样多吗？”（《祝你平安》） ④“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天涯》） ⑤“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伤心太平洋》） 语气与感情因素有关，强调或委婉，勉强或夸张，揣测或提醒，迟疑或不满，种种口气都是一种感情的流露。语气词的运用，既强化了感情的抒发，同时也起到了口语停顿的作用。口语停顿具有特定的修辞功能⑸ 。 6.新名词、新观念 流行歌曲所面对的最广阔的群体是年轻人，年轻人追求时尚，思想观念超前，个性化的歌曲为他们所钟爱。仅从歌名中就可管窥，《半兽人》、《算你狠》、《看我七十二变》、《老鼠爱大米》、《半糖主义》、《我不是黄蓉》、《男人哭吧不是罪》、《你好毒》、《分手快乐》、《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瞧瞧这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歌名，足以让年长者大跌眼镜，可是年轻人却对本群体的“创造发明”津津乐“唱”。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在流行歌曲中可略见一斑 ①“眼眯成一条线……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上线，不回电。”（《波斯猫》） ②“再也没有纯白的灵魂，自人类堕落为半兽人。”（《半兽人》） ③“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加速度》） “回电”，“上线”是进入信息社会后才有的，物理学中的专有名词“加速度”居然也能用在歌词中，至于“半兽人”“半糖主义”是什么，则让人难以理解。 流行歌曲还有一个现象是：许多歌词英汉相杂，而且英文部分往往作为高潮。如： ①“明白每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See me I can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生命已打开，我要那种精彩。“（《挥着翅膀的女孩》） ②“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per star”（《Supper Star》） ③“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I believe，你还在把爱深埋……”（《I believe》） ④“拥抱着你，oh my baby，你看到我在流泪……”（《执着》） ⑤“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ei”（《姐妹》） ⑥“Come on ，come on again，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北京人在纽约》） ⑦“……It is on my way ，in a coulourful days。（朴树《Coulourful days》） 中国歌曲中偶尔夹杂一两句英文，这是中国人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创新，追求时髦的表现，无可厚非。可外国歌曲为什么不也来一两句汉语呢？ 以上，我们是从消极修辞的角度对流行歌曲歌词修辞特色的论述。下面，我们将从积极修辞的特类——辞格上来谈谈歌词的修辞特色。 二、不拘一格的修辞格式 1.反复 在歌词中用得最多的要数反复修辞格，因为反复具有突出思想、强调感情，加强节拍的修辞效果。歌词为了抒发某种强烈的感情，故意让同一词语，同一句子或句群重复出现。如： ① “来吧，来吧，相约九八。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绿色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不论咫尺天涯。”（《相约九八》） ②“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 （《情深深雨蒙蒙》） ③“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两遍）。”（《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④“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 例①②是词语的反复，突出“相约”真诚邀请和“盼”的煎熬与期待。例③④是句子的反复，例③中为了不直接说明要分手，于是转移话题：看看月亮吧，月亮不是也在改变吗？例④中则反复告戒常年在外奔波的人们常回家看看辛苦了半辈子的父母，其实父母精神上的需求远远胜过物质上的。《离别的车站》歌词每句末尾的词“珍重”“别送”“呼唤”“凌乱”“挥断”“不管”“千万”都重复，把依依惜别之情演绎得缠绵悱恻。 倪宝元教授《修辞》：恰当使用反复可以强调重点，突出重点，可以抒发强烈的感情，也可以增强叙述的条理性和生动性，加强节奏感。 2.对偶 对偶是汉语所独有的辞格，从形式看，音节整齐匀称，韵律感强；从内容上看，凝练集中，概括力强。对偶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特有的表现力。 ①“月圆月缺，一代梦想；潮起潮落，百年沧桑。”（《春天的故事》） ②“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为了谁》） ③“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好想好想》） ④“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当》） 例①抒发了对香港回归的无比欣喜之情；例②对仗工整的两句使抗洪勇士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例④则通过相同的结构，营造一种气势，抒发年轻人的豪迈之情。 3.顶真 用上一句结尾的词语做下一句的起头，使前后的句子头尾蝉联，上递下接，这种辞格叫顶真⑹。流行歌曲中也常用“顶真”辞格，不仅使整首歌明快、流畅，格调清新，也增加了歌曲的趣味性。如： ①“夜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②“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记事本》） ③“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心也转……”（《山不转水转》） ④“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有座弯弯的小桥……”（《弯弯的月亮》） ⑤“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其实不想走》） ⑥“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低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 （《分飞》） ⑦“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山坡我想唱歌，歌声唱给我妹妹听，听到了山歌她笑呵呵。”（《大花轿》） 以上歌曲，句句顶接，顺势而下，层层推进，不仅表意连贯，而且造成了文字上的意趣。 4.排比 排比是一种富于表现力的辞格，古人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气势，广文义也。”说的就是排比的作用。流行歌曲中也常用到排比抒情，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①“当你紧紧握着我的手……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当你踏上离别的车站……”（《离别的车站》） ②“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当》） ③“除了真情，我还能给你什么；除了善良，我还能爱你什么；除了勇气，我还能留住什么。”（电视剧《英雄无悔》主题歌） ④“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的嫁衣？”（《同桌的你》） ⑤“十六岁的秘密装满沉甸甸的书包，十六岁的日记写满长长的思考，十六岁的眼睛飘出绿色的旋律，十六岁的心灵透出梦幻的烦恼，十六岁的记忆永不会衰老，十六岁的太阳会把未来照耀。”（《十六岁的花季》） ⑥“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爱的奉献》） 以上排比句结构相同，语气一致，不但强化了歌词节奏感，而且使歌曲的感情得到了加深。 5.借代 借代重在事物的相关性，也就是利用客观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巧妙的形成一种语言上的艺术换名。这样的换名可以引人联想，使表达收到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红旗飘飘》）
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1.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 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 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3．传播媒介分析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 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2.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4.传播话语分析4.1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4.2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参考文献：[1]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 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J].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4] 赵志安.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5] 捕风.音乐：耳朵的快感消费.[6]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7] 宋玉对楚王问——文选[C].萧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 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11]刘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2]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3]元稹.元稹集[M].冀勤校点.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14]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15] 付林，王雪宁.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6] 曾遂今.音乐创造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 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7]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8]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和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19] 修海林.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20] 包兆会.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1] 赵晓辉，韩乔.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9880万[22] 李广平.李广平的现代歌词论.[23] 欧阳友权.文学原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9浅谈流行歌曲歌词与古典诗词内容摘要:流行歌曲发展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精华加以借鉴发扬，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精神快餐；古典诗词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以及铺陈，情感把握等方面，为现代流行歌曲的词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和借鉴，它将会是流行歌曲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关键词:流行歌曲； 歌词； 古典诗词； 关系； 交错On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and classical poemAbstract:Today, though the popular songs keep developing,few people link popular songs with classical poem by heart. Maybe they see them as it indee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Some popular songs borrow from the classical poem and make it become one kind of popular spiriture fast-food.Classical poem offers a great number of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lynies creator in the respects of wording and phrasing,making the theme as well as controlling emotion,etc.it will be one of the theme which can’t be given up in creating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Key Words: Popular song; Word; Classical poem; Concern ; Interlock引 言中国的流行歌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流行歌曲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迁移”港台，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渐北上，回归到大陆，并从当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如今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壁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流行歌曲已经不仅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先进的文化手段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为商品交换原则在文化领域的无限扩张创造了条件。文化艺术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流行歌曲得以流行就是市场的产物。可是，“老百姓并不是把流行歌曲作为一门什么艺术来接受的，而是作为生活来接受的，把它看作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化。举止行停，起居之中，有形无形俱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取决于他们内心的自然，人为制选的引导或有强烈的终止都不易改变他们的选择。于是，不甚承认权威，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直截了当的承认自己的感受。”[2]因此，这种大众化市场化的精神快餐，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它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一个是高峰上的千年积雪，相距太遥远。但是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本文拟探讨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一、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示例流行歌曲作为现今社会的一套大众快餐，已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喜好，所接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剖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3]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尽管如此，那些盛行的流行歌曲，却有很大的一部分和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紧密联系，成为流行歌坛上的生力军，这又似乎使它远离了媚俗。我们知道古典诗词意境很深，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而只有在生活化极度而开的时候，古典诗词才禀为经典盛才。而唯一不同的是，越以前的文字越拘板、越咬口，而越以后的，文字形式越开放、越广阔，这大概也就是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原因。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结合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一）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直致所得”一词出自于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他强调诗歌创作要做到“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就是说诗歌意境的创造贵在自然真实,而无人工矫揉造作之弊，而诗境的获得，完全是自然的。这里我们把它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中来，也就是直接从古典诗词中引用其诗句或者标题的流行歌曲。古典诗词本身对遣词造句的要求就非常的高，有韵律，句尾压韵，而且他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吟唱，因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流行歌曲突变的今天，都有部分的留心能够歌曲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吸收其精华。1．对古典诗词全文诗句的引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要算是《淡淡幽情》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戏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 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4]（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有《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咏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加上台湾名声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杨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由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的诠释了。这首词其实在大陆也有多个谱曲版本，印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后来为武松跳楼的那个，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它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这也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还有家喻户晓的安雯的《月满西楼》，乃是将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配以清新伤感而又略带忧伤的音乐，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广为流传，远远胜出了单纯词的表现功能，这也恰好说明了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拿来主义的诗词歌曲，较为普遍地被运用在反映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恰到好处来表现或烘托剧中人物的一种情绪或胸怀。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岳飞的《满江红》，在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和其他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最有名的可能要数张明敏的那个版本了。香港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是最爱用这类作品的。而大陆方面，则多在表现某一主题的文艺活动中，喜欢将一些相关的古典诗词谱曲演唱，比如孟郊的《游子吟》等，来表现一种既定的主题，借诗词的影响力与歌曲的感染力来引导听众进入状态，从而收到预定的效果。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则是徐小凤的那首《别亦难》，用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由此我们可以说，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主题和内容，它们是一脉相承。2．对古典诗词标题与名句的引用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古典诗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其出发点就在于古典诗词的标题简短但具有深度，能够恰如其分的表达歌曲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情感，这也正好符合流行歌曲对歌词简练的要求。古典诗词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既然“能够称得上具有审美价值的，就必定是合乎人道的，是与人的审美需求相吻合的……这是由美的价值属性所决定的。”[5]故词作者们也喜欢借用古典诗词的这些审美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红唇那样激动，笑容那样朦胧，眼神那样的伤感，象那岁月正在流淌，记忆正在遗忘，桃花依旧笑春天），白雪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古典诗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这些也是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二）离形得似的流行歌曲“离形得似”一词来自司空图,他在《诗品》中提到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诗歌意境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而“离形得似”就是其中一点。所谓“离形”,即是不受“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似; “得似”,即是要传神,得神似而非形似。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在传神,这是对诗歌意境来说的,这里我们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说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上面我们说到的是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的流行歌曲，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他们不用古典诗词原句或标题，而是从中吸取精华。1． 对古典诗词意境和情调的借鉴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6]因此许多现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心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符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领军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 “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由毛宁唱红了的《涛声依旧》，其精彩之处就在于词作者把传统的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人的爱情感受有机的结合起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是老少熟知的一首名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抓住“月落乌啼”、“渔火”、“钟声”、“客船”等特定景物，描述旅客夜宿舟中辗转难眠，凄凉冷落的情景。《涛声依旧》的作者也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的字眼，引用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含义，籍以表达对已离去的恋人的思念和重归于好的企盼。虽然说古典诗词与这首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在情调上却有着相似之处，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借鉴。《白云深处》则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中的“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一样的月色洒满你双肩，霓虹灯下看不清你的脸，穿过了岁月织成的网，你是否愿意陪着我回到从前）。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最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归纳，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这也是现代流行歌曲的主流。除了对个人情感，还有对家国情怀进行借鉴的。冯小泉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本身是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典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我们还可以拿现在很火的刀郎来说，他的歌并没有很明确的引用古典诗词，但是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因为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最能体现大唐盛世时代风貌的代表性作品，一提起盛唐边塞诗派，总能让人想到那大漠风尘中的热血男儿，无奇不有的绝域景色，以及边关将士旁若无人的大无畏气概和回肠荡气的儿女柔情，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惊叹于在环境如此恶劣的边塞，竟也有这等美丽壮阔的异景，这种在艰苦中感受美的精神应该就是所谓的盛唐时期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这些就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吸收的家国情怀的意境。上述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了当下流行歌曲在意境和情调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2． 对古典诗词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借鉴或套用或模仿用古典诗词的风格和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精练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儿女情思，还是家国情怀，又亦或是什么
提要：戏曲成熟的突出标志是脚色的形成，戏曲的发展也和戏曲脚色的发展密不可分,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早期出现的巫傩演出和俳优表演，虽然标志了中国戏剧较早的起源与发生，巫灵、俳优却并非脚色。在唐代部色影响下，宋金时期出现的杂剧色才是脚色的源头，五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等演出方式为搬演故事的形态时，脚色就出现了。而脚色又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发生分化。所以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从杂剧色到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出现，是由伎艺表演定型为脚色的演进阶段；定型化的脚色分蘖出自身的老、小、副等脚色则是脚色的分化阶段。 我国戏剧的起源甚早，而戏曲的成熟则甚晚。在戏曲成熟之前，包括参军戏在内的各类戏剧演出中都还没有脚色的出现，而脚色体制的完备则是戏曲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戏曲脚色经历了由唐至宋的漫长的孕育时期，为戏曲的成熟做好了伎艺经验的积累，演员分类的雏形，演出内容的准备等。伎艺表演之“戏”与叙事内容之“曲”的结合，最终要通过脚色的演出来完成。通过对于戏曲脚色的形成的探讨，我们可以获得探讨戏剧起源与戏曲形成关系的具体视角。原始戏剧和古剧的演出中是没有脚色的，作为一种便于安排调度的制度化的人员分类，脚色的形成受到了宫廷部色制度的深刻影响，尽管脚色名称有其令人难解之处，其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烙印还是无可置疑的。而脚色制度一旦确立，便开始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开始和戏曲形态的演进相结合，发生着变化。对脚色演化的梳理和探讨有助于我们通过具体的考证研究获得对戏曲演进的理论认识。一戏曲脚色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却是中国戏剧发展的分水岭。横而言之，脚色制标志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差异。纵而言之，从我国的原始戏剧到诸种泛戏剧形态，最后到戏曲，脚色标志了戏曲的成熟，为诸种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戏曲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路径和方式。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戏曲是不是戏剧？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反过来问个问题：是不是所有戏剧样式都可以和戏曲划等号呢？却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答复。由此，我们可一言以概之：戏曲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就像戏剧可包括话剧、歌剧和舞剧，也可包括歌、舞、说白合而为一的戏曲，而戏曲和诸种戏剧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脚色制进行演出。所以说有无脚色制是戏曲和一般意义而言的戏剧的分水岭。对此问题，可以通过对戏剧发展史的探讨而获得深入理解。关于戏剧的发生与起源，王廷信先生说：……就历史事实而言，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戏剧之形式本体——扮演又曾长期依附于宗教仪式。原始部族宗教对戏剧的孕育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现象同原始部族宗教仪式的混沌性有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宗教和戏剧都分别会形成其质的规定性，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①宗教在戏剧发生与起源上所起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同现象，虽然这样说有些笼统，但又确实是为现存原始部族的宗教仪式和文物、文献材料所印证的历史事实。故王国维指出：“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②” 通过《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的探讨，王国维在注意到巫（灵）对戏剧起源的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到随着文明进步，国家的出现使宫廷中的俳优从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戏剧的产生发挥了较大的影响，概言之即：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①而无论巫灵还是俳优，戏剧性的装扮表演只是他们各自职司的一部分内容。此外，戏曲脚色的装扮表演还和这些巫灵、俳优的表演有着很大不同。从功能上说，巫灵扮演的目的是沟通神人，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福禳灾的，装扮表演自身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达致其诉求的愿望，这样的扮演注重的不是戏剧效果，而是愿望的实现。巫灵扮演中，今人看到的戏剧化的形式在当事人的意念中却没有丝毫的存在，而戏剧化的形式也仅是巫灵演出的手段而已。这样，巫灵自身甚至算不得演员，他的表演不是给他人作愉悦身心的观赏，而是通过全身心的投入所形成的情感体验感染他的族人，共同进入一种虔诚的宗教氛围中。此外，巫灵装扮也不同于戏曲脚色的装扮。戏曲脚色装扮的效果首先是愉悦美，要使观众赏心悦目，巫灵扮演则希望营造一种意想中的逼真的氛围，以使其所诉求的愿望更好的完成。原始巫灵在周代制礼作乐的制度化改造后，依然顽强的存在，甚至到今天，比如在先秦的民间广泛盛行“乡人傩”，汉代则有每年的宫廷大傩逐除仪式，而时至今日的民间也不绝如缕地残存着原始巫灵的种种痕迹。只是随着文明进步，笼罩在原始巫灵表演中的那种能够感染观演者作共同的情感体验的宗教氛围已消退淡化，于是逐渐具有了某些戏剧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度化的礼乐文化的强制力，巫灵、傩除等具有原始宗教特点的活动也被改造为祭礼的形式。于是我们看到，最初带有令人紧张的气氛的巫灵、傩除表演渐渐被戏拟化的礼敬仪式所笼罩，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基本具有了某种仪式戏剧表演者的特点，但也毕竟不可能被看作是戏曲脚色，甚至也还不是戏剧演员。同样，对于俳优来讲，他们的某些戏谏活动虽被我们按照戏剧要素的分解而获得了戏剧演出的结论，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认识。对要素的分解和对整体认识的结论往往会有脱节，比如每一种植物都可以分解出蛋白质、叶绿素，但不等于含有蛋白质、叶绿素的生物都是植物。所以这样的研究不能改变俳优戏谏的本质：《宋元戏曲史》对于滑稽戏与歌舞戏曾作如下区分：“一以歌舞为主，一以言语为主；一则演故事，一则讽时事；一为应节之舞蹈，一为随意之动作；一可永久演之，一则除一时一地外，不容施于他处。②”就能很好地说明俳优戏谏的本质，何况，早期俳优还只是滑稽戏的萌芽阶段。即以《优孟衣冠》而论，其所装扮之行为与效果和戏剧舞台上演出“优孟衣冠”故事的区别是什么呢？周贻白先生说： 其实，这段故实，说它已具戏剧的形式，显然过早，因为戏剧的基本条件，是要表演故事。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固已作人物的模仿，而其目的，却不过借这种形式来实行其谲谏。形貌和举止之像孙叔敖，充其量，不过接近戏剧中一个脚色，而所表演的，仅为“庄王置酒，前为寿”，并无情节可言，岂得谓为戏剧？③周氏之“脚色”实为扮人物的“角色”之意，故“优孟衣冠”中的优孟只是专扮某一人而已，和戏曲脚色可以扮不同角色人物远不可同日而语。就俳优的职责而言，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御用演员，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歌舞、伎艺的展示为王公贵族提供愉悦身心的表演，即使有戏谏扮演也仅偶然为之，不可能成为重要职司，所以根本就算不得是戏剧演员，“俳优杂戏”固其宜也。当然，这种情况自唐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唐代对于中国戏剧史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如下四点：一是规模空前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为戏剧形态的演变增添了大量的养分；二是空前繁盛的乐舞为戏剧的舞蹈化扮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散乐表演中出现了初步伎艺化的经验手段的积累，为其他伎艺化表演手段走上程式化发展和经验积累的道路开辟了道路；四是宫廷中的乐部制度确立了宫廷演员的部色分类，从人文制度的层面完善了导致戏曲脚色经由杂剧色出现并成熟的机制。首先看前三点。《宋元戏曲史》在分析唐代歌舞戏“大面”与“踏摇娘”的歌舞表演之特色与性质时认为：前此虽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虽演故事，未尝合以歌舞，不可谓非优戏之创例也。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①可以作为隋唐以来中外戏剧交流的一个例证。大量敦煌乐舞的壁画、雕塑更可以为此说法作一个有力的注解，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写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则可以与敦煌文物一起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持。而这些材料和说法则可以让我们看到煌煌大唐当年的舞蹈风尚：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舞蹈活动极为普遍。社会各阶层，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各种方式，频繁地进行丰富多彩的舞蹈活动。舞蹈是人们乐于欣赏的表演艺术，又是人们用以自娱的极好方式。因此，王室贵族祭祀天地祖先、朝会大典、宴百寮及域外来宾，或欣赏，或自娱，都有舞蹈活动；佛寺神庙宣传宗教、招揽信徒、礼佛敬神，有舞蹈活动；民间巫觋通神娱神，也要借助舞蹈；酒肆、广场、街头，有乐舞艺人献艺谋生；传统节日举行大酺，有大规模的群众舞蹈活动遍及城市乡村，几天几夜歌舞不停，舞蹈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从戏曲表演中的脚色都可以载歌载舞看，与这一时期的舞蹈风尚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戏曲表演舞蹈化的伎艺手段也就是自唐代开始的。“歌舞演出是一个形态丰富的载体，这其中自然孕育着戏剧扮演的要素，而在走向叙事扮演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伎艺手段把这些已经呼之欲出的戏剧要素表现出来，提炼为纯粹的戏剧手段。③”这些手段主要就是“弄”伎和“打”伎，其中“弄”伎就是自唐代散乐中各类“戏弄”表演发展而来。④且这些伎艺手段是造成一般角色和戏曲脚色本质差异的重要依据。再看第四点。在第一章中，通过对脚色来源与演化为戏曲术语过程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在戏曲脚色形成之前，首先是伎艺化的演员群体“杂剧色”，而这些杂剧色的存在和产生就是杂剧“传学教坊十三部”后，借鉴了宫廷教坊的“部色”制才逐步形成的。而教坊中分部管理始自隋代“七部乐”到“九部乐”的变化，唐代则出现了“九部乐”到“十部乐”，继而有唐玄宗“梨园”的创立，自此进一步根据伎艺水平的高下与所演种类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等。这种管理办法在宋代体现为“色有色长，部有部头”的“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与“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色”等。在此基础上，杂剧的“杂”又使得其诸“杂”演员按照自身的职司与演出形态等分为“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杂剧色”。俱《武林旧事》的“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金院本名目”又可知，杂剧色所演虽有故事，却还没有成为代言体的演出，而是歌舞的形式。虽然歌舞也可以发展出歌剧和舞剧，宋杂剧演出中的歌舞却是舞蹈者与歌唱者同演一事，“表”（歌唱内容）与“演”（舞蹈表现）是各自分离的。王国维《戏曲考原》在列举了曾布的《水调歌头》和董颖的《道宫·薄媚》两段大曲后曾有如下一段话：“今以曾、董大曲与真戏曲相比较，则舞大曲时之动作，皆有定制，未必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其词亦系旁观者之言，而非所演之人物之言，故其去真戏曲尚远也。”③这就是说，在歌舞演故事时，倘言语、动作、歌唱非与塑造人物的情节、内容要求相适合，这样的戏曲就是一种表演形式，还算不上是真戏曲。真戏曲须将定制化的动作“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即变抒情歌舞为叙事歌舞；此外还要合旁观者之言与演者动作为一身。总之，王国维所认为的戏曲，是具有强烈抒情特征的歌舞化故事表演，当这种抒情“歌舞演故事”走向叙事化扮演时，就成为“真戏曲”。而通过叙事歌舞的形式表现故事的内容就构成后世所谓的“真戏剧”。②既然“真戏剧”都还没有形成，杂剧色就更不能看作是戏曲脚色了。二古典戏曲脚色的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不重视脚色制在戏曲发展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忽视戏曲艺术“戏”的成分主要是以“伎艺化”的扮演手段，在叙事演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从这一角度看，唐戏弄是古典戏曲的准备阶段，但戏曲的成熟，应是在“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的伎艺手段程式化积累完成并孕育出具有不同演出形态、职司的脚色后体现出来的。这一点通过对脚色演化的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杂剧色出现后，大致的分工如文献所载：“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③”也就是说五杂剧色中“末泥”为“戏头”，在“色有色长，部有部头”制度中就是杂剧色色长。但他并不侧身演出活动之外，“主张”就说他的演出职司，即以歌唱或韵说念白来参与演出，突出的演唱伎艺是末尼色发展为金元杂剧主唱之正末的基础，在女性所扮末泥则为主唱之正旦。此外，“分付”成为了引戏色的演出职司，那就是通过舞蹈身段动作，当然也要有言语念白的辅助，来参与到演出中“分付演出”，所谓“引戏”之“引”与末尼色的“戏头”比较，不同之处在本书第二章“末色考”中可以看出，是：末尼为戏头且“为长”的职司表明了其最早出场，很多情况下，最早出场也有“引”戏的含义；但在具体演出形态上，末尼色主张系以唱为主，而引戏色吩咐还要负责开场后演出人物的持续进行，以说白为“分付”。又因二者可以互通兼任，南戏中“引戏”接续“末尼”最早开场则为“末”。……末的“始事”之“引”是最早出场，随后可以中止交由其他脚色演出，“引戏”之“引”则是进行性可持续的表演形态。南戏中，因为引戏取代了末尼的开场始事，又在开场之通过“冲场”交由生脚演出，也就自然可命名为“末”。五杂剧色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的表演，根据其“发乔”与“打诨”的特点与后世戏曲脚色的比较可以看出，能够和这一演出的方式类同的只有南戏传奇中的净丑打诨戏谑，由于南戏传奇中的末和副末都极少参与科诨式演出，就和杂剧色中的副末有了很大不同。通过戏曲文物资料形象化的直观展示，结合杂剧色副末的“打诨”，我们考证了它其实就是我们久寻不得的“净”色，这一事实已为本书第三章的“净色考”所论证。杂剧色“副净”则如本书第五章和黄天骥先生所论述的那样，是戏曲脚色“丑”前身。此外，“添一人名曰装孤”的做法则发展成了后世戏曲演出中常见的，在次要演员人手不够时增加“外”、“贴”等脚色的做法，不过已不仅是“添一人”了。至此，我们得出了杂剧色和南戏传奇戏曲脚色之间发展的关系为：杂剧色 末泥 引戏 副末 副净 或添一人 脚色 生（女为旦） 末（女为旦） 净 丑 外、贴这一列表中的杂剧色脚色对应关系打破了以往认为戏曲脚色末净来自于杂剧色之副末、副净的结论，恢复了引戏色在戏曲脚色演化过程中应有的位置。此外，对于杂剧色演进到戏曲脚色过程的考证，也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旦两个脚色晚于杂剧色末、净而出现，且它们的出现背景是戏曲演出活动适应散段式的伎艺性表演走向叙事故事的扮演，也就是说戏曲表演走向以塑造人物形象和铺叙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变化，是生、旦作为戏曲脚色出现的前提条件。首先按照剧本所反映的事实，是“生”一律指的是男主角，“旦”一无例外地是女主角；其次结合生、旦名称后出的现象，我们的结论就是：生、旦的本质就是表明男女主人公的一个符号，是作为叙事文学中的男、女主角的演出者。一句话，旦者，戏曲中表明女性身份的符号而已；生者，戏曲中表明男性演员身份的符号而已。无论扮演者是男是女，其在剧中往往可由“生”、“旦”的名称决定其在剧中必为相应的男或女主人公，除此之外，别无深意。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1、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2、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3、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4、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5、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6、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7、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8、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9、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10、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11、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12、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3、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14、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15、论《诗经》中的玉文化16、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17、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18、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接受19、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4.论《诗经》中的史诗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6、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7、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8、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9、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0、先秦史书寓言研究11、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12、《吕氏春秋》与杂家13、《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4、论《左传》的战争描写15、论《左传》的妇女形象16、《战国策》的艺术成就17、《战国策》名篇研究18、老子的思想19、《老子》的艺术特色20、《庄子》的艺术特色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3、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20、论先秦儒家散文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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