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 政府采购协定》对国内政府采购制度的影响及挑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春庭
摘要
目前，政府采购制度在
国的政府采购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认真研究国际上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对我们的制度建设是很有帮助的。本文拟从对这两个国际法律文件与我们国内的与政府采购有关的法律文件的比较出发,分析当前形势下我国的政府采购立法面临的问题和应该采取的对策。由于政府采购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课题，若作全面的分析恐怕一本几百万字的洋洋洒洒之作也难以胜任。本文仅从政府采购法的立法目标、适用范围和采购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些建设性的结论。
第一章．国内外立法简介
第一节．wto《政府采购协定》
《政府采购协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简称gpa)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四个附件1之一，它是各缔约方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以实现政府采购国际化和自由化的法律文件2。
《政府采购协定》是在原《关贸总协定》第七回合谈判于1979年达成的《政府采购守则》的基础上经过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谈判而达成的。1994年4月15日，该协定在马拉喀什签字，并于1996年1月1日起生效。《政府采购协定》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序言和正文。Www.133229.CoM序言表明了各缔约方缔结《政府采购协定》的原由及该协定拟达到的目标；正文部分由24个条款组成，分别从该协定的适用范围、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待遇、限制竞争的方式、招标和决标程序和防止歧视的其他措施等五个方面作了规定。
第二部分是各缔约方承诺开放的政府采购市场的清单、发布政府采购信息刊物的清单等5个附属文件。
《政府采购协定》并未被纳入加入wto必须接受的一揽子协议的范围之内，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方或《gatt》1947的缔约方自愿参加。该协定只适用于签字方，对世贸组织的其它成员方没有约束力。迄今为止，gpa共有27个成员方3和21个观察员方。目前，
府采购法》颁布后，将由该法勾勒出我国的政府采购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为政府采购制度提供了相应的后勤保障。
第二章．比较分析
第一节．立法目标
如何确定一项法律的立法目标和价值选择，是一项法律制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它关注的不仅仅是“为什么立法和怎样立法”的问题，还将面向未来，对国家的执法、司法活动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特别是它们在成文法的解释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在大陆法系国家尤其受到重视。所谓“目的决定方法”，不同的立法目的决定了法律具有不同内容。
一．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目标的比较
wto《政府采购协定》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程度、各国的采购制度及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对其它成员方的供应商给予平等的竞争机会等方面，其目的便是将政府采购市场纳入整个的世界贸易体制之中，降低和消除政府采购造成的贸易壁垒。也就是说，gpa所关注的重心不是政府采购制度，而是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和非歧视待遇。
gpa的上述特点在其序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序言中将各成员方缔结gpa的目的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8：
1．通过建立多边的权利义务机制，实现世界贸易的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和扩大化，改善世界贸易的运行框架；
2．消除成员方在其政府采购领域中存在的对国外的供应商的歧视性待遇；
3．增加成员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管理规定、程序和做法的透明度；
4．通过建立有关通知、协商、监督和争端解决的国际程序来保证公正、及时、有效地履行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定，并尽最大可能保持各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5．考虑发展
际市场冲垮的危险，从而造成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外资的局面，形成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相关贸易壁垒的设置。
贸易壁垒大至可以分成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大类。关税壁垒是通过对外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方式来削弱国外产品在国内的竞争力，我国对进口汽车所征收的高额关税便是一例；非关税壁垒是指通过发放进出口许可证、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或进出口检验检疫标准、实行进口配额制度等方法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数量。wto对贸易壁垒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将非关税壁垒变成关税壁垒，从而使相关国际贸易发展的可能性得到保障，并使贸易成本具有可预见性；二是尽可能降低关税壁垒，为国际贸易的进行降低和清除障碍。所以，我国加入wto之后，便面临着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绝大多数的非关税壁垒都已消失，国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直接冲击到国内的市场；另一方面，关税已降的很低，对国内不甚发达的相关产业的保护力度大打折扣。对这些产业而言，这无疑是在其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一道万丈深渊，要么奋力一搏，跨过去，海阔天空；要么径直跳下去，摔个粉身碎骨。很明显的是，掉下去的可能性要比跳过去大得多。所以，这些产业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担忧。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加入wto之后，能够保护这些稚嫩产业的新的一村便是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录4中的四个单项贸易协议之一。它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对象的范围之内，但对这些协议的接受是选择性的。并非wto成员国必须接受的一揽子义务，也不是希望加入wto的国家必须签署的文件。
由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的职能广泛，公共支出和需求巨大，政府采购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起着巨大的调节作用。按照国际上的常规算法，各国每年的政府采购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15％，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政府采购不会低于这一比例，政府采购的总值可能相当于1万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政府采购意味着一块非常巨大的市场，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供应商会对这块蛋糕不感兴趣。
由于加入wto并不一定接受《政府采购协定》（gpa），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法律规定
家或高收入的国家或地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府采购立法可以完全不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向纵深程度发展，一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时，公正、透明、有效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最终也是离不开国际市场的。国际贸易一般都推行互惠原则，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才能使我国真正有实力的产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这个无比广阔的市场。我国加入gpa，虽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也存在有利和有益的一面，所以延迟的时间不宜太久。这表现在：
首先，gpa所构建的是一个开放透明、公平竞争和讲究纪律的采购制度体系。竞争性的采购方式，使政府采购单位可以获得来源于世界各地的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也使得采购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外贸易的机会，同时，采购过程也处在了全世界的监督之下。这一方面有利于消除采购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节省大量公共资金，同时推进本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世界资源根据市场规律进行合理的配置。
其次，目前gpa的贸易自由化的要求还不是很高，各国政府可以自主地决定相关领域的开放程度，加入之后，将有利于一些优势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本国政府对gpa的义务的控制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只有本国政府列入附件1的政府采购实体进行的采购才承担相应的市场开放的义务；第二，对于次中央政府的采购，成员方可以严格按照互惠原则协商确定彼此开放的领域；第三，不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应的对外开放领域只取决于两国政府的双边谈判，本国可以有选择地决定对相关国家开放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第四，gpa第23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方面的例外，来限制gpa适用，从而维护成员方的国家主权。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该协议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实际上为各成员方回避相关义务提供了一个口袋条款；第五，该协定对于发展
总要滞后很多。
3． 要对产品制造中的每一道加工工序加以描述，需要时间和资料，因而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且对于这种描述，没有现成的国际准则作依据，各国有各国的自主决定权，因而要通过多边谈判对各国的加工工序清单加以协调是很困难的。
（三） 税目改变标准
这种标准是通过商品税目的改变来确定商品的原产地。再这一规则中，一国用进口的原材料制成某一商品，只有这一制造过程达到一定的程度，使之足以改变进口原材料的海关税号时，这一商品才被认为原产于制造国家。这种方法在原产地规则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目前国际协议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它是美国起草关贸总协定原产地国际法规的基础，且被乌拉圭回合谈判所采用，它也是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提议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制定法规的基础。这种方法把商品分为两位数字的章水平，四位数字的税目水平，六位数字的子目水平和八位数字的统计水平。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阐述清楚，没有模棱两可的情况，容易被贸易商所掌握。
但是税目改变的标准也并不完美，它作为衡量实质性改变的标准也存在着问题：
1． 该方法不是为确定产品的原产地而制定的，所以单纯采用它来确定产品的原产地有时是不合理的。这表现为：首先税目变化并不意味着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如植物产品经过冷藏、制成水状或果酱装罐等储藏加工工序而变成产成品，并不能说明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加工却实实在在的导致了产品税目的变化。其次是进口原料同其制成品相比，已经明显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但是税目却没有变化。这一现象在化学品中表现的较为突出。
2． 针对上述两种情况，有些国家把这些例外商品列入“例外清单”，但是这种做法又减弱了税目改变标准所具有的透明性及客观性。这种“例外清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进口成分在受惠国加工后改变了税目号却不能被认为是已经过实质性改变的产品清单（否定清单）；另一种是进口成分在受惠国加工后，税目没有改变却被认为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的产品清单（肯定清单）。但是这类清单如何列示完全是由各国当局自主决定的。
虽然税目改变标准作为实质性改变标准尚有不足之处，但同其他两种标准相比，它最为客观公正，而且它是以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做法为依据，使得各国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容易协调。但是要准确、合理地确定一种产品的原产地，还需用其他的标准加以补充。这正是各国制定原产地规则是应遵循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原产地规则协定》第9章第2款看出这一点。改款规定税则分类变化是实质性改变的基本标准，同时“对特定产品或一个产品部门制定原产地规则时，应以补充或例外方式考虑和详细阐述如何利用其他要求，包括从价百分比和（或）在为某些特定产品或一个产品部门制定原产地规则时的生产和加工的操作过程”。
我国原产地规则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986年12月6日,我国海关总署发布实行了《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原产地领域制定规则,它参照了1973年海关合作理事会通过的《京都公约》。《规定》第一条标表明了制定该规则的意图：“为了贯彻实施《关税条例》中有关两种税率运用的规定。”根据规定,海关判定进口货物的原产地时有以下两种标准:一是对于完全在一个国家内生产或制造的,生产或制造国即为原产国;二是对于经过几个国家加工制造的,最后一个对货物进行经济上或视为实质性加工的国家为原产国。判定“实质性加工”的标准则为:《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四位数税号一级的税则归类已发生改变;加工增值部分占新产品总值超过30%以上。该规则对什么情况下适用何种标准来判定其是否经过实质性加工没有明确规定。
1992年5月外经贸部开始施行了我国第一个《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及其实施办法。规则参照了《京都条约》和当时的乌拉圭回合《原产地协议》(草案)的规定。一般出口产品要取得
式的报酬；不得规避本协定的适用而分割合同；必须分解的采购项目的估价要参照近期的类似合同的实际价值进行；租赁合同的估价应为合同的总价值11和或月摊付额的48倍12；对于包含选择性条款的合同，估价基础应为允许进行的最大限度的采购的总价值。
《示范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笼统，在其第1条中规定了该法适用于采购实体进行的所有采购。要想实现《示范法》的目标，就需要使其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因此，虽然《示范法》有条款规定把涉及的国防和安全的采购排除在外，颁布国在其采购法或实施条例中也可指明另外的不适用部分，但颁布国不宜在其立法中对《示范法》的适用范围作更多的限制。为使《示范法》得到最广泛的应用，第一条第3款规定，即使是排除在外的采购类型，也可以由采购实体斟酌决定适用《示范法》。纵观《示范法》的规定，我们可以认为，该法实际上是将适用范围的相当程度上的规定权交给了各国政府。这有利于各国针对本国的不同情况做出适合本国国情和利益最大化要求的规定。
我国的招标投标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了规定。根据第二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的招标投标活动适用该法。也就是说，任何性质的组织，不管其是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是私人组织，只要其进行的是投标活动，就要遵守该法的规定。第三条从采购项目的性质和资金来源的角度划定了该法的强制性适用范围，根据该范围，强制招标的主体可能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甚至包括私营企业13。
我国的《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将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办理的政府采购纳入了其调整范围。这里的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并将采购定义为采购机关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用等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另外，该办法把下列五项内容排除在外：
1． 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
2． 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需紧急采购的；
3．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危险，急需采购的；
4． 我国驻境外机构在境外采购的；
5． 财政部及省级人民政府（含计划单列市）认定的其他情形。
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草案与该办法相比，对法律适用范围的规定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在采购的定义中增加了“建设”这一方式；其次，明确了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定义，划定了较为清晰的范围；另外，在采购的资金来源上，明确财政性资金占采购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项目，应该执行该法。
二．划定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的标准
从政府采购法草案的规定上来看，政府采购的主体只限于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使用预算资金进行的采购和国家军事机关进行的采购不包括在这一范围之内。对于军事机关的采购，因其涉及国防安全和军事秘密，不纳入调整范围很好理解。但是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采购也在调整之外，恐怕是出于担心政府采购制度会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考虑。相反的观点认为，政府采购的实质内容便是将竞争机制引入采购过程，它带给这些企业的只是节约资金和提高效率，所以前面的担心大可不必。另外，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采购资金在财政资金支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丢掉这块巨大的蛋糕，无疑会使政府采购的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
目前对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纳入政府采购调整机制的争论所涉及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政府采购的适用范围到底应该依何标准进行划定？无论是一个主体还是一项具体的采购，将其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总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尽管这种标准有时候是非常不明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客观存在的。
从对gpa的分析来看，这一标准应该是：成员国从自己对成本——效益(cost-benefit)的分析出发来决定其提交的协议附件中的名单的自主选择权。各国在进行这种分析的过程中，应该适当考虑开放采购市场所获得的额外采购的机会14。但是，这一标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平衡各缔约国利益的一个标准，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划定其适用范围的标准。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采用了选择方案的形式。根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立法指南》第二条的规定，决定是否应该将某一实体的采购纳入适用范围时，应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政府是否向该实体提供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是否为了确保与采购合同有关的实体履行付款义务而提供担保或其他的保证，或以其他的方式确保采购实体履行合同义务；
2．该实体是否由政府管理或控制，或政府是否参加对该实体的管理或控制；
3．政府是否对该实体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给予独家经销特许，垄断权或准垄断权；
4．该实体是否负责向政府或财政部门报告盈利情况；
5．是否有国际协议或国家的其它国际义务适用于该实体从事的采购；
6．该实体是否由特别法设立，以便开展活动，实现法定的公共目的；
7．通常适用于政府合同的公法是否适用于该实体签订的采购合同。
可以肯定的是，《示范法》的这一规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应该考虑的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为资金来源、管理特点、项目性质、采购的竞争性和采购实体的法律形式几个方面。但这些规定似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决定将某一类政府采购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调整范围的问题实际上是要确定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划定一国政府采购的法律适用范围的标准有三个。首要的是采购资金的公共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扩张性的标准，可能不适当地扩大政府采购的适用范围；其次便是竞争性的标准，它可以在一些采购主体的不断变化的采购时间中，动态地确定哪些项目应该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调整范围；第三便是公益性，这一标准涉及到现代公共管理变革的主导思想，相对对于传统的采购理念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5。三个标准中，第一个是基本性的，第二个是排除性的，第三个是补充性的，只有将三个标准综合在一起考虑，才能科学地划定采购法的适用范围。
确立这一标准的出发点应该是政府采购的立法目标。从基础上讲，一国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首要目的便是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节省公共资金。所以说，政府采购资金的公共性无疑将成为确定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的首要标准。从前面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一标准目前已经被我国的国内立法所确认，并在正在制订中的《政府采购法》的草案中有了反映。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各国对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一些利用公共资金的实体逐步参与了商业性或竞争性的活动，因此，对这些实体的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就需要重新考虑。因为这些主体从事的活动具有竞争性，其业绩就可以通过市场得到检验，如果政府对其补贴或管制，就很容易造成市场竞争的扭曲，相应的，这些竞争性的采购活动就不宜被纳入到政府采购法的适用体系之中。也就是说，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或者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所从事的竞争性的采购活动都不应该纳入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所以，竞争性也就应该成为划定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的标准之一。
在现代的政府采购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而且该趋势有愈演愈烈的倾向。那就是利用私有资金进行公益采购，bot融资
便是其适用的典型代表。这类采购的特点是用私人的资金建设公共工程，再用该公共工程收回的资金清偿私人的债务。由于这种采购往往与特许经营权相挂钩，且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所以各国往往都将其纳入到政府采购法调整的范围之内。这类采购的本质特点便是采购项目的公益性，所以，我们又得出了规范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的第三个标准：项目本身的公益性。
值得强调的是，以上三个标准的载体或是对象应该是个体的或是某一类的采购项目，而不应该是某种采购主体或是采购对象。这样，就可以较为精确地划定出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既不会造成对经济主体正常经营的不适当的干预，又不会留下管理上的漏洞，造成对财政资金的浪费。所以，我国的政府采购立法也应该从采购项目的角度出发来规定其适用范围。但是从前文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立法的相关规定是从下面三个角度进行的：一是其适用的主体，二是采购的资金来源，三是政策性的限制。这样的规定具有一刀切和抽象性的特点，不利于很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因为实践中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个的采购项目，我们要决定该项目是否应该遵守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是否要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规定得过于原则，且不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使执法人员无所适从。
第三章． 结论
我国目前正在制定政府采购法，该法将成为国内政府采购制度的主要的结构性法案。相对而言，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是建立的比较晚的，所以在很多地方要学习和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立法经验，并对之加以分析和吸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取舍。从立法目的上来讲，我们主要是出于节约财政性资金和促进采购效率的提高的角度出发的。尽快建立起来高效廉洁的政府采购制度，使政府采购的整个过程都有法可依，这已经成了业内人士的共识。另一方面，在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化和一体化的今天，政府采购市场与国际贸易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正确处理好这一关系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对国际政府采购立法进行充分而又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对于gpa我们目前没有承诺加入，也没有必要和实力加入，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永远都不会加入这一协定，选择有利的时机加入gpa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在加入之前，我们要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制度的合法的非贸易壁垒的作用，在不断开放的贸易格局中充当国内的稚嫩产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的保护伞，使这些产业安全度过幼儿期，待羽翼丰满之后，在投入到国际竞争的洪流中去。在决定国内政府采购市场对外国商品的态度问题时，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确立我国的合理、适当而又明确的原产地规则。因为这一规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哪些商品可以进入
5 但是，《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并无意取代《贸易法委员会的货物和工程采购示范法》，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关于服务采购的条款。
6 参见《法制日报》1999年4月10日。
7 参见于安，《
11 定期合同。
12 不定期合同或有疑问的定期合同。
13 参见曹富国《政府采购法主体之比较研究》，《法学》2000年第七期。
14 参见annet blank and gabrielle marceau: history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negotiations since 1945, public procurement law review 1997 no.2 page 22.
15 曹富国，《政府采购法主体之比较研究》，《法学》200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