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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有何特色？怎样继承其积极因素和发挥其现代价值？中国古代教育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间涌现出数量众多的著名教育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丰富多彩，流派众多，几乎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 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⑤意思是说人们的本性（先天素质）虽有差别，单差别不大，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的不同，这种差别却越来越大了。他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使自己受害；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说话尖刻刺人；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狂妄不羁。⑥他认为，人们如果不学习，不接受教育，就不能形成好的道德品质，既使具有好的品质，但如果不学习、不接受教育，这些好的品质也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可见，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又如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是由于后天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不同，才有了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之分。所以，加强后天的教育，对于人的后天成长是十分必要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固日求则得，舍则失之。”⑦即人虽然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但这些美德是很容易丧失的，只有不断的思考学习，努力追求，才能克服外界的干扰，保持自己的善性。如果一个人只注意物质生活，而不加强精神教育，那就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孟子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与禽兽。”⑧可见，接受教育是人立身的关键。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但他对教育的必要性的强调却是和孟子相同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世上之所以有君子，贤人，是后天教育改变了他们的本性，使他们有性恶变成了性善。他说：“为之，人也；不为，禽兽也。”⑨如果学习，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不学习，那就如禽兽一般了。这与孟子的话如出一辙。荀子还用许多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环境教育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⑩所以说选择良好的教育和环境，对人的成长是十分必要的。荀子还强调，学习是人们由贫贱走向富贵，由愚笨走向聪明的惟一途径，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要想有大的进步，就必须首先从教育做起。这正如《礼记·学记》里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墨子也认为教育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他认为人的本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易变。”⑾其意思是说人没有先天的思想意识，只具有一种可塑的素质，人的一切知识和道德观念都是后天的影响造成的。“素丝”之所以能变成不同的颜色，是“染”的结果；人之所以能形成各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知识，是环境与教育的结果。后天的教育培养在墨子看来是很有必要而且是非常严肃的工作。 而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调和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中有善的要素，但这善的要素并非即是善，善的要素必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才能使他近而为善。他说：“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⑿意思是说，既然人们的性有待于外加的教育才能够善，那么，善就该属于教育的范畴，而不当属于性的范畴。他还举例说，性好比是茧和卵，卵要经过孵化以后才能成为幼禽，茧要经过缫治以后才能成为丝，性也要经过教育以后才能成为善。性好比禾苗一样，善好比大米一样，大米从禾苗出，但禾苗不可能全是大米，善出于性里，但性不可能全是善的，要使性成善，必须通过教育，善是教育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认为教育是必要的。2 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 古人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如孔子把教育作为治理好国家的三大条件之一。有一次孔子到魏国去，他的学生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再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再问：“如果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半呢？”孔子继续回答：“教育他们。”①孔子把“庶”（人口）、“富”（财富）“教”（教育）当成治国、立国的三个要素。人口是最基本的，没有人就谈不上治国与立国。但人既有口要消费，又有手能生产，所以第二步就要发挥人手的作用，使他们富裕起来，以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有了物质生活的基础，最后才能发展教育。把文化教育建设好了，一个国家才算治理好了。也就是说，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了使人口增加、百姓富足之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盛。可见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子在《为政》里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以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有廉耻，而且人心归服。这段话说明孔子认识到教育不但和政治、法律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而且还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因为教育可以感化人们，征服人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形成“羞耻之心”，即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这样就可以使社会安定发展下去。 不仅孔子看到教育是一个社会安定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孟子也十分强调教育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明确提出“善政”不如“善教”的教育观点。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③孟子认为，好的政治靠的是法度，是用刑罚约束百姓，使之畏惧国君，不敢违背；而好的教化靠的是德行，是用仁德去感化百姓，使之爱戴国君，由衷向善。好的政治得到的只是百姓的财物，而好的教化得到的则是百姓的人心。所以，作为统治者，应该把“善教”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为从历朝历代来看，不论哪个国家，不论哪个国君，只有“得民心者得天下”。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和“德治”思想，强调“礼治”。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礼治”的重要手段，能起到“固国齐民”的社会作用。他说：“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能婴也。”④他认为若不抓教育工作，不用礼的思想教育人民，则退不可以守，进不可以战，国家就要灭亡；若抓紧教育工作，用礼的教育思想统一人民的意志，则国家强盛，则敌国不敢侵犯了。可见他也是强调教育对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国家的重大作用的。 而墨子则从“兼爱”的立场出发，指出劳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人民受不到教育，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把教育当作使社会走向重要措施之一。唐代的孔颖达从儒家的传统政治观出发，充分肯定了教育在营造社会好道德风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宋代的朱熹也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并从当时的教育实际出发，反复强调国家办教育应“以明人伦为本”，只有“教明于上”，才能“俗美于下”，“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可见朱熹已将重视教育的眼光投向了未来。 3 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 将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周朝的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由当时负责教育保氏教育他们，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就是当时的宗法礼制，礼的教育承担着政治宗法教育、伦理道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等任务。乐包括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乐的教育是和礼的教育密切相关的，同样肩负着政治法度、道德人伦等方面的教育任务；乐教和诗歌相结合，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射是指射箭的技术，驭是指驾御战车的技术，二者都是当时武士所必备的条件。书指的是汉字的形体结构类型，据《说文解字·叙》说，周时的启蒙教育是以“六书”为先的。数即术数，包括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占卜算法等多方面的内容，相当于自然科学知识和宗教技术知识。从这六大方面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中国古代教育确实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德育和智育的相互结合。礼乐主要是道德教育，但其中也包括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射驭书数主要是知识技能教育，但其中也渗透着德育的内容，例如射驭训练实际上也是礼制教育的一个方面。 据《宪问》载：孔子的学生子路曾问孔子：“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子路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般人得到安乐，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这说明孔子要求“君子”应有两个条件：第一，“君子”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即随时修养自己。第二，“君子”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即具有治国安民之术。第一讲的是“德”；第二将的是“才”。孔子要求“君子”德才兼备，而以德为主。他认为“德”与“才”两方面都要学习。《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意思是说，孔子的主要教育内容有四项：历史文献、道德行为、待人忠心与信实。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⒀意思是说，弟子回到家里要孝顺父母，外出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小心，说话讲究信用，要广泛爱护大众而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之后，将多余的精力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尽管孔子主观上认为德育是重点，但他对文化知识的教育也不曾忽视，在他四十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他把收集到的历史文化资料，精心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 在这之后，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似乎更加强调德育的重要了，但同时，人们也并没有放松对知识文化教育的重视。就拿墨家学派来说吧，虽然重德行是儒墨两家学派一致的要求，而墨家却主张培养具有“兼爱”精神，还要掌握实用技术。也就是说，墨家学派的教育内容，以“兼爱”的基本思想为主，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墨家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重视科学技术的教育。在墨家后学所著的《墨经》中涉及到几何学、物理学、光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为我国科技发展史和科技教育史写下了极为难得的光辉篇章。 再如，董仲舒就提出了“必仁且智”的观点，他提出了“仁而不智”与“智而不仁”的片面性，从而提出既要强调德育而又必须德智相辅以及通过教育进行德育的方法。⒁他认为智育是有助于德育的，道德行为上的失误，往往由于学习不好或认识不清而造成，所以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⒂他以为不学习不能成德，这种把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起来的思想也正说明了中国古代教育是反对偏执一方，主张德育与智育并重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这三个基本特征的浅析，能让人深刻的感受到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尤其是能让人深刻的感受到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深厚蕴藏，进而培养既宽阔又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提高素养，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以便更好的检验过去，执着现在，创造未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新世纪的今天 ，借助史学，向史学要深度，为其出谋划策。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1】
摘 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
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 《论语》因材施教仁 教学思想 启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由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
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
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
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
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
充分说明了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
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
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
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
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
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这是孝悌充分体现。
子曰：“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
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
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
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
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
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
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朱熹(宋).《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论文期刊：
[3] 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年21期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2】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我针对孔子著名的“有教无类”、 “乐学”、 “因材施教”以及一些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进行浅析。
[关键词]孔子“有教无类”“乐学”“因材施教”“变通”
正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
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因而孔子一生开私塾，广收弟子三千，有才能者就有七十二人，因而孔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的发展和老师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在这里仅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点进行分析。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
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
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仅仅是王孙贵族，普通人的子女也可以接受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孔子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
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后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
孔子教导学生要注重提高道德素质，也提倡老师要讲究职业道德。
从以上可以看出，孔子把德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
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只懂搞教育，而不懂道德要求，那么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有很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却助纣为虐，为战争贩子研制杀人武器;一个掌握有高超印刷技术的科研人员却研究和大量印刷假币，严重干扰和威胁国家经济，这样的人于百姓、于国家、于社会有何益呢?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点是道德教育。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推崇的是使学生“乐学”。
《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要使学生愿意学习和乐意学习，他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只有把学习当作乐趣，迷上了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效。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还对别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是非常乐于学习的人，正因为把学习当作乐趣，才能学得进，学得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所以孔子认为要想使学生学好，首先要让学生“乐学”。
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因材施教"。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孔子能熟练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到学生想弄明白而不能弄明白的时候，不去点拨;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清楚时，不去启发。
从而极大地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
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变，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除了以上关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
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
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理念——终身教育思想。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培养其创新、创造能力，教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目前我们还有相当部分教师还没有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扭转。
哲学告诉我们：变，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变就不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论语》
[2]《论语名言解析》
[3]讨论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广西教育》
[4]语文课程改革应当反思的几个问题 《语文建设》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色 （一）综合观，即大教育观 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教育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辨证观，即对立统一观 古代教育家强调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即"德智统一观" （三）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重视启发内心的觉悟，相信主体内在的力量。 （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 教 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因材施教”的命题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 人，各因其材”。） 施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 的 方法有两种。第一，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有一次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字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第二，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 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就要 “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就是要注意学生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的感情倾向，这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了解透彻了。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 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 的 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 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 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 识要 “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 ，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 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 状 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 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七、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 敏 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 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 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 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 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 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 化 学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 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 而是可以教学相 长 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参考资料：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 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地区很多地方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轨。而且脱得很厉害
新时期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校教师的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质量之间关系密切。所以引导高校教师形成成熟的教育思想，意义重大。高校教师的教育思想成熟与否，可以从他们的教育实践来衡量，分析高校教师的教育方法，结合他们的教育特点，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高校教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认知，在分析他们的教育思想时，需要采取适当的切入点，了解他们面临的教育挑战，然后制定相应的对策。教育思想是人们基于自我认识，对特定的教育实践形成的认识，这种认识经常经过进一步的组织加工，明确地表达出来。教育思想具有历史、社会性、前瞻性等特点，对教师的教育活动可以起到指导作用。在科学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教师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教学工作中存在的积极和消极之处，改进教学工作。教育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总的来说，教育思想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先进的教育思想可以引导人们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受教育的实践，正确看待教育活动，同时在教育思想的框架内开展教育活动。其次，先进的教育思想可以使人们清楚认识教育活动中的利与弊，改进教育方案，提高教育效果。最后，先进的教育思想可以认清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描绘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蓝图。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孔子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 它包括因材施教、学与思相结合、启迪引导等。现代以来，我国许多教育学家也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教育思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乡村教育思想等一系列教育思想。新时期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面临着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工作者有必要立足现实，反思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传统教育思想中寻找启发性内容，创新现有教育思想，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稳步发展。高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坚持正确的教学方向，新时期坚持正确的教学方向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只有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主要实施者，他们应该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学生成为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人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但现实教学实践中也有教师不能坚持正确的教学方向，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成长的唯一指标，而不关注学生在其他方面的成长，没有制定科学的教学方案，促进学生们的全面发展。 这些做法需要纠正。另外，一些教师只注重课堂教学，不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在教学活动中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没有引导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这不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新时期，高校教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引导，坚持正确的教学方向，使教学活动不仅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场所，而且成为提高学生政治意识的舞台。优秀的业务能力是高校教师实现自己教育思想的保障，只有磨练优秀的业务能力，高校教师才能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精髓完美地落实到教学实践中。优秀的业务能力是高校教师知识积累量和教育能力的体现，如果所有的高校教师都能具备优秀的业务能力，大学的教学水平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目前许多高校教师在理论知识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在业务能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他们在教学生们知识时，缺乏业务经验的支撑，学生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够。高校教师的教育思想与业务能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不仅可以为后者提供方向指导，也可以为后者提供动力支持。良好的业务能力是高校教师教学实践熟练度的体现，可以进一步完善教师们的教学思想。从教育实践看，高校教师的教育思想具有指导和驱动作用，可以帮助高校教师更好地开展教育实践，实现自己的职业使命。新时期，高校教师需要正视自身业务能力不足的问题，积极与行业老师开展交流，学习先进业务经验，提高自身业务能力，进而创新自己的教育思想。高校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道德是教师教育思想成熟的表现，也是教师应遵守的基础。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些教师在职业道德方面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对职业道德的要求逐渐降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课外兼职方面，在课堂教学方面消耗的精力逐渐减少，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职业道德认知、职业道德规范内化、职业道德实践引导。关于职业道德的认知，可以从相关规章制度来看，如《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这一规范的指导下，高校教师们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更好地开展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教育效果。就职业道德规范内在化而言，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下，能有效地改进教育活动，使他们在教育活动中深刻理解规范的内涵，力求外在化，内在化于内心。在引导职业道德实践上，在高尚的职业道德规范指导下，高校教师可以严格要求自己的教育行为，力求使自己的教育行为产生理想的效果。高校教师需要重视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把课堂教学放在主要层次，把学生放在工作的中心，从职业道德认知、职业道德规范建设、职业道德实践三方面着手，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高校教师应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核心，在教育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要重视学生们思想认知的特点，重视学生个人价值和创造力的发挥，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真正取得教育实效。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践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必须重视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学生在思想认识发展方面不平衡，所有学生的思想认识都有其独特之处。在开展教学活动之前，高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们的接受能力，选择学生们可以接受的案例，同时用适当的方法说明知识点。其次，要把提高业务能力与学生思想发展相结合。在现实教学活动中，高校教师注重提高自身业务能力，提高教学效果。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 因为在教师职业发展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是必须要做的。但教师们在提高业务能力的同时，还需要促进学生思想的发展。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因此教师所做的一切教学准备都应该以学生的发展为基础如果不能以学生为中心开展课程，这种教育就需要改进。如果不能把学生的思想发展作为教育目的，这种教育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后，切实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能帮助学生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实现教师的个人价值。 在高中教育中，教师起到引路人的作用，帮助学生走出困惑之地，使学生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成为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人才，正是以人为本教育原则的体现。促进高校教师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健全教育思想保障机制为高校教师们排忧解难。高校教师也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建立了教育思想保障机制，为的是帮助高校教师解决各种困难，推动他们的职业发展。建立教育思想保障机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建立健全人员保障机制。组建高校教师教育思想研讨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教育思想讨论会，使教育思想始终充满活力。对兼职教师或非专业教师，组织他们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活动，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其次，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教师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困难，难免会消极懈怠，工作缺乏动力。面对这些问题，高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 具体来说，可以建立完善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在激发教师们工作积极性的同时，对教师们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价，改进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最后，提供充实的物质保障。高校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持，包括购买数字资源和其他教学设备。如果能为教师们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教师们就能充分准备教育活动，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另外，由于缺乏相关的教学设备，也不会影响教学效果。新时期，高校教学工作遇到了许多机遇，但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困难。高校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提高教学效果，需要高校教师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改进教学方案。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他们的教育思想是根据教育实践形成的，是他们教育观的集中体现。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做好教育活动要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发挥学生们在教育活动中的积极性。衡量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是学生们的满意度。 如果学生们能学习知识，同时给予教师们很高的评价，教师的教育效果就会很好。所以，高校教师只有积极完善自己的教学思想，完善教学对策，经常与学生沟通，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基金课题】1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资助项目，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新时期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领研究”(项目编号： 19JDSZ1011 )的阶段性成果。2 .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高校民主党派人士在三全育人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D08 )阶段性成果。(作者(申覃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萌芽：理论上，韩非子最先提出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实践：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废分封，行县制 “ 燔诗书而明法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建立于秦朝：秦统一后，为了巩固统治，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皇帝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并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特点：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权利高度集中成为秦朝统治的最基本特征。 巩固于西汉： 内容：西汉改革管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僚的控制。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 特点：强化了皇权。重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完善于隋唐： 内容：实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从而消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创立和完善了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不易 形成将帅用兵的自重局面。 特点：用分权的办法加强皇权。官员选拔规范化、制度化，考试成绩取代了门第出身。 加强于宋元： 北宋：集中军权。设三衙统领禁军，并与枢密院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以防武将专权。 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派文官做知州，知州设通判，二者互相牵制。 集中财权。在各路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 集中司法权。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司法职员。悟涵 通过以上措施，皇帝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财政、行政和司法大权，铲除了封建藩镇割据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元朝：在中央健全了中央官制， 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事物；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 在地方，实行行省治度。 特点：强干弱枝（北宋）；在中央分权基础上的地方分权（北宋）； 地方行政体系有了重大发展（元）和；建立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辖管理制度（元） 提醒：在皇权与相权方面，唐朝和北宋均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利。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 北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军权、财权。 元朝时，废三省，施行一省制，即中书省，长官为宰相由此宰相地位逐渐位高权重，威胁皇权。于是，明朝建立后，裁撤中书省，废除丞相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在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尤为突出。 强化与明清 明初：在中央、，废丞相 权分六部 ；地方实行三司分权。 改大都督俯为立军都督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制定《大明律》。 设厂卫特务机构。 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思想控制。 设内阁（明朝设立的内阁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产物，英国的内阁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 清： 沿用了明朝的内阁六部 。 增设军机处，标志着我过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大兴宣政院。 特点 皇权空前强化，封建专制注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论文这种事情还是自己动手来的好吧， 我觉得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论文题目：1、试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内容与学科特点、试述西周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化3、试述孔子的社会思想4、试述荀子的重法思想5、试述韩非的法
提纲联系1、科举制度、十年寒窗2、闻鸡起舞、投笔从戎3、皇帝的早朝制度4、私塾的先于先生到教室的制度 希望对你有帮助
从儒家思想看古代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同样，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由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目的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重感性，不重理性，重臆想，不重论证，对于事物只满足于笼统的、粗浅的描述，而不求深层思考和精确分析，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概念模糊不清，不证而论，以类比为主，由上而下，从大到小，缺乏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满足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的表象的描述，不解释原因，不追问为什么。如孔子的《论语》，只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从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缺乏严密性、逻辑性，不讲究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解释，因而很难产生形式逻辑，也就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正如尼斯贝特所说：“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物的规律。”②在古希腊产生理性之光的时候，中国虽然也一度形成了学术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儒家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如果说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那中国人则是为了实用而追求利益，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孔子则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方思想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国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可能产生哲学体系。而“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③反映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方向上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注重现象记录，直觉猜测，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中国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的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黄帝内经》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明代徐光启在谈到勾股定理时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难怪美国人亨利·罗兰在100年前就忠告美国科学界：“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求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难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④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正是这一切的一切，导致了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千百年的衰败。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应当说，各项事业均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领域的面貌也取得巨大变化。但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从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老人在逝世之前对温家宝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发了社会热议。温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与教师座谈时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解这个命题不仅关乎中国的教育事业，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显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简单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它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文化根源。钱兆毕在《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一文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成长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基因：1、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2、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3、擅长运用理性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重视逻辑和实验方法；4、追求思维的严谨性、明晰性和精确性，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5、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6、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其根源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首先，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把人们的兴趣和追求引向了现实世界，引向了功名利禄，中国人从此把功利、实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目标。特别是渴望“做官”，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就只有当官，当官就可以获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可以发财致富，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为了一官半职，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剥弱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现实世界之外的自然不感兴趣，缺乏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把人生的主要兴趣、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了读“圣贤书”上，连四岁就问出了“天之上是何事物的”朱熹，尽管在童年就显示出他在科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纵观朱熹的一生，和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薄，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由此可见儒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人、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中国教育都深深地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人们读书受教育，目的只有一个，过去是为了做官（科举制度更是强化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现在是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好职业。据调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开始就不上课，外出实习，名为实习，实为找工作，而近几年来，大学生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无心学习了，开始外出找工作。如此下去，中国教育令人担忧，中国未来令人担忧。试问，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怎么可能产生杰出的人才？其次，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文轻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主流趋势。从孔子开始就蔑视科学技术。《论语》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为，那么谁钻研科技谁就是小人。《孔子家语》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从而导致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几千年来都重文轻理。孔子教学时的“六艺”中虽然也有算术，那也只是为了实用，而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四书五经了。纵观中国教育史，清朝之前，中国的学校教育的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文科内容，直到1888年清朝政府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不像西方，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教育，甚至在中世纪，西方大学课程中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中国教育重文轻理的传统导致中国教育始终落后于西方，严重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正规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898年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成立，才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的诞生，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正规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中国教育的滞后严重阻碍和影响了杰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更是造成无数的中国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一切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都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的附属品。其结果是，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最后做了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后做了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也都失传了……，中国古代科学就这样自生自灭，科学人才也这样自生自灭。而西方近代史上的许多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培根、达芬奇、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莎士比亚等都是近代欧洲建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三、儒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经验，重感悟，重直觉，而不善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问背后的原因，概念模糊，不追求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这种思维模式很难创造出中国的理性科学，也很难成就科学大师。连“理学家”朱熹也未能幸免。朱熹曾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理”的概念。其实，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场合下，已与苏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来也可以作为理性科学的信念基石，但由于朱熹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在论“理”与“物”的关系时，仍然靠经验的直观感受，因而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缺失，加之他对于世界本原之类问题的兴趣不够浓厚，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子开始，一脉相承，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因而中国产生不出理性科学，也产生不出科学大师。第四、儒家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人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众所周知，无论是理性科学的产生还是杰出人才的产生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有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和精神以及创造新世界的冲动。而在儒家思想中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中国人从商周之际就有了敬祖的观念。敬祖本身无可非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如果把敬祖演变为对祖先盲目的顶礼膜拜，则会对人的心理和思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盲目崇拜的结果会使人变得保守，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削弱人的判断力、自信心，削弱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极大地阻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孔子正是盲目崇拜先人的始作俑者。孔子政治主张的前提就是崇拜先人，效仿先人。所以他提出“克己复礼”，呼吁君王们效仿先王之德，恢复周朝之礼制，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对先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渗透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比如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之风也始于孔子。孔子教学生从来都是学生问，老师答，似乎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老师讲的都是真理，学生都必须遵循，不容置疑。这样，儒家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观，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盲目崇拜先人、师长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新意识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今中国教育中，教师总是满堂灌、一言堂，学生总是被动接受、不爱思考，缺乏创新思维的根源所在。所以，在中国，后人的成就和影响从来没有超过前人的，孟子超不过孔子，荀子超不过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谁的影响能超过孔子。而反观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一代比一代强，柏拉图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而到了近现代，思想巨人、科学巨人更是层出不穷，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等。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中国本土至今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世纪难题了。结束语本文只限于对儒家思想给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教育现状，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封建制度、小农经济等等。但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只有找到了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如何有效解决是我们教育工作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但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决不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批判是一种扬弃，扬弃是为了去其糟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精华。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容置疑，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对完善道德的要求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倡导，都是十分宝贵的，尤其在人类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儒家思想中的这些精髓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进步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科学的物化形式在提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压迫自然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人类非理性的贪婪和任意索取不仅造成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灭绝，打破了人与各物种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不敢说儒家思想就一定能够拯救人的心灵，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完善道德和理想人格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如爱因斯坦1937年在他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试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求拯救西方经济危机的途径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有责任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炎黄大帝大战蚩尤的时候，那时候，我神舟大地城池屹立、华夏儿女以种植水稻！白种人还以野人形态为生，可想这是何种差距！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长期强大，除战国时期，各国苦战最后秦国统一中国2000年！此后我中华，就没有发生过像战国时期那样弱者必亡的战争！虽然自秦国以后，仍有战事，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以其说是国以国战争，还不如是皇族之间的争斗，中国还是中国，强者还是强者！正应长期如此才慢慢衰退啊！西方就不同了，基本相同的面积有几十个国家如果你不聪明你不强大地图上就没有你！战国时期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个时候已经有铁、刚、还有弓箭、弩…领先世界2000年！这就是竞争，可是中国人没有！而西方人为了获得一块土地，不惜付出生命远赴重洋开阔国土。这样就会变的更富有、更强大！在相符的争斗中发明了大炮，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为了胜利什么事，什么办法都想的出来！可是中国是王不需要！西方不要就亡国！这才是事情前因后果啊！但是中国一旦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