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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2.1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2.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2.2.1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2.2.2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2.2.3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摘要：共犯关系脱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的研究。为了合理地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共犯关系脱离行为，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构成要件和罚则进行合理的界定。关键词：共同犯罪；脱逸；成立要件所谓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并终止与其他犯罪人的共犯关系，从而对脱离后其他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共犯关系脱离所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需具备什么条件脱离者才对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理论界也鲜有人论及。笔者拟对此问题及相关内容加以浅析，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一、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条件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有的学者认为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本人放弃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为；三是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场合让其他行为人知道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笔者认为，根据以上要件，在某种情况下，无疑会扩大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外延，而在有的情况下，则又不适当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范围。具体说来，首先，论者并没有限制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根据论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但是，笔者则认为，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行犯罪后，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动放弃犯意，并有脱离共犯关系行为的，也不能解除他们的共犯关系。其次，第三要件即“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为脱离共同犯罪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关系中，只要有消极的脱离行为即可，而无须实施积极的脱离行为。以上两种情况其实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问题。在此需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与共同犯罪中止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共犯人脱离了共犯关系，因而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后者则是指共犯人并没有脱离共犯关系，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仍然承担共犯责任，只是应从轻处理。可见，在理论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当然，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的中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两者都发生在犯罪过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在表现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为就是一种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因此共犯关系的脱离必然有着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征，但是它毕竟有着自己的特定构成要素，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应具备以下条件：1、发生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施犯罪以前。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犯罪阶段要求。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发生在共同犯罪人着手实行犯罪前、直接实行者实行犯罪后以及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等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这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共犯关系脱离的。就脱离者而言，在犯罪的发展过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他都可以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是这种脱离行为是否能解除共犯关系尚需要实质地进行判断，即共犯关系的脱离并不是以脱离者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结合共同犯罪关系的实质来认定。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实行者已着手实施犯罪，共犯关系就不能解除。因为，根据刑法理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已形成共犯关系。如同犯罪既遂后的恢复原状不能改变行为的犯罪性一样，成立共犯关系后就不可能再解除。具体说来，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共犯从属性说，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取决于正犯是否已着手实行犯罪。只要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关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于各犯罪人基于意思联络而成为同心一体，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影响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为。这也正是对共同正犯实行“一部行为负全部责任”的理论基础。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关系的脱离必须发生在着手以前。当然在着手后，共犯仍有脱离行为，但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问题。2、脱离者必须自动放弃犯意。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主观要求。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论者认为，只要在着手前切断因果关系，即使不是基于任意性，也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脱离者在处理上不承担共犯关系责任，那么就应对其成立要件做出严格的限制，即脱离者应自动放弃犯意。但关于自动性，德、日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主观说认为，由于认识外部的障碍而停止的场合以外，是自动放弃犯意。限定主观说主张只有放弃犯意即后悔而中止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客观说主张按照社会一般的观念，以客观的判断为标准认定障碍的性质。折衷说主张在一般经验上对意思给予强制影响的情况为动机以外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通说认为折衷说比较妥当。我国理论界关于自动性的观点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指在行为人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为。这表明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犯罪，即使客观上难以完成犯罪，也不影响自动性的成立。3、行为人必须有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实质性要件。何谓脱离行为?笔者认为，应以是否切断脱离者已经实施的加功行为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原则。只有切断了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脱离者才不负共犯刑事责任。基于这一原则，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脱离行为分为消极的脱离行为与积极的脱离行为。前者是指脱离者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帮助者将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这种脱离行为一般是针对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间不存在领导、制约关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帮助犯、胁从犯以及犯罪集团中的一般参加者等。由于这些犯罪人对犯罪的实施并不起主导、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极地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为对正犯的影响。内心的脱离或单方面的脱离是不能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因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为同心一体。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但是却并没有传达给其他共犯人，那么对于其他共犯人来说，这种同心一体的联系仍然存在。当他实行犯罪时，与脱离者也依旧存在着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联络。因此只有将脱离共犯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这种同心一体才能解体。对于传达脱离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决定从犯罪活动中退出来，并中止了犯罪行为。对于以默示的方式表达脱离犯罪活动的意思，如从犯罪现场离去、帮助者没有按约定提供工具或出现在现场，如果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也不失为一种脱离行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这一方式。例如共谋强盗并实施了预备行为后，其中一人悔悟，从犯罪现场离去。对于这一案例，福冈高级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决认为：虽然行为人既没有阻止其他共谋者的犯罪行为，也没有明确表示脱离的意思，但是当剩余的共犯者不仅认识到了脱离者的脱离事实，而且认识到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共谋的犯罪事实时，可以说共谋者接受脱离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脱离者只对当初共谋的强盗预备负刑事责任，而不承担强盗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所谓积极的脱离行为就是指脱离者采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为此做出了真挚努力的。这种脱离行为是针对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着领导、指挥、主动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于这类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单纯地将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脱离共犯关系，他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作为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从国外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将下列行为认定为积极的脱离行为：(1)使其他共犯者确定地放弃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决“当脱离者作为共谋者团体的头目可以强制支配其他共谋者的地位时，倘若脱离者没有恢复到不存在共谋关系的状态，就不能说解除了共谋关系。确定地放弃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须真正放弃犯意。”笔者认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应放弃犯意即可。至于是否真正地放弃犯意并不影响行为人脱离共犯关系。因为脱离者已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国家有关机关告发、举报的，如俄罗斯刑法第205条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这种行为既可以作为第一种行为失败后实施的一种补救行为，也可以单独实施。(3)其他阻止犯罪实行的行为，如向被害人通报等。二、脱离共同犯罪关系者的处罚对于脱离后其他犯罪者实施的犯罪行为，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脱离者不承担共犯责任，这与共犯处罚的根据密切相关。关于共犯处罚的根据，理论上有责任共犯说、行为价值惹起说、惹起说等不同观点。虽然观点聚讼，但在对待脱离者的刑事责任上，则无论根据哪一种理论，都可以得出脱离者不对他的犯罪行为负共犯责任的结论。如惹起说认为共犯之所以处罚是因为与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结果。根据这一理论，在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况下，脱离者不仅与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联络，而且给予他人实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与正犯惹起的犯罪结果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也不对其承担共犯责任。对于脱离者脱离前的行为，从司法实践与有关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一般也是免予处罚的。这有理论上的依据和刑事政策上的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脱离者的行为是着手前的预备或阴谋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并无实质的危险，同时脱离者又系自动放弃犯意，主观恶性较小。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也应当从轻处罚。从刑事政策上来说，这样处理无疑是给犯罪者“架设后退的金桥”(李斯特语)，对于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瓦解、分化和打击犯罪组织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并不是说脱离者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结合具体案情，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给予适当的处罚：(1)预备行为构成犯罪的。如甲、乙为了抢劫成功，事先各自购买了枪支。但在实施抢劫前，甲因惧怕而放弃犯意，并没有参加抢劫。甲的行为构成菲法买卖枪支罪。(2)共谋实行重大的犯罪活动，并进行了预备活动。如共谋抢劫国家金融机关、爆炸国家重要设施、部门等。是否属于“重大”的犯罪，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为阻止他人实行犯罪做出了诚挚的努力，但并没有真正阻止他人实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虽然答应放弃犯意，但是仍然实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应追究以上行为的刑事责任，也应从轻处理。即将共犯者的脱离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三、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立法评价从世界各国刑法规定来看，多数国家对共犯关系的脱离没有作明文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条件及责任作了规定。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立法方式：一是规定在总则中，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该法第206条第6项第C款规定，在实行犯罪之前，终止共犯关系且将共犯关系给予实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灭或给予执法机关适时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实行作适当的努力，不能作为他人所实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条第6、7项规定，行为者共谋实行实质犯罪后，在能确认其在完全而自动放弃犯罪目的的状况下，阻止共谋目的之达成，即为积极抗辩。共谋者之一，纵有废弃其合意，如未将合意之废弃告知共谋之对方，或向法律执行机关申告共谋之存在以及自己为共谋之一员时，对该人之关系上，不得认为共谋已终结。二是规定在分则，这是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第422条规定，恐怖活动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从而得以制止犯罪行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员残废或永久性残疾，且在相应场合，得以侦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减半。三是总、分则结合式。即既在总则中作出一般性规定，同时又对分则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专门作出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为多数国家刑法所采纳。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条规定：犯罪之不发生，非由于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发生，与中止以前加功行为无关者，如中止者确曾因己意而尽力谋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罚。同时分则第129条对脱离犯罪集团作了规定，如自动将其所知犯罪行为之计划，于尚可阻止其实施之适当时机内报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断减轻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罗斯刑法典也采纳了这一立法体例。综观各国关于分则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1)其适用对象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特别是恐怖活动组织犯罪；(2)客观上必须是积极的脱离行为；(3)在处罚上，从宽有两个层次：一是从犯罪组织中退出来则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如果他们对侦查予以积极帮助的则对其免除处罚。在分则中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专门规定是伴随着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采取的一项策略。实践证明，奖赏脱离者或称“悔过者”的刑事政策在侦查期间打击最为恐怖的有组织犯罪形式是极为有用的。“悔过者”或更确切地说司法机关的合作者，在与通常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黑手党犯罪的斗争中无疑是有意义的。我国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共犯关系的脱离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形可以按预备犯的中止犯处罚。这样看来，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似乎意义并不大。因为与国外的刑法规定不同，在我国对于预备犯原则上是可罚的，而且中止犯不仅可以发生在实行阶段，在预备阶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国刑法中的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形，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其实是共犯中止犯的问题。但是，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出发，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还是有必要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共犯论体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予以研究。因为共犯关系脱离之所以不适合我国主要在于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规定过于宽泛。首先，我国刑法原则上处罚一切预备犯；其次，我国刑法并未限定预备犯的成立范围，不仅包括自己预备，也包括他人预备。这样共犯就有成立预备犯并受到处罚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国刑事立法中，多数国家是将预备犯的处罚严格限制在少数严重的犯罪中，即预备犯原则上不处罚，如法国、日本、韩国、德国。同时在理论上，多数学者也主张预备犯只能以自身的行为为前提，他人预备行为不能包括在预备行为中。可见，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也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应改进我国关于预备犯的立法，即只处罚少数严重的犯罪的预备行为。笔者赞同这一见解。若从这一立场出发，则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据。不仅如此，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更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举一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共犯关系犹如民法上的合伙，有其成立、变更、撤销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体论中，应包括共犯关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关系的变更如实行过限、共犯关系脱离等内容。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予以研究，可以推动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最后，从性质上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小于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种应当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强司法操作性，而且能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同时也使刑法关于共犯的规定更趋完善。那么，在上述三种立法体例中，哪一种立法体例比较适当?仅在总则中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固然具有其长处，但是由于没有区别对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将不利于打击、分化和瓦解有组织犯罪，毕竟有组织犯罪的惩治是当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分则性规定虽然突出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但是对于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规定。比较起来，总、分则结合式就比较可取。它可以克服两者的缺陷，同时又取两者之长。这种立法体已为新近制定或修订的刑法采纳。具体言之，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着手前脱离共犯关系的，免予或减轻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分则中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特殊脱离行为，即实施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诉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处罚：(1)解散或决定解散犯罪组织的；(2)不是发起者或首要分子，并且退出该组织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团犯罪的。仅供参考，原创进空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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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研究是以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因果关系是哲学上的一对范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汇总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言简意赅地写道：“因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秩序在内的由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刑法因果关系是哲学因果关系在刑法上的具体应用，二者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相对性、先后次序性、原因的程度区别原则以及刑法因果关系与犯罪构成之关系诸问题上，我国法学界取得了较统一的认识。但有一些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论.一、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是指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能够决定或影响刑事责任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基中事实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基础，而法律因果关系是其本质，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中的。（1）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果关系就是由于事物相互作用产生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联系的多样性，引起结果的原因往往是多个的，只要对于结果的产生起了积极作用，无论作用大小，都应作为原因看待，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观点。那么从刑法上来说，只要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产生起了积极作用，都不能否认其原因的性质。我国刑法界都承认，和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一样，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也是存在于客观世界无限联系的因果链条这中，因此，必须采用孤立、简化的原则，抽出一定的环节来研究，但对于研究什么样的环节存在争议，即对刑法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两个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有许多不同观点：①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人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②认为刑法上所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某人的行为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就失去刑法上的意义。③认为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④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上违反刑法的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同危害社会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⑤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对象应包括三个部分：可能性危害行为与可能性危害结果之间、可能性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以及危害行为与可能性危害结果之间的困果关系。⑥主为应将刑法的因果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意义上（即最普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目前在我国刑法界占通说地位的观点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是：其一，作为此种因果关系中的结果的性质，只能是按照刑法规定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并且能够作为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果，包括已发生的现实损害，以及发生某种损害的危险状态。…其二，作为此种因果关系的原因的，是在客观上符合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特征的行为” 。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必须符合“有A才有B”。凡是对危害结果的产生起了必要条件作用的，不论作用的方式、程度、大小都应认为两者存在因果关系。（2)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指体现在刑事法律中，作为司法机关定案标准的，追求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内容是运用什么标准确定某一案件中行为与结果之间达到特定法律条文的要求，这是中外刑法学者争论的焦点。在前文的论述中，对西方法学界的观点已经简要提及。而在我国，由于受前苏联和前东欧地区法学的重大影响，存在以下几种学说：①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能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行为人只对必然因果关系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毕昂特科夫斯基教授于30年代运用马列哲学原理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在刑法上应区分出必然与偶然结果。行为人只对其行为的必然结果负责。这种学说把偶然原因看作偶然事件，导致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过窄，爱到特拉伊宁的批评。这种学说是我国以前采取的理论。②偶然因果关系说。该说的基本观点是：“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基他因素，并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两者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学说还认为不能将条件与原因绝对分开，二者只是处于不同的等级和层次恧已，因为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观点的最早主张者是库德里亚夫采夫。③近来，又出现了国外长期采用的条件说。这是大陆法系法学家提出的观点。在以上的篇幅中已经论述，不再重复。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两个机能，一是定罪的判断机能，即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要为谁定罪，也即判断犯罪的主体。二是量刑的机能，即在各个犯罪主体之间如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刑法上因果关系可分为定罪的因果关系和量刑的因果关系。另外还可作多种分类：简单的因果关系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直接的因果关系和间接的因果关系；高概率因果关系和低概率因果关系等。二、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刑法以其自身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而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出发点，对社会中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进行评判。在现实中，一般都是先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然后根据危害结果和各种事实，查明案件，分析事实因果关系联系，从中判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对此危害结果负责，这即是一个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刑法上因果关系只是研究某种行为是否某种结果的原因，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而不是对行为与结果本身的研究；也不能取代对危害结果的认定。②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因果关系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不能离开客观条件认定因果关系；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特定条件，不能左右对因果关系的认定。③一个危害结果可能由数个危害行为造成，因此，在寻找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在认定某一行为造成某一结果时，也不要轻易否认该行为造成了其他危害结果。④在行为人的行为介入其他因素时，要判断某种结果是否行为人的行为造成时，应当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介入情况对结果的作用大小等。三、 刑法上因果关系和犯罪构成“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因果关系是客观方面的要件，这要我国是通认的观点，但对于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存在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是否所有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因果关系只存在于部分要求造成一定物质性损害或有形损害的犯罪之中，对于无损害结果的形式犯，则不存在因果关系问题。这是很多人认同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行为都能给社会造成危害，基中包括事实上的损害和造成损害的危险，损害和危险都是危害结果的范畴，因此所有犯罪都有危害结果的存在，在所有的犯罪中都有因果关系。解决争论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承认造成损害的危险属于危害结果。所谓危害结果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损害，也即对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客体造成的危害结果。犯罪客体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分，危害结果因此也可以表现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种情况。物质性的结果通常可以直接根据数量、重量、状态或价值直接计算出来，例如：盗窃数额，伤害程度，破坏状态等。非物质性结果往往是无形的、抽象的、一般不能计量。但我们不可否认它也是危害行为造成的一种危害。“形式犯既是犯罪，必定对犯罪客体造成一定的危害。这就顺理成章地承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刑法因果关系决定了某一危害结果是否可以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责任)，意义重大，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展开探讨。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刑法因果关系所具有的特征，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认定。1. 时间顺序性。原因(行为)在前，结果在后。一旦查明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时间，就不能将结果归因于结果发生之后实施的行为。2. 复杂性。刑法因果关系不仅存在一因一果的情形，有时也表现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3. 相对性。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两个阶段(因果构造)是：首先，针对结果，确定是哪个或哪些行为所致(可归因的行为)。然后，针对该行为或该数行为，确定是否归责(可归责的行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面的结合。4. 确定性。结果确实是由行为所引起。如果因果关系无法查明，应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5. 特定性。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行为是指实行行为，比如，为了早日继承财产而劝说被继承人乘坐飞机或者雨天散步，希望其发生交通事故或遭雷击。即使造成死亡，由于劝说行为不是杀人的实行行为而直接出罪。6. 现实性。刑法因果关系探讨的是已发生的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现实且具体的。危害结果是指现实具体的结果。比如，某罪犯即将被执行死刑，被害人家属冲破障碍，自己扣动扳机杀死了罪犯。不能以罪犯要被执行死刑为由，否定家属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7. 客观性。刑法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结果及其关系都具有客观性。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坚持客观说立场。比如，甲以伤害故意对乙实施了一般只会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但甲没有料到乙是特殊体质的人，结果造成乙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应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即死亡结果客观上归责于甲的行为。当然，行为人最终是否要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进行责任判断。犯罪成立的判断应体现层次性，顺序是先客观不法，后主观责任。刑法因果关系属于客观不法的范畴，主观责任方面可以排除甲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可能性，因此仅成立普通的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8. 个罪行为特征(因果构造)的特殊性。有些犯罪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发展过程。比如，罪的因果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行为——被害人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假如行为人实施了欺行为，被害人识破真相，没有陷入认识错误，而基于对行为人的可怜交付了财物，该结果与欺行为之间就不符合罪的因果构造，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行为人仅成立罪未遂。另外，有些犯罪的结果与行为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要件。比如，被强奸的妇女羞愤自杀；美貌女子被泼浓硫酸，难以接受毁容打击而自杀等。这不能让行为人承担强奸罪“致使被害人死亡”、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强奸罪可以评价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特殊情形及处理1. 被害人疾病或特殊体质的处理。犯罪行为过程中通常存在介入因素，如被害人行为、第三者行为、自然或社会因素，这时需要考虑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介入因素本身的异常性大小，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介入因素是否行为人的管辖范围等。笔者认为，介入因素一般是实施犯罪行为后，产生、出现或加入的情况。被害人的疾病或特殊体质不属于介入因素，而是行为时存在的特定条件或环境。这种情况下导致结果发生的，应肯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在于介入因素本身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而是该因素出现于行为之后、结果发生之前的特定时空时，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有通常性的，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是异常性的因素，则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的存在。2. 竞合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可以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区分行为的性质或类型：其一，数行为可以叠加发挥效果，都不会立即导致危害结果，但合力使结果提前发生。这属于“多因一果”，但不管能否查明行为先后，都肯定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犯罪既遂。其二，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有的行为不立即导致危害结果，有的行为立即导致结果。比如，投放足够剂量的毒药，被害人服用后、药性发作前，被他人开枪射死。刑法因果关系具有现实性的特征，死亡结果实际上是由开枪者造成的，开枪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投毒者事先着手实施了足以致人死亡的投毒行为，只不过因其他行为人开枪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发生毒死他人的结果。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投毒者，投毒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其三，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数行为都可立即导致危害结果的。比如，被害人头部、心脏中枪的致命射击。先行为肯定是致死原因，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后行为是不能犯，射击的是先行为已经杀死的人的尸体，因此后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这种情形下，查明行为先后至关重要：能够查清先后的，肯定先行为的刑法因果关系，否定后行为的因果关系；恰好同时发生的，都肯定刑法因果关系；无法查清先后的，应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都否定刑法因果关系。3. 重叠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不能导致结果发生，合力才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比如，甲、乙分别向丙的食物中投入致死量50%的毒药。笔者认为，对此都应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由于单独投放致死量50%毒药的行为不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各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该情形只满足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第一个阶段(事实因果关系)，却没有满足第二个阶段(法律因果关系)。因此，各行为人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以下两种情形中，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有所不同:其一，如果甲、乙是共同犯罪，无疑都具有刑法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其二，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后行为人对前行为人的投毒行为知情的，对前行为人否定刑法因果关系，对后行为人则认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作者：张开骏(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检察日报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刑法因果关系决定了某一危害结果是否可以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责任)，意义重大，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展开探讨。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刑法因果关系所具有的特征，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认定。1. 时间顺序性。原因(行为)在前，结果在后。一旦查明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时间，就不能将结果归因于结果发生之后实施的行为。2. 复杂性。刑法因果关系不仅存在一因一果的情形，有时也表现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3. 相对性。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两个阶段(因果构造)是：首先，针对结果，确定是哪个或哪些行为所致(可归因的行为)。然后，针对该行为或该数行为，确定是否归责(可归责的行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面的结合。4. 确定性。结果确实是由行为所引起。如果因果关系无法查明，应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5. 特定性。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行为是指实行行为，比如，为了早日继承财产而劝说被继承人乘坐飞机或者雨天散步，希望其发生交通事故或遭雷击。即使造成死亡，由于劝说行为不是杀人的实行行为而直接出罪。6. 现实性。刑法因果关系探讨的是已发生的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现实且具体的。危害结果是指现实具体的结果。比如，某罪犯即将被执行死刑，被害人家属冲破障碍，自己扣动扳机杀死了罪犯。不能以罪犯要被执行死刑为由，否定家属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7. 客观性。刑法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结果及其关系都具有客观性。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坚持客观说立场。比如，甲以伤害故意对乙实施了一般只会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但甲没有料到乙是特殊体质的人，结果造成乙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应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即死亡结果客观上归责于甲的行为。当然，行为人最终是否要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进行责任判断。犯罪成立的判断应体现层次性，顺序是先客观不法，后主观责任。刑法因果关系属于客观不法的范畴，主观责任方面可以排除甲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可能性，因此仅成立普通的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8. 个罪行为特征(因果构造)的特殊性。有些犯罪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发展过程。比如，罪的因果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行为——被害人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假如行为人实施了欺行为，被害人识破真相，没有陷入认识错误，而基于对行为人的可怜交付了财物，该结果与欺行为之间就不符合罪的因果构造，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行为人仅成立罪未遂。另外，有些犯罪的结果与行为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要件。比如，被强奸的妇女羞愤自杀；美貌女子被泼浓硫酸，难以接受毁容打击而自杀等。这不能让行为人承担强奸罪“致使被害人死亡”、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强奸罪可以评价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特殊情形及处理1. 被害人疾病或特殊体质的处理。犯罪行为过程中通常存在介入因素，如被害人行为、第三者行为、自然或社会因素，这时需要考虑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介入因素本身的异常性大小，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介入因素是否行为人的管辖范围等。笔者认为，介入因素一般是实施犯罪行为后，产生、出现或加入的情况。被害人的疾病或特殊体质不属于介入因素，而是行为时存在的特定条件或环境。这种情况下导致结果发生的，应肯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在于介入因素本身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而是该因素出现于行为之后、结果发生之前的特定时空时，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有通常性的，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是异常性的因素，则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的存在。2. 竞合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可以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区分行为的性质或类型：其一，数行为可以叠加发挥效果，都不会立即导致危害结果，但合力使结果提前发生。这属于“多因一果”，但不管能否查明行为先后，都肯定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犯罪既遂。其二，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有的行为不立即导致危害结果，有的行为立即导致结果。比如，投放足够剂量的毒药，被害人服用后、药性发作前，被他人开枪射死。刑法因果关系具有现实性的特征，死亡结果实际上是由开枪者造成的，开枪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投毒者事先着手实施了足以致人死亡的投毒行为，只不过因其他行为人开枪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发生毒死他人的结果。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投毒者，投毒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其三，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数行为都可立即导致危害结果的。比如，被害人头部、心脏中枪的致命射击。先行为肯定是致死原因，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后行为是不能犯，射击的是先行为已经杀死的人的尸体，因此后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这种情形下，查明行为先后至关重要：能够查清先后的，肯定先行为的刑法因果关系，否定后行为的因果关系；恰好同时发生的，都肯定刑法因果关系；无法查清先后的，应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都否定刑法因果关系。3. 重叠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不能导致结果发生，合力才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比如，甲、乙分别向丙的食物中投入致死量50%的毒药。笔者认为，对此都应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由于单独投放致死量50%毒药的行为不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各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该情形只满足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第一个阶段(事实因果关系)，却没有满足第二个阶段(法律因果关系)。因此，各行为人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以下两种情形中，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有所不同:其一，如果甲、乙是共同犯罪，无疑都具有刑法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其二，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后行为人对前行为人的投毒行为知情的，对前行为人否定刑法因果关系，对后行为人则认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作者：张开骏(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检察日报
刑法论文提纲格式范例
所谓论文提纲，是指论文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是论文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构思谋篇是指组织设计毕业论文的篇章结构，以便论文作者可以根据论文提纲安排材料素材、对课题论文展开论证。下面是我整理的刑法论文提纲格式范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题目： 刑法谦抑性的内容、价值及实现途径
一、 刑法谦抑性的内容、价值及基本要求
(一) 内涵、产生根据
(二) 价值
(三) 基本要求****
二、 我国刑法对谦抑性的贯彻与背离
(一) 贯彻 通过对我国刑法的立法与司法进行分析，找出我国刑法如何贯彻这一原则的。
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
2. 修8对死刑的削减。对特殊群体的`宽宥
3. 修6对非法鉴别胎儿性别罪提议的否定
(二) 背离
1.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触角过深、过广。比如聚众罪的设立不当，取金融机构信用罪的设立不当。危险驾驶罪设立不当
2.罪状不明确，导致处罚范围不明。比如非法经营，玩忽职守
3.刑罚整体偏重
4.司法机关重刑思想严重，导致判决凝重勿轻
三、刑法谦抑性在我国实现的途径
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1. 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 2. 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 3.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4. 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5.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6.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 7.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8.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9. 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 10. 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 11. 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 12.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13.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14. 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 15.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 16. 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 17.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 18. 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 19.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20.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21.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 22.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23.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 24. 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25.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26.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 27.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28.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 29. 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30. 善待罪刑法定原则 31. 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 32.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 33.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34.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35.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36. 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37.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 38.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 39. 论刑法适用解释 40. 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 41.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42.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43.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44. 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45.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 46.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 47. 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48. 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 49. 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 50.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51. 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 52.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53. 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 54. 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55. 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56.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 57. 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 58.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 59. 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 60.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61.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62. 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 63. 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 64.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65.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 66. 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 67.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68.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69. 犯罪数额研究 70. 不纯正数额犯略论 71.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72. 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 73.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74. 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 75. 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 76.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77. 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78. 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79.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 80. 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 81.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 82.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 83. 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 84.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85.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86. 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87. 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 88. 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89.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90.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91. 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92. 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93.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 94.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95.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96.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97. 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98. 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99. 身份犯研究 100.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101.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102.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103.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104. 再论牵连犯 105.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106.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107.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 108.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109.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110.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111."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112.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113.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114.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115.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116.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117.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118. 针对中国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119.中国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120.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121. 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122. 论计算机中国络犯罪 123. 试论中国络共同犯罪 124. 关于中国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25.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126.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127.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128.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129. 论“假想防卫” 130.业务过失犯罪研究 131.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 132.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133. 刑法竞合论 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 134. 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 135. 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136. 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137. 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138. 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139. 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 140.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 141.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 142.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 143.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 144.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 145.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146.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 147.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 148.间接正犯研究 149.论转化犯 150.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 151.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 152.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153.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 154.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 155.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 156.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 157.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 158.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159.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 160.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 161. 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 162.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 163.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64.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65. 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166. 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167. 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 168. 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 169. 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 170.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171.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172.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73.论酌定从轻情节 174.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175.惯犯问题研究 176. 初犯的刑法学界定 177.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178. 紧中国避险限度条件的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刑法因果关系决定了某一危害结果是否可以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责任)，意义重大，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展开探讨。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刑法因果关系所具有的特征，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认定。1. 时间顺序性。原因(行为)在前，结果在后。一旦查明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时间，就不能将结果归因于结果发生之后实施的行为。2. 复杂性。刑法因果关系不仅存在一因一果的情形，有时也表现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3. 相对性。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两个阶段(因果构造)是：首先，针对结果，确定是哪个或哪些行为所致(可归因的行为)。然后，针对该行为或该数行为，确定是否归责(可归责的行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面的结合。4. 确定性。结果确实是由行为所引起。如果因果关系无法查明，应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5. 特定性。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行为是指实行行为，比如，为了早日继承财产而劝说被继承人乘坐飞机或者雨天散步，希望其发生交通事故或遭雷击。即使造成死亡，由于劝说行为不是杀人的实行行为而直接出罪。6. 现实性。刑法因果关系探讨的是已发生的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现实且具体的。危害结果是指现实具体的结果。比如，某罪犯即将被执行死刑，被害人家属冲破障碍，自己扣动扳机杀死了罪犯。不能以罪犯要被执行死刑为由，否定家属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7. 客观性。刑法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结果及其关系都具有客观性。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坚持客观说立场。比如，甲以伤害故意对乙实施了一般只会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但甲没有料到乙是特殊体质的人，结果造成乙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应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即死亡结果客观上归责于甲的行为。当然，行为人最终是否要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进行责任判断。犯罪成立的判断应体现层次性，顺序是先客观不法，后主观责任。刑法因果关系属于客观不法的范畴，主观责任方面可以排除甲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可能性，因此仅成立普通的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8. 个罪行为特征(因果构造)的特殊性。有些犯罪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发展过程。比如，罪的因果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行为——被害人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假如行为人实施了欺行为，被害人识破真相，没有陷入认识错误，而基于对行为人的可怜交付了财物，该结果与欺行为之间就不符合罪的因果构造，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行为人仅成立罪未遂。另外，有些犯罪的结果与行为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要件。比如，被强奸的妇女羞愤自杀；美貌女子被泼浓硫酸，难以接受毁容打击而自杀等。这不能让行为人承担强奸罪“致使被害人死亡”、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强奸罪可以评价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特殊情形及处理1. 被害人疾病或特殊体质的处理。犯罪行为过程中通常存在介入因素，如被害人行为、第三者行为、自然或社会因素，这时需要考虑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介入因素本身的异常性大小，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介入因素是否行为人的管辖范围等。笔者认为，介入因素一般是实施犯罪行为后，产生、出现或加入的情况。被害人的疾病或特殊体质不属于介入因素，而是行为时存在的特定条件或环境。这种情况下导致结果发生的，应肯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在于介入因素本身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而是该因素出现于行为之后、结果发生之前的特定时空时，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有通常性的，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是异常性的因素，则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的存在。2. 竞合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可以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区分行为的性质或类型：其一，数行为可以叠加发挥效果，都不会立即导致危害结果，但合力使结果提前发生。这属于“多因一果”，但不管能否查明行为先后，都肯定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犯罪既遂。其二，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有的行为不立即导致危害结果，有的行为立即导致结果。比如，投放足够剂量的毒药，被害人服用后、药性发作前，被他人开枪射死。刑法因果关系具有现实性的特征，死亡结果实际上是由开枪者造成的，开枪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投毒者事先着手实施了足以致人死亡的投毒行为，只不过因其他行为人开枪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发生毒死他人的结果。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投毒者，投毒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其三，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数行为都可立即导致危害结果的。比如，被害人头部、心脏中枪的致命射击。先行为肯定是致死原因，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后行为是不能犯，射击的是先行为已经杀死的人的尸体，因此后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这种情形下，查明行为先后至关重要：能够查清先后的，肯定先行为的刑法因果关系，否定后行为的因果关系；恰好同时发生的，都肯定刑法因果关系；无法查清先后的，应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都否定刑法因果关系。3. 重叠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不能导致结果发生，合力才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比如，甲、乙分别向丙的食物中投入致死量50%的毒药。笔者认为，对此都应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由于单独投放致死量50%毒药的行为不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各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该情形只满足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第一个阶段(事实因果关系)，却没有满足第二个阶段(法律因果关系)。因此，各行为人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以下两种情形中，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有所不同:其一，如果甲、乙是共同犯罪，无疑都具有刑法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其二，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后行为人对前行为人的投毒行为知情的，对前行为人否定刑法因果关系，对后行为人则认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作者：张开骏(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检察日报
从哲学中的因果关系到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以两个刑法案例为切入点刑法学界关于因果关系之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唯物辩证关于因果关系的辩证统一性、内在联系性、复杂多样性等基本原理,特别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对于认定刑法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拟以两个刑事案例引发的思考为逻辑起点,分析哲学中的因果关系在我国的实践及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以期能为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找到新的视角。
如果一篇文章象一张网,则题目就是纲,纲举目张,就是说看了论文题目,就能窥见全篇论文的实质和精华所在,也可以说题目对论文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一) 1. 罪数认定的新标准与吸收犯概念的重构 2. 间接正犯概念的否定性清理 3. 《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有新的更严格规定 4. 刑法人格界定问题思考 5.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6. 经济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与适用 7. 《刑法修正案(九)》死刑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8. 从业禁止适用范围探究 9. 假释听证制度改革 10. “医闹入刑”后完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医方医疗过错的自我评价与告知机制的构建 11. 基于中越边境拐卖妇女犯罪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12. 浮出水面的窝案 13. 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基于对刑法356条规定的反思 14. 论英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兼论犯罪故意概念对我国刑法立法的反思 15. 完善行贿罪立法--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行贿罪新规 16. 农村教师对中小学生性犯罪的启示与思考 17. 浅析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18. 贪污受贿犯罪起刑数额小议 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二) 1.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涉恐犯罪规定的学理置评 2. 启动刑法全面修订之探讨 3.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研究 4. 网络借贷的刑法规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切入点 5. 股票配资案中非法占用保证金的行为定性 6. 论刑法中不合理的“性别标签” 7. 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看死刑制度的存废 8. 罚金刑相关替代制度分析及我国罚金刑的完善 9. 我国刑罚体系之适应性调整研究 10. 爱钱如命的贪官 11. 城市拆迁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12. 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界定 13. 男性应被纳入我国强奸罪的保护对象 14.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15. 罪刑相适应原则研究 16. 探析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问题--以主观罪过证明为视角 17. 论正当防卫限度--以南宁男子见义勇为案为例 18. 对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探讨--以“秦某某网络造谣案”为例 19.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20. 论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 21. 从绝对到相对:晚近德、日报应刑论中量刑基准的变迁及其启示 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三) 1. “抗震英雄少年”沦为囚徒 2. 非法拘禁案中案 3. 女企业家智斗绑匪 4. 就这样“被酒驾” 5. 网游达人叫板运营商 6. 中银巨贪亡命泰国 7. 基于我国的传统与现实试谈婚内强奸 8. 论信用卡催收中的法学问题 9. 刑事立法发展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契合 10. 我国着作权刑法保护的相关问题研究--以网络技术为研究视角 11. 女性经济犯罪犯因性分析及预防对策 12. 盗窃未遂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13. 论“碰瓷”行为的刑法定性 14. 通过死缓限制减刑的死刑控制 15. 任人唯“钱”的组织部长 16. 医院内的“塌方式”腐败 17. 迷失在权力旋涡里的区委书记 18. 贪污罪之弹性定罪模式考量--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范本 19.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犯罪研究--以社会敌意为视角 20. “问题豆芽”案的刑事法治报告 猜你喜欢： 1.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2. 刑法学硕士论文 3.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 5.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确定题目时应注意用词恰当,使用正确的专业术语,并尽可能流畅易懂,避免使用空泛和华丽的词藻,避免错别字、俚语和已淘汰的术语。下面是我带来的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一) 1.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2. 再论牵连犯 3.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4.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5.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6.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7.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8.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9.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10.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11.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12.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13.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14.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15. 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16. 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17.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18.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19. 论计算机网络犯罪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二) 1. 关于刑法修正案的思考 2. 侵占不法原因受托之物的行为定性 3. 支付11万,劝退竞标者 五人围标串标获刑 4. 累犯从严量刑适用实证研究 5. 解构与续造: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罪的区分研究 6. 也玩大数据 你遭遇信息了吗 7. 从一起案例看职务侵占罪的构成 8. 简议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9. 刑法中从业禁止的具体适用 10. 刑法报应主义之正当性研究 11.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12.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13.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14. 试论网络共同犯罪 15. 关于网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6.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17.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18.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19.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2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兽药违法行为判定条件及处罚规定 21. “埋”不住的罪行上海食品犯罪走向“链式作业”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三) 1. 中立的帮助行为 2. 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 3. 关注海南首例污染环境罪 4.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政治影响、政治空间与防范 5. 破坏性不当注册行为及其刑法应对--以互联网信息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为例 6. 合肥求职女连喝四场酒身亡 老板被批捕 7. 无力支付只要逃匿便可成罪 8. 广州设立食品相关犯罪侦查支队 9. 被索财未获不正当利益的定性 10. 网销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的形态认定 11.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窃电的行为定性 12. 私分国有资产并侵吞其收益的行为定性 13. 合同与合同纠纷刑民界分的规范性思考 猜你喜欢： 1.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2.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目录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刑法 4. 刑法热门毕业论文 5. 刑法本科毕业论文
我国对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研究是以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因果关系是哲学上的一对范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汇总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言简意赅地写道：“因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秩序在内的由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刑法因果关系是哲学因果关系在刑法上的具体应用，二者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相对性、先后次序性、原因的程度区别原则以及刑法因果关系与犯罪构成之关系诸问题上，我国法学界取得了较统一的认识。但有一些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论.一、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是指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能够决定或影响刑事责任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基中事实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基础，而法律因果关系是其本质，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中的。（1）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果关系就是由于事物相互作用产生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联系的多样性，引起结果的原因往往是多个的，只要对于结果的产生起了积极作用，无论作用大小，都应作为原因看待，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观点。那么从刑法上来说，只要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产生起了积极作用，都不能否认其原因的性质。我国刑法界都承认，和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一样，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也是存在于客观世界无限联系的因果链条这中，因此，必须采用孤立、简化的原则，抽出一定的环节来研究，但对于研究什么样的环节存在争议，即对刑法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两个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有许多不同观点：①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人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②认为刑法上所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某人的行为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就失去刑法上的意义。③认为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④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上违反刑法的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同危害社会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⑤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对象应包括三个部分：可能性危害行为与可能性危害结果之间、可能性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以及危害行为与可能性危害结果之间的困果关系。⑥主为应将刑法的因果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意义上（即最普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目前在我国刑法界占通说地位的观点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是：其一，作为此种因果关系中的结果的性质，只能是按照刑法规定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并且能够作为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果，包括已发生的现实损害，以及发生某种损害的危险状态。…其二，作为此种因果关系的原因的，是在客观上符合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特征的行为” 。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必须符合“有A才有B”。凡是对危害结果的产生起了必要条件作用的，不论作用的方式、程度、大小都应认为两者存在因果关系。（2)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指体现在刑事法律中，作为司法机关定案标准的，追求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内容是运用什么标准确定某一案件中行为与结果之间达到特定法律条文的要求，这是中外刑法学者争论的焦点。在前文的论述中，对西方法学界的观点已经简要提及。而在我国，由于受前苏联和前东欧地区法学的重大影响，存在以下几种学说：①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能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行为人只对必然因果关系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毕昂特科夫斯基教授于30年代运用马列哲学原理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在刑法上应区分出必然与偶然结果。行为人只对其行为的必然结果负责。这种学说把偶然原因看作偶然事件，导致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过窄，爱到特拉伊宁的批评。这种学说是我国以前采取的理论。②偶然因果关系说。该说的基本观点是：“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基他因素，并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两者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学说还认为不能将条件与原因绝对分开，二者只是处于不同的等级和层次恧已，因为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观点的最早主张者是库德里亚夫采夫。③近来，又出现了国外长期采用的条件说。这是大陆法系法学家提出的观点。在以上的篇幅中已经论述，不再重复。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两个机能，一是定罪的判断机能，即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要为谁定罪，也即判断犯罪的主体。二是量刑的机能，即在各个犯罪主体之间如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刑法上因果关系可分为定罪的因果关系和量刑的因果关系。另外还可作多种分类：简单的因果关系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直接的因果关系和间接的因果关系；高概率因果关系和低概率因果关系等。二、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刑法以其自身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而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出发点，对社会中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进行评判。在现实中，一般都是先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然后根据危害结果和各种事实，查明案件，分析事实因果关系联系，从中判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对此危害结果负责，这即是一个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刑法上因果关系只是研究某种行为是否某种结果的原因，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而不是对行为与结果本身的研究；也不能取代对危害结果的认定。②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因果关系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不能离开客观条件认定因果关系；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特定条件，不能左右对因果关系的认定。③一个危害结果可能由数个危害行为造成，因此，在寻找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在认定某一行为造成某一结果时，也不要轻易否认该行为造成了其他危害结果。④在行为人的行为介入其他因素时，要判断某种结果是否行为人的行为造成时，应当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介入情况对结果的作用大小等。三、 刑法上因果关系和犯罪构成“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因果关系是客观方面的要件，这要我国是通认的观点，但对于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存在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是否所有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因果关系只存在于部分要求造成一定物质性损害或有形损害的犯罪之中，对于无损害结果的形式犯，则不存在因果关系问题。这是很多人认同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行为都能给社会造成危害，基中包括事实上的损害和造成损害的危险，损害和危险都是危害结果的范畴，因此所有犯罪都有危害结果的存在，在所有的犯罪中都有因果关系。解决争论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承认造成损害的危险属于危害结果。所谓危害结果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损害，也即对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客体造成的危害结果。犯罪客体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分，危害结果因此也可以表现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种情况。物质性的结果通常可以直接根据数量、重量、状态或价值直接计算出来，例如：盗窃数额，伤害程度，破坏状态等。非物质性结果往往是无形的、抽象的、一般不能计量。但我们不可否认它也是危害行为造成的一种危害。“形式犯既是犯罪，必定对犯罪客体造成一定的危害。这就顺理成章地承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刑法因果关系决定了某一危害结果是否可以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责任)，意义重大，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展开探讨。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刑法因果关系所具有的特征，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认定。1. 时间顺序性。原因(行为)在前，结果在后。一旦查明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时间，就不能将结果归因于结果发生之后实施的行为。2. 复杂性。刑法因果关系不仅存在一因一果的情形，有时也表现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3. 相对性。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两个阶段(因果构造)是：首先，针对结果，确定是哪个或哪些行为所致(可归因的行为)。然后，针对该行为或该数行为，确定是否归责(可归责的行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面的结合。4. 确定性。结果确实是由行为所引起。如果因果关系无法查明，应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5. 特定性。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行为是指实行行为，比如，为了早日继承财产而劝说被继承人乘坐飞机或者雨天散步，希望其发生交通事故或遭雷击。即使造成死亡，由于劝说行为不是杀人的实行行为而直接出罪。6. 现实性。刑法因果关系探讨的是已发生的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现实且具体的。危害结果是指现实具体的结果。比如，某罪犯即将被执行死刑，被害人家属冲破障碍，自己扣动扳机杀死了罪犯。不能以罪犯要被执行死刑为由，否定家属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7. 客观性。刑法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结果及其关系都具有客观性。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坚持客观说立场。比如，甲以伤害故意对乙实施了一般只会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但甲没有料到乙是特殊体质的人，结果造成乙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应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即死亡结果客观上归责于甲的行为。当然，行为人最终是否要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进行责任判断。犯罪成立的判断应体现层次性，顺序是先客观不法，后主观责任。刑法因果关系属于客观不法的范畴，主观责任方面可以排除甲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可能性，因此仅成立普通的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8. 个罪行为特征(因果构造)的特殊性。有些犯罪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发展过程。比如，罪的因果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行为——被害人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假如行为人实施了欺行为，被害人识破真相，没有陷入认识错误，而基于对行为人的可怜交付了财物，该结果与欺行为之间就不符合罪的因果构造，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行为人仅成立罪未遂。另外，有些犯罪的结果与行为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要件。比如，被强奸的妇女羞愤自杀；美貌女子被泼浓硫酸，难以接受毁容打击而自杀等。这不能让行为人承担强奸罪“致使被害人死亡”、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强奸罪可以评价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特殊情形及处理1. 被害人疾病或特殊体质的处理。犯罪行为过程中通常存在介入因素，如被害人行为、第三者行为、自然或社会因素，这时需要考虑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介入因素本身的异常性大小，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介入因素是否行为人的管辖范围等。笔者认为，介入因素一般是实施犯罪行为后，产生、出现或加入的情况。被害人的疾病或特殊体质不属于介入因素，而是行为时存在的特定条件或环境。这种情况下导致结果发生的，应肯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在于介入因素本身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而是该因素出现于行为之后、结果发生之前的特定时空时，是否有通常性或异常性。有通常性的，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是异常性的因素，则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的存在。2. 竞合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可以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区分行为的性质或类型：其一，数行为可以叠加发挥效果，都不会立即导致危害结果，但合力使结果提前发生。这属于“多因一果”，但不管能否查明行为先后，都肯定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犯罪既遂。其二，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有的行为不立即导致危害结果，有的行为立即导致结果。比如，投放足够剂量的毒药，被害人服用后、药性发作前，被他人开枪射死。刑法因果关系具有现实性的特征，死亡结果实际上是由开枪者造成的，开枪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投毒者事先着手实施了足以致人死亡的投毒行为，只不过因其他行为人开枪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发生毒死他人的结果。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投毒者，投毒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其三，无法叠加发挥效果，数行为都可立即导致危害结果的。比如，被害人头部、心脏中枪的致命射击。先行为肯定是致死原因，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后行为是不能犯，射击的是先行为已经杀死的人的尸体，因此后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这种情形下，查明行为先后至关重要：能够查清先后的，肯定先行为的刑法因果关系，否定后行为的因果关系；恰好同时发生的，都肯定刑法因果关系；无法查清先后的，应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都否定刑法因果关系。3. 重叠的因果关系的处理。这是指行为单独不能导致结果发生，合力才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比如，甲、乙分别向丙的食物中投入致死量50%的毒药。笔者认为，对此都应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由于单独投放致死量50%毒药的行为不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各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该情形只满足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第一个阶段(事实因果关系)，却没有满足第二个阶段(法律因果关系)。因此，各行为人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以下两种情形中，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有所不同:其一，如果甲、乙是共同犯罪，无疑都具有刑法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其二，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后行为人对前行为人的投毒行为知情的，对前行为人否定刑法因果关系，对后行为人则认定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作者：张开骏(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