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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安史之乱已经是悲剧，而在逃亡的路上，杨贵妃又在马嵬驿兵变中被杀。
《长恨歌》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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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
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长恨歌》是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是作者的名篇，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得：1．诗歌创作的“为时、为事 而作 ”论。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所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提出了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而作”的理论。所谓“为时”“为事”就是主张用同情的笔触来抒写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苦难，用以泄导人民的苦难之情，有补于救正时政的弊端。2．白居易的诗歌讽刺观。他强调诗歌的“刺”的一面，不主张“美”。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要大声疾呼揭露弊政，为民请命，不要避重就轻，吞吞吐吐。这种强烈的讽刺性和功利性在古代文论家中是少有的。3．诗歌的“根、苗、华、实”论。他把 “情”视之为诗歌的“根”，“言”视之为“苗”， “声（诗之声韵）”视之为“华（花）”， 把“义（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性）”视之“实（果实）”。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但是，没有“根、苗、华”也就不会有“实”，所以也不能完全说白居易不重视诗歌的抒情性和艺术性。失：（ 1 ）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砭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了，甚或时有排斥和否定诗的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 2 ）否定了诗歌要用想像、夸张的艺术手法，这样，诗歌岂能不枯涩干瘪，缺乏丰满的艺术形象？他自己的少数诗歌就不能不说有这种缺点。（ 3 ）在艺术表现上，忽视艺术要含蓄蕴籍，主张“其言直而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必然诗歌直白浅露，他的少数诗歌就正有这种缺憾，后来有人批评他的诗“俚俗”，也与他的诗歌理论有关。
独树一帜的诗歌理论 ——解读白居易的诗歌批判理论提纲：一、诗歌批判理论的体现；对梁陈时代的文学“嘲风雪，弄花草”的批判。——《与元九书》。二、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1、 诗歌创作主张；（1）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2） 歌诗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 诗歌的功用；（1）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2）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三、诗歌政治功能的创新——独特的讽喻诗。满足要求的论文一篇，下载的写的都可以！
凶宅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钟。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旦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四者如寇盗，日夜来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梦仙人有梦仙者，梦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鹤，前引双红旌。羽衣忽飘飘，玉鸾俄铮铮。半空直下视，人世尘冥冥。渐失乡国处，才分山水形。东海一片白，列岳五点青。须臾群仙来，相引朝玉京。安期羡门辈，列侍如公卿。仰谒玉皇帝，稽首前致诚。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轻。却后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惊。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岩扃。恩爱舍骨肉，饮食断膻腥。朝餐云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载，日望辎(车并)迎。前期过已久，鸾鹤无来声。齿发日衰白，耳目减聪明。一朝同物化，身与粪壤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只自取勤苦，百年终不成。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
白居易是唐中叶最重要的一位诗人，可以说，杜甫之后，在实用主义(或曰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是一面旗帜。白居易以他的“新乐府”而在唐中期诗坛名噪一时。“乐府诗”本是古已有之的，汉代尤其兴盛，后来曹操诸人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到白居易，将其加以改造，并名之曰“新乐府”。这里所谓的“新”与传统乐府诗相比是有区别的：一是用新题;二是写时事，三是不像古乐府诗合乐，而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儒家的文学观是以孔子为代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的文学观作一表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它的一切理论和学说最终都是为此服务的，有人将此过程表述为由“礼”进至“义”，进而至“仁”。这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尚用，即为其道统服务而重实用。对此，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时候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是强调诗的实际功用。“实用主义”这个概念是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用以表述儒家文学理论特征的，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的白居易事实上也确实属于这一派，“是基于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概念”。我们将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与元九书》来看其中所表现出的儒家实用主义文学理论观。
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诗论的思想基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通过个人品德的完善，最终能够达到“兼济天下”的最高目标。这是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也白居易行事的思想基础。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与元九书》)
白居易从小家贫，但“苦节读书”，“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对民间的疾苦是深有体会的，又因为他有“独善”和“兼济”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能够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并渴望能够改善人民的贫苦。所以，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种人格理想无疑是贯穿始终的。
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诗歌的作用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从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哀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这几段话道出了诗歌的本质：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是融合情感、语言、声韵、意义的整体，它产生的源泉是内心的情感，借助语言和声韵，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就是义。所以，诗歌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白居易的这个观点其实前代的儒家理论早有表现，是“诗言志”和“美刺”传统的继承和沿续。
《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包括了两个意思，一是被朱自清称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即诗歌是表现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的。与此相关的是诗的教育作用。因为诗是言志的，那么“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或者说只有情感才能影响情感，故而诗歌的创作会有政治和社会的作用。
《诗经》中也有很多表现诗歌作用的表述：“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陈风·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无论这些诗句出于什么目的，是“诵”也好，是“讯”也好，还是“歌”也好，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与生活相关，而不是空穴来风，即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其基本假定是：诗应该关怀政治情形。”
但是，白居易诗歌的更为直接的来源则是《毛诗大序》，在《与元九书》中，多次引用了《毛诗大序》中的观点和理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两个方面是交互的过程。通过采诗官将这些表现内心情感的诗歌传达给上层，“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补察时政;最终达到“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策林》六十九)的和乐局面，这是泄导人情。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基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他也是这样作的。“仆……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三、六义——诗道之本
白居易继承了《诗经》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并且以是否有六义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在说到“河梁之句”，“泽畔之吟”的时候认为虽有“兴”、“比”，但已经“六义始缺”;晋、宋以还的诗是“六义浸微”;至于梁、陈“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的诗句，认为是“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因为“六义尽去”。在分辨李白、杜甫诗歌优劣的时候，他认为杜甫诗要胜过李白，因为李白的诗虽“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可是“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所谓的“六义”并不是指《诗经》里的创作方式或体裁，而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通过这种“美刺”，能够“纽王教”、“存炯戒”。他尤其欣赏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因为这样的诗是“为时”、“为事”而作，其中有着深刻的讽戒的意味。
既然“六义”(质——内容)是诗道之本，那么在诗歌的创作中，“文”(形式)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与元九书》全篇中，对“文”的强调是不明显的，或者根本没有。甚至对于形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谢脁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他认为“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在《策林六十八》，他“尚质”的主张更是显露无遗：“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论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媿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在的《新乐府序》中，他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观点，完全是“文以载道”的儒家观点的典型，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要避免文胜于质。
既然白居易提倡质胜于文，那是否意味着对诗歌形式可置之不管呢?显然不是。因为孔子的文学观总体来说是文质并重的，他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要做到“文质彬彬”才是完美的标准。文学自然要以儒道一以贯之，但同时要注意以适合的形式为“道”服务。所以，儒家(主要是孔子)的文学观又是尚用与尚文的结合，实是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
我认为在白居易的诗歌观念中，“六义”居于中心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它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在诗歌中有所讽喻，上达君臣，以此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但白居易毕竟也认识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义”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还要有“言”，有“声”。“……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只有言、音(韵)相协，才能对情感的表达起到积极的作用。形式是工具，但也要这工具对目的(义)适合才行。不能用哀乐表示高兴的事，也不能用淫辞表达庄重的情况。
《与元九书》很充分地表现了白居易的儒家传统的文学理论，不论在文学目的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白居易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讽喻诗，作为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具体实践。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长恨歌》共分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中开头八句写杨贵妃的美貌和被唐明皇所求得。明是唐皇而诗中却说“汉皇”，这是唐朝人由写古题乐府留下来的习惯。倾国：指倾国倾城的美女。御宇：指作皇帝，统治天下。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十八句，写杨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形成的杨氏家族的豪贵。华清池：在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上有皇帝的行宫，以温泉闻名。凝脂：比喻人的皮肤洁白光润。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写杨贵妃被宠的程度，简直是形影不离。接着作者又用汉武帝宠爱陈阿娇，要为阿娇造一座金屋子的典故来比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杜甫的《丽人行》就是写的这桩事。皇帝后妃也是人，也有情欲，这点与平民没有区别；但是皇帝手中有无尚的权威，他的情欲往往和这种无尚权威的运用密不可分。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效果与平民大不相同了。好色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使坏人窃弄权柄，紊乱朝纲，这就离亡国灭家不远了。所以我们评论帝王的爱情一定不要离开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政误国。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一段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骊山上的享乐生活后，接着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如此昏庸腐朽，阶级矛盾又如此尖锐，所以当安禄山这个大野心家一旦发起叛乱，唐王朝这座炫人眼目的金字塔立刻就倾倒崩溃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渔阳：郡名，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这一带有时称渔阳郡，有时又称范阳郡。安禄山当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本营就在渔阳。鼓：军中使用的乐器。渔阳鼙鼓，即指安禄山率领的造反军队；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霓裳羽衣曲：舞曲名，开元中来自西凉。据说唐明皇曾亲自对它进行过加工润色，并为之制作歌辞。杨贵妃进宫后，善为此舞。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从此以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深情不移。其中开头十句讲马嵬驿兵变。九重城阙：指首都。皇帝的宫廷有九道门，故称皇宫曰九重。烟尘：指敌警。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唐明皇等离长安往四川逃跑，事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翠华：指皇帝的仪仗。西出都门百余里，其地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六军：古称天子的军队，这里指唐明皇的卫队。不发：不再继续前进，这里即指兵变。当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又逼着唐明皇将杨贵妃赐死。花、翠翘、金雀钗、玉搔头：都是杨贵妃头上的饰物。“黄埃散漫风萧索”以下八句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云：山中的空中通道。剑阁：即剑门关，古时陕西四川间的险要关塞，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县西南，不在由陕西入四川的路上，这里是诗人为强调川陕间山路艰难而漫加堆砌。李白《蜀道难》中有所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同误。“天旋地转回龙驭”以下四句写唐军收复长安后，唐明皇由成都回京再次经过马嵬驿时的见今思昔，对景伤情。天旋地转：指形势变化，唐军收复两京。事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十月。龙：指唐明皇的车驾。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空坟，而尸体不见了。从此故事增入神话色彩，当时有种传说，说杨贵妃已经“尸解”成仙而去。“君臣相顾泪沾衣”以下二十句写唐明皇回京后的见物思人，悲不欲生。信马归：听凭马自己行走，极言人心无绪的样子。太液：大明宫内的池水名。未央：汉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唐代的大明宫。西宫：太极宫，唐人称之为“西宫”或“西内”。南内：兴庆宫。唐人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为三大内。大明宫是当时的皇帝唐肃宗居住的地方。已经退位的唐明皇回京后先后曾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兴庆宫居住。梨园弟子：指昔日曾经侍奉过唐明皇的宫廷歌舞班子，据说唐明皇曾亲自教过他们排练。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以花椒和泥涂壁，一取其香，二取其多子。阿监：太监。青娥：指宫女。以上两句分承唐明皇与杨贵妃，是说昔日曾经侍应过他们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鸳鸯瓦：房顶上俯仰相扣的屋瓦。翡翠衾：用翡翠羽毛装饰的被子。以上层层铺陈，说明唐明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无物无景不在勾起他对杨贵妃的怀恋。文／韩兆崎 来源：中广网
科学的以史证诗方法应该是如同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2卷〕把握住那一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这一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情趣是由作家主观能动反映出来的，因而还要顾及到作家创作时本身的条件。这应是我们读《长恨歌》时所坚持的出发点。白居易活动的年代，离李白（公元701-762年）和杜甫（公元712-770年，大半生还是活在战乱以前）虽然只有不过二三十年的光景，但因为其中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称道的所谓"唐代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继之而来的是灾荒、战乱、饥饿，使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掠夺和放纵的荒淫。所谓"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李肇《国史补》）所谓"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遇诗》）如果说李白、杜甫是"安史之乱"这场历史浩劫的预感者和经历者，那么白居易则毫无疑问是这场浩劫后果的遭遇者。《长恨歌》就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张碧波在谈到这个时代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时说："唐代元和时期正是诗文发生巨变的时期，以白居易为代表，在诗歌创作上作了大胆的创新，从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正是从这些正反面的评论（或论争）中看到，在白居易的讽谕诗之外，他的诗歌表现了与传统不同的另一种美学观念，反应了更为广阔的生活，表现出一种新的、不属于以前时代精神的内容，直至被人诬为'淫荡'、'险怪'、"纤艳不逞"。从中正透出这样一个消息：白居易的诗歌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艺术特征。"〔张碧波《唐诗的三次美学论争》〕这样我们就有了评论《长恨歌》的角度。不是从《长恨歌》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出发，而是从时代所赋予它的审美取向出发去理解白居易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为此，丁、方二人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从"诗言志"，"诗传情"上说，丁、方二人之说不无道理。但就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它是历史的记录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至于白氏自身有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说到《长恨歌》的创作缘起，往往首先提到这样一件事，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作者35岁时被任命为盩厔尉，在这里结识了擅长史学的文学家陈鸿和家于是邑的琅邪王质夫，彼此唱和。同年十二月三人同游仙游寺，谈起唐明皇和杨贵妃事感慨系之。恐这一"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陈鸿《长恨歌传》），遂推"深于诗，多于情"（同上）的白居易为之作歌，于是白、陈相继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长恨歌》的作者"多于情"，遂使其诗成为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传之千古的名篇佳作；而看重"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陈鸿所作之传，其魅力则难以与白诗同日而语。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重温白居易在写作《长恨歌》之前的全部创作和有关经历，可以发现这样两件事：第一件是贞元二十年（804），作者33岁在长安任校书郎时，有徐州之游并曾预节度使张愔之宴。席间，善歌舞、雅多风态的愔之爱妓眄眄（即关盼盼）出以佐宴，为此白居易赠诗二句（诗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从白居易以后所写《燕子诗三首》来看，关盼盼这个多情多义的女子当给白氏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件是贞元二十年，白氏举家迁往秦中卜居渭河北岸的下邽金氏村，在此之前白氏曾家居徐州符离，27岁自符离移家洛阳时写了一首《留别》诗，从中可得知两年前白氏已与符离一名年方十五、六的女子湘灵相恋。此后在《白香山集》中不时可以发现诸如"寄湘灵"、"怀湘灵"、"寄远"、"感情"、"长相思"、"生离别"、"潜别离"、"旧梦"等等，写的都是与"娉婷"女湘灵相恋、相别、相思之情。白氏33岁时全家迁往长安就意味着不得不与正在热恋着的湘灵"生离别"。两年后在他写《长恨歌》时，这段恋情是不会忘记的。那么白居易是不是把上述两件事移入了《长恨歌》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先说不是，即《长恨歌》写的不是一般的爱情，它是封建帝王和获取专宠地位的贵妃之间的"爱"。这种爱在宫廷内即表现为"重色"和邀宠。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一语双关。"思倾国"，果倾国。作50年太平天子的唐明皇，因为对杨妃的"倾国"之貌和娇媚之态的宠爱，尽日享乐，贻误了国事，这不仅与导致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也铸成了自身的无可挽回的爱情悲剧。长诗从开头到"惊破霓裳羽衣曲"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的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讽谕意味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辛辣的，讽谕论的依据主要来自这一部分。或者说《长恨歌》的前一部分是讽谕多于风情。中间部分大致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的40多句，可谓讽谕与风情交融。这是因为《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与其生死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还有"千乘万骑西南行"的"玄宗幸蜀"和"六军不发"的"马嵬兵变"，这些事如果一一铺开来写，每一件都可以构成一大篇政治讽谕诗，然而这不是当时白居易的所长亦与其彼时的胸中块垒不甚相关，于是作者巧妙地进行了剪裁，把那种可能形成"劝君歌"的政治素材尽量压缩为副题，或一笔带过，而以重笔泼墨突出其作为爱和恨的正题。比如安史之乱的直接政治后果是严重破坏生产，使唐朝由盛而衰，造成藩镇割据，而此诗写到"渔阳鼙鼓"，只说它"惊破霓裳羽衣曲"，结束了李、杨那种"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的纵情享乐生活。再如据史书记载，马嵬兵变是指唐宿卫宫禁的将领陈玄礼，在安史之乱中随玄宗入蜀，在马嵬坡与士兵杀杨国忠，逼玄宗缢死杨贵妃事。此诗第二部分在写到此事时隐约其辞，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带过。这样写来，作为这一爱情悲剧的男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才是统一完整的，整个第二部分写他对杨妃的那种刻骨思念才有说服力，也为下一步完全过渡到风情之歌留有余地。说白居易把恋湘灵、遇盼盼二事移入《长恨歌》，可以从此诗的第三部分找到内证。这一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终篇共46句。赵翼《瓯北诗话》称《长恨歌》"有声有情，可歌可泣"，主要当是指的这一部分。其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完全是虚构的，而在虚构这一部分时，作者以往的生活积累不能不被调动起来，有的甚至可能从潜意识中显现出来。"仙袂飘摇"而益感君王"旧情"的贵妃魂魄，难道没有"风袅牡丹花"而又笃于情爱的关盼盼的影子吗？如果把白居易为感念湘灵而写的《潜别离》与《长恨歌》的第三部分对读，不难发现有着明显的移情痕迹，甚至有些诗句和物件都打有白氏生活的印记，比如《潜别离》的"两心之外无人知"、"利剑斩断连理枝"等，与《长恨歌》的"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诸句，则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又如《长恨歌》中的杨妃仙魂那么郑重地"惟将旧物表深情"，很可能当年湘灵把一双绣履赠送给白居易时就是这样郑重而深情，只不过到了《长恨歌》里绣鞋变成了钗钿而已。所以此诗中写得最动人的地方多半都是作者自身恋爱悲剧的移情。以上从探讨诗产生的外部条件去对《长恨歌》作远距离的整体审视，以及从作家本身生活道路出发去体验诗的内部所反映的诗人感情世界。据此笔者认为，《长恨歌》虽然主要反映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但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一部分对玄宗的荒淫、沉湎歌舞酒色与贵妃的媚上邀宠、恃恩而骄，因此招致祸乱有所讽刺批判。后半篇则对贵妃的死、玄宗对她缠绵悱恻的相思，回宫后晚景的凄凉，以及他们天上人间生离死别的深长痛苦，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他们的爱情理想化，因之本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而矛盾的。从全篇来看，对悲剧主人公的同情成为主要倾向。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大约意在讽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李隆基为戒，不要因"重色"而荒淫误国，造成"长恨"。但在后一部份，作者把失掉政权后的李隆基写得那么感伤凄苦、一心思念妃子；把幻境中的杨贵妃对明皇的感情写得那么纯洁专一、坚贞不渝；而那些情景交融、音韵悠扬的诗句又那么缠绵悱恻，富于艺术感染力；就客观效果说，自然引起读者对李、杨生死相思的同情。全诗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致"恨"之因，这是讽谕主题说的根据；后一部分写"长恨"本身，这是爱情主题说的根据。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杨玉环死于公元756年，白居易生于772年，《长恨歌》写于806年，距杨死正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件只能引起后人的冷静思考，不会激起热烈的诗情，诗情只能来自诗人所处的现实世界。白居易写这首诗时感情领域正掀起狂风怒潮，那就是即将与不爱的杨氏成婚，永远失去了与相爱的湘灵结成百年之好的可能。造成悲剧的原因却在于社会。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中论及元稹抛弃莺莺而娶丰氏说："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曰社会所公认之正常行为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这些完全适合于白。虽然舍弃寒门女子社会视为正常，抛弃恋人毕竟是难以忘怀之事，故白写了不少怀念早年恋人的诗。白居易在写《长恨歌》时，特别是在刻画杨玉环形象时，可能有湘灵，甚至还可能有关盼盼的影子，但这毕竟是三个很不相同的女性，白居易对她们的感情投入和思想评价的侧重点是很不一样的，《长恨歌》不仅是成功地写了爱情，首先是成功地写了帝、妃之间的爱情，如果作者过多地借以宣泄作为平民的自身的爱情悲剧，那么读者今天看到的《长恨歌》就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意义了。由此可以看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心理基础应该是这样的，他的早恋被迫中断，成为他最大遗憾，是永远摆脱不掉的情结，一旦与朋友谈起前代帝妃生离死别故事，压在心灵深处的感情岩浆爆发出来，美好的感情改造了古人古事。本来历史上李杨结合是丑得不能再丑的宫廷秽闻，他们是一对让人恶心的毛毛虫，然而经过诗人感情孕育却蜕化为色彩斑斓的美丽的蝴蝶了，历史上毫无价值的翁媳结合变成了文学中的哀艳动人的爱情悲剧。还应当看到白居易与他的早年恋人诀别是人世间毫不出奇的小悲剧，白氏也为此专门写了一些感伤诗并无多少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为什么《长恨歌》却成了千古杰作？这也是需要说明的。关键在于杨贵妃是一代美人，唐玄宗是将唐王朝推向顶峰的一代有作为的帝王，他们两人代表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他们的遭遇不单是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历史了。荣格说得好，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寻找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作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的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白在创作《长恨歌》时既满足了他个人心理需要，又抓住了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写出了触及他人灵魂更是满足了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把文学与社会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白居易以此表示文学应该自觉地反映人民疾苦，干预现实生活，在政治上起作用。他提出诗歌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的主张，并把自己的诗划分为"谓之讽谕者，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者，独善之义也"，而最看重讽谕诗。诚然，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是很先进的，但是他却把这种政治改革的理想寄托给皇帝。他一面同情人民，一面又把眼睛往上望，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鼓励皇帝行"任政"。因此，我想他写讽谕诗也只是为了"稍稍进闻于上"，他主张讽谏也只是为了能使天子"听而后聪也"。总而言之，白居易是想通过皇帝来解决一切问题。他虽积极靠拢人民，甚至对自己的阶级特权发生怀疑，但对整个封建秩序还是拥护的。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想通过封建最高统治者来完成按照理想解决社会的问题，根本是痴人做梦不可能的事。而白居易却把自己硬生生地安置在这个极大的矛盾之中。可以说，《长恨歌》也是这种矛盾下的产物。白居易对男女爱情的看法是极先进的，他对在封建社会压迫下的妇女的命运是非常同情的，他曾一再反对统治阶级用金钱、势力欺压妇女和玩弄妇女。在白居易的诗中，很尖锐地涉及到妇女问题，《秦中吟》、《井底引银瓶》、《母子别》、《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等莫不如此。白居易歌颂坚贞专一的爱情，他以自己与妻子的关系实践了他所主张的"先进爱情理论"。他与妻子互相敬爱，一往情深。白居易的这种爱情观明显地渗透进了《长恨歌》。在写的过程中，白居易自己越来越被这美丽的感情所打动，"诗多于情"，感情盖过了理智，作诗的目的就成了要让这动人的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与时消灭"。矛盾的政治理念，矛盾的写作感情，其中包孕了诗人有感于创作动机同社会效果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悲哀。
从今惜取观书眼，长看天西万叠青。———陆游《高秋亭》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新安吏》 休把霜髯老眼，等闲清泪空流。——— 朱敦儒《木兰花慢》闭目常闲坐，低头每静思。———白居易《不与老为期》掩卷默无言，闭目中自存。———苏辙《闭门》拥褐蒲团深闭目，老人于此有工夫。———张耒《偶成》千药万方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白居易《眼暗》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1、《眼暗》——唐·白居易
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
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
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
千药万方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
注释：在《眼暗》诗中，白居易写道:“ 早年勤卷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诗翁在此谈及自己患眼病的原因是由于年轻时秉烛苦读、穷经积学，不注意视力的保护，到了晚年视力减退，又屡遭子女妖亡的精神打击、悲郁多泣.才导致眼疾缠身。
2、 《病眼花》——唐·白居易
头风目眩乘衰老，只有增加岂有瘳。
花发眼中犹足怪，柳生肘上亦须休。
大窠罗绮看才辨，小字文书见便愁。
必若不能分黑白，却应无悔复无尤。
注释：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陕西、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葬于洛阳
3、《眼病》二首——唐·白居易
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
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
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
两头治疗何曾瘥，药力微茫佛力赊。
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
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
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注释：由于官场失意和生活清苦，再加上子女的天殇，使白居易患了很严重的目疾。他的诗作中，屡屡可读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为了疗疾养生，修身怡性，诗翁曾经称病休官，辞去苏州刺史的官职，回家乡静心调养。当地的百姓自发地送这位廉洁勤政的清官，祝愿白居易早日康复。
4、《高秋亭》——宋·陆游
三日山中醉复醒，径归回首愧山灵。
从今惜取观书眼，长看天西万叠青。
注释：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后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他是南宋的大诗人，词也很有成就。有《剑南诗稿》、《放翁词》传世。
5、《登飞来峰》——宋·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
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长恨歌》共分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中开头八句写杨贵妃的美貌和被唐明皇所求得。明是唐皇而诗中却说“汉皇”，这是唐朝人由写古题乐府留下来的习惯。倾国：指倾国倾城的美女。御宇：指作皇帝，统治天下。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十八句，写杨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形成的杨氏家族的豪贵。华清池：在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上有皇帝的行宫，以温泉闻名。凝脂：比喻人的皮肤洁白光润。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写杨贵妃被宠的程度，简直是形影不离。接着作者又用汉武帝宠爱陈阿娇，要为阿娇造一座金屋子的典故来比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杜甫的《丽人行》就是写的这桩事。皇帝后妃也是人，也有情欲，这点与平民没有区别；但是皇帝手中有无尚的权威，他的情欲往往和这种无尚权威的运用密不可分。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效果与平民大不相同了。好色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使坏人窃弄权柄，紊乱朝纲，这就离亡国灭家不远了。所以我们评论帝王的爱情一定不要离开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政误国。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一段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骊山上的享乐生活后，接着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如此昏庸腐朽，阶级矛盾又如此尖锐，所以当安禄山这个大野心家一旦发起叛乱，唐王朝这座炫人眼目的金字塔立刻就倾倒崩溃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渔阳：郡名，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这一带有时称渔阳郡，有时又称范阳郡。安禄山当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本营就在渔阳。鼓：军中使用的乐器。渔阳鼙鼓，即指安禄山率领的造反军队；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霓裳羽衣曲：舞曲名，开元中来自西凉。据说唐明皇曾亲自对它进行过加工润色，并为之制作歌辞。杨贵妃进宫后，善为此舞。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从此以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深情不移。其中开头十句讲马嵬驿兵变。九重城阙：指首都。皇帝的宫廷有九道门，故称皇宫曰九重。烟尘：指敌警。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唐明皇等离长安往四川逃跑，事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翠华：指皇帝的仪仗。西出都门百余里，其地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六军：古称天子的军队，这里指唐明皇的卫队。不发：不再继续前进，这里即指兵变。当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又逼着唐明皇将杨贵妃赐死。花、翠翘、金雀钗、玉搔头：都是杨贵妃头上的饰物。“黄埃散漫风萧索”以下八句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云：山中的空中通道。剑阁：即剑门关，古时陕西四川间的险要关塞，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县西南，不在由陕西入四川的路上，这里是诗人为强调川陕间山路艰难而漫加堆砌。李白《蜀道难》中有所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同误。“天旋地转回龙驭”以下四句写唐军收复长安后，唐明皇由成都回京再次经过马嵬驿时的见今思昔，对景伤情。天旋地转：指形势变化，唐军收复两京。事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十月。龙：指唐明皇的车驾。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空坟，而尸体不见了。从此故事增入神话色彩，当时有种传说，说杨贵妃已经“尸解”成仙而去。“君臣相顾泪沾衣”以下二十句写唐明皇回京后的见物思人，悲不欲生。信马归：听凭马自己行走，极言人心无绪的样子。太液：大明宫内的池水名。未央：汉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唐代的大明宫。西宫：太极宫，唐人称之为“西宫”或“西内”。南内：兴庆宫。唐人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为三大内。大明宫是当时的皇帝唐肃宗居住的地方。已经退位的唐明皇回京后先后曾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兴庆宫居住。梨园弟子：指昔日曾经侍奉过唐明皇的宫廷歌舞班子，据说唐明皇曾亲自教过他们排练。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以花椒和泥涂壁，一取其香，二取其多子。阿监：太监。青娥：指宫女。以上两句分承唐明皇与杨贵妃，是说昔日曾经侍应过他们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鸳鸯瓦：房顶上俯仰相扣的屋瓦。翡翠衾：用翡翠羽毛装饰的被子。以上层层铺陈，说明唐明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无物无景不在勾起他对杨贵妃的怀恋。文／韩兆崎 来源：中广网
高中作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但作文教学成效甚微,原因之一是作文素材匮乏。下面是我为您整理的关于白居易的高考作文人物素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白居易体恤民情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同情人民，他在皇帝面前做谏官时，就屡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写了大量讽谕诗揭露官僚势力残害人民的罪行。他写诗力求让人民群众看懂，相传他每写好一首诗，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妈妈听，听得懂的，方才拿出去。他在地方做官时，每到一处，都要力争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在杭州做刺史时，他修筑湖堤(现在的西湖白堤)，利用湖水灌溉土地。在苏州，兴修水利，也受到苏州人民的爱戴。在做忠州刺史时，他搞了许多利民的改革，号召开荒生产;改进税收办法，增加豪富的税款，减轻贫苦农民负担;尽量节省开支，减轻老百姓的支出。他亲自带头种树，绿化荒山。他主持群众聚会，席地而坐与民同乐。有些官员说什么：“‘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对这种议论毫不理睬。后来忠州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的好官，为他建了“白公祠”。
相传我国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每当作好了一首诗，总是先念给牧童或老妇人听，然后再反复修改，直到他们听了拍手称好，才算定稿。像白居易这样一位著名的诗人，并不因牧童和村妇的无知而轻视他们，因为他懂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所以他虚心求教于人民群众，这才使他的诗通俗易懂，为后人传诵。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白居易的一些作为很不以为然。少年得名，被人当做偶像追捧在众多名家当中，白居易大概属于天才那一类。他出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他竟然就此记住，以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这样的天才儿童要是放在20世纪末，没准就读上那些著名高校的少年神童班了。
难得的是，白居易没有像那些高校神童班的孩子们那样流星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9岁就熟悉了声韵——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这样，他1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目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政坛失意，与歌伎同病相怜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
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
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老来享乐，几多荒.唐几多愁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
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
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
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我心中的白居易9月17日，游览了白居易草堂，当时以为导游说错了，白居易草堂不是在洛阳吗？后来一查才知道，洛阳那个是白园(老白的晚年栖居地)，眼前这个是草堂。看看，做一名人就是好，没事瞎溜达，不但到处留情，而且到处留名。 余秋雨不说嘛：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着声名。 老白来庐山就是这样，当时挺郁闷，本来要替人主持正义，结果招人不待见，被人弹劾了，弹劾的原因也挺搞笑：说老白他妈是掉井里死的，老白不讲究，还做诗写井赏花，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中国人事就是多，吃饱了没事研究什么避讳，避这个，避那个，庐山本来好好的叫匡庐，出一赵匡胤，皇帝那匡着呢，你就不能匡了，改个名吧，结果庐山了，万幸啊，后来没人叫山，扯的有点远了，还说老白，老白到了江州，本来挺不痛快，看见一妓女，凄凄惨惨切切，跟自己差不多，一郁闷，弄出一《长恨歌》，后来到庐山一看，呵，挺好，在这定居吧，农妇，山泉，有点田，没事再做做诗：架岩结茅宇，属壑开茶园。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醛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艰险!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连皇帝都不想伺候了，大有乐不思蜀的劲头。 老白这辈子活的够潇洒，为文，堪称一代宗师，为官，虽然不太顺，好歹也做了几任地方大员，年纪嘛，活了70好几，人生70古来稀啊，这岁数在当时能申请记录，最重要的，特有桃花运，樱桃樊素嘴，杨柳小蛮腰，一个是着名歌星樊素、一个是舞蹈明星小蛮，左拥右抱的，想想，是个男人都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