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诞生●《劳动午报》的历史可追溯到1921年7月底由北京党组织在北京创刊的《工人周刊》；而《工会博览》的历史可追溯到1920年11月7日，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劳动音》周刊。早期创办工人刊物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唤起工人的觉醒。从现存的工运史料上追根溯源，《劳动音》周刊（杂志）是现在《工会博览》杂志的前身。1920年，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革命先驱一起于同年11月7日在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杂志），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杂志。1920年12月初，《劳动音》周刊遭北洋政府查禁、停刊。从工人报刊发展历史和相关规定看，无论从主办单位的性质、刊物的办刊宗旨、发行对象、所在地等都决定了《工会博览》可溯源于早期的《劳动音》周刊（杂志）。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非常重视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作用。1921年7月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组织又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报纸——《工人周刊》。1922年8月，《工人周刊》便成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1924年2月，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该报1926年底被军阀政府查封。从这段历史渊源来考察，《工人周刊》（报纸）可以说是现在《劳动午报》的前身。为了进一步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发动和组织工人、指导工人斗争，在李大钊、赵世炎等亲自倡导下，积极筹划新的工人刊物的创办工作。1925年6月15日，由中共北方党组织主办的《北京工人》周刊（杂志）在北京创刊，担任中共北方区执委会组织部长兼职委会书记的陈为人任主编。工运学家认为，《北京工人》周刊与《劳动音》周刊是一脉相承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1950年5月1日，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北京市总工会重新创办了《北京工人》杂志（也可视为1925年《北京工人》杂志的复刊）；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工代会又创办了《北京工人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迅速。1950年2月，北京市总工会宣告成立，《北京工人》、《北京工运》、《工会工作》等市总工会的刊物相继创刊。1950年5月1日，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北京市总工会创办了《北京工人》杂志（也可视为1925年《北京工人》杂志的复刊），半月一期，32开本。杂志稿件按重要性分别由邓拓（原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审阅。具体领导工作由时任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的祖田工担任，下设编辑部。一批工人作家的成长与《北京工人》杂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老舍、周立波、田间、袁水拍等作家和学者都为杂志撰过稿并为杂志的通讯员队伍授课。曾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的高占祥、已故诗人李学鳌以及后来调入北京日报社的几名记者都曾是《北京工人》的通讯员。1951年1月，因工作人员全部投入“三反”、“五反”运动，杂志停刊，共出版发行了36期。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工代会又创办了《北京工人报》（也视为《北京工人》杂志的复刊，从杂志形式变成了报纸形式）。《北京工人报》期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1972年5月30日停刊。1967年，《北京工人报》在报道“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时将刘春华的作品作为题图率先发表。之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都相继刊发了这幅作品的彩色照片。在改革开放后发展●1984年10月，《北京工人》杂志再次复刊，2001年1月《北京工人》杂志更名为《工会博览》杂志；1993年1月《北京工人报》复刊，2000年12月《北京工人报》改名为《劳动午报》。改革开放后，市总工会党组请示市委批准，《北京工人》杂志于1984年10月再次复刊。开始为双月刊，1986年1月改为月刊。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写了《祝〈北京工人〉创刊》的《代发刊词》。1984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为《北京工人》杂志题词：“祝《北京工人》成为职工群众大家看、大家办的首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鼓舞者、喉舌和镜子。”1992年末，市总工会决定在继续办好《北京工人》杂志的同时，创办《北京工人报》。《北京工人报》是面向首都广大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者的政治性综合性报纸，于1993年1月1日复刊，向全国发行。1999年1月5日，报纸开辟了《职工热线》专栏，备受社会欢迎。根据市场经济发展需要，2000年12月《北京工人报》更名为《劳动午报》，同年底，《北京工人》更名为《工会博览》。更名后的《工会博览》半月刊，改为32开本，内容也进行了大调整，作为以工会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刊物，发行量一路上升，2005年，工会博览杂志社提出了二次创业，现在的《工会博览》已成为北京市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之一。现为旬刊，每月出版三期。被中国工人报刊协会评为优秀期刊、被市新闻出版局评为一级期刊。更名后的《劳动午报》，进行了一系列的扩版，由原来黑白对开版改为彩色四开版。那句“早也报、晚也报，又新又全看午报；喜也报、忧也报，维护权益看午报”的广告语被广为流传，也被市场所接受。“维权110”已成为有鲜明特色的拳头版面。2009年，劳动午报社领导充分认识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加强巩固继续办好杂志的同时，对《劳动午报》定位和发展进行了调整，决心将《劳动午报》办成“工会满意、职工爱看、企业欢迎、社会需要”的高品位的工会机关报。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劳动午报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适应工会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的需要，1984年10月，《北京工人》杂志复刊，2001年1月更名为《工会博览一报一刊，正在以准确的定位，敏锐的思维，超前的意识，服务的理念，丰富的资讯，时尚的设计，努力扩大报刊的社会知名度，树立美誉度，增加发行量，做到以先进的文化启迪社会、以正确的理念引导职工，把先进的经验和准确的信息传播给读者，努力将报社打造成为“工会、职工、企业、社会”四位一体的立体新闻宣传网络。报社正在不断扩大在首都的覆盖面，努力做到有职工的地方就有《劳动午报》，有工会的组织就有《工会博览》。今天，劳动午报社新的领导班子集体在市总的领导下，正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跟时代的步伐，带领报社全体员工，同心同德，将革命先烈的未竟事业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其他有党组织的城市陆续建立了分部，负责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总部主任最初是张国焘，但他并不深入工厂车间，只在"办公桌上搞工人运动"，没起什么实际作用。10月中旬，他去苏俄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书记部总部的工作就由李启汉主持。先后在总部工作过的还有包惠僧、李震灜、董锄平、许白昊等人。 书记部总部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刊物。《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申明：它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讲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希望广大工人"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李启汉、李震灜等人为编好《劳动周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工人们称《劳动周刊》是一盏指路的明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月刊称赞《劳动周刊》"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的上海是我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许多工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生。为了不受别人欺负，他们就自发地按地域组织了帮口，如宁波帮、湖北帮、安徽帮等。这种封建性质的帮口是组织工人成立工会的严重障碍。为了克服帮口思想对工人群众的束缚，李启汉等人在《劳动周刊》上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官僚、资本家利用帮口分裂工人队伍，挑唆工人互相争斗的事实，启发工人按产业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书记部在利用《劳动周刊》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在上海小纱渡工厂区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开始有20多名工人参加，李启汉、李震灜轮流住在那里主持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员轮流来讲课，针对工人实际情况作思想教育工作。
《劳动保护》杂志创刊于1953年，先后由全总、劳动部主办。1986年1月，《劳动保护》杂志改由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安全生产职能由劳动部划归国家经贸委，刊物由国家经贸委主管，安全科研中心主办。2001年2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刊物改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管,安全科研中心主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多年来，《劳动保护》杂志在全国各地区、各产业部门和广大企业安全管理干部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拥戴，得到党和国家的肯定。1992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6000多家科技期刊评选中，《劳动保护》杂志获得国家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2001年11月份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全国8000余家期刊评比中，《劳动保护》杂志被列入中国期刊方阵，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百种重点科技期刊组成的“双百”期刊,在进入中国期刊方阵的1496家期刊中,仅有192家入围“双百”期刊。2002年，《劳动保护》杂志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在全国近5000种科技期刊中，获得国家期刊奖项的仅有180种。《劳动保护》杂志为国际标准大16开本，彩色印刷，胶订，月刊，每月1日出版。2007年，杂志扩版为128页，每月还由杂志社出资赠送20万字的最新法规文件汇编，进一步扩大了杂志的信息量，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安全生产信息的需求。《劳动保护》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尊重、热爱、保护生命——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她的核心读者是：企业安全管理干部和各级政府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中的安全管理干部。她的编辑方针是：关注各级安全管理人员的关注。增强刊物的可读性和服务性，贴近读者、文章生动、知识实用。她的市场定位为：安全生产管理干部的政策专刊，领导智慧专刊，科技知识专刊。她的经营定位是： 以杂志为核心和依托，发展广告，发展相关的安全文化产品和咨询服务，开展大规模安全文化群众活动，使品牌杂志的资源充分利用。 我们的办刊理念是：创造一流的期刊，把《劳动保护》杂志建成我国安全文化产业之林中一棵茁壮的大树。有人说，一个杂志社，就像一辆汽车，杂志编辑、发行、广告、品牌经营就是它的4个轮子，缺一不可。为了开好这部车，我们的总体思路是：以杂志为旗帜，以市场为先导，以实业促事业，从管理求效益。以杂志为旗帜：就是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办刊宗旨。把杂志作为一个特殊的“商品”来经营，讲究内部的质量和外在的包装。以市场为先导：就是要按市场的要求来办刊，杂志编辑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按市场机制的规则来运作。杂志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面对市场，面向读者。在杂志的编辑工作中，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扬长避短，占领市场。以实业促事业：就是走安全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依托杂志的品牌，开发安全文化产业，积极开创性地向外拓展，利用杂志形成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办刊与经营并重。以管理求效益：加强杂志社的内部管理，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激发杂志社人员的的活力，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来稿要求论点明确、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炼， 论文摘要尽量写成报道性文摘，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4方面内容（100字左右），应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关键词选择贴近文义的规范性单词或组合词（3～5个）。文稿篇幅（含图表）一般不超过5000字，一个版面2500字内。文中量和单位的使用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最新标准。外文字符必须分清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应区别明显。文中的图、表应有自明性。图片不超过2幅，图像要清晰，层次要分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请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读参考过的、最主要的、公开出版文献。未公开发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请采用脚注方式标明，参考文献不少于3条。来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后，5个工作日内审稿，电子邮件回复作者。重点稿件将送同行专家审阅。如果10日内没有收到拟用稿通知（特别需要者可寄送纸质录用通知），则请与本部联系确认。来稿文责自负。所有作者应对稿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稿件内容不得抄袭或重复发表。对来稿有权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杂志一个版面2500字，二个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数，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况，请在邮件投稿时作特别说明。请作者自留备份稿，本部不退稿。论文一经发表，赠送当期样刊1-2册，需快递的联系本部。10请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联系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详细联系地址、电话（包括手机）、邮编等信息，以便联系有关事宜。
要看具体的刊物，有月刊，季度刊和双月刊的不同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其他有党组织的城市陆续建立了分部，负责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总部主任最初是张国焘，但他并不深入工厂车间，只在"办公桌上搞工人运动"，没起什么实际作用。10月中旬，他去苏俄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书记部总部的工作就由李启汉主持。先后在总部工作过的还有包惠僧、李震灜、董锄平、许白昊等人。 书记部总部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刊物。《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申明：它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讲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希望广大工人"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李启汉、李震灜等人为编好《劳动周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工人们称《劳动周刊》是一盏指路的明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月刊称赞《劳动周刊》"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的上海是我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许多工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生。为了不受别人欺负，他们就自发地按地域组织了帮口，如宁波帮、湖北帮、安徽帮等。这种封建性质的帮口是组织工人成立工会的严重障碍。为了克服帮口思想对工人群众的束缚，李启汉等人在《劳动周刊》上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官僚、资本家利用帮口分裂工人队伍，挑唆工人互相争斗的事实，启发工人按产业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书记部在利用《劳动周刊》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在上海小纱渡工厂区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开始有20多名工人参加，李启汉、李震灜轮流住在那里主持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员轮流来讲课，针对工人实际情况作思想教育工作。
新文化运动中的报刊1911年辛亥革命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报刊事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以反对封建思想、宣传新思潮为中心内容的报刊开始出现。有代表性的是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它提出 “民主” 和“科学” 的口号，发起对孔子思想的批判，倡导文学革命，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18年12月，《新青年》的主持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又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接着，北京国民社、新潮社也分别出版《国民》杂志和《新潮》月刊，与《新青年》相配合。同时，北京<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上海)等，也出版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副刊。在中国报刊界形成了一个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热潮。而北京的《国故月刊》、《公言报》、上海的《新申报》等报刊, 则发表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于是在各种报刊上出现了新旧思潮的激烈斗争。
以发,请接收我都很累了,希望能尽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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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秋风劲。当秋风萧瑟、衰草凝绿的时候，又到了清理树沟杂草，参加一年里算是惟一的一次集体劳动的日子。单位“占领”的树沟很长，杂草浓密。干活的人到也召集了不少。只是我们办公室的人员，每到这个时候，总显得很少：总共14个人中，出差的，有事的，占去了五六个，让人一想就不舒服。往年也是，不是你开会，就是他不来。领导也讲不出什么来，恐怕，他心里的不满只能压在底下，不便表达出来的。??割草的活对我这个农民出身的中年人来说，也算是陌生的了。大部分树沟边茂盛的冰草，既软又厚地葡伏在地表，新镰刀锋利的刃子也难以拿得下它；还有不少地方夹杂着骆驼刺、苍耳棵子的地方，则让你不小心就被扎上一下，要小心地摘半天才能拔除了。虽然好些年前我有过割麦子的经验，但在这里却一点也没用。至于多数年轻的生长于城里的年轻人，他们对于镰刀割草就完全是新鲜的尝试，割上几下子就进入了讨厌的胳膊酸困手拿不住镰刀的时期。劳力劳动毕竟不同于脑力劳动，没有基本磨炼，没有一定技能，没有相当体力，就只能望而兴叹。因此，对于不少小年轻的“放点油把它们一把火烧了”的幻想，对于他们割几下就立起身来的举止，我也是比较理解的。??然而，约摸5个小时的体力劳动，还是让人能看出每个人对待困难与出力流汗的态度。除了我们这些中年“老人”，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对的都是同一个情况：不会干，蛮吃力。然而，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总是能让别人感动。他们不太会干，但他们不猾、不躲，努力地迎上去，一点点地割，累了坚持着。特别是一些女同志，既耐心，又吃苦的精神远远超过一些看上去身强力壮的男人。而另外一些人总会让人在心里生出鄙夷。他们处处表现得比别人“聪明”，他们说得比做得多，站着看得比干得多，他们年轻却怕出力流汗，他们不干活又想让别人以为他们也没闲着。割草的几小时，时间虽短，却一样地检测出一个人的基本品行基本素质。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是秕糠在哪儿都会被风吹跑。人啊，不见得谁比谁聪明多少，而在于谁能比谁更实在多少，更扎实地干了多少。??体力劳动中有些人避之不及，有些人聪明到家的现象，我想这不简单是一些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鄙视体力劳动的主要原因，是体力劳动的价值太小，是体力劳动者大多地位卑微、处于社会的底层，还有，体力劳动的主要代表就是农民工和农民。以当下农民农村的地位，以普通体力劳动者的价值来判断，没有几个人能够向往。更深层次的原因，则还是做事做人的原则态度。凡是踏实做人认真做事的人，没有几个会鄙视别人，也没有几个人会看不起哪怕是一个清洁工，一个满身汗气的农民工。只有哪些做人方面就有缺陷的人，才把人分得好多层次，一样人一种态度，一样人面前一种作派。人与人的不同，大体也就体现在一个个小事上；人比人的高度，也就在几分态度之中。??用劳动汗水来洗刷我们的灵魂，道理就在于它能检验我们的心灵，检测我们的人生态度，考验我们的能力与风骨。一年一次的劳动，总会让人有点儿新的思想新的启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劳动啊劳动，这创造世界的基本活动对于人类太重要了，对于今天我们养尊处优的日子里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太重要了。
以劳动为主题的作文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见大人们说：“劳动最光荣，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明天！”如今，我已经渐渐懂事了，也逐渐对劳动有了许多新的理解。 劳动是探索与科研成功的奠基石。19世纪的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为了发明出电灯造福一方百姓，不懈地探索与追求，通过数千次的实验，发明了用钨丝制成的白炽灯，安迪生的成功无疑是劳动的结晶。 同是身处19世纪的物理学家诺贝尔为了发明更先进的引爆物——**来代替威力较低的火药，坚持不懈地在试验室里进行实验，甚至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但加倍的劳动使诺贝尔在众多科学家中脱颖而出。到如今，我们依然将他铭记于心。作为21世纪的我们，更理应扬起风帆，朝着目标勇往直前，而能通往成功彼岸的唯一道路即是劳动。“天才只是1%的灵感加上99%的努力”。 其实，劳动不仅使许多科学家摘得了成功的桂冠，劳动同样也是享受生活时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如果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在零食专卖店中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手剥杏仁”总是比“杏仁肉”卖得好；“手剥小核桃”也总是比“核桃肉”卖得快……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是价格与质量，而更多的来自于人们对生活的享受与品位。 在生活节奏快，物质需求大的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的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吃饱喝足，而是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希望于享受生活，而非成为生活的奴仆，被生活中的种种所操纵，所控制。有时，能拿着铁锹去社区的草坪里种上些花花草草，虽是体力劳动，也体味到了生活的意义；有时，读着小说，手剥着小核桃，虽过程麻烦，但动动手也能品味出生活的快乐……劳动并非直接意味着钱，有时用劳动换点生活的乐趣与快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劳动能丰富生活，调动情调。 也许，劳动在有些人看来只是一盘散沙，毫无价值。但事实上劳动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更能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一个乐于劳动的人无疑是一个勤奋、坚持的人；一个善于劳动的人无疑是一个聪慧、善思的人；一个坚持劳动的人无疑是一个坚韧、顽强的人。有时，一个人的精神品质能够在劳动中得到展现与诠释，劳动也同样会在精神的支柱下得到升华与凝练。雷锋的光荣事迹之所以被我们中国人代代传颂，就在于雷锋的精神在劳动中展现，劳动在精神下更加激动人心。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道不一样的虹彩。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更应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努力劳动，获得学习、生活、精神的三丰收。在劳动中探索发现，在劳动中体味生活，在劳动中铸就人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劳动关系调整工作是协调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维护双方特别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已经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一、劳动关系调整工作面临的形势 自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劳动关系多元化、市场化的格局基本形成并逐步占居了主导地位，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给劳动工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变化之一：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劳动关系向多元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伴随国有资本在竞争领域的退出和非公经济的大力发展，我市职工队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截止到2004年底，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由1995年的7万人，减少为9万人，净减8万人，减少了4%；集体企业职工人数由1995年的6万人，减少为8万人，净减8万人，减少了93%；1995年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25%，至2004年度仅占职工总数的42%。而非公企业职工人数由1995年的8%万人，增加到270万人，增加了6倍，占职工总数的58%。非公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关系多元化的形成。 变化之二：劳动者和企业由国家统一的利益共同体转变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利益群体，并有各自利益要求，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存在着明确的利益矛盾，且矛盾逐步显现化。据市委信访办统计，从2003年至2005年1月在全市十大社会矛盾中按数量排序，因劳动争议及工资福利问题到市委上访的排在第二位，且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今年一季度劳动仲裁受理5066件劳动争议案件，上升85%,其中工资争议2791件，占1%，且同期上升了73%；经济补偿和赔偿争议1345件，占6%，上升了13%；保险福利541件，占7%，上升了4；利益冲突已占争议总量的3%，劳动关系中的利益矛盾进一步显现化。 变化之三：劳资力量对比失衡。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和工会组织不健全，使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越来越显现，劳动者没有什么力量和能力与资本持有者进行谈判。特别是在中小型的非公企业中劳动者权益更难以保障，劳资矛盾日益突出，从近两年劳动仲裁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情况看，2003年非公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6%，2004年占73%，而且企业侵害或部分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案件达66%，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变化之四：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强化了法制，排斥和弱化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我们原有的调整劳动关系手段逐渐地与之不相适应了，特别是工资工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管理内容、对象、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工资计划指标管理向总量调控转变，又由总量调控逐步向集体协商转变；由国有企业管理者向社会管理者转变，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在管理体制的转变过程中，调整劳动关系工作的滞后性日益显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不适应。 劳动关系市场化、多元化给劳动关系调整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是中小型非公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甚至下降，从全市规范一条街的初期情况调查，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3%；股份联营企业52%；个体户7%；平均签订率为2%。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到41%。没有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从建立之初就埋下不稳定、不和谐的隐患。二是劳动合同短期化的问题十分突出，从2004年续订劳动合同的 35万城镇职工看，其中续订一年期以下的职工占5%；1至3年期限的职工占3%；期限在三年以下的达到了8%。劳动合同的短期化是造成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三是直辖市劳动关系的重要形式——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非公企业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58%，而实行集体合同的非公企业只占实行集体合同企业总数的6%，多数非公企业难以对立集体协商机制；从签订集体合同情况看，多数内容空泛，不能起到协调劳动关系的作用。四是企业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特别是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十分突出，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五是企业工资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据统计局反映，2003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万元，有8%的职工在平均工资之上，享有4%的工资总额，人均工资为3万元；有2%的职工在平均工资之下，享有6%的工资总额，人均工资为4万元，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分配关系是劳动关系中的核心关系，工资分配的差距扩大已成为影响劳动关系稳定的因素之一。上述问题说明，我们的劳动关系调整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观的高度，创新体制，完善机制，进一步做好转型时期的劳动工资工作。 二、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的基本思路 面对劳动关系市场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我们从事劳动工资工作的同志必须准确把握形势，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职能定位，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劳动关系调整工作为统领，以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劳动关系的稳定为工作核心，强化劳动合同管理，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以三方协商会议制度为纽带，大力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工会组织和企业组织通过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自我协商、自我调节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协调劳动关系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创新，保持劳动关系长期和谐稳定。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在以下几个方面统一思想和认识。 第一，必须充分认识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保证。改革越深入，市场经济越发展，劳动关系调整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显重要。我们从事劳动工资工作的同志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贡献我们的力量。 第二，必须充分认识以调整劳动关系为统领的工作格局，要求劳动工资工作必须加强与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的协调配合，共同纳入劳动关系调整工作体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劳动工资工作仅是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的一部分，在加强劳动工资政策研究和制定的同时，要把劳动标准、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进，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最低工资保障纳入劳动监察的执法检查和劳动仲裁的维权中。按照职责分工，形成政策完善，执法有力，依法裁决的维权维稳的调整劳动关系新格局。工资工作好不好，企业内部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是调整劳动关系的热点、难点问题。因此，劳动关系和工资分离的区县，要把劳动关系和工资工作纳入本局劳动关系调整工作体系中，围绕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这一目标开展工作。 第三，必须充分认识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双方自主协调，政府依法调整的体制，是劳动关系市场化、法制化的内在要求。在劳动关系调整工作中，要注重建立健全以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劳动关系自我协调机制，为劳动关系自主协商，自主调节营造环境，创造条件。劳动工资工作要从处理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出发，强化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的责任，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调整的法规和政策，依法加强对劳动关系主体的管理和监督，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方协商会议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建立的劳动关系调整新体制，在劳动关系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对话渠道，促进了劳动关系“主体协商、三方指导、政府调控、依法规范”格局的逐步形成，为多渠道、多方式协调劳动关系奠定了基础。尽管三方机制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但我们绝不可因此而低估其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将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建设作为劳动工资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坚持完善三方机制的方向不动摇，要从三方协商会议制度的工作目标、工作职能、工作职责和工作规则入手，把其做大做实。 第五，必须充分认识在转型时期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的核心就是维权维稳。要把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劳动关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用力气，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上下功夫。劳动关系调整工作就是要针对劳动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不稳定的问题、加强调研，通过研究政策、制定政策、完善政策、落实政策来实现维权维稳的目的。 第六，必须充分认识调整劳动关系要坚持综合协调，形成合力，整体推进的原则。进一步增强综合协调劳动关系的意识和能力。在局内要加强与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的协调配合，在局外要加强与工会组织、企业组织、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注重挖掘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会协调劳动关系的作用。 第七，必须充分认识到区域的稳定就是全市的稳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要树立“大区域”的观念。不仅要协调好区县属企业劳动关系，更要注重协调好中央、市属企业和无主管上级企业劳动关系。要将区域内的各类企业纳入我们调整劳动关系的视野，特别是劳动合同管理，集体合同推进工作，要扩大指导和监控的范围，要有保一方平安的责任意识。
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导读】劳动关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从18世纪末产业革命以来，在实行产业化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关系经历了专制的劳动关系、温情主义的劳动关系、缓和的劳动关系、民主的劳动关系等几个不同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化程度的不同，同一个历史发展时期也会存在不同的劳动关系发展形态或类型。劳动关系常见的分为以下四类：1、权威的劳动关系2、亲权的劳动关系3、阶级斗争的劳动关系4、竞争的劳动关系此外，根据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协调关系，可以把劳动关系分为利益冲突型、利益协同型和利益一致型。专制的劳动关系：专制的劳动关系是产业化初期的一种劳动关系形态。19世纪中期以前，尚未形成自由的资本市场，资本主要集中在个人资本家手中。而且，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开，资本所有者直接经营企业，并对企业实行专制的管理，也可以说是统治。另一方面，当时劳动力尚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形态，近代的劳动市场也尚未建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切雇佣条件均由雇主专制的决定。雇主与劳动者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命令与服从的隶属关系。温情主义的劳动关系：从19世纪中期起，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劳动的规模也不断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资本具有统治地位，但单靠专制的高压手段，已无法取得劳动者的合作了。因此，资本家为了保持其地位，也为了进一步增加生产效率，所以相处了给劳动者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福利措施的办法，对劳动者表现出一些家族式的温情主义，试图改善劳资关系。而劳动者方面，亦出现了报答雇主之“恩”的情况。缓和的劳动关系：19世纪末，随着资本的集中，企业组织中纷纷出现了股份公司的形式，企业经营的规模扩大，管理一更强调科学化与合理化。另一方面，由于近代劳动市场的逐渐形成以及职业工会的不断涌现，使劳动组织——工会的力量不断壮大。毫无疑问，这一变化确实起到了限制资本绝对专制的作用。但是，当时的资本集中还不能促使资本与经营完全剥离，而且，工会的力量和组织形态尚未达到能够改变劳动者地位的程度。因此，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资本专制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出现了缓和。民主的劳动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本的垄断，使企业的规模更为扩大，也促使资本与管理的分离。在企业组织中已开始形成经营职能的分化与专业化，经营者团体组织也相继出现。经营规模的扩大促使了劳动力的集中，使劳动市场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同时，劳工组织也由原来的职业工会扩大到了产业工会以及全国性组织工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工会与经营者团体通过交涉确定劳动条件的集体谈判式制度。而且，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制定了保护劳工的法律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试图使劳资双方在法律上出于平等的地位，试图宣传工会不再是与雇主对抗的团体，而是合作。这一时期，是民主的劳动关系时期。当代主要劳动关系理论：当代劳动关系理论开始和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经过了许多研究学者的研究，提出了非常多的理论和框架，如“战略选择理论”、“产业关键系统”等等，这些理论和框架构成了新的劳动关系，使劳动关系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综上所述，就是小编今天给大家整理的关于劳动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形态的相关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姚先国，“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解读，《今日浙江》，2005（15），p46- *姚先国、翁杰，工资结构、雇佣关系稳定性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石油大学学报》，2005(6),P14－19（人大复印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6（3），P71-77） 姚先国，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财富智慧》，2006（5），P35- 姚先国、黄志岭、逯岩，家庭背景与子女高等教育的关系，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1），P5- *姚先国、谢嗣胜，职业隔离的经济效应——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职业性别歧视的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P73- *陈海勇、姚先国，资本充足监管与银行破产概率的数理模型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3），P50- *姚先国、来君，以人为本 任重道远——姚先国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6（2），P144- *姚先国，人力资本与劳动者地位，《学术月刊》，2006（2），P93- 姚先国、盛乐，和谐社会构建与经济发展中的三大矛盾，《浙江经济》，2006（1），P24- (A)姚先国、翁杰，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经济》，2005（12），P1- (A)姚先国、翁杰，工资结构、雇佣关系稳定性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石油大学学报》，2005(6),P14－ 谢嗣胜、姚先国，我国城市就业人员性别工资歧视的估计，《妇女研究论丛》，2005（6），P10- (A)姚先国、方阳春，高薪企业薪酬制度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高薪企业为例，《技术经济》，2005（11），P1- 姚先国，一流大学如何打造？——读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有感，《中国高等教育》，2005（19），P31- *姚先国、周礼、来君，技术进步、技能需求与就业结构—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的技能偏态假说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5（5），P47－ Hongbin Li, Xianguo Yao, Junsen Zhang and Li-An Zhou ,Parental childcar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evidence from China,Applied Economics, 2005, 37, 2067– 姚先国，以事实的锻打铸造理论利器——评董克用《中国转轨时期薪酬问题研究》，《中国劳动经济学》，2005（3），P 姚先国，浙商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浙商》，2005（8），P26- 姚先国、来君，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工资决定模型与人口流动－当前“民工荒”现象分析，《财经研究》，2005（8），P68- *姚先国、谭岚，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经济研究》，2005（7），P18－ *姚先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制度条件，《浙江社会科学》，2005（4），P3-6（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转载，2005（10），P65- *姚先国、谭岚，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分析——兼论动态博弈框架下教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经济论坛》2005（8），P33-37(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转载2005（4），P44- 姚先国、谢嗣胜，劳动力市场歧视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卷），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P180- 姚先国，放弃要素市场的行政掌控，《财经》2005（11），P 姚先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浙江劳动与保障》，2005（3），P7- *姚先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浙江社会科学》，2005（2），P78-86（人大复印资料《乡镇企业、民营经济》，2005（6），P40-47） *姚先国、方阳春，企业薪酬体系的效果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2005（2），P74-81，（《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转载，6，p70-74） *姚先国、翁杰，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2），P87-95(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企业管理研究》，2005（5），P63-71) 姚先国，浙江经济新挑战与对策思路，《中国经济》2005（总第54期），P58- *姚先国、黎煦，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文献综述，《渤海大学学报》，2005（1），P78－83（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5（3），P47－52） 姚先国、盛乐，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Efficiency of Human Capital Property Rights Between Stat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The Chinese Economy》，March-April,2004/VOL37,NO2,P56-75，MESharpe I NY 姚先国，黎煦，效率工资理论的微观假定及其对报酬激励的启示，《广东社会科学》，2004（6），P59－ 姚先国，谢嗣胜，西方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6），P148- *谢嗣胜、姚先国，劳动力市场中统计性歧视的模型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姚先国，张海峰，中国教育回报率估计及其城乡差异分析――以浙江、广东、湖南、安徽等省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财经论丛》，2004（6），P1－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2005（1），P23-24) 姚先国，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劳资关系，《经济研究动态》，10,P1- 姚先国，王跃梅，市场化进程中的浙江粮食安全，《粮食经济研究》，2004（5），P7－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7），P82- 姚先国、谢晓波，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3），P5- 谭岚、姚先国、郭东杰，企业参与普通培训动因的理论解释与述评，《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4),P121- *姚先国、黎煦，长期雇佣与激励机制，《社会科学战线》，2004（3）,P255- *姚先国、郭东杰，世界转型经济绩效差异的比较制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5），P59-64（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转载，2004(7）P17-22) *姚先国、郭东杰，改制企业劳动关系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4（5），P97- 姚先国、盛乐，关注“三农”，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浙江经济》，2004（6），P30－ *姚先国，“企业本位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04（4），P76- *郭竞成、姚先国，市场结构还是治理结构？――两种银行改革思路之检讨和中国实证，《国际金融研究》，2004（2）（《新华文摘》转载，2004（8），P35－37） *姚先国、郭东杰，论劳动制度与政策对转型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经济学家》2004（2），P75－ 姚先国、陈道江，我国证券市场功能缺失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2004（4），P91－ 姚先国，陈道江，对我国证券市场功能缺失的分析，《投资研究》，2004（3），P44- 姚先国，可能的依据与可能的出路——关于新政治经济学三人谈的简评，《浙江社会科学》，2003（6），P26-30。 *陈建军、姚先国，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经济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03（5），P44－51。 *陈建军、姚先国，论上海和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一个关于“中心－边缘”理论和“极化－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3（5），P28－33；载《长三角一体化理论新视角》，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 *姚先国、盛乐，关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理论思考，《经济学动态》2003（2），P36－38。 *姚先国、郭竞成，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中国经济问题》2003（2），P11－19。（《新华文摘》转载，2003（8），P42－44；人大复印资料F62《金融与保险》2003（8），P23－28 ） 姚先国、倪云虎、陈建军，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与浙江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3（2），P169－174；载《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 *姚先国、朱海就，企业的契约理论与能力理论比较，《学术月刊》2003（2），P49－55。 姚先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2003（2），P16－19。 *姚先国 关于人力资本的几个基本问题，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1），P19-21，被《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P158 转摘。 *姚先国、盛乐，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人力资本产权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2（3），P61-68。 *盛乐、姚先国，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2（4），P24－29。 *姚先国、朱海就，产业区“灵活专业化”的两种不同模式比较—兼论“特质交易”观点，《中国工业经济》，2002(6)，P45－49。 姚先国、盛乐，失业问题的微观分析与模型解释，《中国经济问题》，2002（1），P49- 姚先国、盛乐，对中国经济转型成效的另一种解释，《经济学动态》，2002（5），P15-18。 *姚先国、陈国权、曾军荣，政府干预：凯恩斯与布坎南的理论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11），P72－75。 姚先国、郁建兴，社会资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出发，《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金庸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P133－145。 姚先国、孙树华，药品集中招标的博弈分析，《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8），P32－33。 姚先国，与国际接轨到底从何入手，《浙江经济》，2002（18），P37－38。 姚先国、郭东杰，创新、知识产权与新经济，《商业研究》，2002（10），P15－17。 姚先国、黄炜华，论房价与地价的关系，《土地市场与城市化》(王松林主编)，中国大地出版社，2002年4月，P196－201。 姚先国、黄炜华，城市化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市场与城市化》(王松林主编)，中国大地出版社，2002年4月，P249－256。 姚先国、刘湘敏,劳动力流迁决策中的迁移网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P124-130。 姚先国 蔡宁,浙江经济持续竞争力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2(3)， 姚先国、黄炜华，地价与房价的关系，《中国土地》，2001（9），P33－35。 姚先国、朱海就，我国传统产业部门科技人才偏少的现状及其原因，《上海经济研究》，2001（9），P40-44。 盛乐、姚先国、黎洁，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劳动力产权因素分析，《经济评论》，2001（3），P36-40。 *Yu Jianping, Yao Xianguo and Fang Xiaoyan, A Study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in Development of Freshwater Farming,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2001(3), P338- *姚先国、郭继强，再论劳动力产权：用“劳动力产权”概念超越“劳动力商品”概念，《学术月刊》，2001（3），P54－61。 盛乐、姚先国，产权残缺劳动力的行为博奕，《中国经济问题》，2001（1），P44－49。 Yao Xianguo, China Rolle in international Kapitalverkehr Auslandische Investitionen in China und chinesische Investitionen im Ausland, 《Arg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m Zeitgeschehen 25 》, Hanns Seidel Stiftung Akademie fur Politik und Zeitgeschehen, 姚先国、蔡宁、郭继强，企业产权结构模式与中国的选择，《财经论丛》，2000（4），P1－6。 *姚先国、盛乐，劳动力产权的规范：国企竞争力提高的前提，《浙江学刊》，2000（3），P66－71。（人大复印报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0（9），P95－100）。 陈凌、姚先国，90年代德国就业困境的成因和出路，《迈入21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P192－211。 *姚先国、盛乐，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的劳动力产权因素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3），P39－42。（人大复印报刊《工业企业管理》，2000（7），P27－30）。 *陈凌、姚先国，退休、养老和劳动力供给决策，《中国经济问题》，2000（1），P22－30。（人大复印报刊《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2000（5）P44－50）。 姚先国，制度与人才：迎接“入世”挑战的两大根本要素，《浙江社会科学》，2000（1），P50－51。 新世纪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人才战略，《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0（1），P22－27。 Keith Forster and 姚先国,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Hangzhou and Wenzhou cities, 《Cities in China----recip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form era》, published by Routledge, 1999, P53—104。 *姚先国、陈凌，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压力分流，《学术月刊》，1999（11），P14－19。 姚先国、李敏、郭峻，论国有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改进，《浙江学刊》，1999（4），P17－21。 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浙江社会科学》，1999（3），P21－27。 陈凌、姚先国，荷兰部分就业能否解决欧盟失业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2），P45－51。 陈凌、姚先国，论我国退休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中国劳动》，1999（12），P11－12。 姚先国，化解当前就业压力的基本思路与对策，《理论视野》，1998（3），P12－19。 *姚先国、陈凌，试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管理，《管理世界》，1997（6），P174－183。（被人大复印报刊《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F102》收录，1998（1），P20－29） 姚先国，东欧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进展与启示，《世界经济文汇》，1997（4），P7－13。 姚先国，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理论视野》，1997（2），P18－22。 姚先国、钱雪亚，农村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与农村工业化的认识偏差：农村工业化模式思考，《浙江社会科学》，1997（4），P3－7。 陈凌、姚先国，论人力资本中的资源配置能力，《经济科学》，1997（4），P27－34。 姚先国、郭继强，劳动力产权与人力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中国劳动科学》，1997（6），P13－16。姚先国、郭继强，按劳分配新解：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学术月刊》，1997（5），P49－54。劳动力产权与劳动力市场，《深化企业改革和治理通货膨胀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3。按劳动力产权分配是实现按劳分配的现实途径，改革月报，1997。姚先国，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浙江社会科学》，1996（6），P8－11。姚先国、郭继强，论劳动力产权，《学术月刊》，1996（6），P44－49。姚先国、郭继强，经济转型中的利益协调与利益补偿，《浙江学刊》，1996（5），P60－64。姚先国、许庆明，城市化影响因素和中国城市化对策，《江海学刊》，1996（5）。姚先国，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评价和展望，《报告与参阅》，1996（2）。姚先国，永恒主题的拓新之作（书评），《中国社会科学》，1996（6）。姚先国、程迅，交易成本与产融结合，《浙江金融》，1995（9），P9－11。姚先国、李曜，国际金融创新与中国金融改革，《世界经济研究》，1995（4），P30－34。姚先国、潘丽春，论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与法律保障，《浙江社会科学》，1995（4），P40－46。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第二届两岸管理科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4。教育市场化过程中的不对称现象分析，浙江大学教育研究，1994（4）。访台归来话经济，今日浙江，1994（6）。职业技术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浙江经济管理，1994（4）。投资饥渴与投资膨胀的治理，浙江投资，1994（1）。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障碍及其克服，管理教育学刊，1994（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商品与劳动者地位，劳动关系问题研究，1993（5）。公有制经济中管理者阶层的劳动“异化”及矫正，劳动关系问题研究，1993（5）。经济体制的基本模式与我国的选择，浙江社会科学，1993（5）。论我国体制模式的两次转换，浙江学刊，1993（3）。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成就、问题与前景，浙江大学学报，1992（2）。经济转型理论及其思考，河北学刊，1992（4）。论企业净产值分配的合理化，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2（4）。（与李敏合作）劳动力的双轨价格及经济效应，经济研究，1992（4）。劳动者本位论，天津社会科学，1992（4）。（赵学增合作）关于劳动力双轨价格的理论分析，华东交通劳动，1992（2）。关于经济协作企业的若干理论分析与评价，浙江协作论坛，1992（1）。浙江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与结构转换，中国经建月报（香港），1991（22）。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浙江大学学报，1991（1）。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浙江投资，1991（2）。试论实现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合理投资结构，浙江投资，1991（增刊）。平等、效率与社会公正，浙江大学学报，1990（1）。在治理整顿中实现就业机制转换，浙江学刊，1990（5）。论我国就业压力的分流与转化，中国劳动科学，1990（1）。全民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劳动报，。循着综合配套的思路，研究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劳动理论与实践，1990（8）。关于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新思考，经济问题，1990（9）。不要神化生产力标准，经济问题，1989（5）。论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转换，活力，1989（1）。利益格局紊乱与国民精神危机，探索，1989（5）。再谈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浙江大学学报，1989（1）。投资体制改革与投资主体行为，浙江投资，1988（4）。西德住宅储蓄简介，房地产经济，1988（11）。对我国收入分配中几个问题的探讨，求索，1988（5）。非理性经济人及其成因，探索，1988（4）。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开发，1988（1）。住宅银行与住宅建设，浙江投资，1988（1）。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的几个问题，复旦大学学报，1984（12）。也谈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复旦大学学报，1984（12），（与周人伟合作）。纯粹流通费用理论补偿公式之浅见，中国经济问题，1984（5），（与周人伟合作）。社会主义劳动基金的两重性与我国的工资改革，经济问题，1984（12）。关于生产决定分配原理的探讨，浙大学刊，1984（2）。共产主义思想与按劳分配，经济科学，1983（6），（与周文骞合作）。试论工资增长的客观依据和合理控制，晋阳学刊，1983（3）。双层次的按劳分配与两级决策的工资制度，复旦大学学报，1982（4）。农产品的成本、价格与价值，复旦大学学报，1981（1）。会议、报纸、论文集论文l 姚先国，翁杰，企业的雇佣战略和人力资本投资战略，《2005CES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研讨会：人力资本与环境投资》，2005年6月24－26日l 姚先国，李晓华，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分布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2005CES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研讨会：人力资本与环境投资》，2005年6月24－26日l 姚先国，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浙江日报》，2005年4月18日l 姚先国，谢嗣胜，西方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与中国歧视问题的研究现状，《“两岸三地新世纪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高级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国劳动社会出版社，2004年4月5日l 姚先国，社会性基础设施为解决宏观经济难题另辟新径，《东方早报》，2004年3月1日l 陈凌、姚先国，90年代德国就业困境的成因与出路，“中国德国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第八届德国问题北京研讨会”，99年5月在北京召开。l 陈凌、姚先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压力分流，“海峡两岸国际研讨会”，1998年6月在杭州召开。l 姚先国、郭继强，按劳分配新解：按劳动力产权分配，《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P388－391，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l 姚先国、郭继强，劳动力产权与劳动力市场，《深化企业改革和治理通货膨胀研究》，P102－110，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l 姚先国，全民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困境和出路，《回顾·探索·选择：1949－1989》（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P163－173，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里，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十一月十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专栏内，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己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中国人民知道了，在俄国，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出身于农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权，成立了“劳兵政府”。这个政府和迄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实行“最激烈之纯粹社会主义”。上述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初步了解，构成了当时所说的“俄国式革命”这一概念的内容。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新的希望。开滦煤矿的工人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一九一八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一九一八年夏，孙中山曾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成功，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这个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文章写道：“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他们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种认识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指出军阀、官僚、贵族等一切旧势力都将在群众运动的潮流中被淹没。李大钊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①。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到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培植革命力量。 不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上也有所改变。一九一八年三月，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同年十一月，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在一次集会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等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式，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中国人民。人们深切地感到要摆脱被压迫的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必须由人民自己起来“直接解决”。陈独秀以前是看不赵人民群众，也不注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这时他也看到了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他在一九一九年初发表的《除三害》一文大声疾呼，号召国民起来，去同危国害民的军阀、官僚、政客进行斗争，认为“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成运动。”①《每周评论》的某些文章也强调人民自己起来采取直接的行动，主张“叫民众亲自解决政治问题。”②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从十月革命的光辉实践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一九一八年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开始传播。在这一时期，李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在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按即马克思)为宗主的”。①他组织“马客士主义研究会”，集结了一些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文前的按语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有些报刊还先后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记材料。通过这些报刊的介绍，使更多一些的中国人开始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了初步的了解。 总之，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劳动保障，这本杂志是各地方人社系统都会定期订购的杂志，上面有时会刊登一些具体案例劳动仲裁属于档案类东西，内容只涉及当事双方，不可能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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