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元/天开通百度文库会员,可在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原发布者:爱在延伸3《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内容摘要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我主要是从阿Q这个人物入手,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种种行为去写,具体分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历程,揭示出人物的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剧在中国上演!关键词:畏强凌弱精神胜利法狂妄自大革命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旧中国下层农民的真实再现!他的出现,不但震惊了旧中国,敲打着每一个中国的心坎,同时,也震憾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阿Q正传》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②最著名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阿Q形象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今天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憾,催人警醒,促人奋进。《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③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阿Q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他愚昧,贫穷。精神胜利法是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也是阿Q落后不觉悟的重要原因。阿Q不满别人的压迫,想反抗又不得力,便用精神上的胜利掩盖实质上的失败。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虽一时反对,但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本能地倾向革命。他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而可笑的,行动是迟钝而软弱的,最后在假洋鬼子的棒喝下革命美梦彻底破灭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阿Q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典型形象”。 阿Q头上的“光”,照出了中国人心灵上的黑洞。
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现实,阅读文学作品就应该鉴赏其人物形象,探讨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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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小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展开了对阿Q性格的刻画。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像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特征。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连老婆也娶不上,却偏偏要虚妄地夸口“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表现出盲目的妄自尊大;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就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响头之后,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表现出他的自欺欺人;后来人家打他,还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阿Q被迫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下他该自认失败了吧?并不,他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打嘴巴以假想打的是“另一个”而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表现出他的自我摧残;被王胡撞头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吃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而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和小D摆“龙虎斗”,调戏小尼姑,表现出他的畏强凌弱;阿Q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教训了一顿,过了一会,他听见外面有声音,一看是吴妈在那里哭闹。“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表现阿Q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忘麻木。阿Q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却用这种法宝取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如同麻醉剂,麻醉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醒。生命将要结束时,阿Q还自我安慰地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的性格至死未变。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小说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最低元/天开通百度文库会员,可在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原发布者:爱在延伸3《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内容摘要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我主要是从阿Q这个人物入手,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种种行为去写,具体分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历程,揭示出人物的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剧在中国上演!关键词:畏强凌弱精神胜利法狂妄自大革命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旧中国下层农民的真实再现!他的出现,不但震惊了旧中国,敲打着每一个中国的心坎,同时,也震憾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阿Q正传》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②最著名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阿Q形象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今天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憾,催人警醒,促人奋进。《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③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
自尊自大: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自轻自贱: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
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
欺软怕硬: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
于是阿Q在于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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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
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阿Q正传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下面为大家带来《阿Q正传》中阿Q形象分析,快来看看吧。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旧时代农民的典型。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只靠出卖自己力气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倍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社会的最地层,现实处境十分悲惨;但更令人可悲的是,长期畸形社会的挤压,促成了他独特的病态的灵魂,阿Q的悲剧实质上是旧中国农民的悲剧。其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妄自尊大,畏强凌弱。
鲁迅先生曾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作为旧时代一个农民的代表,阿Q有其勤劳善良、率真朴实的优点,但由于长期遭受欺辱和打击,他也本能的带上了一些自尊自大、欺软怕硬的无赖特点。虽然不名一钱,但他并不佩服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和钱太爷,还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他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见过城里的煎鱼,没见过杀头。他畏强凌弱,对比自己弱的,蛮横霸道,被王胡打败,又遭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便迁怒别人,调戏小尼姑;受赵太爷迫害,丢了生计,又迁怒于小D;但对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则懦弱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二)自欺欺人,自轻自贱 。
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对自己的身世很渺茫,但却对别人炫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老婆娶不上,却偏偏夸口:我的儿子会比你阔多了!忌讳头上的癞疮,当别人以此来取笑他时,他说:你还不配当被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他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正是靠着这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啊Q总是在失败中寻求超脱,麻木地过着做奴隶而不得的生活。遭遇失败和欺辱后,啊Q又常常表现为自轻自贱,甚至自我摧残,在别人面前轻易求饶,骂自己,甚至打自己嘴巴,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消除失败的痛苦,表现出十足的奴性心理。
(三)麻木健忘,保守愚昧。
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因向吴妈求爱,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遗忘得一干二净,反倒跑过去看吴妈闹着什么玩意儿了,直到看见赵太爷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向他奔来,方才猛然间悟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精神上的麻木健忘与其思想上的保守愚昧是相互对应的,阿Q样样合乎圣经贤传,严守男女之大防,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当决定投降革命党之后,酒后土谷祠做梦的描写则集中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无知,尤其是他喊出的那句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革命口号,更使其思想上的狭隘自私、愚昧落后的特点暴露得一览无余。
阿Q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复杂的矛盾体,他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典型,也是一个令人可笑、可叹、可悲和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阿Q正传》突出地展示了附着在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也刻画了他性格里的种种复杂因素,这些相辅相成的多种性格共同形成了丰满深厚的阿Q形象。鲁迅先生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就是在一个生活在畸形社会中病态的灵魂,由于挤压而扭曲变异的阿Q相正是长期饱受压迫和奴役的国民的劣根性的集中体现,阿Q这一形象常读常新,给我们留下无限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写下这条标题时,我差点以为我是在歌颂阿Q。伟大革命家、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著作《阿Q正传》也看了好几遍,越看就越发觉得阿Q这注定悲剧式的人物可怜可恨。在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阿Q正传》可堪称他的代表作,它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依靠精神胜利法而赖以谋生的悲剧性小人物阿Q的典型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阿Q正传》之所以使人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鲁迅通过对阿Q形象的塑造概括了“精神胜利法”这一腐蚀整个中华民族的严重痼疾,鲁迅曾多次讲到他创作《阿Q正传》是为了通过对阿Q艺术形象的塑造,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来改造国民性。《阿Q正传》在表述的层面上看是在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立传,其实是想通过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把他的影响和悲剧折射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暴露当时国民的弱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阿Q作为乡土人物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旧人物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阿Q自认为是个有过进城经历的人,但他仍“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 ‘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在阿Q看来,这些都是错的、可笑的。显然,在阿Q的对城里人的态度和看法中也显现了当时封闭保守的乡下人对热情奔放的城市人的感觉,他代表了乡土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批判、否定和拒斥,也表现了城乡之间对立、隔膜的社会病态。像这样的阿Q,我想就算是在现代社会里,甚至在以后的社会里,都一直存在着。封建思想影响着我们两千多年,早已根深蒂固,哪里是现代这么短的一朝一夕能彻底消除的呢?现代的城乡经济差距、思想隔阂仍广泛存在不说;就如今科技发展如此迅猛,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下,未来的城乡隔阂就算不会随之越拉越大,也不会彻底破除。在乡下人看来,越来越开放的城市人是阿Q;在城市人看来,依然那么保守的乡下人,更是阿Q。
阿Q:一个精神典型阿Q:一个精神典型文/段崇轩 关于阿Q,自他诞生以来的80年间,人们说得太多、太细、太深了。你几乎再很难找到新的话题和切入点。我想从人物类型——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谈出些许新意?� 对于阿Q这一形象,已有许多权威的评论。这些论述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深入。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还没有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沈雁冰(茅盾)就认为: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小说月报》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通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认为: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农民的典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98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解读阿Q,说鲁迅“塑造阿Q这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说中显示‘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摄录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难史”“他的性格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点是精神胜利法,阿Q性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些论述,都敏锐地“抓住了”阿Q国民性、阶级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从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来阐释人物的性格内涵的,或者说是从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构成中,来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阿Q还是一个“性格典型”。这一研究路径并没有错,但我以为是走了“弯路”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直接面对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当作一个“精神典型”呢? 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把塑造“性格典型”当作一个核心命题,同时也当作一把权威的标尺。其实这种“典型观”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说它不大适应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对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显得“捉襟见肘”。譬如对阿Q就是这样。我以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大家族”,它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只要这一人物艺术地、强烈地表现了某种人生的、社会的特征,我们就应该视他为典型,而不必强求他的性格刻画得有多么鲜明、特别。当然,每一类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典型的所在。《阿Q正传》毫无疑问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同时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现代小说、散文、杂文的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形成一种开放的、奇崛的现实主义文体。阿Q身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有独特的心理描写,但他更让我们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种饱含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精神胜利法”。古老的中国已然风雨飘摇,而阿Q却沉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对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骗人骗己的得胜旗子。这是一种多么普遍而深广的民族的、人类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当作是一个“精神典型”。 其实,鲁迅压根儿也没有把阿Q当作一个性格人物去刻画。他说得很明白:“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审视、揭露阿Q们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过自己的笔,“启蒙”民众,“改良”人生。他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的密切关注,比之于国民的身体状况来,精神是“第一要著”。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对有如死海一般的国民的灵魂和精神,鲁迅常常审视、探索、思考。但他又常常觉得隔膜、不自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精神的深不可测,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苛求。他不是那种有点小感受、小感想就仓促动笔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正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一个最理想的对象。你看,在鲁迅这一系列论述中,其主题词是:启蒙主义,揭出病苦;第一要著,改变精神;依靠觉察,画出灵魂。他并没有谈到人物的性格刻画问题。鲁迅发表过很多谈论创作的文章,也多次论述了人物的塑造,但他往往强调的是刻画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而不多涉及人物的性格描写。当然,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并没有轻视性格描写的意思,但在他看来,性格描写是为展现灵魂和精神服务的,灵魂和精神才是人物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正因为鲁迅有这样的审美思想,因此他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都具有极大的社会、人生涵盖性,往往成为某种人物的代表和象征。譬如孔乙己代表了被异化的没落文人,闰土代表了动荡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悲苦人生,狂人成为封建“铁屋子”里先觉者的象征形象……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耀人眼目的是一种内在的灵魂和精神特征,他们也有自己的性格,甚至颇为复杂,但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性格有机地融化进了灵魂和精神中去。阿Q无疑是鲁迅小说中最丰满、最深刻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比鲁迅的其他人物要更丰富、更鲜明一些。譬如他的质朴和狡黠、自尊和自贱、欺软和怕硬、敏感和麻木等等复杂多变的性格特点。但鲁迅刻画他的个性特征并不是最终目的,这些个性特征是直达人物的灵魂和精神的,鲁迅的最终目的是要画出“国民的魂灵”来,阿Q因此成为一个杰出的“精神典型”。 阿Q是江南乡村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流浪雇农,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他就是一个“农民典型”。作为“精神典型”,他是不受阶级、阶层甚至民族的限制的,他突破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各个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人类的一个典型形象。但鲁迅为什么要选一个农民作为他的描写对象呢?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鲁迅本人对农民较为熟悉,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很古老的镇子里,外祖母家就在乡下,他从小就是在乡村和农民的氛围中长大的,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理解。他的很大一部分小说就是写的他熟悉的农村和农民。二是在农民身上,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特别悠久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就是最广大的农民。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中国文化,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整合,演变成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民间灌输和渗透,成为支配农民思想行为的一种精神文化。即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而农民心理中的文化积淀却往往根深蒂固、难以动摇。20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走向穷途末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外国列强的野蛮侵略使国家走向动荡和贫穷。就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统治阶级显出一副懦弱、虚伪、奴颜婢膝的模样,而广大农民依然过着一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思想变得更加麻木、愚昧、保守。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奴性意识——精神胜利法。选择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作为表现对象,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转折时期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更可以集中地展示民族灵魂的微妙变动。阿Q是一个最卑贱的贫民,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足够的传统道德文化,在时代的疾风暴雨中,他的灵魂和精神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竟驱使他要去“投奔革命”,最终做了“革命”的牺牲品。用这样一个角色,去表现辛亥革命,去展示“国人的魂灵”,不是一个最恰当、最艺术的选择吗?从操作的角度讲,鲁迅选择阿Q作为传主,他可以更少顾虑,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因此可以说,鲁迅是借了阿Q的“躯壳”,来塑造他的“国民魂灵的典型”的。 传统的现实主义着力展示的是人物复杂多样的性格侧面,意识流小说侧重描摹的是人物的心理流动。那么,鲁迅是怎样雕塑他的“精神典型”的呢?概括来讲,我以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陌生化”。鲁迅很佩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本领,创造性地发挥了果戈理的这一表现方法,在《阿Q正传》中把人物的最日常的生活事件进行定格、放大、强化,就使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变得强烈而陌生,从而折射出人物行动、性格背后的精神内涵,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譬如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无聊而细小的事件,经鲁迅的精雕细刻,就变得陌生神奇起来,把阿Q那种“美不过他们,同他们比丑”的变态心理表现得入木三分。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二是大量采用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凸现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譬如阿Q对小尼姑,他在骨子里是轻蔑的,一副正人君子的作派,但自从摩挲了小尼姑的头皮之后,他却突然觉得手指间有一种“滑腻”感,弄得心旌摇荡起来,直到犯下“调戏吴妈”的错误。把阿Q灵魂深处的文化积淀和人格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用的幽默、讽刺手法。再如描写县衙捉阿Q,官兵的兴师动众、如临大敌;阿Q在临刑前的画圆圈,全力去画,没有画好,从“羞愧”变得“释然”。夸张手法的运用把阿Q的可怜、麻木、愚昧展示得触目惊心。 三是插入作者的主观议论,深化人物形象。按照传记体的通例,对于所传的人物,作者是可以议论和评价的,鲁迅很好地利用了文体的便利,随时夹进一些精辟的议论,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如关于“胜利者哲学”的议论,说阿Q的得意“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一下把阿Q这一形象推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中。如阿Q遭遇了困惑难解的女人问题的时候,作者有一段“关于女人”的议论,正话反说,亦庄亦谐,深刻解剖了阿Q内心的矛盾现象,尖锐抨击了封建文化中的“女性观”。又如阿Q在临死前恍惚看到了一片狼的眼睛,“不远不近地跟他走”“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麻木如一段木头的阿Q大约是不会有这样的幻觉的,这是把作者的联想赋予了阿Q,但就在这一瞬间把阿Q的死深化了、升华了。他的死,是民族的悲剧,文化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但阿Q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精魂”,是永远不朽的。实在说,阿Q不过是一个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本来负载不了那么多社会的、人生的、民族的、文化的内涵,是鲁迅创造了他——一个奇迹般的“精神典型”。
惠园名师大讲堂之阿丘专场——“挨别人的骂,让自己笑去吧!”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央视主持。他是现在的阿丘,也是从前的阿Q。他可能是央视里不太出挑的一个,却是观众心里最爽朗最大智若愚的一个。他可能是和传统主持人差距最大的一个,却是最接地气最受观众欢迎的一个。 二零零三年四月,燥热的北京。 一个来自南疆的小个子来到了央视大院,斑驳生锈的招牌,年老的看门大妈,他很难将这样一个普通的有些破败甚至灰头土脸的大院与诞生了大名鼎鼎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节目的央视演播大厅联系起来。他,便是邱孟煌,放弃了在南方小城市舒适安逸的生活,闯荡北京,进军央视,成为百万北漂大军的一员。初进央视,在破旧的筒子楼307,邱孟煌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初进央视《社会记录》栏目组,由于它的身高,主播们给了他“阿丘”的别名。一个来自地方二流电视台二流节目的主持人,在名嘴云集,星光闪耀的央视舞台,自然是不受重视的。值得欣慰的是,同事们都很不错,阿丘阿丘的叫着,突然有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从小到大,阿丘一直被别人或是亲昵或是揶揄地叫做阿Q,对于阿丘这样一个新名字,他还是欣然接受了。经过搜索,他还非常荣幸地与一条著名的消防犬以及乌拉圭的外交部长同名。第一次录制《社会记录》节目,是在中华世纪坛,每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心向北京崇敬首都的游客,在那根能转的巨针下摆出或真或假的笑容以应付照相机。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肚子底下有着一个新闻频道众多栏目的录制间。这小小的录制间,便是阿丘央视之路的起点。每天录制前都要提前半小时开始化妆和备稿,对录制间各节目景片的摆设已烂熟于心。录制间众师傅有句所谓的格言:只要《社会记录》没来电话,就千万别答应晚上的饭局。意思是《社会记录》的录制规律飘忽不定,他们从来不敢轻言何时下班。最初,没有人看好阿丘,认为他格调不高,上不了大场面。然而,阿丘录制的节目一经播出,便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绚丽的灯光,却是最贴近百姓的草根视角。于嬉笑怒骂中评人间百态,于轻松幽默中话世间无常。他新锐的主持风格在央视引起不小波澜,可也就是这般洒脱风格,成就了他的独树一帜。“挨别人的骂,让自己笑去吧!”阿丘如是说
可以分析一下这部片子反映的美国现代史,或者这些历史事件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我最近也在写,我写的是其对白中的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你也可以写写对白中的修辞
一,导演 主演介绍等等二,电影创作背景,以及他的社会效应三,作品质量,及票房四,影片类型。。。。
美国梦、乐观主义——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反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摘 要】电影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透过电影,观赏者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一生的传奇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了解到了美国世代传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本文旨在分析《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这些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包括美国梦和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关键词】美国电影 《阿甘正传》 美国梦 乐观主义20世纪以来的100年,世界传播事业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社会。在信息时代,媒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是较为先进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态。其中电影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传媒。电影就像一个微观世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在美国电影中,“美国梦”和“乐观主义”是常被涉及的主题。那什么是“美国梦”呢?最具代表的关于“美国梦”的电影就是《阿甘正传》。《阿甘正传》 (1994)是由罗伯特•泽梅基斯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一部“愚人电影”(反智电影)。该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角逐中,《阿甘正传》一举获得13项提名,包揽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六项大奖,还夺得了当年全美10大票房影片的首位,并在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排行榜上名列第四,4年后该片又进入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百部电影之列。因此《阿甘正传》可以说是美国电影史上一部愚人电 影的神话。一、《阿甘正传》简介福瑞斯特•甘(阿甘)出生在上世纪中叶、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绿茵堡镇,由于父亲早逝,他的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凭借跑步的天赋,他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并参了军,随后开赴越南战场。在军营里,他结识了“捕虾迷”布巴和神经兮兮的丹•泰勒中尉。布巴在越战中丧生,丹中尉失去了双腿,阿甘则因为救人成了战斗英雄。回国后,阿甘为了履行对布巴的承诺,买下了一艘破船开始捕虾。一系列机缘巧合后,他不但化解了丹中尉的怨气,还莫名其妙地累积了大量资产。不过,钱并不是阿甘所看重的东西。阿甘和女孩珍妮青梅竹马,可珍妮有自己的梦想,不愿平淡地度过一生……二、《阿甘正传》的主题亲情、友情和爱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话题。围绕着愚人文化这一背景,影片讲述了发生在阿甘身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故事。阿甘自幼腿部残疾而且智商低下,小镇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待阿甘,只有两位女性关心、爱护他:母亲给予了他伟大的母爱,珍妮则以纯真的少女情怀温暖着他的心。在母亲心目中,阿甘不是负担,而是上天对她的馈赠,她倾尽全力抚养阿甘,总有办法找到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他明白生活中的一些道理人生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永远无法知道你会尝到什么样的味道”,“笨有笨的作为(傻人有傻福)”,并且为了能够为他争取于正常儿童同样的生活学习机会,她甚至答应陪校长睡觉。《阿甘正传》表达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其中被导演反复强调的就是对生活永不放弃。这部电影不仅给人以情感上的教育,而且也是一部关于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到1982年的社会史,非常值得一看。阿甘智商虽低,但他心地单纯,信念坚定,做到了很多正常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在运动、战场、商场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甘的人生历程中穿插着美国战后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猫王、披头士乐队、种族问题、越战与反战、水门事件、乒乓外交等等。阿甘的故事象一面多棱镜一样折射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观众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三、《阿甘正传》反映的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美国梦”和“乐观主义”从《阿甘正传》中我们能够想到人们追逐已久的美国梦以及乐观主义。美国梦是上个世纪的神话,是许多欧洲人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而来到美国的目标。美国地广人稀,到处都充满着爆富的机会。今天,美国梦依然存在,大量亚洲人和拉美人把美国看成是实现梦想的摇篮。那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呢?虽然已有些许变化,但却有一个永不变化的主题:或成为富人,或成为体育英雄,或成为著名演员,或有参观白宫和得到美国总统接见的机会 ,或通过勤奋刻苦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怎样来实现这些梦想呢?人们需要做什么呢?人们应该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或者要有最高的智商吗?谁能回答这些问题?看过《阿甘正传》后你就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大事,他很富有,参观过白宫,还是一个体育英雄。他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告诉人们,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即使你的智商极低。他就是阿甘。美国是一个具有“未来取向”的国家,这也决定了美国人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等价值观。但在60年代,青年一代为了表达对美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越南战争的不满和反叛,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迷惘与困惑.选择的是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享乐、否定理性、强调本能的幻灭之路。性的解放、毒品带来的幻游和远离现实社会的流浪和群居生活是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影片中珍妮和她的“嬉皮士”同伴的生活方式。但低智商的阿甘与他们完全不同。也许他的智商使他无法了解珍妮和那个时代的青年所做的事情,但他身上一直洋溢着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虽然阿甘的智商极低,但另一方面,阿甘又是聪明的。他参观了一所退伍兵专用医院,用他高超的乒乓球技艺来愉悦他们。与此同时,电视里正在报道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消息。然而没人观看这个人类的世纪创举,他们都被这个低能儿的球技深深吸引。此时科学是乏味的,体育更加伟大。阿甘相信,蠢人才做蠢事,傻人有傻福。这也正是电影导演对阿甘成功生活的诠释。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蠢人,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就是在美国成就一番事业,取得成功的砝码。无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聪明还是愚蠢,你只需做到最好,然后取得成功。阿甘教给人们成功的钥匙就是:你自己去决定你是做聪明人还是傻子吧。美国人总是思考着未来的目标,他们说:“我们要把人类送到月球上去。”他们做到了。他们的国家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由十三个殖民地建立起来,如今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梦是真实的,古巴人来到美国成为棒球明星;每天数以千计的墨西哥人越过边境线寻找工作,寻求更好的生活。只要你做出决定,拥有自己的目标,一切都能实现。参考文献:[1]顾宁.美国文化与现代化.北京:辽海出版社,2006.[2]张奎武.英美概况.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3]赵英男.英文影视赏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朱永涛.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5]董力燕,刘铭.《阿甘正传》中的成功哲学[J].文教资料,2007.[6]端木义万.美国社会文化透视[J].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7]刘洋.寻找迷失的英雄——《阿甘正传》的新英雄观及其文学内涵[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