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后金融危机时代一词作为时代的标志被广泛使用（张波，2012；钱明才、曲绍卫，2014；肖奎、程宝库，2015）。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美国进入了短期的衰退和迷失，中美贸易顺差的缩小也迫使中国以4万亿人民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先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目前，中国和美国分别是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也是全球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随着中国加入WTO以来，贸易份额的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国，美国则牢牢占据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位置。王浩（2014）指出，近现代中国外交正常化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呈现出三个阶段特征。第一，1969年～1989年，以“联合抗苏”为基础的经济政治试探性合作，特征是试探性接触；第二，1989年～2009年，以“接触和融入”为接触的发展阶段，特征是美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主导优势；第三，2009年至今，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体量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明显，中美关系进入“新型大国关系”阶段，特征是美国对中国既合作又限制，美国虽然还具有相对优势，主流是合作，但是美国也将中国列为主要潜在竞争者。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2010）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也难以改变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对美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依赖。总地来说，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破裂是中美两国都不愿意见到的，也是不利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符合世界人民的主力意愿。短期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优势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应借鉴俄罗斯和欧盟的历史经验，避免直接挑战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优势地位，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中美经济关系重树。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2011）指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陷入了短暂低迷，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额出现了显着下滑，美国进口需求的下滑迫使中国降低了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格局被彻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双边贸易态势的失衡局面，中国需要找寻新的全球贸易合作伙伴和贸易增长点。在投资方面，中国对美国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大量美元资产难以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短期内得到释放，只能投资到低风险的债券领域，极低的收益和大量的货币增发不断稀释中国的美元资产，这也迫使中国需要寻求新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方式和新的合作伙伴。
在这一变化的冲击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受到质疑，欧元虽然试图挑战美元的“单一货币”主导地位，但是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欧元及欧元区国家陷入了更严重的低迷窘境。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结算被提升到了较为急迫的国家战略层面，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再一次的威胁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短期无法被颠覆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了美国重点关注，并被作为潜在竞争者加以阻碍的关键问题。
在这种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为应对全球贸易和分工的变迁，以及合作态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增加投资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大量的投资和货币超发也使得通过投资拉动增长解决就业的路径越来越窄，中国需要再一次回到扩大内需、改善投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寻求新的全球贸易投资伙伴和新的贸易投资增长点的战略上。对此，石静霞（2015）指出，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应当从被动应对的规则执行者逐步成长成为主动参与的规则制定的参与者。随着中国入世以来参与全球贸易投资的不断深入，对多边贸易规则已经较为熟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适应性。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加快了与贸易合作伙伴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速度，2015年10月，中澳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贸协定是目前中国签署的规格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随着与各国双边贸易协定取得突破性进展，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的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截止2015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已达到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且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都较为乐观。
为遏制中国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急速爬升势头，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主导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2015年，美国提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严苛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美欧间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一方面试图替代WTO原有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全球贸易规则，另一方面试图建立新的多边贸易共同体。在新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冲击下，一方面中国正在积极参与规则谈判，另一方面，中国要独立自主，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改变中国美元资产过重和对美国的依赖局面。
三、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与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要解决好再平衡过程中国提高话语权和贸易地位的问题，首先要辨析清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有针对性地面对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础上，根据不断变化世界贸易格局和双方发展现状，掌握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从而正确地处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问题，实现中国自身和世界各国的利益优化。
第一，和平与冲突的矛盾。中美经济关系的相互竞争均出自于各国人民自身的切身利益，在大方向上，合作是当前全球投资贸易分工的主潮流，要顺势而为，不能违背历史潮流和各国人民和平发展的意愿。也就是说，和平和稳定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大前提，在某一领域或每一方面的冲突仅仅是短期的一个表征，不应加以放大，要积极面对和正确处理中美经济关系和中美经济合作问题。在比较优势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以利益优化为大前提，加强合作、避免误会、减少冲突。
第二，总体与局部的矛盾。总体与局部的矛盾一方面体现在全球与区域，另一方面体现在投资贸易规则的总体框架和谈判重点方面。总地来说，目前美元的霸权地位无法被彻底撼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也不应当被彻底遏制，在短期不撼动美元霸权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更加重视在周边区域的区域化和区域乃至国际结算中心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紧密合作，要稳步由近及远，逐步推动。在投资贸易规则方面，要重视负面清单管理体制与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对接，在服务贸易、重点行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要加强谈判，不宜操之过急，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分步骤完成。
第三，速度与质量的矛盾。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重树要更加重视速度和质量的矛盾，太快的速度极有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冲突和误解，也不符合时代背景和潮流，所以质量优于速度。重点是以新常态的理念，在中国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制度创新先试先行，深化改革、调结构，建设与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果经验，复制推广。在重视质量的基础上，加快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点区域的发展速度，以速度测试质量。
第四，原则与谈判的矛盾。在处理好和平与冲突、总体与局部、速度与质量的矛盾的从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分步推进、重点明确、合作为公的大原则的基础上，要处理好坚持原则与谈判解决的关系。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在服务贸易、环境保护、生产地原则、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可谈判余地，为尽快推动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落地，美国也对相关各方给予了规则适应性调整和保护条款余地。换言之，向更高的投资贸易规则发展是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不断演变的趋势，这一趋势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要积极参与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投资贸易分工合理变迁的重要组成。
四、 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冲击
与中国应对TPP作为更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试图追求全面覆盖贸易及相关领域，以更高的标准和透明度，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涉及亚太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在内的12个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四成。陈璐（2015）指出，短期来看，TPP并未成熟，存在诸多争议，除美日在投资贸易规则内部条款上的不同观点外，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生物制药和知识产权方面都存在较多的争议，并且针对争议的谈判的透明度不高。TPP生效后，TPP的部分协议内容还需要继续细化和完善。如果TPP生效，首先将释放TPP区域更大的经济增长潜能，会深入影响WTO已有的投资贸易规则，全球价值链会面临重新调整风险，虽然短期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是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投资贸易规则制定参与者的转型，从而以新兴投资贸易规则的方式重树全球投资贸易格局。
刘澜飚、陈明玮（2016）利用宏观经济和产业数据，对中国与TPP成员国的农产品、纺织服装、钢铁及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电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出口产品相似度、现行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进行测度。指出，TPP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并不显着，但长期会对我国的经济贸易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要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提升综合竞争力，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制定，并结合亚投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发展。
石静霞（2015）指出，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再构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展开，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成为了新规则形成的重要平台。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牵涉范围不断扩大、标准持续提高，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国要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需求，为应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中国要通过实施自贸试验区战略，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积极参与多边与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重视服务贸易开放和与国际对接的高标准投资规则的建设。
总地来说，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在短期内不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但是长期来看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条款会严重制约中国与TPP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更重要的是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会削弱中国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地位。从而导致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重建失败，依然遵循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相对依赖的路向。为在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过程中，占据相对更具有优势的地位，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相对依赖角色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中国要提前做好应对，在实际贸易指标还未被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中国要更加重视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问题，积极参与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并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层的改革，提升综合竞争力，占据更有地位。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际结算中心建设为基础，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五、 结论
综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五点研究结论：
第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契机，中国要抓住这一契机，改变全球投资贸易体系中相对于美国的从属地位，并分步骤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对此，人民币国际化不宜操之过急，要依托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贸易，优先发展人民币结算业务，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路径，重点发展稳步推进。
第二，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既定不变的结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要正确面对这一问题，戒骄戒躁。在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过程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分步推进、重点明确、合作为公的原则，处理好和平与冲突、总体与局部、速度与质量的矛盾，要以建设者的积极心态和稳定大局的理念共识，与美国携手共同推动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构。
第三，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前提下，以中国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区域和国际结算中心建设、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设与发展，发展人民币境外使用和人民币境外贷款相关业务，逐步将人民币打造成为区域化货币，服务区域经济贸易发展。
第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有机会重构的原因是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经济出现了短期萎缩和迷失，与此同时，中国抓住了契机通过4万亿人民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首先复苏，并亟需通过贸易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就是说，综合竞争力才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重构的关键因素。开放的目的是更深度的改革，深化改革才是中国能否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占据更有地位的关键。
第五，为通过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中国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力争建设与国际相对接的制度要素。将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它区域。重点解决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对接的问题，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先试先行优势带动所在大区域和周边关联区域，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作者：项卫星 刘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