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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而成。
本书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述的汇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10月至1860年3月的文献24篇。所收著作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编排。
2、《列宁选集》
《列宁选集》选载列宁1894年至1907年即投身革命初期、建党时期和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共27篇。列宁开始革命活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
3、《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是194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毛泽东。《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展现，是对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
4、《毛泽东著作选读》
《毛泽东著作选读》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分上下两册，共58.2万字。
5、《毛泽东外交文选》
《毛泽东外交文选》是1994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主要讲述毛泽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贡献，用于学习、研究和继承他的外交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列宁选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选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著作选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外交文选
参考文献： 1、仝华： 《那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党史文汇》 ， 2012 年 01 期。 2、刘芳： 《十月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 年增刊。 3、陈伯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革命》《山东政报》 ，1949 年 04 期。 4、《列宁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世界知识》1959 年第 21 期。
五千字，自己可以删减着写，求悬赏。。。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辛亥之后，确有部分知识分子，部分国人，甚至部分同盟会人自己，都曾说过“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话。他们无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这个应有的认识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极端…… 由是可知，只有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和主体历程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才能够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曲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革命必胜、专制向民主过渡必成的信念，坚信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必将遭遇最终失败，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由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意义所在。这个伟大意义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场胜利而非失败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她是失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崭新共和国统，与满清王朝及其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由于中华民国初次和初步实现的民主宪政，又与立宪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而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一个象征，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是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征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创立。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三个象征是“天坛宪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届国会开幕，为防止袁氏实行独裁和复辟专制，参、众两院曾决定选出同等人数的委员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因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故又有“天坛宪草”之称。“天坛宪草”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第一章即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二、辛亥革命创建了真正的新中国 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标志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的教科书都称之为：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是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后，如果没有袁世凯恃手中之权，拥遗朝之兵，谋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废除国会，尊孔祭天，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的。 显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关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国不仅舆论哗然，而且追缉凶手的舆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凯无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称帝之日，即为“全国人民共击之”之时。袁世凯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皇帝便一命呜呼，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根由，尽在其中。 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广阔道路。连《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其中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万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手工业方面，辛亥之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上述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列宁革命。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所以，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性质的历史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因此，是护国还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国，还是阉割和颠覆中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势力旨在颠覆中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每一个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我们追求历史进步的方向。
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论井冈山精神摘要：先辈们用鲜血铸造的井冈山精神，是推动我们工作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既要肯定它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发挥的作用，又要重视它在新时期的发展，更特别注重它在鼓舞人民、激励人民继续前进中的作用。我们应当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要敢于创新、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相信只要大家积极传承弘扬井冈山精神，一定可以把中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关键词：信念；理想；勇于承担；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艰苦奋斗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闯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提到井冈山，就不得不让人想到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这是支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革命到底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在新时期，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当要积极弘扬井冈山精神，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一、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高远的理想胸怀理想、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精髓。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的革命火种靠什么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靠的就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有了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就会产生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精神饱满、斗志旺盛。
五千字，自己可以删减着写，求悬赏。。。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辛亥之后，确有部分知识分子，部分国人，甚至部分同盟会人自己，都曾说过“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话。他们无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这个应有的认识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极端…… 由是可知，只有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和主体历程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才能够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曲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革命必胜、专制向民主过渡必成的信念，坚信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必将遭遇最终失败，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由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意义所在。这个伟大意义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场胜利而非失败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她是失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崭新共和国统，与满清王朝及其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由于中华民国初次和初步实现的民主宪政，又与立宪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而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一个象征，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是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征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创立。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三个象征是“天坛宪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届国会开幕，为防止袁氏实行独裁和复辟专制，参、众两院曾决定选出同等人数的委员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因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故又有“天坛宪草”之称。“天坛宪草”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第一章即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二、辛亥革命创建了真正的新中国 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标志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的教科书都称之为：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是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后，如果没有袁世凯恃手中之权，拥遗朝之兵，谋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废除国会，尊孔祭天，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的。 显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关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国不仅舆论哗然，而且追缉凶手的舆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凯无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称帝之日，即为“全国人民共击之”之时。袁世凯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皇帝便一命呜呼，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根由，尽在其中。 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广阔道路。连《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其中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万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手工业方面，辛亥之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上述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列宁革命。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所以，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性质的历史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因此，是护国还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国，还是阉割和颠覆中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势力旨在颠覆中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每一个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我们追求历史进步的方向。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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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大国，一个现今综合国力无比强大的国家！可是，我们不会忘记，所有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忘记，从前中国耻辱的历史。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终于，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香港、澳门相继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神州飞船成功发射！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圆满落幕！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参考文献： 1、仝华： 《那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党史文汇》 ， 2012 年 01 期。 2、刘芳： 《十月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 年增刊。 3、陈伯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革命》《山东政报》 ，1949 年 04 期。 4、《列宁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世界知识》1959 年第 21 期。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训，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宋庆龄副主席也在序言中说：“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回顾过去，重温这段历史，使我们的心中对辛亥革命的英雄们充满了崇敬。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和学习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精神，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文献中这样描述清末社会：当时“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革命党人认为能解决中国问题“舍革命而无由”。从繁华城镇到穷乡僻壤，民变“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其范围之广，频率之快，类别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帝国的新政已经陷入到重重危机之中。该书中，官僚立宪派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两败俱伤；民间立宪派的热心呼吁和身体力行；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屡次表现出来的疲惫与无力……清末十年朝野百相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层人民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单单理解为抵触变革，更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造成的官民隔膜、官民对立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朝野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随着新政的推行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民权救济渠道，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双方的割裂只能越来越大，立宪派官员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的谨小慎微，又反过来促使革命党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众。
论中国红色革命精神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精神，是我们民族永远保持旺盛斗志和进取精神的强大动力，是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动力。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山精神、洗柏坡精神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神七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一脉相承，相互辉映，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光明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科学内涵、美学价值、当代价值一、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意义革命精神给革命总路线的制订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 每一次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政治文化往往是政治现实革故鼎新的重要前提。红色革命精神的产生与弘扬，在当时不但有力地抨击了旧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爱国情怀；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宣传了共产党先进的政治理念，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为我们党开展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富于感召力与凝聚力的黏合剂高尚的道德能吸引人，伟大的精神能鼓舞人，科学的思想能指导人。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使得它发挥了其他政治思想难以比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红色革命精神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我们党自“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后，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就深深地注入了人民军队的血液，浇铸了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铁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二、红色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红色革命精神继承了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属于先进的社会意识范畴，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传承价值。红色革命精神包含的精神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献身的高尚品德、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争先创优的进取精神、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刻苦钻研文化的毅力，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创造新的业绩，做出新的贡献的决心体现为1．马克思主义是红色革命精神生存、发展的指导思想，构筑了红色革命精神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2．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维系人民团结和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构成红色革命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基石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革命群众的内在品质、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其人生追求4．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革命道德，是党和人民群众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三、红色精神的美学价值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史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红色精神就是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红色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多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具有恢弘深邃的精神文化意义。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对红色精神的美学性质进行研究和理论建设，彰显其美学价值红色精神属于社会美类型，美不是艺术的专利，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都是美得存在形式。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追求崇高的道德，“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即是社会的道德楷模。红色精神之美是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内容。红色精神具有崇高的审美范畴。崇高美集中体现了美与真，美与善的内在联系，更是体现了人的尊严和道德感，使命感，而这正是崇高美的特征红色精神特殊的审美价值，这种精神则不只是以情感人，它可以唤起人的道德理性，促使人对自身进行道德审视和理性思考，从而有利于人的道德的培养与重建。而道德精神的塑造，不仅需要道德理性，更需要美的熏陶启迪。红色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源和政治资源，也是一种美学资源。四、红色革命精神的当代价 红色资源中的“人、物、事”，作为红色革命精神的物态载体，是我们保留红色记忆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不断获取力量的不朽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道德诉求，与时俱进地开发、传播红色革命精神有助于我们了解红色岁月，保留红色记忆，不仅能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动的历史教材，而且能够在社会上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从而激发人民热爱党、热爱民族与国家，最终增强党的战斗力、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竞争力。其次，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日益成熟的重要表现党员干部通过红色革命精神的学习，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保持自身思想上的先进性。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开发红色资源，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不仅能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的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还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忧患意识、节俭意识、公仆意识，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侈浪费，坚决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只有这样，党才能始终有效地主导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方向。
参考：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物形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二、人物语言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三、人物思想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训，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宋庆龄副主席也在序言中说：“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回顾过去，重温这段历史，使我们的心中对辛亥革命的英雄们充满了崇敬。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和学习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精神，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文献中这样描述清末社会：当时“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革命党人认为能解决中国问题“舍革命而无由”。从繁华城镇到穷乡僻壤，民变“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其范围之广，频率之快，类别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帝国的新政已经陷入到重重危机之中。该书中，官僚立宪派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两败俱伤；民间立宪派的热心呼吁和身体力行；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屡次表现出来的疲惫与无力……清末十年朝野百相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层人民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单单理解为抵触变革，更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造成的官民隔膜、官民对立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朝野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随着新政的推行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民权救济渠道，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双方的割裂只能越来越大，立宪派官员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的谨小慎微，又反过来促使革命党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众。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