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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 ，它是人类在劳动与生活的实践中，通过逐渐认识生命活动的一般规律而掌握的一些自身保健的方法，“以自我调摄为主要手段，以推迟衰老、延年益寿为目的的多种保健方法的综合”。 养生 之法，古已有之。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和 养生 学家。他所著的《千金要方》卷二十七，是论述“养性”的专卷。两宋时期，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私人医药 养生 著述出版不断增多，许多文人也纷纷编著医学方面的书籍，宋代士大夫群体广泛参与医药 养生 领域，对后世开展医药 养生 活动有深远的影响。
历史 上许多文学家、科学家往往涉猎祖国医药学而又善于 养生 并留下鲜明的足迹。特别是到了宋代，文人涉猎医学、编撰方书、热衷于 养生 的风气尤为盛行，是历代文人不可比的。他们继承发扬了我国传统的 养生 理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 养生 类诗文和一系列宝贵的 养生 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养生 观，从而为现代人们的 养生 保健及延年益寿，提供有益的借鉴。今天我们就以苏轼和陆游为例，看看他们2个的 养生 思想有哪些？
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同时又是一位 养生 学家，他对 养生 之道很有研究。著作有《问 养生 》和《续 养生 论》。他在《跋嵇叔夜 养生 论后》中说：“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余生，而后学道，虽为贤者所笑，然犹贤乎己也。以嵇叔夜《 养生 论》颇中余病，故手写数本，其一赠罗浮邓炼师。”这段文字足以说明苏轼在流离颠沛的晚年，深感 养生 学的重要性。
在饮食 养生 方面，苏轼认为饮食不仅要控制食量，而且要合理安排进食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饮食 养生 的作用。而且，他还提倡最好要晚食。苏轼认为进食不可过饱，进食时间最好在感到饥饿后再进食。
在运动 养生 方面，这方面的 养生 思想的史料记载甚少。仅在苏轼《江城子》中记述其打猎的事例中可以体会到。苏轼在竞技运动中主张要精神放松、这样才能情绪高涨，身心愉悦。苏轼认为适量的劳动具有舒活筋骨、强壮体魄的 养生 效果。苏轼认识到适宜的劳动可以活动筋骨、强壮体魄，达到 养生 的效果。所以，他提出了应恰当地安排休逸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即要讲求劳逸结合。
在精神 养生 方面，苏轼指出精神 养生 要注重内心的安宁与情绪的平和。他在《问 养生 》中指出， 养生 之法在于“和”和“安”二字。这说明他认为精神上的安宁与平和是精神 养生 的关键。反之，苏轼认为精神不平和、情绪时常波动，则容易导致疾病。苏轼还注重要有乐观豁达的心境，他曾说：“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得得戚戚，忿欲生火„„天下为量，万物一家”。
在闲逸 养生 思想方面，苏轼认为 旅游 漫步的闲逸活动，可以颐养性情、放松身心。如苏轼曾说：“俯仰山林之下，於以 养生 治性”、“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这都说明了苏轼认为在 旅游 漫步闲逸过程中，可以排遣内心忧愁、颐养性情。此外，在苏轼看来读书有排遣忧愁、升华性性情的 养生 作用。
02陆游的 养生 思想
陆游，南宋著名诗人，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文集，在其内容丰富的诗词文赋中，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 养生 类诗文，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陆游独特的 养生 观。
在饮食 养生 方面，陆游认为适量的饮食有助于 养生 。他说：“少饱则止，不必尽器”，陆游认为适量进食有益 健康 。陆游还认为：“晨晡节节饮食”，指出早饭的摄取以少为最好，这表明了陆游主张合理控制食量的 养生 思想。
在运动 养生 方面，陆游有大量的竞技和格斗的运动活动。运动 养生 可分为竞技和格斗两方面。在竞技方面，多见于舞剑、马球、蹴鞠等运动。在格斗方面，多见于打猎等运动中。陆游不仅有习武弄剑、马球蹴鞠的竞争技巧型的竞技运动，而且有打仗、围猎等力量型的格斗运动。这些运动不仅能培养果敢的勇气，而且锻炼了敏捷的身手和强壮的体魄。
在精神 养生 方面，陆游认为精神的安宁有助于 养生 。陆游主张保持精神的安宁，并认为安静宁宁和的心境有解乏祛病的 养生 作用。陆游认为压抑的精神和愁闷的心境极大地危害人体的 健康 。因而，他采取遗忘、随缘的方式来调节不良情志。
在闲逸 养生 思想方面，陆游认为 旅游 漫步不仅能愉悦身心，更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启示。如陆游曾说：“游山如读书，深浅皆可乐”，说明 旅游 如读书书一样，能带给人们启示和精神上的慰藉。陆游认为 旅游 漫步还有促进身心放松的 养生 作用。陆游认为读书学习有 养生 的作用。
以上是以苏轼和陆游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的 养生 思想。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 养生 在宋代 社会 生活中，特别是 社会 上层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些 养生 思想的影响下，宋人，尤其是宋代 社会 的上层，特别注重 养生 ，各种 养生 休闲活动应运而生。
宋代 社会 的 养生 休闲活动也是种类繁多， 养生 ，主要是针对 社会 上层来说，下面以士大夫阶层为例，了解士大夫阶层的 养生 休闲活动。
宋代 社会 十分流行喂养小型动物，如鱼、猫、犬、鸟之类。士大夫们也喜好喂养动物，在平日的生活里获得一定的乐趣。观赏性鱼类的喂养在宋代很流行，苏轼赋诗：“金鲫池边不见君”，金鲫鱼在南宋杭州非常常见。宋代 社会 士大夫阶层也养猫，猫还曾经在宋代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就是 历史 上著名的“狮猫案”。因为一只猫就能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足可以“管中窥豹”，体现出在当时宋代喂养动物的流行之风。
除了猫狗之类，宋代养鸟之风也很盛行，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记载：“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而著名隐士林和靖则喜爱养鹤。除了单纯的喂养动物之外，还有斗动物的休闲活动。宋代士大夫流行斗蟋蟀，以南宋贾似道为代表，贾似道喜爱斗蟋蟀，哪怕国难当头也坚持斗蟋蟀为乐。
宋代士大夫喂养了包括走兽飞禽在内许多动物。在喂养的动物中士大夫获得其他休闲活动所不能带来的快乐，如长时间喂养一只动物会给人心灵相通的欣慰感。另外，士大夫观看如斗鸡、蟋蟀等动物相斗的 游戏 ，也是士大夫闲适生活的一种另类的调剂享受。
赏花休闲是士大夫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在宋代，士大夫们休闲观赏的花类数量不断增多，单是在《梦梁录》里曾经提到了当时人喜爱欣赏的许多花，如：牡丹、梅花、水仙花、桃花、真珠花、瑞香、紫薇花、木犀花、桂花、迎春花、月季、杏花、杜鹃花、石榴花、莲花、茉莉花等等。众多士大夫在观赏花卉的同时也写下了众多与花相关的诗句。有时并不是单独欣赏花，而是在宴饮、会客、游玩时顺带赏花。赏花休闲通常同其他休闲活动综合在一起的。在花的环境中休闲，士大夫们更能得到美的享受。多种休闲方式结合，可使士大夫更能达到休闲放松的效果。
牡丹自唐代以后就倍受推崇，在宋代其花王地位也稳如磐石。宋代非常有名气的花当属梅花，梅花品种有绿萼、千叶、香梅等。而与梅花联系最紧密的宋代文人莫过于林和靖，他隐居在西湖边，爱梅成痴，一生只与梅花、鹤为伴，被世人称为“梅妻鹤子”。
除了牡丹、梅花等名花，士大夫们还喜爱观赏其他的花，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产物，欣赏花的过程也是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活。在赏花的过程中，士大夫们看到美的事物，心情自然而然的愉快。同时，赏花活动也可以与其他的休闲活动相结合，多重 情感 结合起来，使士大夫的休闲生活具有了更高的质量。
在古代 社会 ，读书人只有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制度后挤入国家政治的管理机构才能真正成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读书最开始是一种入仕的手段，但是每日久读诗书，许多士大夫开始真正喜欢阅读书籍，逐渐养成了每日必读书的习惯。宋代士大夫不仅读书，而且涉猎的范围很广泛。当时，许多士大夫阅读的书籍已经超出了科举考试的要求，阅读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说明这些士大夫阅读书籍，并不是为了考试，而是真正的喜爱阅读.。
再加上宋代印刷业比起前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市场上的书籍可自由流通，爱好阅读的士大夫便有条件收藏书籍。宋代许多家庭富有的士大夫都有收藏书籍的爱好，如王溥“好学手不释卷”。一些士大夫会集中收藏书籍，为他们的阅读生活提供保证。
读书是宋代士大夫主要的休闲方式。宋代士大夫的读书生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为入仕而读书到为休闲而读书，经历了漫长的人生过程。长期的读书生活，使士大夫们在书海中获取了知识，升华了思想境界。
怡老会是指退休官员为了怡情养性而举行的士大夫的群体活动。记载最早的怡老会是唐代白居易在唐会宗五年在洛阳与胡杳、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混、狄兼谟、卢贞举行宴会，号称“七老会”。这样的退休官员聚会在宋代士大夫的大力推动下日渐壮大。虽然这样的“怡老会”会有不同的名号，但从实质上来说，这些集会与怡老会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退休的官员聚在一起举行一些文人的休闲活动。
现存关于怡老会的诗作、诗序或者与之相关的记载上，对于他们集会的动机都大同小异，都是依据白居易的九老会而举办的。集会的主要活动则通常以诗酒助兴，这都与退休士大夫的身份非常吻合。
宋代退休士大夫的这种怡老会举行地点多是“谓近隔城市，谓远非山林”，环境无一例外的非常优美。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能让人放松身心。参加“怡老会”的士大夫生活优裕，家世殷实，身份地位相当。但这并不是退休士大夫简单的聚会，而是通过这种怡老会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交流诗赋心得，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养生 休闲是宋代 社会 不可或缺的一种休闲活动，虽然其在当时只是局限于 社会 上层，但却对现代生活影响深远。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 的不断进步，人们对 养生 越来越重视，应运而生的 养生 堂、 养生 网、中药 养生 、 养生 会馆等比比皆是。不过到底怎样 养生 ，古人的许多做法还是很值得我们现在人借鉴的。
本文参考：《古人 养生 名录》、《苏轼传》、《陆游传》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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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宋高宗时，参加礼部考试，因受秦桧排斥而仕途不畅。宋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历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隆兴府通判等职，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乾道七年（1171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投身军旅，任职于南郑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陆游奉诏入蜀，与范成大相知。宋光宗继位后，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不久即因“嘲咏风月”罢官归居故里。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诏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官至宝章阁待制。书成后，陆游长期蛰居山阴，嘉定二年（1210年）与世长辞，留绝笔《示儿》。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俱有很高成就，其诗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陆游亦有史才，他的《南唐书》，“简核有法”，史评色彩鲜明，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陆游与唐婉——委惋凄绝的爱情诗章《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依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继而，又读到唐婉以泪相和的答词：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初读这两首词，仅只是感慨于陆游孤绝细腻的文笔和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述。然而放翁一代词雄，后人评论他“一扫宋词纤艳之风”，居然也写出了如此缠绵绯侧之作，未免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惑。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此时诗人四十岁，题目上“乙卯”，指的就是这一年。题“记梦”，是梦后记事，内容是“梦亡妻”。《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苏轼的妻子王弗死于治平二年，距诗人写此词时正好十年。十年时间，不论长短，都是有限的，但只就它横亘在生与死之间这一点说，就是永无休止的了。谁都明白，生者与死者是永远不能会面的。这里“生死”两字，道出两个世界，用得十分沉痛。使其后的“两茫茫”不仅有了“全无所知”之感，而且有了“永无所知”之感。“不思量，自难忘”，写生者对死者的思念。“不”初看自相矛盾，仔细领会，却是诗人的更深一层的情怀。说不思量，即是思量。因为这种思念，既是一种有意识的每时每刻的思念，也是一种难以中断的无意识的思念，可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李清照《一剪梅》）所以是“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弗死后，迁葬于四川眉山（苏轼的家乡），而此时苏轼则在密州任所，不止千里之隔。死者在千里之外，没有昔日的伴侣近在咫尺相陪，九泉之下若有灵，连诉话凄凉的地方也没有。这该多么孤寂清冷！至此，作者通过生者与死者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离，表达了对亡妻沉痛的思念以及永远不得相逢的遗恨。“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诗人的一个假想。“相逢”，死者依然故我，而生者呢？这十年，正是围绕王安石变法，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苏轼被卷进了这场漩涡之中，身不由己，宦海沉浮，不断地放外任，左迁，流徙，历尽苍桑，备尝艰辛，已是“尘满面，鬓如霜”了。此时此刻，生者与死者若能相逢，也肯定是“不识”了。这里有诗人的那种相逢不识的遗恨，更多的则是诗人回首往事，倍觉辛酸的慨叹。下阕承接“相逢”写梦，境换而意相连。“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正是由于“不思量，自难忘”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想念，才产生了诗人所绘下的梦境。夫妻相逢在梦中，现实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都没有了。往昔的美好时光出现在眼前--窗下，妻子对镜理妆，似乎是静谧、幸福的。然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里与起句“十年生死两茫茫”相映照。一说情思萦绕，怅惘空虚，一说纵使相逢，苦不堪言。梦毕竟是梦，梦中还有着生死夫妻相逢的浪漫情调，哪怕这种浪漫是苦涩的，悲怆的。而在现实中，丈夫对亡妻的不可遏止的思念，则又是另一种情调了。“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诗人的思绪又回到了上阕的“千里孤坟”处。短松岗，即指王弗的墓地。唐代开元年间，幽州衙将张某之妻孔氏死后，一日忽从冢中出，题诗赠张曰：“欲知肠断处，明月照松岗”。（《本事诗·征异第五》）苏轼化用其意，遥想亡妻在清冷的月光下“千里孤坟”的凄凉处境。此典用得贴切，不着痕迹。并由于作者刻意用了“料得”这样一个主动词和“年年”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单位，使之不仅含有死者对生者的怀念，而且增加了生者对死者的怀念，使本词产生了双重的生死怀念之情，词的重量顿时倍增。王弗十六岁时嫁给苏轼，她天资聪颖，知书懂诗。据《侯鲭录》记载，在一个正月夜里，王弗见庭前梅花盛开，月色霁清，对苏轼说：“春月胜与秋月色。秋色让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可召赵德麟辈饮此花下。”东坡听了高兴地说：“此乃诗家语也。”王弗贤淑端庄，曾对苏轼的事业、为人处事进行过多次有识见的告诫、嘱咐。这些都被苏轼一往情深地写进了王弗的墓志铭。这说明，王弗生前，不但是苏轼生活上的伴侣，而且是文学上的知音，事业上的贤内助。不幸的是王弗二十六岁时就谢世了。这无疑在生活上、感情上对诗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是由于与妻子的情笃，生者的思念才是那样的持久。这点在《江城子》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纵观全词，诗人用朴实无华、近似白话的言词，写实情真，记梦意深；虚实相间，轻重结合，全无雕琢痕迹，却意义深远。诗人选用《江城子》词调写悼亡之作，恰如其分。《江城子》词调，凡是有韵脚的地方，皆为平声，三、五、七言间用、迭用‘这样音韵谐协而又起伏不平。从内容上看，所表达的正是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如上阕“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由于句式参差，虽明白如话，却韵味醇厚，使人倍感沉痛。苏轼在其后的一首与其胞弟子由久别相见的诗中曾有“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显然没有达到此种的意境。再如诗人化用“欲知肠断处，明月照松岗”，填出“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与上阕中“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相呼应，充分利用词中长短句的长处，使人读后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受。以悼亡为题材作词，在苏轼是第一首，在词的发展史上也是第一首。这在词的内容的开拓上有它的独特意义。在这以前，文人填词，凡涉及女性的，大多为玩弄妓女之辞。因为词多半为应歌而作，而歌词者又大多为妓女之故。到了苏轼开始有所转变，不完全为应歌而作，转而表现她们的情怀。比如他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词，通过细致的描写，使一个孤独、抑郁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江城子》又前进了一大步，不但扩展了词的题材，对词的品格也有所提高。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曾用“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评赞此词。读此词，确实能看到它字字都浸着血泪，听到作者锥心裂肺的恸哭之声。这两首爱情诗，都一改作者原来豪放雄壮的诗风，转而写出了这两首婉约悲情、绯侧缠绵的诗，这两首都是诗人很难得的与其不一样诗风的几首诗。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肆意，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即喝酒，下棋，唱曲儿。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看了大文豪苏东坡的纪录片后，我感受颇多。尽管只是纪录片，但是这部片子不止是知识类讲解，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想一口气看完并且不费力的铭记在心。比如流传至今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烤羊骨的由来；比如西湖为什么又叫西子湖；比如著名景观苏堤春晓，三潭映月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等等。自始至终，苏东坡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超凡的智慧在出世与入世的钢丝上行走得游刃有余。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对亲人、爱人、友人的厚重感情浩浩汤汤，充盈在胸，随意喷涌即是锦绣文章，一曲“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成千古绝唱。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于赤鼻矶上游览眺望，虽历经乌台诗案的波折，内心依旧满怀着对人生功成名就的渴望。是的，时间的确太过残酷，让多少心怀壮志的男儿鬓染白霜。但苏轼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他多年的信仰。唱着“大江东去”的苏轼，把一片豪情赠予世人。何其潇洒，何其旷达，吟颂之际，倍感舒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谓脍炙人口。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把那威风凛凛的将军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份飒爽英姿顿时浮现在眼前。想象着，那简直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将军出猎图。品味苏轼，不由自主地涌出一种敬佩之感。 苏轼是豪放的诗人，但更是多情的男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缠绵的情意，字字的血泪，那份对亡妻的深沉的思念与不舍的深情。 还有，无知的我以前只知道苏东坡是一位诗词文人，并不了解他还是那么出色的一位地方官！虽然在朝堂之上苏轼郁郁不得志，但一到地方为官便如鱼得水，抗洪，灭蝗，献出秘方帮老百姓治疟疾，治理的井井有条。这大概就是源于大文豪苏东坡单纯可爱的人间大爱吧。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大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李清照作《词论》，标举“词别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认识词的体性，强调了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共同之处；那么，李清照则以词应合律为基本立场，强调了词与音乐的血脉联系和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认识、维护词的独特性，严分诗词界限。 首先是词必须合于音律。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也称五音。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诗歌的传统审美规范。从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词与诗的密切联系。 再次，词和诗各自适宜表现的题材和要求。 这是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内涵之一。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诗言志词缘情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李清照所作的诗词作品，便不能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在她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统治者的鞭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怀念。如《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然而在她的词作中，却看不到这样慷慨悲壮的语句。前期词多写少妇闺怨，词风比较清新如《如梦令》等；后期词则转向悲哀深沉，如《声声慢》、《永遇乐》等。题材、内容与其诗截然不同，就连风格也迥异，此中原因，不在其它，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总之，诗与乐的结合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词正是在这矛盾中走向成熟、完善。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掩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的灵魂。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 苏轼不愿恪守音律的严格约束，既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用意，毕竟也存在有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李青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首先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应合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从而使词的音乐属性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与完善。其次从文学角度区分诗与词。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诗词界限。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风格。它极富变化的句式、句法、声律、叶韵等特点，密切配合乐曲之优长，又确非诗之所有，较诗更适宜表达宛转曲折的感情。因此，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将词与诗等同视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意严分诗与词的疆界，反而显得有些过犹不及。我们应该承认词与诗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词作为合乐之诗，兼具它的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及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人耳目。珠联壁合，方是歌词创作的理想境地。
大部分人接触苏轼词都是从“明月几时有”、“太江东去”这几首径典之作开始的我也不则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我会背的第一道宋词。“这明亮皎洁的月亮几时能有？我举起手中的酒杯问青天”这是词人一贯豪放的词风，只是我背时不求基解，只觉得中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写景，末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写思念，应是婉约的词风。及至初中，学到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读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高中又学到《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才真真的感觉到苏词中那种浑然天成的豪放与雄迈之气如惊涛拍岸的江水一般扑面而来。苏轼词是很有气势的，唱“大江东去”就合该拿铜琵琶，铁绰板来伴奏。 但我最喜欢的苏词却不是那些最为豪迈的诗词。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被贬官之后所作的。故而他的词中，就不仅有豪迈，也会有被贬之后的低落，但更多的则是乐观与旷达。苏轼不是个会轻易被生活所打败的人。纵然被贬，也能在那一处地方找到吸引他的美食美景来排解心中的苦闷——“日荔妓三百题，不辞尝做岭南人”、“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但他也不仅仅不会因为被贬而消沉，最重要的是，被贬在哪里做官，他就在哪里实实在在的做好一个官，为百姓做实事，真正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无论在哪里做官，他都能交到一大堆朋友，并且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然而苏词也并不全是豪放的风格，他为悼念妻子王弗所写的千古第一悼亡诗便是一首婉约风格的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几句话道尽自两人阴阳两隔以来的思念之苦，虽已过十年，虽不思量，但痛苦的记忆总是难以忘记。“纵以使相逢应不识”，为何不识？十年之久，我早已尘满面、鬓如霜了，如何相识?“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虽说不思量，但又怎能真的不思量？梦见已逝妻子，是思念所致。梦中相逢，却相顾无言。思念无法言说，只有泪落千行。苏轼对其妻子用情至深至诚，从此词便可看出，使人读来只觉凄婉悲凉。 说到苏轼的人品，首先能想到的便是乐观与豁达。苏轼虽一生多次被贬，但他却是有一颗积极入世的心。早年他所作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就表现了他想要有所作为，想要如飞鸿踏雪泥一般留下印记。他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至君尧舜，此事何难？”，后来虽然被贬，但却没有因此心生退隐之意，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嘲为闲人，其实是不甘心做闲人。他的处世态度从他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到——被贬远离家乡，他却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人生，他则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只是在这个旅店暂住，生寄死归。多次被贬，他又作诗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总是有把痛苦变成快乐的能力。 我觉得最能表现苏轼旷达性格的一首词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山中突遇大雨，同行人皆被淋得狼狈，只有他不觉得，反而怡然自得。末句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让我回味良久。“也无风雨也无晴”已经超出了一种旷达的性格，而是一种超然。回首看向萧瑟之处，人生既无狂风暴雨般的挫折，也没有雨后放晴的喜悦，而是一种宠辱不惊的超然境界。 如果说旷达乐观是对人生的坚持，是对生活的信仰，那么超然物外就是对生活有一个透彻的理解之后不再执着于世俗中人们所追求的功名利禄。苏轼的超然且旷达，让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它。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言实、言物等。李白擅长描写人世间万物，苏轼擅长讲述人世间距离。
李白的创作偏向于浪漫风格，而苏轼主要是偏向于写实风格。李白的浪漫有夸张，比喻等来体现，而苏轼是通过描写手法来提现
李白生长于盛唐时期，在那时，科举制度还未普及，还没有一统天下，而且在初唐、盛唐，思想文化还算比较开放，加上李白年轻时除了刻苦攻读以外，还求仙学道，养成出尘奔放的性情。因此，他不愿走科举应试的道路（记得杜甫也不是科举出身的）。同时，李白自视甚高，希望以自已杰出的才华获取权豪，名士的举荐，这一点与苏轼通过科举踏上仕途不同。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是以臣子谋反的形式取得帝位的，由他起，朝廷对官员、普通老百姓就小心提防，以此避免有大臣或其他人想篡位。当时宋儒理学亦已开始风行，儒学已由孔子原来的求通天地，兼容万物逐渐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这无形中给人们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局限。苏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那么就显得比李白更守规矩。虽然苏轼后来同样有豪放的性情，但却并没有李白那么明显和张扬。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来是含蓄、稳重已形成习惯，二来是在思想文化禁锢严重的环境下，张扬个性是会招惹更多的麻烦。而且，相比而言，苏轼的仕途是比李白的为好。因此，李白事业上的挫折比苏轼的大。李白虽则有经常接近唐明皇的经历，但明皇往往是在寻欢作乐，想听新文章，新乐词的时候才召见他，而并不是委以重任。我想，这对李白来说是一种侮辱。试想一个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人又怎甘心作一个花瓶，作别人娱乐的消遣，即使对方是皇帝、贵妃。李白年轻时就在《上李邕》中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 ⑥其实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显露出其英雄气概。如《塞下曲·之三》骏马如风飚，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 …… ⑦而苏轼虽则在北宋中后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艰难地度一生，但他起码做过有点实权的官，并不是摆设的花瓶。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时写过《谏买浙灯状》，其中有：……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少，体则甚大……⑧我们也可再联系李白的一些作品，例如《宫中行乐词八道·之二》：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⑨正因为李白满怀失落，醉生梦死，所以有时给皇帝的诗歌中也隐含讽刺。后来在其《东武吟出东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中只有感叹：…… ……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 ……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 ……⑩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更是讲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⑾而苏轼自知在京当官的难处，出杭州通叛后调任密州时写过《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率岁，且斗樽前。⑿从李白、苏轼的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写得更为激愤。他们两人在事业上都饱受挫折，那么在感情上也是孤独的。有次，苏轼梦见已死去十年的妻子王弗后，写下了一首十分凄美的悼念之词，《江城子（已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⒀李白终日用歌酒生活来消解忧愁，狂放不羁，则更是孤独寂寞的明证。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他们的作品都是其思想、情感的释放，是失望、灰心，抑郁、悲愤的渲泄，豪迈奔放的显露。不同的只是在于谁更激烈、更张扬，通过的是什么样的事物，什么样的形式。李白很多时候是用奇丽的想象，飘逸的诗风来抒情言志，而苏轼则更多是用周围的事物，风格上也较为沉稳。当然，他们都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至于形式的区别，我想，这并不重要。不管是歌行体，律诗，还是词等，其实都不过只是一种表达的形式。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讲述了，诗歌的平仄、押韵、形式和字数等，无非是为了体现诗歌语言的简洁精炼，节奏的起伏回旋，内容意象的连绵紧密。所以，诗歌完全是在于更好的、更形象生动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世间的万物，而不管是通过哪种形式。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苏氏四门生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 。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苏轼生平年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1036 苏轼降生1054 娶王弗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9 举家前往京都1061 任凤翔判官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1064 任职史馆1065 妻丧1066 父丧；服孝（)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1068 娶王闰之1069 返京；任职史馆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1074 任密州太守1076 任徐州太守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1080 谪居黄州1084 往常州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1126 北宋亡〖苏轼的三任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苏轼的四个儿子〗 王弗为苏轼生了长子苏迈，王闰之为苏轼生了次子苏迨与三子苏过。这三个儿子都由王闰之一手抚养成人。公元1083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遁，可惜不久就夭折了。 〖苏轼的绝命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写诗的时间是他死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苏轼轶闻〗1，苏轼“欺”师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大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苏轼笑答：“想当然耳。”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2，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3，苏轼退房 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这年七月，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逸闻趣事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的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的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的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的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啊（成语出人头地就是从这儿来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子由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子由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圣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 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 於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饕餮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橱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卡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又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十！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叹，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高风亮节 作为文人，难免就喜欢在政治上豪不避讳的抒发己见。几乎就是才华同义词的苏轼也不例外，作为保守派的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维新更是狂炮猛轰。北宋神宗元丰二年， 变法推行的第十个年头，面对苏轼犀利的批判，王安石终于坐不住了。苏轼因此被贬湖州，接着又逮捕，送到汴梁受审。史称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开始，大量跟苏轼有交往的文人墨客都受到株连，就连已经逝去的苏轼老师欧阳修及家人也未幸免。苏轼本人更是遭受一百天的牢狱之苦。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昭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丝毫不以政见不同而在敕书里公报私仇，反倒是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文中有一段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个给予王安石的评价，苏轼自己也是当之无愧的。东坡居士的这种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后人感动。生死一线 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其实神宗皇帝也是糊涂人，派个太监去凭苏轼的才智又怎么可能瞧不出来呢？东坡赤壁 苏轼被赦免后，遭贬至黄州。靠朋友资助住在东坡上的一间茅屋里（东坡居士有此而来），这时的苏轼有了大量清闲时间，就到处题赋游玩，大量绝世名词如《临江仙》、《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苏轼在游黄州赤壁时所写《念奴娇》更成了千古佳句。不过苏轼虽然博学多才，但才地理上却犯了致命错误，三国赤壁在武汉上游，而黄州赤壁在武汉下游，此赤壁非彼赤壁。不过将错就错，苏轼题词的这个赤壁现在就被叫做东坡赤壁。涵养 朝廷保守派复辟后，以砸缸著名的北宋著名文学家司马光重拜相位，新法全盘被废。此时，同为保守派的苏轼却主张对新法不能全盘否定，应存良箅渣区别对待，因此与司马光发生激烈冲突，再度被贬瓜州。苏轼虽然信仰佛教，但又不喜和尚。闻得瓜州金山寺内有一法号为佛印的和尚名气极大，苏轼听说后不服气，就决定到山上会一会老和尚！在庙里，苏轼从皇帝讲到文武百官，从治理国家讲到为人之道。和尚静静听着，苏轼见佛印一直一言不发就从心里有点瞧不起他。心里想：大家都说他有本事，原来草包一个，来这里是骗几个香火钱的吧！话题慢慢的就扯到了佛事上，这时候佛印问道：“在先生眼里老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轼正满肚子鄙视，随口答道：“你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有本事，但那是因为他们浅薄，实际上你每天故弄玄虚，没有真才实学，是个骗子而已！”佛印微微一笑，默不应声。苏轼看到他这个样子不仅更瞧不起和尚，而且自己洋洋得意起来，便乘兴问道：“在你眼里我苏大学士又是一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很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老纳自亏不如！”佛印答道。回到家后，苏轼洋洋得意地把早上如何如何制和尚的事给小妹讲了一遍，苏小妹听后笑得饭都喷出来了。苏轼懵了忙问道：“小妹为何发笑？”“你贬低和尚他不仅没生气反而把你赞扬了一番，你说谁有修养？没有学问哪来的修养？你还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强？羞死你你都不知道！”。苏轼听后恍然大悟，从此与佛印大师成了莫逆之交。‘尸骨’未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提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当时苏轼楞了一下，但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东坡吃草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率招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小妹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苏轼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苏轼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联气小妹 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风”，半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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