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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相关的论文

2023-12-10 07:48:04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财政相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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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海涛,冯海燕积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2005,72(5):37-39    2、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维普资讯http// ,2-12    3、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研究,2005,9:15-20    4、曹紫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实施的相应措施集团经济研究,2005,177:98    5.陈爱东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及对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建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4):37-4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7%、3%;3%、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8%;1%、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6亿元、56亿元和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9%、43%和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5%、32%、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99 %、86%、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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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我心中  泱泱大中华,悠悠五千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一东方快车载着来自秦关汉月、唐疆元界震天的战鼓声;载着来自长江边高峡出平湖的澎湃诗篇;载着十三亿人民的喜悦和中华民族的憧憬;载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和与时俱进的召唤正以惊人的速度飞奔向前。  爱恋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故人,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共同感情,这种感情赋予我们民族巨大的精神力量,无穷的创造力和酷爱自由、坚韧勇敢的个性,使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心怀祖国,把它的博大,它的深沉,它的精髓化作一股温暖的潜流浸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为什么我的心中如浪潮激荡着它的声音?因为我对伟大的祖国爱得深沉。  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饱经沧桑,历尽磨难,她曾是帝国主义倾销鸦片的场所,她曾是军阀混战的战场,她曾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赌场,她曾是野心家们争权夺势的赛场。我们的母亲曾被搞得遍体鳞伤,千疮百孔。山河在呜咽,松涛在哀泣,每一寸土地都被烙上深刻的血痕,每一张容颜都布满了惊恐的阴霾。乌云笼罩下的中国在艰难的行进。  一声声呐喊,一股股豪情,一片片赤胆忠心,一首首慷慨悲歌。祖国呀,你凝结着多少代人的痛苦、辛酸、血泪、希望、信念、奋斗,为挽救我沉沦中的中华民族,多少仁人志士求索奋斗折戟沉沙,多少英雄豪杰浴血疆场马革尸还。是十月革命和南湖红船带来了胜利的曙光;是镰刀斧头和井冈山红旗唤醒了民众;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铿锵誓言,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埋葬了外侮的嚣张气焰;是百万雄狮过大江,摧毁了蒋家王朝。天安门城楼的一声气壮山河,中国人民从此挺直脊梁站了起来。中华民族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发出夺目的光芒。  回顾过去,我们雄心激扬;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当我们听到萨马兰奇老人轻轻说出“BEIJING”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欢呼?当于根伟一脚怒射把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时,我们怎能不狂欢?数十年的期待,数十年的煎熬,当我们心灰意冷时,是祖国以博大的胸怀激活了我们的心。APEC会议的圆满结束,我们怎能不骄傲?曾经的民生凋敝,曾经的满野战乱,曾经的东亚病夫,俱往矣。如今这片热土早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龙腾虎跃今胜昔了。谁也无法忘记,2003年,人们的脸上凋零了本应鲜妍的笑容,非典袭击中国,耳濡目染的是“众志成城,战胜非典”的呼声。亿万人民心连心,共缚SARS恶蛟龙,迎来了又一个河清海晏……  盛世年华,喜浪千叠。回首五十五年,伟大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沧桑的岁月已留痕,繁荣的盛事正俱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祖国是何等的繁荣昌盛。我的眼里总被抑制不住的泪水充盈,在心里默默祝福着:祖国万岁!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的跨越的脚步是你的胸膛内跳动的脉搏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的满腔的热情是你的身体里流动的血液我愿做天上的一片云在你的广阔的土地上空自由地翱翔欢快地飞越从极北的漠河的苍茫雪原到南国的群岛的无垠海波从乌苏里江上最先升起的红日到帕米尔高原满天闪烁的星座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走遍你的每一个角落我在珠峰上停栖看雪山高耸入云的气魄那中间孕育着三江五河源源不断的水波我在黄河上飘动听河水奔腾入海的欢歌它两岸滋润着华夏民族亘古不变的魂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爱你千载沉淀积成的文化我爱你万年魅力四射的山河我爱你的博大精深我爱你的伟岸壮阔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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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思想政治课共同成长 弹指间,三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般逝去。在这三年中,思想政治课就像一盏黑夜中的明灯,照亮我人生的道路。思想政治课就像一位导师,帮助我树立起良好的人生品质。正是有了思想品德课,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正是有了思想品德课,为我顺利地航行在人生的海洋中扬起了一面风帆。 每当我翻开那一本本思想政治课本,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位英雄人物,为了信念而英勇抗争的景象。我仿佛在听到了,一位位思想家在演讲着人生的真谛,生命的价值和客观世界认识规律。我仿佛感觉到了,一位位伟大的先哲思考的足迹。从这些先人的事迹和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一种伟大的生命力量。什么是生命力量?我认为生命力量就是“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坚强,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就是“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韧劲。纵然前方的道路是多么坎坷,多么的险恶,只要有了这股生命的力量,坎坷之路终将变成通途大道,无尽的困难也将变成纸老虎。诚如古代哲人所说:“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伟大的人生定要经受住挫折的磨炼。而想要成为一位伟大的人就要经受住这种磨练,经受住这种磨练就需要强大的生命力量。 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伟人因为拥有了生命力量,而最终走向成功。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由此可见:古之圣贤者,皆是拥有超常的生命力量,而最终谱写出生命的奇迹。 其实,有时候,普通人也可以拥有了超常的生命力量,创造出人生的奇迹。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身患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禁锢在一把轮椅上达40年之久,他却身残志不残,克服了残废之患而成为国际物理界的超新星。他不能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想却出色地遨游到广袤的时空,解开了宇宙之谜。斯蒂芬霍金用他的行动证明了普通人,甚至是身残之人,同样能凭借生命的力量,书写出人生壮丽的篇章。斯蒂芬霍金的生命力量来源于对科学真理执着追求。 反之,那些缺乏生命力量的人,即使有很高的地位,很多的财富,也照样无法成功。 蜀国后主刘禅平日骄奢淫逸,一旦面对魏国十万大军压境,便心生退却,不战就拱手将先帝创建山河让于他人。像蜀国后主刘禅这样的亡国之君,纵然有很高的地位,各方面素质也不低,就是缺乏生命的力量,这才导致亡国。 总而言之,成功的人生需要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是信念和理想的基石,是人生大厦的地基。在思想政治课本中,通过一些事例和叙述,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兴旺发达也需要强大的生命力量。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举进攻苏联,一度兵临首都莫斯科城下,苏联人民在强大的武力下没有屈服,坚持抗战。最终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全面胜利。苏联人民之所以能战胜强大的德寇,靠的就是全民族凝聚起的生命的力量。这股生命的力量来源于对国家,对民族,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 再将视野转回国内,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面前,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为灾区捐款出力,最终战胜了地震,使灾区在14天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生产生活。这也靠的是全民族凝聚起的生命的力量。 思想政治课只所以吸引我们的眼球,是因为它有丰富的案例将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每个鲜活的人物事迹都深深地打动我们,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励着我们,超越自我,励志人生。我们在思想政治课学习中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为我人生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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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  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四、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求,能使公民收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是不同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的是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需求得到满足。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不断扩大就业,加强对就业的指导和扶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等。这种政府职能转变就要我国建设公共财政,满足公民直接需求,使公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得到收益和享受。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缺陷,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财政是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需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灾难性突发事件,只有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民直接需求。公共财政在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公共财政。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海涛,冯海燕积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2005,72(5):37-39    2、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维普资讯http// ,2-12    3、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研究,2005,9:15-20    4、曹紫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实施的相应措施集团经济研究,2005,177:98    5.陈爱东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及对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建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4):37-4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7%、3%;3%、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8%;1%、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6亿元、56亿元和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9%、43%和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5%、32%、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99 %、86%、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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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是时事政治的简称。就是某个时间段发生的国际新闻,从国际局势出发纵览全局,概括性比较强从大局出发的事件。而时政新闻则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主要表现为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处理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活动。它是由政治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决定的。

你可以从中挑选点内容出来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当代传媒问题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当代转型中,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与当代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特有的文化景观。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感性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 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对这种世界性的世俗化消费时尚,本世纪的思想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值得关注。1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在西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 っ鳎�持鸾ケ蝗馓逅�〈�R残恚�庖磺性绫晃髅蓝�谑兰椭�蹙脱灾辛恕?BR> 同样,"身体距离"也在现代人中被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2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本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西美尔曾经深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现代性& quot;问题,如今已然膨胀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问题,而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真实来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现代性问题上走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迷思。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在现象学研究中的学者,最先注意并张扬"身体"的重要性的,是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他认为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的意义在于:"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在一种总体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3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我,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事物上去游荡,因为他要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4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和支配的欲望,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 匀环ㄔ蛑小H馓宥杂诹榛甓�裕�橇榛甑��目占浜退�衅渌�钟锌占涞拇嬖诜绞健R虼讼窒笱?quot;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超概念"谱系。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这种对现代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延伸,无疑是一种进一步确证和诱惑。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平台。"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成? �苯?quot;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个体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总关系。布迪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感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则直接呈现了当代人对自我的身体的迷恋的问题,值得深加关注。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划出来。可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重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的问题,身体与他者的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无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这需要我们从"沉重的肉体"的考察,进一步进入并延伸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而进入到大众生活,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那么,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全球化与消费主义"耶鲁四人帮"的主将之一米勒(J Hillis Miller)深切地感到,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它不仅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在这一日益彰显的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5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化研究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因而,问题的提出是尖锐的,但是问题的解决总是被延宕的。如果说,米勒的全球化观点代表了第一世界的基本看法,那么当前颇有影响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全球化观点,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警惕。在《五十年足够了!》6中阿明申说道:新的全球化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7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使民族国家负起发展的责任。阿明的看法,表达了第三世界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 挥谢坝锇匀ǖ模�∏∠喾矗��蚧�乃汲北旧砭褪堑谝皇澜缍缘谌�澜绶⒄沟囊桓鲅现氐奶粽剑���彩窃谡�尉�梦幕��椒矫娴亩嘀秩��侵稹?nbsp;无回应的对话与不沟通系统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鲍德里亚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垃圾信息的无休止出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而且,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化&quo t;的家庭化,导致了卫视的"世界一体化"。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剖析了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种对全球化传媒体系对人类的重塑作用的揭示,无疑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推进到对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但是,他对后现代传媒同样抱有矛盾态度,这使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只能加以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矛盾心态,指明了后现代哲人的有限性和拒绝超越性。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问题大约,在全球化理论中最让第三世界心仪的,就是进入一种迷乱的后现代性消费时尚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消费浪潮中,扮演了"人间指南"的意识形态角色。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在《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自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广告作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已然成为诱导性消费提供信息的现代行为。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它们和广告的关系的透视,有助于观察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因为对"媒体帝国主义"的逻辑确认可以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轨迹。在斯克莱尔看来,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提供多种信息的正面行为。但是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这种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方式,恰恰掩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运行。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与消费相关。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并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8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表明,媒体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资本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形式又不断造成跨国化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使得拒绝跨过传媒的"霸权空间",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无选择的选择。于是,当代消费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被认为与后殖民霸权有关。不妨说,斯克莱尔对媒体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批评,受到了赛义德、汤林森的影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强调媒介在全球化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霸权话语,传媒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电子信息网络中担任着对全球一体化状态的塑型的角色。这种后殖民话语批判,使得这个问题对进入消费怪圈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可能重新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消费语境,弄清消费主义的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全球话语中的大众传播网络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9中强调: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富裕的许诺只不过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奢望。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的显著特征,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跨国公司与网络媒介相联系,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生产的跨国化使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化和分散化,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开始同质化和分散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多元文化主义"。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中当代传媒成为播撒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途径。三、对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的反思思想者的描述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在我看来,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像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成为困扰思想者的当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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