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将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三者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是在传统的EKC理论模型中简单地加入某些国际贸易变量[1][2][3]。如果开放并不能改变“经济增长一环境”之间的“倒U型”关系，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总体为正。这是因为，贸易会带来增长，更高的人均收入将使得公众提升环境需求的层次，促进政府严格环境管制，从而鼓励企业使用环保和节能技术并减少排放。
然而，以往的这些文献并没有立足于开放宏观的视角，忽略了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4]。通常在一个缩略式的EKC模型中将环境质量定义为由贸易开放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其它一些经济因素所决定，这意味着贸易和收入都是独立的外生变量，它们的改变会影响环境，而反之则不成立。然而事实上，贸易对环境的影响除了直接作用于产出结构外，还会通过规模和技术效应改变环境后果，Antweileretal.[5]将这些称为贸易引致型规模效应(trade-inducedscaleeffect)和贸易引致型技术效应(trade-inducedtechniqueeffect)。因此在缩略式的模型中我们只能得到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和经济增长的规模与技术效应净值①，无法分析国际贸易引致的规模和技术效应，以及对环境的总效应。
此外经济增长也会反过来影响国际贸易，例如：波特假说[6]认为当收入水平提高后，政府对环境规制的严格会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并改变原有的贸易模式。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贸易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影响原有对“污染避难所”效应(PHH)的分析。
尽官Frankel和Rose[7]、ManagiandKumar[8]已经在研究中利用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方程作为工具变量将贸易开放程度和收入内生化，但这些研究都是利用一组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面板数据或跨部门数据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社会因素的不同，只是简单假设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由一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揭示的历程来模拟[9]。本文将从一个系统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中国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效应。具体来说，考虑到生产(收入)的内生性，以及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和生产结构的改变，运用动态调整方程，分析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和直接、间接效应，从而揭示在开放宏观下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机制。
二、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系统关联
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存在着双向互动效应，它们的系统关联如图1所示。首先，国际贸易与人均收入呈现互为因果的关系。贸易自由化使得国内企业面向国际市场而获得更多的需求规模(规模效应)，并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带来效率的提升,从而产出扩大、经济增长[10]。但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一国的要素稟赋呈现动态变化，同时国内需求的形成，都会改变原有贸易的规模和模式。其次，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也与环境规制呈现出互动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保持竞争优势，以放任自然环境受到损害为代价，采取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竞次理论”，并沦为“污染避难所”ERE效应)。但随着经济增长，收入水平的提升会使普通民众追求更高的环境质量，促进环境规制不断严格，进而推动环境友好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应)。
另一方面，宽松的环境规制会形成在污染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当环境规制严格后，原有的优势虽然会失去，但其所带来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波特假说)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贸易模式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拥有劳动力资源上的稟赋优势会在相对比较“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形成比较优势，因此贸易自由化也会使得生产结构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清洁”产业，从而有利发挥传统比较优势KLE效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描述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系统关系的基础上：首先，摈弃传统的缩略式环境质量方程，将经济增长内生化，构建包括经济增长驱动的环境技术-规模效应和国际贸易引致的环境结构效应的新环境质量方程。其次,利用中国跨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出相应的弹性系数，分析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长期和短期效应，从而在一个系统中揭示“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环境质量”之间的系统复杂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全国及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技术效应都大于规模效应，同时国际贸易的环境结构效应也将有利于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减少。
然而，短期内国际贸易会对中、西部省份的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技术效应的变大，在工业S〇2上，贸易将减少排放。国际贸易直接驱动型的环境结构效应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对于全国和东南沿海省份，就工业废水和工业SO2而言，要素稟赋效应(KLE)要小于环境规制效应(ERE)。但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国际贸易的长期环境效应都要大于短期，这主要是因为，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间接引致的规模-技术效应将变得更大。
虽然短期内国际贸易会给中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但就长期而言，由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将直接和间接地改善环境，获得“双赢”。然而，这一过程中，关键的核心在于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增长对环境规制的改变(如图1所示)，如果环境规制并没有随人均收入和产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就不会超过规模效应。首先，建立环境规制与对外贸易的包容性机制，形成包含环境绩效在内的综合性贸易发展战略。
其次，在“最优可行技术”条件下对环境规制进行动态调整，使之与经济增长同步，形成“严格环境规制一促进环境技术创新一再次严格环境规制”的良性循环路径，并且结合其他的政府行为和区域协同政策，引导和刺激环境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的空间外溢。最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及多边的国际贸易谈判中，积极参与全球环境规制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